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漢學家李福清

簡介：俄羅斯學者接觸中國古典文學作品是從小說開始的。最早在俄羅斯出版的中國古典小說是1763年發表在《學術情況通訊月刊》12月號上，題為《中國中篇小說》，是從英國著名作家Oliver Goldsmith編的《世界公民或中國哲學家的來信》英文本轉譯的。俄羅斯的中國古代小說研究以蘇聯時代的五十年代成果最豐，涉及小說史、《搜神記》、唐傳奇、敦煌文獻、《李義山雜纂》、宋話本研究，以及《武王伐紂平話》、《大唐三藏取經詩話》等民間平話、詩話研究，《醒世恆言》之類明代擬話本研究，《三國演義》、《水滸傳》、《金瓶梅》、《紅樓夢》、《聊齋志異》、《儒林外史》等明清小說研究等。研究人員集中在蘇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高爾基世界文學研究所以及莫斯科大學，其代表人物有楊希娜、李謝維奇、戈雷金娜、謝列布里亞可夫、費什曼、 熱洛霍夫采夫、羅加喬夫等。這當中就有後來成為世界著名漢學家的李福清。

李福清是俄羅斯著名漢學家鮑里斯·利沃維奇·里夫金（Борис Львович Рифтин）博士的中文名字。他1932年出生於列寧格勒（今聖彼得堡）的一個職員家庭。1950年李福清進入列寧格勒大學東方系，開始學習中文，1955年大學畢業，到蘇聯科學院（今俄羅斯聯邦科學院）高爾基世界文學研究所，任亞非文學研究組主任，專事中國民間文學和中國俗文學的研究。1961年獲語文學副博士學位。1965-1966年在北京大學進修，1970年獲語文學博士學位。1987年12月23日當選為科學院通訊院士，成為俄國漢學界文學領域學銜最高的人士。1990年以「中國神話研究」獲得蘇聯國家獎；1992年至1995年在台灣新竹清華大學中文系任教；2003年獲得中國教育部中國語言文化友誼獎（這是授予國外最為傑出的漢語教育工作者和漢語語言文化研究者的專門獎項，李福清是俄羅斯第一位獲此殊榮的人）；2003年受聘為南開大學客座教授；2006年在莫斯科人文大學東方文化研究所兼任教授；2007年獲得中國作協翻譯研究中國文學獎；2008年當選為俄羅斯科學院院士（俄羅斯在文學領域僅有5位院士）；2010年獲得溫家寶總理頒發的中國語言文化貢獻獎。現任俄羅斯科學院院士，俄羅斯科學院高爾基世界文學研究所首席研究員。

以上殊榮，既是對他在中國文學尤其是中國民間文學、俗文學和民間藝術研究上取得的豐碩成果的嘉獎，也是他五十年來傾情漢學、熱愛和宣傳中國文化的回報。李福清從研究民間文學開始，逐步擴展研究領域至俗文學、古典文學，進而中國傳統文化和東方文化。發表和出版250多種相關論著，其中代表性的專著《萬里長城的傳說與中國民間文學的體裁問題》、《中國的講史演義與民間文學傳統——論三國故事的口頭和書面異體》、《從神話到章回小說》、《李福清論中國古典小說》、《關公傳說與三國演義》、《從神話到鬼話——台灣原住民神話故事比較研究》等，以及論文《西伯利亞、中亞及遠東諸民族民間文學中的共同主題與情節》、《國外研究中國各族神話概述——中國各民族神話研究外文論著目錄·序》等。在文獻學上，他也有諸多貢獻，陸續發現《紅樓夢》新抄本、《姑妄言》等新古籍，連帶編出不少相關的學術研究書目，資料翔實豐富，得到許多中國同行的讚譽。李福清對研究中國文學研究，涉及面相當廣闊從古典文學到現當代文學，從民間故事、通俗文學到民間藝術，從大陸的剪紙、年畫、民俗到台灣的原住民研究，皆廣有建樹。研究方式包括論文、專著、翻譯、介紹、輯錄、評論和資料彙編、目錄索引等多種手段。具體可概括成五個方面：

一、中國民間文學和俗文學研究，始終是他研究的一個重點，也是他從開始學習時就確立的一個主要研究方向。1951年他在列寧格勒大學東方系讀一年級時，第一次從東幹人（回族）那裡聽到了許多中國民間故事，內容包括孟姜女、梁山伯與祝英台、薛平貴、薛仁貴以及韓信等等。一直到大學畢業，他每年都利用假期去那裡採集東幹人的民間故事。他的大學四年級的學年論文題目是《東干傳統民歌初探》，1977年，李福清與兩位東干學者合作，選編了《東干民間故事傳說集》，由莫斯科科學出版社出版，引起蘇聯漢學界注目。他的大學畢業論文是《中國成語、諺語和歇後語》。大學畢業後分配到蘇聯科學院高爾基世界文學研究所，也是第一個研究中國文學的學者，而且專事中國民間文學和中國俗文學的研究。1958年在蘇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簡報》上發表的論文也是中國民間傳說研究：《韓信傳說——東幹人中流行的中國歷史傳說之一》，這也是他第一次在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1961年語文學副博士學位論文是《萬里長城的傳說與中國民間文學體裁問題》。他從1962年開始研究《三國演義》、《水滸》和《岳飛傳》三部小說與民間文學的關係。1965年來北京大學進修時，發現有關《三國演義》的材料非常豐富後，於是又將研究對象固定在這一部小說上。以後出版的幾部代表性專著都是研究《三國演義》與民間傳說之間的關係，如《三國演義與民間文學傳統》（1970，俄文版，1997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出版增訂中文版），《從神話到章回小說·中國文學中人物形貌的演變》（1979），《關公傳說與三國演義》（1997）。1970年以《中國講史演義與民間文學傳統—論三國故事的口頭和書面異體》獲語文學博士學位。1986年，李福清第一次參加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當代文學學術會議，他的論文仍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國當代文學中的傳統成分》。他的另一些代表性專著，很大一部分也是中國民間文學和俗文學，如《中國的講史演義與民間文學傳統》（1970）、《漢文古小說論衡》（1992）、《中國神話故事論集》（1988）、《古典小說與傳說·李福清漢學論集》（2003）等。

