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塵的武士」：赫伯特·奧托·吉勒 出身自邪惡的黨衛隊，但被後人稱為「與意識形態根本無涉、完全非政治化的純粹軍官」，進攻中侵略性十足、防禦中堅守不退、危機中鎮定自若、戰術運用中機動靈活的武裝黨衛軍名將吉勒。
圖12-1 第12位鑽石騎士最高戰功勳章獲得者吉勒黨衛軍將軍(獲勛時間1944年4月19日)
1941年7月創設的「鑽石雙劍橡葉騎士鐵十字勳章」，曾被納粹德國視為表彰非比尋常的戰場勇敢行為和成功指揮的「終極勛飾」。儘管此後的戰火愈演愈烈，但這一最富盛名的德國軍事榮譽直到二戰結束前也只頒授給過27名軍人。大兮文化公眾號（zvencn）將以這27名軍人為主題，試圖以圖傳的方式勾勒出他們的傳奇人生和戰場經歷。他們中既有競相突破空戰里程碑的超級飛行員，也有隱伏於印度洋和地中海的王牌潛艇艇長；既有以戰役勝利苦撐帝國危局的統兵將帥，又有憑藉戰術成功躍上軍旅之巔的裝甲指揮官；儘管成長經歷各不相同、戰後命運大相徑庭，但他們的戰時經歷無一例外地豐富多樣，他們的傳奇、故事和傳說，時至今日仍回蕩於眾多的軍人、戰史研究者與愛好者之間。他們效力的固然是一個邪惡的政府、參與的也是一場非正義的侵略戰爭，但從純軍事角度來看，這些軍人無疑構成了戰爭史上獨具魅力的一個人物群體。 「……被希姆萊大筆一揮就從警察頭子或典獄長變成野戰指揮官的那些人……並不能代表武裝黨衛軍的本質。影響更深遠的還是統領過SS-VT那些旗隊的前國防軍軍官，是豪塞爾、施泰納、吉勒、比特里希和開普勒這些人。如果說武裝黨衛軍有時與國防軍難以區分，這也在很大程度上是這些人的努力所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家施泰因 (Georg Stein) 納粹德國的黨衛軍將領大致上可分為三個群體。第一個群體是以迪特里希和艾克 (Theodor Eicke) 等為代表的、1920年代就追隨希特勒東拼西殺的元老。迪特里希和艾克都是希特勒信任的老警衛和保鏢，前者是「希特勒警衛旗隊」師創始人，1944年時官至黨衛軍第6裝甲集團軍指揮官；後者則是「骷髏」師的奠基人，1930年代末就是第三帝國可怖的監獄與集中營系統的首腦。這兩位「長刀之夜」的親歷者，都熱衷於在最前沿頻頻露面，或提著手槍親自指揮突擊隊和小型戰鬥群，或與基層官兵交換戰鬥故事、噓寒問暖。他們都不是優秀的戰術家，也都存在指揮能力上的嚴重缺陷，但對戰場情勢都有著出色的直覺和預感，都願意把部隊調動和戰術等複雜的技術問題交給經驗更豐富的參謀長。艾克喪生於1943年，一直都有兇殘暴虐、冷血動物的惡名，迪特里希雖深受下屬擁戴，但他縱容部隊殺俘的劣跡也在戰後為他換來了長時間的監禁。 第二個群體是以豪塞爾、施泰納 (Felix Martin Julius Steiner) 和比特里希(Wilhelm Bittrich) 等為代表的所謂「技術專家」。作為老式軍人，他們都有一戰經歷並在戰後的軍官團中佔有一席之地，多在30年代中期加入黨衛隊以延續自己的軍旅生涯。豪塞爾在1932年以中將軍銜從陸軍退役，加入黨衛隊後建立了希特勒私家黨軍的第一座訓練基地，在把毛坯般的武裝黨衛隊培養成精銳部隊的過程中很難找出比他貢獻更大的人，因此他也被稱為「黨衛軍之父」。施泰納曾任國防軍訓練總監部上校，加入黨衛隊後成為「維京」師創始人，被認為是黨衛軍最有才華的高級將領之一。