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學大討論始末與六條「編者按」

摘要 從「政治批判」到「學術轉型」再到「美學爭鳴」，20世紀50年代「美學大討論」可謂是「思想改造—『雙百』方針」合奏的一曲美學「雙簧」。儘管討論起點上是對朱光潛的政治批判，話語形態上也是對蘇式美學的翻版移植，但在荊棘叢生的學術語境中，卻仍不失為一道「夾縫」中的學術奇觀，其學術意義與歷史價值絕不容抹煞。但因政治意識形態的全程干預，「美學大討論」又並非一場「真正的百家爭鳴」：從《文藝報》的「編者按」到《人民日報》的「編者按」再到《新建設》的「編者附記」，中央權威報刊專門就美學問題先後發出了六條編者按語，直接框定並控制著美學討論的進行；從抓美學領域「唯心典型」而令朱光潛「自我批判」到為製造凸顯「百家爭鳴」氣氛而讓高爾泰「論美」，更清晰地顯露出學術論爭背後更為根本的意識形態目的。因此，在權力場域的干預下，「美學大討論」不但並無「自由」「平等」可言，還在蘇化美學話語膨脹與歐美美學話語萎縮中盡顯本土性美學話語的殘缺及其學術性的不足。關鍵詞 美學大討論；思想改造；「雙百」方針；「大環境」與「小氣候」；編者按 從1956年「雙百」方針的提出到1957年「反右」運動前夕，意識形態領域內的微觀鬆綁造成了以「批判朱光潛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美學」為起點的思想改造運動突然扭轉，進而爆發了一場美學領域內關於「美的本質」問題的大討論。現在看來，思想改造「大環境」中「雙百」方針「小氣候」的出現，是針對朱光潛有組織、有計劃的政治清算髮生學術轉型的根本原因。正因「百家爭鳴」「小氣候」的突然出現，不僅為當時的思想改造運動鬆了綁，還客觀上使得美學問題討論與此前的系列批判運動呈現不同的性質，具有了嚴肅的學術討論氛圍和態度，因而也非如學界部分學人所全盤貶抑的「與當年的『大鳴大放』『大躍進』『大字報』等等是同一家族的詞兒」，「是披著學術外衣的一場『洗腦』的『政治運動』」。然而，這場「美學大討論」又並非如學界另一部分學人所全盤稱頌的是「一場真正的百家爭鳴」，是「唯一的一套有別於主流意識形態的邊緣話語，因此，它始終沒有遭到政治批判」，尤其是在各種口徑「編者按」的引導下，它仍是思想改造在美學領域的深入與延續。作為「知識話語—意識形態話語」的博弈，這場美學討論直接緣起於新中國成立初期針對舊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並在「批判胡適資產階級唯心主義」過程中進一步擴散到美學領域內的「胡適派」朱光潛頭上。《文藝報》作為「幕後推手」，全盤操縱著這一「美學事件」的組織發生，《人民日報》的參與則是這一事件由「政治批判」發生「學術轉型」的拐角點，並以朱光潛、蔡儀、李澤厚的交叉互判為標誌「戲劇性」地逆轉為「百家爭鳴」語境中具有全國性影響的「美學大討論」。與此同時，隨著討論的展開與深入，《新建設》《文匯報》《光明日報》等一批極具影響力的報刊也參與其中，對「美學大討論」在「思想改造—『雙百』方針」這一「政治—文學」場域內的雙向疊合與曲折演進起著推波助瀾的效果。一、從「讀者來信」到「澄清思想」：《文藝報》揪出了朱光潛「美學大討論」正式發動的標誌就是1956年6月朱光潛在《文藝報》發表的「自我批判」文章——《我的文藝思想的反動性》。作為中國文聯的機關刊物，《文藝報》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地位和影響不言而喻，尤其是在宣傳黨的文藝方針和政策等重大理論問題上，更扮演著「陣地性」的角色。在創刊號中，編者就提出「及時反映情況，提出問題，展開文藝批評，推進文藝運動」的宗旨要求，而在時代轉換的初期，文藝戰線上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周揚所指出的要「建立科學的文藝批評，加強文藝工作的領導」，其關鍵「必須是毛澤東文藝思想之具體應用」。