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尋中國經濟背後的邏輯

編者按：趕超始終是發展中國家的集體夢想，不過失敗案例或許比成功更多，面對變化的現實，經濟學理論如何更新?從世界銀行卸任之後，林毅夫教授新結構經濟學引發諸多討論，黃又安、韋森、余永定、張軍、張曙光等學者近期曾撰文評論，FT中文網最新也刊登出韋森教授對其評述《探尋中國經濟增長之路》。

針對這些評論，林毅夫就新古典經濟學的實質、現代經濟增長的本質、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是否建立在善良政府的假設之上等四個方面撰文回應。FT中文網刊出以饗讀者，也期待更多理性討論，使得爭鳴這一學術傳統得到體現。

「遺失的二十年」與發展經濟學變化

從今天的眼光來看，在十八世紀西方國家工業革命發生之前，世界是平的，最發達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以人均收入來衡量的發展水平差距頂多只有4~5倍。工業革命以後，世界出現了大分歧。西方國家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經濟發展一日千里；亞非拉許多國家仍然沿襲著傳統、落後的生產方式，經濟發展日顯落後，國家實力不振，遂成為西方工業化強權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十九世紀以來追求國家的獨立、民族的振興成為發展中國家社會各界精英的共同夢想。到了一次世界大戰民族主義風起雲湧，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發展中國家在其幾代政治領袖和全國人民拋頭顱、灑熱血的不懈努力之下，終於紛紛擺脫殖民統治，迎來了民族解放，政治獨立，開始追求自己國家的現代化。發展中國家無不希望早日擺脫貧窮落後的面貌，和發達國家並立於世界強國之林。

因應於發展中國家的需要，發展經濟學從現代經濟學中獨立而出，成為一個現代經濟學的分支領域。發展經濟學家提出各種理論，做為國際發展機構指導新獨立的落後國家發展經濟和發展中國家政府制定發展政策的依據。但是，60多年的時間過去了，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績效令人失望。 根據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dison),整理的數據，從二戰後的百廢待舉中恢復起來的1950年到戰後最為嚴重的國際金融經濟危機爆發的2008年間，全世界只有台灣和韓國兩個經濟體實現了現代化的夢想，從低收入經濟體躍升成為高收入經濟體；只有13個經濟體，從中等收入進入到高收入經濟體，其中只有日本、韓國、台灣、香港、新加坡和以色列不是石油生產國或二戰前就已和發達國家差距不大的歐洲國家；全世界也只有28個經濟體實現了和美國的人均收入縮小10個百分點或更多，其中只有12個不是石油、鑽石生產國或歐洲國家；而且，還有阿根廷和委內瑞拉兩個拉丁美洲國家從高收入滑落為中等收入國家。除了近二十個在二次世界大戰前就已經是發達的國家之外，全世界200多個國家絕大多數都陷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中。

2008年6月我到世界銀行擔任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世界銀行成立於1945年底，其宗旨為幫助世界各國發展經濟，消除貧困。但是，如果把我國改革開放以後，按1天1.25美元的國際貧困標準計算，擺脫貧困的6億多人排除在外，全世界的貧困人口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在世界銀行工作期間我有機會走訪數十個非洲、亞洲、拉丁美洲發展中國家，和其政府領導人、學術界、企業家、工人、農民深入接觸交流，了解到他們和我國的政府領導人、知識分子、企業家、工人、農民一樣都有強烈的願望，希望經由他們自己的努力改善他們個人和國家的命運，也做了各種艱苦卓絕的嘗試。但是，事實是他們的經濟發展緩慢，經濟、社會、政治危機不斷，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有限，和發達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

世界銀行在每個時期的政策甚受那個時期主流發展理論思潮的影響，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政策也是一樣。理論的目的是幫助人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如果理論不能幫助人們認識現象背後的原因，或是根據理論的認識所做的努力事與願違，那麼，就應該對理論進行反思，提出新的，能夠幫助人們更好地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論。實際上發展經濟學自成為現代經濟學的一個獨立分支以來其理論進展也是按照上述的邏輯演進的。

發展經濟學的第一波理論思潮，或是，第一版的發展經濟學稱為結構主義。當時的發展經濟學家認為發展中國家所以貧窮落後是因為發展中國家沒有發達國家先進的現代化資本密集型大產業；其原因則是市場失靈，依靠市場的自發力量，無法將資源配置到現代化的產業。他們主張用進口替代的戰略，以政府主導，直接動員資源、配置資源來發展現代化的資本、技術密集型大產業。

