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的普世價值

（本文其中一小部分已發表於2014年3月20日的《人民日報》，並另擬標題，這裡發表的是全文。）梁 衡周恩來離開我們已近40年，但是人們還是常常想起他說到他，其親切自然如斯人還在眼前。以至於「總理」這個詞幾為周恩來專有，他之後雖有多任總理，但人們單稱「總理」時多是指他。1998年，總理百周年時我曾寫過一篇《大無大有周恩來》說到「人格相對論」，偉人的人格是超時空的。要不然我們怎麼解釋：他雖是生活於那個時代，而後來的人也還在一代代地懷念他；他在政治上雖是代表一個國家，一個黨派，而許多別的國家、別的黨派的也一樣地尊敬他；和他同時期的還有一大批功業卓著的老革命家，而人們念叨最多、懷念最烈的卻是他。周恩來是一個超越時代、超越政治、超越黨派和國界，在人格上有普世價值的人。他的思想是對人類文明的貢獻。一個民族出了一個全世界都能接受的人物是我們民族的驕傲。研究周恩來，小者可知怎樣做官；大者可知怎樣做人；再大者可知怎樣構建一個社會。周恩來人格精神有多方面，其基本點有三：仁愛、犧牲和寬容，而猶以第一點為最。一、仁愛—從仁心到愛民我在《大無大有周恩來》中談到周有六個「大有」，其中第一個就是「大愛」。愛這個詞在「文革」前和「文革」中是被當作資產階級思想批判的。殊不知共產黨和一切革命黨都是從同情被壓迫者出發，熱愛他們，因而產生革命的動機和動力，最後獲得他們的擁護而得勢、得天下的。而除邪教外的一切宗教也都是以愛心來團結民眾的。基督講上帝之愛，無分彼此；佛教講普渡眾生，甚至愛一蟲一草；儒家講「仁、義、禮、智、信」，第一個就是「仁」。仁即是愛，強調「二人」，處世要為別人著想，不能自私。愛是人類的本性，是存在於人與人之間的磁場。人人需要愛，也需要貢獻出自己的愛，才能溝通交流，才能生活生存。愛，先從最近處的身邊做起，進而普愛天下。有情愛而成婚姻，有血緣之愛而成家庭，有團體之愛而成宗教、黨派，有一族一國之愛而成社會，有人類之愛而普世同歸。古人設想過大同世界，馬恩設想過共產主義，都是平等、博愛。愛是人與人之間的紐帶，也是政治家團結民眾、改造社會、創造世界的大旗。愛是一粒善良的種子，佛教稱之為「善根」，依其背景和條件的不同可以結出不同的果。現在常有企業招收員工時，先考查其人對父母孝不孝。理由是對家人都不愛何能對團體和工作盡職。這是看其根觀其成，有一定的道理。歷史上許多著名人物都是先對家人盡其愛心，然後又將這份愛擴張到社會。岳飛是孝子，也是民族英雄。明末抗清英雄夏完淳有一篇著名的《獄中上母書》，講自己別母而去，不孝之罪；但為國而死，死得其所。辛亥革命義士林覺民很愛他的妻子，他在《與妻書》里說：「吾充吾愛汝之心，助天下人愛其所愛。」這就是孟子講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周恩來是有「善根」的，從小家庭教育、私塾教育就給了他善良的本性。周家的《家訓》講：「謙退和平、安分守己」；「以忍為第一要訣，以和為第一喜氣。」到投身革命後周的這種愛心便擴充為對人民、對同志、對事業的愛，一種以天下為己任的非凡的大愛。周恩來式的愛，有三種表現：一是仁愛待人，即從人性出發的隨時隨處的愛。他對所遇之人，只要不是戰場上的敵我相見，都有一種人道主義的慈悲，給予真誠地幫助。因此政治、外交、統戰、黨的生活在他那裡都有了濃濃的人情味。周的一生有很大一部分時間和精力是在與敵對方談判，與國民黨談，與美國談，後來與蘇聯談，這是一件很煩心的事，周說把人都談老了，但他始終真誠待人。