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偉時：當前中國民族主義逆流管窺

07-18

在中國迅速融入國際社會之際，民族主義逆流又現高潮。這是繼《中國可以說不》（1996）、《妖魔化中國的背後》（1996）、《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1999）等書出版為標誌的民族主義逆流高漲後的又一次高潮。它不是當前中國思想文化的主流，而且理所當然地受到眾多朝野人士的抵制，但這股逆流言辭有很強的煽動性，在少不更事的人群中有一批追隨者，值得關注。

民族是以共同的種族和文化為紐帶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作用是多方面和複雜的。以中國來說，世界人數最多的民族——漢族歷來有基於傳統文化的強烈的民族認同感。在國家危難之際，這種華夏文化認同，通常會轉換成為維護正義、反對外來侵略的思想基礎。19世紀以降，民族主義既是反抗外來侵略的正義的旗幟，激勵中華兒女前仆後繼，又是吸收外來先進文化的壁壘。

19世紀的大清帝國為什麼會一再被侵略者打得一敗塗地？天朝大國的陳腐心理根深蒂固，文化民族主義蒙住雙眼，不準「以夷變華」，拒絕吸收人類文明的先進成果！ 20世紀的中國為什麼還是那麼坎坷？國號四變，封閉、半封閉的心態未變，「國情特殊」論加革命高調成為抗拒與外來文化自由交流的銅牆鐵壁，自由、民主和市場經濟為標誌的現代主流文化長期被拒門外。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中國人通常對近代中國歷史教訓所知無多，而盼望國家富強的感情又特彆強烈。一些人散布極端的民族主義言論，很容易引起共鳴。因此，不管鼓吹者主觀動機如何，這些言論的客觀效果都是令人憂心的。

當前極端民族主義的表現

這次極端民族主義逆流主要表現在以下六個方面：

第一．政治上，冀圖建立類似政教合一的「儒家社會主義共和國」。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研究員甘陽近年起勁在內地或召開研討會，或公開演講和發表文章，推銷他的政治綱領：把中華人民共和國改造成為「儒家社會主義共和國」。他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含義實際就是『儒家社會主義共和國』。中華的意思就是中華文明，『人民共和國』的意思表明這共和國不是資本的共和國，而是工人、農民和其他勞動者為主體的全體人民的共和國，這是社會主義的共和國。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實質就是『儒家社會主義共和國』。中國改革的最深刻意義，就是要深入發掘『儒家社會主義』的深刻內涵，這將是中國在21世紀的最大課題。」1甘陽先生宣布，這就是當前中國的「新改革共識」。深圳學者蔣慶則在要求定儒教為國教的同時，為中國設計出儒教支配下的政治架構：「行政系統由議會產生，對議會負責。」議會則「可分為『通儒院』、『庶民院』、『國體院』」，「『通儒院』議長由儒教公推之大儒擔任，終身任職制」，議員則由社會公推之儒家民間賢儒和國家成立通儒學院特地培養出來的賢儒擔任。國體院則由孔子子孫依血緣繼承孔子王統為世襲議長，象徵代表中國歷史文化的合法性，議員則由歷代君主後裔、歷代聖賢后裔、歷代歷史文化名人後裔、社會賢達和道教界、佛教界、回教界、喇嘛教界、基督教界人士組成。」「三院中每一院都擁有實質性的權力，法案必須三院同時通過才能頒行，最高行政長官也必須由三院共同同意才能產生。」2簡單點說就是：所謂大儒和自認或被封為祖先血統高貴的人們對國家管理持有否決權！「自古文人多大話」。宣布這套奇離古怪的綱領是「新改革共識」，顯然是自我膨脹的僭妄，「新共識」云云，無從查證。這些言論的實質是再次構築抵抗現代文明核心價值的堡壘。與他們相呼應的康曉光在2005年3月一次談話中作了清晰的詮釋：「中國應該拒絕民主化，民主化是一個禍國殃民的選擇，中國應該選擇『儒化』」；在另一地方又說：中國只能建立「父愛主義國家」3！