二、對台灣原住民文化的研究，以及同內地各族文化的比較研究。1992年初，李福清受台灣新竹清華大學邀請講學，並主持一個科研項目，題「台灣原住民（高山族）民間文學搜集與比較研究」。台灣的原住民包括「鄒、布農、泰雅、排灣、卑南、阿美、雅美、賽夏、邵」九個不同民族。這些民族不僅語言各異，其社會發展階段也不一樣，其民間文學、神話傳說也不盡相同，也沒有通用的民族文字。李福清在調查中發現這些原住民的民間傳說時，發現許多與包括大陸在內的其他各地民間傳說不同之處，如：他們動物故事中的動物只具有動物性，而不像其他民間故事中已成為「精怪」，像狐狸精、白骨精、白蛇精之類，這說明台灣原住民有著最古老的動物故事，正在向神奇故事過渡。再如現有的台灣原住民沒有情歌，而鄒族甚至連「愛」的概念也沒有，語言中也沒有這個詞。李福清仔細研究了這個現象，發現這同這些民族的社會組織結構有很大關係。鄒族則不舉行為青年男女接觸方便的集會或儀式，男女青年處於隔絕狀態，故而沒有產生情歌的社會基礎；台灣所有的原住民都沒有笑話，對他們來說，講故事是一種很嚴肅的事情，男子在過「成年禮」之前，父輩才會把祖先流傳下來的故事鄭重地講給他聽。李福清通過調查還發現，台灣有的民族「射日」神話有兩個說法，第一個講的不是個人行為，而是集體的功績，目的是為人類除害，這符合神話的特點；第二個是家庭故事，射日的動機是父親為了給被太陽曬死的孩子報仇，這是民間故事的情節。這對研究民間文學的形成很有幫助，可以從中看出民間故事是如何從神話故事發展而來的。李福清在此基礎上又進行比較研究，將台灣原住民民間傳說與世界上最原始的愛斯基摩人、楚克奇人、印第安人以及大洋洲土著的民間文學進行比較，台灣的原住民文學歷史要比他們更加原始。另外通過比較研究還發現：台灣的神話故事與大陸南部少數民族的故事在情節上有不少相通之處，這說明某些台灣原住民可能來自大陸南部。但與菲律賓山地民族神話故事類似之處特別多，大概菲律賓故事比台灣原住民故事情節發展多。這些理論所涉及的某些領域，甚至中國同行中也頗感生疏，對重新審視原有的民間文學理論也提供許多新的思考。我著名民間文藝學家鍾敬文教授就認為，李福清提出許多民間文藝學上的問題，有的中國民間文藝學者或不曾想到，或未曾涉及，可以說是他獨特的一家之言。李福清這個科研項目給他帶來極大的學術聲譽：1995年，這個科研項目在台灣「國科會」獲獎；同年他在台灣清華大學三年客座教授期滿剛回國，就接到英國牛津大學邀請，講座的題目中就包括「台灣原住民民間文學研究」。不久，台灣靜宜大學又邀請擔任客座教授，專門講授「台灣原住民文學」。後來在北京清華大學講學也是這個題目 1998年1月，專著《從神話到鬼話——台灣原住民神話故事比較研究》在台灣晨星出版社出版，2001年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增訂本。

三、中國民間藝術研究。他非常熟悉中國民間藝術，研究也卓有成效，不僅在論著中大量引用歷代民間藝術，包括石刻、畫像磚、墓雕、壁畫、帛畫、神像、戲劇道具、各種插圖等，而且搜集並整理中國年畫資料，開展專題研究。早在列寧格勒大學讀書時代，他就在老師、著名漢學家被譽為「阿翰林」的阿列克謝耶夫（В。М。А－лексеев，1881－1951）院士影響下對年畫發生興趣的。阿列克謝耶夫於1906年、1907年和1912年幾次遊歷中國，足跡遍布中國大部分省區，對中國民間文化現象作了詳盡的考察，同時收集到4000多幅年畫。1910年阿列克謝耶夫在彼得堡舉辦了世界第一個中國年畫展覽，並發表了關於年畫的文章。1966年他的《中國民間畫研究論集》出版，出版社約請李福清寫了篇序言，李也為這本書作了很多註解。李福清在其影響下，對中國年畫所蘊涵的民族文化產生濃厚興趣，一度曾想以中國年畫為題寫作自己的碩士學位論文。他當時已搜集90多幅民國以前的中國年畫。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山東大學關德棟教授曾建議他編一個中國年畫目錄，但由於中國正在經歷文革動蕩、反修防修，不管他是不是「蘇修」，來中國搜集封建主義的年畫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李福清對中國民間文藝的熱愛並不因此而泯滅。文革結束後的1986年，他在《美術研究》發表了《紅樓夢年畫在蘇聯》的專題論文，並著手與中國同行王樹村教授一起編著《蘇聯藏中國民間年畫珍品集》，並於1989、1990年分別在彼得堡和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

