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刻意隱藏的日本實力

(2015-06-23 17:2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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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量財富「藏納」於私人資本或私有企業中。圖為6月8日，一艘日本國際貨輪停靠在東京

港。法新社

編者按 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作為戰敗國一方，日本卻仍在「高調」地展示著咄咄逼人的氣勢。　　近期日本又在諸多場合炒作南海問題，渲染南海局勢緊張，影射和指責中國。有美國老大哥撐腰——新版《美日防衛合作指針》強調美日同盟的全球化屬性，日本彷彿可以在制華的道路上走得更遠。　　事實上，日本韜光養晦的70年，仰仗的重要支柱之一便是和平主義。如今，日本蠢蠢欲動，展露野心欲謀地區霸權，底氣何來？

藏富於民：日本的經濟穩定

　　低位徘徊但始終穩健，日本還會憑藉強大科技實力不斷創造出新的經濟增長點

　　《國際先驅導報》特約撰稿蔣立峰發自北京 近20年來，日本經濟則始終低位徘徊，在經濟總量計算上已被中國超過再次位列世界第三。為維持經濟低速發展，發行國債、增加稅收成為日本政府的重要手段。日本政府自身的經濟報告早就指出，多年來日本債務沉重，至2015年政府債務累計已達到GDP（國內生產總值）的230%這一驚人程度，換成其他國家經濟早已破產，但由於日本在歷次國際金融危機中的良好表現，並繼續提供大量外援，國際社會仍然看好日本，相信日元。如果不是日本政府干涉，日元仍會保持匯比高位不變。究其原因，根本在於近年來儘管日本的政治基本面左搖右晃，但其經濟基本面沒有變，仍處於基本穩定、連續發展的態勢。

經濟穩定有三大支柱

　　日本經濟能夠如此表現，與日本經濟高速發展後逐步建立起來的超穩定社會結構密切相關。支撐這一超穩定社會結構的三大支柱是，和平主義、法制建設及經濟發展。　　由於日本的憲法限定日本的國家交戰權，社會思潮的主流是和平主義，加之周邊國家的監管，戰後日本走過了一條定義寬泛的和平發展道路。日本發過「朝戰」財、「越戰」財，但沒有日本人去海外直接上前線打仗。日本為美國提供戰爭經費，也是以有利於自身經濟的發展為前提。戰後日本建設成為成熟的法治社會，法律神聖，法官最得日本國民崇信，政官界基本廉正，不敢腐敗。而在經濟發展方面，最值得稱著的就是藏富於民和發展適度。

在富民的基礎上進而實現富國

　　所謂藏富於民，與近代日本追求的富國強兵恰好相反，是通過經濟發展首先富民，在富民的基礎上進而實現富國。　　實事求是地講，20世紀60年代《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實施和實現，國民收入隨著國民經濟的成倍增長而大幅度提高，從而邁出了富民的第一步，也是關鍵性的一步。此後又經過十餘年的發展，可以說基本達成了富民的目標。至上世紀80年代中期，日本人均國民收入超過了1萬美元。家庭耐用消費品基本普及，社會住宅擁有量超過社會總戶數，人均超過1室，人均居住面積超過25平米。表示社會發展水平的恩格爾係數已降至25左右，表示社會家庭收入平均程度的基尼係數大大低於其他主要西方經濟發達國家。　　從社會總體而言，在物質生活已達到初步豐富的情況下，人們追求的目標開始由物質豐富轉變為精神豐富、心靈豐富。在1983年，追求物質豐富者只有37%，而追求精神豐富、心靈豐富者已達到46%。到1990年，戶平均年收入增長至625萬日元(100日元約合人民幣4.97元），儲蓄額增至1350萬日元，負債額350萬日元，純儲蓄額1000萬日元。當年出國旅遊的日本人接近1000萬人。這時的日本人僅用1個月的工資就可以愜意地進行一次環球旅遊，充分感覺到了現代化生活的美好滋味。這是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實現藏富於民的最好說明。

