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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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探索經濟學「大師」的心靈　　　　吳惠林　　儘管諾貝爾獎的設立，傳說是諾貝爾為了贖其發明炸藥，以致成為可怕的殺人武器之罪而撥款成立的，但獲頒港貝爾獎者無疑被世人極度另眼相待，被尊崇、被羨慕是很自然的，而得獎者也大都認為得獎是一生至高的榮音。儘管經環學獎並非諾貝爾本人所設，而是瑞典中央銀行為慶祝成立300周年，在1968年出資創設的「瑞典中央銀行紀念諾貝爾經濟學獎」，於1969零開始頒發，其間也常有反對的「異聲」出現，但諾貝爾經濟學獎仍被世人極度看重，尤其在經濟學界更被尊為無上成就。儘管諾貝爾原先希望獎勵的是特殊的成就，而不是傑出的個人，但不可可認的是，成就是附著在人身上，終而似乎反客為主，世人倒反而較在乎得獎人。　　因此，對於有幸獲獎者，其身價「暴增」，世人也往往認為他們高人一等，甚至是無所不能，這在經濟學這門社會科學的得獎者身上更是明顯。也就是因為如此，我們就很容易理解1974年經濟學獎得主哈耶克（F．A.Hayek）在受獎宴席上會這樣說：　　「……諾貝爾獎給某一個人的這種權威，就經濟學這門學科來講，誰也不應該享有。　　在自然科學部門，這沒有問題。自然科學家當中某一個人所產生的影響，主要是影響到他的同行專家們。……但是，經濟學家的影響之關係重大者，卻是影響一些外行人：政客、記者、公務員和一般大眾。　　在經濟學家方面有了一點特殊貢獻的人，沒有理由就成為全能者，而可以處理所有的社會問題。可是新聞界卻如此看待他，而他自己也終於自信是如此。甚至於有人被捧昏了頭，居然對一些他素未專研的問題發表意見，而認為這是他的社會責任。　　用這樣隆重的儀式以宣揚少數幾位經濟家的成就，使之舉世矚目，因而加強他的影響力，這樣做，我不相信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想建議，凡是獲得諾貝爾這項榮譽的人，必得做一謙虛的宣誓，誓不在自己的學術以外對於公共事務發表意見。　　或者，授獎人在授獎時至少要求受獎者謹記住我們經濟學的大師之一——馬歇爾（A．Marshall）的一句嚴正忠告：『社會科學者必須戒懼赫赫之名：當眾人大捧之時，災禍亦將隨之。』」　　哈耶克有感而發的這番話應不只是說給得獎者聽，也特別告訴普通大眾，尤真是新聞從業者，不要將他們這些得獎者視為無所不知、無所不曉的超人。我相信哈耶克也應在吿誡他自己時刻緊緊守住分寸，以免過度膨脹，畢竟凡人都很難抗拒被捧的誘惑！不過，正如哈耶克所說，經濟事務關係人生，千頭萬緒難以弄清，一旦提出錯誤建議而化為政策施行，危害大矣，而被奉為上賓的諾貝爾獎得主最具此種條件，他們的話最易被視為真理。　　真正的經濟學家　　已故的自由經濟學前輩夏道平先生曾被通常被稱為經濟學家的那群人，就其思想言論的底蘊分成三類，一是真正的經濟學家，二是經濟工程師，三是特定經濟利益發言人。　　他說這三種人都同樣在使用經濟學的一些名詞、術語和某些模型，外行人看到他們發表的文章都在討論經濟問題，很自然地把他們都叫經濟學家，但實則有顯著區別。特定經濟利益發言人顧名思義大多是受雇於別人或某一集團，而為那人或那一集團的經濟利益辯護，或者只是為捍衛他們自己的利益。　　經濟工程師是怎樣的人？工程師而冠以「經濟」二字，我們就可想像到：他們的專業是把公共經濟事務的處理當作一項工程來破。他無視於，至少是輕視了公共經濟事務是千千萬萬的行為人、形形色色的主觀意志表現。各個人的主觀意志，畢竟不同於既定的、客觀的存在，而可以規格化的物料。工程師的專業是在利用工程學的知識，就這樣的一些物料預先作成一個模型（或出自自己的創意或遵照業主的願望），然後按這個模型來建適一座壯觀的廟堂，或一套精密的機器，或一條高速公路。由於所建造的東西不同，而有建築工程師、機械工程師、土木工程師這些不同的稱謂。稱謂儘管不同，他們同樣地都時利用一些無生命、無意志的物料，製作他們預先設計好的東西，至於被冠以「經濟」二字的經濟工程師。則是搬弄一些經濟學名詞，而以工程師的心態、工程師的技巧，來處理活生生的人的行為所形成的公共經濟事務。　　至於真正的經濟學家，起碼應有以下的認知：必須了解其所關心的「人」，與生物學或動物學家心目中的「人」不一樣。經濟學家雖也知道「人」具有一般動物的慾望、行動和本能的反應。但委重要的是，「人」還具有異於禽獸的意志、理念和邏輯思考。　　這是人之所以為人的一大特徵。人的慾望是會自我繁殖不斷增多的，而其滿足卻要受到外在種種限制。於是在要求滿足的過程中，他不得不有所選擇。選擇，是出於不得已；選擇什麼，則又力求自由。這就是說：人，並非生而自由的，但具有爭取自由的本能。　　由於人性中有上述的特徵，所以在漫長的演進過程中，漸漸學習了爭取個人自由的適當方法。這個方法是要不妨害別人也能爭取，否則終於妨害到自己的自由。只有「人」　　才會在個別自覺的互動中，形成分工合作而日益擴大的社會，不同於出自本能的蜂蟻社會。人類社會的形成與擴大，是由於人的自覺行為之互動。「互動」之「互」字顯示出主詞的「人」是指的多數，而且多到說不出他們是誰；決不是少許幾個人，更不是像孟軻所稱為「獨夫」那樣的一個人。其互動也是在其獨特的環境，各憑其獨特的零碎知識行為，而互動，決不是靠一個人或少數人的設計、規劃、指揮或命令而組織成的所謂「團隊」行為。　　那麼，非團隊的行為，不正是有些人所說的無政鬧的混亂狀態嗎？事實上完全相反。　　因為團隊的行為是受制於這個團隊主宰者個人的知識，即便他有所謂「智囊團」的幫助，也只是有限的少數人。至於分散在社會上無數個人的知識，個別看來是零碎的、瑣屑的，乃至微不足道的，當然不能與任何專家系統知識同日而語。但是那些散在社會的知識之總和，卻不是任何一個人或一個集團的知識所能攝取真萬一的。即便在將來更高科技的代的電腦也不能納入那些知識的總和。之所以非團隊的行為不僅未造成混亂，反而是分工合作的社會所賴以達成、所賴以擴大的基礎。如果用亞當·斯密（A.Smith）的話講，這是「無形之手」的作用；用哈耶克的活講，是「長成的社會秩序」。　　重視「無形之手」，並不意味排斥「有形之手」；尊重「長成的社會秩序」，並不意味排斥「法制的社會秩序」。以「重視」、「尊重」這樣的字眼，只是要強調「有形之手」不應牽制或阻礙「無形之手」的運作，只能為其除三障礙，使其運作順暢無阻；是要強調法制的社會秩序不應干擾或擾亂長成的社會秩序，只要提供一個有利於後者得以保持活力而無僵化之虞的架構。　　這些論點用到經濟領域來講，那就是自由市場與政府之間的關係問題。自由市場就是長成社會秩序的一部分，政府就是法制的社會秩序之建立者。政府對於市場的運作只可維護或給予便利，不得有所干擾或阻撓。　　在這三種分類下，夏先生曾就迄1988年的二十六位諾貝爾經濟獎得主評論說，並不全部是真正的經濟學家，甚至就他們的思路來說，有的只可說是頂尖級的諾貝爾工程師，當然這些得主應不至於是特定經濟利益發言人。　　鼓勵思想的原創性　　我認同夏道平先生的說法，也當然不否認這些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都是各個與業領域的佼佼者，只是覺得諾貝爾的性質應該是非常特殊的，在經濟學層面更宜將獎頒給「思想」上具原創性貢獻者，也不一定非得每年都給不可，否則會將此獎的價值往下拉，基至於與其他一般獎項的地位相同，如此就相當可惜了。話雖如此，獲頒諾貝爾經濟獎者當然在其從事的領域上都有突破性的貢獻，至少，會有「成一家之言」的成就。關於他們為何會有如此高人一等的成就，是否與他們的家庭、天賦資質、成長環境有所關聯？　　是否一般人也可以「有為者亦若是」？由當事人自我剖析應該比較恰當，也較為真實，尤其這些被尊為大師級的人物應不可能過於自我吹捧才是。那麼，到哪裡去戎這種自述呢？我們知道，這些人日理萬機，尤其戴上諾貝爾獎桂冠後，身價暴漲，時間也更緊，連接受聘請發表演說都很困難了，遑論提筆為文寫自述這種瑣事！由此觀之，這本《諾貝爾之路——十三歷經濟獎得主的故事》就顯現真難得的價值了。　　因為這本書是十三位得獎者以「我成為經濟學者的演化之路」為題的演講詞結集，每一篇都是當事者親自現身面對無數聽眾講述其心路歷程，看罷各文真有如沐春風、親臨其境之感。每位演講者雖然並非都從小就立志走上經濟學之路，反而是偶然加機緣的成分較高，值得一提的是30年代那一場世界經濟大恐慌，不論是讓他們的家境陷入困境，或由該事件所造成的災禍之衝擊而急於了解大恐慌的原因，是好幾位得獎者攻讀經濟學的觸媒。至於求學過程往往得到良師引導，這些良師主要是啟發他們的思考，激發他們內在的潛能，培養他們向權威挑戰、尋找新的突破，非填鴨式的教導。雖然，這十三位幾乎不同領域，但卻都強調知識的累積，以及同行、師生間相互腦力激蕩的重要性。經濟學專業讀者固然會對這些得獎者之重要貢獻的來龍去脈興味盎然，就是外行人雖可能不明其內涵，卻仍可獲得新知的脈動。說實在的，十三位大學者就同一題目演講，功力的高低無疑明顯地暴露出來，這也提供讀者評比的一大樂事。不過，讀罷十三篇自述，不知讀者們能否就上述夏道平先生所作的三種分類，將這十三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歸類？哪幾應是真正的經濟學家？哪幾位是經濟工程師？有沒有等而下之的特定經濟利益發言人呢？　　（本文作者為中國台灣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　　

前言　　本書包含十三位傑出人物的生平自述，他們之間有下列三項共同點：首先，都是經濟學家；其次，都曾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第三，都到過得克薩斯州聖安東尼奧（SanAntonio）的三一大學（TrinityUniversity）親自講述個人的生平事迹。　　諾貝爾經濟學獎並非由諾貝爾（AlfredNobel）本人所設立。1901年，依據他的遺囑所設立的獎項只有物理、化學、醫學、文學及和平等五種。諾貝爾希望獎勵的是特殊的成就，而不是傑出的個人。因此，在自然科學方面，諾貝爾獎是對重大「發現」　　（discoverty）、「發明」（Invention）以及「改善」（improvement）給獎。1968年，瑞典中央銀行為慶祝成立三百周年，出資創設了一個新的獎項：瑞典中央銀行紀念諾貝爾經濟學獎（CentralBankofSwedenPrizeInEconomicScienceInMemoryofAlfredNobel），簡稱諾貝爾經濟學獎。此一新設的獎項，甚至上是比照原先的諾貝爾獎給獎標準。按照瑞典中央銀行的規定，「此一獎項每年頒發給一位在經濟學上具有傑出貢獻，且其重要性一如諾貝爾在遺囑中所言的人士」。　　至於這一系列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生平自述演講，是出自本書資深編輯伯烈特（WilliamBreit）的構想，在他個人的學術研究生涯中，曾對美國當代主要經濟學家的生平與思想，投注相當大的心力進行深入的研究、教學以及著述。由於他長期以來對人物的生平及其學術研究過程之間的關聯深感興趣，因此，很自然地會想到提供一個論壇，邀請這些傑出的經濟家以「我成為經濟學者的演化之路」（MyEvolutionasanEconomist）為題，用自己的語言以及自認為合宜的方式來發表生平自述。這樣的論壇，至少可以保存一些重大經濟研究成果的記錄，有助於我們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經濟學的發展方向與特點。但是更重要的目的，則是希望為有關科學發現的理論，提供重要的背景資料。　　創見的引發　　我們對於一些原創性的觀念由醞釀到終於為同儕所接受的過程，可以說知之甚少。　　譬如，社會科學家的研究內容，有多少是反映了理論創造者的實際生活？一些對他們有影響力的老師及同事，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這些思想家所探討的問題，有多少與個人的背景及當時的經濟與社會問題有關？引導他們發展出創見的最主要力量是什麼？簡而言之，到底是什麼因素促使他們能發現一些引起科學界廣泛注意的研究內容？舉辦這一系列演講背後的重要理由，就是希望能有助於解答上述問題。　　但是，要邀請哪些人呢？很明顯地，在預算及時間兩項因素的權衡下，我們能夠邀請的人數受到限制，因此名單的選擇基本上必須符合兩項條件，一是宣布獲獎時系任教於美國各大學，二是名單應該力求廣泛，以充分代表經濟學不同的研究領域、分析方法與意識形態。這意味著如果有兩位以上的共同獲獎人，那麼只有一位會受到邀請。1983年，我們開始規劃這項活動時，共有十二位諾貝爾獎得主符合第一項條件，但有一位因為重病不能前來。接著我們按照第二項原則進行了難度甚高的篩選，把人數縮小到八位。　　令我們感到驚喜的是，其中只有一位婉拒了邀約。　　本書初版的內容，是1984至1985學年度應邀前來三一大學發表演講者的講稿彙編。　　受到此一專案成功的鼓舞，我請求卡爾加德（RonaldCalgaard）校長讓這一系列的演講繼續辦下去。本身也是經濟學家的卡爾加德校長很快地答應了，此後，每年10月宣布年度得獎人時，我們就對這位新產生的美國經濟學界的桂冠得主寄出邀請函，請他前來發表自述個人生平的演講。　　就在第一階段的系列講座結束後，連續有三位美國的經濟學家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1985年是麻省理工學院（MIT）的莫迪利亞尼，1986年是喬治梅生大學（GeorseMasonUniversity）的布坎南，而1987年則是麻省理工學院的索洛。他們三位都接受了演講的邀請，詳述邁向學術界最高榮譽的歷程。本書1990年的第二版就加入了這三場講座的內容。在接下來的四年中，美國的經濟學家又連續獲得諾貝爾獎：1990年的夏普（系共同獲獎）、1991年的科斯、1992年的貝克爾（GaryBecker）、及1993年的諾思（系共同獲獎）。他們四位也都接受了三一大學講座的邀請。　　深入淺出的麥達方式　　對大部分桂冠得主而言，這樣的邀請是一項高難度的任務。我們並不難理解一個人不樂意公開暢談自己在知識發展上的成就與貢獻。誠如一位受邀者所說：「我不曉得如何在虛偽的謙虛與自誇的吹噓之間掌握分寸，這真是壓力重大的事。」除此之外，這些人的專業研究領域具有極高的技術性，沒有受過經濟學訓練的人很難進入他們的世界。　　然而，我們的演講是對整個社會開放，內容必須能為一般大眾所接受。當然，這樣的要求對其中某些學者是更為困難的。薩繆爾森及阿羅的貢獻，絕大部分是在數理經濟學的領域，克萊因、弗里德曼、施蒂格勒、托賓、夏普及諾思則擅長運用統計技術以及計量經濟學（econmetrics）的分析方法，他們一向都使用屬於專業領域的符號與技術辭彙（technicalvocabulary）來表達自己的論點。　　但不管如何，各位讀者仍可以發現，每一位主講人都用了最淺顯的方式來說明他們在經濟學的貢獻及其重要性。（本書十三篇文章的編排順利，系按照各主講人前來三一大學發表演講的時間選擇。）要把握阿羅「不可能理論」（impossibilitytheorem）　　的精髓，最輕鬆的方式莫過於親自聆聽（或是閱讀）他本人的現身說法。在談到計量經濟中的模型建構（modelbuilding）的概念時，還有什麼能比克萊因的演講更清楚呢？　　施蒂格勒對其資訊理論（informationtheory）的精彩解說，讓每一位對這項豐富而創新的理論感興趣者，都能清楚領略要旨。科斯對廠商理論以及法律與經濟學有深遠的影響及貢獻，透過他的演講，讓聆聽者有更深入的認識。事實上，每位參與演講的學者，都達成了清楚闡述這些高難度內容的目標。　　每一位諾貝爾獎得主的造訪，都獲得難以言喻的成功。現場聽眾之多與理解之深，應該給予最大的肯定與讚揚。有些人甚至長途跋涉，專程來聆聽大師的演講。受邀的經濟學家也都和學生及老師舉行了非正式的會談。在小小的接待室里、在餐廳里、在教授休息區端著咖啡、在家庭晚餐等等場合，學生和教授與這些20世紀最受肯定的經濟學家交換了意見。儘管他們在經濟學界備受肯定，卻毫無傲慢之氣，令所有和他們接觸過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這一系列演講還有一項重要的附帶收穫，那就是讓我們了解，大部分當代經濟學界的頂尖人物，畢竟還是有其身為普通人的一面。　　回顧這些演講的內容，你一定會對當代經濟學巨流中的支流眾多而感到驚訝。各位讀者將會發現；這些支流經常是以不可預期的方式交錯而過；觀點南轅北轍的思想家卻經常是師承相同的老師；在他們學術知識的創新成就上，運氣、毅力與努力，都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另外，這些自傳性的文章也揭示了作者一些真實的心理層面，也許連他們本人也未曾意識到，不過感受性敏銳的讀者卻可以從中發現一些蛛絲馬跡。整體而言，對美國當代豐富多彩而深刻的經濟思想，本書提供了完整的全貌。　　很感傷的是，本書中兩位諾貝爾獎得主已過世，他們是1984年為這系列演講揭開序幕的劉易斯以及1985年參加講座的施蒂格勒。他們兩位都在1991年去世，謹以本書紀念他們。　　

