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慶增《中國經濟思想史》：欲創造適合我國之經濟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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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慶增是民國時期從事中國經濟思想史教學和研究為時最長、最為系統深入、成果最多的學者。

本書亦是當時中國經濟思想史最為全面系統的著作，是當時本學科的最高成就，成為中國經濟思想史系統研究的重要標誌。

本書論述了中國經濟思想的性質，中國經濟思想史在世界經濟思想史所佔之地位，研究中國經濟思想史的方法；將中國經濟思想史劃分為三個時期：一、胚胎時期（自原始至秦末）——上古經濟思想史；二、實施時期（自漢初至明末）——中世經濟思想史；三、發展時期（自清初至當時）——近代經濟思想史。在整體結構上規範了中國經濟思想史的體系。

全書以著者對經濟思想史的潮流理解為主線，雖以儒、法兩家為主流，其中又有軒輊，尤重法家。通過作者分析，啟發我們思考中國經濟思想的局限，並從諸子百家經濟思想的比較中，發現各家各派思想觀點的相似或歧見，啟迪我們在前人的基礎上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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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有「皇冠上的明珠」之稱，國人一般認為這是西方人的專利，是「舶來品」，彷彿賡續數千載、經濟文化發達先於西方若干世紀的中華文明中並無「經濟」！或者全然割裂儒學與經濟的共存史實，用「諱言財利」一言以蔽之。實際情況不然，中國不僅有著豐富而悠久的經濟思想，而且許多學說領先於別國並在海內外產生深遠影響。直至今天，中國的經濟改革和現代化發展對於世界經濟學術的進步同樣具有重要意義。

毋庸置疑，從中國傳統或古典的經濟思想及學說、理論到近現代經濟學，經歷了漫長而艱難的積澱、引入和轉型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民國時期是一個關鍵性的歷史階段，也是我國近現代經濟學術體系的形成與發展的重要時期。這一時期，海外留學歸來的莘莘學子對於中國經濟學的轉型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們不僅系統地學習了西方經濟學知識，而且豐富了見識，拓展了學術視域；更重要的是，他們大多胸懷報效祖國之志，願為國家的經濟發展和學術繁榮作貢獻，唐慶增就是其中頗具典型意義的一位。

唐慶增（1902—1972），字叔高，祖籍江蘇太倉，後定居無錫，著名學者、政治家、教育家唐文治第三子。他早年就讀於上海工業專門學校和北京清華學校，1920年留學美國，1923年獲密西根大學經濟學學士學位，後入哈佛大學學習財政學和西洋經濟思想史，獲碩士學位。留學期間，他曾加入美國經濟學社，1925年學成歸國。他長期從事教學和科研工作，歷任中國公學大學部、上海商科大學、交通大學、暨南大學、浙江大學等校經濟學教授及光華大學、大夏大學經濟系主任。他還加入了中國經濟學社、中華學藝社、平社等學術團體，曾主編名刊《經濟學季刊》，與馬寅初、劉大鈞、劉秉麟、李權時等經濟學社成員同道，成為當時中國經濟學界頗具影響的人物之一。中國經濟學社是民國時期重要的學術團體，對中國經濟學術的轉型與發展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當時著名經濟學家多是其社員。1949年以後，他長期擔任復旦大學經濟學教授，1972年逝世，終年70歲。

唐家世代書香，其父唐文治是著名國學大家，也是近代教育先驅，並參與晚清商部暨農工商部的商政變革。唐慶增兄弟四人，除二兄夭折外均留學美國。兄唐慶詒為著名英文教育家，早年留學哥倫比亞大學，歸國後在上海交通大學任教長達半個世紀，為外語系主任，併兼任多所大學教授。其弟唐慶永系著名貨幣銀行學家，留學俄亥俄州立大學，後在上海交通大學、之江大學等校任教授，並出任上海、杭州、蘇州等地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分行經理。唐家後代也人才輩出，如唐慶永之子、自幼與祖父一起生活二十多年的唐孝威是我國傑出科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

唐慶增深受其父的教育和影響，不僅打下了深厚的國學根基，而且同樣重視發展教育、培育英才，加上留洋學習西方經濟學的知識學問，歸國之後便以傳播西學、創新本國經濟學術為己任。他應邀在多所大學任教，家學淵源深厚，而且治學極勤，故能學貫中西，成果頗豐。

概括地說，唐慶增在中國經濟思想史以外的學術旨趣與成就，大抵涵括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強調中國經濟學家的責任，注重研究方法創新，促進經濟學術轉型。他介紹西方經濟學及思想學說與史實，其中不乏開創之作。作者重視培育國人研究經濟學之苦心溢於言表。

其次，鼎新本國經濟學學科建設，普及經濟學基礎知識。唐慶增提出「經濟科為立國之本」，力主「完全以本國情形為基礎」設立「中國化的經濟學系」，區分文科為純粹經濟學，商科為應用學科，撰寫《經濟學系在大教課程中之地位及其使命》等文，並在進行系統的大學經濟學教育的同時，儘力普及一般國民的經濟學知識。

再次，推崇古典學派，主張自由發展中國經濟。

此外，拓寬國人的國際視域，呼喚學者的愛國熱情。作為著名經濟學家的唐慶增，其治學並非局限於象牙塔，而是非常關注國內外形勢，努力拓寬國人的國際視域，提示警惕列強的野心。

唐慶增明確指出作研究應當「平心靜氣，摒絕成見，不當穿鑿附會，強以新學說附會古人陳說，自詡近世西洋學說，為數千年前中國聖賢所發明，亦不必故示矜異，鄙視先儒言論，致將前人學說之長處，一筆抹煞，能有適當之態度，始能有公允之論調也」。此確為中肯之論，也是作研究的基本態度，可視為研究者應恪守的準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