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功臣與亂臣於一身的東晉宰輔
王敦(公元265年—324年),字處仲,晉武帝司馬炎的女婿。其父王基,曾任西晉治書侍御史。王敦是東晉立國的有功之臣,與其從弟王導同心輔助東晉開國君主司馬睿成就帝王之業,內征外伐,權重一時。其後,他擁兵自重,威震朝野,鋒芒直逼天子。東晉永昌元年(公元322年),他以「清君側」為名發動叛亂,一度得逞。太寧二年(公元324年),王敦又孤注一擲,再次發難,豈料眾叛親離,終至敗亡,應了時人潘滔對其所說的「若不噬人,亦當為人所噬」的一句讖語。
雄心勃勃 隱忍期待
王敦出身於西晉末年的一個官僚家庭,少時放蕩不羈,成人後,眉目疏朗,性情簡脫,胸有大志,不言財利,很早就有豪侈剛忍的名聲。那時,門閥世族勢力扶搖直上,社會財富大多流入他們的府庫中。於是,時人奢侈成風,為了誇耀於人,競相鬥富。其中,大族王愷、石崇相互鬥富競奢,頗為驚人。王愷用糖水洗鍋,石崇就以白蠟代薪柴燒飯;王愷作紫絲步障40里,石崇就作錦步障50里。一次,王敦與堂弟王導同在王愷家中飲酒,有一位年輕歌女在旁吹笛助興,只因緊張中走失音韻,就被王愷一劍刺死。當時王導嚇得臉都變色了,而王敦仍獨自斟飲,神色自若。還有一次,王愷宴賓,席間,王愷立下一條規矩:凡美人勸酒,客不能飲盡,便斬勸酒美人。王導本不善飲,但恐美人被殺,遂勉強喝完。王敦則與其心懷仁慈的堂弟王導不同,連酒杯都遲遲不肯端起,把勸酒的美人驚恐得花容失色。事後,王導仍心有餘悸,對堂兄王敦這種把殺人行樂作為下酒佐料的殘忍表現惶恐不已:「處仲性情殘忍剛烈,日後若身居要職,是沒有好結果的。」王敦的這種殘忍天性,日後果然釀成大禍,不出王導所料。
王敦的性格似一多稜體:殘忍、忠耿、果斷剛毅、過人的膽識謀略等組成了王敦複雜矛盾的性格。王敦也有過人的意志力。他曾一度沉溺於色,荒淫縱樂,身體也由此垮了下來。左右親信勸他不要沉溺於此,王敦說:「這很容易。」當即令人打開後閣,把數十寵妾全部趕走,時人紛紛稱奇。
王敦也曾有過忠義的名聲。晉惠帝在位時,皇后賈南風陰謀篡權,將太子遷徙囚禁於許昌,並下詔東宮官屬不得為太子送行。時為太子舍人的王敦與洗馬江統、潘滔等違禁在太子經過的路旁遙拜太子,眼淚漣漣。這種忠義之舉一時被人們傳為美談。王敦因此名噪一時。
王敦的多面性格中還包含著過人的膽略。西晉末年,統治集團內部的爭權奪利終於演變成一場歷時16年之久的大廝殺,史稱「八王之亂」(公元290—305年)。其間,永寧元年(公元301年)越王司馬倫篡位稱帝。次年,齊王司馬礒、成都王司馬穎、河間王司馬睿等聯合起義,兵攻趙王倫。其時,王敦的叔父王彥為兗州刺史,成為兩派爭相拉攏的對象。王彥在接到齊王司馬礒的邀戰檄文時,憚於趙王倫的強兵,不敢回復齊王礒。在這生死攸關的當頭,王敦以其政治膽識、軍事謀略預見到趙王倫必敗,力勸王彥起兵響應諸王。事態的發展果不出王敦所料,司馬倫大敗。永興二年(公元305年),戰亂結束,大權旁落於東海王司馬越手中,王彥因此立了大功,王敦也被封為青州刺史。
永嘉初年(公元307年),王敦為中書監。其時天下大亂,西晉王朝已搖搖欲墜。王敦自認此時勢單力薄,羽翼未豐,不敢輕舉妄動,於是隔岸觀火,坐待良機。他把其妻襄城公主陪嫁帶來的一百多奴婢悉數分配給軍中將士,將自己府中的金銀財寶也全部散發給眾人,然後孤身一人兩袖清風返回洛陽。當時晉惠帝在位,而大權操在司馬越手中。不久,司馬越就任命王敦為揚州刺史。謀臣潘滔曾力勸司馬越說:「如今把處仲派至都城外,只會使他大肆發展勢力,將來定會招致災禍。」但當時司馬越聽不進去。待日後要封王敦為尚書,想賺其回洛陽以便控制時,卻被王敦辭卻了。
這一時期,王敦正如潘滔所言「蜂目已露,豺聲未振」。他隱忍期待大展宏圖、屢建功勛的機會,不久便終於到來了。
妙計安邦 威領六軍
