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克飛 ： 那場讓《紅樓夢》躺著也中槍的大批判

1954年10月16日，毛澤東寫下《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發給中央政治局主要領導及文宣系統主要負責人，提出對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進行批判的任務。

廣西師大出版社出版的《溫故》系列中，曾以《毛澤東領導批判「紅樓夢」，開建國後學術、政治鬥爭先河》為題記錄此事。

這個標題其實頗有漏洞，鬥爭哲學早已成為指導方針，政治鬥爭也非1954年才有的事，嚴格來說，應該是「開1949年後借學術觀點之爭大搞政治鬥爭的先河」。另外，毛澤東批的也非《紅樓夢》本身，而是針對俞平伯的紅學研究以及其背後的胡適——甚至可以說，胡適也只是個工具，毛澤東的真正目標是黨內（後文詳述）。

這幾天恰恰在讀楊奎松的《「忍不住」的關懷》，以張東蓀、王芸生和潘光旦為例，剖析1949年後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讀後頗多感慨。楊奎松提出了一個問題：後世的我們，常在書齋中慨嘆當年知識分子的軟弱，指摘他們當中某些人的不堪，但若換做我們，在那個信息封閉、舉國狂熱的年代，又是否能獨善其身？

我想，也許有人能做到，但太難了。在政治面前，個體往往無力，書生意氣甚至更是無用。如這場與《紅樓夢》有關的批判，其浩大聲勢與背後的政治險惡，確非知識分子所能抵禦。當時，不少知識分子對故交、老師胡適猛烈抨擊甚至謾罵，如此惡形惡狀，確實卑劣齷齪。但也有一些人，選擇點到為止，或應付了事，甚至還有極少數人選擇沉默，都已屬難得。

兩個「小人物」

事件的源起，是1954年九月號《文史哲》雜誌所發表的《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它》一文，作者李希凡與藍翎，批駁俞平伯的紅學研究。

《文史哲》雜誌是山東大學校刊，讓我感嘆的是，在1949年之前，山東大學有著極佳的傳統，其早期名為國立青島大學，校長楊振聲一度延攬大量名家，如梁實秋等，趙太侔接手後，亦延攬老舍、洪深等人，將該校打造為國內人文重鎮，在人文學科方面實力極強、威望極高。

1949年後，學校遷至濟南，黨委書記為華崗。華崗是資深革命家，中共元老，相比學術，其更重意識形態，也善於揣摩上意，其一手創辦的《文史哲》雜誌有著頗深的意識形態烙印。正因為能夠揣摩上意，華崗敏銳地認識到批判胡適學術的「迫切性」，早在1952年，就連續發表童書業的《「古史辨派」的階級本質》及楊向奎的《「古史辨派」的學術思想批判》，對胡適弟子顧頡剛及古史辨派猛烈抨擊。隨後又發表陸侃如的《紀念五四，批判胡適》，批判胡適「甘心做帝國主義和蔣匪幫的走狗」（可悲的是，上述三位作者原本都是風評甚佳的學者，而顧頡剛被批判後，也曾公開表示應分清敵我，認為「胡適是政治上的敵人，也是思想上的敵人。唯有徹底清除他散播的毒素，才盡了我們的職責」）。

在這場對「古史辯派」的打擊結束後，華崗又著手布局對胡適「紅樓夢辨」的打擊，這次，他所選中的是俞平伯。

當時，這本山東大學的校刊每期都會寄給山東籍的中央領導人，於是江青便見到了此文，轉呈毛澤東。

曾任毛澤東的衛士張仙朋回憶：「一九五四年，隨著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貫徹，社會主義改造深入開展……這年春天，毛主席來到了杭州。他經常考慮的一個問題，就是如何在思想文化戰線上開展批判資產階級的鬥爭……實際上，主席正在醞釀寫一篇重要文獻。不久，在這年十月十六日，他寫出了給中央政治局和其它有關同志的《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接著發動了一場批判資產階級唯心論的偉大鬥爭。」

張仙朋的這篇《為了人民》發表於1979年，浩劫餘波未盡，國家千瘡百孔，加之其個人認知局限，不免有些阿諛。不過，這句「在思想文化戰線上開展批判資產階級的鬥爭」倒是揭示了紅樓夢事件的本質。李希凡與藍翎的文章只是引子，甚至俞平伯也是引子，在大時代面前，小人物看似重要，實則只是棋子。