正是在這種變更舊有意識形態，構建新型知識話語，藉以確立和鞏固新的社會制度和政治權威的形式下，《文藝報》於1949年初就開始有意識地通過「讀者來信」的方式，展開對朱光潛等舊知識分子代表的批評。此後，在一系列政治施壓和思想運動中，《文藝報》又於1956年不得不再次揪出「唯心主義知識分子」的典型代表——朱光潛，要求其就「過去的美學觀點」進行自我檢討，以便「澄清思想」，這也是美學討論在政治層面上的邏輯發生。（一）「詢喚」的主體與「規訓」的對象：接二連三的「讀者來信」早在1949年10月25日，《文藝報》就以「文藝信箱」的形式發表了丁進的「讀者來信」，稱「我的理論或者染了朱光潛的什麼毒，但我希望這個問題，能夠展開討論」。《文藝報》在刊發這一來信的同時加發了「編者按」：編者按：接到丁進同志來信，提出有關美學的問題，現在特請蔡儀同志答覆。以後歡迎讀者多提出問題，我們一定負責請專家解答。在刊發「讀者來信」及「編者按」的同時，還刊登了蔡儀《談「距離說」與「移情說」》一文進行「答惑」，認為朱光潛將美感看成與現實人生「孤立絕緣」的「排除一切情感慾望」的情形是與「實際」不相符合的，因為對象的實際效用和社會政治意義是美學對象的先決條件，而且「藝術標準要服從政治標準」。接著丁進的「讀者來信」，《文藝報》1950年又發表了朱光潛的回應文章《關於美感問題》以及黃葯眠《答朱光潛並論治學態度》、蔡儀《略論朱光潛的美學思想》兩篇再批判文章。作為對此前蔡儀批評的回應，朱光潛首先承認自己過去思想有許多地方「錯誤或過偏」，但又並不以為然，提出傳統的學術思想「是否可以經過批判而融會於新美學」中。而作為對朱光潛回應的再次批評，黃、蔡兩文竟置於朱光潛文章之前。黃葯眠主要從政治思想的角度對朱光潛此前美學進行清理，意識形態較濃，並告之此後還將專門就美的問題撰文闡述；蔡儀則從理論商討的角度對朱光潛美學及其與克羅齊的關係進行了較為深入地分析，並批判朱氏割裂和否定了藝術與人生的關係。1949年11月27日，朱光潛在《人民日報》發表了《自我檢討》，決心「努力學習，努力糾正我的毛病，努力趕上時代與群眾，使我在新社會中不至成為一個完全無用的人」。此後便全心投入思想改造中，認真誠懇地進行自我反思與檢討，希望早日完成身份改造與角色轉換。但對於「從舊社會過來的」朱光潛而言，改造註定只能是「由淺入深、循序漸進」的，也必然不斷遭受批判與指責。1951年12月1日，《人民日報》刊發了一封來自謝亮生的「讀者來信」，信中再次表達了「朱光潛應該繼續深入地批判自己的錯誤思想」的要求：「朱光潛還應該繼續深入地批判自己。這不單是他個人改造的問題，也是他對受過他影響的人應負的責任。」同年12月3日，《人民日報》又刊發了趙瑞芝的文章，再次呼籲朱光潛作進一步檢討：「我覺得朱光潛的檢討是不夠深刻的，他還沒有把過去的錯誤思想完全暴露出來，並作批判……希望朱光潛對自己的過去進行進一步的檢查，否則，他今後怎麼能分清敵我，站穩立場呢？」從1949年《文藝報》丁進的「讀者來信」進而引出的美學批判，到《人民日報》的「自我檢討」進而引出的反覆要求進一步檢查的「讀者來信」，朱光潛作為政治「詢喚」的主體，已然被視為「規訓」的對象而置於歷史的漩渦中，無法自控。儘管仍有自我的理論堅守，但其主動性與強大的政治吸附力相比，顯然十分薄弱與無力。（二）視線轉移與政治施壓：《文藝報》的「檢討」和「重組」《文藝報》自1949年到1950年對朱光潛進行了小規模的初步美學批判後，批判視線便發生了轉移。目標甚至一度由「舊知識分子」朱光潛變成了「理論權威」蔡儀，其標誌性事件便是1953年《文藝報》第16—17期連載發表的呂熒《美學問題——兼評蔡儀教授的〈新美學〉》一文。該文對蔡儀《新美學》進行了嚴厲批評，刊發時也加發了「編者按」：編者按：對於文藝理論的學術性的研究，我們現在還很缺乏，但這種研究在現在也很重要。呂熒同志這篇文章，是批評蔡儀同志的「新美學」的，這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工作。