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不像城市：近代上海率先結緣全球化

1，熊月之主講百年上海，側重全球化角度。我先從上海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和中國抗日戰爭當中的地位講起，展示一下1930年代全球化視野下的上海形象。抗戰時的上海有八個獨特點。其中之一是孤島現象，由於「一市三治四界」的結構，產生了萬千人隔岸觀戰，工業畸形繁榮等奇觀對於上海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和中國抗日戰爭當中的地位，我概括為八個特點：調動、牽制日本的戰略據點；全國抗日救亡運動中心；內遷工廠對抗戰的重要支援；獨一無二的孤島形象；國際情報網路的神奇連接；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奇妙匯聚；如實報道中國抗戰的媒介基地；漢奸喪魂落魄之地。例如，國際紅色間諜佐爾格在上海接觸尾崎秀實等日本反戰人士，進而接觸到核心機密——日本人是南下而非西進，因而贏得莫斯科保衛戰的勝利。抗日力量在上海成功地暗殺了汪偽的大漢奸傅筱庵，相比，抗日期間，華北、東北等地日偽組織的大頭目都很安全。上述八點，兩點最值得強調。一是上海是調動、牽制日本的戰略據點，顯示了上海城市的國際性和重要性。日本、中國軍事統帥部分別利用這一特點，發動「一二八」事變，進行淞滬會戰。二是獨一無二的孤島奇觀，這是二戰中世界上其他城市都不具有的。因為上海有一市三治四界的結構，一市就是一個大上海；三治就是有三個統治機構，即華界，公共租界，法租界；四界，指華界分成南市和閘北，當中隔了兩個租界。租界加上越界築路地區，占上海城市的85%以上，大家熟知的工人三次武裝起義、辛亥革命時期的上海起義，都主要發生在華界，與租界沒有太大關係。因而，上海在「孤島時期」有四個不可思議之處。一，戰火受政治地圖嚴格限制，只在華界，不在租界；二，萬千民眾近距離觀戰。「蘇州河一水之隔，一邊炮聲震天，一邊笙歌達旦。」於是，有了楊惠敏游過蘇州河給四行孤軍送旗、民眾歡呼的動人一幕，有了外國記者在外灘陽台上邊喝咖啡、邊了解戰況的戲劇性場景。近距離觀戰與遠距離聽戰，對人們愛國熱情的刺激很不一樣。三，戰爭雙方都接受毗鄰區域的中立安排；四，孤島畸形繁榮，如1937年底公共租界可開工的工廠有400多家，到1938年達到7000多家，年增10倍以上；1939年新增工廠1000多家，進出口的商行，1937年213戶，到1941年增至613戶；孤島時期，全國80%的輕工業產品仍然是上海提供的……任何不可思議的現象，都有可思可議的道理。上述不可思議的現象，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解釋。中國租界最初只是租給外國人居住，仍保留主權，但經過華洋混處、中外會防和東南互保後，成了「國中之國」與中西利益交匯區上海英租界一開始按一畝地一年1500文的租金，租給外國人居住，其主權、管轄權仍屬中國。租界日後變成「國中之國」，關鍵有三步：第一步華洋混處，1853年的小刀會起義以後，上海租界由華洋分處變成華洋混處，有了工部局；第二步中外會防，即太平軍攻打上海時，中國人出錢，外國人出人、出槍，組成洋槍隊共同抵抗；第三步東南互保，1900年，八國聯軍侵略中國，中外交戰，但以上海為中心，擴展到江浙閩等地,實行「東南互保」，與外國達成共識，不與外國交戰。東南互保的結果，使得上海作為西方列強在中國利益大本營的形象凸顯出來，不僅與北方形成鮮明對比，也成為全球共知。此後，租界快速發展，外僑人口、外國投資，都在1900年以後快速增長。