1949年國共勝負大局已定，國民黨只是為爭取時間才派張治中率團到北平與中共和談，當然不會有什麼結果，最後連談判代表都自願留而不歸了。但張治中說，別人可以不回，我做為團長應該回去復命。本來一場政治故事到此已經結束，周恩來也已完成使命，而且可以坐享勝利者的驕傲。但一場人性的故事才又剛剛開始，周說：「西安事變時我們已經對不起一位姓張的朋友（張學良為蔣所扣），現在再不能對不起另一位姓張的朋友。」 他親到六國飯店看望張治中，勸他認清蔣的為人，絕不可天真，並約好第二天到機場去接一個人。翌日，在西苑機場張怎麼也不敢相信，走下飛機的竟是他的夫人。原來，周早已通過地下黨把和談代表們在國統區的家屬安全轉移，談判一有結果就立即接到了北平。在殘酷的黨內鬥爭中周常處於兩難境地，但他盡量對被傷害者施以援手或保護。1937年陳獨秀出獄後中央曾有意讓他重回黨內，但由於當時的國際背景及王明、康生從中作梗，毛和陳又都個性很強互不讓步，周就儘力斡旋，並登門慰問。陳說：「恩來昨日來蓉，……此人比其他妄人稍通情理。」1962年習仲勛因小說《劉志丹》案被整得不知所措，周上門安慰，又派人把習的妻子接回，叮囑她日夜看顧勿生意外。文革中張聞天被發配廣東肇慶，1972年周多方周旋促成恢復了張的組織生活，後又安排他到無錫養病。錢三強是我國研製原子彈的頭號科學家，曾在歐洲居里實驗室工作。他忠心報國，精於業務，但是對極左政治常有微詞，不被領導喜歡，57年險些被打成右派，總理保他過了關。文革初又要整他，總理趕忙安排他參加下鄉工作隊。這就是為什麼第一顆原子彈爆炸的重要時刻，錢卻不在現場。二是善解人意，無論公私盡量為對方考慮。我一樂團要赴日訪問，擅改日程、自定曲目，周批示：「我們完全不為對方設想，只一廂情願地要人家接受我們的要求，這不是大國沙文主義是什麼？」 文革中一些小國、窮國的共產黨領導常來北京。一次一位友人在友誼商店看中一件牛仔褲，但無錢買，事後周即著人買了送去。他告訴工作人員，會議的中間要安排休息，房間里有水果，要給客人留出享用的時間。他對別人的關懷，幾乎是一種本能。朝鮮戰爭喬冠華是中方的談判代表，他是只帶了一件襯衫去前線的，沒想到一談就是兩年。1952年，周就派喬的妻子龔澎去參加赴朝慰問團，順便探親。1958年，周從報上看到廣東新會縣一農民育種家育出一高產稻，便到當地視察。滿是泥水的田頭只有一把小椅和一個小凳，周一到就把小椅推給農民專家,說：「你長年蹲地頭辛苦了，坐這個。」至今那張總理與農民在田頭泥水中的照片還懸掛在新會紀念館裡。周的「六無」中有一無是「生而無後」。這是周恩來和鄧頴超永遠的痛。但是，痛吾痛以及人之痛，周更以一顆慈愛的心幫助著每一個可憐的人。日本著名女運動員松崎君代婚後無子，周就安排她到北京來看病，終於得子。毛澤東一家為革命獻出六位親人，特別是長子岸英在朝鮮戰場犧牲，二子岸青夫婦又長期無子。周就交給軍方醫院一個任務，一定要給他們治好病。毛澤東終於有了孫子，周十分高興。毛卻無所謂地說：「這個世界上又多了一張吃飯的嘴。」到他辭世也沒有見這七歲的小孫子一面。周就是這樣按照他的愛心，他的邏輯，平平靜靜地辦他認為該辦的事。人情這個飽含愛心的詞，文革以前是被當作資產階級思想來批判的，而「人性化」是在經過半個多世紀的殘酷鬥爭之後，痛定思痛，才重新回歸到我們的報紙上、文件中。周恩來卻一直在默默地踐行著，我行我素。該不該有人性？這實際上是到底該怎樣做人，《三國演義》里曹操講：「寧教我負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負我。」曹只要功業，不要人情，所以後來追隨他的陳宮心寒而去。