到了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經濟界反思結構主義政策的失敗，催生了發展經濟學的第二波思潮—新自由主義。當時主流的看法認為發展中國家所以經濟發展緩慢、危機重重是因為沒有像發達國家那樣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政府對市場過多的干預導致資源錯配，尋租、腐敗橫行。因此，新自由主義主張以休克療法推行包括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等激進改革措施在內的華盛頓共識來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但是，推行的結果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績效進一步下滑，八、九十年代的經濟增長率低於六、七十年代，危機發生的頻率也高於前一個時期。有些經濟學家因此把推行華盛頓共識改革的八、九十年代稱為是發展中國家「遺失的二十年」。

有趣的是經濟發展取得傲人成績的東亞經濟體，在二次戰後的發展水平普遍低於拉美和非洲國家，資源貧乏，人口眾多，在當時被認為是最不具發展希望的地區。東亞經濟體在五、六十年代採取出口導向戰略，從發展傳統的勞動密集型中小規模的產業入手來推動經濟發展，以當時主流的發展理論來看這是一個錯誤的戰略選擇。到了八十年代發展中國家紛紛開始進行改革時，中國、越南、柬埔寨和七十年代就開始進行改革的模里西斯採取的是被主流理論認為比原先政府干預的計劃經濟體制還糟糕的漸進的雙軌制改革。但是，推行理論上認為是最佳選擇的休克療法的國家，經濟崩潰了，社會、政治危機接連不斷，而推行在理論上被認為是最糟改革路徑的國家卻取得了穩定和快速發展的雙重目標。固然，推行雙軌制的國家在快速發展過程中也積累了許多問題和矛盾，如收入分配不均、腐敗問題的惡化等，但是，同樣的問題在推行休克療法的國家也普遍存在，甚至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新結構經濟學的形成

在上述重重矛盾的理論和政策實踐面前，身為世界上最為重要的發展機構中領導發展理論和政策研究的首席經濟學家，我不能不對盛行的，指導世界銀行工作和許多發展中國家發展政策的華盛頓共識進行反思。其實，這種反思遠在我到世界銀行工作之前就開始。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在芝加哥大學師從諾獎得主舒爾茨、貝克爾等大師，受過良好的現代經濟學前沿理論的訓練。1987年回國工作以後有幸參與了許多改革政策的討論，我發現政府出台的許多政策，從主流理論來看是不完善的，甚至是錯誤的，但是，卻是有效的。對比於其他推行理論上正確的政策，結果卻令人失望的國家的經驗事實，讓我不得不放棄現有的、看似完美的主流理論，自己去重新認識經濟發展和轉型的本質為何，思考在當時的條件下什麼樣的政策能夠幫助中國抓住機遇，克服困難，推動中國的市場取向改革一步、一步地往前進。

2007年我榮幸地應劍橋大學之邀去發表一年一度的馬歇爾講座，利用此機會我系統地論述了我反思的結果。在我到世行工作之後的2009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和劍橋大學出版社分別以中、英文把我的講座以《經濟發展與轉型：思潮、戰略和自生能力》為題出版了專集，並有五位諾獎獲得者為此書的英文版寫了推薦，破了劍橋大學出版社的記錄。同時，有鑒於中國的發展和改革所要解決的問題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多有雷同，中國的經驗可供其他發展中國家參考，而主流經濟學界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對中國的了解甚為有限並多誤解，我也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解讀中國經》一書。此書也得到不少好評，三位諾獎獲得者為此書寫推薦，其中2000年諾獎獲得者赫克曼寫到「這本書向很多傳統的新古典經濟理論的信條提出了挑戰，並解釋了在現實中照搬這些原理是如何對許多轉型國家造成災難性後果的」。

在上述兩本著作的基礎上並結合我在世界銀行工作期間和世行內部的經濟學家，以及和許多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經濟學界的進一步討論，我在世界銀行到任一周年時正式打出了新結構經濟學的旗號，以此為框架來反思主流的發展理論和政策並構建第三版的發展經濟學。著名的耶魯大學經濟增長中心也邀請我以新結構經濟學為題去做2011年度的庫茲涅茨講座。