東晉王朝的開國之君司馬睿(公元275年—322年),是司馬懿的曾孫、琅邪王司馬覲的兒子。「八王之亂」時,他為安東將軍,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治所在今南京)。司馬睿乃皇室大宗遠支,父輩也無建樹。司馬睿既到江東,無聲望,名聲平平,緣何能取得南北世家大族的支持並登上皇帝的寶座?其主要原因便是琅邪大族王導、王敦的鼎力相助。司馬睿初到建康(即南京)一個多月的時間裡,門可羅雀,吳中人士皆不來拜附。這對想成就帝王之業的司馬睿來說無疑是當頭一棒。就連時為司馬睿智囊的王導面對此尷尬局面也一籌莫展。正在無所適從之際,王敦來訪,王導力請堂兄出謀劃策以解燃眉之急。機敏過人的王敦聞言,當即獻出了一個妙計。
這年舊曆三月三,吳東百姓傾城而出,到江邊嬉戲洗濯,藉以消災祛病。這一天,在王敦的精心安排下,司馬睿端坐於華麗的車輿中,一行人儀仗威威,王導、王敦一臉恭敬地跟隨其後。車隊一路浩浩蕩蕩地走過,路人紛紛嘆為觀止。其時江南名士紀瞻、顧榮看見名望一時的王導、王敦都如此恭敬地跟隨,心想車中所坐之人該是如何了得,於是相繼拜於路旁。顧榮、紀瞻這樣的江南名流一歸附,其他名士皆來拜附。一時琅邪王府前車水馬龍,名士薈萃,甚為壯觀。司馬睿的名聲逐漸擴展開來,一些江南大族也都生了歸附之心。
其時,王導與王敦同心輔佐司馬睿。王導居中掌樞機,王敦居外總征討。王敦四處經略,威風凜凜,為司馬睿坐鎮建康、立穩江東解除了軍事上的後顧之憂。永嘉五年(公元311年),揚州刺史劉陶逝世,司馬睿用王敦任揚州刺史。不久,加授都督征討諸軍事。「士為知己者死」,此時的王敦忠心耿耿,鞠躬盡瘁為司馬睿效忠。同年,江州刺史華軼自恃朝廷命官,違抗司馬睿的命令。為防微杜漸,王敦與歷陽內史甘卓等聯兵擊敗華軼,華軼及其五子全部被斬。這一年軍事行動起到了懲一儆百的作用,防止了其餘地區的效尤,使司馬睿的威望日隆。也在這多事的一年,蜀州杜?領導巴蜀流民在湘州起義,荊州刺史周覬不戰而退。王敦派武昌太守陶侃、豫章太守周訪等前往討伐,自己率兵同時進駐豫章為諸軍之援。王敦「經略指麾,千里之外肅然」,指揮若定。陶侃大敗杜?,王敦班師凱旋而歸。作為此戰的統帥,王敦被封為鎮東大將軍,都督江、揚、荊、湘、交、廣六州諸軍事兼江州刺史。自此,王敦掌握了江東的軍事大權,實為東晉王朝的最高軍事統帥。王敦開始自選官吏,專權之跡漸彰,犯上之心始起。
覬覦王位 叛亂身亡
建興五年(公元317年),愍帝死亡的凶訊傳至建康,眾望所歸的司馬睿登上帝位,是為晉元帝(改年號為建武),東晉王朝遂告建立。司馬睿從東渡到登極,全然倚仗於王氏兄弟的支持。王導居機樞重地,運籌帷幄,縱橫捭闔,聯合南北士族,大權在握,政令由他而出。王敦則總掌兵權,專任征討,後來又坐鎮荊州,由上流扼守建康。王氏兄弟權傾內外,司馬睿不過是虛有其名而已。故而當時有「王與馬,共天下」的說法。這種帝王權勢與士族權勢相安、維持平衡的局面,在中國封建史上是少有的。而元帝司馬睿一生雖恭謹節儉有餘,而英明果斷不足,終讓王敦形成尾大不掉之勢,給其篡權謀反提供了契機。
初時,王敦借口司馬睿年長,欲另立新主,但遭到王導等人的反對,加上自己羽翼未豐,只好悻悻作罷。一旦他名聲鵲起,赫赫軍功既立,加上控制了上游軍事大權,王敦的政治野心便日益膨脹起來。
當時,偏隅江南的東晉最重要的門戶為荊、揚兩州。揚州是中樞所在,財賦之區,稱為「內戶」。荊州則甲兵所聚,又處富庶之地,有相當的財力,憑藉甲兵和財富,可以屏障揚州,號稱「外閫」。掌握荊、揚兩州,就控制了東晉的大局。於是,一場明爭暗鬥在司馬氏與王氏之間展開。