「中流意識」節約社會資源

　　所謂發展適度，指經濟達到一定水平後不再盲目追求高速度，而是主動或被動地將經濟控制在一個適當的發展速度上，這一發展速度以能抵消社會發展損耗而略有剩餘為佳。近30年日本的經濟發展即如此。2%左右的經濟發展速度，使得日本經濟避免了衰退，社會避免了動蕩。與此相呼應的，是日本國民中形成的「中流意識」，生活富足穩定、社會貧富差距小，這是產生「中流意識」的主要條件。所謂「中流意識」，即認為自己的生活水平處於中等的意識。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也就是從日本成為經濟大國時開始，具有「中流意識」者便達到日本人的九成，可以說「中流意識」已成為社會意識、大眾心理的主流。日本人雖然有很強的競爭性，但在生活追求方面，多數人的想法是，只要不愁吃、不愁穿，富足幸福，便安之若素，不追求過分的奢華，不會拚老命去追求積累巨額財富，當億萬富翁。在日本各大城市郊區的住宅小區，規模相當但風格各異的獨棟住宅擁擠在一起，滿滿當當，很難見到有豪華迥異、闊大獨特的住宅位居其中。這是日本人從眾心理、「中流意識」的明顯反映。日本人有錢但很少用於炒股，投機意識淡薄，與其投機更重視實幹。所以，日本的股市基本上還是國民經濟發展趨勢的反映，是經濟基本面的「讀寫器」。　　日本的「中流意識」發揮作用的結果，是限制了個人物質生活慾望的無限擴大，從而大大節約了社會資源，降低了維持穩定的社會成本。日本的現實發展提示人們，當社會富足程度達到一定水平後，無論怎樣「擴大內需」，其效果是有限的，經濟發展速度會發生質的改變，由追求量的突破變成追求質的突破。這是好事，也是規律。現在有一種觀點稱此種現象為「經濟停滯」、「高收入陷阱」，這是不正確的。這不是發展的「陷阱」，而正是人類社會發展中普遍需要的發展的限定。

大量財富「藏納」於私人資本

　　其實，關於藏富於民，還包括一方面的內容，即將大量財富「藏納」於私人資本或稱私有企業之中。戰後初期，GHQ指示解散財閥，舊財閥等私人壟斷資本遭到打擊。但至上世紀50年代初，日本壟斷資本開始重新發展，至60年代末，三井等六大壟斷資本集團在國民經濟中的相應地位已超過了戰爭時期的十大財閥。當時全日本10億日元資本以上的法人企業有1099家，僅占企業總數的0.13%，但在各製造業資本中佔據了絕大部分。進入21世紀，資本超過100億日元的法人企業有五六十家。　　幾十年來，日本經濟的發展離不開這些巨大企業的貢獻。實際上，日本的技術能力主要蘊藏在這些巨大企業中。在日本近代史上，從1922年起至戰敗投降，日本共建造航空母艦28艘，如果不是因為原料缺乏，日本在戰敗前夕甚至也會成功研製出原子彈。這都是日本技術水平的體現，而這些技術能力和研發隊伍，在戰後均由這些巨大企業繼承下來，成為此後日本成為科技大國的基礎。需求和科技是日本經濟發展的兩大動力，而在需求限定之後，科技的推動作用更顯重要，而這恰恰是日本的長項。在追求經濟發展的質的轉化過程中，日本不會落伍，科技實力強大的日本會不斷創造出新的經濟增長點，從而在世界經濟發展的大潮中保持領先地位。日本對此，可謂遊刃有餘，從容不迫。