我們發表它，希望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和討論。儘管此文因諸種原因並沒有如編者所願，引發進一步爭鳴，卻因蔡儀的「不滿」而為隨後蔡儀與呂熒的美學論爭埋下了火種。《文藝報》對朱光潛「資產階級唯心主義舊美學」思想的視線轉移在隨後「俞平伯『紅樓夢研究』」事件中被放大。1954年，李希凡、藍翎《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一文投稿給《文藝報》，但被置之不理，最後發表在《文史哲》上。本來是學術領域內的事情卻因毛澤東《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而發生了質的變化。信中嚴厲斥責這種行為是對「小人物」的阻攔，是「同資產階級作家在唯心論方面講統一戰線，甘心作資產階級的俘虜」。這封信在當時引發了軒然大波。由於毛的重視，中國作家協會等文藝組織以及《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藝報》等權威報刊迅速做出應急反應。先是中國作家協會古典文學部10月24日召開了「關於『紅樓夢』研究的討論會」，希望「通過學術上的自由討論，對古典文學研究中一直未曾肅清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觀點進行批判，確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對待古典文學遺產的態度和方法」。緊接著，《人民日報》10月28日又發表了袁水拍《質問〈文藝報〉編者》一文，批評文藝界「對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曾經表現了容忍麻痹的態度，任其佔據古典文學研究領域的統治地位而沒有給予些微衝撞」，並直接將矛頭對準《文藝報》，嚴厲呵斥《文藝報》是「跟資產階級唯心論和資產階級名人有密切聯繫，跟馬克思主義和宣揚馬克思主義的新生力量卻疏遠得很」，而這種阻攔和遏制「新生思想」的行為是「資產階級的『名位觀念』、『身份主義』、『權威迷信』、『賣老資格』等等腐朽觀念在這裡作怪」。袁水拍的批評致使《文藝報》編輯部不得不進行深刻反省，並於10月30日最近一期《文藝報》轉載此文，主編馮雪峰也立刻寫作《檢討我在〈文藝報〉所犯的錯誤》連同該文一起刊發。11月10日，黎之再次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藝報」編者應該徹底檢查資產階級作風》一文，對《文藝報》創刊以來工作中的各種「資產階級庸俗作風」及「錯誤思想」進行了追根溯源式的清算，並同樣揪出朱光潛這一事例嚴加指責：「『文藝報』第一卷第三期和第八期關於朱光潛的美學思想的討論，就表現了這種態度。『文藝報』編者不但根本沒有指出朱光潛的美學思想的資產階級唯心論的實質，還讓朱光潛狂妄地向馬克思列寧主義進攻，甚至諉卸他在青年中間散播毒素的罪過，說『染毒的人們也應該負缺乏批判的責任』。對於朱光潛的這種荒謬理論，『文藝報』編者竟不置一辭。我們文藝界對資產階級唯心論文藝思想的批判實行了長期的怠工。」正是在批判「紅樓夢研究」進而又由俞平伯帶出「胡適派」的唯心主義運動中，《文藝報》完全被置於「同朱光潛的資產階級唯心論美學觀點和平共處」的位置上。因此，「包庇資產階級權威、壓制新生力量」便成了此一時刻《文藝報》揮之不去的標籤與夢魘。中國作協主席團不得不對《文藝報》編者的「重大錯誤」進行檢查，並要求主編馮雪峰作出檢討，同時還對《文藝報》編委會成員進行重組。（三）響應號召與再度出擊：「澄清思想，不是要整人」經歷這樣一次「檢討」與「重組」後，《文藝報》在隨後的政治問題上變得異常敏感。尤其是在對待「資產階級權威代表」朱光潛「唯心主義舊美學」的問題上，《文藝報》編輯部這一次選擇了主動出擊。