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人文化心理論略
中國自古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中國的古代文明是由境內的各民族共同創造的。以《詩經》為代表的北方黃河的中原華夏文化和以《楚辭》為代表的南方長江中游蠻夷的楚文化，同是中國古代文明的精華，並對中國文化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但由於地理環境與歷史文化環境的差異，與中原人相比楚人具有特殊的文化心理。
一、蠻夷本色———開放
楚文化是在長期同黃河流域中原地區的文化交流中形成的，它在初興起時與中原文化相比，居於從屬地位，是處於外圍的邊緣文化。楚人在文化上與中原同源，楚人的遠祖出自帝顓頊高陽氏，先祖重黎亦曾為高辛氏火正，號為祝融。自熊繹受封，建立楚國，就已經開始創造屬於自己的文化。當時楚是江漢間小國，在文化上與中原不一致，受到北人的輕視，北方諸侯常以文明者自居。《詩經·小雅·采杞》中說：「蠢爾荊蠻，大邦為仇。」《禮記·曲禮下》云：「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春秋》亦云：「用夷禮，故曰子。」而《國語·晉語》稱：「昔成王盟諸侯於歧陽」時因「楚為荊蠻」而「故不與盟」。《孟子·滕文公》云：「南蠻，鳥舌之人，非先王之道。」《春秋公羊傳》又云：「楚，夷國也，強而無義。」《詩經·商頌》曰：「維汝荊夷，居國南鄉。」《左傳·成公四年》載：「楚雖大，非我族也。」《史記·楚世家》載，楚武王伐隨時云：「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為叛，相侵或相殺，我人敝甲，欲觀中國之政。」楚文王亦言：「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由此可知，楚人自先秦起就被稱為「荊蠻」、「楚蠻」、「蠻夷」，這種民族特性對文化心理影響深遠。
當時的中原文化模式，從制度層面上來看，即以王室為天下共主，按照尊卑親疏和內外遠近劃分政治地理區域，其中貫穿著強本弱末、恩威並施的統治政策，體現著「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春秋公羊傳·成公十五年》）的政治原則。在經濟上，這種制度由於「通道於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國語·魯語》），使得中原地區以更快的速度發展；在政治上，由於諸侯有幫助天子征戰的義務，因而大大加強了天子對諸侯四裔的統屬關係；在思想意識上則更牢固地形成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經·小雅·北山》）的觀念。中原作為天下的地理、政治、文化中心，不但自身在固有的物質文化基礎上向前不斷發展，而且以其先進的文化向四周輻射擴散，吸附和征服四方邦國和民族，不斷擴展舊有文化圈的地域範圍。夏商周三代以來「天下共主」的統治方式導致了文化心理上的定向趨勢，即中原地區獲得了一種睥睨四夷的優越感。所謂「夷
正因為楚人從不以中華正統自居，所以楚文化也從來沒有中原文化那樣的中心輻射的優越感和排他性，而是以一種開放的心態，一面北和諸夏，「跋涉山川，以事天子」（《史記·楚世家》）；一面南撫蠻夷，聯合巴、越、等少數民族。正如《左傳·襄公十三年》中所說：「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這種「南下撫有蠻夷，北上以屬諸夏」的發展道路，是在與蠻夷雜處的現實環境和服務中原王朝的現實需要下逐漸形成的。