隱軍於市：日本的戰爭潛力

　　日本自衛隊的規模有限，但日本的軍工產業基礎、民間產業動員能力，都頗具擴張潛力，能迸發出龐大的軍事能量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華山發自北京 戰後，日本受到各種國際國內法律及政策限制，難以全力發展軍備。但是，為建設潛在的軍事大國，並應對隨時有可能發生的戰爭，日本也走出了自己的一條軍備之路，那就是「隱軍於市」——將軍工生產能力擴散於整個工業基礎，擴大和夯實自己的戰爭潛力。一旦戰爭爆發，日常打造的自衛隊將掩護國家轉入戰時動員，而戰爭潛力在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後，將迸發出龐大的軍事能量。

「一家飯，兩家吃」

　　如果觀察日本的軍工企業，就會發現其與別國的重要不同：在日本，生產軍品的大企業，其實都不以軍品為生，其對軍品銷售的依賴程度很低。例如，在日本前十大軍工企業中，僅有三菱重工的軍品依賴程度超過10%（即每年有10%以上的銷售額是軍品業務所得），其他如川崎重工、石川島播磨重工、三菱電子等企業的軍品依賴程度均低於10%。　　而在世界上，軍工企業往往是專業化的防務生產集團。如美國的洛克希德-馬丁、雷錫恩、諾斯羅普-格魯曼，英國的BAE系統公司、歐洲的航天防務集團等。即使是波音這樣的民品巨頭，其軍品收入也在整個集團收入中佔據半壁江山。　　那麼，日本為何形成這種體制呢？　　答案很明確：為了擴大軍工產品的產業基礎。　　長期以來，日本自衛隊的規模有限，裝備訂貨也就有限。這意味著，如果僅靠自衛隊裝備訂貨，很難在一個行業養活多家專業軍工企業。但是，如果每個行業——如軍用飛機行業——僅有一家企業，那麼一旦發生戰爭，僅有這家企業可以快速轉入戰爭動員，而其他企業將完全沒有生產軍機的經驗。　　為此，日本採用了「一家飯，兩家吃」、「一家飯，多家吃」的辦法，盡量讓更多的企業參與軍工生產。如此一來，這些企業的軍品產能雖在平時「吃不飽」，但在戰時卻可以同時開足馬力，大幅加強了整個工業體系的動員能力。　　這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是潛艇。長期以來，自衛隊的潛艇都是由川崎重工神戶

造船廠和三菱重工神戶

造船廠輪流生產的，他們的競標毫無懸念：今年是你，明年是他。兩家企業的潛艇生產線均在神戶

港，相距不過幾千米。自衛隊共有16艘潛艇（目前正在擴編為22艘），每年開工一艘，退役一艘。無疑，其中任何一家企業都具有每年生產一艘潛艇的能力，但防衛省就是要維持兩家潛艇生產企業。如是，一旦有事，這兩家企業均可以全力生產潛艇。　　與之類似，自衛隊的驅逐艦、輔助艦艇等生產也採取相仿體制。

「硬幣另一面」是價格奇高

　　同時，日本還極為重視軍民兩用產品的研發生產，力爭將軍品生產的部分基礎產能分解融入民品之中，這樣可以大幅降低軍品成本，且可以依託民品的產能保證戰時動員能力。例如，日本的電子工業較為發達，其偵察衛星、雷達等所需的元器件，都可以由NEC、三菱電子等企業依託民用技術提供。又如，日本的汽車行業較為發達，因此，其輪式車輛研發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依託民用技術，從而省下大批基礎開銷，而各大車企的產能，戰時也可以為自衛隊所用。　　但是，在「硬幣的另一面」，這種體制設計也有其問題。例如，要用某一類軍品同時維持多家企業的生產線，就需要以有限的產量提供高額利潤，才可能有足夠大的「蛋糕」可分。這就造成日本軍工產品的造價奇高。無論是坦克、戰鬥機，還是潛艇、驅逐艦，日本產品的價格大都是西方國家同類價格的兩倍，這是無法用「勞動力成本高」等借口解釋的。　　此外，日本的民品行業並不完善，還有諸多短板。例如，日本的航空工業並沒有類似於波音、空客這樣的企業，因此也很難通過民間企業為軍品提供產業基礎。三菱重工等企業的航空部門，幾乎完全依靠自衛隊訂貨，僅有少量國際民品分包業務。從某種意義上說，自衛隊幾乎養著整個日本的航空工業。因此，日本國產戰鬥機的價格之昂貴，也就更可以理解了。

