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世界人口日，該關注哪些人口問題

07-18

世界人口形勢發生了根本性轉變，舊的人口理論已經過時，但大多數中國人仍然沒有認識到未來中國的人口危機有多麼嚴重

專欄作家梁建章為「攜程旅行網」董事會主席。

專欄作家黃文政為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特邀高級研究員、「人口與未來」網站聯合創始人

7月11日是世界人口日。1990年，聯合國根據其開發計劃署理事會第36屆會議的建議，決定將每年7月11日定為「世界人口日」，以喚起國際社會對人口問題的關注。在上個世紀80年代之前，國際社會關注人口問題，側重點是關注人口過快增長對資源和環境問題造成的壓力。然而，近年來，國際社會關注人口問題，側重點是關注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和社會造成的負面影響。這種關注重點轉變的背後，是世界人口形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舊的人口理論已經過時了。

馬爾薩斯的理論已經過時大約200年以前，英國經濟學家托馬斯·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發表了著名的馬爾薩斯人口學理論。這一理論描述了下面這一邏輯鏈：技術進步可以產生人均收入的短期增長，然而，收入的增長很快會導致人口增加和農業生產率下降，最終將消除人均收入的任何增長。馬爾薩斯理論對工業時代以前的世界經濟是一個很好的詮釋。在農業社會中，技術進步的速度很慢，生產率的緩慢提高會導致人口增加，但不會帶來人均收入的增長。因此，工業革命開始以前，世界人口緩慢增長而人均收入停滯不前是一般的經濟發展模式。但是，馬爾薩斯的理論卻已經不再適用於現代經濟。