第二．經濟上，將對外經濟活動泛政治化。中國金融改革是經濟改革中最薄弱的一環；引進外資、吸取他們的管理經驗改造中國國有銀行是非常有遠見的措施。2005年11月開始，幾個國有大商業銀行陸續將10%左右的股權轉讓給國外戰略投資者。可是，在一些人眼中卻成了「國有資產流失」、「拱手讓外資控制」的不當行為。日本是中國的第二大貿易夥伴；包括購買對方的技術在內的貿易活動是互利、共贏的；有些人偏偏將技術貿易泛政治化，把考慮選用日本新幹線技術建設高速鐵路說成是「賣國」行為！一些人則老是把正常的企業併購或其他正常的商業活動提高到捍衛國家主權層次。

第三．軍事上，提出極端的擴軍主張。

個別軍官越過軍紀約束，發表不擇手段進行戰爭的令人震驚的言論。

早在1999年現役空軍大校喬良、王湘穗寫的《超限戰》出版，就鼓吹「徹底做一回軍事上的馬基雅維里。為達目的，不擇手段」。4

200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防務學院院長朱成虎少將向外國記者表示，如果美國向中國領土目標發射導彈和精確制導炸彈，中國將使用核武器進行還擊。「我們將對西安以東所有城市遭到摧毀作好準備，當然，美國也得做好中國摧毀美國數百個城市的準備。」雖然事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鄭重聲明這是個人觀點，但如此偏激，體現了某些軍人對世界現狀的無知和對生命的藐視，讓海內外輿論大吃一驚。在2007年4月14日鳳凰衛視「一虎一席談」播出「中國現在要不要造航空母艦」辯論，有位軍事雜誌主編鼓吹：「現在我們國家現實的情況只是在琉球以西有相對優勢，……如果中國要成為一個大國，也就是十年以後，我們考慮到出現航母的時候，中國的軍力優勢要達到什麼，就是關島以西佔優勢，關島再往東，也就是關島和夏威夷之間跟美國達到平衡。……這才符合一個GDP到第二國家的狀態。」也就是說，中國海軍不但要超越日本，還要在夏威夷以西的太平洋上與擁有十多艘航空母艦的美國海軍達到平衡！一個人均GDP只有2000美元左右的窮國要與人均GDP三萬多美元的富豪進行軍備競賽！這位先生髮表這樣極端的言論時忘記了蘇聯與美國進行軍備競賽的悲慘下場；更看不清冷戰結束後國際形勢的新變化。上一世紀90年代以來，中美、中日、大陸和台灣經濟融合正在加速。十年以後，不但中國與東盟的自由貿易區已經建立，中國與韓國、日本的自由貿易協定的簽訂也可能實現。任何有戰略眼光的觀察家都會看到，經濟全球化、和平與發展已經成了無法抗拒的趨勢。中日、中美不可能再戰，台灣問題和平解決是大勢所趨，東亞自由貿易區和東亞共同體的建立已經成為現實的目標。中國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內部的政治、經濟體制改革跟不上發展的需要，是法治很不健全，是教育、醫療、住房和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在內的社會保障體系等民生問題的妥善解決。專業的國防力量——從武器裝備到人員素質都需要適當加強；但千萬不能忘記，自由、民主、法治的社會制度和蒸蒸日上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是現代公民凝聚的主要基礎，從而也是最堅實的國防基礎。

第四．教育領域，盲目提倡兒童讀經。讀經不是什麼新鮮玩意。1905年以前，中國的兒童和青少年把最好的年華都消磨在四書五經上。民國成立後，讀經的叫囂也不絕於耳。20、21世紀之交開始，舊戲重演，不同之處是演唱者由軍閥變為某些學人。

這些提倡者缺乏的是常識。

如果儒家經典真是那麼神奇，讀了兩千年經書的中國老早就應該是現代化的超級大國了。教育是科學。現代公民的獨立人格，創造性思維，生存和發展必須的基本技能和基礎知識，是國民義務教育應該解決的三大問題；否則國家和公民個人都無法真正自立。21世紀的讀經運動的頭頭腦腦們，不管是冀圖通過這個途徑發財還是別有所圖的，認為不必顧及這三個基本問題，不必顧及兒童是否理解，死記硬背就是最好的方法，這不是拿國家的未來和兒童的前途開玩笑嗎？

