馬樹林：「善治」之善

　　1989年開始，「治理」迅速成為流行全球的一個學術概念。善治，也正在成為中國的治道之一。治理理論引進中國後，俞可平教授對其內容進行了一些擴充，在實踐中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在中國的善治理論中，按照俞可平教授所涉及和界定的範圍，善治的內涵實際上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用英文來表達已經不僅是good governance，而應該是good polity and good governance，良好的政體及其良好運行狀態、包括良好的行政治理，實際上涵蓋了整個政治體系的全部制度和運行過程。

　　善治理論在中國仍然具有巨大的發展空間。對於在中國的善治理論的內容和意義，本文也進行了一個整理和歸納。

　　1、善治的制度之善

　　目前中國政體中，國家基礎制度的建設和完善仍然是十分緊迫的任務。民主和法治也依然是善治的決定性因素。作為國家基礎制度的民主制度，如議會制度、新聞自由制度、選舉制度、結社制度等，皆需大力完善。法治方面，司法獨立制度、律師制度、違憲審查制度等，也需大力完善和創立。俞可平指出，「目前的狀態，善政依然有不可取代的地位，也是走向善治的關鍵。民主和法治也依然是善治的決定性因素。」

　　2、善治的過程之善

　　治理，是受政治行為主義思潮影響產生的政治學概念。「治理是一個比政府、國家、政體更寬泛的概念，它是正式的制度安排與公民社會的互動。另一個定義把它稱為『社會上各種因素髮揮力量、權威和影響的一個過程。」（《善治：以民眾為中心的治理》，知識產權出版社，2007年第一版，第8頁）

　　善治的主體可以分為三類：國家和政府各部門、公民社會各組成部分、市場機構。在善治中，政治實踐活動、政策的決定和執行過程由這些主體共同承擔，涉及到立法部門、司法部門、行政部門、廉政工作人員、審計人員、公司、地方團體、新聞記者、非政府組織、社會活動家、工會、地方精英、農民協會、群眾運動、婦女組織、政黨、軍隊以及國際組織等等。

　　俞可平認為，「善治的過程需要滿足十個標準：（1）合法性，（2）法治，（3）透明性，（4）責任，（5）回應，（6）有效，（7）參與，（8）穩定，（9）廉潔，（10）公正。這些善治的要素，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和諧社會的要素。」我們可以想像，如果在治理過程中這些要素都得到充分落實，確實可以形成一個好的社會。

　　3、善治的治道之善

　　現代政治文明可以歸納為七種治道：民治、吏治、法治、黨治、地方自治、社會自治、公民自治。現代民主通過民治的方式、吏治的方式、法治的方式、黨治的方式、地方自治的方式、社會自治的方式、公民自治的方式完成整個政治過程。七重治道各自健全，並相互耦合，就是善治。善治的過程顯現的是不同於傳統政治的治理之道。治理主體的種類和數量增加，市場、民主、協商所起的作用在增大，等級結構的數量在減少、作用在減弱。

　　七種治理方式，七重治道，各有各的規律。都有局限，都有鞭長莫及之處，就是失效之處，當互相補充、合理互動，才是善治。黨治有黨治之道，法治當有法治之道，各安其位，各盡其職，才有善治。

　　善治之道，一是形成橫向的網狀治道，七重治道皆合理髮達，橫向制約和相互協調，某一治理方式失靈，其他的就來填空和補充；二是擁有數條叢向治道。民治、吏治、法治、黨治都可形成自下而上或自上而下叢向治理關係，以多種方式分多個領域調整利益，化解繽紛複雜的社會矛盾。如此，形成的是一種立體的治道結構，而不是單一的從上到下的一條直線的管理方式。

　　4、善治的權力之善

　　權力是一把雙刃劍，既可為善也可為惡，對權力主體和權力客體皆是如此。如何對權力興利除弊，是政治的一個永恆主題。馴化國家的過程，就是馴化公權力的過程，使國家權力不再是一隻張著血盆大口四處覓食的野獸，而是變成為社會拉車的馬，或可以為人們貢獻肉食的豬等這些家畜。