起初，李希凡與藍翎的這篇文章並未引起文宣系統官員們的重視，即使是周揚這種「久經考驗」，在各種政治變幻中翻雲覆雨之人，也一度對這篇由江青拿來的文章不以為然，甚至拒不刊發。很顯然，此時的文宣系統，壓根摸不清毛澤東的心理。

1954年9月底，《文藝報》終於轉載此文，資格極老的馮雪峰還加了編者按，其中寫道：「它的作者是兩個在開始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青年，他們試著從科學的觀點對俞平伯先生在《紅樓夢簡論》一文中的論點提出了批評……在轉載時，曾由作者改正了一些錯字和由編者改動了一二字句，但完全保存作者原來的意見。作者的意見顯然還有不夠周密和不夠全面的地方，但他們這樣的去認識《紅樓夢》，在基本上是正確的。」

這個看起來十分平淡的編者按，卻引起了毛澤東的極大不滿，他在這期《文藝報》上留下了批語，比如在作者署名邊上寫下「青年團員，一個二十三歲，一個二十六歲」，在「作者的意見顯然還有不夠周密和不夠全面的地方」這句話旁邊加註了「對兩青年的缺點則絕不繞過。很成熟的文章，妄加駁斥」，這句批語其實是個病句，不過意思很清楚，指馮雪峰對兩位青年過於苛刻，妄加駁斥，其實文章已經很成熟。當他讀到馮雪峰希望「大家繼續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們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時，批了一句「不應當承認俞平伯的觀點是正確的。不是更深刻周密的問題，而是批判錯誤思想的問題」。

不久後，馮雪峰被撤銷所有職務，1957年更是被打為右派，成為唯一被打為右派的長征幹部。他的命運當然不是一個小小的編者按所致，卻與整個批判事件直接相關。

也是在這次批註中，毛澤東已經暴露了自己意圖：當時，李希凡與藍翎在文中還引用了俞平伯的一段話，「原來批評文學的眼光是很容易有偏見的，所以甲是乙非了無標準。即麻油拌韭菜，各人心裡愛。」毛澤東對這句話的批註是「這就是胡適哲學的相對主義即實用主義」，這句話實則已宣告了俞平伯的悲劇命運，無非時間問題。

在文章最後，毛澤東針對「俞平伯先生這樣評價《紅樓夢》也許和胡適的目的不同，但其效果卻是一致的。即都是否認《紅樓夢》是一部偉大的現實主義傑作，否認《紅樓夢》所反映的是典型的社會的人的悲劇，進而肯定《紅樓夢》是個別家庭和個別的人的悲劇，把《紅樓夢》歪曲成為一部自然主義的寫生的作品。這就是新索隱派所企圖達到的共同目標。《<紅樓夢>研究》就是這種新索隱派的典型代表作品」這樣一段話，留下了「這裡寫得有缺點，不應該替俞平伯開脫」的批語。

目標真的是胡適嗎？

然後，便是10月16日的《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全文如下：

「駁俞平伯的兩篇文章付上，請一閱。這是三十多年以來向所謂《紅樓夢》研究權威作家的錯誤觀點的第一次認真的開火。作者是兩個青年團員。

他們起初寫信給《文藝報》請問可不可以批評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們不得已寫信給他們的母校——山東大學的老師，獲得了支持，並在該校刊物《文史哲》上註銷了他們的文章駁《<紅樓夢>簡論》。問題又回到北京，有人要將此文在《人民日報》上轉載，以期引起爭論，展開批評，又被某些人以種種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黨報不是自由辯論的場所』）給以反對，不能實現；結果成立妥協，被允許在《文藝報》轉載此文。嗣後，《光明日報》的《文學遺產》欄又發表了這兩個青年的駁俞平伯《<紅樓夢>研究》一書的文章。

看樣子，這個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三十餘年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鬥爭，也許可以開展起來了。事情是兩個『小人物』做起來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並往往加以攔阻，他們同資產階級作家在唯心論方面講統一戰線，甘心作資產階級的俘虜，這同影片《清宮秘史》和《武訓傳》放映時候的情形幾乎是相同的。被人稱為愛國主義影片而實際是賣國主義影片的《清宮秘史》，在全國放映之後，至今沒有被批判。《武訓傳》雖然批判了，卻至今沒有引出教訓，又出現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論和阻攔『小人物』得很有生氣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落款後還加了一句：「俞平伯這一類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當然是應當對他們採取團結態度的，但應當批判他們的毒害青年的錯誤思想，不應當對他們投降。」