當代中國教育有兩大痼疾：負擔過重和以培養乖孩子為第一要務。傳統的儒學經典和蒙學教材不但份量很大，而且以恭順為核心內容；這樣雪上加霜的蠢事可不能隨便干！與某些人的胡亂猜測相反，廢止讀經與新文化運動和人民共和國成立毫無無關。1912年元旦，民國成立，蔡元培出掌教育部，1月19日頒布《普通教育暫行辦法》，其中規定：「小學讀經科，一律廢止。」5將近一百年後，竟有人謀求將讀經納入義務教育體系，回到慈禧太后統治時的狀態，對歷史進步成果的藐視太過分了！他們高喊：「中國傳統文化中斷了！」翻開義務教育階段的教科書和教學大綱，其中語文課要求背誦一百多篇中國詩文。閉著眼睛大喊「中斷」，似有危言聳聽之嫌。現狀不是十全十美。要改進，就要費點力氣調查研究，看看其中中國古代詩文的份量是過少還是過多，通過認真論證作出合理調整，問題不難解決。

第五．學術領域，鼓吹所謂民族「主體性」。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提升自身文化素質的要求和文化尋根的意識趨於濃烈，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和普及日益興盛。對一個正在進行現代化的國家說來，這是文化復興的正常過程。只要這個過程與思想文化的自由交流齊頭並進，不具有排斥外來文化的性質，不干擾學術和言論自由，它就有可能成為人們企盼的中國「文藝復興」的一個組成部分。一些眼光短淺的狹隘民族主義者力圖干擾這個進程，注入排外的極端情緒。他們的手法之一，是提出「文化主體性」問題；說什麼人權、自由乃至各種學術規範和研究方法都是西方強加的話語，我們不能做他們的文化殖民地。有的則認為沒有文化主體性，就談不上大國崛起，民族特性就會消失。

一個封閉性尚未徹底消除的國家，這是最容易煽動民族情緒的命題之一。「民族特性消失」，20世紀30年代以來這類話語不絕於耳。今日舊調重彈，是市場上常見的炒作手法。所謂民族特性本來就不是固定不變的，一些「特性」消失不值得大驚小怪。最能體現民族特性的一是風俗習慣，二是核心價值觀念。前者通常隨著人們的喜愛或厭惡而自然更替，說到底是個人選擇推動著這個過程，外部強制即使能得逞於一時，終歸不能不黯然收場。任何民族的風俗習慣總是死的該死，生的該生。小腳之類的「特性」絕種斷代毫不值得惋惜；而老百姓喜愛的良風美俗即使橫加罪名、強行禁止，也會死而復生。至於價值觀念則是隨著人們的生存方式而變遷；農業經濟時代的宗法觀念，向市場經濟時代的個人權利觀念轉化，是無法逆轉的趨勢，並且在自然更替中實現的。如果人為阻礙更替，民族、社會、國家的生機就被扼殺。魯迅說得好：「我們目下的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苟有阻礙這前途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6話說得尖銳激烈，其實這個觀念變革過程是按照社會經濟生活進程自然平和地完成的。值得探討的倒是：什麼是文化主體性？在世界走向一體化的時代，現代文明的核心價值：個人的自由和人權以及為保障公民權利而逐步生成的法治、憲政就是現代文化的主體性。簡單地說是：人的價值至上，公民權利至上。離開這個內容去談國家或民族文化的主體性，都是構建阻礙社會轉型的自我封閉的盾牌；是統治者剝奪公民權利的圈套和堅持專制統治的遮羞布。橫看世界，縱觀歷史，屢試不喪！中國人已經吃盡苦頭，沒有理由重蹈覆轍。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是什麼？人言人殊，莫衷一是。按陳寅恪教授的意見是「三綱六紀（六親）」，而且已無法救療。不少學者對中國傳統文化作出許多美妙的概括和詮釋，其實都是詮釋者自己的思想。孔孟老莊復生，未必首肯；用以服眾，更加困難。進一步說，這些不過是漢族的傳統文化；以此冒充整個國家文化的主體，不但僭妄，而且對一個多民族國家而言，散發的是大民族主義的臭味。

