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著·觀點】90後將是心力交瘁一代

【小七按語】我去年底曾經寫過一篇《80後將晚景凄涼》，反響很大，主要從養老的角度來說。現在鍾偉教授開始為90後操心了，唉，這個世界確實不讓人省心啊。我的那篇文章，感興趣可以點擊左下側的查看原文。

目前城鎮就業狀況的惡化、生活成本的上升以及城市就業起薪的低下，造成了大批依賴父母資助才能在城市勉強謀生的「貧民化城市白領」青年群體

　　就業統計指標的缺陷

　　人口變遷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一國所經歷的苦難和希望，中國是典型的例證。西漢時期中國人口達到6000萬，和羅馬、波斯同為全球大國。此後戰亂不已，到隋初降至4600萬人。唐朝是一個偉大帝國，但人口並未顯著增加。此後一直到明朝，中國人口才逐步恢復到6000萬人。到清康乾時期中國人口超過了2億人，到鴉片戰爭之前人口達到了4億，其間中國戰亂較少，加之番薯的廣泛種植大大提高了糧食供給。到1949年中國人口達到5.4億人。

　　當然，衡量一國國民生活水平的，並不僅僅是人口總量，還有預期壽命和人均財富存量等指標。中國人的預期壽命從1949年的約38歲增長到目前的76歲，京滬等地更超過了80歲，這顯示中國東南沿海物質條件在很大程度上接近於發達國家。

　　就資產價格和人口的關係看，似乎中位數年齡是否定到45歲是一個重要的參照系，通常此前，該國經濟增長和資產價格都較好，此後則逐步衰落，也許隨著年齡的增長人們的冒險創新精神下降，而風險厭惡情緒則持續上升了。

　　中國是否已再無顯著的人口紅利？人口學者蔡昉等的研究相對悲觀。但北師大從事系統科學和GDP核算的一些學者則樂觀得多。他們認為，中國人口峰值可能分布在14.2億~15億人之間，峰期在2027~2035年間。這比通常預想的人口峰值數要少1.5億人，峰值期比一般預想的晚5年左右。中國勞動力人口的峰值為8.85億人，在2012~2015年間出現峰值，此後勞動力人口逐步下降，到2050年左右降至7.22億人。

　　上述預測顯示，中國人口紅利還將持續20年。理由有三，一是學者徐滇慶等反覆調研測算顯示，農業生產領域至少仍可轉移勞動力，並且事實上城裡的這些年輕農民工也已無務農技能。二是按統計局數據，目前全國就業總人口為7.7億人，和勞動力峰值人口8.85億人相比，勞動力市場仍有供給餘地。三是如果調整法定退休年齡，則仍可有較多可補充的熟練勞動力。加之計劃生育政策仍有調整餘地，因此似乎中國尚未到人口紅利終結之時，中國較年輕的中位數國民年齡和較長的受教育年限，為增長轉型和資產價格提供了較強的支撐力。

　　在當下的宏觀調控中，底線指標包括了新增就業，朱鎔基時期的規律是一旦增長低於8％,就難以創造出800萬個就業崗位，而從2010年至今，GDP增速從12％一路下行到7.4%，新增就業則一路攀升至1330萬。這種戲劇性的變化掩飾了政府在勞動力市場上的無所作為，也掩飾了就業統計指標的諸多缺陷。

　　當下統計局公布的就業指標包括全國就業人員（包括城鎮就業人口和農村就業人口）、每年新增就業人口、勞動生產率（GDP/全國就業人口）、城鎮登記失業率等。在資本市場研究者中，大多還參考勞動力市場的求人倍率以及職位起薪水平的變化。在我們看來，通過上述指標觀察中國就業狀況的可靠性較低，有可能導致不必要的政策偏差。

　　偏差之一在於城鎮就業人口的統計。我們傾向於認為存在高估，其中關鍵因素在於高校畢業生的就業率。以2013年為例，普通高校畢業生接近700萬人，此外還有職高技校、民辦高教和全脫產繼續教育等的畢業生未納入到普通高校畢業生之中。高校畢業生就業率的數據由各學校申報，虛報的可能性頗大。這從高校畢業生起薪無明顯提高就可印證。

　　偏差之二在於農村就業人口的統計。薄弱的統計力量不足以應對流動性日益增強、製造業就業興趣下降、服務業就業和小微私企就業趨升的狀況，使得農村就業人口的統計工作極其棘手，產生低估的可能性較大。從全國就業人口來看，農村就業人口的佔比在過去3年始終不足一半,這個佔比偏低的可能性也較大，同期戶籍人口的城市化率暗示農村人口的就業佔比應當略微高一些。