對於此信的首批閱讀者，毛澤東定為「劉少奇、周恩來、陳雲、朱德、鄧小平、胡繩、董老（董必武）、林老（林伯渠）、彭德懷、陸定一、胡喬木、陳伯達、郭沫若、沈雁冰、鄧拓、袁水拍、林淡秋、周揚、林楓、凱豐、田家英、林默涵、張際春、丁玲、馮雪峰、習仲勛、何其芳諸同志閱。退毛澤東。」

信雖不長，「內涵」不少。首先是對兩個「小人物」的肯定，然後是對黨內「不夠合作者」（很難找到「不合作者」，只有「不夠合作者」）的批評，並上綱上線，將之視為「同資產階級作家在唯心論方面講統一戰線，甘心作資產階級的俘虜」，進而向「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三十餘年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宣戰，同時還翻了舊賬，搬出了之前的《武訓傳》。至於對俞平伯的評價，則是二元對立思維的體現。

但要搞清楚的是，批判的終極目標真的是胡適和所謂資產階級唯心論嗎？當然不是，胡適遠在海外，看不見摸不著，又不會傻到跑回來供你開批鬥會專用，所謂的幾百萬言批判胡適材料，全屬隔空發炮，用如今的話來說，就是「單方面宣戰，單方面宣布勝利」。一個畢生拿政治鬥爭當飯吃的領導，不會意淫當有趣。

其實，真正的目標在黨內：那些不夠聽話的、不夠合作的人。事件的後續走向深刻證明了這一點，一直崇毛並善於揣摩上意的周揚被打倒，在延安時代曾受寵的丁玲被打倒，黨內大量曾經「上進」的知識分子被打倒，都說明了毛澤東的終極目標。正如孫玉明所說，「這些文化界的思想混亂和不聽指揮的現象，是導致毛澤東發動大批判運動的主要原因。」

而這種對知識分子的打擊，實則與之前的思想改造運動，之後的反右、文革一脈相承，都是對獨立思考的抨擊。如周揚這種實則並不具有多少獨立性、甚至堪稱文宣系統「老忠臣」的人物都被打倒，那麼真正知識分子的命運可想而知。

「小人物」情結

要留意的是，毛澤東的行事策略，也與其一向的心理狀態有關。他對李希凡與藍翎這兩個年輕人的欣賞，實則與之後對紅小兵的利用如出一轍，在他看來，「小人物才能辦大事」。而這種小人物情結，從他的圖書館管理員生涯便已開始。他曾回憶自己在北大圖書館的遭遇：

「每月有八元錢。我的職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可是對他們大多數人來說，我這個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來閱覽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運動頭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羅家倫等等，我對他們極有興趣。我打算去和他們攀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話……那時候我也遇見了胡適，我去拜訪他，想爭取他支持湖南學生的鬥爭。」

對於這段自述，學界和民間都常常引用，作為毛澤東心理狀態的佐證。他一生以「被壓迫者」的代言人自居，對富人、知識分子始終輕蔑，包括1949年後常常以「官做大了」之類的語言批評自己的「老戰友」們，並以身份、知識和貧富來判斷善惡，最終發展成「知識越多越反動」，並非偶然，既是其個人心理的反應，也是迎合民粹的需要。

其間，毛澤東還曾批評周揚，認為「有人說，一受到批判，就抬不起頭；總有一方是抬不了頭的，都抬頭，就是投降主義」，「不是沒有警覺，而是很有警覺，傾向性很明顯，保護資產階級思想，愛好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仇視馬克思主義。」

就像1949年後的許多政治運動一樣，這場批判的展開極其迅速。10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應該重視對〈紅樓夢〉研究中的錯誤觀點的批判》，表示要清算俞平伯的「錯誤觀點。10月24日，發表李希凡、藍翎的又一篇文章《走什麼樣的路？——再評俞平伯先生關於<紅樓夢>研究的錯誤觀點》，認為所謂胡適學術，實則是阻撓馬克思主義在青年中的傳播，把他們蒙著眼睛牽著鼻子走向「國故」堆里去，脫離現實，避開階級鬥爭。之後，《人民日報》又發表《質問〈文藝報〉編者》一文，矛頭直指《文藝報》和馮雪峰。

此後，各種批判會可謂如火如荼。僅文聯、作協主席團的聯席擴大會議，從10月31日至12月8日就召開了八次，中宣部也連續多次召開部務擴大會議，由陸定一主持，批評《文藝報》與馮雪峰，中國作協也召開機關支部大會，批評陳企霞、丁玲和馮雪峰。