為了進一步推動發展經濟學界共同進行反思，我邀約了多位著名經濟學家在主流發展經濟學期刊上對新結構經濟學進行了三場討論和辯論，這些文章以及幾篇相關論文，在我世行四年工作結束離任之前的2012年初結集，取名《新結構經濟學：反思經濟發展與政策的理論框架》由世界銀行出版社出版。有兩位諾獎獲得者為此書寫推薦，2001年諾獎獲得者斯賓塞寫到：「本書將成為全球學者和政策制定者的重要參考，在發展中國家是如此，在發達國家中也將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

為了讓各界人士對新結構經濟學有所了解，以產生更大的社會影響，我又寫了《繁榮的求索：發展中經濟如何起飛》一書，在去年9月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此書用通俗易懂的語言詮釋了新結構經濟學的主旨，並結合了我在世行的工作經驗和我自己從小以來對發展問題的思索來增加可讀性。三位諾獎獲得者為此書寫推薦，其中2001年諾獎獲得者阿克爾洛夫寫到「不會再有別的經濟學家能寫出比這本更優秀、更重要的作品了」。這本書也獲得了英國《金融時報》著名評論員馬丁?沃爾夫及《彭博新聞社》書評家克萊夫?克魯克的好評。前者認為這是「一本既雄心勃勃又優秀的書」（參見），後者則認為這本書是他2012年讀過的 「最有價值的新書」。

我對新結構經濟學的思考源於在國內多年的工作、學習以及和許多學者的切磋。去年6月世界銀行任期結束回到國內來，我抱著野人獻曝的心情，盼望和國內經濟學界切磋自己的一些新的心得。在北京大學出版社鼎力支持，蘇劍和張建華教授的幫助下，上述三本新書的中文版陸續出書。甚受鼓舞的是中國世界經濟學會授予了「新結構經濟學：反思發展問題的一個理論框架」一文代表該學會年度最高榮譽的2012年「浦山世界經濟學優秀論文獎」。

我特別感謝《經濟學季刊》在這一期邀約多年來在經濟學研究、教育上成果豐碩的黃又安、韋森、余永定、張軍、張曙光等五位學友在百忙中撰文對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框架和不足之處進行評論。其中韋森學兄的宏文洋洋洒洒2.7萬字，在酷暑又逢丁憂的心境下揮汗完成，愛我之深令我心折。這幾位學友對新結構經濟學的讚譽是對我的鼓勵和期許。他們的質疑、批評有些是新結構經濟學作為一個新框架有待充實完善之處，有些是已發表的論述不夠充分、清晰，有些則是仍以舊的視角來看我所討論的問題，有必要進一步交流、澄清。以下我就新古典經濟學的實質，現代經濟增長的本質，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是否建立在善良政府的假設之上等四個方面的問題來和以上五位學友交流、切磋。

一、新古典經濟學的實質

韋森認為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框架「是沿著經濟學的古典傳統和新古典經濟學分析理路的一個創新和發展」因為「新結構經濟學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 韋森同時認為新古典經濟學潛含「自由放任」（laissez-faireist）的精神傳統，由於新結構經濟學主張政府應該積極有為地發揮因勢利導的作用，因此他認為新結構經濟學揚棄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傳統。

韋森上述的評論顯然是把新古典經濟學以現有的發達國家的經濟學家所發展出來的理論成果的存量作為新古典經濟學的範疇來畫地自限。由於自亞當?斯密以來，現代經濟學的發展以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學家為主導，發展不是這些發達國家的主要社會經濟問題。發達國家的經濟學家在分析資源配置時通常以給定的產業、技術為前提，並且，假定不存在外部性和信息不確定性，因而，得出了競爭性市場是人類社會資源配置的最優機制，「自由放任」也就成了新古典經濟學潛含的精神傳統。誠如張軍所言，「經濟發展作為一個特定的對象並不在（由發達國家的經濟學家所研究的）新古典經濟學的概念範疇之內」，以現有的新古典理論體系來「思考和對待後進國家的經濟發展現象，那就只能像華盛頓共識所蘊含的那樣，市場化是唯一的解決方案，政府可以選擇經濟發展政策和戰略的自由和機會極其有限。」