首先，農業不再像以前那樣佔據重要的地位。在發達國家，農業佔GDP的比重不到5%。在中等收入國家，比如中國，農業只是貢獻了經濟總量的10%左右。其次，人口增加會降低生產力的這一邏輯已經不再適用於工業和服務業。理論上講，儘管工業部門的確需要原材料、能源和其他資源，因此，較大的人口規模將消耗更多的資源，提高自然資源的成本，然而，工業部門的資源強度卻遠遠低於農業的土地強度。此外，與土地不同，由於技術創新，人類已經發現了許多新型的材料和能源。例如，大約在200年前，人們用木頭和石頭來建造房屋，而到了今天，人們可以已經可以使用許多其他的建築材料，比如金屬、玻璃、水泥、橡膠等。歷史上，能量的主要來源是木材和煤炭，然而今天，許多新能源已經被發明利用，比如太陽能、風能和核能。在現代服務業和信息技術領域，對自然資源的需求更是弱得多，互聯網和娛樂行業對自然資源的要求就更少了。兩個行業中的產品和服務可以大量複製，幾乎不需要使用額外的自然資源。因此，土地和自然資源的制約，已不再成為現代經濟發展的瓶頸。而對解決諸如全球變暖之類的問題，創新會顯得更為重要。那麼，要使創新維持在較高水平，一個國家就需要有大量年輕且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力群體。最後，在後工業時代，與馬爾薩斯的預測恰好相反：隨著人們越來越富裕，父母越來越不願意多生孩子，人口爆炸的現象消失了；伴隨著國家的繁榮，所有國家無一例外地都經歷了生育率的大幅下降。幾乎在所有發達國家，生育率都低於2.1的更替水平。在非穆斯林的亞洲，通常在一個國家人均收入水平達到4000美元時，生育率就會下降到低於2.1的替代水平；而當一個國家達到人均收入水平10000美元時，生育率甚至會下降到低於1.5。這樣低的生育率水平，對於任何一個國家來說，都是不可持續和危險的。今天，大多數經濟學家都認為，馬爾薩斯主義者的人口統計學和經濟學理論，只適用於世界上那些還處於前工業經濟階段的最貧窮國家。世界人口發展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大多數高收入國家和中等收入國家都有穩定的甚至日益減少的人口，只有低收入國家還存在高人口增長率。因此，我們需要一個新的經濟人口學範式。人口是創新的動力如果一個國家能夠吸收世界上最先進的技術，並依靠研究和開發推動其進一步創新，那麼在這一前提下，龐大人口規模就會成為創新和經濟發展的優勢，美國上個世紀的經濟史就是很好的展示。在工業和信息時代，人口眾多是創業和創新的重要優勢。中國經濟在過去40年中的經驗是另一個例子。以1978年的改革開放為起點，中國一旦打開了面向世界的大門，其巨大的市場就迅速吸引了大批外國投資。同時，大量高學歷的勞動力能夠迅速吸收先進技術，提高生產率。在過去的幾十年中，中國的企業家創立了成功的本土企業，不僅在國內市場而且在國際市場上與跨國企業展開競爭。例如，華為和聯想已經成為優秀的跨國公司。2016年，中國的人均GDP達到8000美元。基於龐大的市場規模和眾多的人口數量，中國不僅正在追趕世界先進技術，而且在創新領域也將大有作為。中國人口形勢嚴峻雖然世界上很多國家都面臨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齡化的危機，但中國的人口危機比大多數國家都更嚴重。原因是，世界上絕大多數低生育率國家都實行鼓勵生育的政策，而中國的生育率低於更替水平已有20多年，但至今仍實行限制生育的政策，而且大多數中國人仍然沒有認識到未來中國的人口危機有多麼嚴重。全面二孩政策的實施，讓很多人覺得有關人口政策的討論可以暫告一個段落。但實際上，中國正面臨著嚴重的低生育危機，全面兩孩政策依然是僅次於一胎化政策的最為嚴厲的生育限制政策。從80後到00後不到一代人的時間裡，中國出生人口就萎縮了33%。而中國新生兒佔世界比例已經由1985年18.4%跌至2015年的12%以下，在可預見的將來會進一步跌至5%甚至3%以下。中華文化圈的生育率全球最低，即便立即全面放開並大力鼓勵生育，中國嚴重的低生育趨勢也難以逆轉。中國，正面臨人口坍塌。全面二孩政策自2016年元旦實施。由於長期被抑制的生育意願得到釋放，2016年的新生兒應顯著多於2015年（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6年全國出生人口達到1786萬人，比2015年多131萬人）。而生育高峰可能出現在2017年，當年新生兒數量可能在1800萬到2000萬之間。這可能是本世紀以來乃至未來百年之內新生兒最多的一年。但縱向來看，2017年的生育高峰遠低於1960年代中期、1970年代初期和1980年代末期的高峰，甚至遠低於1962到1991年平均出生人口數。實際上，1950年代初期年平均出生人口都超過2100萬。過去30多年來，中國年出生人口整體大幅萎縮。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80後、90後、00後的人口分別是2.19億、1.88億、1.47億。從80後到00後不到一代人時間，出生人口萎縮了33%。儘管全面二孩政策會帶來出生人口短暫而有限的堆積反彈，但在此之後，由於處於22至30歲的生育高峰年齡的女性在未來10年將萎縮40%以上，即便全面放開甚至大力鼓勵生育也無法避免出生人口的斷崖式墜落。由於1970年代以前的生育率較高，中國人口結構是老人和小孩少，中年人多。雖然現在每年出生的孩子已經很少，卻依然多於走入生命終點的老人，所以人口總量還在緩慢增長。可以預料，中國人口將在十年之內步入負增長，然後不斷加速萎縮。長期來看，就算全面放開並大力鼓勵生育能把生育率長期維持在比2000到2014年間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生育率平均值高出25%的水平，出生人口也將在2050年前後萎縮到約800萬人。屆時年死亡人數將達約2300萬。兩者比較，中國每年將減少約1500萬人。除非將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附近，人口的快速萎縮將一直持續下去。這種變化從世界視角來看更是觸目驚心。中國人口佔世界比例在1820年、1900年、1950年、1980年分別為36.6%、25.6%、21.8%、22.1%，總體上在大幅下降，雖然到2015年還佔世界18.7%，但每年新生兒卻不到世界12%。如果中國在2050年前後每年僅出生約800萬人，也只相當於屆時世界的5%。中國要將生育率提升到世界平均水平可能再需要兩三代人時間，等到最終穩定下來，中國每年新生兒佔世界比例可能跌破3%。要完全放開和鼓勵多生要緩解未來人口危機，需要全面放開生育，並實施如下鼓勵生育的政策：對養育家庭進行財力支持，可以按孩子人頭抵稅，也可以對養育家庭的補貼按孩子實行累進位，鼓勵家庭生育更多孩子。生育補貼是發達國家國普遍執行的一個鼓勵生育的政策。但是如果要有效果，需要耗費巨大的政府財政預算，幸好中國現階段還處於經濟高速增長階段，政府的財力相對充裕，完全有能力實行大力度的生育財政補貼。如果現在還不推出鼓勵生育的政策，等到再過10年，中國經濟放緩，養老負擔加重，政府財力就會捉襟見肘，鼓勵生育就可能力不從心。把學前看護納入免費的義務教育範疇，也就是說，政府提供免費的託兒所和幼兒園，讓常住當地的家長只要有意願就可以將孩子送入。大量年輕人不敢多生孩子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看護孩子的時間和精力成本高昂，這特別體現在孩子入托、入幼、入學的困難上。特別是，在很多大城市，外地戶籍就業者已經佔到工作人口的一大部分，但不少城市卻是根據戶籍人口規模來規劃配置教育資源，導致了非戶籍孩子入幼、入托、入學的困難。取消大城市人口控制政策，充分發揮大城市的引領作用大城市的優勢體現為集聚效應，更多的高素質人口聚集在一起，就會有更旺盛的創造力，更多相同和不同行業的企業集聚在一起會創造更多的機會，並提升效率。大城市是創新和創業的熱土，吸引了大量新的企業。大城市有優質的教育、醫療等公共資源。所以，大城市能吸引全球最頂尖的人才。中國最大的優勢是具有世界第一的市場規模和人才規模。然而，要把這樣的人口規模優勢發揮出來，就必須把大城市建設成為規模最大、環境優良、交通便利，並且有充足的教育和醫療資源的人才聚集地，讓更多年輕人到大城市去生活和創業，也能夠生得起養得起更多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