比特里希在1941年10月接替豪塞爾擔任「帝國」師師長，後任黨衛軍第2裝甲軍軍長，他在挫敗盟軍1944年9月的「市場花園」行動中所扮演的角色，也令後人記住了黨衛軍的這個能員幹將。 第三個群體人數較多，多是在1942至1943年擔任團營長、後期升為師長的軍官，代表人物包括「希特勒青年團」師的前後任師長維特 (Fritz Witt) 和邁爾 (Kurt Meyer，亦作梅耶)，「骷髏」師師長普里斯 (Hermann Priess)，「希特勒警衛旗隊」師的先後任師長維施(Theodor Wisch)和蒙克(Wilhelm Mohnke)，以及擔任過「歐根親王」山地師師長和「希特勒警衛旗隊」師末任師長的庫姆 (Otto Kumm) 等。有後人曾稱這些黨衛軍將領都是「在閃擊戰的歲月里以戰功爬上高位的恃強凌弱的典型。」當然，這份簡略的清單如果少了派普 (Joachim Peiper) 肯定是不完整的——這位曾經的希姆萊副官是黨衛軍最年輕的上校裝甲團長，總是以無窮的精力和無情的戰鬥意志充當突擊先鋒。除普里斯外，所有這些人都出生於1907年後，都在國家社會主義的熏陶下成長，個人性格也都富有攻擊性；另一方面，他們也堪稱天生的戰場領袖，往往出現在最激烈、傷亡最大的地段指揮作戰，他們會冷酷地驅趕官兵向前衝鋒，在面對75% 的傷亡率時依然不知退卻為何物。在二戰的最後兩年，當許多國防軍將領都喪失了戰鬥意志和韌性之時，可以略作誇張地說，是黨衛軍和它的新一代青年將領支撐著搖搖欲墜的第三帝國。 熟悉黨衛軍的人或許會指出上面的以偏概全中漏掉了一個人——是的，這個人就是本文主人公吉勒 (Herbert Otto Gille)。他曾任 「維京」師師長和黨衛軍第4裝甲軍軍長，擁有黨衛隊全國副總指揮兼黨衛軍將軍 (SS-Obergruppenführer und General der Waffen-SS) 的頭銜，更是黨衛軍第1個、武裝力量第12個鑽石騎士勳章得主 (整個黨衛軍也只有吉勒和迪特里希曾獲此殊榮)。另一方面，吉勒也是黨衛軍將領中最常被遺忘和低估的人之一。將吉勒歸入上述哪個群體似乎都欠妥當，他不似迪特里希等人那樣是希特勒的老戰友和忠實信徒，也沒有他們那足以充當酒吧夜店打手的體魄與蠻橫，更不能與堪稱標準美男子的派普與邁爾相比。從外貌上看，吉勒身材高大瘦削，戴著一副寬邊眼鏡，威風凜凜的軍服穿在他身上怎麼也難以讓人敬畏，倒更像是一個中年教師。他雖與豪塞爾等都是一戰老兵，但並未入選戰後的軍官團；他雖然也在30年代中期加入黨衛隊，但並不像豪塞爾等帶著顯赫的聲譽和國防軍將校的桂冠，他在黨衛隊之初僅是不起眼的小角色。1897年出生的吉勒比前述第三個群體年長10歲左右，他身上具有該群體所不具備的普魯士——德國軍事文化傳統——作戰之餘他是一個關心下屬的領袖和「父親」，但當戰況需要時他的心腸也會硬如鐵石，這時的他就是一個為完成職責而不惜任何代價的「魔鬼」。據言，老成持重的吉勒比任何一位黨衛軍將領都更刻意避免納粹意識形態支配下的行為與言辭，從這個角度看，或許他更接近於豪塞爾和施泰納等人的群體。 最能體現吉勒的戰術素養和指揮能力的戰役包括1944年2月的「科爾遜-切爾卡瑟」(Korsun-Cherkassy) 突圍戰、1944年4月的科韋利 (Kovel) 防禦戰及1945年初的布達佩斯救援戰。下面讓我們看一看，1934年的排長吉勒怎樣在十年後成為黨衛軍裝甲軍軍長，以及他在前述戰役中表現出怎樣的勇敢和指揮能力，使希特勒將黨衛軍的第1枚鑽石騎士勳章授予給了他。