軍工產業體制面臨新挑戰

　　在新的時代，日本軍工產業體制、戰爭潛力的規劃思路，還面臨新的問題。　　首先，日本經濟特別是製造業的低迷，對於日本的軍事潛力顯然造成了重大影響。近年來，日本製造業面臨發達國家和新興國家的雙重競爭，在諸多領域全面後退，這必然導致日本的工業基礎和工業潛力相對萎縮。　　其次，由於軍費有限、主戰裝備則在世界範圍內進一步「漲價」，日本已經不得不部分放棄了此前「分散生產」的原則。例如，日本曾經有三菱重工和川崎重工兩家企業生產戰鬥機，但如今已經收縮為三菱重工一家；坦克和步戰車則完全交給了三菱重工；各類彈藥則由大金生產……在此情況下，「一家獨大」的局面，造成部分軍工產品缺乏競爭，這使得防衛省在招標時處於相對被動的地位。　　再者，也是最重要的是，今天的戰爭已經與二戰、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有了巨大區別：戰爭的進程越來越快，戰爭的時間越來越短，精確制導武器和遠程打擊力量使「前方」與「後方」的界限愈加模糊。一旦發生戰爭，從戰爭開始到戰爭結束，一國的工業潛力是否能夠像二戰中那樣得以充分動員？所謂後方的製造業基礎是否可以不受戰爭影響？這些都是需要謹慎論證的問題。在此方面，日本國內也有不同的聲音。　　作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以及長期在世界軍費排行榜上位居前列的國家，日本無疑擁有雄厚的戰爭潛力。如果日本未來建立所謂的「國防軍」，並尋求加強軍事力量，其軍工產業基礎、民間產業動員能力，都頗具擴張潛力。但是，如果以一場突發的衝突甚至戰爭為背景考察，則日本基於二戰及冷戰經驗建立的軍工生產體制和動員體制，能否滿足新世紀的要求，目前尚是個未知數。

擁有全球第一海外資產的「忍者」

　　日本是一個「務實主義」至上的國家，真正諳習「韜光養晦」，在沒有「露猙獰」前很善於忍耐，「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符合他們蓄勢待發的強國大計

《國際先驅導報》特約撰稿李大光翁永斌發自北京 有觀點認為，以「忍者」自居的日本人，海外資產膨脹已具備世界第一經濟強國實力。而所謂的「日本經濟衰退20年」，自始至終都不過是日本自製的一個煙霧彈而已。甚至有統計指出，如今的日本海外資產已經超越本土1.5倍之多，日本每年整體GDP（國內生產總值）都在持續增長，實際上日本已具備世界第一經濟強國的實力。

海外資產全球第一

　　一國的海外資產包括本國金融機構和個人持有的外國證券和債券、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政府持有的外匯儲備等，海外凈資產是一國持有的海外資產與負債之差。　　據統計，日本持有的海外總資產在2012年底就已達到661.90萬億日元（最新匯率1日元約合0.05元人民幣），同比上升13.8%。其中，外國證券持倉量達到305.11萬億日元，而其中80%是固定收益證券，其餘是股票；日本的外匯儲備增加8.95萬億日元，達到109.46萬億日元；海外直投達89.81萬億日元。2012年日本海外凈資產達296.32萬億日元，同比增加12%，創歷史最高水平，超過了2009年268萬億日元的峰值，連續第22年成為全球最大的凈債權國。　　日本央行自2013年以來推行的超寬鬆貨幣政策，在導致日元大幅貶值（2013年日元對美元和歐元的匯率分別下跌了22%和28%）的同時，助推日本海外凈資產再創新高。日本財務省公布的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3年底，日本的海外資產總額比2012年增加了20.4%，達到了797.1萬億日元；海外凈資產額為325萬億日元，較上年增加9.7%，再創歷史新高。　　2015年5月22日日本財務省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2014年日本海外凈資產增加13%，達到366.9萬億日元。至此，日本已經連續24年為全球最大債權國。具體而言，日元匯率持續走軟，令日本海外資產增加19%，達到945.3萬億日元。日本的對外負債上升23%，達到578.4萬億日元，這主要是由於外國對日投資增加所致。