這個畫冊中的中國年畫，是李福清從俄羅斯收藏的5000多幅舊年畫中挑選出來的，有不少是他在十六年間從彼得堡與莫斯科舊書店、古董商店那裡購買的。其中有200多幅是在我國已失傳的珍品。這部書已出版，就受到世界各國的重視紛紛加以珍藏。而《紅樓夢年畫在蘇聯》這一專題論文的發表，又直接導致他的另一個中國民間文化研究課題《中國年畫目錄》的產生。在台灣任教期間，他在《歷史文物》上發表《三國故事年畫圖錄》，共輯錄了468幅三國故事年畫，除了中國的，還有越南的。還發表了專門研究「長坂坡」題材年畫的論文。有個叫賈裕祖的台灣商人在台灣《中國時報》讀了關於李福清關於俄羅斯收藏的中國年畫介紹後，便傾全力在大陸收購年畫，然後在基隆創建了一個「中國民間藝術博物館」，並約李福清共同編寫一個年畫目錄，李主要承擔民國以前的年畫部分。2004年，李福清在接受南開大學西語系閻國棟教授訪談時，當時已經年近古稀李福清提到他還有兩個未了心愿：一個是編寫《海外藏中國小說俗文學目錄》，另一個是編寫《中國年畫目錄》（閻國棟《李福清通訊院士訪談錄》，《中華讀書報》2001·6·2）。他晚年仍在努力耕耘，使這個願望正在逐步實現：2003年，他在我國國家「漢辦」支持下，來中國搜集了部分《三國演義》插圖與「三國」題材年畫。同年，又利用年中國教育部授予我「中國語言文化友誼獎」這個機會，訪問了山東、天津等地，重點搜集了《水滸傳》繡像與《水滸傳》故事年畫資料。在天津複印了不少從前未見的《水滸傳》繡像，如台灣與大陸影印的余象斗評校本，王望如評本，鍾伯敬評本等），同時也查看了《西遊記》繡像。另外利用近幾年在我國各大學講學的機會，在山東、天津、上海、河南等地搜集了不少《水滸傳》、《西遊記》等通俗小說稀見版本的插圖。2005年，他承擔俄羅斯科學院一個研究項目《中國古典小說與民間年畫》已殺青，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這本專著研究了中國、日本和西方學者從未涉獵的一個問題：中國古典小說的情節在民間藝術中的反映。這個問題長期被忽視是因為研究民間藝術的學者不涉獵傳說和小說，小說研究的學者又不熟悉民間藝術。前不久出版了美國漢學家黑格（R.Hegel）的非常紮實的《中國古典小說繡像》也繞過了這個問題。在這本專著中，作者著重研究了以下六個問題：古典小說對年畫的影響；個別情節中的人物繡像與民間英雄人物的肖像描寫的關係；小說對繪畫的直接和間接影響，尤其關注根據小說改編的戲曲所形成的民間繪畫作品；小說繡像與後來的年畫作比較；俄羅斯民間樹皮版畫與中國年畫比較；中國民間年畫對其他國家藝術的影響。這本專著材料異常宏富，作者為此調查了十三個國家：中國兩岸三地、俄、德、英、法、義大利、奧地利、西班牙、瑞典、日本、捷克、波蘭和丹麥收藏的中國年畫，也得到了美國藏的年畫照片。發現了許多沒有發表的、專家沒有注意到的民間作品，如收藏中國年畫最多的俄國愛爾米塔什國家博物館，有4000幅；俄國珍寶館，有500幅；俄國地理學會，有300幅；東方各民族藝術博物館，有500幅；伊爾庫茨克州美術館，有150幅；俄羅斯民俗博物館，有100幅；聖彼得堡的俄羅斯國立圖書館，有150幅等等。這些都未見他人著錄。2009年11月，他主編的《中國木版年畫集成·俄羅斯藏品卷》在天津舉行首發式。現在，李福清已成為一位中國年畫的權威，中國內地有的年畫博物館邀請他當顧問，台灣一些民間藝術博物館擬延聘他去當館長。