圖12-2 攝於1935年11月9日的慕尼黑附近，「希特勒警衛旗隊」第1連正在列隊接受檢閱。
圖12-3 攝於二戰開始前的1938年，SS-VT的新兵正在進行越野訓練。
圖12-4 攝於1938年9月29日，希特勒陪同到訪的墨索里尼檢閱「德意志」旗隊。
圖12-5 攝於1939年9月的波蘭戰役期間，第8集團軍指揮官布拉斯科維茨 (前左) 正與「希特勒警衛旗隊」摩托化步兵團團長迪特里希 (前右)交談。
圖12-6 攝于波蘭戰役期間，SS-VT師「德意志」團團長施泰納正在前線觀察敵情。
圖12-7 攝於1940年5月的法國戰役期間，SS-VT師「德意志」團的一名士兵在掩體里。
圖12-8 攝於法國戰役期間，SS-VT師的士兵正在作戰中，右邊的軍人手持的是俗稱「盒子炮」的毛瑟軍用手槍。
圖12-9 攝於法國戰役期間，施泰納「德意志」團的士兵正在等候命令，最前方者手持的似為MP28衝鋒槍。
圖12-10 攝於1940年，吉勒的「維京」 師炮兵團新兵正在舉行宣誓儀式。
圖12-11 攝於1941年上半年，「維京」師在巴伐利亞的霍伊貝格(Heuberg)山區舉行演習。中為吉勒，左為「西歐」團團長韋克勒 (Helmar W?ckerle，曾任惡名昭著的達豪集中營首任指揮官)。
圖12-12 攝於1941年7月1日的利沃夫以東前線，「西歐」團團長韋克勒 (左一) 正向師長施泰納 (右二) 彙報戰況。次日，韋克勒在開往捷爾諾波爾的途中被蘇軍擊斃。
圖12-13 攝於1941年7月的東線某處，吉勒炮兵團的一門105毫米榴彈炮正在開炮。
圖12-14 攝於1941年8月，正在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外圍作戰的「維京」師士兵。
圖12-15 攝於1941年夏末的南烏克蘭，「維京」師的一輛八輪通信裝甲車 (SdKfz.232) 正在向南開往亞速海的道路上。
圖12-16 攝於1941年夏末，施泰納正在南下亞速海的途中聽取偵察兵的彙報。
圖12-17 攝於1941年夏末初秋，「維京」師師長施泰納與參謀在研究作戰地圖。
圖12-18 攝於1942年7月26日的頓河南岸，吉勒裝甲戰鬥群的坦克正向高加索進軍，相反方向的是被押往德軍後方的被俘蘇軍。
圖12-19 攝於1942年8月初，「吉勒裝甲戰鬥群」指揮官吉勒 (圖中戴眼鏡者) 在開往西高加索的途中與軍官們商議策略。
圖12-20 攝於1942年8月，「維京」師第5反坦克營正在作戰中。
圖12-21 攝於1942年夏向高加索進軍的途中，「維京」師士兵正在檢查被棄的T-34坦克。右邊是一輛105毫米「黃蜂」(Wespe) 自行榴彈炮 (SdKfz.124)。
圖12-22 攝於1942年秋，施泰納在東高加索某村落的師部前留下了這張著名照片。
圖12-23 攝於1942年夏末或初秋的高加索某地，炮兵團團長兼裝甲戰鬥群指揮官吉勒。他的領章樣式非常獨特，據說這種領章的目的是避免被蘇軍狙擊手識別出銜級。
圖12-24 攝於1942年8月上旬，「維京」師某部正在邁科普附近的向日葵地里觀察敵情。
圖12-25 攝於1942年9月，「日耳曼尼亞」團3營正在坦克掩護下向東高加索的莫茲多克進攻。
圖12-26 攝於1942年秋，荒涼空曠的高加索戰場上，一名孤獨的德軍士兵正在掩體里警戒。