當俞平伯寫下檢討後，這個最初的靶子便逐步淡出，取而代之的是遠在海外的胡適。中科院和中國作協舉行聯席會議，組成以郭沫若為主任的批判胡適思想的委員會，從1954年12月底到1955年3月召開了21次會議，集中批判胡適，此舉亦蔓延至全國，還編成八冊《胡適思想批判》，達200多萬字，由三聯書店出版。

可不可以選擇不作惡？

如今看來，對胡適的大批判，幾乎可以視為人品、風骨展示大會。知識分子們在這一事件中的表現，基本與他們之後在反右、文革等歷史階段的表現相一致。

在此次事件中，最為賣力的當屬郭沫若。他曾對《光明日報》記者表示：「胡適的資產階級唯心論學術觀點在中國學術界是根深蒂固的，在不少的一部分高等知識分子當中還有著很大的潛勢力。我們在政治上已經宣布胡適為戰犯，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胡適還是學術界的『孔子』。這個『孔子』我們還沒有把他打倒，甚至可以說我們還很少去碰過他。」此後，他又表示：「胡適這個頭等戰爭罪犯的政治生命是死亡了，但他的思想在學術界和教育界的潛在勢力是怎樣呢？」

這種單方面宣布胡適為戰犯的扣帽子行為，似乎不值得胡適一曬，但卻是郭沫若本人的生平縮影。

此外，王若水、沈尹默和李達也大批量撰文，史學家侯外廬更是積極，有一篇五萬多字長文問世，還擺出了嚴謹的學術姿態，為文章加了百餘條注釋。胡適弟子、紅學家周汝昌也批判胡適，稱之為「妄人」。

至於胡適本人，他完整讀過各種關於他的批判材料。以他一向容忍的性格，對老友們的「倒戈相向」大多表示理解。但也有極少數例外，比如早年在北大陳獨秀事件中便曾與胡適有分歧的沈尹默，便是胡適極為鄙視的對象，留下了「全篇扯謊！這人是一個小人，但這樣下流的扯謊倒罕見」的批語，以他的脾氣，如此言辭可算是平生難得的激烈。對王若水的上綱上線，他留下了「我讀了毛骨悚然……（這種思維）可以陷害多少人，可以清算多少人」的批語。

但在這種集體癲狂中，仍有不同流合污者存在。比如早年曾與胡適有過爭論的梁漱溟，此時雖境遇不佳，卻仍未「積極將功補過」，絕不落井下石。學術深厚的陳寅恪也選擇了沉默。1949年後，這幾乎可算是留守大陸的知識分子中僅存的風骨。

對於這場以知識分子為主導的大批判，後世許多人都恨其不爭，並將之視為知識分子墮落的佐證。如果說土改、文革時，普通民眾的瘋狂甚至嗜血，都有其認知狹隘的一面，有民粹主義的基因作祟，那麼知識分子們幾乎毫無抵抗力的表現，則更令人失望。尤其是那種未批判時個個無聲，批判一開始個個都成為明白人的一窩蜂架勢，實在可憎。

也有人認為，知識分子們的批判實屬無奈，因為他們早已失去了反對或者沉默的權利。對此，我亦表示贊同。但不可否認的是，確乎有那麼一群人品極為卑劣的人，每次政治運動中都有他們的身影，以犬儒人格作為保命工具甚至進步階梯。胡適的「區別對待」，並非無的放矢，否則，他不會寬容大多數，卻對郭沫若未曾一曬，對沈尹默和王若水表示不屑。

這裡就引出了一個老話題：如果時代不允許你向善，那你可不可以不作惡？

有位新聞人曾說，可以不說真話，但絕不說假話。此語顯得無奈，卻可算是在無新聞自由時代恪守良知的表現，其背後不過是兩個字：底線。

在政治運動中亦是一樣，被迫說假話不奇怪，但應付了事、隱存善意，跟上躥下跳的醜態是兩回事。

哪怕在最黑暗的時代，你也可以選擇不作惡。

1979年後，不少知識分子曾有所懺悔。周汝昌在《我與胡適先生》中委婉表達了歉意，才華橫溢的史學家周一良當年在大批判中認為胡適與伯希和的交往「表現出胡適的反動政治立場，資產階級學術思想，以及思想感情無一不是和帝國主義熔成一氣了」，文革時更是積极參与「梁效」撰文，甚至有「幾十年前古典文獻的訓練，今天居然服務於革命路線，總算派上用場」的無恥之語，搏來罵名。