細觀察，我們就會發現社會上有兩種人：有的人像一個刺蝟，總是覺得別人欠他什麼，爭鬥，忌妒，抱怨，反社會，永不滿意；有的人像一個手持凈瓶的觀音，總是急人之急，想著為別人做點什麼，靜靜地遍灑雨露，普渡眾生。周是第二種人的典型，這可以追溯到中國哲學的仁和世界宗教的愛，無關政治，無關黨派，是一種核心價值、普世情懷。三是大愛為民，把這種基於人性的愛擴大到對人民的愛，而成為一種政治模式。政治家的愛畢竟不同於宗教家、慈善家的愛，他不是施捨而是施政，是從人性出發的政治，是基於仁心去為大多數的人謀福利。中國古代政治中一直有民本、仁政的思想。孟子講：「政在得民」；范仲淹講：「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鄭板橋說：「衙齋卧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雖然歷史上所有的進步力量都是打著為人民的旗幟，但將這個道理說得最透徹的是共產黨，《共產黨宣言》講先解放全人類，最後才解放自己。中國共產黨更把其宗旨概括為一句話：「為人民報務。」但是在眾多的革命家中把對人民之愛落實得最徹底的是周恩來。周恩來是建國後在任最長的總理，是國家的總管，第一要考慮的是民生。「民生」這個詞最早是出現在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里，共產黨好像也忌諱它，長期將其打入資產階級的詞庫。「民生」的重新回歸是2007年中共17大的文件，從辛亥革命算起已久違了近一個世紀。但出於對人民的愛周恩來卻無一日不在關注民生。1946年他說：「人民的世紀到了，我們應該像牛一樣地努力奮鬥，團結一致，為人民服務而死。」解放後他常說：「我們的一切工作都是為了人民的。」文革中毛澤東語錄、像章泛濫，他胸前始終只佩戴一細條的「為人民服務」徽章。1972到1973年間，甘肅定西連續22個月無雨，百萬人缺糧，數十萬人缺水。又值文革大亂，病床上的周恩來聽了彙報後傷心地落淚。他說：「解放幾十年了，甘肅老百姓還這麼困難，我當總理的有責任，對不起百姓。」剛做過手術，他用顫抖的手連批了九個不夠、又畫了三個嘆號：「口糧不夠，救濟款不夠，種子留得不夠，飼料飼草不夠，衣服缺得最多，副業沒有，農具不夠，燃料不夠，飲水不夠，打井配套都不夠，生產基金、農貸似乎沒有按重點放，醫療隊不夠，醫藥衛生更差等，必須立即解決。否則外流更多，死人死畜，大大影響勞動力！！！」邢台地震，大地還沒有停止顫抖，周就出現在災區。一位失去兒子的老人淚流滿面，痛不欲生，周握著他的手說：「我就是您的兒子。」他向聚攏來的群眾講話，卻發現自己是站在背風一面群眾在迎風一面，他就立即換了過來。文革前北京常有大型群眾集會，一次散會時趕上下雨，他就讓市長在廣播里提醒各單位回去後熬一點薑湯給大家驅寒。他辦公和居住的中南海西花廳牆外正好是14路公共汽車站，上下車很吵鬧，有人建議把汽車站挪開。周說，我們辦事要從人民方便著想，不同意挪。直到現在，14路汽車站還設在那裡。他的這些舉動純出於愛心，毫無後來常見的政界領導人的作秀。我們可以對比一下，江青住廬山賓館，嫌山澗流水的響聲擾了她的睡覺，就下令將澗底全部鋪一層草席。住廣州，嫌珠江上氣笛聲擾眠，就下令夜船停航。做人做官，如此大的差距。同樣是為人民服務，是以人民的名義幹事業，仍可細分出幾種類型，有的把這事業連同人民做了自己功業的道具，雖功成而勞民傷財；有的把自身全部溶化滲透到為人民的事業中，功成而身退名隱；而有的乾脆就是騎在人民的頭上作威作福。