　　善治之道涉及法的權力、公民個人的權力、政黨權力、立法權力、行政權力、司法權力、社會組織權力、地方權力等。各種權力既各有合理範圍又相互制約和協調，是良好制度和善治的核心內容。

　　在善治中，各種權力不僅受到法治、民主的規制，也不僅是以權力制約權力，而且出現了權力地方化和權力民眾化的現象。「從窮人和弱勢群體的角度來看，他們的大部分關注實際上主要在於地方。對於所有地方治理事宜，他們既有可行性也有興趣去拓展他們的局限和視野，使其直接影響地方政府，這可以通過個人或是他們自己的組織來實現。」（《善治：以民眾為中心的治理》，第117頁）。

　　5、善治的秩序之善

　　秩序是政治體系的職能和任務，國家通過對強制力的壟斷來維持秩序。秩序有好壞之分。好的秩序應該是民主、法治造成的和平、公平、正義的秩序。不好的秩序，是強制力的不正當使用，是壓制、暴力、不公正和罪惡。

　　一個政治秩序可以分解為三種結構：自由結構、民主結構、等級結構。共同體成員的權力均等，就是民主結構；在支配與被支配中，就是等級結構；不存在人為的支配與被支配關係，就是自由結構。這三種結構的數量和關係不同，就形成不同性質的社會秩序，生長秩序或者壓制秩序，即生長型社會或禁錮型社會。所有民主結構、自由結構、等級結構都要服從良法和公正的司法，使各種社會主體和政治主體無害良性生長。

　　善治是一個生長點多、生長力強、生長空間廣闊的政治秩序和社會秩序。在一個存在更多的自由單元和民主單元的秩序中，在一個等級結構服從民主結構的秩序中，社會的生長點多並具有更強的生長 力，社會價值物的生產效率高，所有社會主體的生長空間就更加廣闊。這構成了秩序的一個衡量標準。

　　政治秩序的好與壞，當然也可以是公平、正義、民主、法治的實現程度來衡量，善治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實現這些價值。我們還可以提出其他的衡量標準，比如，用道德含量、效率含量、文化含量的高低來衡量一個秩序的優劣，善治的道德含量、效率含量、文化含量都很高。這些標準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對治理的優劣程度得出同樣的結論。

　　6、善治的個體之善

　　衡量秩序還可以用另外一個標準：個體標準。個體生命的尊嚴、體驗、利益、生長，就是公共利益，應該是社會的最高價值和最高目標。政治就是要造成一種秩序，在這種秩序中，每個人可以享受尊嚴，不受歧視和侮辱，每個人享有權利和自由，可以有道德有效率地自由生長。每一個人的處境，都是衡量政治優劣的標準，都是衡量這個秩序好壞的標準。別爾嘉耶夫甚至認為：「一個人，即使是一個最無足輕重的小人物，他的死也比國家和帝國的滅亡更重要，更具悲劇性。」（別爾嘉耶夫《人的奴役與自由》，第123頁）

　　7、善治的價值觀之善

　　俞可平指出：「中國政治的新發展，體現著人類社會普遍的政治價值，從根本上說，支撐這些政治變革的普遍價值，就是自由、民主、平等和人權」，「在我看來，馬克思主義的最高命題或根本命題，就是』一切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

　　8、善治的理論之善

　　概而言之，善治是一個新的語言遊戲，對於中國具有理論之善。治理和善治理論對民主敘事、自由話語、統治之說、階級之爭、管理觀念等等理論和話語體系都有一定程度的創新或「顛覆」。但是，正如俞可平指出：「治理理論還很不成熟，它的基本概念還十分模糊」。

　　我們認為，正因為如此，治理和善治理論反而給中國學人留下了空間，可以在某些方面進行大膽創新，可以在本土化實踐中進行發展，可以嵌套一些次級的理論，甚至可以對「善治」中「善」一詞的涵義在形而上學或哲學層面進行規範。如此，對於發展中國學術、完善中國的意識形態、甚至中華文化的復興，可能都可以起到一些有益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