四、文獻版本學上的貢獻。從1961年開始，李福清就專註於調查各國藏的中國小說、戲曲、俗文學的版本。四十多年來調查了俄國、德國、英國、法國、義大利、丹麥、瑞典、挪威、荷蘭、奧地利、西班牙、捷克、波蘭、越南、蒙古，以及美國芝加哥大學的漢籍收藏，還有日本東京與京都收藏的梆子腔版本。四十年 辛苦尋覓也獲得珍貴的回報，他發現了一批在中國已經失傳的作品與版本，從而引起學術界的震動，如1962年在蘇聯列寧格勒東方研究所藏書中發現的前所未見《石頭記》抄本，引起海峽兩岸紅學界的高度重視，被紅學界定名為「列藏本」。台灣文化大學潘重規、北京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的馮其庸、周汝昌等皆對此做過專門研究。1986年，由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和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所列寧格勒分所合編的這個抄本，同時發表了中方的序言和李福清、孟列夫合寫的俄方序言，由中華書局於1986年影印出版。1966年，他又在在蘇聯列寧圖書館發現的一部清代雍正年間曹去晶的言情小說《姑妄言》，又是中國已佚的海內孤本。1997年，由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刊印（見陳益源主編《思無邪匯寶》第36－45冊）。上個世紀80年代，他在丹麥哥本哈根皇家圖書館發現晚明戲曲孤本《樂府玉樹英》、《樂府萬象新》兩種，不久，又在奧地利維也納國家圖書館發現《大明天下春》一種，匯成《海外孤本晚明戲劇選集三種》，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於1993年出版。除此之外，李福清發現的我國已佚的古代戲曲和通俗小說還有在奧地利發現了《聊齋志異》的手抄本，插圖是前所未有的彩色手繪畫；廣東俗曲《木魚書》；在英國、俄羅斯、德國和日本等地發現了50多種梆子戲戲文，大部分是河北梆子；2005年在俄羅斯國家圖書館藏發現的嘉慶年間傳教士記載北京風俗的《中國書簡》中文抄本抄本。每頁都有傳教士用鉛筆畫插圖，下面是中國人用毛筆寫釋文。這幾種海內股本作者都正在整理之中，有望不日出版。

李福清對文獻學的貢獻還表現在目錄學方面。他已出版的目錄學文獻有《梆子戲稀見版本書錄》（香港城市大學《九州學林》2003年1卷1、2期， 2004年2卷1期）；《中國各民族神話研究外文論著目錄》（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年）這是一本資料非常翔實和厚重之作，該書從時間和研究內容兩個角度較為系統地整理自19世紀以來國外神話學者的中國神話研究成果，可以見出中國神話研究在國外的基本面貌。由於中國各族神話研究成果分布於世界各國，未有及時的中文譯介，一些中國學者在研究中就很難利用這些研究資料。因此該書的出版，為研究中國神話提供一個十分重要的基礎文獻。前有一序：《外國研究中國各族神話概況》，（刊於《長江大學學報·社科版》2006年1期），介紹外國研究中國各族神話 理論派別、主要成果和版本分布情況。內容分為綜合研究、神話與圖騰。、神話與薩滿教、神話與藝術、神話與古代象徵、自然神話、。動物神話等主要類別該書是作者四十年來在世界各地調查研究中國民間文學文學版本在神話研究方面的結晶。李福清還與江蘇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王長友合作，將整理搜集到的材料編寫成《海外藏中國小說、戲曲、俗文學書錄》，這也是上面提到的李福清晚年未了之心愿之一。

五、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翻譯和介紹。李福清中國文學研究涉及面很廣，除古典通俗小說、戲曲、民間文學和民間藝術外，還有一項重要內容，就是中國現當代作家評介和作品譯介。

早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他就給烏克蘭讀者翻譯介紹過葉聖陶《稻草人》、老舍《月牙兒》的並發表過《中國諷刺作家老舍》一文，在中國的《外國文學》上發表過。上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出了一批反映改革開放的文學作品，李福清：翻譯了馮驥才的《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義大利小提琴》、《三十七度正常》等中國當代中篇小說，以及《人到中年》和《馮驥才短篇小說集》兩本譯著，寫過馮驥才《雕花煙斗、》阿城《棋王》以及《評錢鍾書的長篇小說〈圍城〉》的分析文章。發表過《中國現代文學在俄國翻譯與研究》的專論。

李福清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有一個很顯著的特點，他不是就事論事，不是僅從現當代作家本身來研究其作品的思想價值和藝術成就，而是站在歷史的高度，從中國文化傳承來評估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價值，從現當代作品的藝術手法來探討其中的傳統因素。他曾對一位訪談者說：「我經常說，中國文學傳統延續了數千年，從來沒有中斷過，在古代的其他文明中，古希臘和埃及都中斷了。因此中國古代文學的傳統非常珍貴，我曾在馮驥才、阿城和諶容的作品中看到了中國傳統文學的深刻影響。今天的中國作家也許不太關注古代文學的傳統，但是我相信，隨著現代化的進程，人們不但不會忘記古代文學的價值，而且會倍加珍視它。近來我注意到在中國進行了關於復興國學的討論，我也高興地看到，一些學者用國學經典在課外教小學生。」（劉亞丁《我鍾愛中國民間故事――俄羅斯漢學家李福清通訊院士訪談錄》《文藝研究》2006年七期）。上述思想變為作者的身體力行，他曾寫過一篇專論《中國當代小說中的傳統因素》在《文藝報》上發表，後來收入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作者專著《古小說論衡》，以及台北洪葉公司1997年出版的《李福清論中國古典小說》之中。