一些學者包括堅決反對狹隘民族主義的著名學者，從另一個角度提出「學術主體性」問題。愚意以為這也是不足為訓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一樣，沒有國家和民族的區別；即使是研究中國的經濟、社會和政治法律等等，都是全世界學者自由參與、使用共同學術規範的事業。如果脫離了共同的學術規範和方法，不可能提供真正的學術成果。人文學科怎麼樣？不努力求真，不講邏輯，脫離公認的學術規範，製造出來的東西關起門來自吹自擂，也許自認為很有主體性，但無法與學術界同行交流，也經不起反駁和檢驗。在學術領域侈談主體性，不管主觀意圖如何，最終只能為極端民族主義者利用，製造意識形態垃圾。至於某一國家的自然科學和技術、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是發達還是枯萎，取決於學術自由和經濟支持是否足夠，這倒是主體性十分明顯的。歷史上先後有人提出中體西用和西體中用的口號。在具體環境下，兩個口號各自有促進思想解放的作用。但是，兩者都沒有解決現代文化發展的根本問題。在現代社會，文化繁榮的基本條件是自由；而文化取向是公民個人的自由，政府和他人毋庸置喙。中體西用和西體中用都有誘導社會乃至政府強制個人的意味，生活已經超越這個階段，再在這裡打轉已經毫無意義。

這樣說會不會破壞民族文化的傳承呢？

除了文革那樣以暴力摧毀文化的劫難以外，文化通常有兩個前途：一是喪失生命力，成為供人參觀和研究的博物館或圖書館收藏品。二是存留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延綿不斷，生生不息。

文化自身的命運歸根到底取決於兩個方面：一方面看它是不是有利於人們的生存、交往，是不是有助於人類物質和文化生活的豐富和提高。另一方面則取決於有沒有一個寬鬆、自由的環境。中國各民族的傳統文化都應該保護和傳承下去。回顧19、20世紀中國歷史，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的制度沒有確立是中國學術文化發展的最大障礙，也是傳統文化保護的主要障礙。有些人把傳統文化的困厄歸罪於新文化運動。實際情況是：新文化運動通過自由討論擴展了言論自由空間，推動了學術自由和現代大學制度的建立，開創了現代學術和現代文學、藝術，催生了一大批學術和文學藝術巨星，傳統文化的研究和普及也是空前繁榮的。這是中國幾千年文明史上罕見的文化學術的黃金時代，是人的解放的新階段。至於文言文、小腳逐步在日常生活中消失，「國服」被西式服裝（從西裝革履到T恤牛仔褲）所取代，根本原因在於它或不方便或不美觀，不能贏得人們的喜愛；歸罪於新文化運動是倒果為因，太膚淺了。

第六．思想文化領域，製造意識形態恐怖。

有些極端民族主義者和老左的慣伎是給自己不喜歡的人亂戴帽子。最新的一個例證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前所長、全國政協委員喻權域和騰訊網評論主持人的一段精彩對話：