1955年1月26日，中央發出《關於在幹部和知識分子中組織宣傳唯物主義思想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演講工作的通知》，要求在黨內幹部和黨外知識分子中認真地進行教育，具體地批判唯心主義思想，樹立唯物主義的思想。同年3月1日，中央又發出《關於宣傳唯物主義思想，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指示》，要求「宣傳唯物主義的思想，反對唯心主義的思想，並強調現在進行的在各個學術領域中對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代表人物的批判」。短時間內，中央接連發出的這一系列文件激起了文化界、思想界、學術界、教育界的批判熱情，並直接為在更大範圍內形成一場聲勢浩大的批判熱潮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4月11日，《人民日報》再次發表「社論」《展開對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批判》，要求把反對唯心主義作為一場在思想戰線上極其複雜和尖銳的階級鬥爭來抓。這一社論的發出，也象徵著一場全國範圍內的批判唯心主義思想運動的全面鋪開。作為文藝領域的權威陣地，《文藝報》經過「編委會」重組以及此前一系列的「經驗教訓」後，在中央這一文件精神的指示下不敢再有絲毫懈怠。為積極響應中央號召，組織權威人士展開對「胡適派」的唯心主義批判，《文藝報》也苦心策劃，並再次抓住了與文學美學領域過去有著深遠影響的「胡適派資產階級權威學者」——朱光潛，並於1956年1月組織文藝界人士召開了「朱光潛美學思想座談會」。「會議開了一整天，由林默涵主持」，並「商定由黃葯眠和蔡儀分頭寫評朱光潛的文章」。然而，黃葯眠文章《論食利者的美學》4月份寫成後不久便逢「雙百」方針出台，學術風氣大變，不允許「利用行政力量，強制推行一種風格，一種學派」。為此，黃葯眠還與時任《文藝報》編委康濯一起就文章專門到朱光潛家裡徵詢意見，並在北師大「科討會」上預先作了報告。經策劃，《文藝報》最終於1956年6月30日一邊響應中央「關於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指示，一邊結合「雙百」方針的具體要求，在胡喬木、鄧拓、周揚和邵荃麟等同志分別打過招呼說「這次美學討論是為澄清思想，不是要整人」後，正式刊發了朱光潛《我的文藝思想的反動性》一文，再次拉響了對朱光潛「唯心主義美學」的政治清算。《文藝報》再次加發了「編者按」：編者按：我們在這裡發表了朱光潛先生的《我的文藝思想的反動性》一文，這是作者對他過去的美學觀點的一個自我批判。大家知道，朱光潛先生的美學思想是唯心主義的。他在解放以前，曾多年致力於美學的研究，先後出版了他的《文藝心理學》、《談美》、《詩論》等著作，系統地宣傳了唯心主義的美學思想，在知識青年中曾有過相當的影響。近幾年來，特別是去年全國知識界展開對胡適、胡風思想批判以來，朱先生對於自己過去的文藝思想已開始有所批判，現在的這篇文章，進一步表示了他拋棄舊觀點，獲取新觀點的努力。我們覺得，作者的態度是誠懇的，他的這種努力是應當歡迎的……我們將在本刊繼續發表關於美學問題的文章，其中包括批評朱光潛先生的美學觀點及其它討論美學問題的文章。我們認為，只有充分的、自由的、認真的互相探討和批判，真正科學的、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的美學才能逐步地建設起來。從反覆的「讀者來信」與多則「編者按」中我們已不難看出，朱光潛作為「胡適派」唯心主義舊知識分子的「權威代表」，在意識形態變更語境中，始終被立於「馬列主義原則」的對立面，成為了被改造與整肅的重點人物。而《文藝報》作為批判的陣地，也必須順應時代的政治要求，積極響應並落實黨在文藝戰線的方針政策。從1949年對朱光潛組織的初次美學批判到各種政治風暴及外界壓力下1956年組織的再次美學批判，朱光潛的學術命運也始終與《文藝報》自身的歷史使命拴系在一起。