精於算計的王敦不能不意識到荊、揚這一軍事天險的重要性,便搶先一步把荊州軍權控制在自己手中。東晉初年有將相之才且立有功勛的陶侃、周訪等人,在王敦的排擠下均鬱郁不得志。王敦先是找借口解除了荊州刺史陶侃的職務,將他左轉廣州刺史,安排從弟王訥為荊州刺史。王訥到任後為消除後患,竟大肆屠殺陶侃的舊部,導致群情激憤。晉元帝乘機征王訥入京為散騎常侍,發布與王敦有矛盾的周訪為荊州刺史。王敦針鋒相對,轉周訪為梁州刺史、安南將軍。此後,王敦乾脆一不做二不休,坐鎮武昌,親自兼任荊州刺史。
面對王敦的所為,為改變「王與馬,共天下」這種受制於人的局面,不甘為人所制的晉元帝遂起用南方大族戴淵、周覬與北方二流大族劉隗、刁協,牽制擁兵坐鎮武昌的王敦,扼制其勢力進一步擴張。他任命戴淵為征西將軍,都督司、兗、豫、並、雍、冀六州諸軍事,駐紮合肥;任命劉隗為鎮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諸軍事,鎮淮陰。以北伐石勒為名,一面防禦王敦,一面牽制祖逖。劉隗、刁協、戴淵等人雖然忠於帝王,卻缺乏政治頭腦和軍事才幹,令晉元帝大失所望。太興三年(公元320年),周訪死,元帝任命甘卓為梁州刺史。甘卓雖敏於治事,卻疏於治軍,遇事往往優柔寡斷,使王敦少了後顧之憂。為牽制王敦,司馬睿又任命譙王司馬丞為湘州刺史。司馬丞才幹平平,好說大話而無實學。時為長沙主簿的鄧騫得知司馬丞任命的消息時感嘆說:「湘州的災禍,大概就在這上面。」
東晉初年,統治階級內部鬥爭紛擾不息,要求北伐收復失地的呼聲微弱。出身大族的祖逖(公元266—321年)年輕時就慨然發誓,「聞雞起舞」,立志北伐,收復家園。建興元年,在司馬睿的贊助下,祖逖率領自己南渡時帶來的部曲百餘家渡江,擊楫而發誓說:「祖逖不能掃清中原、光復家鄉的話,就讓我喪身大江之中!」渡江之後,祖逖與部下同甘共苦,軍紀嚴明,幾經奮戰,收復了黃河以南的大片土地,使石勒「不敢窺兵河南」。正當祖逖準備乘勝進軍的時候,東晉朝廷卻派大將戴淵前來加以節制。王敦也一直視祖逖為勁敵,曾派人拉攏祖逖與其一起出兵反擊東晉,遭到祖逖的拒絕。祖逖眼看宿願難成,又憎恨大族的權利爭奪,遂憂憤成疾,於太興四年(公元321年)病故。
祖逖一死,王敦認為天下已無敵手,遂於永昌元年(公元322年)正月,舉兵於武昌,以討劉隗為名發動叛亂。此前,劉隗、刁協排抑豪強,協助元帝強化皇權,自然會引起豪強的怨望。他們「以奴為兵,取將吏客使轉運」的政策更是觸動了豪族的利益,引起豪族的普遍反對。因而王敦在給元帝司馬睿的上疏中曆數劉隗、刁協的罪狀,在刑名和徵發「免奴客」上大做文章,藉以籠絡南北士族。吳興大族沈充聞風而動,起兵響應。二月,元帝急令劉隗和戴淵入衛建康。王導率子侄20餘人請罪:「亂臣賊子,歷代都有。想不到今天出在臣族之中。」元帝非但不怪罪,反而更為勸慰、籠絡。王敦率叛軍順流而下,一路披靡,勢如破竹,兵到石頭城,周札開門投降。王敦輕而易舉地攻下石頭城。佔據石頭城後,他殺掉周覬、戴淵,聽任士卒燒殺擄掠,朝廷官員一逃而空,只有侍中二人在皇帝身旁侍奉。面對殘局,元帝脫下鎧甲,感慨萬千:「想要得到我這個位置,就應該早說,我自會回到琅邪,何至於把人民害到如此的地步呢?」刁協、劉隗兵敗後晉見司馬睿。司馬睿握住二人的手痛哭流涕,勸他們快快逃亡。刁協說:「我當守候在這裡等死,不敢有二心。」司馬睿說:「情況緊急,怎麼能不走!」後刁協被殺,劉隗投奔石勒,官至太子太傅。
王敦控制大局後,元帝被迫拜他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江州牧,將軍政大權全部交給他。王敦佯裝辭而不就。這年底,元帝司馬睿憂憤而死,其子司馬紹即帝位,是為明帝。
明帝,史稱禮賢下士,有文武才幹。王敦因太子司馬紹有勇有謀,為朝野所重,想誣以「不孝」的罪名而廢之,百官皆不從,廢黜太子的陰謀便未得逞。王敦見一計不成,便鋌而走險逼迫明帝給自己加黃鉞、佩劍等特殊儀仗,給予奏事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等特權,後又移鎮姑孰,屯兵於湖,就近控制朝廷。至此,王敦大權在握,便翦除異己,樹置親信,大肆殺戮。