第一章：劉易斯（W．ArthurLewis）　　獲獎年度：1979年　　演講日期：1984年9月27日　　出生日期：1915年1月23日　　學歷：　　1937年倫敦大學（UniversityofLondon）學士1940年倫敦大學博士　　經歷：　　1938年～1948年倫敦大學講師　　1948年～1958年曼徹斯特大學（UnversityofManchester）傑文斯政治經濟學教授（StanleyJevonsProfessorofPoliticalEconomy）　　1959年～1963年西印度大學（UniversityofWestIndies）副校長1963年～普林斯頓大學政治經濟學麥迪遜客座教授（JamesMadisonProfessorofPoliticaleconomy）　　重要著作　　《經濟計劃原理》（PrinciplesofEconomicPlanning）　　《營運成本》（OverheadCost）　　《經濟成長理論》（TheTheoryofEconomicGrowth）　　《經濟成長面面觀》（SomeAspectsofEconomicDevelopment）　　《國際經濟秩序之演化》（TheEvolutionoftheInternationalEconomicOrder）　　我從來不曾想過當經濟學家。家父原本希望我當律師，但他在我7歲那年就撒手人寰，所以在決定我一生出路的重要時刻，他已無從表達意見。那是1932年，我獲得路易斯（St．Lucia）政府的獎學金，可以選擇進入任何一所英國大學就讀。我不想行醫，也不想當老師，所以我感到十分彷徨，因為在那個年代裡，只有律師、醫生、傳教士與教師，是黑人青年能從事的工作。我一心想成為工程師，但是當時的殖民地政府以及製糖業卻不可能僱用黑人工程師。至於家母，對我所作的任何選擇都無條件地支持。事實上，如果不是她老人家，我不可能有今天這樣的成就。　　由殖民地到倫敦　　在翻閱倫敦大學（UniversityofLondon）的簡介時，我深深地被所謂「商學士學位」所吸引，課程內容包括會計學、統計學、商事法、企業管理、經濟學、一門外國語言以及經濟史。經濟學到底是什麼名堂？我從未聽過這個名詞，大概整個聖路易斯也沒有人知道。不過沒關係，這項學位的其他課程都非常實用，有助於我日後在民間企業或政府行政部門就職。所以，在1933年，也就是18歲那年，動身前往倫敦，修習商學土的課程。　　在倫敦經濟學院（LondonSchoolofEconomics）修業期間，經濟學成為我最拿手的科目，因此1937年我以第一名畢業時，獲得了該校的獎學金，繼續攻讀經濟學博士。　　翌年，我被聘為助教，為期一年，期滿後升為助理講師。過去數年來，我曾為自己的前途舉棋不定，但面對親朋好友的質疑時，我總充滿信心地微笑。如今這些都已過去，我立志要成為經濟學者。　　當初我對經濟學一無所知，但對行政管理卻不陌生。從1929年離開學校到1933年赴倫敦的四年期間，我就在政府部門擔任基層辦事員。在那裡，我學到了所有文書處理的技巧——如打字、記錄、寫信及檔案管理等，對我大學時期的學業可以說是助益匪淺。　　我對於行政與法律架構的逐漸熟悉，也給我極大的幫助。　　當然，我也賺到微薄的薪資（每個月3英鎊），可以貼補家用。家母總是竭盡所能地增加家庭的收入，靠著她的努力以及慈愛，才能將五個兒子扶養成人。家父去世之際，我們五兄弟都還小（我排行老四），因此家母的一生，可說是艱苦奮鬥有成的典範：一位寡婦帶著一群年幼的孩子，手頭拮据，人生地不熟。[家父家母均系安提瓜（Antigua）　　移民]，所憑藉的就是絕對的正直，永不動搖的勇氣，以及對上帝虔誠的信仰。在校期間，我常聽到較年長的男孩大放厥詞，說男性在各方面均強過女性，但我總認為他們的說法太過荒唐。　　跳級就讀　　我之所以離開學校，是因為已修完了取得劍橋學院文憑（CambridgeSchoolCertificate）的所有課程（相當於美國的SAT，即美國大學入學資格測驗）。至於我有能力在14歲就修完所有課程，是因為在6歲那年受到感染而被迫輟學三個月時，曾經擔任教職而那時是政府公務員的家父對我說：「別擔心，我每天都會教你一些東西，你不會跟不上的。」其實，這是家父含蓄的說詞。任何一位聰明的小孩，如果每天跟著家庭教師學習，他在三個月所吸收的知識，應該可以抵得上學校老師在課堂上教兩年的分量。　　三個月後復學，我跳了兩個年級，但是學習進度仍然領先學校的課程。不過，那也是一段充滿創傷的經驗。因為在往後的學校生活中，和我一起上課的同學都比我大兩三歲，他們彎起胳膊，展現隆起的肌肉，而我卻乏善可陳。玩板球時，總是到末尾才輪到我上場。由於體格瘦小，我有嚴重的自卑感。我也理解到，在團體里要被同事所接受，並不是只靠學業表現而已，還必須迎合他們的價值標準。由於很早就離開學校，我變得早熟。　　後來我來到英格蘭，原來為同樣10歲的英國青年會比我老成，結果卻發現並非如此。　　似乎在冥算之中我已要成為經濟學者，連那一種經濟學者也好像早有定數——應用經濟學者。這並不是把經濟學應用到產業界或是結構性的問題上，而是在從事經濟分析時，由制度面的背景來處理問題，因為我認為解決之道應同時兼顧制度架構與經濟分析。　　至於我要專攻應用經濟學的哪一方面，也早安排好了。畢業後我擔任的是商學系教授普蘭特（ArnoldPlant）爵土的助理講師，他也是我的指導教授。由於他的推薦，我才能獲得獎學金以及助理講師的職位（這是該學院有史以來第一件聘用黑人教師的人事案，當然也引起一些反應。）基本上，他是位主張自由放任的經濟學家，但我卻不是。　　然而我們在經濟學認知上的歧義，卻無損於彼此的情誼。　　普蘭特是專攻英國產業組織的專家，他引領我走向這個領域，也建議我的博士論文選擇這方面主題，所以我成為研究英國產業組織的「專家」。我深愛這個研究題目，因此也就樂在其中。　　20世紀30年代的倫敦經濟學院（和其他年代一樣），是一個生氣蓬勃的地方。校園裡可以說是百家爭鳴，那些所謂「熱門」的學科，往往有二到三位教授競相開課，互相競爭，懂得門道的人總是能享受到知識的盛宴。倫敦經濟學院典型的高材生，由於汲汲於探索多種相互衝突的理論而腦筋靈活，還經常要分辨知識的真偽，所以富於懷疑精神。　　該校向以培養優秀的經理人與差勁的國會議員而著稱。　　倫敦經濟學院並重視凱恩斯學派（Keynesianism），當時負責講授此種理論的是年輕的講師，知名的教授卻對之嗤之以鼻。相反地，該校卻是發展與推廣新古典經濟學（neoclassicaleconmics）的先鋒，特別知名的有希克斯（JohnHicks）、亞倫（RoyAllen）、卡爾多（NicholasKaldor）、哈耶克（FriedrichHayek）、羅賓斯（LionelRobbins）。　　以事實驗證理論　　這就是我所處的研究環境。這個圈子裡大部分的著作都是有關理論的建構：把文字轉化為圖表，再將圖錶轉化為方程式。我是其中少數以事實來驗證理論的人。　　我在1937年獲得研究產業組織的獎學金，從此開始投入這個主題。1948年，我抵達曼徹斯特（Manchester），並出版了《營運成本》（OverheadCosts）一書，這是由我的博士論文修訂而成。　　我對營運成本感興趣的部分，是當單位平均成本高於邊際成本時的價格結構問題。　　柏萊圖法則（Partorule）認為價格應該等於邊際成本，但如果在上述情況中引用此一法則，恐怕廠商就要關門大吉了。實際上，這種狀況一如今天的航空業，在破產與獨佔之間擺盪。大多數經濟學家傾向於強制施行邊際定價，並補貼廠商邊際成本與平均成本之間的差額。從整體產業政策的觀點來看，這似乎不切實際，而且我們也無法認同其正當性，因為許多納稅人將會被迫為自己從未享用的服務付費。假如我們從使用者付費的觀點來看，那麼問題將縮小到如何將固定成本分攤到使用者這個課題上。就這項問題，我是從鐵路「對交通載運者收費」的原則出發，並結合羅賓遜夫人（JoanRobinson）提出的新差別取價理論（newpricediscriminationtheory）。　　營運成本另外一個層面是時間的面向。需求經常是不穩定而有波動，假如產出的成品無法儲存，勢必會定期或不定期地發生生產能力閑置。如何分攤這方面的成本呢？我認為處理這個問題的正確方法，就是把固定投資視為生產者所分擔不同時間內不同產出的聯合成本，大家各自就其能力負擔，而且這些支出的總和不能超過總成本。　　因此，我論文的重點，是要探討在營運成本的不同計算方式下，產業的價格系統如何，而不是著眼於單純的單位產出成本。這些價格系統包括：複式定價、不同時段的差別定價、數量折扣、權利金折讓以及相關的制度問題，如交易印花、指定採購等，而有關定價的法律史也是我的興趣所在。由於往後的二十年，英國廣泛地實行價格管制措施，因此我的著作也就有了現成的讀者。　　混合型經濟的管理　　這項有關產業結構的分析，成為我閑暇時著作的背景資料，這些著作包括1949年出版的一本小冊子，名為《經濟計劃原理》（ThePrinciplesofEconomicPlanning）。　　到今年正好成立滿一百周年的費邊社（FabianSociety），可以說是英國工黨（LabourParty）的智囊團。事實上，費邊社成立在工黨之前，並獨立於工黨之外。1947年，我曾參加費邊社舉辦的一場研討會，並宣讀了一篇論文，主題是避免通貨膨脹的重要性以及必須採取的措施，結果遭到毫不留情的抨擊。我對於他們情緒化的表現感到驚訝，於是向大會秘書長說：「你們真的需要委託專人對管理混合型經濟（mixedeconomy）的問題和潛在風險進行研究。」他說：「為什麼你不來做呢？」我想了一下，隨即答應了他的提議。　　費邊社出版的研究小冊，一般大約在二三十頁之間，但是我的這份報告卻超過了一百頁。並不是我喜歡長篇大論，實在是如何管理混合型經濟這個課題，的確需要這樣的篇幅。這本書並不是開山之作，但剛好趕上議題廣受討論的時機，因此雖然探討只能限於1948年英國存在的問題，後來卻被翻譯成多種語言，在世界各地廣泛發行。書中對避免通貨膨脹所開的處方，是屬於凱恩斯學派的觀點，也就是維持貨幣所得的年增率不超過3％。最近為了這次演講，我又重新創覽了這本著作，有一點引起我注意的是：混合型經濟的施行，經常是為了順應民眾普遍深感挫折的浪潮，但最後總會迎面撞上國際收支的暗礁而改弦易轍（如1936與1981年的法國、1945年的英國以及1976年的牙買加）。　　針對一個新掌權的社會主義民主政府，其所實行的混合型經濟將會遭遇哪些問題，實在有人該寫本手冊——一陳述，書名或許可以用類似「最初的兩年」這樣的標題。當然，這有待其他的作者來執筆了。　　再回到我的學術發展歷程。根據我的猜想，此一系列講座的主辦單位．是希望了解一個人的思想如何和他所處的環境發生關聯。然而，我個人的情況並不是這方面的典範。　　一開始我就說過，其實我最初想當工程師，但卻陰差陽錯地成為經濟學家；我去大學任教，是因為並沒有其他工作可供選擇；而成為應用經濟學者，則是因為那是我指導教授研究的主題。之後我的人生旅途，也仍然是循著這樣的軌跡。我並不是在抱怨，因為比起別人，命運之神已經給我太多的眷顧。在此，我只是很忠實地陳述實際發生的事情。　　1945年，我停掉產業經濟的課程，教起一門並非我主動選擇的課程：兩次大戰之間的世界經濟。當時經濟系的代理系主任是哈耶克，他有一天對我說：「我們一直向學生灌輸產業循環理論以及經濟大恐慌的原因，但是目前進來的學生都是1927年出生的，他們對大恐慌並沒有任何記憶，也就搞不懂我們在說什麼。你為什麼不開一門課，來探討一下兩次大戰之間的世界經濟情勢呢？」我回答說：「對你的問題，我的答案很簡單，那就是，我自己也搞不清楚兩次大戰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哈耶克接著說：「那剛好！學習某種學科的最好方法，就是教這門學科。」這一段因緣，促成了四年後我所出版的一本小書，名為《1919年～1939年之經濟回顧》（EconomicSurvey1919年～1939年），彙整了我們當時對1919年～1939年間世界經濟的認知。　　在今天來看，這些工作應該是屬於計量經濟學者的工作，只是當時計量經濟學還未在經濟學領域裡建立起獨領風騷的地位。丁伯根（Tinbergen）在戰時為英國經濟所發展的模型，已經指出一條道路，但也不過是很一般化的方向。同時，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的各項數據資料，可以說是相當匾乏。我曾希望透過閱讀這段期間出版的各項經濟文獻，特別是財務金融周報之類，獲得一些線索，但結果可說是一無所獲。今天我們所使用的語言，已和當年大異其趣，經濟學家行文之中，大量使用各種百分比和數字，即使我們每天閱讀的報紙亦然，連一般的讀者好像也得在腦袋裡放一部個人電腦，以便隨時能由一項指標跳到另一項指標。戰前的經濟學家，則常用「許多」、「一些」、「某些」等字眼，避免使用具體的數字。　　探索經濟大恐慌　　回顧這段經驗，我感覺，與20年代的所謂大繁榮相比，我個人在處理30年代的大恐慌上更為遊刃有餘。美國人自認為20年代的後五年，是美國經濟前所未有的繁榮時期，但這樣的認知並沒有統計學上的根據，因為各項經濟指標的表現只是平平而已。在這樣錯誤認知的影響下，一般人往往認為20年代的世界經濟景氣也是普遍繁榮，從而低估了當時全球貿易相對停滯的現象，以及因此衍生的後果。當時主要的工業產品普遍出現超額供給，特別是紡織、鋼鐵、造船，以及煤等產業更為嚴重，使得英國、德國、日本與印度的重要工業生產中心失業問題嚴重。當時的經濟學者，大都是從匯率失衡的觀點來看這些問題；但今天我們會稱之為結構性的失業（strcturalunemployment），並尋求較積極的解決之道。我書中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十年發生大蕭條，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十年卻出現空前的繁榮，即未提出任何質疑，也未加以解答。我想這個問題的部分答案，應該是全球經濟在20年代後半期比50年代後半期更不穩定吧！　　奇怪的是，30年代的大恐慌反而是較容易理解的。首先要避免碰觸的問題是：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了經濟大衰退？汗牛充棟的景氣循環理論（tradecycletheory），提出了各種可能的成因，每種都是充分但卻非必要的條件。要弄清問題，可能就像和八爪魚打一場混戰。　　我對這個問題所採取的態度是，承認在前一個世紀中，每間隔四到十年就會發生衰退的現象。因此問題並不在於1929年為何會發生衰退，而是在於為何衰退一旦開始，會如此急劇地惡化？其間有何特殊之處？我們不可能只用兩段文字，就對大恐慌的原因有完整的交待，但卻可以將七項決定性的因素整理如下：1．當時美國經濟的繁榮，和鐵道——營建——移民——建築產業的循環周期相重合。然而，隨著美國國會通過從1924年起限制移民的法案，營建業的景氣自20年代中期開始減退，再加上30年代後前半段經濟的不正常，遂導致整體經濟全面惡化。　　2.在20年代中期，由於農產品產量的成長速度超過需求成長，使得農產品價格在美國國內及國際市場上不斷滑落。農村地區的消費能力與水準也跟著降低，而農村銀行宣告倒閉的情況偏高。　　3．當時的貨幣與財政主管當局相信，重振生產的最好方法，就是降低所得的流通，而他們也的確如此執行。此舉可能也使不景氣雪上加霜。　　4．德國產業的蕭條和美國一樣嚴重，二者間關係的效果加重了彼此景氣的惡化。　　5．各地的資本家普遍缺乏信心，從而減少投資。投資減少意味著生產降低、所得減少、產能過剩，從而使投資更為減少，形成了惡性循環。　　6．紐約證券市場的氣氛在20年代末期過度樂觀，但之後卻兵敗如山倒，連不相干的消息也能導致股價下跌。7.各國相繼放棄金本位制，實施嚴格的外匯管制，並提高關稅。國際貿易量下跌了30％。　　上文僅是對大蕭條原因的敘述，並沒有列示這些因素的相對重要性、發生的順序或彼此之間的關係，這些是計量經濟學者的事。我只是要藉此說明，由於有這麼多的不利因素聚在一起，難怪會造成1929年的經濟大恐慌。　　貿易條件的決定因素　　在我看來，《1919年～1939年之經濟回顧》的出版，還有兩個未解決的問題，而我在之後的學術生涯中，也花了相當多的精力加以研究。第一個問題是，決定工業製品與初級產品之間貿易條件（termsoftrade）的因素為何，這個問題可以說是該書的中心課題。1925年之後，農產品價格下跌對整體經濟的影響加速蔓延，造成農村破產，銀行倒閉，更促使若干國家放棄了金本位制度。其實，這也是我一生鑽研的中心課題，因為我的祖國一直深受農產品價格巨幅波動之苦，使穩定經濟情勢的措施備加困難。　　我對貿易條件的後續研究，是源自一項觀察，那就是世界工業生產指數與世界初級產品貿易指數之間，存在一個穩定的關係。工業生產每成長1％，會伴隨著初級產品的貿易成長0．87％。此一關係可以追溯到1873年，並後推到1973年，但1873年以前則不適用。在研究的過程中，我編印了回溯至1870年、甚至1850年的統計資料，包括全球工業生產指數、工業製品與初級產品的全球貿易、熱帶農產品及工業製品的價格等。　　從理論的觀點來看，貿易條件的短期決定因素，必須是供給與需求。每個人都可以為不同類的商品設計供需模型，並計算其短期彈性。但根據我在下面將提及的模式，熱帶農作物的貿易條件，從長期的觀點來看，是取決於無限大的供給彈性，因此根本不受需求變化的影響。供給彈性無限大，是由於在整個熱帶農作物產出之中，出口只佔很低的比重——不到20％，因此長時間內（例如二十年以上）外銷農產品能在固定的成本下擴增或縮減數量。由於糧食生產的收益甚低，上述的成本非常低。根據此一分析，得到一項非常重要的結論，即農民最好生產更多的糧食，而不要將資源用於生產更多的外銷農產品。此一論爭仍然是目前相當熱門的議題。　　現在，再回到前書所留下的第二個問題。只要研究經濟大恐慌，就一定會面對這樣的問題：這到底是前所未有的單一事件，還是連續系列中的一個環節。對這個問題，我從50年代開始繼續研究，直到1978年出版《1890年～1913年的成長與波動》（GrowthandFluctuations1890-1913）這本書。為什麼會耗費這樣長時間，部分原因是其中有9年暫時脫離大學的研究環境，還有是我花了相當多的時間收集與準備資料，其中包括我之前提及的各項指數。　　景氣循環的歷史軌跡　　針對大恐慌究竟是否為單一事件的問題，答案是正反各半。持否定說法者認為，美國大概每二十年就會發生一次經濟大衰退。持肯定說法者則認為，1929年的經濟大恐慌，其嚴重程度是先前歷次衰退所不能比擬的。　　幾次重大經濟衰退的年度分別是1872年、1892年、1906年及1929年（巧合的是，這一系列的衰退繼續於1956年與1973年發生）。這一連串的衰退是由顧志耐（SimonKuznets）首先研究並加以界定，所以又稱為「顧志耐衰退」。其後由於阿布拉摩維茲（Abramovitz）的研究，使我對此問題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整個循環系源自營建業的長期循環周期，從景氣的谷底開始，鐵路建設積極展開，接下來是移民湧入，然後是興建住宅。經濟在經歷了十年的繁榮後，接下來會有十年的衰退，涵蓋所謂的顧志耐衰退。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這一系列的景氣循環會相繼1956年與1973年出現，實在出人意料，因為鐵路的建造已告終止，同時移民也大受限制，不具周期性。