這要追溯到是否真的有仁愛之心。二、犧牲—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犧牲是一種自願的付出，有愛才有犧牲。有各種各樣的犧牲，如為情、為親、為友、為理想、為主義、為事業的犧牲；有各種程度的犧牲，如時間、精力、健康，直至生命。又有不同性質的犧牲，有的是激於一時的義憤或個人的爭強好勝，如汪精衛刺殺清攝政王，中世紀的決鬥，情人的殉情等；有的是出於對理想、事業的忠誠，冷靜從容地犧牲，如文天祥的殉國、諸葛亮的殉職、譚嗣同的就義等。但是有一條，凡敢犧牲者都是激於義，源於愛，自私者不能犧牲。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犧牲屬於義的範疇，大公無私，勇於犧牲是一種美德。馬克思主義的道德觀也宏揚這種精神，更又給予了新的含義。馬克思的早期作品《青年在選擇職業時的考慮》說：「歷史承認那些為共同目標勞動因而自己變得高尚的人是偉大人物，經驗讚美那些為大多數人帶來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宗教本身也教誨我們，人人敬仰的理想人物，就曾為人類犧牲了自己—有誰敢否定這類教誨呢？」毛澤東更是從司馬遷說到八路軍，「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就是說無論古今中外，無論中國的儒學還是外國的宗教，無論是馬克思學說還是中國共產黨的思想都是把為社會的犧牲看做是一種高尚。這是基於人類的本性。大公無私，為別人犧牲自己，這是周的本性，一種生來具有的基因。陸定一在回憶錄中講了一件他一生難忘的事。當年陸隨周在重慶工作，常乘飛機往返於重慶和延安。一次遇壞天氣，飛機表面結冰下沉。飛行員著急，讓大家把行李全部拋出艙外，並準備跳傘。這時葉挻11歲的小女兒因座位上無傘急得大哭。周就將自己的傘讓給她。她並沒有覺得自己的命比一個孩子還重要。周當了總理，在一般人看來已顯貴之極、榮耀之極，而他則真正開始了生命的磨難、消耗與犧牲。我們任選一天工作日記，看看他的工作量。1974年3月26日—下午三時：起床；下午四時：與尼雷爾會談（五樓）；晚七時：陪餐；晚十時：政治局會議；晨二時半：約民航同志開會；晨七時：在七號樓辦公；中午十二時：去東郊迎接西哈努克親王和王后；下午二時：休息。這就是他的工作節奏，一個不給自己留一點緩衝的節奏。周恩來規定凡有重要事情，無論他是在盥洗室、辦公室、會議上，還是在睡眠，都要隨時報告。他經常坐在馬桶上批閱要件，因為無時間吃飯，服務員只好把麵糊沖在茶杯里送進會議室。已重病在身還要接見外賓、談判、到外地向毛彙報工作。他不只是為中國人服務，許多外國人也來吃他的唐僧肉。1975年，越南總理到中國來要援助，不給不走，談判從夜裡兩點談到天亮。周渾身虛汗，每十分鐘要一次熱毛巾。一次阿爾巴尼亞領導來要援助，又是獅子大開口。在北京談不下去，周就安排他們去參觀大寨，讓他們知道什麼叫自力更生。他絞盡腦汁地工作，砍光青山燒盡材，一生都在毫無保留地消耗自己。人們都記得他晚年坐在沙發上的那張著名的照片，枯瘦、憔悴，手上、臉上滿是老年斑，唯留一縷安祥的目光，真正已油燈耗盡，春蠶到死，蠟炬成灰，鞠躬盡瘁。除了身累之外還有心累，即精神上的犧牲。中國政治長期形成了一個格局，毛是決策者周是執行者。周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他一方面要考慮億萬人的生計問題，國家的生存與發展；一方面又要顧及毛澤東一人的態度與情緒。