喻權域：「比如人民日報有一個人叫馬立誠，他到日本出了一本書叫做《日本不必向中國道歉》，這不就是漢奸嘛。日本侵佔中國在抗日戰爭死了好多萬人。主持人：馬立誠說日本不必向中國道歉的直接理由是什麼呢？喻權域：我沒有看這本書。」 7 太驚人了！沒有看過別人的書，就據以斷定人家是漢奸！進一步考察，問題更加嚴重：馬立誠根本就沒有在日本出版過所謂《日本不必向中國道歉》的書，也沒有發表過有這樣意思的言論。馬立誠寫過一篇《對日新思維》的文章。只要認真看看2002年12月在北京公開發表的這篇文章，公正之士都會為馬先生的遠見卓識所傾倒。馬先生的這些言論確實與當時眾多狂熱份子不同，卻與2007年4月12日溫家寶總理在日本眾議院的演講中的許多論點是相同或類似的：（1）馬立誠說：「近年來我國出版的許多日本研究著作都肯定了日本基本上已經建立起民主和法治的體制，政府決策受到多方監督與掣肘。某些人想像中『軍部』為所欲為的情況已不復存在。」「就目前中國實力和內外環境來看，上世紀早期那種『亡國亡種』的危險已不復存在，中國面臨的挑戰更多來自國內。」溫家寶說：「日本戰後選擇和平發展道路，成為世界上主要的經濟大國和國際社會有重要影響的一員。」（2）馬立誠說：「日本道歉問題已經解決，不必拘泥刻板形式。」溫家寶說：「中國政府和人民歷來堅持向前看，一貫主張以史為鑒、面向未來。強調以史為鑒，不是要延續仇恨，而是為了更好地開闢未來。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日本政府和日本領導人多次在歷史問題上表明態度，公開承認侵略並對受害國表示深刻反省和道歉。對此，中國政府和人民給予積極評價。」（3）馬立誠說：「日本自1979年至2001年,連續向中國提供26679億9百萬日元低息貸款,幫助中國建設了北京地鐵二期、首都機場擴建、北京污水處理廠、武漢天河機場、五強溪水利發電、重慶長江第二大橋、秦皇島碼頭、稀陽至廣州鐵路擴建、朔黃鐵路、南昆鐵路等150個基礎設施項目,貸款年利率僅為0.79%-3.5%,償還期為30年或40年。這也表達了日本方面的誠意。長期以來,我們對此介紹不夠,現在應有正確的評價。」溫家寶說：「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得到了日本政府和人民的支持與幫助，對此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忘記。」

（4）「更重要的是向前看,新的角力場是經濟體系和市場。亞洲的樞紐是中國與日本,兩國國民都應反思自己的民族主義,克服狹隘觀念,爭取向一體化邁進。就中國而言,促進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早日實施,推動中日韓三國締結自由貿易協定,是應盡的責任。這也是亞洲人心所向,潮流所向。」 8溫家寶說：「中日和則兩利，斗則俱傷。」「中日兩國存在著日益增長的共同利益，面臨著需要共同應對的重大課題。基於這樣的客觀事實，兩國領導人就構築戰略互惠關係達成了共識。」「經過多年努力和積累，兩國經濟相互依存度越來越高。中日經濟合作是互利共贏的關係，兩國經濟的發展，對雙方來說，都是機遇而不是威脅。昨天我同安倍首相會談時，一致同意建立中日經濟高層對話機制，把兩國經濟合作提升到更高水平。」判斷言論的是非非常困難；凡是創新的言論，更非一般庸眾所能立即理解，但對國家和社會發展非常重要。馬立誠2002年發表的上述意見，不論正確還是錯誤，都是一個公民不應受到侵犯的正常的言論，可是直至五年後卻被全國政協委員喻權域判定為「漢奸」言論！這是典型的冀圖以文化專制主義扼殺公民言論自由的事件。現代國家都把言論自由視為不能侵犯的公民的基本權利，是社會進步的重要推進器。這個被誣為漢奸言論的小小事件，又是一個有力的佐證。此外，馬立誠不過是《人民日報》的一個記者和編輯，沒有掌握國家權力，也沒有出賣國家機密的記錄，怎樣「賣國」？