圖12-27 攝於1942年冬的高加索戰場，崇山峻岭中的德軍山地兵機槍陣地。
圖12-28 攝於1942年冬的高加索，一幅令人震撼的照片，圖中一名孤獨的山地兵正在山間逡巡，他所巡邏的這個關口是通向蘇呼米 (Suchumi) 的要道。
圖12-29 攝於1942年冬，通往圖阿普謝途中的一處德軍山地兵墓地。
圖12-30 這幅航拍圖片中的建築是位於南烏克蘭烏斯片斯卡亞火車站的「維京」師軍人公墓。
圖12-31 攝於1943年2月的斯拉夫揚斯克，「維京」師士兵正在操作一門50毫米反坦克炮。
圖12-32 攝於1943年3月中旬的哈爾科夫，黨衛軍士兵正在作戰間隙稍事休息。「維京」師沒有參與攻打哈爾科夫的作戰，但在圍攻蘇軍「波波夫裝甲集群」的作戰中立下了戰功，為曼施坦因哈爾科夫反擊戰的成功創造了條件。
圖12-33 可能攝於1943年初夏，吉勒 (右一) 與手下的兩個團長在一起。左一為「西歐」團團長迪克曼(August Dieckmann，1943年4月16日獲橡葉騎士勳章，當年10月10日陣亡後追授雙劍騎士勳章), 左二為「日耳曼尼亞」團團長瓦格納 (Jürgen Wagner，當年10月調任黨衛軍第23「尼德蘭」志願裝甲擲彈兵師師長)。
圖12-34 時間不詳，但從吉勒佩戴的勳章來判斷，可能攝於1944年2月末之後。
圖12-35 可能攝於1943年夏的庫爾斯克戰役之後，「維京」師的一輛III號坦克 (Ausf.J.)。
圖12-36 攝於1943年9月12日，吉勒為「西歐」團2營營長、黨衛隊一級突擊中隊長西特爾 (Guenther Sitter) 佩戴騎士勳章。
圖12-37 攝於1943年11月，橡葉騎士勳章獲得者吉勒的標準彩色照。
圖12-38 攝於1944年2月初，德軍包圍圈向西收縮時，一處機槍陣地里的士兵正向對手射擊。
圖12-39 攝於1944年2月的切爾卡瑟口袋，德軍正等待對手的下一次進攻。
圖12-40 攝於1944年2月的切爾卡瑟口袋，德軍掩體中的一名士兵似乎準備融化雪水來解渴。
圖12-41 攝於1944年2月，「維京」師的一輛坦克 (似為II號坦克) 癱瘓在雪地上。
圖12-42 攝於1944年2月的切爾卡瑟口袋，「維京」師是被圍德軍中唯一有裝甲部隊的單位，吉勒不斷地派出小股裝甲戰鬥群前往各處救急。圖示似乎是一輛IV號坦克。
圖12-43 攝於1944年2月，科爾遜附近的「維京」師坦克、裝甲車和擲彈兵。
圖12-44 攝於1944年2月中，「維京」師和其他被圍德軍以這種方式踏上了逃亡之路。
圖12-45 攝於1944年2月中，「瓦隆」突擊旅一部正用電台進行聯絡。突圍前一刻，該旅還在新布達阻擊蘇軍。突圍結束後，該旅損失了70% 的兵員 (1400人) 和所有重武器。
圖12-46 攝於1944年2月，一名傳令兵正在紛揚的大雪中向指揮官報告。據信圖中兩人均來自「維京」師，圖片本身攝于格尼洛伊季基奇河附近。
圖12-47 攝於1944年2月17日，連滾帶爬逃往格尼洛伊季基奇河的德軍。
圖12-48 攝於1944年2月20日，希特勒向逃出切爾卡瑟口袋的「有功將領」頒發勳章。左一為「瓦隆」旅旅長德格雷爾 (獲騎士勳章)，正與希特勒握手的是獲雙劍騎士勳章的吉勒，右一為希姆萊，右二為黨衛隊旅隊長費格萊因(Hermann Fegelein)。