楚人兼采夷夏之長，並積極開展文化交流和民族間的相互學習，正是在開放的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在融合中保持了自己的生機。開放融合是一個民族永葆生機的基礎。楚人的這種開放融合的思想，比當時管子「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昵，不可棄也」（《左傳·閔公元年》）和孔子「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左傳·定公十年》）的思想都要先進。楚先民從中原南遷到江漢蠻荒之地，身處於土著荊蠻中間，為了生存必須與當地的荊蠻和相鄰的蠻夷友好相處。長期的共同生活，使楚人與他們建立和睦的關係。《史記·楚世家》記載楚武王熊通說：「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可見楚國當時的民族政策非常開放和兼容，很得民心，蠻夷因而「皆率服」。同書又載，熊繹五代孫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楊粵，至於鄂」。可見，楚人在江漢地區一直是深孚眾望的。楚王熊渠的「奄征南海」的活動，得到了江漢間蠻夷的擁護和支持，征服了南方的大片地方，頗有些順應民意的意味。從史籍中看，楚人也從來沒有流露出像中原文化那樣的對蠻夷的極端鄙視和仇恨的心理，所以能夠開明地、迅速地「奄征南海」，將一個方圓百里的小國發展成為幾乎擁有南土半天下的赫赫大國。也許正是因為楚文化在學習中原文化的同時，融入到了蠻夷之中，在激烈的文化碰撞中，顯示出極強的兼容性，所以表現出博大而又開放的文化心理。就像擁有蠻夷族鮮卑血統的
從地域文化的角度來看，中國疆域遼闊，地形複雜，人口繁密，民族眾多，自古以來產生了豐富多樣的地域文化。當代研究地域文化的學者根據地貌特徵將地域文化概括為河谷、草原、山嶽和海洋四種類型，認為河谷文化內聚力和包容性突出、草原文化流動性和外向性強，山嶽型文化具有封閉性和排他性，而海洋文化則以開放性和冒險精神為特徵。中原文化大體是山嶽型文化，而楚文化則顯現出明顯的河谷文化特色，具有強烈的內聚力和包容性。直至今天，在南楚故地的湖北，楚人的後代仍然像祖先一樣被稱作「蠻子」，在發達的交通條件下接受、歡迎各種思潮。武漢也不像北京和上海那樣排斥外地人，而是以彷彿誰都能融入進去的小市民社會而著稱。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對歷史文化心理的繼承。
二、浪漫主義———衝動
楚文化的浪漫主義精神，與世居兩湖、江漢地區的自然環境有關，也與受自然環境影響的社會環境有關。
南朝著名文學家劉勰在《文心雕龍·物色》中就指出：「若乃山林皋壤，實文思之奧府；略語則闕，祥說則繁。然屈平所以能洞鑒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山地之民近悍，江湖之民近黠。對於南北文化的差異，當代地質學家周昆叔強調環境的因素。他說：「北國有粗獷豪放的人民和古樸深沉的文化；南國有圓通靈敏的人民和輕靈秀美的文化，為什麼會有如此之差異？不可否認，北方坦蕩的黃土高原和南方山回水轉的環境對人類性格陶冶和對文化特點所帶來的深刻影響。可以說，人及其人創造的文化是植根於環境中的，是環境起了重要作用的傑作，是環境的效應。」[1]7楚地山巒起伏，林木蔥蔥，大江奔流，細川潺潺，時而雲遮霧繞，時而晴空萬里，此種絢麗多彩、瞬息萬變的自然景觀，為楚文化的浪漫主義精神提供了汩汩源泉。除了民族不同、地域環境不同外，中原文化與楚文化之間還有經濟生活的差別。顯然，北方中原是旱地農牧經濟；南方楚地是水稻漁獵經濟。這些不同，帶來了兩者文化心理的明顯差異。如中原人重禮制、重理性；楚人則重人神共位、重感性，並富於浪漫色彩的幻想。