由於外國人將租界看成自己的家園，遂將西方的物質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同步引入，無形中造成了深遠持久的示範效應租界作為「國中之國」，有四個突出效應，這是了解近代上海的關鍵。一是示範效應。外國人在上海居住，有的長達三五十年，有的一兩代人在此，把上海租界看成自己的家園。他們要把上海建設成和西方同步發達的城市，凡是西方有的先進器物，上海馬上就會引入。具體可分成三類來講，物質文明、制度文明與精神文明。物質文明，西方人有電燈，上海馬上有電燈；西方有電話，上海馬上有電話；西方有自來水，上海馬上有自來水……制度文明，西方人在此保持原有的生活習慣，例如市政管理——道路有多寬、下水道怎麼建設、垃圾怎麼處理等，均按本國制度來做；還包括教育制度、作息制度、選舉制度等。精神文明，西方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都對上海人有影響。從文化傳播角度看，示範與灌輸很不相同，灌輸中往往帶有居高臨下的成分，接受者會有反感與抵觸，但示範效應並沒有強製成分。中國人從相互比較中學到了許多東西。比如，看到西方人飲用自來水，而我們飲用河水、井水，衛生程度不一樣，得知好處後自然而然就會向他學習；看到租界市政管理比較有效以後，也會將其制度照搬過來。示範效應產生的影響比較深遠、持久。孤島的「縫隙效應」產生不少奇特現象，如革命黨人章太炎等的「蘇報案」，滿清遺老按清紀年生活，毛岸英安度五六年……二是縫隙效應。租界與租界之間的制度不一樣，租界與華界之間的制度也相異，因此就有人會利用這種差異。晚清著名的反清政治案件「蘇報案」就是一例。1903年，章太炎發表《革命軍》序言和《駁康有為論革命書》摘要，轟動全國。章太炎住在租界，此前他的同事吳稚暉等人被租界巡捕傳訊過6次，但每次都只問及是否殺人放火、私藏軍火、拐賣兒童，因為在租界的法律里，這三樣均違法，而批評政府是被允許的民主權利。吳稚暉等人被傳訊後，太平無事。所以章太炎覺得來抓也無所謂。但是清政府這次是勾結了租界工部局，是真抓。章太炎後來被判三年，不算嚴厲，鄒容判兩年，這也是因為租界的緣故，如果在中國的其他地方，不用審判就被殺掉了。民國時期，一批前清遺老如鄭孝胥、陳三立、沈增植等住在租界，留長辮，繼續用清朝紀年，每周相聚讀經憶舊，安全無事。中國共產黨人也注意利用租界的縫隙。中共一大會址（在今黃浦區）、二大會址（在今靜安區）、四大會址（在今虹口區），都屬於租界邊緣或租界與租界、租界與華交叉處，或越界築路地區，為管理薄弱地帶。毛澤東的兒子毛岸英，在楊開慧被軍閥殺害後，地下黨將他送到上海安全地度過了五六年，後來經香港轉移到巴黎送至蘇聯，也是利用了上海社會管理的縫隙。洋涇浜英語、八仙橋現象的出現也是由於社會管理存在縫隙與死角而產生。另外還有兩個效應，孤島效應和集散效應。上海是最大的「全國城」，85%是移民。由於與各地利益相聯，就有「五四」運動經過上海「六三」走向高潮之例，排外更無從說起上述四個效應，產生了非常複雜結果。首先，上海全國化程度很高，上海是最大的「全國城」，是名副其實的全國化上海。上海人來自全國各地，江蘇、浙江，在1940年代時都超過了百萬；廣東、安徽、山東，10萬以上；湖北、福建、河南、江西、湖南，1至3萬。由於人口來自全國各地，上海的會館、同鄉會組織，少的時候有56個，多則250多個，這是今人很難想像的。這些同鄉組織幫助移民介紹工作、排解糾紛，聯絡鄉誼，與移出地保持多方面聯繫。這種組織，居民認可，中國政府認可，租界當局也認可。榮家企業管理層大多為無錫人，先施公司、永安公司、大新公司、新新公司，都是廣東香山人開的，其管理層都是廣東人；虞洽卿做生意，很大部分與寧波有關；張謇的生意則與南通有關。每個地方的人都和家鄉聯絡。我們講上海人非常愛國，為什麼愛國？因為愛自己的家鄉。為什麼愛鄉？因為家鄉的利益和他密不可分。