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我是一個「隨行隨吟」之人

余秋雨

《空島》

　　余秋雨，1946年生於浙江省餘姚縣，現任澳門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院長。中國著名文化學者，理論家、文化史學家、散文家。 1966年畢業於上海戲劇學院戲劇文學系。1980年陸續出版了《戲劇理論史稿》《中國戲劇文化史述》《戲劇審美心理學》。1985年成為當時中國大陸最年輕的文科教授。1986年被授予上海十大學術精英。1987年被授予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的榮譽稱號。其文化散文集，在20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初的中國大陸最暢銷書籍中佔據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台灣、香港等地也有很大影響。海內外讀者高度評價他集「深度研究、親歷考察、有效傳播」於一身，以整整二十年的不懈努力，為守護和解讀中華文化作出了先於他人的傑出貢獻。

余秋雨：我是一個「隨行隨吟」之人

　　二十幾年前，白先勇讀到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當即把這本書介紹給台灣的爾雅出版社。記得當年爾雅出版社在新書的扉頁上印了一句話：「余秋雨是白先勇最推薦的大陸作家。」事過二十年，白先勇認為這句話還是正確的。他說，從《文化苦旅》到《君子之道》，余秋雨的很多書，幾十年都在守護中華文化。他的書受到那麼廣泛的歡迎，首先是因為他始終在寫我們的中國文化。他也寫過世界各國的文化，但核心還是中國文化。他關切的，是我們整個中華民族的「文化DNA」。余秋雨的散文，從世間流行的小品文拔身而出，接上了唐宋八大家的大風範。在現代散文的成就上，我們要給他最高的敬意。

　　不僅散文創作是在書寫我們的中國文化，余秋雨的小說創作也在試圖找回中國散落在歷史記載之外的故事。他希望用象徵的藝術找回那些散落和遺失。

　　2015年，余秋雨連續推出兩部長篇小說：先是《冰河》，又有《空島》(作家出版社)。

　　「我用歷史紀實的筆調，寫了一部懸疑推理小說。」余秋雨在《空島》題記中說。看似兩種相聚甚遠的表達，卻在《空島》中呈現出恰到好處的融合。

　　《空島》，借用故事起源於和珅對財富的追逐，他想把中國最大的海盜——王直的寶藏收入囊中。多番尋訪之後，黑衣人何求，朝著目標之一，揚州趙府的藏書樓——海葉閣出發。自此，秀才岑乙、黑衣人何求、趙府主人之女趙南、趙南的侍女小絲、藏書樓的諸位長老和揚州城裡的老老少少，毫不相干的人們命運彼此牽連，連同海葉閣、梓園、輔仁書院這些傳統文化的象徵之地一起，捲入小石激起的千層巨浪之中，經受著種種考驗。

　　空島，究竟在何處？余秋雨以其獨特的創作方式，向人們講述著從古至今的文化定律，大善大美，小絲小縷，相互維繫，彼此相依。空島皆空，卻蘊含了美麗的生命哲學。

　　4月18日，讀書報專訪余秋雨。

　　讀書報：您從來不用電腦寫作，但是創作成就斐然，前一段剛剛出版22卷本的余秋雨合集，今年又推出兩部作品。您如何看待寫作？

　　余秋雨：寫作是我的生命，有一點像礦藏的地質層。礦藏的橫斷面有一層一層的地質層，每一層互為依據。我的第一層是合集裡面近十年的國際演講，包括在聯合國的演講、在美國國會圖書館的演講都收在合集裡面。聯合國網站第一條是我的演講，影響很大；我的第二個礦層是20年的全球考察，我可能是全世界唯一走遍了古文明遺址恐怖主義地區唯一的人文學者。20年的全球考察，沒有成為世界旅遊，而是文化活動呢，是因為有30年的學術研究，這是第三層。

　　第四層是我有40年的創作訓練，我在做上海戲劇學院院長之前，還擔任寫作教師時，自己也寫，每天訓練學生寫。這後面還有50年的古典修養，我的合集裡面翻譯了《莊子》、《心經》，翻譯了屈原、蘇東坡，這都是50年古典信仰建立起來的。

　　每個人的地質層面是不一樣的，我走遍國際，所以國際上新的藝術思潮對我有重大的影響。同時考察提升了我的藝術感覺，又使我考察的文章寫得有溫度。大家完全看不到我的作品裡面有任何劍拔弩張的東西，而是有比較豐富的人生。