民以食為天，老百姓的事辦不好，國家要翻船；決策者翻了臉，國家也要翻船。我們知道周是很喜愛戲劇的，有一次工作人員發現他在紙上無奈地抄錄下兩句戲文：「做天難做二月天，蠶要暖和參要寒。種田哥哥要落雨，養蠶娘子要晴干。」其實歷代，做官最難是宰相，君要折騰民要安。屈居一人屋檐下，卻憂萬民吃與穿。建國後周就一直處在「相」位，常處於二難境地。要麼犧牲大局，要麼犧牲毛的權威，這兩樣黨和國家都承受不了。那麼，就只有他自己一次次地作出犧牲。文革中有一次服務員送水進會議室，竟發現周恩來低頭不語，江青等正輪流發言，開他的批判會。但是，走出會議室後周又照樣連軸轉地工作，儘力解放幹部，恢復秩序。鄧小平說：「我們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文革中周說過一句讓人揪心的話：「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 這是把一切都置之度外的犧牲。犧牲是講個人與外部世界的關係，在社會上做事和與人相處總要捨得吃一點虧，這樣人與人之間才能留出距離，才能合作。著名的「六尺巷」的故事就是講這個道理。社會是一個互利共同體，一般人雖然做不到像周恩來那樣徹底，但總要捨出一點，犧牲一點；作為官員，因為是人民用稅收養著你，你就得全部捨出。而作為一種精神，無論古今中外無私犧牲都是高尚的追求，儒家所謂捨身成仁，佛家更是捨身飼虎。周恩來的犧牲精神還有一個更嚴酷之處，我把它稱之為「超犧牲」。他有「十條家規」，除了嚴格要求自己，也同樣要求家屬、部下和身邊的人。這和現在的官場上為家屬謀利、提拔重用親信，形成了強烈的反差。中國古代最忌諱但又最難根治的就是外戚政治與朋黨政治。周深知這一點，他矯枉過正，勿使有一點灰塵，不留下一點把柄。這樣，親屬部下也要跟著做出了犧牲，超常規的犧牲。就如我們常說要建一座抗百年一遇洪水的大壩，那99年也就跟著作陪了。夫榮妻貴是千百年來官場的鐵定律。但是在周恩來這裡有另一條定律：只要他當一天總理鄧穎超就不能進國務院。鄧在黨內絕對的老資格，1925年入黨，出席莫斯科六大的代表，瑞金時期的中央機要局長（相當於秘書長，後因病轉由鄧小平接任），長征幹部，二次國共合作時的六位中共參政代表之一。論資格建國初組閣任一個正部長綽綽有餘。周提名民主人士傅作義當了水利部長，馮玉祥的夫人李德全當了衛生部長，知名度不大的李書誠當了農業部長，鄧卻無緣一職。張治中看不過，說：「你這個周公不『周』（周到）啊，鄧穎超不安排人不服。」周笑答：「這是我們共產黨的事，先生就不必多操心了。」黨內老同志看不過，來說情。周說：「她當部長，我當總理。國事家事攪在一起不利事業。只要我當一天總理她就不能到政府任職」。鄧不但不能進內閣，工資還要讓。當時正部工資是3 級， 鄧任婦聯副主席，資格老，完全夠3 級。但他們夫婦主動報告降兩級，拿5級。批下來後，周說你身體不好上班少，又降一級，拿6級。國慶10周年上天安門的名單本有鄧，周審核時劃掉。1974年12月周抱病到長沙向毛澤東彙報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毛同意鄧任副委員長，可能是考慮到周的性格，又親自寫了一個手令：「政治局：我同意在四屆人大安排鄧穎超同志一個副委員長的職務。」周回來傳達時卻將此事扣下。到他去世後清理辦公室，才在抽屜里發現這個「最高指示」。直到1980年華國鋒才根據毛生前意見提議增補鄧為副委員長。我曾有緣與周的兩代後人相熟，他們也都未脫此例而攤上了這種奉獻。