李福清在漢學上的傑出貢獻，不僅表現在上述五個方面研究成果上，在其研究思想和研究手段的創新更給我們許多新的啟迪。

李福清的研究方法獨具特色。他運用俄羅斯文學、文化理論，乃至歐洲的文學理論來研究中國文學，尤其是將俄國的歷史詩學理論、系統研究和比較分析的方法引進中國文學的分析和研究之中，尋找到一條適合於研究中國文學和文化的路子，從而使他中國文學研究充滿鮮明的個性。李福清曾把自己的漢學研究特色歸納為以下幾點：一是研究方法不一樣。我利用了俄羅斯的文學理論，但不完全是大家熟知的形式學（формализм）派和符號學（семиотика）派的理論。我是從作品思想、人物描寫、敘述結構三個層次上進行系統研究的。比如在人物描寫方面，我將《三國演義》與有關三國的各種體裁的民間文學進行比較研究，發現其間在形象描寫、感情抒發、用詞造句等方面的細微差別。二是我第一次將「母題」的概念引入了中國古典文學（小說和戲曲）研究。在這方面我繼續了蘇聯著名學者日爾蒙斯基（В。М。Жирмунский，1891－1971）的研究。他在20世紀50年代發表了一篇研究世界敘事詩的長文，研究各族敘事詩的母題，分析了西方民族和東方民族（蒙古、突厥諸族）民間故事中的母題問題，但卻沒有涉及中國資料。我的研究還有一個特點，那就是從作品的最小情節單元或細節著手，進行系統的研究。比如，我不僅研究情節、母題，還探討故事的藝術層面，包括人物描寫、時空、顏色、數字等等，同時重視文學發展的普遍規律，注意凸顯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中所處的地位。一方面從世界文學史看中國文學，另一方面努力把歷史詩學觀運用於中國文學的分析和研究。另外，我在研究中國民間文學與中國古典小說之間的關係時也顧及中國少數民族的傳說以及國外的資料。這些信息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了解中國文學發展規律。比較研究，即將台灣原住民的民間故事同中國其他少數民族的民間文學進行比較。（閻國棟《李福清通訊院士訪談錄》《中華讀書報》2001·6·2）

李福清所說研究特點可以概括為系統研究、母題研究、小中見大、影響研究和比較研究五個方面，除了他自己舉的例子外，我們皆可從他的研究論著中獲得大量舉證。其中有一些方法也是某些東方學者的共同特色，如強調從世界文學發展的角度來考察各國文學，這是俄羅斯學者從阿列克謝耶夫起就形成的研究東方文學的一個傳統特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蘇聯科學院世界文學研究所編寫的十卷本《世界文學史》就充分體現了這一特點。另外「小中見大」就是台灣學者羅宗濤等和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古典文學所常用的。遼寧師範大學的主題學研究學者王立也出版過《宗教民俗文獻與小說母題》、《武俠文學母題與意象研究》等母題方面研究研究專著。我以為在李福清研究方法的最大特點、或者說給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他的理論研究不是從書本到書本，經院式的，而是從鮮活的現實生活出發，通過田野考察，搜集第一手資料，然後同廣泛收集的書本資料去綜合、去比較，然後發現問題，上升到理論，我覺得這點特別值得中國學者尤其是時下的中國學者學習。例如他在承擔「台灣原住民民間文學搜集與比較研究」這一課題時，對台灣原住民並不了解，只知道他的前輩蘇聯漢學家涅夫斯基（Н。А。Невский，1892—1937，中文名字叫聶歷山）於1927年在台灣記錄過鄒族神話故事。但他不是首先去搜尋涅夫斯基 研究專著，而是以六十多歲的高齡不辭辛苦到當地去做田野調查，深入到布農族、阿美族、泰雅族等少數民族地區中去訪問、採錄，搜集到大量素材，仔細整理，然後與世界上最原始的愛斯基摩人、楚克奇人、印第安人以及大洋洲土著的民間文學，與大陸南部少數民族的故事進行反覆對比和分析研究，從而得出我在前面提到的讓世界漢學界側目的一系列結論。其實，這種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在俄羅斯漢學界前輩指導下，他一開始的路子就很正。李福清在一系列講學和訪談中，都提到他對中國民間文學的鐘愛與他那段在吉爾吉斯的回族人（東幹人）田野調查有關。當時他正在列寧格勒大學中文系讀一年級，他的老師是回族人，是19世紀回民反清起義失敗後從甘肅、陝西逃亡到蘇聯境內的吉爾吉斯共和國東幹人的後代。在這位老師的幫助下，李福清利用暑假在1951年夏天來到吉爾吉斯加盟共和國境內的一個叫米糧川的回族村，給一個建築隊的泥水匠當幫手，一面學習帶有甘肅口音的漢語。在生活實際中，他我第一次聽到《孟姜女哭長城》、《藍橋擔水》、《十歲郎》等中國民間歌曲子；在勞動休息時，他用俄文拼音記了當地老鄉們講述的《韓信的傳說》、《梁山伯和祝英台》、《白蛇傳》以及薛平貴、薛仁貴等中國民間故事，從而「深深被中國民間故事迷住了，可以說我對中國民間文學的興趣就是從米糧川回族農村開始的」（劉亞丁《我鍾愛中國民間故事―――俄羅斯漢學家李福清通訊院士訪談錄》《文藝研究》2006年七期）。一直到大學畢業，他每年都利用假期去那裡採集東幹人的民間故事。他的大學四年級的學年論文《東干傳統民歌初探》，畢業後發表的第一篇論文《韓信傳說——東幹人中流行的中國歷史傳說之一》，第一次與兩位東干學者合作出版的著作《東干民間故事傳說集》都與這段經歷有關。不僅僅是依靠書本的和典籍的資料，而是著重於田野調查，這正是他有別於當代其他海外漢學家而獨樹一幟的重要標誌，也是繼承他的前輩導師阿翰林深入實地調研優良傳統的體現。這對當代中國學者的學術研究乃至研究生的培養，我想都有很大啟迪。