　　讀書報：網路時代，您如何對待當下的輿論環境？輿論環境對您的創作有何影響？

　　余秋雨：輿論環境無所謂好還是不好，完全看創作者本人怎麼面對，很長時間以來文化傳播的層次比較低，使得我們的輿論環境不太懂得藝術。藝術已經寂寞了，我們熱鬧的都是外面的東西。有些媒體不研究一下演員在表演上的突破，而是關注表演之外的事情。這使得藝術家在最關鍵的問題上顯得很寂寞。專業評論很有魅力，寫出來很有價值，如果老講緋聞就沒什麼價值了。

　　讀書報：您不上網，但是進入微博時代，大家對過往流行過的一些風格會有新的評價，您會介意嗎？網路閱讀是否算是閱讀的一種？

　　余秋雨：文學沒有新舊，文學不會過時，《離騷》還沒有過時，《紅樓夢》還沒有過時，只有好不好，沒有過時不過時的區別，好的東西永遠不會過時，文學和政治領域和社會領域不一樣的是留下了永恆，這點非常重要。

　　不要認為網上接受信息就是閱讀，給朋友們發這個發那個就是閱讀，這搞錯了，我們還要認真的把文學作品作為閱讀。

　　讀書報：20世紀80年代您早期的創作多是戲劇理論方面的專著，那個時期您對於戲劇理論的研究對後來的創作有怎樣的影響？

　　余秋雨：我在寫作散文之前，就已經出版了《世界戲劇學》、《觀眾心理學》、《中國戲劇史》、《藝術創造學》。這是一個體制龐大的學術工程，使我對世界各國自古至今最重要的哲學、美學、心理學、文化人類學名著，有了比較完整的把握。因此，我到世界各地考察，永遠不會膽怯，心想，我熟悉這片土地上最優秀的聖哲。

　　讀書報：您對於文學的熱愛始自什麼？

　　余秋雨：始自天性。後天的閱讀經驗和審美經驗，又提升和強化了這種天性。這是我生命深處永遠潛藏著的一種美麗。

　　讀書報：在90年代，您的大文化散文在文壇引起廣泛的影響，尤其是您的散文作品對於中國歷史、中國文化的追溯、思索和反問中特有的靈動與活潑，在散文中獨樹一幟。《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千年一嘆》等每一部作品都在文壇擲地有聲。能否談談，您的散文創作幾十來有怎樣的變化？

　　余秋雨：謝謝您的表揚。寫散文之後，海內外絕大多數讀者都把我看成是一個純粹的散文作家，其實我的主業還是學術研究。研究的方向，已漸漸集中到以下四個方面：中國文脈，中國人格，中國美學，以及中國文明在全球座標中的位置。這些課題都很重要，近二十年來聯合國總部、世界文明大會、哈佛大學、耶魯大學邀我去演講的，也都以此為主題。但是，我又不希望這些過於嚴肅、過於理性的研究嚇走了我的廣大散文讀者。因此，力圖用散文筆調來表現研究成果，這就是後來出版的那麼多書。在這方面，司馬遷是我永遠追摹的榜樣。歐洲的榜樣更多，但比司馬遷都差得多。

　　讀書報：作為學者型作家，您的作品卻每每都能在讀者中引起強烈的反響，不但成為常銷書，也是暢銷書。您認為是什麼原因？

　　余秋雨：這證明，我們的讀者並不拒絕思考深度。這裡出現了三個「度」，那就是：只要加入作者的生命溫度和審美高度，就能把思考深度全然激活。今天的讀者，雖然也喜歡放鬆型、消遣型的閱讀享受，但在放鬆過後，卻會認真接受一些「美麗的艱深」。您的問題，很多人都提出過，譬如台灣讀者就對我的著作在華文世界長期暢銷非常好奇。上一個月，白先勇先生在台灣的一次演講中試圖解答這種好奇。

　　讀書報：在行走中思考、寫作、沉澱，您的作品與一般意義的文學作品區分開來。您希望自己的作品帶給讀者怎樣的思考？

　　余秋雨：法國思想家盧梭說：「如果停止行走，我就停止思考。」我在給北京大學學生講授「中國文化史」時，曾經在課堂上要他們一次次標出屈原、司馬遷、李白、杜甫、蘇東坡的行走路線，並藉此告訴他們，真正偉大的文字，總是先讓腳寫在大地上，再讓筆寫在簡冊上。當代的寫作，更需要自己的單個生命與永遠陌生的土地的碰撞。文字，只是這種碰撞所濺出的火花。