海外併購持續增長

　　日本海外凈資產的增加，無疑是海外投資勢頭增強和匯率效應共同作用的結果，尤其是日本企業不斷地進行海外併購，推動海外資產總量的提升。據統計，2013年日本企業的海外併購件數達到499起，2014年一季度海外併購件數同比增長26.9%，保持較高增長，並刷新紀錄。　　在日本國內經濟萎靡及日元進一步貶值的威脅下，日本企業爭相收購海外資產，且似乎願意高價買進。今年2月，日本郵政控股有限公司公布業務發展戰略，表示將以50億美元收購澳洲Toll貨運公司。同樣是在2月，佳能及近鐵運通接連宣布公司歷來最大宗的海外購併案，而日立及旭化成也發布購併的消息，使得日本企業兩周來的購併交易規模達到133億美元左右。　　今年前兩個月，日本大型退休基金和其他大型投資者大舉購買多達420億美元的海外股票和債券。4月德意志銀行稱，日本政府養老金投資基金(GPIF)和日本其他機構將購買50萬億日元的海外資產。　　根據湯森路透的數據，今年前三個月日本企業的海外收購金額已達340億美元，超過去年整年560億美元的半數。相較之下，自2011年以來日本國內交易金額已減少逾半，2014年創下16年低位360億美元。由於日本未見成長，企業即押寶海外公司，積極投資成長中的國外市場。日本央行為提振消費及投資而實施刺激措施兩年之後，日本除金融以外的企業手握大把現金，如今其中的部分資金被挪為海外購併之用，而且這股趨勢料將持續下去。

海外資源土地面積已達本土10倍

　　日本作為一個島國，礦產資源極為貧乏；但作為一個經濟大國，其大多數礦產品的需求量卻均居世界前幾位。離開世界豐富、低廉的礦產原材料的供應，日本的經濟就會陷入癱瘓。為了保障礦產供應，確保經濟安全，日本一直把全球當成舞台，通過實施全球礦產戰略，在礦產資源全球配置中佔據有利位置。　　在戰後反思時，有的日本學者曾直言不諱地稱，日本過去所採取的「國力=軍事力量=資源實力」的方針沒有錯，但方式上欠妥當，不該用露骨的、直接的領土擴張方式，應該用含蓄、間接的方式進行全球資源再分配。因此，戰後日本不得不轉換方式，一方面通過「經濟/技術援助」等措施改善與資源國的關係；另一方面組建「石油公團」、「金屬礦業事業團」等促進性機構，制定和執行鼓勵政策，全力支持日本公司的跨國礦業經營(包括各種直接和間接的財政、金融、稅收、技術、信息服務等手段)以及通過財團參股礦產資源勘查開發的戰略，重新擠進各資源國；同時建立戰略礦產儲備，以備不時之需。　　日本實施礦產全球戰略的主要措施是：政府、企業、事業共同努力，各自發揮自己的作用並發揮三者之間的良性互動作用，建立礦產資源全球供應系統，培育具國際競爭力的礦業跨國經營隊伍，形成一大批海外礦產資源基地，確保其礦產的穩定、長期和安全供應。日本以這種方式，建立起了多條渠道、多種方式的保障礦產資源長期穩定供應的機制和體制，促進市場機制與海外礦產勘查開發工作結構的完善和優化，實現有效獲取海外礦產原料的目標。據估計，日本海外資源土地面積已經達到日本本土的10倍。