當然，作為學術研究，文字資料尤其是歷代文字資料尤為重要，李福清在中國民間文學研究中重視田野調查的同時，也非常看重的文獻學、目錄學等方面的基礎性工作。前面提到的他四十多年來調查了俄、德、英、法、義大利等近二十個國家的漢籍收藏，以及編輯的

《梆子戲稀見版本書錄》、《中國各民族神話研究外文論著目錄》，以及將編輯《中國年畫目錄》和《海外藏中國小說、戲曲、俗文學書錄》作為晚年兩個未了之心愿都足以證明。但李福清的文獻學研究也有一個特點，似與他的田野調查相通。2009年11月，他在南開大學九十年校慶上做的學術報告《歐洲藏中國珍本漢籍與木版年畫調查》中詳細講解了他的文獻學搜尋方法：「每到一個新的圖書館或博物館，最先要看他們的圖書目錄，一般要用很長時間去檢索每一條圖書的記錄，通過目錄可以很快地發現珍惜的古籍，許多有意義的研究就是在目錄之中發現的」（見南開大學2009年11月21日校園網）。這種文獻學研究方法讓他獲得豐厚的回報，他在蘇聯列寧格勒東方研究所藏書中發現的前所未見《石頭記》抄本，在蘇聯列寧圖書館發現的中國已佚的海內孤本、清代雍正年間曹去晶的言情小說《姑妄言》，在丹麥哥本哈根皇家圖書館發現晚明戲曲孤本《樂府玉樹英》、《樂府萬象新》兩種，在奧地利維也納國家圖書館發現《大明天下春》一種以及《聊齋志異》的手抄本，皆得益於這種方法。

李福清漢學研究豐碩成果的取得，我以為於下面三個因素有很大關係：

首先，是他的勤奮和執著。漢語、漢字，可以說是世界上最難掌握的語言文字之一。但李福清一旦選擇漢學作為自己的研究方向，就堅定不移的走下去，無論是在剛邁入千頭萬緒漢學殿堂的青年時代，還是在中蘇交惡的六、七十年代；也無論是在蘇聯解體的艱難時世，還是在年老多病的「烈士暮年」，都沒有能阻止他對漢學多領域的探索和追尋，都沒有消減他對中華文化的嚮往和熱情。年輕時代，他剛進大學中文系，就就利用暑假來到吉爾吉斯加盟共和國境內的一個回族村，給一個建築隊的泥水匠當幫手，一面學習帶有甘肅口音的漢語。然後每年假期都去，一直堅持到到大學畢業。據著名漢學家阿列克謝耶夫（В。М。Алексеев）院士的女公子班科夫斯卡婭（М。В。Баньковская）的一篇回憶文章介紹：「阿列克謝耶夫院士去世後，兩個大學生，一是李福清，另一個是弗拉基米爾·謝曼諾夫，每晚必定去他的私人的圖書館，在涅瓦濱河街科學院之家的寓所里，去那裡讀書、摘錄，常常工作到深夜」。他在台灣承擔「台灣原住民民間文學搜集與比較研究」這一課題時，不顧六十多歲的高齡到當地去做田野調查，深入到布農族、阿美族、泰雅族等少數民族地區中去訪問、採錄，搜集到大量素材，帶回來仔細整理，進行反覆對比和分析研究，從而給他帶來極大的學術聲譽。我是在1999年下半年在新竹清華大學結識李福清先生的。當時我們皆在參加兩岸清華大學共同舉辦 關於紀念聞一多先生的一個研討會。當時俄羅斯正處於分崩離析的艱難和動亂中。1992年6月，俄羅斯國會通過證券私有化方案，規定把企業大部分股份出售給企業的職工和管理者，按全國1.49億人口計算，每人發1萬盧布私有化券作為紅利。實行私有化的當年，通脹率即達到2501%，國家發給的1萬盧布只夠買一雙皮鞋。此時經濟癱瘓，物價飛漲，盧布貶值，居民損失了4600億盧布儲蓄，81%的居民多年辛苦勞動的積蓄被徹底洗劫一空。1998年實行幣制改革，新舊盧布的比價為1：1000。到1999年時，失業率高達15.2%。李福清就在這個背景下來新竹清華教書的，他辛苦幾十年的一點儲蓄此時也人間蒸發。我們在清華會議休息室談到這些事，他只是眼神凄涼地酸楚一笑，搖搖頭，然後繼續談起他那本在台北洪葉文化公司剛出版的《李福清論中國古典小說》，似乎只有學術、只有中國傳統文化，才能撫平心底的傷痕，才能拂去眼前的種種不快。晚年對中國年畫和書目的搜尋更見其勤奮和執著。為此，他調查了中（包括大陸、台灣、香港、澳門）、俄、德、英、法、義大利等十多個國家的各處圖書館，對已經出版的畫冊、銷售年畫的畫店以及畫師的姓名都做了索引。正如他自己坦陳的：「這項工作很不容易，比如許多畫名稱相同，但畫面和產地不同。還有很多年畫沒有題目。有的博物館不允許拍照，甚至不允許看，這樣我就難以與其它地區的年畫進行比較」。（劉亞丁《我鍾愛中國民間故事——俄羅斯漢學家李福清通訊院士訪談錄》《文藝研究》2006年七期）。他本人則是「見到中國的書就買，成了書獃子。現在家裡書太多，我夫人天天罵我。但我要研究那麼多問題，出版社、圖書館常常打電話問各種問題，沒有大量的書就無法回答」。（閻國棟《李福清通訊院士訪談錄》《中華讀書報》2001·6·2）

