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訴你一個真實的科學家

　當他出任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神經科學研究所的首任所長時，美國杜克大學的馬克卡倫教授對美國《科學》雜誌說：他是科學界的一位 「superstar」（超級明星）。

　　這句讚賞的話是在10年前說的，被讚賞的人叫蒲慕明，是中國科學院60年歷史上第一位外籍所長。這位國際著名的神經生物學家和生物物理學家，是 個重量級人物。要了解蒲慕明，不能只靠嘴巴，而要靠眼睛和心靈。

　　回大陸是還一個心愿

　　蒲慕明1948年在南京出生，大陸出生，台灣長大，美國留學，又回到中國來，這是蒲慕明的特殊經歷。他是台灣「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也是美國國 家科學院院士。在世界華人科學家中，能夠有如此多榮譽者，屈指可數。

　　蒲慕明從小接受的是中國的傳統教育，對中國的歷史和地理瞭然於胸。「我學的是自然科學，但是我始終對文學歷史很有興趣。我對中國內地的關切是從 小一直延續至今的。」

　　雖然是美籍華裔科學家，但他卻有一顆純正的中國心。1999年回到中國大陸，出任中國科學院上海神經科學研究所的首任所長，年逾50歲的蒲慕明 已經是世界知名科學家，「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還一個心愿。」

　　蒲慕明與大陸的第一次親密接觸，是1984年，當時清華大學復建生物系，蒲慕明時任美國加州大學埃文分校生理系教授，衝破大洋的萬里波濤阻隔， 欣然受聘兼任該系的主任。

　　路甬祥赴美，一拍即合

　　蒲慕明出任中科院上海神經研究所所長一職，按中國科學院院士吳建屏的話說，幾乎可以稱得上是「臨危受命」。

　　「我們當時正處於困境。」時任中科院腦研究所所長的吳建屏如是說。由於傳統的管理機制缺陷，上海腦研究所運行一直不甚理想，當時優秀的科研人員 紛紛選擇了離開，整個腦研究所僅剩下3個研究組在開展工作。

　　此時恰逢中國科學院啟動知識創新工程試點、為國家創新體系建設探路的一件大事——1999年中國科學院黨組決定整合上海地區從事生物學研究的8 個研究所，成立「中國科學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

　　在引進蒲慕明的故事背後，還有一位科學家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他就是中國科學院院長路甬祥。1998年春天，路甬祥率團訪問美國，剛在舊金山機場 落地，便在機場的咖啡屋裡約見了蒲慕明。

　　與蒲慕明的會談，是路甬祥此次訪美「行程表」的內容之一。會談只有一個多小時，蒲慕明回憶道，「這完全是一拍即合，多為祖國作點貢獻是我多年來 的意願，時機一到，我就可以著手進行了。」

　　回來後，蒲慕明給了第一個有建設性的提議：只有建立一個全新的現代科研體制的研究所，用一個新的體制和機制，配合知識創新工程的支持，才能吸引 人才。1999年11月，隸屬於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學院的神經研究所正式成立。

　　「請不要急著花未用完的經費」

　　蒲慕明有嫉惡如仇、義憤填膺的一面，這表現出他作為一名有社會責任感科學家的正確態度。2009年秋天，蒲慕明給研究所所有PI（課題組長）群 發的一份電子郵件：「請不要購買近期用不著的東西。請注意，我十分嚴肅地反對那種趕在年底之前把今年未用完的經費全部花出去的觀念。如果我們不能用完這些 錢，說明我們並不需要它，我們必須把它還給中科院或者其他來源之處。蒲慕明神經所不允許浪費資源的事情存在。」

　　推崇卡文迪許實驗室現象

　　在蒲慕明擔任所長的10年中，他帶來的不僅是先進的科學技術，更是一種科學文化的引導和創設。比如，在研究所的初建階段，蒲慕明要求每個研究小 組，每過半年都要做一次「review」。這在國際上已是一件司空見慣、大有裨益的事情，但蒲慕明是頂著壓力最終實行並堅持了下來。

　　在很多場合，他多次提到英國的卡文迪許實驗室，這是DNA雙螺旋發現的地方，在上個世紀的前50年，這裡是世界科學的主要中心，物理學和結構生 物學發展的許多重大成果都出自這個實驗室。

　　「在這裡工作的年輕人，一個個變成大科學家，許多成了諾貝爾獎得主。難道那些年輕人都是天才嗎？卡文迪許實驗室選人都選得那麼准嗎？為什麼那些 年輕人進去之後就都變成一流的科學家？卡文迪許實驗室那個環境到底有什麼特別？」

　　連續的幾個設問之後，蒲慕明說，並不是那裡的儀器設備特別好，也不是那裡的大師特別聰明、出的題目特別好。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那裡的環境給了所 有進入實驗室的年輕人以信心。只要自己建立了信心，持之以恆就肯定會有重大發現。

　　菜包子見證蒲先生苦行僧的生活

　　神經研究所的許多學生說：雖然我們都很崇拜蒲先生，但我們卻不會過像蒲先生那樣的生活——在學生和大多數人看來，那的確是苦行僧一般的生活。

　　蒲慕明這樣一位科學大家，每天的飲食生活卻簡單到了極點。只要是身在上海，幾乎是每一天的早晨，蒲慕明都會從岳陽路的一個小超市裡出現，很快就 買回兩三個菜包子。午飯要麼是食堂里的盒飯，要麼依舊是菜包子。在蒲慕明辦公室的冰箱里，總是會冷藏好幾隻菜包子，餓了他就用微波爐熱一熱再吃。

　　蒲慕明的晚飯，一般是從6點半開始，最常見的「食譜」，是神經研究所附近快餐館裡的一碗麵條。一個小時後，他準時回來繼續上班。而如果他的太太 剛好也在上海——這是一位在美國當生物學教授，但卻同樣在為神經研究所做義工的華裔學者——則會與蒲慕明相伴，出雙入對地吃這一頓「正餐」。

　　（《科學時報》記者鄭千里劉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