「哭衰」只是「陰謀」

　　十幾年前，日本就曾放出「經濟衰退」之說，甚至把「衰落」的原因歸咎於鄰國中國的「崛起」。他們一邊哭衰一邊熱炒中國「崛起」，把「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的高帽送給中國，一些中國人沾沾自喜，但也有清醒的旁觀者沒被日本「唱衰」自己的表象遮蔽雙眼。　　早在八年前，香港媒體就報道了「日本哭衰」的原委。報道所闡述的情況正是世人急需認清的真相：在世人眼中，過去的十年里，日本經濟一蹶不振，增長持續低迷，國內問題百病叢生，日本人一直在哭窮，在叫苦，似乎世人反倒應該給予他們更多的悲憫與同情。然而，這一切只是日本的「陰謀」！　　通過調查數據得來的真相是：2005年，日本人均GDP逼近4萬美元，高居世界前列；日本海外凈資產年增長神速，「海外日本」悄然打造成功……尤其在最近的十年里，日本哭窮的背後，是令世界震驚的天文數字般的技術開發的投入。雖然他們將「中國製造」爆炒得驚天動地，但這著實是「揣著明白裝糊塗」，大概他們心裡比誰都清楚：中國與日本的中高端製造能力，根本不在一個重量級上。　　日本「忍者」高喊「衰落」危機是一石二鳥，得了便宜又賣乖。隱藏真實的綜合國力，將「飛速發展」的高帽送與比鄰大國。這正是日本式「韜光養晦」的真諦。如此戰略難道不正是麻痹對手的高明國策？日本是一個「務實主義」至上的國家，從不在乎虛名，真正諳習「韜光養晦」。在沒有「露猙獰」前很善於忍耐，日元該貶則貶，該升則升，總體把握一個「不吃虧」原則。「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符合他們蓄勢待發的強國大計，「攻其不備出其不意」的「偷襲戰」也是日本的強項之一。

逆襲：從卧薪嘗膽到蠢蠢欲動——戰後70年日本崛起之路

二戰結束後，身為戰敗的侵略國，能夠迅速崛起，當中有機遇，有運氣，更有日本戰略家的運籌帷幄。可以說，戰後70年日本的發展之路，就是一部日本崛起的逆襲故事

《國際先驅導報》特約撰稿黃文煒發自東京

戰後70年，是日本人引以為豪的70年。在這期間，日本遠離戰爭，沒有一顆子彈出膛，沒有一名日本人戰死，對外似乎沒有表露過軍事野心，以「和平主義」精神搞建設，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大國，實現了日本的奇蹟。而如今，韜光養晦了幾十年的日本，卻開始蠢蠢欲動。以戰後70年為起點，日本的政治、外交、經濟又將何去何從，是否轉而向政治軍事大國、地區霸權國家發展，成為世人所關注的焦點。

卧薪嘗膽潛心騰飛

　　作為戰敗的侵略國，為了保護自己，就得接受眼下被佔領的事實，就要忍氣吞聲……起初支撐日本人從二戰廢墟上站起來的是「認命思想」——接受美國的安排，迎合美國的價值觀，一心一意搞經濟建設。連美國人都感到奇怪，日本人對於在二戰中打得你死我活的美國，為何一下子變得服服帖帖？！日本民眾之前對「鬼畜美英」痛恨有加，戰後似乎一下子置之腦後，對美國大兵笑臉相迎。而美國人則出於多種因素保全了日本戰敗時的工業、教育、科技基礎。綜觀之，日本人對戰敗現實的「認命」不是頹廢悲觀，而是與卧薪嘗膽相似的思維——默默忍受，埋頭苦幹，由此創造了戰後經濟騰飛的奇蹟。　　2005年上映的電影《三丁目的夕陽》很好地描繪了經濟高度成長時代的日本社會風情。影片說的是上世紀50年代末的東京