侄女周秉建文革中帶頭到內蒙古草原插隊，數年後應徵參軍。她很興奮地穿著軍裝來看伯父，周說讓你去插隊就要在那裡札根。結果又脫了軍裝重回牧區，嫁給一個蒙族青年。國家恢復高考，周的侄孫女周曉瑾從外地考到北京廣播學院。這時總理已經去世，侄孫女很興奮地給鄧頴超奶奶打電話，要去看她。鄧說不急，先讓秘書到學院去查檔案，看她是否真是靠成績入學的。查過無事後才允許見面。周對身邊人員的要求亦近苛刻，建國初老秘書何謙定為12級，周問何，毛的警衛李銀橋多少級，答，13級。但何比李資格老兩年，周還是將何降為13級。周住的西花廳年久失修，特別是地板潮濕，對他的身體很不利。一次乘他外出，何主持將房間簡單裝修了一下。他回來後大怒，這個可憐的秘書被調出西花廳，到最後也沒有提撥。如果是現在，正好相反，當時不提也是以後必提。現在官場腐敗，有一個詞叫「利益集團」，而周的身邊卻有一個甘為國事犧牲的「犧牲集團」。當然，當年這樣嚴格的不只是周恩來一人，這在中共第一代領袖中很普遍，毛澤東就主動不拿最高的一級工資，否則共產黨也不可能得天下。不過周做得更徹底一些。對比現在官風日下，公權私用，不貪不官，周這種殘酷的犧牲精神叫後人一想起就心中隱隱作痛。人心是肉長的，誰無感恩之心？當年總理去世時我正在外地一城市，從郊外入城忽見廣場懸空垂下一黑色條幅上書「悼念人民的好總理」，滿城黑紗，萬人慟哭。而在北京，淚水洗面萬巷空，十里長街送總理成了共和國史上最悲壯的一頁。人們恨不能寧以我身換總理，80高齡的胡厥文老人寫詩道：「庸才我不死，俊傑爾先亡。恨不以身代，凄然為國傷。」火化之日，火化工為使總理能平靜入爐，竟以身試屍，躺在屍床上幾次進出焚化爐，仔細體會進爐的感覺，調試屍床的速度和節奏。 「總理愛人民，人民愛總理」，這絕不是簡單的領袖與公民的關係，而是人心與人性的共鳴，已成歷史的絕響。就像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不到那一步，「親愛」二字總叫不出口，「人民的總理人民愛」這樣的句式自周恩來之後人民就很難再說出口。三、包容—宰相肚裡撐大船仁愛是講人心的主觀出發點，是「善根」；犧牲是講處理個人與外部世界關係時的態度，是一種無私的境界；包容則是對愛心和犧牲精神的實踐檢驗，是具體行動。當仁愛之心和犧牲精神變成一種寬大包容時自然就感化萬物，用兵則不戰而屈人之兵，施政則無為而治，為人則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不肯寬容別人，無法共事；不能包容不同意見、不同派別就不能成大事。包容精神既是政治素質也是人品素養，是普世價值。儒家講仁，老子講以德報怨；佛家講戒嗔、講放下；西方宗教講懺悔、講寬恕。周恩來以驚人的肚量和個人的魅力為中國共產黨團結了不知多少朋友、多少團體、多少國家。這就是為什麼在他去世後普天同悼，連曾經的敵人也唏噓不已。李先念說：「中國共產黨確實因為有周恩來同志而增添了光榮，中國人民確實因為有周恩來同志而增添了自豪感。」一位黨外人士說，長期以來，一提起共產黨，腦子裡就浮現出周恩來的形象。美國《時代周刊》40年代駐華記者白修德說，一見到周恩來，自己的「懷疑和不信任幾乎蕩然無存。」解放初各國工人代表團應邀來中國參加工會大會，毛、周等領導人出現時會場喊「毛主席萬歲」，一澳洲代表不解，問為何不喊周萬歲，到周過來與他握手時就喊「周恩來萬歲」，周忙示意不要翻譯。這是周的謹慎，但實際上就像人之間有一種暗戀一樣，不知道有多少國內外的人早把周看做心中的偶像而向他敬禮。周恩來的包容集中體現在如何對待反對過自己的人，甚至是曾經的敵人。