因此我可以假定，美國和其他國家一樣，住宅建築部門的規模都已大到一個程度，足以在整體經濟中形成一個以二十年為周期的景氣循環。　　二十年的循環就談到這裡。又有一派主張五十年為一周期的循環，即在二十五年的相對創見，因此也以他的名字命名。我著手撰寫《成長與波動》一書的過程中，對此下過相當的功夫，但卻沒能在世界工業生產史中發現任何以五十年為一周期的循環。農業生產在1899年倒是面臨了一個轉折點。1873年～1899年間的農業產出的成長，遠高於1899年1920年。1899年以後，一路滑落的農產品價格開始上揚。由於物價上升，使得1899年之後的實際工資（Realwage）開始下跌。1899年之後，製造業產品的出口快速增長，部分是因為農工產品之間相對貿易條件的改變。1899年之後的農業產出與價格呈現了此一改變的趨勢，這一點並無太大的爭議；但另一個關鍵性的問題是，1899年之後，全球的工業生產是否有較快的成長，而答案似乎是否定的。從1973年來，我們又經歷了長期的衰退，使康卓鐵夫的學說再現生機，他的論述在歐洲正快速成長。這方面的論爭，仍在持續地加溫中。　　再回到我個人的生平。我的研究生涯，可以劃分為三個部分。首先，我研究產業結構；其次，我探討19世紀中葉以後的世界經濟史；第三個部分則是對經濟發展問題的鑽研。我已經談過前兩個部分，現在則要談談經濟發展的部分。　　反對帝國主義　　我對這個主題感興趣，乃是衍生自個人反帝國主義的信念。我還記得七歲那年，家父曾帶我參加當地的馬卡斯·加維協會（MarcusGarveyassociation）的聚會。因此，我生平出版的第一本著作，就是由費邊社發行的名為《西印度群島的勞工》（LabourinthewestIndies）的小冊子，也就不足為奇了。該書敘述了二三十年代工會運動的崛起，特別是30年代工會與政府之間的激烈衝突。該書並不是宣傳手冊，而是根據報紙的報導以及和工會領袖的訪問對話所彙編而成的。　　我在倫敦遇見在全球各地反帝國主義的同志，並著手對英國殖民帝國及其統治措施進行系統性的研究——如對有色人種的歧視，又如在肯亞嚴禁非洲人種植咖啡，迫使他們投身勞力市場，賺取繳稅所需的現金。　　到了大戰期間，我們可以感覺到整個氣氛在轉變。在和許多反帝國主義者，特別是英國工黨的國會議員交換意見之後，我感覺到權力核心已經對維繫帝國失去興趣，也準備逐漸放棄。1943年，我甚至還受殖民辦公室（ColonialOffice）邀請，擔任新成立的經濟諮詢委員會的主任委員。在我的建議之下，該委員會對各個經濟部門的經濟政策，進行了系統化的調查。從這個過程中，我才清楚地了解，政府官員對於哪些是該做的事，彼此之間的歧見有多大。　　1946年，倫敦經濟學院為來自各殖民地的社會工作者，開了為期一年的特別課程，我應邀講授基本經濟學。但我實際講授的是經濟政策。我記得，有一位學生在課堂上痛斥英國派駐該國總督的某些政策，我打斷了他，並且說：「假如你是貴國的部長，你會怎麼做？你的國家將會在十年內獨立，那時你可能擔任部長或部門主管。數落英國政府的各項罪狀，並沒有任何禆益。你需要自己有一套積極的方案。你在倫敦經濟學院的這一年，就是讓你有機會學習如何面對各種棘手的問題。」我對時間的預估稍嫌太早，這位學生的國家，系經過十七年而非十年才宣告獨立——但除此之外我都相當正確，該名學生後來真的成為部長。　　經濟發展理論　　我之所以要述說這段故事，是要用來闡釋我著作中的一個重點。個人一直深信不疑，對經濟成長來說，最重要的是如何將自己擁有的資源發揮到極致，外在事件只是次要的因素。經濟發展的專家應該要能提供官員務實的建議。然而，我本身卻沒有嚴格遵守這樣的信條。我對歷史的過程有興趣，偶然也涉獵國際經濟秩序的哲學思維，但其實我思考與著述最勤的，仍是國內政策的課題。　　1948年，我前往曼徹斯特擔任正教授，開始有系統地講授發展經濟學（developmenteconomics）的課程。該課程特彆強調政策面，因此必須對社會學與政治實務有相當程度的了解。實務上，有些經濟學家太強調價格機能，而忘卻了有時從制度面著手改變，可能比價格的改變更易解決問題。同樣地，也有若干結構派經濟學家，極力避免使用價格作為政策工具，因為它可能對所得的分配與波動產生不利的影響。在這兩派經濟學家之間，我算是立場中庸。1955年，我出版了《經濟成長理論》（TheTheoryofEconomicGrowth）一書，目的之一即是要具體說明這些論點，同時對經濟面有興趣的人，也會發現到該書對社會面作了完整的鋪陳。　　我個人對發展經濟學的主要貢獻，是所謂的兩部門模型（two－sectormodel），也是經過對長期所得分配的觀察與深入研究所獲致的成果。根據我曾讀過的約翰及色芭拉·漢蒙德（JohnandBarbaraHammond）的研究報告，產業革命並未提高城市的工資水準。假如這項結論是正確的，那就可以解釋何以國民所得的組成中，利潤所佔的比例會提高，這與新古典學派經濟學者所預期的利潤比例為固定的觀點，可以說完全相反。　　實際工資的恆常不變，我認為與另一項難解之謎有關。為數不少的發展中國家，已經發展了相當長的時間，例如錫蘭（Ceylon，稱斯里蘭卡）已經開發了一百年。為什麼絕大多數人民的生活水準還是那麼低落？這是對已受相當程度文明洗禮的錫蘭，又是怎麼回事？　　彈性無限大的勞動供給　　要解答這兩個問題，必須打破既有知識上的局限。所有我曾學習過的一般均衡模型（generalequilibriammodels）中，勞動的供給彈性均為零，所以增加任何投資，將會提升對勞動的需求，使得工資上揚。然而，如果設定勞動的供給彈性為無限大，我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了。在這個模型下，技術提升所帶來的利益，完全歸屬於僱主以及極少數高薪階層的員工，廣大工資微薄的都市勞工是沒有份的，因此成長只會帶來利潤的增長。在大宗物資市場方面，由於熱帶農作物的供給無限，因此技術進步所帶來的利益，也曾全部由工業界的買方所享有，其道理與前面是一樣的。　　兩部門模型的提出，立即吸引了全球經濟學者的注意，因為它可以應用在許多不同的場合。但我們必須特別小心，先確認此一模型的確適用於某種特殊的情況，再實際加以應用。在研究像是移民問題時，這些模型特別有用。移民問題在戰後成為備受矚目的課題，是因為世界上大部分的國家，不管是已開發或是開發中，都面臨了人口大量移動的問題，包括城鄉之間的移動以及從貧窮國家移向富有的國家。例如，由墨西哥遷往美國，或是土耳其人大批向德國移民，都可用此模型來研究其所造成的影響。人口爆炸、技術性失業（technologicalunemployment）、婦女走出家庭投入就業市場等因素加在一起，使得發展中國家面臨城市勞動供給過剩，不可能達成充分就業。這些缺乏技術的勞工，其工資水準有一定的上下限，如同具有無限大的供給彈性。當然，我們無意也不需要設定絕對的彈性無限大。　　現在，這個模型的影響與衝擊已經大幅減低。由於大學生已經不再被灌輸勞動供給彈性必然為零的模型，所以彈性有可能幾近無限大的說法也就不是那麼大不了的事。事實上，在往後的幾年，曾有一些書籍與專文探討此問題，但最初的熱潮已消退了。　　全球出訪　　1950年後，我曾訪問第三世界許多地方，這和我在1947年與葛萊蒡斯（GladysJacobs）結婚有關。她來自鄰近的格瑞那達（Grenada），也是在新教徒的家庭中長大。　　由於她全心全意照顧兩個小孩和我，因此我到各地訪問就無後顧之憂。至今我們仍相守在一起。　　我出國訪問，有時是擔任諮詢顧問，有時是參加會議，有時則是前往任教。諮詢顧問的角色，已逐漸在消失之中。以60年代為例，如果一位學者在某一學問上專攻十數年之久，同時對不同國家在這方面的作法也都有相當的了解，那麼在造訪一個國家並應邀提供各種意見時，他大概一定會說：「甲國正在實施這項計劃，而乙國則正在嘗試另一種作法。」不過到了80年代，這些國家都已經僱用了為數不少的專業經濟學者，而他們在經濟分析技術及政策方面都受過良好的訓練。他們可能仍樂於與你一見，但是關於他們的經濟問題，他們本身的了解程度已經遠遠超過你了。　　就我個人的經驗來說，四處拜訪中的所見所聞，讓我獲益良多。例如，我一直未加入爭取高等教育經費不設限的行列，可能有部分是因為埃及與印度的經驗，讓我對所謂的吸納容量（absorptivecapacity）感到懷疑，另外的原因可能是責任感。在我擔任西印度群島大學（UniversityoftheWestIndies）副校長期間，我就從不向財政部長多要一分我認為不該要的經費。正因為如此，我在教育方面的專題報告或論文，都是從人力資源預算（manpowerbudgeting）的方法來切入，而不用當時曾經盛極一時而現在已沒落的邊際生產力（Marginalproductivity）分析法。　　在迦納（Ghana），我首次目睹過多移民湧入城市產生的後果，於是開始動筆撰寫這方面的問題。　　在牙買加，我初次觀察到目前通稱為「荷蘭病」（Dutchdisease）的現象，也撰寫了相關的報告。該國的某一項產業只僱用極少數的人員，卻為該國賺進大量的外匯，也支付員工極高的工資。由此造成其他產業的工資隨著上揚，超過業者所能支付的程度，終於導致失業的問題。　　在印度，我碰到了貧瘠地帶的問題，數以億計的人民所賴以為生的土地，根本無法生產足以維持高生活水準的產出。至於我有關發展規劃的著作，系以我為加勒比海以及西非諸國研擬經濟發展計劃的實際經驗為基礎。　　我在許多國家中學到了政治問題在許多層面的困難之處。其中最簡單的層面要算管理的問題，就是以或多或少符合規定的方式，把事情都如期完成。另外一個層面則是如何將貪污舞弊情事減到最少，如果這個問題和任人為親相結合，情況就更嚴重，可能會導致指派不稱職的管理人員。最後，我注意到的是，這些國家大都不是由同質的人民所組成，在宗教、語言、部族或種族上有歧異。我所寫的《西非的政治》（PoliticsinWestAfrica）一書，既點出了這些問題，也提出了若干對策。本書出版之際，曾經遭受嚴厲的抨擊，不過，現在該書的分析已被視為理所當然。　　為發展中國家貢獻心力　　發展經濟學的學者可以分為悲觀及樂觀兩派。悲觀派也不是見解完全一致，有些人認為，對外貿易會削弱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因為貿易將摧毀原有的手工業，同時又引發對進口財貨的需求。另有些人則擔心多國籍企業的問題。還有人相信，如果沒有獲得足夠的財務援助，一些最貧困的經濟體將無法起飛，然而這些援助的額度卻經常不足。我個人一直是屬於樂觀派，因為一開始我就認為歐洲人能做的，我們也做得到，這是很自然的道理；其後看到開發中國家在50年代到70年代的發展速度，更讓我們相信絕大部分的發展中國家已經獲得相當的成就。　　在此，我要提醒一點，有關經濟成長的研究充其量只處在嬰兒期。各個國家起落浮沉不定，我們實在很難預測在未來的二十年內，哪些國家在經濟上會有最好的或是最壞的表現。不只對發展中國家如此，發達國家亦然。經濟學在解釋過去二十年所發生的種種現象，可以說是駕輕就熟，但是談到預測未來，則常是淪為意識形態上的論述。　　在1957年～1973年之間，我曾有九年的時間離開研究工作，任職於行政體系，包括：　　紐約聯合國總部、迦納總理恩克魯馬（Nkrumah）博士的經濟顧問、西印度群島大學副校長、加勒比海開發銀行（CaribbeanDevelopmentBack）總裁。這些工作的磨練（相較於早先赴印度與迦納的現察訪問），讓我學得諸多行政管理的經驗，但在經濟發展理論相關事情上則收穫有限。目前我已經出版了十本書以及將近八十篇的研究論文。如果那九年我仍在大學擔任教學與研究的工作，應該還可以再多寫一本書以及十多篇的論文。　　不過當時我致力於建立一些高素質的組織，希望它的高標準不但能產生豐碩的成果，也可以鼓舞其他的機構起而效法。其間偶爾也產生了一些意料之外的情況。有次我在巴貝多（Barbados）的一個酒會上，碰到一位年輕的會計師，我問他為何沒有看到我們的徵才廣告而來應徵。他說：「我本來想申請，可是一位朋友對我說，千萬別到那家銀行，因為你會忙壞了。」我說：「我從來沒有要他們忙得不可開交。」他回答說；「你是沒有，可是你自己那麼認真，其他人都不得不以你為榜樣了。」　　回顧我這一生，可以說像一種奇妙的混合物。我曾經歷過所謂轉型期，因此了解轉型前後兩端的狀況（儘管整個轉型可能還沒有完成）。我曾經遭遇各種常見的歧視——　　投宿遭拒、受到推薦卻工作不成、種種失禮的對待等等。然而，有時預期會吃閉門羹，卻發現大門敞開。我早就習於作打破慣例的第一位黑人，而隨著過渡期種種新機會的出現，這種情形是愈來愈少了。身為種族的一個表率，多少會有壓力，但是我總是提醒自己，其他人正在後面一路追隨我的腳步，他們是否會吃閉門羹，有一小部分應該和我個人的表現有關。誠如我在一開始所說的，我從沒有想到我要成為經濟學家。家母曾教導我要全力以赴，而這正是我一生努力去實踐的。　　

第二章克萊因（LawrenceR．Klein）　　獲獎年度1980年　　演講日期1984年10月25日　　出生日期1920牙9月14日　　學歷：　　1942年：加利福尼亞大學柏克萊分校學士　　1944年：麻省理工學院博士　　經歷：　　1950年～1954年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ofMichigan）經濟學講師1954年～1955年牛津大學統計中心資深研究員1956年～1958年牛津大學統計中心計量經濟學高等講師1958年～1964年賓夕法尼亞（UniversityofPennsylvania）大學經濟學教授1960年夏大阪大學客座教授　　1964年～1967年賓夕法尼亞大學經濟學客座教授1968年～賓夕法尼亞大學經濟學富蘭克林教授（BenjamiaFranklinProfessor）　　1962年～1963年，1982年紐約市立大學（CityUniversityofNewYork）傑出客座教授　　1964年耶路撒冷希伯萊大學（TheHebrewUniversityofJerusalem）客座教授　　1966年春普林斯頓大學客座教授　　1968年加利福尼亞大學柏克萊分校福特客座教授（FordVisitingProfessor）　　1968年春斯坦福大學客座教授　　1970年夏～1974冬維也納高等研究院（InstituteforAdvancedStudies）客座教授　　1974年春哥本哈根大學（UniversityofCopenhagen）客座教授重要著作　　《凱恩斯革命》（TheKeynesianRevolution）　　《計量經濟學教科書》（ATextbookofEconometrics）　　《美國計量經濟模型，1929-1951》（AnEconometricModeloftheUnitedStates，1929－1951），與戈德伯格（A.S.Goldberger）合著《布魯金斯美國計量經濟季摸型》（TheBrookingsQuarterlyEconometricModeloftheUnitedStates）與杜森貝力（J．Dusenberry）、弗洛姆（G．Fromm）及顧（E．Kuh）合著《決策指導之計量經濟模型》（EconometricModelsasGuidesforDecisionMaking）　　當我們研究偉大經濟學家的成長曆程，或是探索經濟思潮何以會有特定走向時，我認為如果能深入了解當時經濟情勢與經濟思想趨向之間的互動關係，必然會有豐碩的收穫。這在總體經濟學的範疇最為明顯，但在整個經濟學上亦不例外。在此舉一個與我個人發展密切相關的例子，就是為解決二三十年代，尤其是經濟大恐慌問題而出現的凱恩斯學派經濟學。凱恩斯對當時的各項問題極感興趣，也嘗試發展出能解決這些問題的經濟理論，但其間經過長期的醞釀。他的學術生涯深受第一次大戰後簽訂的凡爾賽和約（TreatyofVersailles）的影響，其後還有英國金本位制、戰後的通貨膨脹、失業等等問題，最後才是1929年開始的經濟崩潰。　　我們大學在印製介紹手冊時，會要求每位教授用幾句話來說明自己為何投身到學術領域中。我之所以進入經濟學的世界，是因為身為經濟大恐慌時代的年輕人，我渴望了解周遭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成長在那個年代，心裡的確充滿了苦悶，人們很容易因經濟生活的問題而喪失鬥志，就算是18或20歲的年輕人，也感覺不到有無窮的機會等待著他們。相比之下，在過去的二三十年，年輕人固然擔心核戰爭的威脅，但也同時感受到，如果和平能維持下去，那麼他們的未來會有各式各樣的機會。　　數學與經濟學的結合　　但當時另一項新興事物，卻給我帶來了幸運。我的腦海里原本一直浮著一個想法，就是數學可以應用到經濟問題的分析上。我在大學所修的課程，大部分不是數學就是經濟學。我並不是富有原創力的數學家，也不是所謂的數學天才，這點我早由自己曾經參與的數學競賽就知道了。不過我深深被大學的數學課程所吸引，同時產生了數學可以應用到經濟學上的念頭。例如，用數學式來表現需求曲線或收益的預估。當我泡在加利福尼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圖書館裡時，十分驚訝地看到，各種新興學科的相關期刊內容十分深入，探討問題的複雜程度，更是遠遠超過我的想像。　　其實，我大學時代的指導教授並不贊同我在攻讀經濟學時兼修數學，但我依照自己的想法而行，充分利用了40年代初期柏克萊的最佳資源：一流的經濟系、數學系以及數理統計系。有些人的成就可以追溯到高中時期，但我的學術專業則是發源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柏克萊，以及其後獲得的麻省理工學院獎學金。在麻省理工學院，我遇到了耀眼的經濟學天才薩繆爾森。當年我在柏克萊的圖書館創覽時，曾經看過好幾本早期的《計量經濟期刊》（Econometrics），其中薩繆爾森的文章特別吸引我的目光。當我有機會前往麻省理工學院就讀時，能和薩繆爾森共同研究念頭，或許更堅定了我的決心。　　一開始我在他手下擔任研究生助理，除了極力找機會與他接觸，也努力捕捉他在每次碰面時所傳達的見解。　　透過數學與政策應用，薩繆爾森成為闡釋凱恩斯理論的先鋒，而我既和他共事，也就馬上面對兩項挑戰——其一是要讓這種總體經濟學的思考方式廣為人所接受，其二是要讓數理方法成為經濟學研究的方法的一種。