圖12-49 攝於1944年2月20日，希特勒向切爾卡瑟的「英雄」利布頒發橡葉騎士勳章。可能被鎂光燈照昏了頭，利布竟妄稱突圍決定是他自己做出的，震怒的曼施坦因通過第1裝甲集團軍指揮官胡貝嚴厲斥責了利布。大概是出於這個原因，利布未能如願正式擔任軍級指揮官(曾為第42軍代軍長)，當年6月1日至10月末期間曾任第34步兵師師長。
圖12-50 約攝於1944年2月20日前後，希姆萊與吉勒和德雷格爾在一起。
圖12-51 攝於1944年2月末，吉勒乘飛機來到「維京」師的臨時休整地盧布林，看望和安撫倖存的部下們。他的右邊是「維京」師首席參謀軍官舍恩菲爾德(Manfred Sch?nfelder)。
圖12-52 攝於1944年2月末的盧布林機場，「維京」師的軍樂隊迎接師長吉勒。
圖12-53 可能攝於1944年3月，佩戴雙劍騎士勳章的「維京」師師長吉勒。
圖12-54 可能攝於1944年3月至4月間的科韋利。
圖12-55 攝於1944年3月下旬的科韋利，吉勒與一名傷愈歸隊的士兵交談。
圖12-56 攝於1944年3月下旬，科韋利戰場上的吉勒。
圖12-57 攝於1944年3月至4月，吉勒在科韋利的指揮部里研判戰場態勢。
圖12-58 攝於1944年3月至4月，科韋利城周邊戰壕里的德軍正在觀察對手的動向。
圖12-59 攝於1944年3月末，第131步兵師和「維京」師發起了為科韋利解圍的攻勢。圖為德軍裝甲車和步兵頂風冒雪向東推進的場景。
圖12-60 圖為「日耳曼尼亞」團團長多爾(左)，他正在裝甲車上研究地圖。這張圖片很可能攝於1945年1月的布達佩斯救援戰期間，多爾在當年3月21日身受重傷，不久後死於維也納。
圖12-61 圖為「維京」師裝甲團團長米倫坎普。他曾代理過「維京」師師長，1944年10月調任黨衛軍裝甲兵總監一職。
圖12-62 攝於1944年6月，地點在波蘭登比察 (Debica) 附近的海德拉格爾黨衛軍訓練營地，吉勒 (中) 正與下屬研判戰場態勢，可能這時蘇軍已發起了規模巨大的「巴格拉季昂」夏季攻勢。
圖12-63 1944年7月末至8月初，在謝德爾采 (Siedlce) 附近作戰的「維京」師所部。
圖12-64 攝於1944年8月初，「維京」師一部在華沙外圍準備投入戰鬥。
圖12-65 攝於1944年夏，吉勒與負傷的「日耳曼尼亞」團團長多爾在交談。
圖12-66 攝於1944年夏，吉勒與「日耳曼尼亞」團團長多爾。
圖12-67 攝於1944年10月，黨衛軍第4裝甲軍軍長吉勒與即將轉任黨衛軍裝甲兵總監的米倫坎普 (中) 交談。
圖12-68 攝於1944年10月，從左至右依次為「維京」師炮兵團團長賓寧 (Hans Bünning)、新任師長烏爾里希、吉勒及炮兵團4營營長維蒂希(Oskar Wittich)。
圖12-69 攝於1944年10月，吉勒與他之後的兩任「維京」師師長。左二為烏爾里希，左三為米倫坎普，右一為吉勒。
圖12-70 攝於1944年11月，吉勒與下屬的兩個裝甲師的師長在一起，左為「維京」師師長烏爾里希，右為「骷髏」師師長、黨衛隊旅隊長兼武裝黨衛軍少將貝克爾 (Hellmuth Becker)。
圖12-71 攝於1944年11月26日，吉勒在波蘭莫德林要塞視察部隊。
圖12-72 布達佩斯在1944年12月24日至次年2月13日間被蘇軍包圍，吉勒的黨衛軍第4裝甲軍曾發起3次救援作戰，但均告失敗。圖為被困的黨衛軍第8騎兵師指揮官魯莫爾 (Joachim Rumohr，右) 與匈牙利將領討論局勢的場景。魯莫爾在2月11日突圍時負傷，隨後自殺身亡。
