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益平：告別中國奇蹟

　　最近一段時期，中國的宏觀經濟決策面臨許多困難。一方面，通貨膨脹壓力不斷上升；另一方面，中小企業流動性全面緊張，同時地方政府融資平台的財務困難日益加重。

　　深究起來，這些問題都與兩年前政府全力刺激經濟增長的政策緊密相關。當初政府實行財政擴張，銀行不計後果地發放貸款，成功保住了9％以上的GDP增長率。從2009年二季度開始，中國經濟強勁增長，帶動了全球大宗商品市場的反彈甚至世界經濟的復甦。

　　但是，國際投資者的心態在一年半以前就已經開始發生變化。2010年年初，世界經濟剛剛踉蹌地走上復甦之路，一些投資者就已經開始擔憂中國經濟出現「硬著陸」。今天看來，這一擔憂可能過於悲觀，但投資者所關注的問題是真實存在的。房價飆升之後早晚要發生回調；天量信貸之後可能出現不良貸款暴增；地方政府的巨額融資，也可能使得財政體系難以為繼。

　　經濟增長的成功與經濟風險的惡化，根源在於中國的經濟模式一方面是GDP至上，另一方面是政府控制大量經濟資源（來源於單一制集權制和黨的歷史意識形態、一黨專政下搞市場經濟、市場利益收買和派系平衡、工業化初期資源需求的被利用提供高增長物質基礎等）。這個模式在過去創造了「中國奇蹟」，但也引發了一系列的風險，比如結構失衡（如供求總量失衡及各產業之間失衡如資源被過度被行政力量配置到能短期套現的投機部門如資本市場、外貿、金融和房地產等行業，是一場形式合法但實質很不合理的劫貧濟富）、效率低下（如單位gdp資源能源消耗率低等，當然這既有工業化初期經濟技術管理基礎薄弱原因，更有政治體制性短期套現動機等原因，如與後發國家工業化初期如印度台灣韓國日本等相比就可知道）、收入分配不公（除了工業化初期自然形成的如觀念機遇個性面臨轉型等自然因素外，還更有政治體制性因素，同時也造成了內需嚴重不足）等等。東亞金融危機以後，中國通過大約十年的穩定增長來消化過去政策的一些後遺症，很難想像以後還會有這樣的機會。要保障可持續增長，必須儘快告別「中國奇蹟」。

　　增長過於平穩並非好事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保持很高的經濟增長速度，自有其內在邏輯。改革以前經濟增長緩慢，農村存在大量剩餘勞動力，其他資源的利用效率也非常低。因此，改革以後強勁的經濟增長，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視為報復性的反彈。

　　但是，不可否認的是，中國特定的經濟模式，對於促成高速增長也起到了關鍵作用。這個模式有許多特徵，但核心是兩條。

　　一是各級政府不遺餘力地追求GDP增長，而且直接控制了大量經濟資源（源於黨的歷史教訓和蘇東教訓下基於中國國情的文化政策試錯），包括國有企業、國有金融機構以及貨幣和財政政策。這就是姚洋教授所稱的「生產型政府」，因為GDP增長事關官員的升遷機會，導致地方長官像企業CEO一樣招商引資，發展經濟。

　　二是在改革期間推進非對稱的市場化進程，在基本實現產品市場化的同時，保留了大量要素市場的政策扭曲（如金融、石油、煤炭、貴金屬、國土、外貿、資本市場，還有普通工人權益維護機制的缺失等），人為壓低生產成本，增加生產利潤，提高投資回報，增強出口產品的競爭力（這些開始很賺錢的部門很多是受益於政策傾斜因為政府控制主導型政經模式，很大程度又是黨的元老及其依附者們佔據這些部門，源於可控式的政治經濟發展模式，集權制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換——根本上講是集權政治權力者們的本能——當然這些特點和模式是不可持續的）。這樣的扭曲必定導致部分經濟活動異常活躍，但資源利用效率低下和收入分配不公也就難以避免。

　　這樣一來，經濟增長強勁的時候自然好說，一旦增長疲軟，政府就會竭盡所能地刺激經濟增長。單從這一點來判斷，中國政府在全球危機期間的宏觀政策是相當成功的，其非凡的政策執行能力可能還令其他國家的政府羨慕不已。

　　然而，宏觀經濟政策固然要追求穩定，但以這種方式把經濟波動都熨平了不見得就是一件好事。經濟下行就像感冒，身體不適但可以幫助殺毒。而中國政府就像中國的許多醫生一樣，動不動就用抗生素，雖然避免了短期的痛苦，但身體素質反而下降了。

　　比如，全球危機期間中國銀行拚命放貸，就十分值得擔憂。它至少說明，國有銀行多年來在外資銀行的幫助下辛苦建立起來的風險控制體系，基本上就是個擺設。現在的通脹壓力和地方投資項目的財務困難，其實都是當初大力「保增長」的後果。這次也許中國還有能力消化這些問題，但無法再經受幾次類似的折騰（一切皆源於政治挂帥，及缺失權力制衡機制對政策短期行為的抑制，及黨內派系皆可受益於大投資和生產型政府的政治經濟模式從而失去最基本的黨內派系監督）。

　　進入常規發展階段

　　儘管「十二五」規劃明確提出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問題，但究竟能否實現，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十一五」規劃提出了改變經濟增長模式的政策目標，最後卻顆粒無收。究其原因，恐怕還是因為政府過於看重經濟增長這樣的短期目標。正因為此，有些學者認為中國自2003年以來並無真正意義上的改革；還有些學者認為，一些官員和國有企業合流成為國家資本主義，成為中國政治經濟生活中的一股重要力量。