　　偏差之三在於新增就業人口的統計。中國並不存在全國總就業人口和勞動參與率等可靠指標。覆蓋城鄉的全國就業人口不能視作總就業人口的存量數。我們不難看出，在過去3年中，每年新增就業都在1200萬以上，3年累計新增就業高達3800萬人，但全國就業人口僅從7.61億人增至7.67億人。因此全國就業人口的年度差異迥然有別於新增就業人口。

　　造成兩者巨大差異的原因，似乎是我們只看就業，不看年內的離退休和失業。過去3年，城鎮就業人口穩定在3.8億人，假定職工平均工作年限為30~35年，則僅每年離退休人員就有約1000萬。因此，我們不難理解，近年來新增就業崗位呈現和經濟增長脫鉤的跡象，並非政府在創造就業崗位方面有多出色，而在於就業存量較大引致離退休規模也較大。據此也可以解釋為什麼統計的全國就業人口沒有顯著增加。

　　偏差之四在於勞動生產率的統計。我們猜測全國就業人口中，城鎮就業人口被高估，而農村就業人口被低估。但全國7.6億的就業人口和8.85億勞動力人口之間的缺口可能暗示著，當下中國就業人口可能被低估，低估的最大因素可能在於農村流動人口的季節性就業，以及小微服務型企業的就業。

　　如果就業人口被低估，那麼過去3年中國的勞動生產率（GDP/全國就業人口）就可能存在高估，過去3年，中國經濟的勞動生產率每年提高7.5%~8％,這是非常令人懷疑的。

　　人口和就業政策需結構性細化

　　我們對人口和就業做上述分析的意義何在？在於以下方面：

　　一是就業統計數據需再細化考慮。至少應該區分臨時就業和正式合同就業；至少應在提供每年新增就業崗位的同時，也提供每年離退休和失業人口數據；應該使失業率指標具有一定的參考意義。

　　二是中國人口紅利似乎仍有餘地。原因在於中國的勞動參與率存在低估。此外，繁重體力勞動崗位的減少、人均壽命的延長和較早的退休年齡，使中國存在較大規模的45~65歲的勞動力「蓄水池」。農業產業化和新型城鎮化也決定了農村轉移人口方面仍有餘地。

　　三是中國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並沒有那麼快，經濟增長質量更低一些。

　　四是促進就業政策乏善可陳，新增就業和經濟增速之間的脫鉤，本質上是由於中國每年有數千萬人離退休。如果不調整退休制度，這將意味著未來養老體系承受更持續更沉重的壓力。

　　五是城市白領貧民化和技術型藍領中產化並存。高等教育的缺陷和城市的生活氛圍，使得大量普通高校畢業生寧願選擇低薪的、遠離生產製造一線的、處於空調電梯寫字樓的並不需太高勞動技能的崗位，也不願走向所謂的「藍領工種」；而越來越多的青年農民工在工作中逐漸積累起了實際技術技能，使其更易獲得薪酬相對豐厚的就業崗位。這種情況在美國產業空心化階段曾有明顯體現，即大都市的白領收入，僅相當於能源冶金企業技術藍領的1/3。

　　六是政府可能因新增就業而低估社會不滿。回顧中國改革開放至今——從知青返城，到國企職工下崗待業，再到農民工集體討薪，這三次大規模的失業浪潮之所以導致社會動蕩，原因在於這些群體具有一定的社會組織性，這些群體的失業意味著自己甚至家庭極大的生活困境。如果政府驚喜於新增就業和並無失業導致的群體性事件，那很可能是一種誤解。

　　目前城鎮就業狀況的惡化、生活成本的上升以及城市就業起薪的低下，造成了大批依賴父母資助才能在城市勉強謀生的「貧民化城市白領」青年群體，這些人的職業前景相對黯淡，如無代際收入轉移則難以在房價日高的城市中獨立生存。這個群體如果既留戀城市拒絕向基層城鎮轉移，又看不到未來前景，則其對社會的不滿情緒將逐漸積累。2011年8~10月，曾爆發了一場從倫敦蔓延到一些歐洲城市的年輕人上街打砸搶事件，起因就在於這一群體長期在城市中處於貧困邊緣、極度失望的狀態中。

　　總之，中國人口還將緩慢增長，人口紅利仍有餘地，但產業空心化、人口高齡化、社保脆弱化的陰影在加深，因此需要政府擺脫簡單的總量思維，對人口和就業政策進行結構性細化。我們幾乎可以預見90後將是心力交瘁的一代。他們將經歷嚴峻的較高人口贍養比的沉重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