然而，理論的作用在於幫助人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作為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者，我們不能因為經濟發展作為一個研究對象不在發達國家那些新古典經濟學家的概念範疇之內，我們就只能削足適履地以新古典經濟學現有的理論體系來「思考和對待後進國家的經濟發展現象」。新古典經濟學的現有理論是發達國家的經濟學家以理性人的基本假設為切入點來研究、分析發達國家的重要社會經濟現象所取得的成果。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家也可以以理性人的基本假設為出發點來研究對發展中國家至關重要的發展問題。現代經濟增長是一個十八世紀下半葉工業革命以後出現的技術、產業、硬的基礎設施和軟的基礎設置（制度）等的結構不斷變遷的過程。外部性、協調和信息不確定性是這個過程內生的問題，從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可以得出政府應該積極有為，幫助單個企業克服自發發展過程中必然出現的外部性和協調多個利益不盡相同的企業行為的市場失靈的問題，這樣發展才能順利進行。所以，新結構經濟學對政府應該積極有為，發揮因勢利導作用的強調是新古典經濟學研究方法在發展問題上的運用的結果，是對新古典經濟學研究傳統的弘揚而非揚棄。

二、現代經濟增長的本質

我同意韋森的看法，「在人類近現代尤其是當代社會中，斯密型增長與熊彼特型增長是很難能被完全區分開的，即使我們在兩個概念的界定上做些強行的人為界定，二者也是難分難解，或者說，斯密型增長，即分工、貿易、勞動生產率提高所帶來的經濟增長本身，與技術創新和組織創新所帶來的經濟增長（即熊彼特型增長）常常絞纏在一起，且互相作用。」新結構經濟學主張在現代經濟增長中隨著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生產的經濟規模、產品的市場範圍和交易的價值不斷擴大,企業對資金的需求越來越多，面對的風險也越來越大，硬的基礎設施，像交通、電力、通信、港口等必須不斷改進，同時，軟的基礎設置，也就是金融、法律等制度也必須有相應的完善，這樣才能降低各種交易費用，充分發揮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增加生產、促進發展的效用。顯然新結構經濟學的分析是同時將熊彼特型增長和斯密型增長結合在一起的。

韋森認為在嚴格意義上，現代經濟增長，或者說自19世紀西方工業革命以來的經濟增長，只不過是加進了科技革命和機器化工業大生產後的斯密動態經濟增長，或者說包含了「熊彼特型增長」的廣義的「斯密動態經濟增長」。對此，我持異議。我想對現代經濟增長更合適的描述是包括了「斯密型增長」的「熊彼特型動態增長」。因為，如韋森指出，斯密的分工有利於交易技術的創新，但是，交易技術的創新無法得出新產品、新產業的創新。所以，把現代經濟增長總結為廣義的「斯密動態經濟增長「和現代經濟中新產品、新產業不斷湧現的主要特徵不吻合。熊彼特型的增長則會有不斷的新的產品和產業的創新，而新產品和新產業的出現，由於風險和資金需求以及生產規模和市場範圍的擴大，則會內生出對交易技術和制度改善的要求。在這兩個概念上應該弄清楚是因為不同的概念會得出不同的政策側重點。

韋森還以服務業在發達國家的比重大，增長快於製造業的增長為理由，認為現代經濟增長與其說是「主要是由於實體經濟部門內部的產業升級所推動的，不如認為主要是由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尤其是第三產業的過渡和轉變所實現的」。如果韋森的說法是正確，那麼，合理的推論是一個國家第三產業比重的提高應該提高這個國家經濟增長的速度，以及，在同一發展水平第三產業比重高的國家其經濟增長速度應該高於比重低的國家，但是，事實並非如此。發達國家第三產業的比重高於發展中國家，但是，發展績效好的發展中國家的增長速度卻可以幾倍於發展好的發達國家。而且，亞非拉的許多低收入國家的第三產業的比重遠大於中國，但是，他們的經濟增長的速度卻遠低於中國。

由於韋森對現代經濟增長本質的認識片面強調斯密型增長，因而認為「要把現代憲政民主政制像市場制度一樣被視作為現代經濟可持續增長的一個必不可少的基礎性制度條件。」但是，即使是歐美等老牌的發達國家，其憲政民主政制也是逐步發展演進而來，英國和美國在工業化的早期只有少數擁有資產的男性公民才有投票權。十九世紀擺脫西班牙殖民統治直接照抄美國憲法的拉丁美洲國家，和二戰後，擺脫殖民統治、直接繼承英美現代民主憲政政制的發展中國家如菲律賓、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以及許許多多非洲國家，不僅沒有實現向發達的工業化國家的收斂，而且還長期深陷中等收入陷阱和低收入陷阱的泥沼之中。二次大戰後，唯一的二個從低收入躍升為高收入經濟體的恰恰是在追趕過程中沒有西方發達國家的憲政民主政制的韓國和台灣。美國著名的政治學家，福山在其最近的一篇論文「什麼是治理」中指出，憲政民主既不是好治理的必要條件也不是充分條件，他系統地論證了西方學者普遍認為憲政民主是好治理的必要條件的看法其實「僅為理論上的而非得到實證支持的事實」（more of a theory than an empirically demonstrated fact）.