　　讀書報：為什麼會想到「轉型」創作小說？還是一種多年積累的必然？

　　余秋雨：實在算不上「轉型」。文化只講高度，不限專業。你看達？芬奇，深入到很多學科，都卓有成果。我曾在德國魏瑪城的歌德故居逗留了很久，他涉足的領域也極為廣闊，倒反而沒有留下他作為一個世界級大詩人的多少印記。中國的蘇軾，詩詞、散文、論文、書法、繪畫、音樂、醫藥、佛學，無一不通，且門門登頂。我當然不能與他們比，只能自比一個老農。今天耕地，明天修堰，後天種稻，出門趕車，回家餵豬，都會。我們不能說，這個老農怎麼頻頻「轉型」，天天「轉型」。

　　讀書報：有多年的戲劇理論和創作的積累，小說創作是否得心應手？

　　余秋雨：還是借用那個老農的比喻：有了耕地的經驗，對泥土的習性就很了解，對土地與水的關係也很懂得，因此一旦修堰，也就得心應手。古人說：「天道無隔，一通百通」。我很願意做這樣一個老農。

　　讀書報：《空島》用歷史紀實的手法完成懸疑小說，令人耳目一新，這令我想到戲劇的力量。您在創作中最大的體會是什麼？

　　余秋雨：您是內行，居然一讀就發現了戲劇的力量。其實，戲劇的力量也就是「敘事張力」，戲劇要有，電影、電視劇、小說都要有。現在我看很多電影和電視劇作品，鏡頭很好，表演也不錯，卻在根子上缺少「敘事張力」，常常為它們深感惋惜。「敘事張力」也可以說成「講故事的魔力」，不僅能讓觀眾享受，也能讓講的人享受。您問我在創作中最大的體會是什麼，我的回答是：享受著講故事的魔力對我自己的誘導和激發，實在是神妙無比。

　　讀書報：與您的首部長篇小說《冰河》相比，您認為《空島》的創作又有哪些新的變化？這種懸疑的構思，是否對您的創作與閱讀都構成一種挑戰？

　　余秋雨：《冰河》、《空島》、《信客》是三部不同的小說，但又可連在一起讀，我想用三個歷史方位，來藝術地闡述中國的人性風範。這三個歷史方位，也有時間的連貫性，大致是：明代、清代、現代。懸疑的構思，只是一種藝術手法，藉以把故事揉緊，並快速推進情節，可以省掉很多篇幅。這對現代人比較適合，也是二十世紀的部分作家對十九世紀過於冗長的小說模式的解構。

　　讀書報：「空島」中蘊含著的生命哲學，讓人引發更多的思考，同時也會聯想余先生本人對生命的思考。

　　余秋雨：不錯，我喜愛的藝術作品，都與生命哲學有關。生命哲學的最高部位，並不是抽象思維，而必然是藝術形態。亞里斯多德寫過《歷史哲學》，但他把詩看得比歷史更高，他是對的。中國儒家，也把「樂」與「藝」放在歸結各種大學問的地位，他們也是對的。當然，很多藝術作品與生命哲學無關，那也很正常，因為藝術的天地很廣闊。我本人，由於歷盡磨難，又一直在思考著生命的本質、生命的意義、生命的陷阱、生命的崇高。不僅在創作中，而且在學術研究、行政事務、日常生活、千里行旅中，也是這樣。

　　讀書報：為什麼會想到以和珅對財富的追逐作為故事的題材？您認為這個故事對當下社會有怎樣的啟迪？

　　余秋雨：我寫和珅，並沒有現實影射的意思，而只是迷醉於三個「最」：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文典、最大的海盜、最大的貪官。這三個「最」組合在一起，一定能產生特別有趣的巨量級渦旋。因此，還是著眼於「敘事張力」。如果留一隙現實主義的聯想，那就是把大文章做小了，非常可惜。