從「美學大討論」的發生背景看，其基於政治整肅與思想改造的意識形態目的由此可見一斑。二、《人民日報》與「學術轉型」：蔡儀將矛頭反轉對準了黃葯眠《文藝報》在發表朱光潛《我的文藝思想的反動性》後，接著又連續刊發了黃葯眠早已準備好的《論食利者的美學》一文，以及曹景元、敏澤、王子野等人的批判文章，矛頭一致瞄準「政治靶心」朱光潛。與此同時，《人民日報》對此也給予了一貫的關注，並於1956年7月9日和10日連載刊發了賀麟的批判文章《朱光潛文藝思想的哲學根源》一文，並同樣加發了「編者按」：編者按：關於美學問題的研究在我國文藝界、學術界還很不發展。我們在這裡發表賀麟先生的文章，希望引起文藝界、學術界深入研究這一問題的興趣。本文所接觸到的一些基本問題，如形象思維和邏輯思維的關係問題、藝術和科學的關係問題，還需要大家繼續討論。本文是批判朱光潛先生的過去的美學見解的；朱光潛先生在六月三十日出版的「文藝報」上發表了「我的文藝思想的反動性」一文，對他自己過去的唯心主義美學思想作了懇切的批判，希望讀者參看。依據新中國成立初期前幾場批判運動的經驗來看，在批判的邏輯理路上它們都存在著一個固定的「自上而下」的路線模式。即：各種批判意見依照「社論」「編者按」的統一口徑發表與中央政策相一致的見解；被批判的對象也只能在「自我檢討」後承認錯誤，虛心接受批評意見，並最終在政治定論中結束批判。從批電影「武訓傳」到批「紅樓夢」再到批「胡適唯心主義」，都自覺遵循著這一起於學術批評終於政治批判的預定圖式。依照這種「自上而下」的慣常模式，由《文藝報》牽頭組織而發動的這場「批判朱光潛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美學思想」的運動只要朱光潛在眾人批判後，接受批評、承認錯誤，即可按部就班地宣告結束。但歷史的走向卻在不經意間發生了一個「急轉彎」：首先，是黨內權威教授蔡儀。他一反常態地將批判「靶子」由朱光潛轉向黃葯眠，在《人民日報》上發表《評「論食利者的美學」》，批判黃葯眠與朱光潛一樣「批判者成了被批判的思想的另一個化身，而美學依然陷在主觀唯心主義的迷魂陣里」。其次，是作為「舊知識分子」批判對象的朱光潛。因此時「雙百」方針恰好出台，往日「深感罪孽」「不敢開口」的他此時也獲得了「反批評」的權利，進而得以在《人民日報》發表《美學怎樣才能既是唯物的又是辯證的》，並重新提出了美是「主觀與客觀的統一，自然性與社會性的統一」這一核心論點。再次，是青年學者李澤厚。他也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美的客觀性和社會性——評朱光潛、蔡儀的美學觀》，在批判蔡儀美學觀點的同時，又批判朱光潛的新近美學觀點，並提出了「美的社會性與客觀性不但不矛盾，而且是根本不可分割地統一著」的論點。這樣，短時間內《人民日報》發表了三篇旗幟鮮明、觀點各異的文章，引發了極大社會轟動。對朱光潛的美學批判也不但沒能形成一個政治性的統一結論而宣告結束，反而突變成了一場馬克思唯物主義框架內的「美學大討論」。現在看來，這其中最為關鍵的原因有兩點：其一，美學討論正式發動的六月份，中央已經發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策，要求不允許「利用行政力量，強制推行一種風格，一種學派」，並鼓勵不同觀點之間的自由爭鳴。這不僅為「被批判方」提供了「反批評」的自由與權利，更在「大環境」的「小氣候」中為「批判方」內部不同意見之間的分歧與爭鳴製造了可能。其二，原本同一陣營內部的「理論同盟」——蔡儀與黃葯眠觀點發生了分歧與對立，蔡儀不僅將批判朱光潛的矛頭反向對準了黃葯眠，還直接將黃葯眠打入了與朱光潛一樣的「主觀唯心主義」的陣營中。蔡儀「反差轉合」的批判轉向不但打亂了預先「布置」的組織局面，還使得「批判方」內部權威觀點發生分歧，根本無法形成統一定論。在「百家爭鳴」氣氛中，政治批判也不得不由此轉向學術層面以作進一步美學研討。對於第一點原因較好理解。