《漢書·地理志》記載，楚地「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江南地廣，或火耕水耨，民食魚稻，以漁獵山伐為業，果蓏蠃蛤，食物常足」。由於謀生較為容易，就可能有較多的時間和精力進行精神上的追求。此外，也不需要組成強大的集體力量以克服自然，維護生存，所以楚國也沒有形成像北方國家那樣的嚴密的宗法制度。在這樣的生活環境中，個人受集體的壓抑較少，個體意識相應就比較強烈。一直到漢代，楚人性格的桀傲不馴，仍是舉世聞名，《史記》、《漢書》中，可以找到不少例子。豐富的物質條件、較少的壓抑，形成了楚文化浪漫衝動、熱烈奔放的生活情感。在中原文化中，藝術，包括音樂、舞蹈、歌曲，主要被理解為「禮」的組成部分，被當作調節群體生活、實現一定倫理目的的手段。因而，中庸平和被視為藝術的極致。而楚國的文化，無論娛神娛人，都是在注重審美愉悅的方向上發展，充分展示出人們情感的活躍性。楚地出土的各種器物和絲織品，不僅製作精細，而且往往繪有艷麗華美、奇幻飛動的圖案。飲酒是浪漫氣質的表現，楚人非常重視酒在祭神與助興中的功用，酒後的狂放是生命力的展現，楚人的個性與活力在這裡得到了自由的舒展。楚人與樂舞也結下了不解之緣。楚歌抒情的意味特別濃厚，《招魂》、《九歌》所描繪的音樂舞蹈，顯示出熱烈動蕩、詭譎奇麗的氣氛。音樂是楚人生命中的一個部分，楚歌雖有陽春白雪、下里巴人之分，然而都極具震撼力，上自士大夫，下至田夫野老，都有歌舞的雅趣。楚人充沛的想像力和獨特的審美情趣，使楚文化的藝術遺存無不呈現出造型清秀、韻致俊逸、色彩富麗、線條流暢的風貌。楚人崇拜太陽，崇拜大火，喜愛亮麗的紅色；向往日出的東方；楚人尚鬼，好祀，崇巫，喜卜；楚人愛細腰，女子婀娜多姿，男子則輕剽好鬥等等，都可以用楚人耽於幻想、富於浪漫氣質尋求一個確切的解釋。與中原文化相比，念祖、忠君、愛國是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的共有之處，但中原文化偏重禮法，楚文化偏重情感；楚文化中崇火尚鳳、親鬼好巫、天人神合一、力求浪漫，與中原文化尚土崇龍、敬鬼遠神、天人相分、力主現實形成了鮮明對比。
浪漫衝動的性格一方面能夠革故鼎新、銳意創新，形成自己的特色。早在建國初期，楚人就發明了「楚式鬲」，還得揚越和華夏的青銅冶煉技術而兼之，使自己的礦冶水平居於全國領先水平，並創立了介乎夷夏之間的楚制和楚俗。在楚文化的整個發展過程中，楚人敢於打破陳規，向自認為不合理的事物挑戰。熊渠封兒子為王、熊通自稱武王，還有楚莊王的「問鼎中原」均屬離經叛道、驚世駭俗之舉。「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本是楚人的一種性格，最後升華為以敢於創新為主要內容的民族精神。但另一方面，這種浪漫主義的情懷也造就了楚人狂傲衝動的心理特徵。楚人的狂傲和衝動是人所共知的，因此遭到儒者的非難。早在孔子時就有楚狂人「風歌笑孔丘」，一個「狂」字，把楚人的性格刻畫得淋漓盡致。班固就指責屈原「露才揚己，……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忿懟不容，沉江而死，亦貶潔狂狷景行之士」（班固《離騷序》）。楚人的狂傲在一定程度上來源於楚人的自卑心理，超越自我的願望使他們重視自我的存在，自我是他們首先關注的對象，正因為這一點，楚人建立起以自我為中心的文化。楚人的性情在他們的生活中處處表露出來，這種生活方式又強化了楚人衝動與狂放的性格。屈原「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期望能「乘騏驥以馳騁兮」、「令鳳鳥飛騰」（《離騷》）。項羽更是以剛愎自用、輕狂傲慢聞名。司馬光也曾在奏摺中寫道：「閩人狹險，楚人輕易。」（《續資治通鑒·卷六十七》）