1990年，他寫下《追憶胡適之先生》，表示懺悔。2001年，他又寫道：「批胡運動開始時，我們這些舊知識分子摸不著頭腦。我心裡想，將來還會見面，自己的批判應該有根據，以理服人，不宜亂說。後來運動日益擴大，各種各樣的論點都出來，也就顧不得許多了……這種做法就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就在這篇文章中，我還荒謬地指責費正清是美國特務，『文化革命』中我自食其惡果。」但這些懺悔，實則並不深刻，亦相當隱晦。何況，還有更多的人，始終未曾發聲，直至死去。

悲劇的是，在大批判中積極主動的知識分子們，並未就此安全，在之後的反右和文革中，他們又陷入了整人與被整、打倒別人與被人打倒的循環。最明顯的例子要算是前文提到的華崗，他掌舵的《文史哲》雜誌可算是這場大批判的引子，此後表現亦十分積極，卻未能夠藉此領功，反而最早「蒙難」，1955年在「批判胡風文藝思想運動」中被打倒，入獄十餘年，出獄一年後病死（1972年）。

「批判胡風文藝思想運動」是在對胡適的大批判之後。胡風作為老資格左翼文人，與胡適其實全無交集，但在那個時代，「二胡」卻被強行拉扯在一起，各種批判會都將二者並列。在牽強附會方面尤為老辣的郭沫若更是有如此總結：「胡適和胡風在外表上是有所不同，他們一個公開地販賣著美國貨，一個走私地販賣著日本貨，然而貨色是一樣的。他們在本質上的一個共同點便是想用資產階級的主觀唯心論來奪取領導地位。他們想解除我們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武裝，叫我們失掉思想立場，失掉工作方向，向帝國主義和買辦資產階級繳械投降。」

行文至此，想起郭沫若那兩個在文革中喪生的兒子，為之一嘆。

政治干預學術是傳統

杜敏曾說，延安整風運動樹立了一個以政治運動形式來解決思想問題的範例。這樣，運用群眾性運動來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成為一種慣性，一種程式。此言不虛。

這種慣性，貫穿於這幾十年的政治生態中。或者還可以倒過來說：通過在文藝、學術等領域的介入，以達到某種政治目的，也已成為一種慣性，一種程式。

換言之，事事皆政治。

前文說過，這場運動實則是毛澤東針對黨內「不夠聽話者」的運動。類似的運動，從延安時代開始便已不少，但這一運動還是有著獨特性及其深遠影響。在這場運動中，「不同學術觀點爭論」這一學術界的常事被意識形態化，並成為常態，政治正確成為學術研究的第一甚至唯一要素。對學術文章的斷章取義、上綱上線，都是反右和文革的一次預演。正如宋廣波所說，「這是一場政治運動而非學術批判，其本質是政治人物藉助學術推行思想運動。運動自始至終都體現著學術失落的實質。

在大批判的過程中，充斥著人身攻擊、惡語辱罵、造謠誹謗，被批判者則只有被動挨打的分兒，而無反批評、申訴的權利，而且還要假裝虔誠地表示：願意接受批判，甚至是『自相戕戮自張羅』。」陳輝則稱之為1949年後「第一場納入政治軌道的學術批判運動，不僅是現代中國學術的肇始，也是學術政治化的發軔；不但對其後紅學的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而且對哲學、社會科學等學術品格的影響皆是至為深遠的。」

半個多世紀後，胡適早已重回人們的視野，甚至因「民國范兒」的流行成為某種象徵，那個時代的大陸知識分子們也大多蓋棺定論。但泛政治化的陰影，似乎仍未消散。

後記：

寫此文時，不幸讀到幾段近二十年間的文字資料。之所以用「不幸」一詞，是因為這些文字與當年許多對胡適的謾罵一樣，失去了底線——「首先是（這場運動的）積極影響，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在多樣化的思想文化中確立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新中國的成立標誌著舊的國家機器已經被打碎， 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也必然需要在意識形態領域確立自己的統治思想，即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而通過對胡適思想的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影響已很大程度的被減弱。」

「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對《武訓傳》的批判；對梁漱溟思想的批判；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觀點的批判引申出來的對胡適派思想的批判；對胡風文藝思想的批判。五個步驟，一個宗旨，就是解決文化現狀與建設社會主義文化不相適應的問題，核心是確立馬克思主義在整個文化思想領域的指導地位，並把它普遍地推行和落實到社會主義文化創造的實踐當中。」

墮落的知識分子，任何時代都有。

（責任編輯：楊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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