大家都知道「五四」運動是北京的學生髮起，如果光靠學生是起不了大作用，因為北京沒有很多工商業，不會形成市民運動。上海「六三」運動起來後，在滬山東人響應最積極，時任上海軍政長官盧永祥就是山東籍，他利用自己的人脈、地緣關係，動用了發電報的特權，發出罷免三個賣國賊章宗祥、曹汝霖、陸宗輿的電報，引起全世界關注，遂將「五四」愛國運動推向高潮。談到全國化程度，要糾正所謂「上海人排外」的成見。上海人一直有雙重認同。在家裡說家鄉話、燒家鄉菜；到外面去，就說是上海人。為什麼？上海代表當時最好的工業水準、便捷信息，因此到外地做生意，就說我是上海人。但是在上海，他就說我是紹興人、揚州人。上海發生好事時，「我們上海人光榮」，反之，「跟我沒關係」。移民胸懷最寬大，雙重認同對上海人影響很大。比如，中共一大代表毛澤東是湖南人，王盡美山東人。而上海的兩個代表，李達和李漢俊，一個是湖南人、一個是湖北人，在滬時間都不超過3年，這就是上海移民城市非常典型的特點。由於全球化程度很高，上海被稱為「袖珍地球村」，外僑最多有15萬，58個國籍，因此也各管其民，九個各異的管理體系上海是全球化程度很高的城市，被稱為「袖珍地球村」，各國人都有，在近代全世界城市中也屬罕見。上海外國人最多時，按國籍算有58個；上海外僑最多時是15多萬人。管理機構也很特別，各管其民，外僑在上海犯法，由各國領事館審理，通常有28個領事館。上海還有僑民自己組成的萬國商團，業餘時進行訓練，有事時起來保衛租界。商團最多時有1500多人。租界內20多個國家均有各自的商團，也有一支中華隊。外國人在上海也有雙重身份，一是本國人，二是上海的外國人。上海法租界用「安南」巡捕較多，公共租界用印度巡捕，大多是錫克人。因為長相易辨，也因為錫克人比較忠誠，不會太多地違法。與此相類似，公共租界用山東人做巡捕的比例很高。在英國人看來，山東人與錫克人差不多，人長得高大、比較忠厚老實，後來他們也善待山東巡鋪，有的將其帶回英國。上海呈現相當多元的格局，可細分為9個系統。比如說行政系統的語言，中國法官判案用中文，法租界用法文，公共租界用英文。司法系統也很不一樣，最值得介紹的是領事公堂，它是一個行政法庭，以工部局為被告對象。你對市政府辦的事情不滿意，可以到領事公堂告它。從1882年到1941年，共審理過55起案件。其中，23起是工部局敗訴，10起是工部局勝訴，被駁回有10起。這說明，民告官的結果，官輸的比例最高。其他治安系統、交通、能源、教育、衛生、貨幣、宗教系統等，也非常多元，電車軌道寬度不一樣，電源有110伏和120伏，等等。因此，上海成為一個比較奇特的地方。比較安全、比較洋化、比較自由、財富集聚、人才薈萃、發展機遇良多、對窮人救濟幅度也大。由於共處，華界和租界之間就有鄰里關係，有衝突也有合作。如同抵抗太平軍、清理洋涇浜，接待美國總統、慶賀開埠50年……講到上海的一市三治，我們一定會想到租界與華人的關係。這裡提到鄰里之間，是指租界與租界之間，也指租界與華界之間，他們的關係有衝突也有合作。在強調階級鬥爭、強調民族主義的時候，衝突和鬥爭多。如「小車工人事件」、大鬧會審公堂事件、外灘公園禁止華人入內事件，還有「五卅運動」等。但我們以全球化的眼光看待上海，一定要看到他們除了衝突以外，還有很多合作。除了開頭講的中外「會防」聯合抵抗太平軍，東南互保，還有很多方面。比如說共同清理洋涇浜的界河，共同抗擊颱風，防治傳染病，禁止鴉片等。1909年，在上海匯中飯店（今和平飯店南樓）召開了世界禁毒大會，中國官員出席，美國等也派人出席；1879年，租界邀請了美國卸任總統格蘭特來滬，上海道台也要宴請他，在城隍廟請他吃了37道中國菜，還為他定製了8人抬的大轎子。可以看出，儘管上海有三家主人，但就像鄰居和親戚一樣，有事大家會商量著辦。最典型的，是1893年上海開埠50年大慶，上海萬人空巷，盛況空前。