確實如《禮記·王制》所說：「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學者們在研究時也發現，不同的地區有著不用的文化心理特質。李淦的《燕翼篇·氣性》則將天下分為三大區域：「地氣風土異宜，人性亦因而迥異。以大概論之，天下分三道焉：北直、山東、山西、河南、陝西為一道，通謂之北人；江南、浙江、江西、福建、湖廣為一道，謂之東南人。……北地多陸少水，人性質直，氣強壯，習於騎射，憚於乘舟，其俗儉樸而近於好義，其失也鄙，或愚蠢而暴悍。東南多水少陸，人性敏，氣弱，工於為文，狎波濤，苦鞍馬，其俗繁華而近於好禮，其失也浮，抑輕薄而侈靡。」[2]259其區域劃分雖粗，但描述習俗民情卻十分形象，似乎正好對應中原文化與楚文化的不同的文化心理。
司馬遷曾這樣評價楚地楚人：「其俗剽輕，易發怒。」（《史記·貨殖列傳》）直至今天，湖北民間還有著動不動就「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的民俗，人們也習慣把湖北人叫「九頭鳥」，表現著狡黠、強悍、變化多端等種種特點。武漢人也以脾氣大、容易毛躁著稱。楚人的文化心理深深積澱在楚人心中，傳承千年仍表現在衣食住行、自娛自樂、思維想像等各個方面。
三、神秘巫祀———達觀
德國19世紀著名人文地理學家拉采爾在《人類地理學》中，分析了地理條件對人類社會發展的影響，認為人的活動、發展和分布受到了地理環境的嚴格制約，自然環境「以盲目的殘酷性統治著人類的命運，一個民族應該居住在命運所賦予的土地上，他們服從法則，必將死於這塊土地」[3]19。他把地理環境對人類社會的影響總結為四個方面：直接的生理影響；心理的影響；對於人類社會組織和經濟發展的影響；支配人類的遷徙及其最後分布的影響。他在強調地理環境決定著人類活動的思想的同時，也承認人類意志的力量和人的無限創造力。楚地特殊的地理條件產生了強烈影響著社會組織和經濟發展的神秘巫祀文化，在心理上也產生了達觀的態度。在氏族社會裡，巫一向具有很高地位。中原文化的態度是「敬鬼神而遠之」，以禮制的名義保留了一些形式。而楚人在對神靈的堅定信仰中獲得了力量，這種力量也使他們形成了達觀的文化心理。
楚國故地地處長江中下游地區，由於大量泥沙的淤積，形成了肥沃的沖積平原———江漢平原。在古代，這裡就是「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因此，無論是在春秋還是戰國時期，楚國都是富強繁榮的大國之一，「荊有雲夢，犀兕麋鹿滿之，江漢之魚鱉黿鼉為天下富」（《墨子·公輸》）。至今長江中下游各地，仍被譽為魚米之鄉。楚由「族」發展為「國」，國由小發展到大，歷經800多年。曾被中原人稱作是「荊蠻」、「南蠻」的楚國處於一個「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漢書·地理志》）的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之中，並在社會風俗、思想傳統與生活習慣等方面都不曾像中原地區那樣「經過嚴格的『禮』的教化」，而是都要比中原地區「較為濃厚地保存了原始氏族社會的許多傳統」[4]349。跟同期中原各國比，楚國大量繼承了氏族社會的風習，受宗法制度和禮教觀念的束縛較少，顯得比較寬容和開明。這種狀況在政治制度上業得到了體現。
荊楚繁茂的叢林、縱橫的江河、廣袤的原野以及多民族雜處的神秘的生態環境，孕育出楚地先民崇尚自然、敬畏鬼神的傳統意念。楚人信鬼、崇巫、好祀，他們生活在充滿神奇傳說的地方，飛翔的大鳳、熊熊烈火都是崇拜的對象，楚人的精神就來自這原始的衝動、神奇世界帶來的原動力。楚先民「民神雜糅，家為巫史」（《國語·楚語》），《列子·說符》中云：「楚人鬼」；《漢書·地理志》記載，在楚國，從宮廷到民間，歷來「信巫鬼，重淫祀」。王逸在《九歌序》中也說過：「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在《楚辭》那裡，我們更能看到一個與巫風關係密切的神話世界。屈原作品《九歌》中保留著對自然多神祟拜的遺迹，《離騷》等作品中，也能夠看到其對遠古神話傳說的大量承襲和運用。