後來，這兩項挑戰都成功地完成了，但其間也經過一二十年遭受激烈反對的過程。　　當薩繆爾森的《經濟學》（Economics）成為經濟學普遍使用的入門教科書時，凱恩斯經濟學可以說自此根深蒂固，形成無法扭轉的趨勢。在接下來的一批批學生中，經濟研究所的課程逐漸轉向了數理的研究方法，因此學生學成後的教學或研究，也都是循此脈絡。數理方法的終告確立，首先是在美國，繼之則是歐洲、日本、印度以及世界各地，不過其中許多基礎仍在歐洲建立，而且許多美國數理經濟學大師都是外來移民。然而，薩繆爾森與弗里德曼等本土學者使數理經濟研究具有美國本土特性，並在美國廣受歡迎。　　麻省理工學院的歲月，是我進入經濟學專業的起步，而我離開研究所後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芝加哥大學的考列斯委員會（CowlesCommission）任職。當年我24歲，這份工作好像是又進入另外一個研究所。就像許多科學領域一樣，其實我那時就是所謂的博士後研究員。　　計量經濟模型的起步　　40年代末期的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真可謂人才濟濟，這種堅強的陣容，恐怕是後無來者了。在我們這群親密的工作夥伴裡頭，先後產生了四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而在下一代的考列斯研究人員——部分在芝加哥大學，部分在耶魯大學——之中，又產生了兩位得主。我們合力專註研究單一的課題——為美國經濟建構整體的計量經濟模型（繼30年代丁伯根模型的第二度嘗試），運用了當時最先進的統計學理論、經濟學理論以及各種現有的資料。經過四到五年密集的研究之後，這個工作團體的成員陸續散開，展開了新的學術生命。不過我個人日後的研究，仍延續了這項建立總體模型的努力，而許多曾經與我共事的才俊，則分別在不同的經濟學分枝中一展才能——如庫普曼（TjallingKoopmans）在活動分析（activityanalysis）上、阿羅在一般均衡理論上、西蒙（Simon）在決策分析（decisionanalysis）上、安德生（Anderson）在統計學上、馬爾夏克（JacobMarschak）在組織理論上等等。　　在嘗試整合計量經濟學的方法論與凱恩斯總體經濟分析時，我們一直信心十足。面對戰後的規劃工作，我們覺得整個經濟的的福祉正掌握在我們手中。在往後的十年，我們透過模型的建構與運用所獲致的成果，遠超過當初我們預估戰後美國情況時最大膽的夢想。不過我們知道自己作的還不夠好。我們所建構的系統是從考列斯委員的成果演化而成，已成為經濟學者標準研究工具組合的一環。這些系統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並沒有完全主導政策的形成，它們在經濟預測上位居領導角色，但也並非經濟預測領域中獨一無二的方法。　　芝加哥大學裡的科學家，秘密地以編組方式進行比考列斯委員會更重要的研究計劃。　　由於考列斯委員會的主任，正是這群科學家的領導人季拉德（LeoSzilard）的老友，因此，我們與那些科學家交往相當頻繁。季拉德這位堪稱本世界最絕頂聰明的人物之一，偶爾也會客串業餘經濟學家的角色。他曾建構總體經濟的室內賽局（Parlorgames），來說明如何透過一項貨幣管制方案以消除景氣循環，也教導我們許多研究的策略，以及如何融合政治與科學。還有一位我們常接觸的科學家，是傳奇人物馮紐曼（JohnvonNeumann），他在前往洛斯阿拉莫斯（LosAlamos）的途中，常會造訪芝加哥，因為當時橫貫美國東西部的火車行程，必須在芝加哥換車。另外一位對考列斯委員會的成員有相當深入影響的，是哥倫比亞大學數理統計者瓦德（AbrahamWald）。　　歐洲學術之旅　　我個人學術生涯的下一步，就是要培養更豐富的國際觀。在那一段時光，有些經濟學者每個月都要到世界各地實地考察，到歐洲更是家常便飯。我也在1947年離開考列斯委員會後，展開了一趟橫渡大西洋的歐洲之旅。當時我剛在渥太華（Ottawa）結束了第一個月加拿大經濟模型的整合工作。此一專案後來在加拿大持續了很長時間，造就了一個在加拿大學術界相當活躍的團體，至今規模仍在不斷擴大中。　　到歐洲各地的經濟與計量經濟研究中心造訪考察，也算是我的教育的一部分。我從中對世局有更深刻的了解，但是更吸引我的仍是這些主題在美國的蓬勃發展。至於親眼目睹歐洲從戰後的瓦礫中重建，也是相當可貴的經驗，並開啟了許多迄今仍活躍的專業交流。這些對我個人的學術生涯的發展，都產生了重大的衝擊。　　大戰之前，英國的劍橋及倫敦可以說是影響世界經濟思潮的重鎮，來自全球各地的人士齊聚那裡進行研究。美國則是急起直追，但直到1946年以後，才取而代之，而各國學者也就紛紛來到美國。事實上，許多其他研究領域也是由美國執世界之牛耳，這種現象40年來一直沒有太大的改變。　　在海外歷練的那一年，我有機會接觸到正宗凱恩斯學派的學者，也就是曾與凱恩斯共事的劍橋學者。我和凱恩斯素昧謀面，但是透過卡恩（Kahn）、羅賓遜夫人以及斯拉法（PierroSraffa），使我對劍橋學者的思想有深入的認知。我同時也見到了卡爾多與史東（Stone）等重要學者。有趣的是，當年我的教師薩繆爾森尚未到過劍橋，但對這些學者卻如數家珍。劍橋的人也曾向我提過此事。　　我第一次造訪歐洲，剛好是薩繆爾森初訪歐洲之前的幾個月，我們在他行程的第一站挪威會面。在海外的一年，我大部分時間都在挪威，跟著奧斯陸大學的教授弗里希（Frisch——譯註；1969年第一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學習。當時，薩繆爾森剛出版《經濟學》一書，受到熱烈的佳評。他在歐洲各地訪問之際，我也剛好結束了在歐洲一年的研究。　　凱恩斯體系中涉及一個問題，即財富對儲蓄的影響。這在總體經濟學的文獻里，就是所謂的庇古效果（Pigoueffect），但實質上庇古對這個問題的探討，主要是從流動資產（liquidassets）而非總財富的觀點來考察。當時戰爭剛結束，民眾手上都握有為數不少的流動資產（特別是儲蓄公債），所以這是一個相當普遍也極為重要的課題，值得深入探究。　　接觸調查研究方法　　我從歐洲返回美國之後，加入由伯恩斯（ArthurBurns）所領導的國家經濟研究局（NationalBurauofEconomicResearch）。在那裡，我先是從事鐵路部門生產函數的預估工作，一年後，參加了局裡與密西根大學調查研究中心（SurveyResearchCenteroftheUniversityofMichigan）合作的一項專案計劃，利用消費者財務調查的資料，以進一步了解儲蓄行為，尤其是庇古效應。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現的經濟研究新趨勢，其中之一就是我所從事的計量經濟學，特別是總體計量經濟學伊然成為主流。至於調查研究方法，則在戰時蓬勃發展，用來協助政府規劃民間活動而提升戰鬥力。其中一個主要的團體設於農業部之內，除了和學術界建立聯繫，並在安娜堡（AnnArbor）密西根大學成立了社會研究所（InstituteforSocialResearch）。我和這些統計學的工作團隊共事愉快，而他們跨學科的研究態度，也令我耳目一新。我從中學到許多經濟學與心理學、社會學還有其他學科之間的相互關係。　　在調查研究中心，我學到了許多家計行為（householdbehavior）的知識，以及相關的測量技巧。該項工作是利用人口抽樣的方法，每一項研究的人有數千個。這些研究讓我進入了處理大規模資料的領域，藉助打孔卡片及電子處理機械來完成工作。電腦在當時已問世，只是幾乎還未用到經濟及社會問題的處理上。　　我到密西根大學之後，教了一點計量經濟學，而關心的重點仍在調查研究方面。後來，我接到福特基金會（FordFoundation）贊助的經費，因為他們當時基於稅負的考慮，有大筆款項可捐給一些大學。經濟系的人對如何運用突然收到的經費，還真有點不知所措。於是，我創辦了數量經濟研究小組，把一些研究所的學生組合起來，重回建立計量經濟模型的本行——再度展開原先在考列斯委員會的工作。　　建立美國經濟模型　　其中一位研究生叫戈德伯格（ArthurGoldberger），我們兩人合作完成了一套新的美國經濟模型，稱為克萊因-戈德伯格模型（Klein－Goldbergermodel）。我們將在考列斯委員會建構的模型加以補充及修正，並導入一些調查研究的發現，用以定期從事經濟預測。　　由克拉克（ColinClark）這位來自澳大利亞大膽的統計經濟學家之賜，把我們的研究成果推向高峰。他在極有影響力的《曼徹斯特衛報》（ManchesterGuardian）全球版周刊上撰文指出，朝鮮戰爭期間逐漸下滑的經濟，可能會導致大規模的衰退。他甚至嚇唬大家，我們會遭遇最可怕的經濟事件——由於經濟情勢持續盤旋衰退，終將重演1929年的全面崩潰。　　我在重新檢視我們的模型對1953年～1954年經濟的預測後，得到的結論是，情況不致再像1929年～樣。於是，我和戈德伯格合寫了一篇文章寄給該報，很高興除了文章大幅刊登出來，還配上一幅勞氏漫書（Lowcarton）。　　克萊因-戈德伯格模型相關估計的運算，當年只有片段零碎地利用到電腦。為了模型求解的問題，我們可能要花上一二天，藉助桌上型計算機以人工計算。密西根裝設了一組大型的數位電腦，我們也開始進行模型自動求解——也可稱之為模擬。但是直到我離開密西根大學之前，還沒有什麼具體的成果。　　在麥卡錫（McCarthy）主義高漲的年代，我離開了密西根來到平靜而崇尚學術自由的牛津，在統計研究所（InstituteofStatistics）任職，仿效密西根的調查形式進行英國的儲蓄調查。在牛津期間，我又回到模型建構的本行，對象是整個英國。在這裡，我認識了日後相交達二十五年的好友博爾（JamesBall）爵士，他曾在牛津上過我講授的計量經濟學，並和我一起發展牛津模型。牛津大學在進一步運用電腦於數量運算上，雖然略有進展，不過還是無法為模型求解。　　加入賓夕法尼亞大學　　1958年我回到美國，在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ofPennsylvania）擔任教授一職。這裡的校長、行政主管及各學院院長，均對學術自由這項嚴肅課題持尊重的態度，令我深感敬佩。從我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及華頓學院（WhartonSchool）展開教職開始，我又再度投身建構美國經濟模型的工作，這次採取的是季度資料。因為有了英國及密西根的經驗，我開始導入一些預期（expectations）的概念。這就是一系列華頓模型的濫觴。　　華頓模型改以季度為時間單位，重視短期景氣循環的變動，運用了更多預期調查的資料，同時所有會計科目都以當期價格來表示。特別是最後一項的改變，修正了克萊因-戈德伯格舊模型的缺點。新模型的第一版是用來預估美國的經濟，預估的結果送交肯尼迪政府中的經濟學者參考，當時他們對我們的樂觀預估——經濟將從1960到1961年衰退的情況復生，還表示不敢置信。幾年後，我的注意力又移轉到更新的方法，也不再對第一版的模型作任何的修正。但是我把完整的檔案，包括資料列表及方程式，還有一位受過訓練的助理人員，全都移交給商務部（DepartmentofCommerce），因為他們之前曾要求協助模型建構的工作。這些資料再加上其他賓夕法尼亞大學一些相關的博士論文，終於形成了今天所謂的商務部企業經濟研究室（OfficeofBusinessEconomics）模型，簡稱OBE模型。此一模型發展出自己獨特之處，也是眾多美國經濟模型中相當傑出的一個，但其根源則是第一版的華頓模型。　　在這個階段，我進入兩個研究方向，兩者都對我個人專業領域的發展產生根本性的影響。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SocialScienceResearchCouncil）之下的經濟穩定研究小組（TheCommitteeonEconomicStability）在1959年計劃發展一個擴大的短期預測模型，我是該項專案計劃的主要調查人之一，同時負責設計一套團隊合作的方式來建立模型，也就是針對經濟體系的每個部門各指定一位負責的專家。我和指導委員會其他成員，則負責將個別部分塑造一個整體。我們在個別部分可以說都網羅到最佳人才，而且整體的運作也非常順暢。但這個研究組合真正的成就，可歸納為以下四點：（1）　　我們藉助聯邦儲備（FederalReserve）的專才，建立了完整的貨幣部門，成為在許多後續模型中占重要地位的貨幣部門的前身，也彌補了克萊因-戈德伯格模型的缺點；（2）　　提出不同產業間流動的投入-產出部門，並與最終需求與所得決定的傳統總體模型相互聯繫；（3）成立資料庫（databank），有系統地記錄系統內使用的所有資料；（4）採取自動化的運算，特別是在大型非直線性動態方程式系統的求解上有重大的突破。這項聯合專案研究，還有其他突出的特色，都記錄在三冊的專案報告裡頭。　　預測模型精益求精　　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開始這項合作計劃後不久，整個計劃又轉到布魯金斯研究所（BrookingsInstitution），所以後來即以布魯金斯模型為名。在籌劃這個大型合作案時，對於專案的進度、發展及應用，我們曾諮詢許多參與的專家，而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資料運算部分。在電腦方面出力的有賓夕法尼亞大學人員（我們學校一批極富原創力的年輕博士候選人為計量經濟設計不少第一代的電腦程序，給研究工作相當大的禆益）、布魯金斯研究所人員以及麻省理工學院人員。賓夕法尼亞大學方面由我設計了一組繁複的互除法（algorithm）運算，而麻省理工學院的顧（E．Kuh）教授對布魯金斯研究所的弗洛姆（G．Fromm）的建議，則提供了重要的聯繫網路。他們兩位就高斯重複計演算法（Gaussiterationmethods）的發現交換意見，我們則在費城進行檢定與測驗，並很快地將這些方法轉化成為處理大型動態系統的世界標準。從早期在密西根開始使用電腦時，模型模擬（modelsimulation）就是有效應用模型的一大障礙，然而一旦了解其中的基本原則，我們乃至以後的世代就能夠有效駕馭電腦。　　在提出第一代華頓模型之後，除了社會科學委員會——布魯金斯模型之外，我的第二項研究方向是發展一套用途完全不同的模型，供商業預測之用。我曾由洛克菲勒基金會（RockefellerFoundation）取得小筆經費，來建構第一代的華頓模型。後來，我們在華頓學院成立了一個以數量方法來從事經濟研究的單位，其財源則是來自福特基金會及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ScienceFoundation）。但是，我知道這種補助性財源只是暫時的，到60年代中期就會用完。　　與企業界的合作　　就在同一時間，幾家大公司分別和我聯繫，希望我能夠協助他們的經濟研究部門建構計量經濟模型。因此，我就向五家重要企業提出建議，由我們在華頓學院為他們建構一套模型並提供預測，而他們則以贊助我們計量經濟的研究計劃作為回饋。　　依凡斯（MichaelEvans）在1963年加入賓夕法尼亞大學，也參與我們與民間合作的新預測小組。他帶來在布朗大學（BrownUniversity）博士論文中所發展的另一套模型。一開始，我們有兩套預測數字，一個是來自他的模型，另一個則是來自原來的華頓模型。不久之後，二者整合為一合併模型，也成為華頓系列出版品的第一種。　　華頓計量經濟預測組（WhartonEconometricForecastingUnit）不斷成長茁壯，1963年開始時只有五位成員，到1969年已經擴大為獨立的非營利法人機構（完全隸屬於賓夕法尼亞大學）。1980年時賣給一家出版公司，接著在1983年為一家法國的電腦公司購入。1969年以後，資料資源公司（DataResources，Inc．）與大通計量經濟（ChaseEconometrics）兩家公司也開始從事商業的預測工作，一項全新的行業就此誕生。目前，已經有許多競爭廠商投入這一行，整個產業的年營業額達數億美元。　　隨著新研究中心的成立，模型與支援系統也不斷增加，原有的布魯金斯模型專案也就自然而然告一段落。它的階段性任務已經完成，取而代之的是不斷擴大的商業化模型建構系統以及一些新的學術活動。　　與時俱進的電腦應用　　到了60年代，電腦總算能夠有效地運用於計量經濟學上；電腦最初只用在科學、工程及大規模的資料處理（如人口普查）上。以往在考列斯委員會的期間，所有我們曾構思的計量經濟學的複雜計算問題，至此都迎刃而解。我和我的學生以及IBM電腦公司的研究員，花了相當多的時間研究與最大可能性（Maximumlikelihood）相關的非線性問題及其他的統計預估方法，也同時大幅改進了源自布魯金斯模型研究過程中的模擬技巧。　　我們有兩項創新的發展，使得計量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更向前跨了一步：其一是以國民所得會計的標準格式來呈現資料，以便於計量經濟分析者的了解；其二是使用分時（timesharing）的方法。資料資源公司針對資料庫以及分時系統的改善，就便利使用者操作上固然成就斐然，但早在該公司成立之前，華頓學院的工作團隊就已經有了分時設施。　　電腦的真正發展是在60年代，而在接下來的十年開花結果，為全世界廣大的研究人員及學者普遍使用。　　電腦的標準用途是在資料管理、統計推論、應用（主要是模擬）以及以易於理解的表格與圖形來呈現研究結果等，但除此之外，早在50年代末期，許多艱深的研究技巧即已開始發展。這些技巧根據推測模擬（stochasticsimulations），涉及了適當抽取的隨機誤差（randoerrors）對動態模型之解的干擾。開這方面研究先河的，其一是阿德爾曼（IrmaAdelman）對克萊因-戈德伯格模型動態特性研究；另一是源自瓦格納（HarveyWagner）為建構蒙地卡羅實驗（MonteCarloexperiments）而測量計量經濟學的統計方法。　　華頓學院的團隊並不是頭一個使用這些方法的人，但我們卻在使用過程中，對自己模型體系具有的周期性與統計推論上的各種特性，有更深入的了解。