，電影中打出了「愛、希望、夢想」這一大主題。三丁目是個帶著夢幻色彩的小世界，體現了戰後充滿青春朝氣的日本人的生活趣味和精神底力，整條街的居民都聚集在有電視的人家興高采烈地看節目，鄰居們湊到一起研究電冰箱，大家一起仰望藍天看奧運彩虹……看起來整個國家洋溢著快樂與活力，在那個經濟高速成長時代，每個人都在拚命努力工作，為身邊的人做奉獻，整個世間都充滿著熱情向上的力量，難怪現在日本人還常懷念「昭和時代」。　　1960年，由經濟學者下村治提案、池田勇人內閣制定並實施的「國民所得倍增計劃」是日本實現經濟增長的里程碑性質的經濟發展計劃。主要內容是：充實社會資本、產業結構高度化、提高高生產率部門在產業中的比重、促進對外貿易和國際經濟合作、培訓人才、振興科學技術、緩和二重結構、確保社會安定。　　「國民所得倍增計劃」主要是通過增加出口取得外匯而增加國民生產總量，擴大僱傭，解決失業問題，進而提高生活水準。在這一過程中，逐漸消除地域間產業間的所得差異。實現農業現代化、中小企業現代化、開發經濟落後地區。　　日本政府原定1970年完成「倍增計劃」，實際上實施計劃的第七年，便實現了國民收入增長翻倍。到1970年，人均國民收入已從1960年的395美元，增加到1592美元。1970年該計劃完成之時，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已先後超過法國和德國，僅次於美國，躍居世界第二位。　　日本之所以能夠專心致志於經濟，還有一個原因是隨著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的締結，日本把國土防衛完全交給美國，軍事費用得以抑制，貫徹了經濟一邊倒的政策，政治上、外交上完全依附於美國。

科技立國推動經濟高速發展

　　上世紀70年代，日本提出了「科學技術創造立國」的發展戰略，簡稱「科技立國」。該戰略大體可以表述為：從引進外國先進的科學技術成果入手，在應用中模仿和吸收，並在此基礎上改良和創新，進而開發自主的尖端科學技術，使科技達到世界先進水平，推動經濟的高速發展。這一戰略模式，就是建立一個具有高度技術水平的世界加工工廠，以克服資源上的缺陷，從而保證經濟大國的地位。1995年，日本制定了《科學技術基本法》，推動科技進步有法可依。　　「科技立國」戰略的具體內容主要包括如下幾個方面：把電子技術、軟體技術、服務體系化技術等新興科學技術作為發展的重點；加強基礎科學、生命科學、能源科學技術和空間、海洋科學技術的研究；大幅度增加技術開發研究的投資，使投資經費提高到國民生產總值的2.5%—3%。建立高技術密集型的商品結構，大力發展多樣化商品輸出以及資本和技術輸出。　　日本產品走的是模仿—創新—知識產權的三部曲。1950年至1980年，日本共引進30006項技術，花費115.98億美元，但創造了2000億—3000億美元的價值。如今，日本每年的專利和實用新型申請件數世界第一，佔全世界的40%。　　日本還成為諾貝爾獎大國。2001年，日本政府提出要在50年內拿30個諾貝爾獎。在提出這一目標前，在諾貝爾獎的百年歷史中，日本僅有9名得主。但在這一目標提出後的14年內，日本一共產生了13位諾貝爾獎得主。從1949年至今，日本的諾貝爾獎獲得者人數達到了22人。　　在經濟高速發展時期，日本還推出了享譽世界的具有代表性的日本製造產品，如新幹線、機器人等。來過日本的外國旅遊者，無不讚歎日本交通的發達。新幹線於東京