不管發展的水平高低如何，一個國家作為上層建築的各種制度安排是內生的。隨著經濟的發展，生產力水平的提高，生產和交易規模的擴大，人民財富的普遍增長，相應的規範市場交易和人與人、人與政府互動的制度安排也必須相應的與時俱進的完善。 尤其，作為一個像我國這樣的轉型中國家，經濟體制中還存在各種舊體制所遺留下來的制度扭曲，需要在轉型過程中根據可能性和必要性不斷深化改革，經濟才能持續穩定健康發展。但是，一個國家即使到了高收入的發達階段，有了相應的現代憲政體制，也不能保證是一勞永逸。日本在1991年以後長達二十多年的停滯，和2008年英美髮達國家爆發的金融經濟危機，說明即使有西方國家的學者所認為的理想的現代憲政政制也不能保證其政府和領導人不被利益集團綁架、經濟可以持續健康發展。

另外，韋森認為新結構經濟學把金融結構視為外生變數，其實是對新結構經濟學的一個誤解。在新結構經濟學的框架中，產業結構是內生於要素稟賦結構的，而不同的產業結構需要相應的基礎設施（包括有形的如電力、交通和無形如金融、法律）來支持其投資、運行，減低交易費用。隨著產業的升級，資本需求、生產規模、風險和市場範圍的不斷擴大，軟硬基礎設施也必須不斷根據實體經濟生產運行的需要而相應改進。因此，適用的軟硬基礎設施，包括金融制度，是內生於實體經濟的需要的。在新自由主義盛行的第二波發展思潮影響下，不顧發展中國家實體經濟中企業的規模和風險特性去發展所謂的現代金融體系，以及在發達國家進行脫離實體經濟的金融創新恰恰是現代金融理論在八十年代以後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經濟危機頻仍發生的原因之一。

三、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雖然，韋森認識到了現代經濟增長必須包涵「熊彼特型增長」，但是，在他的評論中卻不自覺地以斯密型增長來立論，因而，對政府在現代經濟增展中的作用仍堅持亞當?斯密所主張的自由放任的看法。他認為在本國的科技進步、產業升級和各產業的發展前景、市場需求等等經濟運行方面，政府所掌握的知識和所做出的判斷不可能「比本國企業乃至一些大公司的管理者和科技人員所具備的知識就多」、「判斷就高明」。然而，既然外部性、協調和信息不確定性的市場失靈問題是內生於現代經濟增長中的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過程，如果一切依靠企業自己，這個過程很可能不發生，或是發生的速度很慢，不能滿足人們的就業、改善生活，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所期望的追趕發達國家的願望。智利政府在八十年推行了華盛頓共識的改革以後就是嚴格地奉行這種自由放任的哲學的，結果三十多年了沒有新的產業出現，結構變遷遲緩，深陷中等收入陷阱之中。去年10月我去韓國首爾參加一個由哈薩克政府委託、亞洲開發銀行組織的產業政策研討會，哈薩克商務部的副部長在開幕致辭中抱怨到，我們按世界銀行的建議把各種政府對市場的干預都取消了，企業經營環境改善了，但是，國內的企業並沒有進行推動經濟結構轉型的新產業、新技術的投資，外國企業除了來開發礦產資源外也沒有其它投資，因而，他們轉而向亞洲開發銀行求助。

