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胡適與雅骨

07-18

　　「胡適有但丁之志而無但丁之才，雖然對漢語文章之弊端洞若觀火，卻畢竟沒能用自己的實踐提供一種輝煌文本。寫詩之於胡適，實與內在衝動無關，只是體現為一種職責，彷彿木匠應客戶要求加工一個全新傢具。」

　　由於審美上的結構性缺陷，導致我一直拒絕在文學上給予胡適敬意。今天我決心改變這一點。

　　所謂結構性缺陷，我專指一種東方式才子觀，在這種才子觀的燭照下，某類才子較易讓人驚艷，另一類作家則易於遭到忽視。比如，我們本能地欣賞有氣勢的鋪排，對那些以簡潔素樸為特徵的表達，就懶得用正眼去瞧了；我們迷戀一切詩性文詞，以致迷迷瞪瞪地斷定，任何不能從文字里舀出一碗詩泉的傢伙，都不配稱為才子；我們近乎先入為主地把理性和思辨逐出才華領地，好像它們只是與文學無關的化學試劑，結果，我們隨時準備對各類妖邪筆墨敞開胸懷；我們的文字愛好側重於趣味，在我們針對文才的認知譜系裡，客觀化歷來不是才能的象徵，於是，任何主觀化的言行，都有望被我們驚嘆成一種魅力。

　　面對這類審美強權，胡適就顯得形單影隻了。簡單地說，那些歷來屬於中國文人強項的地方，胡適的得分都太低。比拼以句子、辭彙為考量單位的文采，胡適劣勢明顯，他有時會犯下些低級錯誤，比如一篇文章里兩次引用同一個例子，他偶爾還會寫出極易引發老師摸戒尺衝動的句子，比如一句話里疊用「竟然」，類似這樣：「由於一個中國學生竟然得了一個卜郎吟文學獎，當時竟然變成新聞。」在我們這個性喜把文人與雅士並稱的國度，胡適往往表現得一根雅骨也無。有人送他一枚牙章，他打算請台靜農先生治一方藏書印，在這塊任何中國文人都會下意識地風雅一把的領地，胡適的要求竟然是：「就用『胡適的書』四個字，字體用隸書，不用篆字，叫人一看就認得。」這麼看來，與其說胡適缺乏雅骨，不如說他把這根雅骨給卸了。記得早年的胡適，也曾有過「秋日適野，見萬木皆有衰意」，遂「感而賦詩」之舉。

　　凡是傳統文人禁不住手癢的行文作派，胡適一概棄絕，另一面，屬於胡適文章的那些優點（儘管表現得不算完美），卻又極難在其他中國文人里發現。

　　讀胡適文章，你不可能撞上神神道道的語言。胡適的看法都以「所見即所得」的方式寫在紙上，你無需猜測他的言外之意，不像讀有些作家，我們似乎總要費勁地打撈（兼猜測）作者的潛台詞，而且，如果被打撈者名叫魯迅或莊子，你把他的潛台詞挖掘得越深刻，就說明你的理解力越到位，你根本不必擔心把對方誇過頭，因為，對方已經被預懸為深刻的典範了，一個只能他衡量你、不能你衡量他的絕對標高。

　　錢理群先生寫過一篇《怎樣才能讀懂魯迅》，劈頭就說：「真正的魯迅是沉默的。魯迅的作品就像冰山一樣，有浮出水面的，但底下隱藏著更多東西，他的意思就表現在浮現和隱蔽之間。」換言之，任何強調魯迅如何深刻的言論，都是高度安全的，反之則充滿危險。

　　好在我們面對胡適時，此類迷人又惱人的「讀懂」問題已不復存在，胡適自稱：「我的長處是明白清楚，短處是淺顯。……我抱定一個宗旨，做文字必須要叫人懂得，所以我從來不怕人笑我的文字淺顯。」——回過神想想，這為什麼不是一種氣概呢？

　　通常，淺顯與淺薄乃是貼鄰，作家恐懼被人目為淺顯的程度，不下於女子忌諱被人說得老丑，而我們的胡適博士竟然「從來不怕」。不怕，有兩個原因，要麼出於無知，要麼出於「有恃」，有恃則無恐。「人家都以為我胡適寫文章，總是下筆千言，一揮而就」，他對唐德剛說，「其實我寫起文章來是極慢極慢的。」這就是說，對於自己外貌凡俗、雅骨脫盡的文字，胡適下的功夫，並不在別人的華彩文字之下。蔡元培當年概括過胡適文章的四大特點，並讚歎道：「這是何等手段！」那四項分別是：證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和系統的研究。雖然在文本的終極成就上，胡適並沒有什麼拿得出手的東西，但若以此四者為據，中國文人學者中可與胡適過過招的人，恐怕沒有幾個。

　　可嘆的是，胡適有但丁之志而無但丁之才，雖然對漢語文章之弊端洞若觀火，卻畢竟沒能用自己的實踐提供一種輝煌文本。胡適寫詩，並非認為自己具有詩人潛質，而是為了實驗白話詩的可能性。寫詩之於他，實與內在衝動無關，只是體現為一種職責，彷彿木匠應客戶要求加工一個全新傢具。我想，如果他能夠，他原本有望給漢語世界增添一道另類景緻，在他視力所及之處，分明閃爍著充滿異質性的文章光華。一位甚至敢把「為天地立心」判為妖詞的人，順著他的目光遠眺，我們將看到各色半仙筆法悉遭驅逐，理性則會煥發出熠熠文采。如果他能夠，漢語文學的特質縱然不會挪轉——正如魯迅依舊是魯迅——但至少會奔湧出一條全新河流，後人也能意識到另一片星空的存在。

　　唉，這種文字終究成為想像，也是恨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