　　我更加關心的是，能否真正告別「中國奇蹟」，步入「常規發展」階段？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在兩個方面有所突破。第一是要改變政府過度追求經濟增長的做法，尤其要減少政府對經濟資源的直接控制。第二是要實現生產要素市場化的過程，消除對生產、投資和出口激勵的扭曲，糾正經濟結構的失衡。如果這兩個方面的改變成功實現，那麼中國經濟就可能進入一個全新的常規發展階段，也許增長速度會放慢一些，但質量會更高、結構會更平衡、增長也會更加持續。

　　第二個方面的改變十分關鍵。實際上，如果把改革以前的中國經濟看成無市場經濟，過去30年的中國經濟至多也只是個半市場經濟（產品市場已經形成，但要素市場還沒有實現——註：根本改革還是政府自身，政府要大幅度減少對市場要素的管制如利率、匯率、土地、石油、資本市場，建立健全社會各階層各集團尤其是弱勢階層和群體如工人農民的正常利益表達和維護機制即社會建設要大大加強，政府工作重點要轉到建立內部的權力制衡機制和維護公平法治的市場環境上來）。現在有必要實現完全的市場經濟，這一步做起來難，但已經看到了希望。比如政府不斷調整資源價格，並將利率市場化提上了議事日程。最近勞動工資大幅上升，也有利於中國經濟轉型，促進收入分配的改善、消費的加速增長和地區經濟的平衡。

　　第一個方面的改革可能更難。其實領導人早就意識到過度追求GDP的問題，過去也試圖採取一系列校正措施，比如計算綠色GDP、強調民生的重要性，以及在一些重要政策如社會穩定和計劃生育等方面採取一票否決制。但其效果不明顯，特別是如果指標體系過於複雜，不但執行難，監督也難。解決這個問題的根本之道還是要靠增強民眾在官員任命、升遷上的發言權（即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是解決落實上述兩個方面有所突破的關鍵）。但這個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

　　改變過度追求GDP增長的一個重要途徑，是減少政府對經濟資源的直接控制。現在政府「保增長」，說是靠財政、貨幣政策，最後其實是有利於國有企業和國有金融機構。但一旦釀成問題，埋單的還是納稅人。換言之，官員的權利和義務並不對稱，這非常不合理。國有企業可以存在，但其壟斷地位必須打破。因此，即使單純從改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要求來看，推進政治改革也已經迫在眉睫。

　　防範「中等收入」和「福利國家」的雙重陷阱

　　如果不改變經濟發展方式，結果會怎樣？其實多年前溫家寶總理已經對此給出了答案。他認為，中國當前的經濟增長模式是不協調、不平衡、低效率和不可持續的。舉個例子，2003年，投資佔GDP的比例約為38％，2010年更高達48％以上。如此高的投資率，顯然會影響到投資回報率，最近一段時期各地高速公路和其他一些投資項目的現金流出現問題，其實並非偶然。經濟結構需要適當的比例。這樣的投資回報，自然難以支持經濟的可持續增長。

　　這樣，中國面臨的一個直接挑戰，就是如何避免一些拉美國家曾經經歷的「中等收入陷阱」。經濟起飛成功了，增長卻很快停滯不前。拉美國家的問題是收入分配極其不平等、經濟缺乏創新能力等，這些問題在中國同樣存在。中國另外還要多出一個問題（即不同於拉美的政府控制主導型的政經模式），就是資源浪費現象非常嚴重。政府集中大量資源追求短期經濟增長目標，增長是保住了，但效率非常低，而且在資源和環境等方面還消耗掉了不少未來的增長機會。如此延續下去，中國經濟的希望又在哪兒呢？

　　過去八年，中國在調整結構方面毫無進展。不過政府開始重視民生，是有目共睹的（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經濟分配和創新效率問題未解決好，中國似乎又要落入福利國家陷阱）。無論是農村醫療保險還是城市養老保險，都取得了不小的進展。這些措施十分必要，畢竟經濟發展的目標是提高老百姓的福利水平。收入增長儘管重要，但如果老百姓沒有安全感，同樣不會感到幸福。這也是我一向推崇政府採取措施保障老百姓享有「免於經濟恐懼的自由」的原因。

　　不過，凡事總有度。社會福利的好處是保障老百姓的安全感，但如果福利過多（而且中國許多福利是撒胡椒面似的，缺乏針對性和統一性，增加管理成本——而這正是下級政府求之不得的，如民政這一塊福利雜項太多且與人保部門很多不銜接，還如對三農的投入真是五花八門，但又是天女散花有時純屬點綴毫無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反而中了政府部門的私囊，還有各種鼓勵經濟技術創新的專項資金政策，更是如此——總之，當前我國亟需的是建立政府權力的制約機制，以真正內部強大和富有效率威望的政府來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民生政策的落實），經濟就會缺乏活力。後一種情形在北歐國家司空見慣，但它們畢竟已經位列全世界最富裕的國家。中國在過去八年未見調整經濟結構，在社會保障方面卻下了不少功夫。儘管中國的福利體系還有待大舉發展，但是，如果政府一味地為了討好民眾而承諾各種超出國家經濟能力的福利措施，就有違經濟發展的規律，最終可能拖垮經濟。建立福利體系的原則應該是保障百姓的基本安全感，但是不影響經濟的競爭力。

　　以工資政策為例。政府希望提高工資增加居民收入的願望可以理解，但過度提高最低工資水平，有可能讓工資水平脫離市場經濟的實際水平，並有可能傷害經濟部門的競爭力。因此，中國要放棄單純地追求GDP增長，也要防範過早地落入「中等收入」和「福利國家」的雙重陷阱。

　　作者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財新財新《新世紀》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