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瑞金：政治體制改革需要有「壯士斷腕」勇氣

　　周瑞金這個名字對大多數民眾可能還有些陌生，但更多的人聽說過「皇甫平」。上世紀90年代，當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正在「姓社姓資」爭論旋渦中徘徊不前時，時任《解放日報》副總編輯的周瑞金主持撰寫了署名「皇甫平」的系列評論，力挺改革開放，揭開了第二次解放思想的序幕。周瑞金也因此被稱為「改革辯護士」。現今，改革進入深水區，在社會政策和體制層面推進乏力，中國改革亟待破局，作為「改革闖將」的周瑞金再次發聲。

　　經濟、社會、政治改革要「三步走」

　　《中國經營報》：今年的「兩會」之後，推進改革的共識重新凝聚， 經濟改革之後，政治制度改革成為焦點。你曾經提出，與經濟發展分步進行一樣，中國改革進程也有一個三步走的問題，2010年到2025年的重點是社會體制改革。

　　周瑞金：上世紀80年代初，鄧小平提出了「三步走」 基本實現國家現代化的發展戰略，這一戰略目標清晰而明確，而我們的改革與發展「三步走」戰略並沒有對應的步驟。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鮮明地提出，要進一步推進全面改革。現在看來，中國的改革也需要一個「三步走」的路線圖。

　　我認為，改革要分經濟體制、社會體制、政治體制三步走(文化體制改革融合其中)。第一步是1978年啟動改革開放到2004年，用大約25年左右時間，以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著重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現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向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2004年以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定》為標誌，宣告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基本確立，還需要一段時間來深化、完善。就在這次全會上中央提出科學發展觀，強調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表明改革開放進入以社會體制改革和社會建設為重點的階段。

　　這個階段，需要花大約15年到20年左右時間，如果從「十二五」規划算起，大約用三個五年規劃，到2025年左右基本可以完成。「十二五」期間正是啟動社會體制改革的關鍵階段。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國民收入分配，建立社會保障體系，發展社會事業，切實解決民生問題，是「十二五」規劃編製的重點內容。這也是社會體制改革和建設的主要要求。所以，推進社會體制改革，就是中國的一場「社會進步運動」，解決30年來改革開放特別是經濟體制改革所積累起來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從這個角度說，社會體制改革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既承接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完善的任務，又為政治體制的改革創造更為良好的社會環境和條件。

　　當然，社會體制改革也包含著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比如要推進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構建公民社會等。其實，第一步的經濟體制改革中，也包含有政治體制和社會體制改革的內容；第二步社會體制改革中，也包含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推進；第三步以政治體制改革為重點，也包含著經濟體制和社會體制進一步的完善和發展。總之，改革要分「三步走」，經濟、社會、政治三大體制改革是互動的，互相配合、相互促進的。

　　需要「第三次思想解放運動」

　　《中國經營報》：深圳經濟特區成立30周年之際，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到深圳考察時曾表示：「不僅要推進經濟體制改革，還要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就會得而復失，現代化建設的目標就不可能實現。」如果說改革「三步走」涉及社會、經濟、政治三大體制改革彼此互動，那麼社會體制改革和建設的任務主要是什麼？

　　周瑞金：我認為，社會體制改革和建設主要應完成三個方面的任務：第一，建立一個有效的社會保障體系，從制度層面解決民生問題。切實解決民生問題，需要把我們的財政預算從行政財政變為民生財政。

　　第二是構建一個合理穩定的社會結構。主要是推進城鎮化，轉移農業剩餘人口，壯大中產階層。實現非農產值比重佔到85%以上，城鎮人口佔總人口50%以上，非農從業人員上升到70%以上的目標。

　　第三是要培育一個「三元構架」的成熟的公民社會。首先是政府公權力這一元要歸位，政府不能搞全能主義，統包整個經濟社會事務。改革的目標是建立一個有限的政府，公共服務型的政府。政府主要政務是調節經濟、監管市場、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這既是社會體制改革，又是政治體制改革。

　　其次是社會組織的發育，保障基層的自治權利。比如鄉村自治、社區自治等，社會問題要讓社會民眾來管理，形成廣大公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的社會自治制度。按照發達國家的統計，每百人就應有一個社會組織，而我們國家有13億人口，據統計2008年年底全國登記註冊的社會組織有41.4萬個，相當於3115人才有一個社會組織，與工業化國家相差30多倍。因此，中國各種商會、協會、學會、基金會、志願組織、維權組織、慈善組織等這些社會組織還要進一步發展，政府要推動、協助、保護這些社會組織的發展，而不要視為對立的、異己的力量。

　　此外，以公有制、非公有制企業，以及個體工商戶為主體的市場一元，要充分保證其資源配置的權利，盡量減少政府直接干預企業，真正實現政企分開、政事分開、政資分開、政府與中介分開。對經濟的宏觀調控主要是靠經濟手段，而不是行政手段，防止以宏觀調控為名干涉微觀經濟，讓創造財富的市場主體發揮更大更好的作用。以政府公權力為主導，把社會自治權利和市場資源配置的權利落實好，使社會三元構架各得其所，相互配合，相互協調，形成和諧的公民社會。