中國商人，尤其是廣東商人、寧波商人，在上海開埠後受惠最多。但是他們又不能讓人看到自己的喜悅。恰巧1893年11月17日這天，也是慈禧太后59歲生日，於是華商就想出一個很巧妙的主意，牌子一面寫著「通商大慶」，一面寫著「萬壽無疆」。中國人看到的是「萬壽無疆」，外國人看到的是「通商大慶」。此事一方面看到了商人的智慧，另一方面也表達了他們對通商帶來利益的愉悅心情。這與日本人慶祝橫濱開港的情況差不多。在上海，全球與本土的互動一直沒有中斷，有形的有國際風雲的直接影響，如蘇伊士運河開通、排華法案，無形的有引進人才、技術在上海這塊土地上，全球化和本土的互動一直沒有中斷過。有形的一面，體現在國際上的風雲變幻對上海都有影響。比如說蘇伊士運河1869年開通後，來上海不必繞過好望角，航程大大縮小，上海的外商馬上倍增；美國1905年通過「排華法案」以後，上海當年就爆發了抵制美貨運動；一戰後，因為德國戰敗，德國僑民就在上海受到排斥……無形的一面，在全球化過程當中，中國也通過上海主動引進外國的技術，比如江南製造局、輪船招商局、機器織布局都設在上海，因為在上海引進外資、引進外國的人才、技術都比較方便。當然也有很特別的影響，比如在上海產生了很多的混血兒。在晚清，混血兒就有專門的學校，到民國時萬國商會裡有專門的混血兒隊，他們地位比外國人低，比中國人強。近代人常常說上海是「四不像」城市，不中不西、亦中亦西，是個「怪物」。放大來看，上海租界就是一個中西文化非婚生的混血兒，不是一個通過法律程序正式結婚的兒子。所謂的「四不像」，所謂的「混血兒」，都有各自視角。今天從全球化維度來看，上海就是在特殊狀態下率先結緣全球化的一個城市。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沒有，這對中國到底是何意義，還有待更深入研究。在歷史時空里看租界戴鞍鋼百年上海繞不開租界問題，這必然涉及到對租界的看法。租界在上海的設立，肯定對中國主權有傷害，但對任何歷史問題的認識，都應該放到一定的歷史時空里才能看得比較全面和深刻。中國在當時,整體落後於世界發展潮流，租界在上海的設立是在落後的中國開了一扇窗戶。它讓缺乏知曉途徑的中國人了解世界相對先進的制度和文明。很多先進中國人，都是通過租界受到了直接觸動、警醒，並且為之發憤圖強。近代中國有兩大主題，改革和革命。前者的旗手康有為進京趕考曾途經上海，「公車上書」失敗後，又在上海逗留。上海江南製造局的譯書局，翻譯了很多包含法律和政治的西方各類書籍。受此啟發，康有為在廣東辦「萬木草堂」，培養了梁啟超等一批青年才俊，也部分促成了1898年推行戊戌變法。中國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1894年曾嘗試勸說李鴻章改革，他先到上海，然後到天津求見李鴻章。當然他吃了閉門羹。孫中山在以後的自述中非常清楚地講道，他經過鴉片戰爭後的香港，又比較了上海華界、租界兩者的差異，深受觸動。所以被李鴻章拒見後，促使他毅然決然從改良走向了革命。縱然如此，有租界歷史的上海是當時中國城市的另類，不具普遍性。在一定程度上，是以中國內地的經濟發展滯後為代價的。列強在中國的經濟布局，對上海的重視和在上海的經營，說到底都是圍繞其在華利益展開的。鴉片戰爭敗北後，清政府代表非常擔心列強會提出開放蘇州，因為在中國官員知識結構中，蘇州遠比上海重要，但談判桌上外國人提出了上海，列強是乘海而來的，以海洋時代的角度來看，上海的地位遠比蘇州重要。《馬關條約》規定蘇州、杭州可以通商，事實上兩地只有過日租界。英美國家認為有上海就夠了。公共租界在公共衛生管理上留下經驗可鑒歷史學博士生邱志仁：您對公共租界中公共衛生的現代性有何看法？熊月之：我覺得，當年公共租界在公共衛生的管理上有很多值得後人重視之處。公共租界把以人為中心的衛生環境建設提到很高的位置。