原先對布魯金斯模型所作的某些大規模的推測模擬，提升了以電腦為基礎的實驗技巧，我們也從中引用了相當豐富的資訊。經過多方的努力，我們得以了解大規模模型的各類反應特性——如乘數、對參數改變的敏感度以及系統的長期趨勢等。華頓團隊全面透過電腦來從事大型模型的操作運算，可以對一些重大事件——加尼克松總統的新經濟政策、石油禁運以及伊朗君主政府被推翻——作出迅速而有參考價值的反應。　　與他國的合作　　我在賓夕法尼亞這一段不算短的時間裡頭，除了致力於華頓模型的建構及其在各種經濟預測與總體經濟分析的應用之外，也策劃執行了一些相關活動。就在抵達賓夕法尼亞不久，我即和森島道雄（MichioMorishima）及市村真一（ShinichiIchimura）兩位日本教授共同參與一項新的計劃，這兩位教授是我在英國及美國分別結識的。我們三個人共同創辦了一本新的學術期刊，名為《國際經濟評論》（InternationalEconomicReview）。該刊的基本目標有二：一是促成當代（英美）經濟學在日本的發展，二是紛解《計量經濟期刊》的負擔，消化它大量積壓的未刊論文。回顧這項努力，我認為，雖然當代經濟學在日本的發展屬必須的趨勢，但我們在協助其轉型上還是有所貢獻。不過在野解《計量經濟期刊》的壓力上，充其量只收到短暫的效果，由於論文數量呈現爆炸與新期刊不斷創立，我們也參與了許多其他的新期刊。但無論如何，《國際經濟評論》在持續二十五年之後，目前仍然在日本大版大學與賓夕法尼亞大學兩校的合作下繼續發行，並且可以自給自足。創辦之初的那幾年，便宜的日本印刷、精美的紙張以及來自關西經濟聯合會（KansaiEconomicFederation）的贊助，都有助該刊的出版。雖然上述的各項有利因素已不復存在，但是該刊仍然體質健全地生存著。　　由於此刊的創辦以及其他的人際關係，使我有機會在1960年初訪問日本，以後也陸續去了多次。因為這些機緣，我和新開場一（YoichiShinkai）共同設計了一套日本經濟模型，並參與了大阪大學的經濟模型專案。雖然日後各種日本模型不斷推陳出新，使這些早期模型顯得過時，但經過這些對日本的研究，再加上早期在英國從事計量經濟模型研究的經驗，使我的興趣走向了國際模型的建構。　　為發展中國家建立經濟模型　　1966年，杜邦公司（DuPout）的研究員邀請我為該公司直接投資的三個開發中國家建立經濟模型。為此，我挑選了一些賓夕法尼亞大學經濟系的學生組成研究團隊，建立了阿根廷、巴西及墨西哥三國的模型。根據雙方協助，杜邦公司有權運用這些模型，但包括數據資料與方程式的系統，則是屬於公共的智慧財產。負責墨西哥研究的學者戴里歐（AbelBeltrandelRio）在1969年夏天和我一起造訪蒙特瑞（Monterrey），在那裡獲得許多民間企業承諾，支援我們將墨西哥模型加以改良，並用於經濟的預測以及經濟政策與情境發展的分析。我們在華頓計量經濟研究組內，組成了墨西哥計量經濟模型研究小組。從1969年僅有蒙特瑞及墨西哥市少數民間部門的支持者開始，該組織已經擴充為一個自給自足的系統，擁有一百五十個贊助單位——包括美國企業、墨西哥政府相關單位、國際組織等。我認為這項成功最有意義的地方，是在於我們以費城為據點所發展的各項技術，可以完全轉移到發展中國家，這些技術涵蓋了模型建構、電腦運用、模型結果的呈現以及對民間與政府部門決策的貢獻等。這實在是可圈可點的個案，而類似的努力也陸續在世界其他國家收到成效。　　從拉丁美洲的經濟開始，我開始有機會在許多發展中國家建構經濟模型。遠東國家有許多模型，非洲及中東也有一些。資料的缺乏一直是難題所在，不過目前已經逐漸克服，幾乎全球發展中國家都已建立了模型。我們一些最優秀的學者曾加入聯合國所屬的各個團隊，協助新興國家解決經濟發展的各項問題。60年代中葉，我與聯合國所屬單位簽訂顧問合約，協助建立不發達國家的經濟模型，以估計其經濟成長所需要的資本。　　為發展中國家從事模型建構的同時，我也同時開始為社會主義或中央計劃經濟國家從事相同的努力。發展中國家的模型設計，必須能表現這些地區的特質，不宜僅依據新古典與凱恩斯的綜合理論，完全複製工業化民主國家［即經濟合作暨開發組織（OECD）　　所屬的國家］的模型。發展中國家的模型要展開獨特的供給面特質，還有特殊的對外貿易、所有分配與人口狀況。至於替中央計劃型經濟建構模型，面對管制的市場以及計劃目標，一直是我長久嚮往的挑戰。1970年夏季，我在維也納高等研究院（InstituteforAdvancedStudies）舉辦的演講中和在美國認識的捷克經濟學者討論這些問題。同年夏天，我也在蘇聯及匈牙利與人討論這項議題。　　最後，在1973年時，我和學校研究蘇聯的同仁合作，為蘇聯建構模型——U.S.S.RSOVMODI與由此衍生後面好幾代的模型。在各種討論與正式說明的場合，我向蘇聯經濟學家介紹這個模型，而我相信，目前我們對蘇聯的經濟結構與體制已更為了解。在接下來的十多年，來自東歐、蘇聯與中國的訪問學者絡繹於途，他們的造訪，使我們對西方市場經濟與東方計劃經濟兩者的基本差異，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推動建立國際模型　　在分別為各種不同的形態的經濟體——OECD國家、一些不發達國家以及中央計劃經濟國家——建構模型之後，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建構國際經濟體系的模型。1967年在一次由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的經濟穩定與成長小組舉辦的會議上，我曾建議透過一項合作方案來應對逐漸增加的國際性經濟問題，而類似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布魯金斯模型方案，是可供參考的設計。如果我們以各國的代表取代原先的各個部門代表，就可以為世界經濟主要研究單位整合出一套一慣性的系統。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一開始是希望由OECD來進行這樣的工作。1967年，我們在倫敦召開了一個會議，主題頗為衝動——「景氣循環已經過時了嗎？」還好，我們確認景氣循環持續存在，但對開始建構模型以利國際經濟問題的研究，尚未能成功地達成共識。不過，這次的會議卻讓我們建立了一些持久的關係，對未來的發展相當有助益。　　1968年夏天，我正在斯坦福大學授課程，在福特基金會提供的小額贊助下，我與希克曼（BetrHickman）、戈登（AaronGordon）在斯坦福共組了一個團隊，成員是OECD國家中建構國際經濟模型的專家。我們決定推動一項新的專案研究計劃，將國際經濟的傳動機制（transmissionmechanism）建立模型。初期獲得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的支持，由龍博格（RudolfRhomberg）積极參与，而國家科學基金會給予支持。　　這是不折不扣的團隊工作。許多來自不同國家的模型建構專家以及國際經濟學者齊聚一堂，在初步會議上交換意見，他們了解這是值得研究的專案，但並不確切知道究竟該如何進行。透過積極的團體討論與個別分析，我們終於決定了一些方法與目標。經過這樣的互動與努力，我們孕育出名為LINK的專案，即「國家經濟模型的國際連結」　　（TheInternationalLinkageofNationalEconomicModels）。在往後十五年以上的時間裡，該項計劃仍在持續運作，並尋求突破。　　我們很早就發現，發展中國家將會在世界經濟體系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儘管國際貨幣基金主要的興趣是對OECD國家進行相關的經濟分析，然而聯合國方面對上述專案的支持者，則持續敦促我們要關注發展中國家。LINK專案開始時涵蓋十三個OECD國家、四個發展中國家或地區以及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或地區，之後持續擴大為包括七十二個國家或地區——涵蓋所有OECD國家、大部分重要的發展中國家以及社會主義國家。這項模型建構工程的協調整合工作，其繁雜的程度可說是前所未有的，我們目前正在費城從事把每一個片段結合起來的工作。但每一個別部分仍然可以單獨存在。　　在這十五年的發展過程中，我們已成功地導人浮動匯率、處理石油價格變動的問題、納入新的國家特質、引進初級商品、修正難以計數的運算程度，也透過情境分析（scenarioanalysis）解決了許多政策上的問題。至於資本流量分析、各國之間政策的協調以及最適控制（optimalcontrol）方式，則是目前研究的重點。　　經由上述說明，大家很容易看出在我的計劃經濟研究與應用中，電腦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但這方面的故事尚未終了。許多有趣的發展正在不斷地推陳出新。目前，我主要的研究方向有三：（1）用微電腦來處理傳統的計劃經濟問題。如此必須大幅縮減系統的規模，以適應桌上型電腦有限的處理能力；但隨著技術的發展，這方面的限制正逐步消失中。不過，若干的研究工作，特別是對發展中國家的研究，仍然需要加以精簡，使其規模能契合目前這一代微電腦的處理能力。（2）合作運算，即將傳統電腦連線為一個網路，以同步運算；LINK系統就是一個很理想的測試個案。（3）運用超級電腦（supercomputer）來適應規模不斷擴大的LINK系統之需，到目前為止，該系統已包括15000條以上的動態非線性方程式。　　在各個營利性計量經濟研究中心、官方的單位及一些大學的研究中心不斷提出改良的版本後，布魯金斯模型已自動退位，同樣地，LINK專案有一天也可能會喪失既有的光芒。美國聯邦儲備體系有自己的多國模型，而OECD、日本的經濟企劃廳、歐洲共同市場以及華頓計量經濟中心等也是如此。在1968年尚屬成敗未定的研究方向，如今已是分析世界經濟時常會重複運作的工具。　　與亞洲國家的交流　　我在1970年前往東歐及蘇聯時，他們剛成立的研究單位正開始著手於計量經濟模型的建構。我儘力幫助他們，因此在賓賓夕法尼亞大學或華頓計劃經濟中心都有許多前來受訓的學員。這種情況在發展中國家也是一樣。至於中國的情況則有點不同。1978年中國與美國關係正常化之後，我在1980年秋接受國家科學院的贊助，率領一組經濟學者造訪當地，希望建立學術交流。接續此次的訪問，我個人又在1980年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合辦了一次計量經濟的暑期研習會。此後，來自中國的訪問學者也來到費城。儘管進展極為有限，但為LINK建構中國模型，並維持運作，總算有了好的開始。我們原已有自己的中國模型，是由斯坦福大學的劉遵義（LaurenceLau）所建立的。1984年，我再度造訪中國，繼續講授計量經濟方法，並鼓勵他們加入LINK專案。1982年～1983年，我們在中國台灣地區就建構和LINK相容模型進行了類似的工作。後來，我們陸續在馬尼拉［與亞洲開發銀行（AsianDevelopmentBank）及菲律賓發展研究所（PhilippineInstituteforDevelopmentStudies）合作、曼谷與聯合國亞大經濟與社會委員會（U．N．EconomicandSocialCommissionforAsiaandthePacific合作）、新德里與德里大學（DelhiUniversity）合作］等地，和當地的經濟學家開會討論，努力使整個遠東地區都有良好的LINK模型。　　以上說明了我四十年來在經濟學及計量經濟學上所作的努力，至於政治面或是通俗性的工作則未提及。事實上，1976年我曾擔任卡特總統經濟任務小組的召集人。在卡特任內，我對白宮的各項經濟事務給予襄助。對賓夕法尼亞州長夏菩（MitionShapp）及費城市長古德（W．WilsonGoode），我也提供類似的幫忙。這些經驗讓我學到很多。　　我稍稍了解如何和媒體打交道，維持公共形象，以及在經濟與政治之間取捨。這些經驗都非常有趣，我也很高興有這些機會，但我個人最感自在的仍是在學術界，也就是從事前面所提及的種種研究活動。　　至於通俗性的寫作方面，我仍繼續為《洛杉肌時報》（LosAngelesTimes）定期撰寫專欄，而在《新聞周刊》（Newsweek）、《商業周刊》（BusinessWeek）以及法國的《新觀察者》（LeNouvelObsevateur）等，也都有定期撰稿。英國《曼徹斯特衛報》曾在1954年原文連圖表刊登我的文章，而我目前和《洛杉機時報》也一直維持這樣的關係。但是我對在媒體撰寫通俗性文章的感受和我前面提過對政治事務的感受相同：　　我相信優秀的經濟學著作，其價值是任何其他事都無從取代的，而且我還是以學術領域的寫作最為自在。　　

第三章阿羅（KennethJ．Arrow）　　獲獎年度1972年　　演講日期1984年11月5日　　出生日期　　1921年8月23日　　學歷　　1940年紐約市立學院（CityCollege，NewYork）學士1941年哥倫比亞大學碩士　　1951年哥倫比亞大學博士　　經歷　　1948年～1949年芝加哥大學經濟學講師　　1949年～1950年斯坦福大學經濟學與統計學講師1950年～1953年斯坦福大學經濟學與統計學副教授1953年～1956年斯坦福大學經濟學系主任　　1953年～1968年斯坦福大學經濟學、統計學與作業研究教授1966年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客座教授　　1963年～1964年，1970年，1973年劍橋邱吉爾學院研究員1968年～1974年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　　1974年～1979年哈佛大學柯南特講座教授（JamesBryantConantUniversityProfessor）　　1979年～斯坦福大學堪內經濟學教授（JoanKenneyProfessorofEconomics），作業研究教授　　1981年～胡佛研究所（HooverInstitution）特約高級研究員重要著作　　《社會選擇與個人價僵》（SocialChoiceandIndividualValues）　　《存貨與生產的數學理論研究》（StudiesintheMathematicalTheoryofInventoryandProduction），及卡林（S．Karlin）與史卡夫（H．Scarf）合著。　　《公共投資、報酬率寫最適財政政策》（Publicinvestment，theRateofReturn，andOptimalFiscalPolicy），與喀西（M．Kurz）合著《風險承擔理論論文集》（EssaysintheTheoryofRiskBearing）　　《組織的極限》（TheLimitsofOrganization）　　剖析自己並不是令人舒坦的事。一方面企圖全力表現自我最佳的一面，一方又擔心名不副實，兩者之間的分寸實在不易拿捏。在此，我願意矢志追隨福爾摩斯（SherlockHolmes）這位卓越的真象追求者的訓示，這是他在也許是唯一一次表現得過度謙虛時所說的話：「我親愛的華生，我絕對不能同意將所謂謙虛與其他的美德並列。服膺邏輯思維的人，對所有的事都應該實事求是，貶抑自己與自我誇大，同樣都是背離了真理。」　　〔見〈希臘翻譯員〉（TheGreekInterpreter）〕回憶的盲點　　我們在回顧時，並不能宣稱對自己的一生無所不知。不論是個人生活還是知識積累，我都不敢說自己完全了解曾經影響過我的所有力量。事實上，在接下來的演講中，各位就可以發現，我目前仍然無法重建自己的思想與興趣在發展過程中的若干因素。當重新閱讀以前所寫的學術論文時，我偶爾會察覺到自己的記憶多少有一些錯誤。其實，參與這一系列演講的主講者，都被要求擔任他們自己的歷史學者或傳記作家；然而，就像所有的歷史學者或是傳記作家一樣，他們偶爾也會犯錯。如果這些回憶能夠和文獻記錄相互印證，就應該值得信賴。否則，諸如主講者個人單獨與聞之事，只能視為不盡完美可信的證據。　　我一直對經濟思想史有濃厚的興趣。過去幾年也教授這門課程。我經常面對的一個問題是，在新觀念的發展中，不同因素的相對重要性究竟如何。舉例來說，有些人可能會認為，經濟學家的個人成長歷史與階級背景是重要的因素。然而，實際的狀況並非如此。以19世紀偉大的經濟學家來說，李嘉圖（DavidRicardo）是相當成功的生意人，或許說他是高明的股票投機客更為恰當；小彌爾（JohnStuartMill）則從小就被嚴父培養為知識分子。儘管兩人的出身背景截然不同，但他們的經濟理論卻非常近似。無可諱言的，教育在知識的積累過程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且影響程度愈來愈深遠，因為今天的經濟學，和其他的自然與社會科學一樣，早已成為一項專業的學問。再者，個人的才智與興趣，也可能影響經濟學的專攻方向以及使用的研究方法。但是，似乎沒有證據顯示出，經濟學家的人格特質，會在他所引介的新觀念中扮演決定性的角色。　　因此，我接下來只對個人的出生背景作簡要的介紹。我父母雙方的家庭皆是外國移民，在1900年左右來到美國，並在紐約安定下來。雙親來自貧窮的家庭，而母親的家庭則是勤奮而業績平平的商人。他們兩人都非常聰明，家母是高中畢業，家父則是大專畢業。家父年輕之時，經營事業可說一帆風順，因此我10歲之前生活非常舒適，而更重要的是，家裡有許多好書。後來，經濟大恐慌使家父的事業一敗塗地，大概有十年的光景，我們的家境是一貧如洗。　　我在年幼的時候，就被認為是資賦優異。我幾乎無書不讀，並且渴望將自己的理解加以系統化。舉歷史為例，在我的想法裡頭，歷史並不僅僅是一難日期與一些生動的故事，我將之視為一個序列，從一個事件中不斷產生下一個事件。這種秩序感在我高中與大學的階段逐漸成型，導致我對數學與數理邏輯產生濃厚興趣。　　由統計學入手　　整體來說，我在小學及中學表現優秀。到了大學，由於家境貧寒，我僅能選擇紐約的市立學院（CityCollege）就讀。該校自1847年以來，就受紐約市政府補助而不收學雜費。迫於經濟因素而不得不來此就讀的優秀學生，可以說比比皆是，因此學生的平均素質相當高。在師資方面，一般來說都能勝任其職，有些更是相當傑出。老師們均以育英才作為職責，我從中獲益頗多。