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孩子真的不必追

對孩子真的不必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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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可　　透過朱自清「晶瑩的淚光」，讀者也「看見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馬褂的背影」了。這個背影，國人已凝眸整整九十年。躍然紙上的，既有親情的溫存，更有兒女對父愛母愛之感念。成長於「非孝」思潮的五四青年所體悟的「真孝」呼之欲出。　　而這個背影，近一個世紀以來，依然煢煢孑立。當下，頻頻閃現在文學作品中的卻是兒女的背影，由父母慈眸久久撫摸，卻遲遲不忍送別。「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謂父女母子一場，只不過意味著，你和他的緣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斷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漸行漸遠。你站立在小路的這一端，看著他逐漸消失在小路轉彎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訴你：不必追。」雖言不必追，身為人母的龍應台卻以文字代替腳步。從龍應台的《孩子你慢慢來》、《親愛的安德烈》和《目送》，再到周國平的《寶貝，寶貝》，直至池莉的《怎麼愛你也不夠》、《來吧孩子》和《立》。父母對子女緊追不捨，業已常態化與時尚化。　　這種單向度的親情宣言，龍應台書寫得淋漓盡致。每次過馬路，耄耋父親仍下意識地牽住中年女兒的手。女兒說，爸，我已經四五十歲了，不用牽我的手了。別無二致，當龍應台手牽18歲兒子過馬路，在德國長大的兒子避之若浼，我不再是你的小乖乖了。當然，每個人，不管年有多長，在父母面前仍為孩子。對於父親執意送行，當年的朱自清亦坦言：「其實我那年已二十歲，北京已來往過兩三次，是沒有什麼要緊的了。」讓子女主動牽起父母的手，這不啻為良策，卻難乎其難。　　上海交通大學年初為學子送去一份別樣的迎新賀禮：一道計算題。這份作業，看似為理工生量身訂製，卻被視作「史上最難期末考題」。該題假設，父母對子女的愛以每天一公里來計算，那麼，父母對子女、子女對父母的愛總共各是多少？每天一公里，一年便365公里。從出生（平均生育年齡28歲）直至父母離世（平均壽命85歲），與父母相處的時間應為57年。57乘以365公里，父母傾注於子女的愛就是20805公里。然而，子女回饋於父母的愛，因求學、立業、成家、育兒以及應酬、社交、閑暇，開平方無數次，最後僅剩區區一公里。愕然！慨然！恍然！　　2014年上海市民親情觀念調查顯示，對於父母生日，67.2%知曉，11.3%只知其一，21.5%渾然不知。而僅有2.3%父母對子女生日記憶模糊。一公里的反哺，雖為社會轉型期生存壓力之使然，卻更是家庭教育缺失之必然。去年年底發布的《2014中國城鄉家庭教育現狀白皮書》指出，37.82%的家長不懂教育方法，並把家庭教育視為中國父母最大的知識「短板」。白皮書同時發現，89.09%的家長能意識到，孩子出現問題，根源在於父母。顯然，無知並非病灶。　　言及親職，嬌慣往往為眾矢之的。中國預防青少年犯罪研究會主持的「全國未成年犯抽樣調查」結果，聞者震詫：孩子步入歧途，父母的管束與放縱皆為最重要原因，且前者更甚於後者。父母對孩子的管控越嚴壓抑越重，孩子以極端形式的逆反幾率就越大程度就越強。在壓制與反制的親子博弈中，敵意逐漸取代親情。有高達42.3%的未成年犯表示「恨過自己的父母」。其緣由依次為：「不理解我」（50.7%），「不關心我的心理感受」（46.6%）；「不讓我做自己想做的事情」（45.6%），「經常打罵我」（34%），「強迫我做不願意做的事情」（29.4%），「生活上不管不問我」（28.7%），「父母總鬧矛盾影響我」（25.9%），「我有困難不幫我」（13.4%），「溺愛我」（5.8%）。對照組憎恨父母的比例雖減半（24.7%），排列前三的緣由卻與未成年犯保持驚人一致。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近期展開的家庭教育狀態調查所獲數據支持上述結果。家長最關心孩子的健康安全（65.95%）與日常學習（53.58%），興趣愛好（19.47%）與情緒情感（11.93%）的關心度最低。大幅落差盡顯舐犢之扭曲。傷害，以嚴父慈母的名義。　　父母履行兩大天職：養育與教育。養不教，父之過。「木壽且孳」，概因園丁「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樹人與樹木同構。然而，「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人「之性日以離矣」。在《種樹郭橐駝傳》中，柳宗元嘆道：「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仇之」。　　「所生的子女，固然是受領新生命的人，但他也不永久佔領，將來還要交付子女，像他們的父母一般。只是前前後後，都做一個過付的經手人罷了。」魯迅1919年寫下的《我們怎樣做父親》如是說。正是「聖人之徒」作踐人類天性，把撫養子女視作「放債」，「抹殺了『愛』，一味說『恩』」，由此「責望報償，以為幼者的全部，理該做長者的犧牲」，最終「播下乖剌的種子」。在魯迅眼中，「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但既已分立，也便是人類中的人，因為即我，所以更應該盡教育的義務，交給他們自立的能力；因為非我，所以也應同時解放，全部為他們自己所有，成一個獨立的人。」一言蔽之，「父母對於子女，應該健全的產生，儘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　　在1932年6月28日致增田涉的信件中，魯迅自謔道：「我為這孩子頗忙，如果對父母能夠這樣，就可上『二十五孝』了。」身為「過付的經手人」，魯迅忙於接待作為家庭「過客」的孩子，忙於引導孩子回歸自己，忙於為親子的最終分離做準備。父母唯有把親職之使命指向親子分離，「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於孩子而言，分離則可生成一股洶湧澎湃的成長驅動力，所向披靡。如紐約學者法伯（AdeleFaber）和瑪茲麗施（Elaine Mazlish）在其風靡一時的著作《解放了的父母，解放了的孩子》所言，父母獲得「解放」，而後孩子才能真正意義上的「解放」。這是雙重意義上的解放。唯有解放，親子之情方可醇釅。　　還是1919年，胡適長子祖望出生。胡適隨即寫下《我的兒子》：「譬如樹上開花/花落偶然結果/那果便是你/那樹便是我/樹本無心結子/我也無恩於你/但是你既來了/我不能不養你教你/那是我對人道的義務/並不是待你的恩誼/將來你長大時/莫忘了我怎樣教訓兒子/我要你做一個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順兒子」。取名雖蘊含光宗耀祖之意，胡適卻矢志扮演「過付的經手人」。　　橫穿人生這條馬路，需父母放得下，子女才跨得過。而如今，父母在過度教育中製造揮之不去的「成長的煩惱」，自己還被「因襲的重擔」壓彎了腰，被「黑暗的閘門」蒙蔽了眼，作繭自縛。　　父母，過付的經手人，如是而已。惟此，子女的反哺之旅才不至於僅剩一公里；惟此，朱自清的《背影》的深情才不至於響應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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