學界尚未釐清的關鍵問題在於第二點——蔡儀為什麼要將批判「論敵」朱光潛的矛頭調轉對準「同盟」黃葯眠呢？這一問題在當下學界尚無人論及，而此卻是「美學大討論」由原初的「政治批判」發生「學術轉型」之重中之重的結節點。按照慣例，這本是一場《文藝報》為響應此前中央關於「展開對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批判」而來的有計劃、有領導、有組織地針對朱光潛「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美學」所發動的一場涇渭分明的「政治圍剿」。在批判之初，繼朱光潛《我的文藝思想的反動性》這一「自我批判」文章發表後，賀麟、黃葯眠、曹景元、敏澤等人文章也相繼推出，不但口徑與步調合一，而且矛頭與所指一致，政治批判「自上而下」按部就班進行。依此發展，對朱光潛的美學批判原本很快便能作出一個結論，即可宣告結束。可是，另一位十分活躍的「權威」理論家蔡儀此時卻處於「災難」之中。蔡儀先生無疑是黨內無比堅定的馬克思主義唯物論者，早在1940年代就出版了《新藝術論》《新美學》等影響極深的專著，確立了自己在文藝界的權威地位。但是，因蔡儀強調「美在客觀事物屬性」這一近乎機械的美學觀，尤其是其「蔣管區」文藝活動經歷引起了高層不滿。早在1951年中宣部召開的文藝座談會上時任文藝處處長的嚴文井就要求蔡儀對《新美學》作出檢查。1953年《文藝報》在沒有任何表示的情況下發表了呂熒對《新美學》的批評文章。隨後，蔡儀答辯呂熒的文章被《文藝報》退稿；1956年初《文藝報》組織召開的「朱光潛美學思想座談會」中受邀撰寫的批評朱光潛的「約稿」也先後遭到《文藝報》的「壓稿」和《人民日報》的「退稿」。更令蔡儀義憤填膺的是《人民日報》卻發表了賀麟完稿後曾專程登門請教過自己的《朱光潛文藝思想的哲學根源》一文。所有這一系列的事件均令蔡儀十分不滿。蔡儀回憶1956年「被排擠和受抨擊」的經歷時在日記中深有感觸地寫到：去年一年也是災難的一年，災難是稿子寫的不多，有的也不好，但是不論好壞，發表都困難，特別是《文藝報》硬是要壓制我的文章，要去的稿子不登，約的稿子不登，約了不取，取了也不登，就是反駁呂熒的文章他們要去也無消息。這是可惡的作風。充滿火氣的蔡儀此時心裡久久未能平靜。他正在想：「『百家爭鳴』政策提出後，還有這樣排斥異說的現象是令人氣憤的。」於是，蔡儀本著「魯迅先生的戰鬥精神」選擇了「主動出擊」，「有點意氣用事，沒有想法利用機會去克服困難，打開僵局，而是增長僵局」式的思考著轉換批判的航向——既然批判朱光潛的文章不被採用，就寫批評黃葯眠的文章，因為黃的《論食利者的美學》在蔡儀看來與朱一樣也是唯心主義。就這樣，本著「百家爭鳴」的政策，蔡儀寫作了《黃葯眠從什麼觀點批評朱光潛的美學思想？評「論食利者的美學」》再次寄給了《人民日報》。這就是蔡儀「反差轉向」後「違反常規」由朱光潛轉向批判黃葯眠的歷史經過，也是其《評「論食利者的美學」》一文的寫作緣由。這時，「雙百」方針剛正式出台，中央尤其想要提倡「百家爭鳴」，號召不同觀點之間的自由討論。於是，《人民日報》派人來問蔡儀「『你是不是想發表你的文章？』他回答說：『既然寫了，就是為了發表。』來人說『我們想開展一次討論』，蔡儀說：『可以』。於是他們把蔡儀的文章列印、分發，號召批判」。可見，《人民日報》之所以在「退稿」後又再次選擇發表蔡儀的文章，其目的仍是為了在「雙百」方針形式下營造出「百家爭鳴」討論氣氛而「有意為之」。由上看來，由胡適波及而來的「批判朱光潛過去的唯心主義美學思想」是此次美學爭論的前奏，而黃葯眠與蔡儀之間由「盟友」變「論敵」的關係轉變則為討論的發生製造了可能。尤其是「百家爭鳴」情勢下蔡儀與黃葯眠美學關係的變化成了美學批判發生「學術轉型」的內部動力。《人民日報》的直接干預則不僅將「美學問題」推向了大眾，引發舉國關注，更為討論的順利進行營造了良好的政治條件。甚至連此前深陷「胡風事件」主張美是「觀念」與「社會意識」的呂熒也重新獲得了論辯的資格，並於1957年12月3日發表了《美是什麼》一文。