因為擔心失業，我選修了一些較實用的課程，例如高中教學、保險精算以及統計學等作為輔修的學科，畢竟我有興趣的數學與邏輯等較抽象的科目，對就業的助益不大。沒有料到，修習統計學卻對我個人經濟學的生涯發展，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透過文獻附註中提及的資料來源，使我對快速發展中的數理統計學有了更多的了解。　　數理統計學為統計實務奠定了理論基礎，也為其帶來了全面性的改變。1940年我大學畢業後，無法在高中謀得教職，於是決定進入研究所攻讀統計。當時統計學還未成為獨立的科系，教授數理統計課程的地方也是鳳毛磷角。我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受業於統計學大師霍特林（HaroldHotelling）門下。霍特林的正式職位是隸屬於經濟系，也寫過若干在經濟理論上相當有分量的報告。我在修習他的數理統計時，了解自己已找到了專長所在。　　當時，霍特林乃至整個經濟系都曾給我有力的精神支持，然而，除了霍特林以外，並沒有人對經濟理論投入多大的關注，這一點倒是滿令人訝異。當時，經濟系把重點擺在實證面與制度面的分析，而系裡的支持就表現在最具體也最必要的方式上——提供高額的獎助學金。在這種背景下，我學習經濟理論的方法，也和學習其他很多學間相同，是透過閱讀而來的。就我個人的狀況，我相信自修遠比上課聽講有效。在經濟學的領域使用數學作為工具雖然說由來已久，但當時仍只局限於少數的一批人。透過精挑細選的閱讀，我能選擇自己的老師，而且還的確選得很好呢！　　我雖然成績優秀，但自感原創力不足。我之所以會有這樣的想法，是發生在選擇博士論文題目的時候。一篇博士論文受到認可，有種種可能的情況，不過當時我在意的，是符合老師的期望，同時為自己做件不平凡的事。然而，這種責任感不但沒有帶來激勵作用，反而有破壞性的效果。此外，四年的服役經驗雖然有趣，又更耽擱了個人實現抱負的決心。我放棄了一系列中途告吹的研究構想，看來全都是浪費時間而一無所獲，但最後卻終於累積成社會選擇理論（theoryofsocialchoice），也就是我第一項重要的成就。　　開創社會選擇理論　　接下來，我要將這項貢獻的源起作比較明確的交待，因為在這個過程中，可以清楚地呈現一般性經濟思想如何與我個人的專長產生互動。社會選擇和後面會提到我的其他研究領域有一項顯著的不同之處，它可說是全新的課題，先前幾乎沒有人分析過。那些其他領域已經見諸文獻上相當程度的討論，我的角色只是引進新的分析方法或提供新的觀點，但在社會選擇理論方面，幾乎所有的問題都是由我提出，而我也作了部分解答。　　比較先進的經濟理論學者都主張，各種架構中的經濟行為，都系在有限的選擇方案中從事本質上理性的抉擇。例如，家計單位從不同種類的財貨組合中作選擇，這些組合乃是它們在當前的物價水準以及可支配所得下能夠負擔得起的範圍。而廠商方面，除了在固定的產出水準下就各種不同的生產方式作出選擇，也要在不同的生產水準間作出選擇。認為選擇行為是理性的經濟學者，諸如霍特霖、希克斯以及薩繆爾森等都認為，對各種不同的選擇方案，選擇者可以排列先後順序。在一組可供選擇的可能方案中，不論是技術上可行的各種生產方式，或是家計單位在預算限制下可以購買的商品組合，從事選擇的人都會從中選出順位最高的方案。　　當我們說這些選擇方案是按照偏好排列順序時，其涵義相當明確。第一，任何兩組選擇方案都可以相互比較，選擇的人可能會偏好其一，或對兩者的喜好程度一致。第二，方案的排列順序有一貫性。假設有A、B、c三種方案，如果對A的喜好大於B，而B又大於C則我們會認為A與C比較時，必然是A較受青睞。這項特性稱為遞移性（transitivity）。　　雖然這項選擇理論最初是用於經濟分析，但顯然在許多其他領域也都可以應用。霍特林、馮紐曼、摩根斯坦（OskarMorgenstern）以及熊彼特（JosenhSchumpeter），都曾主張將這套理論應用到政治選擇方面，像是對選擇候選人的選擇以及對法案的選擇等等。投票可視為將個別選民對候選人或其政見的偏好加總，而彙集為所謂的社會選擇。　　我最初是在經濟架構之中面對這個問題。我觀察到，大企業並不是個人，而（至少在理論上）應該要能反映出眾多股東的意志。可以確定的是，股東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也就是將利潤最大化。但是，利潤是取決於未來的營運狀況，而股東對未來的狀況可能會有不同的預期。假設公司必須從不同的投資方案中作選擇時，每一位股東都會各自根據對利潤的預期而排列各項投資方案的優先順序。不同的股東可能會有不同的預期，因此他們排列出來的投資方案順序自然可能大異其趣。我首先想到的解決方式，是採用由公司制定的正式投票規則。假如有A與B兩種投資政策，被選上的必定是大多數股權所支持的一種。　　但是，在真實世界裡，大部分都會碰到兩種以上的選擇方案。為了簡單說明起見，假設有A、B、C三項方案。最自然的作法，就從王者當中選出一個大多數股東認為優於其他兩者的方案。讓我們用另一個角度來看，由於所考慮的是公司政策，我們也許可以說，該公司能把所有的投資方案排列順序，再選出最好的一項。然而，由於公司的決策不外是反映股東的想法，公司所排出的優先順序，應該是按照個別股東所排列的順序而建構出來的。假如大部分的股權都支持第一案，而反對第二案，我們可以說公司偏好第一案。　　投票的矛盾　　但是，後來我發現一種令人困擾的現象。A受到的支持度高於B，而B又高於C，但A和C相比較時，反而是C的支持度比A略勝一籌。換句話說，多數決投票（majorityvoting），並不一定會具備我剛才提到的遞移性。　　在此以選擇為例來說明，假如有A、B、C、三位候選人，同時也有三位選民。第一位選民對候選人的偏好順序是A優於B，B又優於C。我們假設個別選民對候選人的順序排列存在遞移性，則第一位選民偏好是A優於c。假設第二位選民的偏好順序是B優於C，C又優於A，因此他對B的喜好應勝於A。而第三位選民的偏好順序是C優於A，A又優於B。　　那麼對第一位選舉人和第三位選民而言，都是A優於B，因此在實行多數決的情況下，A和B之間的選擇將是由A獲選。同樣地，第一位和第二位選民都認為B優於C。如果遞移性存在，則A應該會勝過C。但實際的狀況是，第二位及第三位選民卻都較偏好C而不是A，所以產生無遞移性（intransitivity），有時也稱為投票的矛盾（Paradoxofvoting）。當然，這種無法遞移的特性不必然會產生，而要看投票人的偏好而定。重點是，兩兩相比的多數決投票（pairwisemajorityvoting）制度，並不能保證整個社會能產生出一個排列順序。　　我認為這樣的觀察一定也有其他人作過，事實上，我好像曾在哪裡聽到過。至今，我仍然不知道是否的確聽過。但不管如何，這種想法確實使我放棄這方面的研究，轉而投入其他的課題。　　大約一年後，我又不經意地注意到投票的問題。我發現，在某些特殊但非完全不自然的條件下，我先前發現的投票的矛盾可能不會發生。我認為這值得撰文探討。但我在著手之際看到一本期刊，發現其中有篇英國經濟學者布拉克（DuncanBlack）的文章，提出了和我相同的想法。其實布拉克和我所發現的結果，在過去的一百五十年來隨時都可能被提出，而我們兩人不約而同幾乎在同時想到，這點巧合我實在找不出什麼解釋。　　對科學研究者而言，率先有所發現是一項激勵，反之，結果若可預知，則令人泄氣。　　因此，我再度放棄有關投票行為的研究，轉而探討一些重要但較不具吸引力的課題，不過沒有什麼進展。但是，就在幾個月之後，我偶然被問到一個問題，從這個問題中足以顯示，這方面的問題上具有重大意義，值得重新研究。當時，新的賽局理論（theorgofgames）被應用到軍事與外交的衝突上。在這項應用中，國家被視為理性的行為者。　　然而，既然國家是由偏好順序不同的個人所集結而成，那麼上述的觀點如何能成立呢？　　因為根據個人先前所作的研究，如果採用兩兩相比的多數決投票，那麼根據人民的偏好順序，不一定能導出整個國家的優先順序。　　由個人偏好到社會選擇　　是否可能找出其他的方法加總個人的偏好順序，以形成社會的偏好順序？也就是說，在不同方案間所作的選擇具有遞移性。經過數周深入的思考，我總算對這個問題找到了清楚的解答。　　無論採用什麼方法來加總個人偏好順序而產生社會選擇，而且社會選擇也符合某些非常自然的條件，總會存在一些個人偏好順序，讓社會選擇不具遞移性，就像前面所舉的例子一樣。　　由於受過邏輯的訓練，我能清晰地闡述問題，避免了不必要的複雜性。不過，我並沒有使用到任何高深的數理邏輯概念。　　這項研究成果迅速引起各方注意。另外一項附帶的收穫，是我由一些人士來函得知了早期相關的文獻。事實上，多數決投票的矛盾，早在1785年就已由法國人康陀塞侯爵（MarquisduCondorcet）提出！但爾後就不見後續探討的文獻。大約在1860年時，有人曾考慮到投票的矛盾，一面對如何在牛津辦理選舉提出建議，不過，這些建議方案並未出版。當時一位名為道奇生（CharlesL．Dodgson）的數學家曾宣揚過這些方案。道奇生為同事之女愛麗絲·李戴爾（AliceLidell）寫了著名的童話《愛麗絲夢遊奇境》，只是在出版時用了卡洛爾（LewisCarroll）為筆名。已出版的社會選擇報告中，唯一堪稱重要的一篇刊登於1882年～本鮮為人知的澳洲期刊上。就我個人的了解，幾乎沒有其他研究主題像社會選擇這樣歷史間斷而零散。　　但後來的情勢卻完全改觀，相關文獻之多，幾乎可用爆炸來形容。最近的一項調查，雖然不刻意強調資料搜集的完整性，仍然列出了600篇以上的參考文獻，甚至出現了一本完全探討社會選擇理論以及相關議題的期刊。　　社會選擇理論與經濟選擇理論的平行發展相當重要，但它與過去的研究則甚少直接關聯。至於個人另外的兩項貢獻，與當前經濟理論和經濟現實又有不同的關係。　　牽一髮而動全身　　其中之一是有關一般均衡理論的研究。這項理論所演繹的觀點看似簡單，卻不易了解。在經濟體系內，任何一件事情都會有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後果。我們且用下面的例子來說明。30年代，由於得克薩斯州及波斯灣地區發現了石油，油價變得非常低廉。許多家庭在熱能或能源的消費上，從煤改成石油，因此減少了對煤的需求，連帶也降低了煤礦工人的就業水準。煉油廠迅速擴張，僱用了更多的勞工。同樣地，由於煉油涉及複雜的化學程序，產生對煉油機器設備的需求，從而又導致對專業化學工程師以及鋼鐵的需求。油價便宜了，汽車的購買與使用也更為普遍。沒有鐵路經過但公路可達的觀光地區，開始湧入大量的旅客，鐵路運輸卻開始衰退。這裡每一項變動，都會引發其他的變化，而這些後續的變化又回過頭來影響石油的需求與供給。　　從經濟的角度來看，上面的例子有其特殊的意義，也就是任何一項產品的需求是受到所有產品價格的影響——包括勞力與資本服務的價格，也就是工資與利潤。同樣地，任何一項產品的供給，包括勞力或資本的供給，也是受到所有商品價格的影響。到底是什麼因素決定了各種產品與勞務目前的價格水準呢？在經濟學上常用的假說就是均衡（equilibrum）的概念。現行的價格，就是使市場上供給等於需求的價格。這樣的假說，就像經濟學裡頭許多其他的假說，或自然科學的假說一樣，實際上並不是百分之百的精準，但是卻是非常有用的近似說法。如果和那些過分誇大均衡存在的人比起來，把這種近似說法完全棄置不顧反倒更背離真實。　　經濟上的一般均衡理論，是由法國經濟學家瓦爾拉（LeonWalras）在1874年率先提出較完整的架構。不過，當時要運用此一理論作為分析工具仍有困難，而且數學訓練不足的經濟學家也很難理解。直到30年代，經濟學界才重拾對這項研究的興趣，其中又以希克斯所作的精闢闡釋與推展居功至偉。本人有幸於1972年與他共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榮譽。　　但是，還有一項有待解決的問題。一般均衡理論主張，各項商品的價格，是由解一大組方程式而求出的，每一條方程式都代表個別商品市場上的供給等於需求。然而，這些方程式是否必然有單一解存在？假如沒有，那麼一般均衡理論不可能永遠為真。事實上，大概在1932年，一些德國經濟學家的研究即指出，這些方程式不一定有一個有意義的解。維也納的銀行家史列辛格（KarlSchlesinger）在大學時主修經濟學，之後也一直對經濟學的發展相當關注，他認為前述的困難主要是源於某項細微的誤解，其實一般均衡的存在應該可以證明。他聘請瓦德這位年輕的數學家來研究這個問題。瓦德提出一般均衡在某些特定的條件下（這些條件並不容易解釋）存在的證明。事實上，對照後來的相關研究，他們設定的條件似乎太過嚴苛。即使如此，整個證明的過程仍是相當困難的。　　為一般均衡求解　　人類歷史上的一場重大浩劫也影響了一般均衡理論的發展。史列辛格原本堅信奧地利不致淪入希特勒的魔掌，等到噩夢成真，他隨即自殺身亡。而瓦德則逃過此劫，並且來到了美國，他的興趣領域也轉移到數理統計。他正是我在哥倫比亞大學的老師。我也不知自己是如何得知一般均衡存在與否這個有待解開的問題。不過還記得我曾問過瓦德在這個問題上的研究成果，他只說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問題。既然他在數學上的能力遠勝於我，我聽了自然覺得很泄氣。　　由於某一領域的發展而促成了另一個領域的發展，在科學的歷史上屢見不鮮。當時，賽局理論正迅速發展。數學家納什（JohnNash）證明的一項理論，在我看來與競爭性均衡存在與否的問題有許多相通之處。我借用並修正納什所發展的數學工具，終於能說明在什麼樣的條件下，界定一般均衡的方程式組將會有解。　　其實，這裡頭並不只是數學的問題而已，還牽涉到怎樣更清楚地說明一般均衡系統。　　正如史列辛格已經做過的部分努力，我們有必要將所作的假設更進一步地弄清，在這項過程中可以學到很多。　　從前面的說明，大家應當可以了解，能證明均衡的存在，是因為經濟學及數學這兩門學科的理論不斷進步發展，而我當然也不是唯一提出證明的學者。事實上，就在我著手撰寫研究成果之際，我得知德布雷（GerardDebreu）——198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也獨立地獲得基本上相同的研究成果。於是，我們決定聯合發表研究結果。就在我們的論文公諸於世之前，第三位經濟學家麥肯西（LionelMcKenzie）也發表了一篇論文，走的是類似的但不完全一樣的路線。　　在科學的世界裡，重複發現其實是司空見慣的現象，其原因也大同小異。由不同動機所帶動的相關領域發展，有助於我們更清楚地了解一些困難的問題。這些發展既然公諸於大眾，所以各方學者都能加以運用，重複發現也就不足為怪了。　　對於一項新的發現，能夠成為第一位發現者或是濟身首批發現者之列，當然頗令人滿足。不過至少就一般均衡理論來說，即使沒有我的投入，顯然它的發展也不致有什麼不同。　　在此我還要補充一點，儘管一般均衡的存在理論看來相當抽象化及數學化，但日後卻變得相當有用。除了促成一般均衡理論在特定經濟問題上的應用，也讓大家對所謂「一般均衡思想」有了更深的了解，也就是體認到，某一項特定的經濟變動將會造成比最初變動更為深遠的影響。史卡夫（HerbertScarf）更指出，如果把證明的方法作適當的修正，可以找出如何實地求出一般均衡系統的解。此一方法已經被應用到許多不同的政策問題上：關稅、公司所得稅、社會福利措施的改變以及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等。　　接下來，我要說明個人的第三項貢獻，即針對不同經濟主體（economicagents）　　的資訊差異，探討其經濟上的意義。我對這個問題的興趣源自思考一個實際的問題，也就是醫療組織的問題；但研究的奠基則靠我對數理統計的研究，還有早期從事風險承擔經濟學（economicsofriskbearing）的理論研究，再加上其他學者對這些課題的研究成果。我在這方面的貢獻，並不像前面的兩項那樣偏向具體明確的技術性成就，而是提出新的觀點，將經濟理論重新界定。　　條件性合約　　一般均衡理論和絕大部分1950年前發展的經濟理論一樣，都假定所有的經濟主體均在確定的情況下運作。也就是說，所有的家庭、廠商、投資人等，都正確無誤地知道自己行為的後果，或至少是看來如此。因此我們假設，生產者都知道在特定的投入下，將會有多少的產出；而投資人也知道他們計划出售的商品在未來的價格水準如何。　　在此，我並非暗示經濟學者都是如此愚蠢，以致不了解真實的經濟世界充滿了不確定性，我也並不認為所有的經濟主體都不曉得這種狀況。事實上，有些文獻即清楚地指出，許多經濟行為只有在假設經濟個體已充分了解確定性的存在，才能有合理的解釋。　　例如，投資人持有多元的投資組合以及購買保險等。然而，將不確定性與標準經濟理論——特別是一般均衡理論——加以整合的通論仍然付諸闕加。對此我逐引介了條件性合約（contingentcontracts）概念，意指當某種可能的情況發生時，提供特定財貨或金錢的合約。我所說明的，是所有能意識到的風險都可以保險。不過我在這方面的研究只能說是勾勒輪廓，後續擴大及深入的研究則是由戴布魯來接手。這個觀念本身雖簡單，卻談得上是創見。　　該項研究已經成為一項標準的分析工具，實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條件性合約可視為理想體系的藍本，可用於與真實世界有關風險承擔與風險轉移的方法相互比較。很顯然地，從實證的觀點來看，真實世界中風險轉移的機會，並不像我模型中所預測的那麼多。在一開始時，我找不出特別的原因來解釋這樣的差異。　　多年之後，總算豁然開朗。當時，福特基金會邀請我從經濟理論的觀點來看醫療保健。我首先對有關的實證文獻作了一番整理。根據我的理論背景，我發現當時針對這項高額的財務風險所承作的保險相當不足。事實上，不管政府部門還是民間部門的保險，在當時都已有大幅的擴張。不過，我很快了解到，要達到充分的保險還存有障礙。對醫療保健支出提供的保險會誘發過度消費，導致支出超過實際必要的所需。　　在這個現象的背後，到底有沒有一個一般性的理論原則？以保險來應付不確定性這個概念，並沒有充分反應實際狀況，也就是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不確定性。被保險人對個人健康狀況的了解，當然比保險人（保險公司）來得深入。每個人擁有的資訊不同，在任何經濟體系內都是一項關鍵因素，並非只限於醫療保險。　　資訊的差異　　再舉佃農這個全然不同的例子。假如地主僱用某人在農場上工作，該名農工在所得固定的情況下，缺乏誘因全力以赴。假如地主對該名工人的工作情況完全掌握，自然可以據此來指揮工人。但是，要取得這樣充分的資訊，地主勢必得花費相當精力親自督導監控。假如做不到這一點，那麼地主和農工雙方將有不同的資訊，生產將無法充分發揮效率。另一種極端的作法，則是把土地以固定的金額出租，那麼就可以給工人（在本例為佃農）非常大的誘因。但是，不要忘記農業也是一高風險的事業，最貧窮的農人可能根本無法承受這種不確定性。因此，分糧（sharecropping）這種折衷的形式才會興起。　　這種方式削弱而非消滅工作的誘因，承擔了部分而非全部的風險。類似的觀念也可沿用到健康保險上，大部分的健康保險都有所謂的共同保險（coinsurance），將風險作部分分攤，但病人仍多少有節約的誘因。　　這項研究的主旨可以很扼要地說明如下：資訊的差異性普遍存在於經濟體系裡頭，導致了無效率，也促使我們透過合約的安排或非正式的共識，對資訊不足的一方施以保護。我個人在這方面的貢獻，是比較偏向概念性而非技術性的，所發展的理論也是集體多人的努力而形成的。　　我已經盡最大的可能，用清楚淺顯的說法，來報告我過去一些研究的來龍去脈，當然這些都和其他人的思想觀念與研究成果相互關聯。不只科學的領域如此，整個人類社會也正是一個合作的世界。為了學術上的榮譽與成就，或是為了事業上的成功，我們無時無刻不在相互競爭；但追根究底，讓社會不斷前進的動力，乃是我們由以往成功甚至是失敗的無數先例中所學習到的知識。　　