其實，今天的英、美、德、日發達國家在他們處於追趕比他們更發達的國家的階段時無一例外地採用許多針對特定產業的政策措施去扶持國內的某些追趕產業的發展。一位在英國劍橋大學擔任教授、在國際發展經濟學界享有盛名的韓裔經濟學家張夏准認為發達國家倡導發展中國家需遵循自由放任的政策是一種「上了樓就踢掉梯子」（kicking Away the Ladder），防止發展中國家趕上發達國家的政策主張。而且，事實上發達國家即使到今天也沒有奉行自由放任的政策，他們還用專利保護、補助基礎科研、政府採購、規定在一個時間內市場上只能使用某種技術、產品等措施來支持他們的企業進行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那種認為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在技術創新、產業升級上不應該發揮因勢利導作用的看法，其實是要發展中國家自廢武功。

那麼，政府是否就如反對政府干預者所質疑的那樣，「比本國企業乃至一些大公司的管理者和科技人員所具備的知識就多」、「判斷就高明」？在政府可用來幫助企業克服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外部性和企業間協調問題的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政府不能不對技術創新的方向和所要升級的產業做出判斷，但這種判斷是否就一定比企業的判斷差？企業要獲得這些信息需要投入資金和人員，政府同樣也需要投入資金和人員，政府應該比企業有能力去聘請更多、更好的專家，收集更多、更全面的信息。而且，信息收集和處理的成本很高，分享的成本近乎零，具有公共產品的特性。如果由企業自己收集，企業不會和其它企業分享，每個企業都要自己去收集、處理，就整個社會來說是重複投資，不如由政府收集、處理後和企業分享，政府還可以根據這些信息採取因勢利導的支持措施，使有限的資源發揮最大的支持技術創新、產業升級，促進經濟發展的效應。事實上，發達國家所採取的支持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四個常用措施中，除了專利保護是事後的獎勵外，其它三項包括補助基礎科研、政府採購、規定在一個時間內市場上只能使用某種技術、產品等措施也都是需要政府事先判斷所要支持的技術和產業，「挑選冠軍」的。

韋森認為，如果政府要發揮因勢利導的作用，那麼，「這一理論實際上假定各國政府和各地區領導人，以及在計劃委員會、發展委員會或其他政府部門的官員有完備的知識。」對於處於全球技術和產業邊界的發達國家而言，不能因為信息可能不完備就因噎廢食，不對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提供必要的支持，或是，將有限的資源用在隨機地挑選的技術或產業項目上。如果發展中國家的政府遵循新結構經濟學的建議，按要素稟賦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來推動技術創新、產業升級，那麼，信息的問題則可以利用後發者的優勢來克服。因為比較優勢實際上是跟自己同一時代的其他國家的比較而來。新結構經濟學所倡導的「增長甄別和因勢利導」六步法的第一步是以和自己的要素稟賦雷同，收入水平比自己高一倍左右，而經濟取得20、30年快速發展的國家的現有產業作為參照。因為，一個國家如果能夠維持二、三十年的快速增長，這個國家可貿易部門的產業和服務業必然符合這個國家的比較優勢。同時，一個國家如果能維持這麼長時間的高速增長，資本必然快速積累、工資成倍增長，原來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必將逐漸成為夕陽產業，而成為比較優勢雷同，發展水平較低的發展中國家的朝陽產業。利用這些信息，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在發揮因勢利導作用時可以大大減低犯拔苗助長或因噎廢食的錯誤，也可以防止政府因為利益集團的遊說、尋租而去支持不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

需要特彆強調的是新結構經濟學的「產業甄別和因勢利導」框架並不是由政府越俎代庖去決定一個國家應該發展什麼產業，而是，和企業共同決定應該發展什麼產業。這個框架的第二、三、四步，都是取決於國內或國外企業的自發、主動的選擇，政府的作用則是以有限的資源來幫助這些具有潛在比較優勢部門內的企業消除它們自己難於解決的具有外部性或需要多個企業協調才能成功解決的增長瓶頸限制。而且，這些產業根據這個國家的要素稟賦及其結構，應該是生產的要素成本已經在國際比較中具有優勢，政府因勢利導的作用主要在於提供或協調相關企業投資於產業升級所需的軟硬基礎設施的完善，以幫助企業降低交易費用，使這個國家的潛在比較優勢變為真正的比較優勢，使這個產業成為這個國家競爭優勢。所以，在新結構經濟學的框架中，一個因勢利導的政府並不需要韋森所擔心的那樣「掌握著巨大的政府投資和開發資金」，或余永定所擔心的「真理再向前邁進一步就會變成謬誤，…，加大市場扭曲、加重腐敗」。這個框架也可以避免，政府受到利益集團的遊說，去發展需要政府以大量租金去保護補貼才能生存的趕超產業。