第二，也是更為重要的原因，是他對中國文學尤其是俗文學和民間文學的熱愛，而且這種熱愛不僅僅是出於興趣，而是建立在對其世界歷史價值的高度認知和理性評估基礎之上。

李福清不止一次表達過這樣的看法：「世界古代的文明中，中國文化保存得最完整。中國文學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有著綿延不絕的文學傳統和口頭文學傳統的文學之一。在這樣完整的文化傳承中，留下了許多珍貴的東西」。 （2011年1月11日在河南大學黃河文明與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講學）「我經常說，中國文學傳統延續了數千年，從來沒有中斷過，在古代的其他文明中，古希臘和埃及都中斷了。因此中國古代文學的傳統非常珍貴，我曾在馮驥才、阿城和諶容的作品中看到了中國傳統文學的深刻影響。今天的中國作家也許不太關注古代文學的傳統，但是我相信，隨著現代化的進程，人們不但不會忘記古代文學的價值，而且會倍加珍視它」。 （2004年11月10日在山東大學文學與新傳播學院「新杏壇」講演）。所以，李福清對中國文學的選擇和熱愛，與其說是出於主觀的熱情，不如說更多的出於理性的思考。當然，這也與俄羅斯的文學研究傳統有關。俄羅斯文學研究界歷來強調從世界文學發展的角度來考察各國文學。俄羅斯的中國傳統文學研究的代表人物、也是李福清的老師阿列克謝耶夫院士就經常說： 「中國文學是世界文學的組成部分。」他非常重視把中國文學理論放在世界文學的背景下加以考察，例如將陸機的《文賦》與古羅馬的賀拉斯的文學理論和法國的布瓦洛的詩學理論進行比較研究，也與明代文學理論進行過比較研究。但李福清的獨特出在於，他能將自己對中國文學的理性思考和熱情選擇保持一生，而且壯心不已、老而彌堅。從1965年來北京大學進修到2011年6月在北京大學學術講演，四十六年來他來往於中國海峽兩岸二十多次，其中生活最長時間達三年之久。特別是近年來，節奏更加頻繁，不但來中國研究中國文化，而且在世界上宣傳中國傳統文化，在一些大學和研究機構的講壇上，用他那帶有甘肅口音的中國普通話講述著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心得和深摯的愛。如：2003年12月17日，在山東工藝美術學院舉辦題為《中國年畫的調查與研究》的學術講座；2004年11月10日在山東大學文學與新傳播學院「新杏壇」，舉行關於「三國人物傳說」的專題講座；2004年11月22日晚上，又在蘭州大學作了一場名為「三國人物傳說」的專題講座；2009-11-23來天津參加「心靈的橋樑——中俄文學交流計劃活動」 ，並參加由他主編的《中國木版年畫集成·俄羅斯藏品卷》首發式。特別是2011年三月下旬，他因病住進了俄羅斯科學院中心臨床醫院，當時我國住俄羅斯參贊裴玉芳和趙國成還於3月25日前往醫院看望。但之前的1月11日還在河南大學黃河文明與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講學。病剛愈，又不顧衰憊之身來北京大學參加學術會議，並於2011年6月3日下午在東南亞系作關於「民間文學的研究方法」的講演，重點就神話闡述了自己的一些觀點和看法；6月8日又在北京大學舉行關於「射日神話比較研究」的第二次講座。李福清是研究中國通俗文學的專家，以上這一切，使我們想起的曹操的名句：「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第三、是家庭影響、師友的引導和幫助