第四章薩繆爾森（PaulA．Samuelson）　　獲獎年度1970年　　演講日期1985年2月6日　　出生日期　　1915年5月15日　　學歷　　1935年芝加哥大學學士　　1936年哈佛大學碩士　　1941年哈佛大學博士　　經歷　　1940年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助理教授　　1944年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副教授　　1947年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　　1955年麻省理工學院客座教授　　1945年弗萊契法律與外交學院（FletcherSchoolofLawandDiplomacy）國際經濟關係教授　　重要著作　　《經濟分析基礎》（FoundationsofEconomicAnalysis）　　《經濟學》（Economics）　　《線性規劃寫經濟分析》（LinearProgrammingandEconomicAnalysis），與多夫曼（Dorfman）及索洛合著。　　《經濟學文選》（ReadingsinEconomics）　　《薩繆爾森科學論文選》（TheCollectedScientificPapersofPaulA.Samuelson）　　過去五六十年間，美國出現經濟學蓬勃發展的現象，隨即變成世界經濟學的重心。　　1932年我開始在芝加哥大學攻讀經濟學時，經濟學還只是文字的經濟學。僅有少數勇於創新者一如霍特林、弗里希（RagnarFrisch）與亞倫（R.G.D.Allen）使用數學符號；不過如果他們和我早期的經驗相同，就難免遭遇著名期刊對運用到微積分的論文嚴格的設限的情況。矩陣是稀有動物，在社會科學的動物園中尚不見蹤跡，充其量只能看到一些簡單的行列式。　　我的時代的經濟學　　眼見今日各式符號不但充斥於《計量經濟期刊》的篇幅中，連《經濟期刊》（EconomicJournal）與《美國經濟評論》（AmericanEconomicReview）也無法倖免，許多對這種現象反感的人士，大概都會覺得我前面所描述的情景宛如伊甸園，而生出嚮往之心吧！　　別想得太天真。在舊式的經濟學中，處處充斥因襲過往的陳腐謬論，茁壯的科學新株難以由這片土壤孕育出來，而時髦的教科書與論文，亦無法有效地反映真實世界的景況。　　經濟學家在1932年真可謂生逢其時。經濟學像睡美人，它的蘇醒正有待新方法、新典範、新好手與新問題的一吻。科學一如寄生物，病人的數目愈多，生理學與病理學上的進步就愈大，由病理學可以發展出治療方法。1932年是大蕭條的谷底，由這片腐坯的土壤，遲遲長出了一株今天被稱為宏觀經濟學的新學科。　　我講的是凱恩斯革命嗎？當然。這個名詞指的並不是50年前在凱恩斯、漢森、羅賓遜夫人、勒納（AbbaLerner）、卡萊奇（MlichaelKalecki）等人的著作中所找到的那些政策與觀念。透過盧卡斯（RobertLucas）、沙堅特（TomSargent）、巴羅（RobertBarro）等人的著作，新興古典學派（NewClassicalSchool）已將早先凱恩斯學派的原理作了一百八十度的翻轉。然而，今天無論是貨幣理論、折衷的主流凱恩斯學派或理性預期學派（rationalexpectationism）的方程式，如果和瓦爾拉斯與馬歇爾（AlfredMarshall）或是兩位我在芝加哥的新古典名師奈特（FrankKnight）與威納（JacobViner）的方程式相較，其相去真可謂天差地別。1936年由凱恩斯《就業、利息與貨幣的一般理論》首創的宏觀方法學，固然是1985年揮向凱恩斯學派的利劍，但同時也成為捍衛主流總體經濟學的盾牌。　　到目前為止，我所談的都是經濟學作為一種科學的內部邏輯及其發展，這些是課堂內所探討的經濟學。當然，對外在經濟世界的觀察，也被帶入了課堂之中。就外在環境的影響而言，1932年到1975年是有利於我這種經濟學者發展的時期，大學大幅擴充，工作機會比比皆是。如果借用經濟科幻小說的通俗術語，我們那個時代的經濟活動，乃是乘著康德拉捷夫擴充（Kondratieffexpansion）的巨浪昂然前行。　　新政（NewDeal）與福利國家的政策，替經濟學者在政府機構中創造了龐大的新市場。然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參與戰爭的計有武器、炮灰和經濟學者：就算景氣循環因戰時管制經濟而進入冬眠，資源配置的數量問題也不再存在，經濟學者還是可以在作業研究這門新科學上有用武之地，而且即使是名不見經傳的經濟學者，在這類遊戲中能勝過他們的，也只有少數聰明絕頂的物理學家。　　接下來適逢戰後教育的蓬勃發展。1935年時，傑出的經濟研究中心只有哈佛、芝加哥、哥倫比亞等寥寥幾所，現在則在各地都有優秀的經濟研究所出現。升任正教授毋須熬到45歲，拜一批行動積極的系主任之賜，為戰後經濟學的天地創建了香格里拉樂土，他們在行政當局授權下，四處延聘薪資也許比他們高一倍的搶手明星教授。一如戰時空軍有嘴上無毛的上校，年方三十的正教授也榮登崇高的學術位子。　　歐陸精英齊集美國　　單以人數眾多而論，美國的經濟學者就比國外經濟學者佔上風。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希特勒就為我們送來了一批歐洲大陸的精英。芝加哥是華沙之外波蘭人最多的城市，同樣的，就瑞典人聚居的城市而言，紐約僅次於斯德哥爾摩。奧地利學派的成員幾乎全數為美國羅致。除了愛因斯坦、馮紐曼與費米（Fermi）這些大名鼎鼎的科學家，我們還看到了經濟學者庫普曼、里昂惕夫（WassilyLeontief）、熊彼特、馬爾夏克、哈伯勒（GottfriedHaberler）、顧志耐等許多人。之後，由於美國的實力日益增強，又吸引了更多好手；移民美國的經濟學者名單上，相繼出現了赫維茲（Hurwicz）、戴布魯、泰爾（Theil）、巴格瓦地（Bhagwati）、科斯、費徹（Fischer）等多人的名字。　　近數十年來，我不斷看到國外頂尖的博士後學者在美國訪問一年，由哈佛巡迴到斯坦福，從中獲得莫大的激勵。他們回國之後，開始積極改革舊世界。五年之間，他們的著作一再被翻印。然後，好像是按照所謂熱力學第二定律（secondlawofthermodynamics）的作用，熊彼特學派倏然退潮。　　科學本身顯然不適用規模報酬不變的法則。你說這不公平？那麼套句肯尼迪總統的話：誰說生命是公平的？　　我目睹了經濟學者社會聲望提高，對金錢的需求也增加。調查顯示，收入最高的物理學者、生物學者乃至經濟學者，並非任職私人企業，而是在大學裡——也許說在各大學間進出較為適當。我並不認識有經紀人的經濟學者，不過有些人倒的確有代為安排演講的辦公室。至於在公司董事會擔任一席公共董事，則已成為一種時興的生活方式。　　年休期間為華府要員提供建言，是項令人暈眩的經驗。出身學界的報紙專欄作家，無心插柳之間取得了這項工作所需的全知全能。　　傳道授業原是課堂中或講桌旁的事，但現在也泛指在國會委員會中疾呼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或是告訴電視機前的觀眾要低買高賣。　　樹木不會一直長上天。每道康德拉捷夫波浪，都有它的折退點。歷經1932到1965年這段經濟學者身份與自尊的擴張期之後，接下來是比較黯淡的歲月。我們變得比較謙虛，而且，一如邱吉爾所言，我們是有很多該感到謙虛之處。經濟學者對解決停滯性膨脹的良策一直莫衷一是，讓許多非經濟學者有幻滅之感，而且說實話，也打擊了我們的自滿之心。我們四處搜尋新的理論典範，彷彿鍊金術士期盼能取得點石成金的新法寶。某篇國家經濟局的論文水準不佳，並不一定代表它就沒有趣；某篇論文內容艱深，也並不代表它就受人看重。　　經濟學界最後一位通才　　到目前為止，我所談的都是經濟學的事，不過既然這系列演講的主題是「我成為經濟學者的演化之路」，我好像該談談「我自己」。杜利（Dooley）說過，老羅斯福總統（TheodoreRoosevelt）準備寫一本有關美國與西班牙戰爭的書，書名是《我與古巴》（MeandCuba）。書的開頭是一段獻辭：「我的黑人士官是我所認識最勇敢的人。他跟在我的後頭上了聖璜山。」　　我可以自誇，在談論現代經濟學時，我所談論的正是「我自己」。我所研究的範疇，涵蓋了經濟學的各個領域。我有次自稱是經濟學界最後一位通才，著作與教授的科目廣泛，諸如國際貿易與計量經濟、經濟理論與景氣循環、人口學與勞動經濟學、財務金融與獨佔性競爭、教條（doctrines）歷史與區位經濟學等等。基爾洛（Kilroy）既然也在那裡，就應該是共犯。（歌德曾寫道，他所聽過的罪惡，沒有一項是他覺得自己不可能犯下的。索洛對此的反應是，歌德在自抬身價。前句中的「罪惡」也許是我的誤譯，歌德說的可能只是「錯誤」。）　　接下來要要談我最嚴重的錯誤。諸位是否記得，經濟學者曾預測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會出現大量失業的情形？結果自然是錯得離譜。這份1945年官方的末日預測，是由跨單位的團隊共同執筆，我並不在其中。但是，如果諸位翻閱《新共和》（NewRepublic）　　泛黃的檔案，就會找到一篇在下精心撰寫的論文，其中在預測上也犯了嚴重低估的錯誤。　　我的良師兼益友漢森就相信，戰後會有一波復甦的景氣，可惜在這點上他沒把我教好。　　其他像史利特（SunnerSlichter）以及一些凱恩斯學派與非凱恩斯學派的學者，也都比我高明。　　永遠要回頭看　　我為這個嚴重的錯誤而自責。不過如果發現錯誤後還死不承認，我的自責會更深。　　我沒理會派吉（SatchelPaige）「永不回頭看」的建議，在20世紀40年代站在多頭這方而獲利甚豐，我倒想鼓吹薩繆爾森法則：「永遠要回頭看。你可能會由過去的經驗學到東西。我們所作的預測，通常並不如自己記憶中的那樣正確，二者的差異值得探究。」　　格言有云：「如果你必須預測，那麼就經常為之」，這並非只是玩笑之辭或自認無能，而是體認到殘酷的事實比美麗的理論重要。未來有些部分不能由過往推知，這也正是科學無從措手之處。好在有待科學做的事還很多，而且許多科學任務尚未完成。　　接下來，我要比較明確地談談自己在學術與研究上的發展歷程。我不喜歡套用虛驕的陳腔襤調，因此也無意重複一些前人自傳的寫法。四卷的《薩繆爾森科學論文選》（CollectedScientificPapersofPaulA.Samuelson）中，有種種我個人的回憶散佈於學術篇章之間。不過這方面資料蘊藏最富者，首推我於1968年在國際經濟協會（InternationalEconomicAssociation）世界年會中的主席致辭。那篇講稿巧妙地以《一位經濟學者之路》（TheWayofanEconomist）為標題，雙關的用字表達出兩重意義，一是所經歷過的經濟學之路，一是行路者的個人風格。同樣地，我今天在前面談到「我的時代的經濟學」時，另一方面也是意指具備我特有節奏的與風格的經濟學。　　第二項個人自傳資料來源，是我所寫的《黃金時代的經濟學：個人回憶錄》（EconomicsinaGoldenAge：APersonalMemoir），收錄於霍爾頓（GeraldHolton）所編《20世紀的科學：思想來龍去脈研究》（TheTwentiethCenturySciences：StudiesintheBiographyofideas）一書中。　　第三項來源是《我的人生哲學》（MyLifetimePhilosophy），標題是別人訂好的，是《美國經濟學人》（TheAmericanEconomist27，1983）一系列的學者介紹，亦收錄於《薩繆爾森科學論文選》的第五卷之中。　　以下容我以第三人稱的方式，客觀地簡述自己的研究生涯。　　薩繆爾森老是受幸運之神眷顧，一輩子都是待遇偏高而工作量偏低。他自幼聰穎，深受父母寵愛，成績一直名列前茅，但到了高中，學業卻一落千丈。他的出生日期按日曆記載是1915年5月15日，但事實上應該是1932年1月2日，地點是芝加哥大學。　　他天生是從事學術研究的料，在芝加哥的平均成績是A，在哈佛是A+，但他進入經濟學的領域純屬偶然。結果證明，經濟學這一行如天造地設般地適合他，彷彿是歷代經商先祖的基因，找到了命定的歸宿。　　早露頭角　　他想爭取的榮耀無不手到擒來，而且來得很早。他在大學階段獲得大學部社會科學獎章，而就在畢業之前，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新設了一個試驗性經濟學獎學金計劃，他成為首位得主，而能從容地在哈佛就讀。他在芝加哥曾受業於奈特、威納、舒茲（HenrySchultz）、西蒙斯（HenrySimons）、道格拉斯（PaulDouglas）、內夫（JohnU．Nef）與明茲（LloydMints）等大師，再到哈佛接受熊彼特、里昂惕夫、威爾遜（EdwinBidwelWilson）、哈伯勒、錢伯霖（EdwardChamberlin）與漢森的教導。　　在獎學金用完之前，他克服了研究學會（SocietyofFellows）對經濟學的排斥，騎在柏萊圖（VifredoPareto）的肩上進入初級研究員的神聖圈子。他在學會的同僚有哲學家昆恩（WillardvanOrmanQuine）、數學家伯克霍夫（GarrettBirkhoff）、兩度獲諾貝爾獎的物理學家巴定（JohnBardeen）、化學家威爾遜（BrightWilson）與伍華德（RobertWoodward）以及博通諸家的列文（HarryT．Levine）等人。他在那裡邁開步伐，發表論文的速度極快，連期刊都來不及容納他那些半數學化的東西。　　有人說薩繆爾森是由物理學家與數學家的身份出道，這並不正確。但他在大學時代就察覺到，數學會為現代經濟學帶來革命。他持續研究數學，到現在還記得第一次看到拉氏乘數（Lagrangemultipler）的情景，如果根據最大膽的推則，他據此獨立發現了埃奇沃斯——斯塔克爾伯格（Edgeworth－Stackelberg）雙頭壟斷的非對稱解——此項見解使他得以不受納什-庫爾諾（Nash-Cournot）錯誤之解的蒙蔽。　　他的《經濟分析基礎》（FoundationsofEoconomicAnalysis）一書，大部分是擔任初級研究員時所寫，後來成為他的博士論文，並獲得哈佛的威爾斯獎（DavidA．WellsPrize），後來在1947年又獲美國經濟協會（AmericanEconomicAssociation）　　的克拉克獎章（JohnBatesClarkMedal），這項獎勵是以40歲以下具學術潛力的人士為對象。到1970年，《經濟分析基礎》的水準得到三度肯定，協助他贏得諾貝爾獎，這是經濟學獎項開始頒發的第二年，也是美國學者首次獲獎。　　如果說薩繆爾森在芝加哥時期如嬰兒初生，那麼在1940年10月，他接受麻省理工學院邀請時，又以成人之身再生了一次。麻省理工學院的拉力在哈佛未受阻攔，因此可移動之物就移動了。對薩繆爾森而言，這是再好不過的事。男孩在父親的庇蔭之下永遠長不大，只有在自己的土地上，才能築起屬於自己的高樓。薩繆爾森與一些傑出同僚共同努力，終能在麻省理工學院建立世界首屈一指的經濟學中心。海明威筆下的芸芸眾生常說，活得好就是最佳的報復；但在清醒的現實中，看到麻省理工學院的維納（NorbertWiener）在成名後，仍然為被逐出哈佛而悶悶不樂的例子，令薩繆爾森更加珍惜他與哈佛的聯繫，也努力為母校爭光。　　榮耀接踵而至　　同行之間對他也很快就給予不斷的肯定，包括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AmericanAcademyofArtsandSciences）、國家學術院（NationalAcademy）、美國哲學學會（AmericanPhilosophicalSociety）、英國學術院（BritishAcademy）等。正如賺第一個一百萬最困難，得到一項榮譽之後，另一項也會接踵而至。如果你已經累積了一打的榮譽學位，那麼隨著歲月的流逝，榮譽數目自然會加倍。薩繆爾森的第一個榮譽學位來自芝加哥大學——他的母校，也是他不再信奉的教會——最令他感動。當哈佛授予榮譽給他本國的先知時，他也感到欣然。　　專業學會副主席與主席的頭銜也紛至沓來：計量經濟學會、美國經濟協會、國際經濟協會等。如果有銀河經濟俱樂部，大概也少不了他。　　在麻省這種經濟學研究的新地方，會收到許多來自世界各地的邀約。但薩繆爾森傾向於不動如山。在1966年成為駐校教授之後，由於有極佳的研究機會，而且沒有固定的教學任務，他實際上又回到永久的初級研究員的階段。既已到達樂園，他就留著不動了。　　但也會偶爾到外面逡巡一番。他曾為國會的委員會講課多次。