不久,在其親信錢鳳、沈充的煽動下,王敦急欲發難,推翻朝廷,自立為王。這一年,王敦病重。王敦無子,收兄王含之子應為養子,並拜侄子王應為武衛將軍作為自己的副手。叛亂前夕,錢鳳對王敦說:「太將軍萬一不行,是不是當以王應繼承大事?」王敦沮喪地說:「非常之事豈一般人所能應付得了。王應年少,怎麼能承擔大事。我死之後,解散兵將,歸身朝廷,保全門戶,這是上計;退還武昌,收兵自守,奏事朝廷,進獻不斷,這是中計;趁我未死,破釜沉舟,孤注一擲,大兵東下,直搗建康,這是下計。」錢鳳對死黨說:「公之下計,乃上策也。」於是與沈充商定在王敦死後作難。
也許王敦活該命絕,此間發生的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更加速了其滅亡的進程。王敦有一侄子王允之,王敦愛其聰穎,常留在身旁。一天深夜,王敦跟智囊錢鳳在燈下磋商叛變事宜,王允之一一聽到。王敦覺察隔牆有耳,警覺起來。王允之大驚,叔叔的心狠手辣使他感到大禍臨頭,於是假裝不勝酒力嘔吐,吐得一塌糊塗,竟矇騙過其叔父。不久,王允之把王敦、錢鳳的陰謀告訴其父王舒。王舒奏報皇帝司馬紹,暗中戒備。王敦至死也許都沒想到,自己10歲的侄兒都「背叛」了他。可以說此時的王敦已是眾叛親離,如果說第一次叛亂王敦是在南北士族的支持下得逞的,那麼這一次,王敦的形勢已是岌岌可危。王敦夢想打破王權與大族共衡的局面,代晉自立,這已經觸犯了大族的利益,因而附議者極少,就連其從弟王導也宣布與其脫離干係。但孤掌難鳴的王敦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為加重求勝的砝碼,王敦推薦自己的左司馬溫嶠入朝,偵察朝中動靜。豈知溫嶠早已不滿王敦的大逆不道、狼子野心,他當著朝廷眾官的面,把王敦的陰謀全部揭發出來。
太寧三年(公元324年),明帝下詔,討伐王敦,以王導為大都督,作好周密的軍事部署。王敦以誅殺奸臣溫嶠為名,以其兄王含為元帥,於同年七月與錢鳳、周撫、鄧岳等率水陸軍5萬人向建康進發。因顧忌將帥畏懼王敦的心理,王導帶頭到處散布王敦已死的謠言,並假戲真做,為王敦發喪,朝廷軍中士氣大振。
雙方擺開戰場,王含初戰即敗。王敦聽此消息,大罵:「我兄真是無用的老太婆。」他又對守護的參軍呂寶說:「我當拚死前往指揮。」當即掙扎著起床,但因病重力竭,身體虛弱,又只得倒下。錢鳳的部隊此時在建康也遭明帝親率六軍的攻擊,屢戰屢敗。王敦見大勢已去,遂給羊鑒及養子王應交待後事:「我死後,應馬上即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再處理葬事。」話一落音就一命嗚呼了。時年59歲。「樹倒猢猻散」,不久,王敦的餘黨更是一觸即潰,被殲滅殆盡。而王敦寄於厚望的侄子王應在其死後雖秘不發喪,但也一籌莫展。他用席裹王敦屍,在外面塗蠟,埋於地下,然後就終日與狐朋狗友縱酒淫樂。王敦更沒有料到的是,其一生征戰,死後更不得安寧。平亂後,王敦被掘墓暴屍,斬首示眾,終於落得一個亂臣賊子的應有下場。
王敦集功臣與亂臣於一身,前期與從弟王導齊心合力輔助元帝司馬睿,屢建戰功,不失為東晉開國有功之臣。他本應載入史冊,名垂千古,但隨之而來的重權在握卻把王敦推向犯上作亂的境地。他獲取相位後,心存不滿,欲海難填,再次舉兵發難,已成強弩之末,最終落得個身敗名裂的下場。
王敦之敗,抑或天意乎?非也!為天下人所不為,必遭天下人所不齒。
(駱劍紅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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