李福清的中國情結既有家族淵源、也有前一輩漢學家的影響。李福清曾表白自己家中有學外國文化的傳統。他的伯伯是東方學家，研究巴比倫語言的專家。李福清在在衛國戰爭前見了他最後一次，但後來家裡常常談到他，這對他選擇東方學自然有很大影響。他在報考列寧格勒大學東方系學中國文學專業之後，馬上去舊書店買了一本19世紀末一位德國醫生寫的介紹中國的書。從大學一年級起我開始買漢學著作。常常逛舊書店找關於中國的書，買到了1879年出版的《俄華辭典》，高興極了，因為當時沒有新的詞典。當然，在李福清漢學道路上給予更大影響的是俄羅斯院士阿列克謝耶夫（1881－1951）。他是蘇俄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奠基人，被蘇俄學術界稱為「阿翰林」（即最高漢學家—－引者注）。他生於彼得堡，1902年畢業於彼得堡大學東方語言系，留校從事教學。他於1916年完成的碩士論文《中國論詩人的長詩：司空圖（887－908）的<詩品>》是個長達790多頁專著，它打開了俄羅斯漢學研究新的一頁，也使阿列克謝耶夫一舉成名。他的《論中國的「文學」定義和中國文學史家當前的任務》、《羅馬詩人賀拉斯和中國詩人陸機論詩藝》以及《<聊齋>中儒生的個性與士大夫意識的悲劇》等在俄羅斯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方法論上也都有開導性意義。他研究中國文學近五十年，多次到中國進修講學。一生髮表論著260多種，並首創用比較文學的方法和原理來研究中國文學，他還培養了數位出色的漢學家，其中就有著名的中國古典文學專家C·格奧爾吉耶夫斯基、B·彼得羅夫和李福清。據李福清回憶：1950年李考進國立列寧格勒大學時，正好趕上傑出的漢學家阿列克謝耶夫院士生命的最後時光。我雖然只聽過他三個月的課，但他對我的影響非常大。他給我們介紹1940出版的《中國：歷史、經濟、文化》論集，他說這是一本非常好的參考書，並說世界大戰第一天，運書的火車就被炸彈炸毀了，只剩下了給作者寄來的兩百本，下課後李福清就到舊書店買了這本書。（劉亞丁《我鍾愛中國民間故事―――俄羅斯漢學家李福清通訊院士訪談錄》《文藝研究》2006年七期）。如前所述，李福清用世界文學的視野來研究中國民間文學，就是繼承了阿列克謝耶夫的學術思想，他對中國年畫的興趣也是受阿列克謝耶夫的帶動。給李福清帶來學術思想和方法啟迪的，還有一位漢學家就是弗亞·普羅普。普羅普的《神奇故事形態學》和《神奇故事的歷史根源》等著作，對民間文學的研究由收集歸類進入到科學分析階段。他從俄羅斯和世界各國大量的民間故事中歸納出具有很強的可操作性的功能形態，也就是將世界的民間文學放在一起來比較。李福清聽普羅普教授的課先後有三年，一共聽了三門課，從他那裡學習了許多有關民間文學研究的理論。李福清離開列寧格勒大學後，普羅普教授對他一直很關心。李福清的副博士論文《萬里長城的傳說與中國民間文學體裁問題》由普羅普親自擔任評委，並寫了很詳盡的評語，給予很高的評價。李福清的博士論文《中國講史演義與民間文學傳統—-論三國故事的口頭和書面異體》寫好後，普羅普教授他身體已經不行了，無法擔任評委，但還是讀完了全書並寫了評審意見，給予了很高評價。另外像謝雅洪托夫教授、彼得羅夫教授、В。契切羅夫教授等漢學家在李福清的漢學道路上都產生過極大的影響。據李福清回憶，「彼得羅夫要求學生掌握600種中國工具書，並學會通過它們去查閱資料。這門課的考試是最難的，這對我以後的研究工作大有益處。我們的老師常常說，我們無法知道你們將來會碰到什麼問題，但我們要教你們學會查找參考書。這是非常正確的，我常常遇到某些學者（俄國的、西方的、中國的）不知道應該查什麼書，怎麼迅速解決問題。在列寧格勒大學我受到了系統的漢學訓練」。 契切羅夫告訴李福清：「研究工作要從小題目開始，題目不要大，但挖掘要深。他的話可以說成了我畢生從事學術研究的座右銘」。

李福清也銘記著一些中國學者對他的幫助：李福清剛到莫斯科的蘇聯科學院高爾基世界文學研究所工作時，就得到中國留學生陳毓羆（後來是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的幫助，當時他是莫斯科大學的研究生，他教我學古文。李福清當時正在研究孟姜女的故事，陳毓羆建議李給每個省文聯寫信，請他們代我搜集有關孟姜女的材料。不久，幾乎每個省都寄來了許多新資料，有民歌、傳說、地方戲曲和寶卷等，陝西省文聯還專門派了兩個人下鄉搜集資料。「中國朋友的幫助和支持令我非常感動，難以忘懷。鄭振鐸先生1958年訪問莫斯科，我抱著一大堆孟姜女資料去請教他，他鼓勵我好好研究這些珍貴資料。」1959年李福清第一次到中國訪問，認識了中國民間文學研究會的賈芝、路工等。劉錫誠和連樹聲等同行還陪他到天橋聽說書，聽了著名評書表演藝術家連闊成說的《長坂坡》。1965年李到北京大學進修十個月，由段寶林老師輔導，聽過民間文學、文藝理論、中國戲劇史等課程。後來結識了更多的中國朋友。李福清經常對人們說：「對於他們的支持和幫助，我一直心存感激」。

李福清的師友給了他如此無私的幫助和真誠的友誼，李福清也以同樣的無私和真誠回饋友人、同行和後輩學者。凡是同李福清有過接觸的人都會感覺到他的謙和和低調。他樂於助人，樂於道人善。不但師承前輩的傳統，而且注意學習同輩，甚至晚輩的長處。對於別人的新成果，他能如數家珍，不僅介紹其要點，還能指出其新發現、新見解；有時還能順手送你得之於別人贈閱的新著或新資料。總之，處處令人感到他對於同行們事業成就的關注，而且是誠心誠意地肯定別人的進步，從別人的成就中汲取動力和營養，激勵自己的研究和超越。我在台灣佛光大學講學時與俄羅斯文學研究專家李明濱教授曾談及李福清，他說他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陸續寫成的《中國文學在俄蘇》和《中國文化在俄羅斯》兩書，就有許多方面曾經得到他的幫助，提供了線索。

出於對中國文學的愛，李福清也非常關心中國文學的發展方向，在一次訪談中，他對於中國文學的發展提出兩點希望：「第一，真正的有思想和藝術價值的文學是既關注現實，又包含著傳統的力量和歷史的智慧積累的文學；第二，中國的作家負有薪火相傳的責任，要把古老的中國文化繼承下來、發展下去」。 （劉亞丁《我鍾愛中國民間故事——俄羅斯漢學家李福清通訊院士訪談錄》《文藝研究》2006年七期）。只要在當今中國生活的文化人都會承認：李福清這這兩點希望，既中肯，又切中時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