圖12-73 可能攝於1944年12月底，吉勒的黨衛軍第4裝甲軍被緊急調往匈牙利布達佩斯地區，由他率部進行救援作戰。
圖12-74 可能攝於1945年1月初，德軍參謀總長古德里安(右二) 正向匈牙利總參謀部將領 (左四) 介紹布達佩斯救援作戰的情況，左二為古德里安的主要助手溫克將軍。
圖12-75 攝於1945年1月，蘇軍挫敗了「維京」師和「骷髏」師等多支德軍的布達佩斯救援攻勢。圖為蘇軍戰士作戰時的場景。
圖12-76 時間地點不詳，或攝於布達佩斯戰場。吉勒 (中) 正與下屬研究作戰地圖。
圖12-77 攝於1945年1月的布達佩斯救援作戰期間，吉勒正通過電話了解前線的進展和態勢。
圖12-78 攝於1945年2月中旬，蘇軍攻克布達佩斯之後的城內一角。布達佩斯守軍最終只有約800人突圍成功。
圖12-79 攝於1945年2月，陸續抵達巴拉頓湖和韋倫采湖之間地域的黨衛軍部隊。吉勒裝甲軍並未直接參加「春醒」戰役的進攻階段，基本上是在塞克什白堡地區布防和休整。
圖12-80 攝於1945年3月的「春醒」戰役期間，黨衛軍部隊正在向前推進。
圖12-81 攝於1945年3月的「春醒」戰役期間，德軍沿著鐵路路基構建的簡陋防禦工事。
圖12-82 參加「春醒」戰役的黨衛軍士兵正抓緊時間睡覺。3月6日發起進攻後，近十天的激戰不僅令黨衛軍各部傷亡慘重，也令倖存者們疲憊不堪。
圖12-83 攝於「春醒」作戰失敗之後，黨衛軍和國防軍都出現了擅自撤退甚至潰逃的現象，4個黨衛軍裝甲師的官兵因之失去了榮譽袖標。本圖中的撤退隊伍雖然擁堵在山間小道上，但似乎尚有秩序，估計是在逃往奧地利的途中。
圖12-84 攝於1945年4月初，蘇軍已如潮水般湧入奧地利，正向維也納高速進軍。圖中的蘇軍戰士正途徑一座村鎮，納粹的萬字旗被他們踩在腳下。
圖12-85 1966年12月26日，吉勒在漢諾威附近施特門 (Stemmen) 的家中去世。圖為「維京」師老兵協會等贈送的祭奠花環，右側的棺槨上擺放著鮮花，遠處有一頂鋼盔。
圖12-86 吉勒位於施特門公墓的最後安息之處。不過，據說他的墓穴現已不復存在。 吉勒早在1931年就加入了納粹黨和黨衛隊，二戰後期躋身於武裝黨衛軍高級將領行列，在國防軍同僚和普通人看來，他「應該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納粹分子。但也有後人，如頗有影響的德國作家兼歷史學家赫內 (Heinz Zollin H?hne)，稱吉勒是「與意識形態根本無涉的、完全非政治化的純粹軍官。」赫內曾在著作中說「炮兵團長吉勒與其師長施泰納都被希姆萊視為最不服從命令的下屬。」他還給出了發生在1942年1月米烏斯河前沿的一樁事例：時任第5炮兵團團長的吉勒曾「惡狠狠地威脅」負有灌輸意識形態之責的政治訓導官菲克 (Alexander Fick)，聲稱：「我這個高貴的炮兵團不允許穿那種褐衫。我會派一個班立即去收拾你的房間！」菲克事後曾向希姆萊的參謀長沃爾夫(Karl Wolff)彙報過吉勒的惡劣態度，但在施泰納的庇護下，此事最後顯然不了了之。也許，吉勒在內心深處從來沒有相信過納粹黨的教義和宣傳，他早年所做的一切或許都是為改變前途、繼續軍旅生涯而採取的投機。但事情的另一方面是，吉勒等黨衛軍高級將領雖然都厭惡希姆萊，但他們身上都存在著「漠視生命」的惡性本質，對希特勒的忠誠和盲從也是無可置疑的。吉勒戰時經歷過多次身陷重圍的惡戰，在危險的處境中，他沒有像某些國防軍將領那樣乞求撤退或突圍，而是默默地率部進行殊死抵抗。