好在馬立誠大人大量，深知「最高的輕蔑是無言」，不屑與這位過去的頂頭上司（此公曾任《人民日報》總編室主任和編委）計較，不然的話，毀謗罪是逃不掉的。

這不是此公偶然的失誤。他說當代中國史學家有否定日本或其他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漢奸言論」，還煞有介事地建議制定「懲治漢奸言論法」予於嚴懲！在這裡我們首先看到的是製造文字獄的卑劣伎倆。稍微了解中國史學現狀的人都知道，在中國大陸稱得上史學家的人無不嚴厲譴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他從別人的文章中聞到「漢奸言論」的味道，與誣陷馬立誠是漢奸一樣，完全是肆意捏造！乾隆爺時代製造文字獄還要從別人的著作中找到一兩句話作為根據，喻權域連這道工序也省了！其次，我們可以從中看到中國特有的新聞記者官僚化後的奇特臉譜。新聞記者，或被尊為「無冕之王」，或被稱為「黨的馴服工具」，都有準確的定位。問題是有些人混上或想混上一官半職，就開始越位了。最常見的是以自己可憐的見識為尺度，把一切與自己的尺度不符的言行宣布為應該剿滅的異端邪說！等而下之的則肆意捏造材料，誣陷別人，甚至冀圖把自己不喜歡的人送進監獄！目的都是把自己打扮成忠誠的思想衛士，諂媚領導，愚弄百姓，欺凌弱者，嘩眾取寵，謀取私利！

這樣的人居然以愛國主義典範自居，太滑稽了！值得注意的是，提案人喻權域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術諮詢委員，附議的還有中國社會科學院前副院長王洛林（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教授）和該院的三位學部委員即所謂院士：靳輝明（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研究所前所長）、李崇富（又一位該院馬列研究所前所長）、白鋼（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研究員）。他們同聲相應，製造了這麼一個騰笑四方的提案，對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聲譽的損傷不問可知。這使我聯想起1947年中央研究院選舉第一屆院士，當時是國民黨執政，而眾所周知與***親密無間的「黨外布爾什維克」郭沫若卻順利當選。原因很簡單：學術水平是他們的唯一標準。

文化民族主義迷思極端思潮任何時候都有，任何人的言論自由都應該得到保障。這些現象表明一個思想言論多元化的格局已經在中國出現；這是值得稱許的進步。引人深思的不是這些言論的離奇，而是為什麼時至今日這些狂熱言論還有那麼大的市場？

愚意以為有幾條是不能忽視的：

第一．對道德高調的執迷。

發表這些言論的人們，大都以民族大義的化身自居。他們忘了古代中國就有「以理殺人」的傳統。他們也忘了，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在「大義滅親」、「保衛革命」、「保衛人民利益」和其他道德高調掩蓋下，冤假錯案遍域中帶給數以億計的中國人的痛苦！維護法治，維護包括言論自由在內的公民自由，是現代人類的基本道德！這是從千百萬中國人的血淚中總結出來的不能退讓的底線！離開這條底線談什麼「國家利益」、「民族大義」，非愚則誣！

第二．沒有擺脫被欺凌的古老大國心態。一個歷史久遠、文化積澱深厚而又受過列強侵略壓迫的大國，如果沉迷過去，不敢正視自身的弱點，不論處於逆境還是順境，只能或是狂暴，或是沉淪。中國人受夠了這種痛苦，不等於清醒地領悟了歷史教訓。

失敗之際，除了「罪己詔」中承認了的，一切都是由於西洋、東洋鬼子該死！

一旦重振家聲在望，立馬洋洋得意，過去的一切都是對的，有誰敢說半個不字都有辱國嫌疑！

不能坦然面對過去，是非功過不敢任由人們去評說，在維護國家尊嚴的藉口下，實際表露的是文化上缺乏自信，言論自由制度尚待確立。

第三．對中國傳統文化缺乏全面清醒的認識。

西歐社會轉型是以文藝復興為思想旗幟的。當代一些有心人冀圖模仿西方先輩，以復興中國傳統文化為推動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動力。

這是視域盲點帶來的失誤。

盲點之一：沒有清醒地看到，中國與西方不同，沒有法治傳統。法家也講法，但是，中國古代法家講的是對臣民的嚴刑峻法，這樣的專制統治者的工具很難與現代法治接榫。盲點之二：沒有看到與800年前已經有《自由大憲章》（1215年）的英格蘭不同，中國的皇權不受契約關係約束。有些學者挖掘出「從道不從君」之說，冀圖證明古代中國的君權也是受契約限制的。可是，此說忽視了這句話僅是某些士大夫的勵志格言，最高的效果是說不定在若干年間可以出一兩個不惜「死諫」的忠臣，皇權對此沒有承擔任何義務。盲點之三：對中國傳統文化沒有形式邏輯理論的嚴重後果認識不足。這是現代科學沒有從本土文化中產生的重要原因，也是後來不少噩夢發生的思想基礎。古代中國和西方都有豐富的辯證法思想遺產，不能把共有的文化現象誇大為中國特有的。如果既有辨證思維，又受到嚴格的形式邏輯訓練，加上容許自由探討的社會環境和自由辯駁的學術風氣，學術文化有可能比較順利發展，至少留下較多的生機。如果辯證思維成了專制統治的意識形態的載體——聖賢或聖上辯護的工具，學術淪喪、生靈塗炭就難於避免了。片面地為辯證思維唱讚歌是十分危險的。