　　《中國經營報》：社會體制改革需要一系列制度作為配套，有什麼具體途徑實現你上述所談的各種任務呢？

　　周瑞金：我認為當前急需建立以下制度：

　　首先要建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利益均衡制度，這是解決社會矛盾和衝突的根本途徑。建立這個制度要配合建立六個方面的機制，比如，其中最重要的是信息獲取機制——保證公眾知情權，即有閱覽卷宗、參與聽證等的權利，讓公眾及時了解事關自身利益的公共事務與公共決策，在第一時間就能保護自身權益。其他還有利益凝聚機制、訴求表達機制、施加壓力機制、利益協商機制、調解與仲裁機制等等。

　　其次要把國民收入的記錄製度建立起來。一些西方發達國家在沒有計算機、沒有互聯網的情況下，靠手工抄卡片就將這個制度建立了起來。這個人一年收入是5萬元，那個人一年是200萬元，收入清楚就好辦。200萬元收入的就按照200萬元的標準納稅，5萬元收入的就按照5萬元的標準納稅。納稅之後，政府給這兩個人一人一份社會保障，我覺得這樣的情況就比現在好得多，這時即使貧富差距大一些，大家也可以忍受，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們有了解決這個問題的可能性。因為有了這樣的制度，貧富分化就由不可治理的狀態轉變為可治理的狀態。

　　最後就是規範現金管理制度。這是世界上所有發達國家、相當的一部分發展中國家都在普遍實行的制度。沒有這個制度，腐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不可治理的狀態，用制度化的方式是沒有辦法發現腐敗的。比如買官賣官，某某需要將50萬元送給某某，怎麼送呢？晚上吃了飯將這50萬元往旅行袋裡一裝，自己開車給他送到家裡去。用制度化的方式怎麼會發現這種情況呢？如果有了規範的現金管理，那就不一樣了，提款機有攝像頭，消費要簽字，即使簽假名字，筆跡也是他的。到處都有記錄，都有蛛絲馬跡，這樣才會轉入可治理狀態。

　　所以，這三個制度一建立，就能比較好地解決社會矛盾、社會衝突與官員腐敗的問題。這就是社會體制改革中要做的基礎制度或基礎秩序的建設。

　　《中國經營報》：政治體制改革一直是大家比較關注的熱點，你剛才提到的很多配套機制的實施，比如改革民生、現金管理，如果沒有政治體制改革作為基礎，估計推廣也有難度，很多人也強調不能以民生取代民主。對於改革的看法，你近些年好像有些轉變，從以前強調要推進政治體制轉變到全面推進各項改革，這種轉變是為什麼？

　　周瑞金：從我個人而言，確實存在一個轉變，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的時候，我曾經提出過以政治體制改革為中心，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四位一體」的體制改革的意見。當時為什麼提以政治體制改革為中心呢？是因為現在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已經涉及到了政治體制改革了，尤其是法治的完善，這其實也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至於社會體制、文化體制的改革，本身也包含有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所以，四位一體的改革要以政治體制改革為中心。

　　今天為什麼提出全面改革「三步走」，這是因為考慮到不同階段重點不同的問題。第一階段以經濟體制改革為主，這是大家的共識。但現在的社會矛盾暴露很多，如果不推進社會體制改革和社會建設，不解決民眾關注的民生問題，就會影響到經濟、政治體制改革本身。同時，在社會矛盾多發的情況下，如果突出政治體制改革，而社會基礎、公民素質沒有準備好的話，政治體制改革很可能出現不穩定的狀況。

　　在基本完成社會體制改革之後，大體到2025年，我們有條件用25年左右時間推動以政治體制改革為重點的改革，努力建設經濟富強、憲政民主的國家，建設法治文明、自由發展的社會。中華民族的復興，不僅體現在經濟總量的增長上，還要體現在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上，以及社會財富的公平分配上，要建立一個大家都有幸福感和滿意度的和諧社會，人人能享受充分的政治自由和民主，人權和私人產權得到充分保護，社會真正進入一個民主、和諧、幸福、法治的發展階段。這應該是21世紀中葉實現的目標。這樣就跟鄧小平提出的發展「三步走」戰略配合協調起來了。

　　《中國經營報》：關於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最近結束的十七屆五中全會取得了原則性共識，你如何看待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時機和核心問題？

　　周瑞金：改革30年來，我們喪失過多次推進政治體制改革良好的機會。我認為，政治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就是改變執政黨的執政方式與領導方式，調整執政黨與民意機關、政府機關、司法機關之間的關係。

　　執政黨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制度要完善起來。協商民主與直接民主互動，監督和制衡體制健全完善，黨內民主風氣活躍，社會思想文化更加多元，輿論更加自由開放。四大基本政治制度(人大、政協、民族區域自治、社會基層自治)的改革要配合推進。以政協為例，民主黨派的參政、議政、督黨，要有法律規範，多黨合作的活動及民主黨派人士的啟用要有更大空間。總之，通過改革建立現代執政黨的執政理念和制度，改變傳統的執政方式和領導方式，保證既能體現黨的領導，又能體現人民當家做主。黨的領導和人民當家做主都統一在依法治國、憲法民主之下。這必然需要迎來第三次思想解放運動。

　　政治體制改革，是自己改自己，政府改政府，官員改官員，所以相對經濟體制、社會體制改革而言政治體制改革更困難一點，需要有「壯士斷腕」的勇氣，要有自我改革的決心和獻身精神。

　　周瑞金

　　生於1939年10月，浙江平陽縣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導師。1962年從復旦大學新聞系畢業分配到《解放日報》，後主持《解放日報》工作，1993年調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1991年以「皇甫平」的筆名，主持撰寫《改革開放要有新思路》等四篇評論文章，引起海內外廣泛反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