吉勒的戰術素養、組織才幹和指揮能力，加上黨衛軍官兵的狂熱和作戰能力，使他能夠多次置之死地而後生。這些戰功為他帶來了鑽石騎士勳章和希特勒的青睞，當然也會被國防軍同僚視為狂熱冷血的納粹中堅。 從純軍事的角度來看，外形溫文爾雅的吉勒實為戰場上的勇士，他的個人勇敢素為部下所欽服，他的領導能力和戰術才華也得到認同——進攻中侵略性十足，防禦中堅守不退，危機中鎮定自若，戰術運用中機動靈活，這是他從團級走向軍級指揮崗位的過程中留給黨衛軍和國防軍同僚的印象。吉勒同時又是一個「蒙塵的武士」，他的聲譽無可避免地與武裝黨衛軍及其母體黨衛隊本身密切相連。黨衛隊的集中營看守、蓋世太保和行刑隊等分支的惡名實在過於昭著，使人們相信所有黨衛軍單位都像「骷髏」師這支集中營看守出身的部隊一樣猙獰可怖，似乎黨衛軍本身就是死亡骷髏的化身，官兵們個個都是無視自己、對手、戰俘及無辜者生命的野獸。雖然黨衛軍前將領和老兵們煞費苦心地自我辯白，並在卷軼浩繁的大部頭戰史著作中竭力將自己描繪為「既充滿榮譽感、又勇敢無畏、但被誤解的理想主義者」，雖然戰後的一代西方史家們在冷戰思維影響下把黨衛軍解讀為「真正的國際化歐洲軍隊的先驅」，雖然越來越多的人傾向於接受作為戰鬥部隊的黨衛軍與作為邪惡團體的一般黨衛隊有著重大區別，但時間的流逝所不能改變的事實是，沒有一支黨衛軍部隊能充滿底氣地宣稱，自己的雙手沒有沾滿無辜者的鮮血。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歷史學家施泰因 (George Stein) 曾在一部關於武裝黨衛軍的權威著作中寫道：「……被希姆萊大筆一揮就從警察頭子或典獄長變成野戰指揮官的那些人——像艾克 (Theodor Eicke)、耶克爾恩 (Friedrich Jeckeln)、克呂格爾(Friedrich Krueger)、賴內法特 (Heinz Reinefarth)、巴赫-策勒維斯基和迪勒萬格爾 (Oskar Dirlewanger) 這樣的屠夫，並不能代表武裝黨衛軍的本質。影響更深遠的還是統領過SS-VT那些旗隊的前國防軍軍官，是豪塞爾、施泰納、吉勒、比特里希和開普勒 (Georg Keppler) 這些人。如果說武裝黨衛軍有時與國防軍難以區分，這也在很大程度上是這些人的努力所致。」 筆者不打算介入關於武裝黨衛軍本質的討論，也不想根據「戰後德國的去納粹化法庭曾裁決99%的前黨衛軍人員都未犯下個人罪行」的資料 (見施泰因著作第252頁)，來試圖做出匆忙的斷語，更無意辯論吉勒長期供職的「維京」師是否真如後人所言的那樣，「作戰勇敢但不失公正」，或者是「少數沒有犯下戰爭罪行的黨衛軍部隊」(事實上近十年浮現的證據倒是指向這一主張的對立面)。筆者唯一想指出的是，包括吉勒、施泰納和豪塞爾等在內的職業軍人，縱使他們在戰時都有著千般才華、萬般能耐和在部隊中的良好聲譽，他們所效力的邪惡事業早已被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武裝黨衛軍與其母體——希姆萊的黨衛隊——無法切割的關係，也註定了他們都將在後者撒下的罪惡陰影中長久蒙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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