譬如說租界在一開埠就規定道路該怎樣規劃，何地可辦工廠，何地不能發出高聲，不同的建築材料該用在何地。上海長時間有老鼠，易發水災，當時就規定建房要有高度，要有石頭，以防老鼠鑽入房間，也防水漫進。可貴的是管理非常嚴格，幾乎有法必依。上海人當時對巡捕很仇恨，很大原因是巡捕常和當時上海人的不衛生習慣產生衝突。日本管理僑民提升文明形象值得學習廣播電台主持人丁薇：在租界生活的外國人中，日本人最初因為不文明被人看不起，後政府嚴厲執法，規範行為，最終獲得世界範圍內的認同。您怎麼看？熊月之：凡到日本旅遊過的人，都會對日本人的乾淨留下很深的印象。當年，日本人住在虹口，被稱為小東京，最初形象確實不好，比如穿睡衣上街、穿拖鞋的妓女沿街攬客等。後來日本政府形成了專門的管理辦法，對在滬僑民進行非常嚴格的管理。因此你說不出多少日本人的不文明舉止，當然也和這個民族自己愛抱團不與人交流有關。中國現在是出境旅遊大國，去年有1億多人出國，所以，保持文明的形象就是保持國家形象。今天，我們反對日本軍國主義，但也不要忘記學習他們的文明舉止。租界真正回歸中國是在抗戰結束退休教師魯克齡：1943年抗戰期間，政府把租界收回了，為何在那時？熊月之：這基於特殊的國際環境和上海環境。一方面，太平洋戰爭之後日本的軍隊進入了公共租界、法租界，他成了實際控制者。為顯示自己是亞洲國家，要和中國一起反對西方帝國主義，便做出把租界交還給中國的姿態。另一方面，英美此時和中國已是反法西斯戰線的同盟國，因此也和中國政府商談要交還，兩方面都是沒有實質交回的情況下進行的國際宣傳戰。當然中國從來都認為租界就在此時從法理上收回，但歷史學者認為真正回歸是在抗日戰爭結束。租界形成是當時各種力量相互作用所成上海形勢政治教育研究會殷勤燮：從全球化視野看上海，百年上海歷史除了積極面，還有消極面嗎？熊月之：講全球化對上海影響時，會多講積極面，消極面從來沒有少講。研究近代史、上海史常常會想到，租界為何會變成國中之國？清政府、上海官員為何不管國家的主權，任外國人為非作歹？但做歷史的人往往要從歷史細節去進入。當時，清政府在忙著鎮壓打下南京的太平軍，上海道台在忙著對付小刀會，而華洋混處的租界已經雲集了那麼多難民。所以回到歷史場景，就會看到歷史的發生都不以某人的主觀意識來決定走向，它是多種力量相互作用、相互影響所形成。1949年後的上海成績和之前歷史無法割斷華東師大研究生陳雲樵：您在新修的《上海通史》中，對上海當代史會有哪些突破？熊月之：上海歷史的亮麗在兩端。一端是二三十年代，由於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上海成為遠東最大的城市，成為中國的現代中心；另一端就是改革開放後。1999年出版《上海通史》，由於檔案披露不夠多，不少歷史事件沒經過時間沉澱，很難成為確定的研究對象。這一次新修上海史就把後面的亮點寫透，時間上到2010年上海舉辦世博會。我認為1949年以後，上海精氣神是直接受傳於1949年之前。作為共和國的長子，解放初上海承擔全國六分之一的財稅，在工業、科技貢獻不凡，如果沒有以前那些人和打下的底子，是無法實現的。所以，1949年後的歷史和以前的歷史無法割斷和劃開。7月19日，「東方講壇·文匯講堂-歷史與我們的未來」演講季進入第六期，主講嘉賓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上海歷史學會會長熊月之教授主講《全球化視野下的百年上海》，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戴鞍鋼擔任評論嘉賓。本次演講音頻請登錄文匯微電台（APP喜馬拉雅·聽-搜文匯講堂2015）收聽。本版攝影 袁婧 司俊飛 參與本次整理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