奧運會召開的1964年開通，快速又安全的新幹線象徵著日本進入經濟發展的全盛時期。

為成為「正常國家」寧違憲法與民意

　　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日本的政治和軍事卻一直牽動著一批右翼分子的神經。在他們看來，美國在戰後主導的「和平憲法」，令日本成為一個只能用一條腿走路的非正常國家。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是極力想讓日本突破「和平憲法」、成為「正常國家」的右翼代表人物。他主張自衛隊行使集體自衛權和修改憲法，這也是他執政的重要理念。在去年12月眾議院選舉之後，他就迫不及待地表示：「修正憲法是我的夙願，是自民黨建黨以來的目標。」根據規定，有了眾議院三分之二議員的支持，再進行全民投票，過半數就可以修改憲法了。按照安倍的時間表，他極有可能在明年的參議院選舉後力推修改憲法。　　但在憲法尚未修改之時，解禁集體自衛權的法案卻已先行，這一舉動遭到日本一些憲法學者的批評。日前在日本眾院憲法審查會上指出安保相關法案「違憲」的憲法學者、早稻田大學教授長谷部恭男和慶應大學名譽教授小林節，於6月15日一起在駐日外國記者協會召開了記者會。長谷部重申「行使集體自衛權顯然違反憲法」，稱「政府應當撤回法案」。他同時表示：「應有超過95%的憲法學者都認為法案違憲。」長谷部指責道：「內閣法制局此前一再指出行使集體自衛權違憲。但迫於本屆內閣的壓力而修改了解釋。」　　長谷部和小林分別應自民黨和民主黨的推薦出席了本月4日的憲法審查會。自民黨推薦的憲法學者亦是認為安保相關法案「違憲」，讓民間輿論嘩然，民眾認為自民黨確實有一意孤行的跡象。　　近日來，日本民眾以東京

為中心開展反對安全保障關聯法案的集會和遊行。6月14日，25000多名民眾舉著「反對戰爭」，「不要破壞(和平憲法)9條」等牌子在國會議事堂周邊進行示威抗議活動。讓人遺憾的是，大多數日本媒體近日熱衷報道別國的所謂民主活動，但是對自家門口的示威卻充耳不聞，只有少數網站給予報道。

「不道歉」的日本令周邊國家疑慮

　　以安倍為首的日本右翼勢力一意孤行，其力推的軍事安全政策令人不安，其根源還是在於他們扭曲的歷史觀。在日本，不管是政府還是民間，對於歷史問題的認識，依然有很大分歧。戰後70年之際，日本是否還需要為歷史問題道歉，這是日本政界和學者很糾結的問題。一些政治家和學者認為，70年的時間過去了，日本為何還要不停地道歉？道歉一次就夠了，因此日本該停止道歉了，中韓等國家也沒有理由要求日本沒完沒了地道歉。　　今年安倍將要發表「安倍談話」，是否將明確地提到「道歉」等反省詞句，引人關注。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6月9日在日本記者俱樂部會見記者，就安倍將於今夏發表的戰後70周年談話表示，希望安倍明確繼承戰後50周年「村山談話」中對以往「殖民統治及侵略」的反省與道歉。村山表示：「如果要切實繼承『村山談話』，那就該坦率地表示出來。應消除國際社會的疑問與誤解。」前眾院議長河野洋平亦是公開要求安倍和歷代內閣一樣繼承以前的談話。但眼下日本政壇「鷹派」唱主角，「鴿派」的影響力欠缺，多數媒體右翼化，對政界元老的提醒，安倍是否能接受還是未知數。　　也有學者認為，安倍政府的所為是基於新一輪的「脫亞入歐」心態。安倍總是喊口號「要找回強大的日本」，並不時與中韓政治上對峙，正是再度欲與亞洲拉開距離的表現。但可以想見，東亞已是今非昔比，中國和韓國的經濟都在突飛猛進，而日本則被經濟上「失去的20年」所困擾。與19世紀末日本渴望走向文明和強大的心態不同，今日日本欲離開亞洲，毋寧說是一種對現實的不安與逃避。　　成為政治軍事大國是安倍為首的日本鷹派之夢。安倍政權若是依舊不能正視歷史問題、我行我素地修改憲法，今後，如何應對「不道歉」的日本、想成為「正常國家」的日本，將成為周邊國家要共同面臨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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