四、政府行為的假設

韋森、黃少安、張軍、余永定都像張曙光所認為的，「在《新結構經濟學》中，作者實際上立足於一個好人政府：政府和官員都一心一意謀發展。」 其實，我在新結構經濟學中是假定所有行為者，包括政府領導人，是理性的，其行為、選擇為了滿足自己的利益目標的。依我個人對歷史的解讀以及和許多發展中國家政府領導人的個人接觸的體會，在新結構經濟學中，我對政府領導人的行為動機仍然如2007年馬歇爾講座中所認為的那樣，政府領導人的個人目標有二：一是長期執政；二是，在長期執政的目標不成問題的情況下，追求青史留名。能夠最好地同時達到這兩個目標的選擇是在其執政期間給其治理的領地，帶來繁榮，使百姓人人安居樂業。如果真能達到這個目標，這樣的政治領袖就會表現為「好人」。 但是，千百年來，即使有那麼多研究，包括自亞當?斯密以來的兩百多年，至今尚無一套成熟的理論可以讓政治領袖作為指南，使其施政給國家帶來繁榮、給百姓帶來安居樂業。發展經濟學的第一波思潮—結構主義，和發展經濟學的第二波思潮—新自由主義就是例子。在這些從邏輯上看似乎是頭頭是道的主流思潮的影響下，政治領袖很容易犯下「好心幹壞事」的錯誤，國家和百姓蒙受損失和不幸。結果為了繼續執政，這些政治領袖就很可能採取各種必要措施去拉幫結派、收買利益集團以鞏固其地位，以及腐敗、貪污積累個人財富以備下台後的生活或東山再起的資本。結果距離給國家帶來繁榮、給百姓帶來安居樂業的目標就越來越遠，其表現也就變成為「壞人」。

在理性人的假設下，政府領導人是「好」是「壞」並非必然，關鍵在於是否有一個可以指導政府領導人做出事實求是、與時俱進的政策，真正能夠給國家帶來持續繁榮、長治久安，給百姓帶來安居樂業、福祉不斷增加，使其長期執政和留名青史的個人目標和全體人民的目標能夠同時實現的理論。不管在那種體制下，任何領導人都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總結髮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現代社會中經濟發展成功和失敗經驗，提出一個可供理性的政府領導人參考的理論，使其成為一個「好人」，在運用自由裁量權去追求個人的目標的同時也能滿足社會和百姓的目標，這是經濟學家的責任。我想這也是為什麼亞當?斯密將其現代經濟學的開創之作取名為《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的道理之所在。

另外，新結構經濟學所強調的因勢利導也不像韋森所認為的那樣，需要「強政府」才能發揮這樣的作用。新結構經濟學主張一個發展中國家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應該按其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並充分利用後發優勢以「小步快跑」的方式來進行。在「增長甄別和因勢利導」框架中政府為克服外部性給予升級到潛在比較優勢產業的先行企業的稅收優惠、在有外匯管制時取得進口機器設設備所需的外匯、在有金融抑制時優先獲得貸款，為克服軟硬基礎措施的缺失發展的工業園區、在園區內實行一站式服務等，應該遠比發展經濟學第一波思潮結構主義的進口替代戰略所主張的以各種政府扭曲和保護補貼去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簡單易行、容易見效。在經濟轉型中，新結構經濟所主張的漸進、雙軌，同樣也比發展經濟學第二波思潮新自由主義所主張的休克療法，試圖一步到位建立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簡單易行、容易見效。

韋森以「在過去30多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時期，當今中國社會內部多年來積累下來了大量經濟與社會問題」，余永定也以「加工貿易固然給東莞為代表的沿海地區帶來了繁榮，但在經過20 多年實踐後的今天，中國處於全球價值鏈低端的狀況並無根本改變，而且似乎也難於改變」來質疑新結構經濟學理論的適用性。必須說明的是，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來自於對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成功和失敗經驗的總結，這並不代表中國各級政府所作所為都是符合新結構經濟學理論的要求的。新結構經濟學作為發展理論的第三波思潮只是剛剛提出，中國各級政府和其他國家的政府一樣仍然受到第一波思潮和第二波思潮的影響。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中國的漸進雙軌制的改革仍然有許多不到位的地方，導致了許多腐敗和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擴大的社會經濟問題，各級政府的政策也仍有不少「過猶不及」和「不及猶過」的地方。我希望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能夠更廣為流傳，幫助中國政府繼續深化改革，完成向市場經濟的過渡；並且，在未來的發展中能夠少犯「好心幹壞事」的錯誤，以實現持續、快速、健康、包容的發展。