20世紀30年代初，國共兩黨在第一次合作失敗後斗得你死我活。周是中共「特科」的負責人專門對付國民黨特務，張沖是國民黨的特務頭子，中央組織部調查科（「中統」前身）總幹事，兩人曾經是死對頭。張成功策划了「伍豪事件」，在報上造謠周已叛變，給周的工作造成極大被動。西安事變後，為了民族存亡國共二次合作，周、張各為雙方談判代表，周竭誠相待，兩人遂成好友。抗戰還未成功張病逝，周提議為張的追悼會捐3萬元，親自前往哀悼並致送輓聯：「安危誰與共，風雨憶同舟」，並發表講演，語不成聲，滿座為之動容。他在報上撰文說：「先生與我並非無黨無見，唯站在民族利益之上的黨見，非私見私利可比，故無事不可談通，無問題不可解決。先生與我各以此為信，亦以此互信。」 這事在國民黨上層的影響如同爆了一顆炸彈。後來他對張的兩個子女又盡心關照。當時的重慶特務如林，周的一舉一動都在監視之中，隨時有生命危險。而周恩來卻以一顆真誠的心平靜地廣交朋友，編織了一張正義的大網，反過來彌蓋整個重慶，戴笠也無可奈何。周代表共產黨在重慶協調各方組織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他最大限度地調動了各方人士靈魂深處的良知，終形成團結互愛的統戰大局。一次中共一位工作人員住院急需輸血，醫院裡自動排起獻血長隊，排在最前面的是美國代表處的一位武官。共產黨的一個重要武器是統一戰線，不管多少派別，在政治上找共同點；周恩來的一個重要武器是尊重別人，在人心深處找共同點，不管什麼人真誠相待。30年後，為中美建交尼克松來訪，在參觀十三陵時，當地官員找了一些孩子穿著漂亮的衣服在現場點綴，美國記者認為造假。周對尼說：「你們指出這一點是對的，我們不願文過飾非，已批評了當事人。」尼後來評價說：「他待人很謙虛，但沉著堅定。他優雅的舉止，直率而從容的姿態，都顯示出巨大的魅力和泰然自若的風度。在個人交往和政治關係中，他忠實地遵循著中國人古老的信條：絕不傷人情面。」此時，周手中的武器並不是黨綱、政見、共產主義學說等，而是傳統道德和個人魅力，是與人為善的赤誠之心這些普世認同的價值觀。但是，最能體現周恩來包容精神的還是他處理黨內的高層關係。中國共產黨誕生於複雜的歷史環境中，又經歷了漫長的艱苦歷程，黨內高層人員文化背景複雜，有工人、中小知識分子、教授學者、留洋人員、舊軍人，出身不同、性格各異。半個多世紀以來能將這樣一個黨團結在一起，一靠毛澤東思想，二靠周恩來的人格，實際上也可稱之為周恩來思想，只不過歷史上沒有這麼叫，但它實際存在著。特別是建國後毛屢犯錯誤，更靠周來補台。從陳獨秀始，經過瞿、李、向、博、張直到毛澤東，周是唯一與六任書記全部合作過的人，又是唯一與毛合作始終的人。靠什麼，靠坦誠、謙虛、忍讓、包容。「宰相肚裡能撐船」，無論建國前後，無論在黨在政，無論在哪一朝書記任內，周都是處在「相位」，不是一把手勝似一把手，關係全局。長征中周說服博古請毛出來工作，又把紅軍總政委一職讓給張國燾，保住紅軍和黨不分裂。轉戰陝北時中央機關組成崑崙縱隊被敵包圍，任弼時是司令，周是政委，毛要向西，任要向東。任說我是司令聽我的，毛說我是主席先撤了你這個司令，吵得不可開交。周協調，先北再西，化解了危機。解放後因經濟思想產生分岐，毛很任性，甚至威脅要重上井岡山，周主動讓步，逢會就檢討並願意辭職，又避免了一次分裂。文革中周更是礙著毛的面子，受盡林彪和江青的氣，但仍出來獨撐危局。對外，他勇於承擔責任，一次次地出面做紅衛兵及各派的工作。周還親自出面請被衝擊、迫害的外國專家、家屬吃飯，並賠禮道歉。一知名人士說如果不是因為有周恩來，我們實在沒法原諒共產黨在文革中所犯的錯誤。