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緣與歸屬：探尋新民族主義之旅

本文摘自《血緣與歸屬：探尋新民族主義之旅》，[加拿大] 葉禮庭 著，成起宏 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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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個好德國人

從前，它叫季米特洛夫學校，這兒有一座雕像，紀念這位1934年因國會縱火案而受到審判的保加利亞共產黨人。學校操場上甚至曾經有過一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風格的季米特洛夫雕像，但已經被推倒了，這個位置上現在什麼都沒有。革命以後，它改名為雷克拉姆學校（Reklamschule），以在納粹和民主德國時期都受到壓制的自由思想出版社雷克拉姆（Reklam）命名。

我在地下室的學生房間里，這兒革命後刷新過，一面牆上有用英語寫的塗鴉：「嘿，老師！別干涉孩子們！」17歲的馬丁·莫舍克（Martin Moschek）正在告訴我從前的課程是什麼樣子。

「比如說，在數學課上，我們要計算這樣的題：古巴被帝國主義者攻擊，5個人駐紮在一個防空火箭站。我們得計算導彈的彈道拋物線，它是否能擊中帝國主義者。諸如此類，」想到這裡，他搖搖他的一頭捲髮，「那時候，我們沒注意到有什麼奇怪的。」

馬丁的父親是一名路德教派牧師，所以馬丁的成長有一半是處於當局的意識形態玻璃罐之中，一半在其外。回頭來看，他不知道有多少同學相信他們被教授的東西，抑或是默默地在內心「移民」。對他而言，回頭看確實難以相信學生們如此順從。他高興地笑了，用他那種平靜、正式、帶點學究氣的方式說：「學校沒有學生，就不成其為學校，這一點得到更多認可了。」所以一個英國搖滾樂隊的智慧被塗鴉在他身後的牆上。

馬丁有一張光滑的、天使般的臉，捲髮的輪廓像是在丟勒的畫中，他柔和、深思熟慮的說話方式帶有德國路德派的深沉內斂。我問他，從前民族主義意味著什麼。

「我以身為民主德國的公民而自豪，我以我的祖國而自豪。我們總是把祖國和民主德國聯繫在一起——沒有『德意志』。」

同樣的東西，博爾納先生說得更多。對於在民主德國成長起來的每一個人，「德意志」是一個不可置信的幽靈，一個演講中的形象，只在巴伐利亞啤酒館中復仇式的怒罵中或民主德國電視台的話語中使用。無論如何，1939年的舊德意志，那個擴展到遠至今天的波蘭、吞併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德意志，已經被英雄般的蘇聯軍隊所粉碎。它已經永遠消失了，埋葬在盟軍和蘇聯的聯合佔領之下。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將會創建一個只與社會主義自身、工人運動組織及其符號——尖銳、冷漠的科學量角器——相聯繫的國。

然而，精英並沒有放棄，如果將某些民族象徵復活、翻新，對國家的忠誠會更為豐富。20世紀70年代，宣傳部組織了對德國傳統英雄謹慎、有限的運用。那個反抗德國王公的路德被允許進入萬神殿，而那個為德國王公叫囂、要鎮壓1525年農民暴動的路德被小心翼翼地從圖景中抹去。軍紀嚴明的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贏得了官方的尊崇，因為當局對軍紀比對社會主義更為看重。與塞爾維亞的米洛舍維奇、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的胡薩克（Husák）一樣，昂納克的德國轉向民族主義，以掩蓋他的政權的衰朽。

太遲了，太遲了。1989年11月，人民做出決定，是他們，而不是國家，才是真正的民族。

那麼，一個17歲的東德人如何理解現在的德意志民族概念呢？馬丁思考了很長一段時間，然後靜靜地說：「如果現在你說你是一個民族主義者，那麼很清楚——至少對於我是這樣——你是在說，你為你的國家而驕傲。就其自身而言，並不是一件壞事。問題在於它並不就此止步。它走得如此之遠，以至於這裡有些人說統一尚未完成——波蘭的東部領土和蘇台德區還在等著。那像是敲響了我體內的警鐘。」