最後，韋森以過去半個多世紀中，只有13個國家和地區實現了持續超過25年的7%以上的高速經濟增長， 「這一當代世界經濟發展演變事實和格局本身」作為他質疑新結構經濟學的原理，尤其是把其中的增長甄別和因勢利導框架運用到廣大欠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將會非常困難的證據。其實，這些證據更說明進行反思，提出新的發展理論和政策框架來供中國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參考，幫助他們實現現代經濟增長的重要性。經濟學是現代社會科學中的顯學，但是，即使經過從亞當?斯密以來的兩個多世紀，尤其是發展經濟學自從成為現代經濟學中的一個獨立的子學科以來的四分之三個世紀的無數多研究，經濟學家至今尚未能提出一個有效的理論，可以作為行動指南幫助政治家實現富民強國的目標。目前的研究成果，按諾獎獲得者麥克?斯賓塞教授的說法，只是給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提供了許多重要的食材（ ingredient），但是尚缺可以遵循以做出好菜的食譜（recipe）。實際的情形是不管是先前主張以政府主導克服市場失靈以建立現代產業的結構主義，或是現在主張克服政府失靈以建立現代市場制度的新自由主義，按照這些主流理論來制定政策的國家普遍遭遇失敗，經濟發展遲緩、危機不斷和發達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而經濟發展成功，實現和發達國家收斂的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和轉型政策從主流理論來看卻是錯誤的。

不按主流理論來制定政策需要承擔許多外部（如國際貨幣組織、世界銀行、外國政府和國外輿論界）和內部（接受了主流理論的知識界和輿論界）的壓力。能夠承擔這種壓力，自主制定政策的國家很少；在這些少數國家中，由於缺乏正確的理論的指導，政策能夠對頭的更是少之又少。實際上，東亞經濟體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恩格斯所說的「必然王國」，而非「自由王國」的結果。在馬歇爾講座中，我指出，這些東亞經濟體同樣受到結構主義的影響。但是，四小龍由於資源貧乏、人口規模小，而日本則在美國的佔領下，政策受制於美國政府，它們的政府能夠給予企業的補貼很少，無法去支持不符合比較優勢產業中不具自生能力的企業。結果，政府的積極干預所提供的少量補貼從「量變到質變」為新結構經濟學中所主張的外部性的補償和因勢利導的措施。新結構經濟學希望能總結「必然王國」的成功和其他國家的失敗經驗，提供一個政府可以遵循的政策「食譜」，根據各國具體的條件，把各種有用的「食材」調配成合適的政策，使持續、健康、快速、包容的經濟發展，成為自利的領導人的「自由王國」的選擇。

六、結語

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國家不僅是中國夢也是還佔世界總人口85%的發展中國家的共同夢想。長期以來發展中國家的知識分子總以為發達國家有一本「真經」幫助發達國家實現了現代化，把這本經學會拿回發展中國家來虔誠地念，就能幫助發展中國家擺脫貧窮落後，實現現代化。但是，事實上這樣的經並不存在，以現代經濟學為例，任何盛行一時的理論思潮總被後來的學說所揚棄。在發達國家發展出來的理論在發達國家都難於「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在發展中國家就更難於「放諸四海而皆準」。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家若想幫助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就需要自己從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現象、問題中去了解背後的理論，而不是簡單地拿現有的發達國家發展出來的理論來看發展中國家的現象、問題。只有這樣才能真正認識世界，幫助發展中國家改造世界。我希望這場關於新結構經濟學的討論有助於我國的經濟學界釐清新古典經濟學的內涵和現代經濟增的本質，推動經濟學家深入研究我們自己的社會經濟現象的背後邏輯，進行理論創新，提供給個人、企業和政府的決策做參考，幫助我國早日實現現代化的夢想。理論的適用性決定於條件的相似性，我相信中國經濟學家對中國發展和轉型問題的研究提出來的理論，不僅有利於中國認識和解決自己的問題，也可能比發達國家發展出來的理論對其它發展中國家解決他們的問題更有參考借鑒價值。

（註：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編者省去腳註與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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