不幸，中國思維發展史就陷入這個泥淖。

孟老夫子當年說：「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兩千多年來，這種連形式邏輯都不講的現象，一直延綿不絕。到了20世紀，這個錯誤在蘇聯哲學影響下，披上一襲革命外衣，甚至毛澤東也深受其害。他說「資產階級的形式論理學」，「乃是真正錯誤的思想」；「因為形式論理學不反映事物的真相，因此辯證法不能容許其存在。」9這不是毛澤東個人認識的失誤，作為蘇聯哲學的學生，毛澤東的哲學老師之一的艾思奇也未能免俗。一個流傳很廣的故事：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艾思奇應邀到清華園給師生作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報告，斷言形式邏輯是形而上學。報告結束，主持會議的著名的邏輯學家金岳霖說了一句結束語：「今天艾思奇同志的報告很好，好就好在合乎邏輯！」（大意）

此後的許多錯誤，無視常識，駭人聽聞，就其認識根源而言，都與違反邏輯息息相關。中外合流的辯證法，成了令人目瞪口呆的變戲法！包括喻權域在內的一大批極端民族主義者的言論，不過是新近發生的一些小例子。此類言論的鼓吹者喪失了區分反省本國弱點與否定侵略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的能力。凡是敢於指出中國政府在處理對外事務中有不恰當之處的人，哪怕是批評慈禧太后之流支持義和團屠殺外國人的罪惡舉措，就被指摘否定了與帝國主義的主要矛盾，都被民族主義蒙住眼睛之輩稱為「漢奸」、「賣國賊」！他們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居，卻不知道或故意無視恩格斯的名言：「偉大的階級，正如偉大的民族一樣，無論從哪方面學習都不如從自己所犯錯誤中學習來得快。」

第四．對中國人接受外來先進文化的能力估計過低。鴉片戰爭以降，稍有遠見的知識分子都知道救中國的唯一出路是學習西方。為了減少阻力，一些人提出「西學中源」說，把一切需要引進的西學都說成是中國古已有之，現在不過是「禮失求諸野」，不必大驚小怪，更不是離經叛道。墨子是現代科技的先祖；古代可以在其中議論時政的「鄉校」是國會的雛形。他們用心良苦，但成效不彰。成書於19世紀80年代的《盛世危言》已經褪去這些胎記；進入20世紀，這類議論更日益稀少。近年來，海內外一些學人努力從中國古代文獻中尋找現代性，尋找現代公民自由和憲政的思想資源。這是有益的學術探索。不過，讀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固然有益，讀洛克的《政府論》和孟德斯鳩的《法的精神》不也發聾振聵？對2001年敢於毅然參加WTO的中國人說來，既然從物質生活到經濟制度都敢於與國際接軌，沒有計較它們是祖上沒有的東西，為什麼涉及公民權利和憲政等等話題，就非要找出祖宗的片言隻語為根據呢？要避免各色各樣的極端言論干擾中國現代化進程，唯一途徑是擴大開放，了解世界全局，避免視域局限；與此同時，保障言論自由，在自由接觸各種觀點和參與辯論中，多數公民必然越來越冷靜和理性。這是國家長治久安的必由之路。法治的中國，自由的中國，民主憲政的中國，多元文化同生共育、爭妍競秀的中國，這是中國人通往夢寐以求的民富國強的康庄大道，又是中國人和諧生活的制度平台。不要讓極端思潮再次把中國引向歪路。 2007年5月2日星期三刪節後連載在《長江》雙月刊2007年5月、7月號上。

五柳村2007年9月18日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