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中國著眼大局發展，但美國不是

【11月8日起，美國總統特朗普開始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習近平主席和特朗普總統將迎來他們的第三次正式會晤，這也是他們第一次在北京進行的會晤。「習特會」將會有哪些重要議題？又預示著中美關係會有哪些可期待的新動向？

值得關注的是，就在特朗普訪華前夕，美國政界等多方人士已提前來到中國打前站，其中就包括已94歲高齡的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對於10月底基辛格的低調到上海，有人戲稱這是他46年後的再一次「秘密」訪華。這位政壇常青樹，可謂中美關係的關鍵見證者和締造者，對中美關係、世界秩序格局一直有深於常人的見解和思考，所以他的一舉一動都引發中美及全球的關注。

以下摘自基辛格《世界秩序》，他對中美關係的整體理解和判斷，也許會對我們看懂本次特朗普訪華有所幫助。】

當地時間2017年10月10日，美國華盛頓，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會晤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圖片來源

《世界秩序》 [美]亨利·基辛格 著 中信出版社 2015年

中美文化政治背景差異顯著

美國和中國都是世界秩序不可或缺的支柱。值得注意的是，兩國在歷史上都對它們現在成為中流砥柱的國際體系既支持又抗拒，一方面宣布遵守這一體系，另一方面卻又對它的某些方面有所保留。作為眾多國家中的一個重要國家在21世紀秩序中如何發揮作用，中國沒有先例可循。美國則從未和一個在國土面積、影響力和經濟實力方面與它相似，但國內秩序卻迥然不同的國家長期互動過。

兩國的文化和政治背景有著重大差異：

1）美國的政策著眼於務實，中國則偏重概念。

2）美國從未受過鄰國威脅，中國的邊境四周卻無時無刻不強敵環伺，虎視眈眈。

3）美國人相信每一個問題都有解決辦法，中國人卻認為一個問題的解決只會引起新的問題。

4）美國人對眼前形勢一定要拿出結果，中國人注重的則是大局的發展。

5）美國人制定實際「可以做到的」計劃，中國人只確定總的原則，進而分析它的走向。

中國人的思維部分地受到了共產主義理論的影響，但越來越趨向於傳統的中國思維方式。美國人對兩者都缺乏直觀的和深入的理解。

中國和美國在各自的歷史中，只是在最近才充分參與由主權國家組成的國際體系。中國自認為與眾不同，基本上自家管自家的事。美國也認為自己獨一無二，也就是說它是「例外」，但它相信自己在道義上有義務超越國家利益，在世界上傳播自己的價值觀。這兩個有著不同文化和不同前提的偉大國家都正經歷著根本性的國內變化。這些變化最終是會導致兩國間的競爭，還是會產生一種新形式的夥伴關係，將對21世紀世界秩序的未來產生重大影響。

中國現在的領導人已是革命以來的第五代。前面每一代領導人都體現出了他們那一代對中國所面臨問題的深刻洞察力。毛澤東決心把過去的制度連根拔起，即使對他在勝利之初親手建立的制度也不例外。他這樣做是為了防止那些制度在中國的官僚傾向影響下停滯僵化。鄧小平明白，中國除非參與國際事務，否則不可能繼續發揮其歷史性作用。鄧小平的目標十分明確：韜光養晦，以防引起別國不安；不出頭，但通過實現社會和經濟現代化來擴大中國的影響。在這個基礎上，江澤民從1989年開始，對外親自執掌外交，對內擴大共產黨的群眾基礎。在他的領導下，人民共和國充分參與國際事務，成為國際政治和貿易體系中的正式一員。胡錦濤巧妙地平撫了世界對中國國力不斷增強的擔心，為後來由習近平闡明的新型大國關係概念奠定了基礎。

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國領導層努力將這些遺產進一步發揚光大，開展了規模浩大的改革運動，其程度可與鄧小平的改革相媲美。他想要建設的制度雖然不是完全的西方式民主，但將更加透明、更加依靠法律程序，而不是個人和家庭的關係網。許多既定的機構和做法，從國有企業到地方官員稱霸一方，再到貪腐蔓延，都是改革的對象。這體現了這一屆領導班子的遠見和勇氣，但也一定會造成一段時期的波動和不確定。

中國領導層的組成體現了中國向著參與甚至影響全球事務這一方向的演變。1982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沒有一個成員有大學文憑。而現在，幾乎所有政治局委員都是大學畢業，其中很多人擁有大學以上學歷。中國大學學位的基礎是西式課程，不是歷史上的科舉制度（也不是後來共產黨規定的、只允許教授某些知識的課程）。這代表著他們完全摒棄了過去中國人對外面的世界驕傲自負的狹隘觀念。現在的中國領導人受到了中國歷史的影響，但並未受其束縛。

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亮相，圖片來源：新華網

老牌大國和崛起中大國的博弈

老牌大國和崛起中的大國之間存在潛在的緊張因素，這一點自古皆然。崛起中的大國不可避免地會涉足之前被老牌大國視為禁臠的某些領域。同樣，正在崛起的大國懷疑對手會在它羽翼未豐的時候試圖扼制它的成長壯大。哈佛大學的一項研究表明，歷史上新興大國和原有大國互動的15個例子中，10個導致了戰爭。

因此，中美雙方許多重要的戰略思想家根據行為模式和歷史經驗都預言兩國必有一戰，這並不令人意外。中國把美國的許多行動理解為要阻擋中國的崛起，把美國對人權的促進看作破壞中國國內政治結構的手段。一些重要人物把美國所謂的重返亞太政策說成是最後攤牌的前奏，認為美國的最終目的就是使中國永遠處於二流國家的地位——考慮到《世界秩序》寫作期間美國並未進行任何重大的軍事部署調整，這樣的態度更值得注意。

美國則害怕不斷壯大的中國將一步步削弱它世界第一的地位，也因此而威脅到美國的安全。一些舉足輕重的智庫把中國比作冷戰時期的蘇聯，認為中國一心要對它的周邊地區實行不僅是經濟上，而且是軍事上的主導，最終建立霸權。

雙方的疑慮均因彼此的軍事演習和國防計劃而進一步加深。即使當軍事演習和國防計劃是「正常的」，也就是說是為了保護國家利益而採取的合理措施，雙方也都會從最壞的角度來解讀。雙方都有責任小心行事，以免其單方面的部署和行為升級為軍備競賽。

雙方需要汲取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那個10年的教訓，當時逐漸形成的猜疑氣氛和潛在的衝突最後爆發為巨大的災難。歐洲領導人沉溺於他們的備戰計劃，未能把戰術問題和戰略問題區分開來，結果作繭自縛。

還有兩個問題加劇了中美關係的緊張。中國拒絕承認「自由民主」的傳播會有助於國際秩序，不認為國際社會有義務傳播「民主」，特別是採取國際行動實現人權。美國也許可以根據自己的戰略重點來調整它關於人權觀點的實施。但鑒於美國的歷史和美國人民的信念，它絕不可能完全放棄這些原則。在中國方面，鄧小平的話說出了佔主導地位的精英階層關於這個問題的觀點：

真正說起來，國權比人權重要得多。貧弱國家、第三世界國家的國權經常被他們侵犯。他們那一套人權、自由、民主，是維護恃強凌弱的強國、富國的利益，維護霸權主義者、強權主義者利益的。

這兩種觀點不可能達成正式的妥協。雙方領導人的一個重要責任是防止這方面的意見分歧發展為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