他又思考了一會兒，然後說：「全都可以歸結為暴力。如果一個人說他為德國自豪，不帶暴力地勸說我，那還好。不幸的是，現在在德國這很少見。」

黃昏，馬丁和我正穿過架在萊比錫郊區一條運河上的一座狹窄步行橋。我突然注意到在橋上有黑人從我們身邊經過，北非人、巴基斯坦人、索馬利亞人，一對一對的，手裡拎著塑料購物袋，夾克的領子豎起來抵禦寒冷。他們是我在萊比錫見到的第一批非白人面孔。像東歐大部分地方一樣，東德是白人占絕對多數。從東德人的角度來看，在統一帶來的所有驚奇中，最可讓人驚訝的是種族。法蘭克福這樣的城市有三分之一的人在國外出生。在每一個人群中，都會有一片這樣面孔的海洋。在萊比錫，他們是新奇的、陌生的、異類的。他們在這座橋上，因為這是回家的路，而他們的家是一個提供庇護的旅館，一群活動房屋，設置在細鐵絲柵欄後面的砂石地上，緊鄰柏林至萊比錫的高速公路。

我們用法語和一些年輕的阿爾及利亞人交談。他們走遍了歐洲，尋找工作，他們已經申請在這裡避難，正在等待處理。但這是場痛苦的等待。他們說那些活動房屋又冷又透風，晚上他們躺在鋪位上，抽雪茄煙，等待納粹分子的攻擊。

馬丁點頭同意。他們不是在誇大其詞。兩個星期前光頭黨（the skins）第一次在橋上出現，向旅館走去的時候，他和一個學校的朋友正在這裡。他們帶有刀和棒球球棒。橋的另一邊，警察坐在一輛大眾的巴士裡面，並沒有阻止他們。因此馬丁和朋友試圖阻止這些光頭黨穿過橋樑。這兩個文質彬彬的少年盡了最大努力，他們沒有想過帶上武器，沒有任何想要打架的意思，他們想，只要勇敢地站出來，他們可以把一隊光頭黨打發走。

馬丁悲哀地笑了笑，像是在撫摸一個舊的傷疤：「我們被拳打腳踢，他們試圖把我們扔到運河裡去。」但警察最終跳下車子，把這些人趕跑了。馬丁靠在橋欄杆上，注視著活動房屋。我問他為什麼認為自己應當介入。這些人是來真的，他們帶有武器，這不是少年的地盤。他思考了一下，然後說他知道——因為父親告訴過她——20年代魏瑪時期，左派和右派之間的暴力循環不斷升級，直到最終完全失控。然後，他盯著坐在活動房屋開放的門口處抽煙的黑皮膚的人，「看，我只是想顯示，在這裡仍有一些人支持他們，」他想了想，然後說，「我想要那些光頭黨知道，如果他們再來襲擊這些人，他們必須越過一個德國人。」

作品簡介

《血緣與歸屬：探尋新民族主義之旅》，[加拿大] 葉禮庭 著，成起宏 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8

當庫爾德工人黨的游擊隊女戰士瞄準敵人，魁北克的民眾正舉行另一次獨立遊行；當波黑婦女在戰爭死難者墳場哀悼親人，北愛爾蘭忠誠派正用鮮血寫下「絕不投降」；當統一後的德國經歷「兄弟複合」的陣痛期，韃靼人正試圖重新在故鄉克里米亞站穩腳跟。在全球化趨勢看似勢不可擋的今天，民族主義是否真的已無容身之所？

20世紀90年代初，為了理解當時全世界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葉禮庭考察了南斯拉夫、庫爾德斯坦、北愛爾蘭、烏克蘭、魁北克、重新統一的德國六個國家和地區。他深入伊拉克北部的庫爾德游擊隊內部，他與德國萊比錫的新納粹組織頭目見面，他還採訪了南斯拉夫國民議會議長、副總統米洛凡·吉拉斯……在戰爭、分裂、遊行和恐怖襲擊的背後，葉禮庭看到一波洶湧的種族民族主義浪潮席捲了世界舞台，血緣成為今天國際關係中的關鍵要素，而更符合社會現實的公民民族主義正遭受嚴峻挑戰。

像我這樣的世界主義者並不超越民族，而一個世界主義的、後民族主義的精神最終將總是依賴民族國家為公民提供安全和教化的能力。但就此而言，我是一個公民民族主義者，相信國家必須、公民有責捍衛國家提供安全和權利的能力。——葉禮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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