我在《大無大有周恩來》中講過：「他硬是讓各方面的壓力，各種矛盾將自己壓成了粉，擠成了油，潤滑著黨和共和國這架機器，維持著它的正常運行。」 一部黨史很有意思，毛澤東用了周恩來的才幹；周恩來包容了毛澤東的缺陷。黨史上周是領導過毛的，當他認識到毛的才能後，遵義會議就請毛出山，以後一直輔佐他。但一有意見不合毛就對周興師問罪。1956年後他與毛的經濟思想不合，1958年毛在杭州會議、南寧會議、成都會議、八大二次會議等會上多次點名批評周是「促退派」，甚至挖苦奚落，說他離右派只差50米了，直至暗示要他辭職。他違心地檢討，主動辭職，但未通過，國家離不開他，毛也離不開他。文革中他與毛繼續革命的思想不合，總是明裡暗裡保護老幹部、抓生產、恢復秩序，毛掀起了一場「批林批孔周公」。在毛與周的關係中，毛是強者，周是弱者，但回頭來看周又是強者，他以柔克剛，贏得了人心，「贏得生前身後名」。毛的霸氣、江青的驕橫，放在任何人身上都難以忍受（鄧小平就是不能忍受而被二次打倒），但是周以他非凡的肚量和才能應付過來了。這種勝利不是政治派別的勝利，是人心深處真、善、美的勝利，是人格完善的勝利。他一襲斗蓬收裹了時代的風雨，靜靜地駕馭著共和國這條大船。 幾十年後，我們講改革開放的成就時常說船大難調頭，是小平帶領我們和這條大船一起調過來了，但是不要忘記，首先是總理當年竭盡全力保住了這條船。 當年若翻船，何處去調頭？包容是一種博大的胸懷，清澈見底，容納萬物，它使仇者和，錯者悔，嗔者平，忌者靜，使任何人都不可能有不接受的理由。《三國演義》是中國人熟悉的名著，以權術計謀聞名，有諺語「少不讀《水滸》，老不讀《三國》」。可就是在這樣一部計謀書中人性的誠實、坦白、寬容亦然在隱隱地流動。其開篇第一回就是桃園三結義，中間諸葛亮鞠躬盡瘁更是一條紅線。而在最後一回，全書73萬字，敘述了綿延60年的血腥仇殺、陰謀算計之後，作者平靜地地講述了晉、吳邊境敵我主帥相互釋疑，真誠為友的故事。兩軍在邊境打獵後各自回營，晉帥羊祜命將對方先射中之獵物送歸吳營。吳帥陸抗將私藏之酒回贈羊，部下說怕有毒，羊笑曰勿疑，傾壺而飲。陸卧病，羊贈葯，部下說怕非良藥，陸曰彼非毒人之人，服之，立愈。陸召集部下說：人家以德，我怎能以暴？邊境遂平安無事。現實生活中最典型的例子是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南非總統曼德拉，他年輕時推崇暴力，但27年的坐牢讓他悟到必須超越一已一族之仇去追求人性之光，終於實現了民族和解。他出獄時說：「當我走出囚室，若不能把悲傷與怨恨留在身後，那麼其實我仍在獄中。」他就職總統時請的嘉賓是曾看守過他的三位獄警。這麼看來周恩來並不孤獨，在歷史的星空中他們同屬於那些讓人們一仰望就靈魂澄凈的星辰。人類歷史並不只是一部階級鬥爭史，還是文化史、道德史、人格史。階級鬥爭只是文化史中的一小部分，而無論怎樣的歷史也逃不出人的思想和道德。如馬克思所說：「我們的事業是默默的，但她將永恆地存在，並發揮作用。面對我們的骨灰，高尚的人們將灑下熱淚。」這也應了康德的那句話：有兩種東西值得我們敬畏，這就是我頭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我們懷念周恩來，年復一年為他灑下熱淚，默默地體悟著他那些具有普世價值的道德定律。2014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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