刊發此文時，《人民日報》同樣加發了「編者按」：編者按：本文作者在解放前和胡風有較密切的來往。當1955年胡風反革命集團被揭露、引起全國人民聲討的時候，他對胡風的反革命面目依然沒有認識，反而為胡風辯解，這是嚴重的錯誤。後來查明，作者和胡風反革命集團並無政治上的聯繫。他對自己過去歷史上和思想上的錯誤，已經有所認識。我們歡迎他參加關於美學問題的討論。從最初賀麟對朱光潛文藝思想的批判，到蔡儀、朱光潛、李澤厚三篇觀點各異文章的連續刊出，再到呂熒美學話語權的重新獲得，《人民日報》在「百家爭鳴」的「小氣候」中，不僅為美學研討提供了極具影響力的話語平台，更為針對朱光潛「唯心主義美學」的政治批判轉入美學爭鳴培植了氛圍與土壤。尤其是《人民日報》針對美學問題的兩則「編者按」，既在荊棘叢生的政治語境中為作為「文化事件」的美學問題討論在「百家爭鳴」形式下營造了相對寬鬆的爭論空間，又在「思想改造—雙百方針」的夾縫中規範、引導著美學討論的進行。三、「鳴放」中的「異端」：《新建設》「放」高爾泰《論美》以上論述已不難看出，「美學大討論」正是棲居在「思想改造—雙百方針」所製造的政治夾縫中，「百家爭鳴」也只能是在馬列主義框架內進行。朱光潛想要加入美學論爭就必先完成馬克思唯物主義的身份轉向。呂熒也必先劃清與「錯誤思想」的界限方可加入論辯。歷史表明，在高度一體化的政治秩序中，美學問題討論一旦越出這一組織框架，就只能遭到意識形態的清洗，高爾泰便是典型。美學討論中，因謹守哲學認識論，尤其是信奉列寧《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中所闡明的「客觀真理論」，加上「蘇化」理論模式的膨脹影響，絕大多數人均將「美—美感」的問題置於「思維—存在」的層面上加以機械推演，進而得出美感是對客觀存在美的反映。然而，在「唯物主義」不容置疑的政治語境中，高爾泰卻在《新建設》上發表《論美》一文，祭出「主觀論」大旗，明確否定「客觀的美的存在」，並主張「美是主觀的東西」，「美的規律也只有到主觀中去尋找」。但發表此文時，《新建設》編輯部同樣刊發了「編者按」，既明確表示對此觀點的「質疑」，還暗示下期將發表反駁文章：編者附記：本文基本論點是：美是主觀的東西，客觀的美是不存在的。我們認為：這樣的論點是很值得商榷的。不過，本文尚能言之成理，而且還代表著一部分人的看法；因此，本著「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精神，我們把它發表出來。我們還打算在下期發表和本文論點相反的文章。希望讀者注意。眾所周知，《新建設》作為中央機關刊物，其等級和權威是不言而喻的。照常理說，負責國家意識形態的中央報刊也不會輕易發表一位年僅21歲且觀點「不甚成熟」的青年學者的文章。但此時，正值中央在各個場合和會議中全力提倡「大鳴大放」，鼓勵不同觀點之間的「爭鳴」。正是趁著這種「短暫」的迫切需要不同思想、不同意見間相互「碰撞」以凸顯「百家爭鳴」的方針，高爾泰這篇在編者看來「論點值得商榷」的《論美》才得以發表。這種「政治上的需要」從「編者附記」中已清晰反映出來：「新建設」編輯部不但加發了學術立場上表示「不同意」的編者按語，並預告下一期將刊出批評文章，「希讀者注意」。很快，《新建設》便刊出宗白華《讀〈論美〉後一些疑問》及敏澤《主觀唯心主義的美學思想——評〈論美〉》兩篇文章，猶如上膛子彈，一起瞄準高爾泰。如敏澤文章批判說：「作者高爾太先生仍舊在想方設法地證明已經被證明了是錯誤的東西的正確性，證明『客觀的美並不存在』，極力宣傳美是純『主觀』的，『美的規律也只有到主觀中去尋找』的主觀唯心主義的美學。這也充分說明了一個事實：美學思想中的唯心主義是怎樣的頑強，怎樣地不甘於退出美學的舞台。」以上細節充分表明——即使當時風氣頗為寬鬆，中央在政策層面上也鼓勵「鳴放」，但因高爾泰「主觀論」美學思想與主流意識形態話語不相吻合，他只能在「主觀」即「唯心」的政治認定中被視為「異端」。正如高爾泰後來所思：「想來想去，深夜裡閉門造車，做出這篇不合時宜的論文。