在民間，古來荊楚卜居建宅，均要「前門植桑，後苑種竹」；生兒育女，歷來互饋「竹米」；壽誕生辰，必要種樹、「放生」；行事動輒求神問卜。還有流傳千年不衰的跳喪舞等，無不蘊涵著對鬼神的敬畏。就像元稹的詩中所描述的：「楚俗不事事，巫風事妖神。」（元稹：《賽神》）楚人尚鬼、崇巫、淫祀、好卜，雖有迷信落後的一面，但生活中的這種濃烈的神秘氣息，不僅形成了楚人思想和行動上的特立獨行，同時也體現了楚人達觀的一面。其中，既蘊含著人們寬厚善良的本性，也為楚人在興邦建國的艱難歷程中提供了樂觀的精神力量。
南方相對優越的自然環境和自由隨意的烈烈巫風，使得楚人遇事能隨遇而安，聽天由命。所以楚國的狂人接輿才會說出「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這樣樂觀積極的話。對此，梁啟超的認識最為深刻，他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文中說道：「北地苦寒磽瘠，謀生不易，其民族銷磨精神日力以奔走衣食、維持社會，猶恐不給，無餘欲以馳騖於玄妙之哲理，故其學術思想，常務實際，切人事，貴力行，重經驗，而修身齊家治國利群之道術，最發達焉。……南地則反是。其氣候和，其土地饒，其謀生易，其民族不必惟一身一家之飽暖是憂，故常達觀於世界以外。初而輕世，既而玩世，繼而厭世。不屑屑於實際，故不重禮法；不拘拘於經驗，故不崇先王。」[6]18這「達觀」二字確實道出了楚人的文化心理。楚地少有中原諸子那樣的邏輯嚴密的抽象說理文章，即使像《老子》《莊子》這樣的哲學著作，也煥發著詩化的形象的光輝。在最能體現楚文化思想的老莊學說中，處處閃爍著達觀的精神力量。在面對強大的自然力量和對鬼神的頂禮膜拜的同時，楚人形成了獨特的人生哲學。由於從柔弱中來，楚人創造出一套柔弱勝剛強的哲學，如鬻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強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強。」（《老子·二十八章》）置之死地而後生，從絕望中尋找和相信希望，正是楚人樂觀精神的寫照。在莊子看來，世間的萬事萬物都是由「氣」構成的。人也不例外，「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正因為他執著於這樣一種「通天下一氣」的觀念，自然就對死亡抱著一種十分浪漫達觀的態度。「莊子妻死，惠子吊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古往今來，有幾個人能做到像莊子這樣曠達？他的人生觀，是「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莊子·人間世》）。在湖北長陽、五峰至今仍然因襲著為亡靈「擊靈鼓、唱歌、跳舞」的跳喪習俗，更體現了楚人喜歡率性而為、達觀向上的秉性。就像今天湖北籍作家池莉在作品中形容的———冷也好，熱也好，活著就要活好！
總之，在一般人看來，所謂的歷史，只有到史書或博物館裡去查尋，才能觸摸到遠古的氣息。長江流域孕育出的古老文化———楚文化始終保持著自身強烈的特徵，與中原文化有顯著區別。楚文化的物質文明大多雖已消逝在歷史的灰燼之中，然而，對於那些記錄著人們生活方式和心靈節律的文化心理，卻只要一踏上這片神秘的土地就會發現。許多千年前的文化習俗，至今仍然以頑強的生命力閃耀在我們生活當中，這就是文化心理的魅力，這就是楚風楚俗的神秘奇詭之處。這些積澱的文化心理，仍然頑強地保存在湖北人身上，體現出楚文化的強大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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