　　讀書報：您願意談談小說創作與戲劇、散文創作的不同感受嗎？

　　余秋雨：各有著迷之處。德國詩人海涅說，小說、戲劇、詩歌，是人類精神中三種基本美麗的自然迸發。他把塞萬提斯、莎士比亞、歌德這三個人，作為這三種基本美麗的最高代表。儘管海涅不了解中國文化，但他把文學的幾種基本體裁與人類的幾種基本美麗連在一起，顯然是不錯的。每一個文學創作者，其實都具有人類精神中的基本美麗，只不過精力有限，各有側重罷了。文學體裁之間的區別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品級」和「氣格」。

　　讀書報：您是大家最為關注的作家和學者，同時也是爭議比較多的，您如何看待這些不同的爭議？

　　余秋雨：有關我的「爭議」較多？我看到的，只是四次無聊的誹謗。我沒有出來爭辯，因此構不成「爭議」。

　　第一次，是說我在「文革」中參加過一個叫「石一歌」的寫作組。大家讀一讀我寫的《尋石之路》就明白了。我曾公開懸賞，誰能舉出我在這個筆名下寫過哪一句話，我就支付自己兩年的全額薪水。懸賞已經二十年，至今無人領賞。我在「文革」中，冒著生命危險躲在外文書庫開始寫作那部六十八萬字的《世界戲劇學》。請想一想，在那個稍稍偏離「革命樣板戲原則」就要入罪的年代，寫那部書需要什麼樣的勇氣？相比之下，那些誹謗者當初在幹什麼？

　　第二次，是說我的書中有大量「文史差錯」，還有「抄襲」，全國嘩然。但是，後來有一個記者找到那個誹謗者，要與他比對證據，那人才輕鬆地說，他是「想當然」。

　　第三次，說我在汶川地震中「捐款二十萬元」是「詐捐」。但是，我在哪裡宣布過我要「捐款二十萬元」？事實是，我在災區以五十多萬元捐建了三個學生圖書館，至今仍邀請誹謗者們隨時參觀。而且，學生們還會教他們數學：五十萬，比他們心中的二十萬，要大一些。

　　第四次，說我和妻子離婚了，還偽造了妻子的離婚聲明。結果，我的妻子馬蘭立即發表了一個正版聲明：「若有下輩子，還會嫁給他」。

　　就這四次，其他沒有了。從去年開始，中國司法部終於有了逮捕和審判造謠、誹謗者的案例，他們也就不鬧了。有的讀者問我：「為什麼當初不起訴他們？」我說，他們其實是一群無聊的可憐人，不相信人生中有勇敢，有奉獻，有愛情。他們什麼也沒有，再把他們關在監獄中，就於心不忍了。

　　讀書報：小說創作如此遊刃有餘，是否今後的創作將在小說上有所側重？

　　余秋雨：我是一個「隨行隨吟」之人，從來不對自己的今後，作任何計劃。您說我「小說創作如此遊刃有餘」，又說「耳目一新」，我一聽就高興了，那「見好就收」吧。已經出版的《秋雨合集》多達二十二卷，在書架上長長一排，裡邊還不包括《空島》、《信客》這樣的小說。如果加在一起，那就實在寫得太多、太多了。我又至今未用電腦，純粹是最原始的「手工寫作」。握著筆，一字一句地寫，居然讓稿紙堆成了小山。讀者見了，一定會疼惜我的手。那就不要再讓我多寫什麼了吧。如果還寫，可能更多地是寫書法。我的毛筆字寫得不錯，國內那些重要碑文，都是由我撰文，又由我親筆書寫的，例如炎帝碑、法門寺碑、采石磯碑、大聖塔碑，以及仰韶遺址、秦長城遺址、雲岡、都江堰等等。我的六卷書法集，去年獲得了全國「金牛杯」金獎，最近還會出一部我的「墨跡」精選，請大家指教。

　　讀書報：在當下浮躁的碎片化時代，您認為作品怎樣才能引導讀者的熱情？您對《空島》等小說創作，期待幾何？

　　余秋雨：沒有什麼期待。成熟的讀者不必引導，他們在遠處就能聞到林木之氣。我出了那麼多本書，沒有一本舉行過首發式、簽售式、研討會。我與文學評論界也毫無交往，因此，全國有那麼多「散文獎」，《文化苦旅》卻從來沒有得到過任何一項。但是，這一些對讀者都不起作用。我對讀者，有充分的信心，因此不想用任何方式去誘惑他們，或騷擾他們。他們如果現在沒發現我的小說，遲早總會發現的，不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