恰恰又碰上『引蛇出洞』的時機得以公開發表，引起全國批判。我因此出了一陣子名，倒了二十年霉。」在「客觀」與「唯物」普遍主流的年代中，儘管高爾泰因其獨立不羈的性格在「生存」與「想像」、「服從」與「自由」間誠實勇敢地選擇了「想像」與「自由」，為美學土壤澆灌了一絲最為缺乏的營養，但不合時宜的審美想像，既讓《論美》得以在「鳴放」中發表，也使得它在「學術異端」的批判浪潮中遭來橫禍。關於「美的本質」問題的大討論在1957年上旬達到了論辯高潮，並基本形成了以蔡儀「客觀典型說」、呂熒「社會意識說」、朱光潛「物甲物乙說」、李澤厚「客觀社會說」、高爾泰「美即美感說」以及黃葯眠「美是審美評價說」為代表的「美學六說」間的爭鳴。「為了更好地開展美學界的爭鳴」同時也「為書面的爭鳴作好準備」，討論中的主將黃葯眠還利用自己的政治威望在北師大中文系舉辦了「美學論壇」，依次邀請蔡儀、朱光潛、李澤厚到場演講。但政治局勢的變化導致學術氣氛也急轉直下，等到黃葯眠6月3日最後一講以「美是審美評價：不得不說的話」為題演講時，則不僅意味著「反右」運動的來臨，還宣告著「思想改造—雙百方針」張力失衡後「美學大討論」的中止。由上可見，從《文藝報》有組織地對朱光潛的「政治清算」，到「雙百」方針中「批判方」與「被批判方」不同意見的「爭鳴」成為可能，再到「反右」運動中一大批美學主將的紛紛「退場」（黃葯眠、敏澤、高爾泰等），美學論爭始終與現實政治的波動纏繞而行。尤其是《文藝報》《人民日報》《新建設》等刊物發布的與「美學大討論」直接相關的六條「編者按」，更在一定程度上直接規劃並控制著論爭的進行。在意識形態的全程干預下，人們對於「美」的思考，也只能是一種順應生存的「政治想像」——在「一邊倒」的「意識形態話語」擠壓中，西方美學與傳統美學的「知識性話語」被嚴重壓抑與遮蔽，本土美學話語在「主體性」的束縛中盡顯殘缺。此外，美學討論表面似乎是一場「自由平等」的學術爭鳴，因為它並沒有如此前的系列批判運動一樣完全由政治干預而形成一個定論，美學也因自身的特殊性，「自由度要大一些」，因而在學術與政治的「間距」中還促成了「學派林立」的景觀。但事實上，除黃葯眠標舉「審美評價說」由此催生「價值論美學」外，其餘各派均是「認識論派」，只因諸人截取引用的馬克思主義話語資源及其學術背景各不相同，因而才造成了「學派」的形成與爭鳴，而所謂的「百家爭鳴」，也只是馬克思唯物主義認識論框架之內的爭鳴而已。在思想意識形態領域內，用「蘇化理論模式」強行替換以朱光潛1949年前為思想主導的「歐美理論模式」，藉以確立馬克思主義美學的主導地位，仍是美學論爭發動背後更為根本的意識形態目的。總之，「美學大討論」既具有學術性，又具有濃厚的意識形態性，甚至意識形態還佔據著主導地位。我們還可以說，「美學大討論」首先是一場意識形態領域內的思想改造運動，其次才是美學領域內的學術行為。從美學討論本身來看，無論是「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建設美學的討論要求，還是「不是要整人，而是要澄清思想」的最初目的，還是「讓他們表現」「和他們辯論」的討論背景，抑或是「主觀」即「唯心」即「反動」的政治標準，它都並非一場純粹的學術行為，而是「思想改造」這一意識形態前提下為貫徹「百家爭鳴」而在馬列主義美學框架內衍生出的「附加行為」而已。尤其「美學大討論」前後，中央報刊連續發出的六條「編者按」，更清晰完整地呈示出論爭背後意識形態部門的規範與設計。所以說，儘管「美學大討論」在美學的知識普及、學科發展以及人才隊伍建設培養上有著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和學術意義，但在討論的背後，其所蘊含的底色與韻味，同樣需要我們今天的學人予以客觀理性地挖掘、正視與面對。[原載於《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6期，作者：李聖傳，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