當他受聘為聯邦機構的顧問時，經常會加速該機構的終結，幸好美國財政部與聯邦儲備理事會雖曾請他擔任學術顧問，倒是逃過了此劫。薩繆爾森認為美國太過珍貴，不能完全託付給那些只有大方向的思想家，如蓋伯瑞斯（KennetheGalbraith）或羅斯托（WaltWhitmanRostow）　　等人，因此他對史蒂文森（AdlalStevenson）與哈里曼（AveredHarriman）講授經濟學，並終能成為肯尼迪在參選總統階段的經濟顧問。他最後並未去華府那塊應許之地，但能支援肯尼迪經濟顧問委員會中核心的智囊，如海勒（WalterHeller）、托賓、戈登（KermitGordon）等人，他也頗覺有趣。　　對於萬事不缺的人，神仙還能賜給他什麼呢？施蒂格勒在提到薩繆爾森1947年的《基礎》與當時剛出版不久的1948年暢銷教科書《經濟學》時，用了以下的文字介紹：　　「薩繆爾森功成名就，如今要追求財富了。」不久之後，麻州貝爾蒙（Belmont）即可聞到燃燒房地產抵押證明的煙味。不止於此，蓋伯瑞斯在《財星》（Fourtune）的一篇書評中曾預言，新生代的經濟學將是來自《經濟學》一書，結果此一預言也真的應驗了。　　曾有人聽到薩繆爾森志得意滿地自語：「只要這個國家的教科書是由我寫的，就讓其他人去擬定法律條文吧！」這本教科書在耶魯遭到巴克利（WilliamBuckley）抨擊為詆毀上帝與人，結果反而為它營造了全新的聲勢，世界各地的銷售也直線上升。　　四分之一世紀前，對某位寫了一本暢銷書的學者查德的聲名，《經濟學》的作者曾懇切地作了一番評述：　　「撰寫教科書是項困難的工作，但報酬十分可觀——我指的不單是金錢的報酬。與整個時代成千上萬的心靈接觸，是學者一生難逢的際遇。把我們經濟學者所知的經濟學化為文字，實在是令人興奮的事。我但願能與讀者分享這份興奮之情。」　　著作之樂　　住嘴！講得夠多了。對《名人錄》式的簡介，這樣已經過多了。上面所描述的內容，也適用於很多追求成功的人。厭惡軍旅生涯的西點畢業生，或許願意承諾一項浮士德式的交易，以虛擲一生來換取升遷與勳章。　　在學術與科學的領域中，我所看重的報酬是能穿梭於神秘的森林中進行奇妙的探索。　　我21歲即開始撰文出版，此後不曾中止，希望往後也能一直繼續下去。約翰遜（HarryJobnson）去世時，有18篇文章正在校稿中，真可謂戰死沙場！（即使是像他這種做事絕不半吊子的人，18篇也是過量了。）　　我的思緒里永遠思索著各種經濟觀念與關係。大文豪據稱也會靈感不繼，文思永久或暫時枯竭，而我卻無此困擾。如同我在另文中所說，繁多的議題與疑問在我的腦海中縈繞，或許終我一生也寫不完。某種我曾注意到的統計方法，也許哪天能用來解決某項金融上的問題。　　恰似孕婦分娩一般，我在著作出版時會有解脫之感。我是否已經出版太多？別人盡可有他們的評斷，而找自己，幾乎打從心底就不曾後悔自己寫過的任何篇章、論文、附註或註腳。反倒是某些編輯因耐性不足或受限於篇幅或編排的考慮，多次橫加刪除，令我耿耿於懷。　　或許這意味著老餐的品味欠缺？希望不是。個人對古典詩人豪斯曼（A．E．Housman）在下列對話中的觀點深有同感。一位友人問他，為何在他的有關拉丁文的選集中未選入某篇文章，「難道你不認為這篇不錯嗎？」「是不錯，」豪斯曼答道，「但對我來說還不夠好。」而我在拜讀某些學者的近作時，也不時會向索洛問起一句哈第（G.H.Hardy）曾問過利透伍德（J．E．LittleWood）的話：「為什麼一個能寫那樣文章的人要幹這種事？」　　傑出的學者為其未來著作所設定的標準與時俱進。每天寫一封信不難，但如果五年都不寫，那就真的沒什麼可報告的了。　　對於重視科學界大人物或大成就的觀念，我一直不敢苟同。涓滴之水都有助益，老農夫邊說邊朝池塘吐口水。我們應就自己所面對的最急迫問題儘力而為，之後就算落入報酬率遞減的情況，對應為之事儘力而為，仍是最佳的策略。況且，說不定什麼時候，就讓你碰到了熊彼特學說中的創新或達爾文理論中的突破，使曲線又回到報酬率遞增的階段。　　在莫扎特與布拉姆斯之間，我偏好莫扎特。我很感謝斯拉法遺留給我們貴重的金塊，但如果他也能同時惠賜一些珍珠寶石必然更好。每當憶及他動人但憂傷的眼神，不禁會想套句詹姆土（WilliamJames）的話——如果他出生時有一瓶香擯，應該會成為比較快樂的人。凱恩斯一生未曾遭遇寫作的困境。晚年時有人問他，如能重來一次，他會做一些什麼不同的事，他的答覆是：「我會喝更多的香檳。」　　不絕的靈思　　稍早我曾招認，我這輩子都是待遇偏高而工作量偏低，即使是我的好友，也可能同意前者，但對後者有些朋友可能會抗議：「算了吧，你整天都工作，周末和假日也不例外。如果傳聞屬實，你連半夜做夢時也經常不忘工作呢！」的確如此，只是對我而言，從事經濟分析是遊戲而非工作。對自己討厭的工作避之惟恐不及，我在這點上可說是惡名昭彰。行政事務我是全力規避，而且因為表現不稱職，久之也就少接到這方面的任務分派。像羅伯遜（DennisRoberrson）一樣，我總是最後才洗叉子，因為萬一原子彈不久之後就爆炸，不是根本沒必要洗了嗎？　　如果必須填一份複雜的問卷，我可能會因而提出一項交易理論或人口遺傳學的新模型，反正只要能盡量拖延那件討厭的事就好了。　　描寫畫家、音樂家、詩人或科學家的小說，經常忽略了他們平日工作時間內在做些什麼。其實再想想，有關商業大亨的虛構小說，也同樣沒有精確描述這些企業家在做什麼。　　因此，對聽眾談到經濟學家時，我應該具體地描繪他們在科學方面的醞釀工作。我是怎樣開始注意到問題的？突破點在什麼時候？發展的步驟為何？事後回顧，這項研究對知識的領域有何貢獻？　　該從哪裡開始呢？我有一本用來記載研究思考的大記事本，以1983年的那本為例，1月1日的那一欄，我可能順手記下了如何設計一個線性規劃系統的數字實例，足以推翻經濟學的夏特里耶原理（LeChatelierprinciple）的原型。這項研究一直尚未發表，其源頭可追溯到一項早在1949年的研究——或甚至早到1937年，當時我還是威爾森門下的學生。然後在1月2日和3日，還可以找到這個問題的記錄，可能還有對相關問題的演繹。　　在1983年之中，類似這樣的記錄可能超過五十項。然而剛好記載於這本床頭筆記本中的事項，也並非我該年所有研究的完整描述，甚至連這些研究的抽樣代表也稱不上。　　因此，我要找一個較充裕的時間，才能詳細說明某些著名研究成果是如何醞釀成形的。　　等不及的讀者可參閱我1982年在JorgenGeltingFestschrift的文章，題目是《阮賽最適可行租稅與最適公共用事業價格之歷史》（AChapterintheHistoryofRamsey"sOptimalFeasibleTaxationandoptimalPublicUtilityPricess）。　　追求成功的動力　　在結束之前，我想提一下科學家的動機與報酬。科學家和亞當·斯密的生意人一樣貪得無厭與競爭激烈，然而他們所追逐的不是物質享受，甚至不是金錢本身，也不是一般人所指的權力。學者求的是名。他們所求的名，誠如我1961年在美國經濟學會會長致辭中所說，乃是在同行——他們敬重也希望贏得對方敬重的同行之間的名譽。社會學者默頓（RobertK．Merton）曾在《科學社會學》（TheSociologyofScience）一書中，探討我所稱的這個「齷齪的小秘密」。　　我自己也不例外。林肯的律師合伙人及傳記作者亨敦（WilliamHerndon）曾經觀察到，誠實古怪的林肯在內心深處，一直有個小小的野心之鐘在滴答作響。在我自己的價值天秤上，無論是《新聞周刊》專欄作家的頭銜、因眼光獨到而投資獲利數百萬、乃至擔任權貴或總統顧問而掌握的權力，如果比之於對科學王國的貢獻所能贏得的認可，可說都是輕於鴻毛了。　　有次我曾問友人統計學者弗利曼（HaroldFreeman）：「如果魔鬼和你談一筆交易，以一項精彩的理論交換你的靈魂，你會怎麼辦？」「我不會答應，」他說，「但如換到是不平等（inequality）理論，則另當別論。」我喜歡他的回答。我曾證明，再笨的人也不至於笨到平均值六萬標準差（standarddeviation）以下，這項薩繆爾森不平等理論使我名噪一時。不論後繼的學者就此再加發揮，還是在更早的文獻中可找到類似的先例，都不足以改變我從中獲得的樂趣。因為這就是科學研究，只要能夠對當時的科學界能有貢獻，就當時而言也就足夠了。　　我因為早熟而早露頭角。在年輕時，我不知不覺地行事匆忙，實在是由於家族中多位男性長輩均未克享天年，使我自認壽數有限，加上家父於我23歲時英年早逝，大家認為我亦難逃此一命運，也帶給我極為沉重的陰影。因此當時我的想法是，該做的事就要趁早做。然而，現代科學卻帶來了改變，遺傳可以經由環境加以修正。無論如何，我一直身體健康。一般人在談到科學家的貢獻與他們的成就時，往往低估了健康這項因素的重要性。我有位值得尊敬的友人，終生為惱人的偏頭痛所苦，有人會不公平地把他歸類為低成就者。我則認為，他算得上是將自己資源明智運用的賢人。　　關於早年成名，還有一點值得一提，那就是可以使人放輕鬆。如果能一竿在手，靜待魚兒上鉤，為何還要汲汲於爭名奪利呢？　　為自己工作　　我很早就認定，學者是為自尊——也就是學者們自己所一致看重的事物而工作。然而，一旦期盼他人讚美之心稍歇，你就可以自在地為自我肯定而工作。能帶來真正滿足的工作，才是你會自認滿意的工作。也許要達到這種境界，多少要有個信念，那就是一位巧匠所喜愛者，也終會獲得其他人的認同。　　無論何時，我都力求讓自己快樂。有人認為我在熱力學的領域裡攪和，是想要提升經濟學在科學上的正確性，或是要駁斥經濟學者不能了解物理學複雜理論的說法。事實上，這種方法學上的嘗試，與其說是增加名聲，倒不如說是在對名譽課稅。那又如何？　　稅是我們為文明所付的代價。這類工作很有趣，而且我認為對人類知識的深度與廣度均有禆益。　　就更深的層面而言，一個人並非只為同僚間的美名與讚譽而工作，也不只為個人興趣或探索之樂而工作。就更深的層面而言，某位生理學家的對手，並非其他著名學府的同行，他的對頭是癌症。經濟學家說到底也是如此。客觀的真理遠在彼方，縱然千辛萬苦，也要設法了解。如果厭倦學術圈的勾心鬥角，或是目睹民主與文明在身旁崩壞，你總是可以退隱下來，致力於追求這客觀的真理。複雜的數學不會虛驕掩飾，即使鬧牙疼，最佳的止痛劑莫過於把難解的景氣循環或複雜的控制理論演練上五回合。　　我說這些並不是在開玩笑，有個實例可以為證。已故的內瑟（VossNeisser），是對社會研究新學派（NewschoolforSocialResearch）卓有貢獻的流亡經濟學家。他有次告訴我，在希特勒逐步掌權的黑暗時代，能鑽研於解決瓦爾拉競爭性均衡（Wlrasiancompetitiveequilbrium）之解，實在是一種解脫。我十分理解也完全同意。　　有人問我是否高興獲得諾貝爾獎，我思考一下才答道：「是的，生命中能帶來純粹樂趣的事少之又少，這件事倒真是如此。」這項榮譽是個驚喜，而且來得頗早，但也不致早到甚至連我也會擔心。我所尊敬的朋友都為我感到高興。如果有人有什麼相反的意見，恕我遲鈍不知。我的家人都喜歡斯德哥爾摩的相關慶祝活動。有些科學界同僚一想起那些把他們由實驗室中拉出來的訪問及種種惱人的差事，就覺得苦不堪言。我倒是能自得其樂，而且我還發現，只消過了幾天出門有司機的日子，很快就會上癮了。　　社會學者研究諾貝爾獎對得獎人有何影響。例如，桂冠得主是否會進入生產低落的時期？他們與人合著的論文是減少還是增加？名字是領銜或殿後居多？別人引用其著述的情況是否增加？他們變更領域的傾向有多大——諸如物理學者搞起腦的問題，或是化學家變成和平問題或最低工資的專家？　　對我而言，這是個容器——幾乎要——溢出的情況。我心中最後一絲罪惡感業已消失，當我選擇離開經濟學領域中的主要幹道，去探索費雪（R．A.Fisher）的生存價值（survivalvalue）或馬克斯韋爾（ClerkMaxwell）使熱力學第二定律失效的魔鬼形象。我仍如鷹隼般緊盯著企業趨勢與最新風潮，我仍撰寫經濟學中許多不同領域的文章，但經濟學界最後一位通才再也不覺得有必要站在——我是說設法站在——所有經濟學文獻的頂端。　　行將邁入古稀之齡，我的感覺如何？和音樂家瓦格納（Wagner）與威爾第（Verdi）　　同登高壽的歌德曾說，年老與年輕之別，在於年輕人的體力總是呼之即來，隨時待命；反之，八旬老翁只有在巔峰狀態下，才能有最佳表現。以我個人而言，行年雖已六十九，狀況仍如二十五，日子似乎總還是一如既往般美好。然而一如詩句有雲與理之必然，9月已至，殘存的美好時光終將逐漸消逝。　　

第五章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　　獲獎年度1976年　　演講日期1985年3月21日　　出生日期　　1912年7月31日　　學歷　　1932年羅格斯大學（RutgersUniversity）學士1933年芝加哥大學碩士　　1946年哥倫比亞大學博士　　經歷　　1937年～1940年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講師　　1940年～1941年威斯康辛大學經濟學客座教授1945年～1946年明尼蘇達大學（UniversityofMinnesota）經濟學與企管副教授　　1946年～1948年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副教授　　1948年～1963年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　　1963年～1982年芝加哥大學羅素傑出服務經濟學教授（PaulSnowdenRussellDistinquisheServiceProfessorofEconomics）　　1953年～1954年劍僑大學傅爾布萊特客座學者（VisitingFulbrightLecturer）　　1964年～1965年哥倫比亞米契爾客座研究教授（WesleyClairMitchellVisitingResearchProfessor）　　1967年冬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客座教授1972年冬夏威夷大學客座教授　　目前胡佛研究所（斯坦福）高組研究員　　重要著作《實證經濟學論文集》（EssaysinPositiveEconomics）　　《消費函數理范》（ATheoryoftheConsumptionFunction）　　《資本王義與自由》（CapitalismandFreedom）　　《價格理論：初稿》（PriceTheory：AProvisionalText）　　《美國貨幣史·1867年～1960年》（AMonetaryHistoryoftheUnitedStates，1867一1960）與施瓦茲（AnnaJ．Schwartz）合著今天主辦單位所指定的主題是「我成為經濟學者的演化之路」。不過我敢肯定，在座諸位一定有相當比例對如何才能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這類的問題，比對我如何成為經濟學者的過程更感興趣。因此身為實證研究的科學工作者，我決定先從統計的觀點，來探究一位經濟學者應該怎麼做，才能獲得諾貝爾獎。　　攻獎的三要件　　可能大家都知道，經濟學獎的頒發是較近期的事，它是瑞典中央銀行在1968年為慶祝成立300周年而設立的。到目前為止（1985年），一共有二十二人獲獎，其中並無女性。所以從以往的例子看來，如果你想成為諾貝爾獎的桂冠得主，最重要的一點是身為男性。在這裡要指出，至今沒有女性獲獎，應該不是瑞典諾貝爾委員會有男性沙文主義。　　我也相信，整個經濟學界幾乎會無異議地同意，在這段期間內，可能只有一位女性候選人完全符合相關的評鑒標準——她就是英國的經濟學家羅賓遜夫人，不過她已在幾年前辭世了。諾貝爾委員會之所以沒有授予她桂冠，無關乎性別歧視，而是可能反映了某種偏見的存在。今天在座的經濟學者，應該知道我所指的偏見是什麼。　　至於第二項條件是身為美國公民。二十二位得獎人中，有十二位來自美國，四位來自英國，兩位來自瑞典，另外四位分別來自四個其他國家。不過進一步分析，這項推論並不像前面那樣明確，因為美國的人口是英國的三倍以上，但獲獎的人數卻僅是英國的三倍，所以從平均的基礎來看，英國的獲獎記錄更佳。　　至於第三項條件，至少對我來說是最有趣的統計結果。在十二位獲獎的美國經濟學家中，有九位不是在芝加哥大學受過教育，就是在此教過書。所以，大家趕快到芝加哥大學去。除了這九位美國經濟學家，還有一位得獎人哈耶克也曾在芝加哥大學教過十年書。只不過在我的歸類裡頭，他是奧地利人而非美國人。有關經濟學獎得主的統計，只能到此為止，這也是我所能給諸位未來可能得獎人的建議。　　接受諾貝爾獎的過程中，最難忘的是12月初在瑞典領獎的那一星期。我的妻子和我的感覺是，在頒諾貝爾獎的過程中，似乎所有的瑞典人都放下手邊的工作，全神貫注於諾貝爾獎的頒獎典禮。一場接一場的宴會或相關的活動，令人應接不暇。那個星期整個活動的最高潮是一場晚宴及舞會，每一位獲獎人都要向已微醺的觀眾發表三分鐘以內的致詞。我想各位可能會想聽聽我在1976年的這項致詞。在此，我將其中開場白與結束的祝福刪除，把中間的主文陳述如下：　　「我所專攻的學科，晚近才成為科學的一支；而為紀念諾貝爾先生所頒發的經濟學獎，則是1968年瑞典中央銀行為慶祝成立300周年才開始設立的。我必須承認，這樣的背景確實帶給我一些利益衝突。因為，各位可能知道，根據我在貨幣理論方面的研究結果，我認為由電腦取代中央銀行的功能反而更好，只需在電腦上設定貨幣數量能有穩定的成長率即可。不過對我個人以及一小批被精挑細選的經濟學家同僚來說，值得慶幸的是，我的研究結論未被採納——否則今天就沒有瑞典中央銀行來捐資設立此刻本人有幸榮獲的獎項了。也許從這裡可以引申出：塞翁先馬，焉知非福？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如此，但是我想有些經濟學者可能是這樣的。　　獲獎的心情雖然愉快，但必須承認，在過去的八個禮拜中，我深刻體會到天下不只沒有白吃的午餐，也沒有白拿的獎。由於諾貝爾獎是全球矚目的殊榮，因此一經公布，得獎人就立刻成為各種疑難雜症的專家，吸引全球各雜誌、電視台的採訪記者及攝影人員蜂擁而至。我被問到的問題可以說是包羅萬象，從如何治療普通的感冒，到肯尼迪總統親筆簽名信函的市價如何。受到這樣的關注，固然令人受寵若驚，但也難免導致自滿之心。我認為以專業之外的事情干擾諾貝爾獎得主，固然亟需痛下針砭，但我們這些桂冠得主對過度自我膨脹也應有所戒慎恐懼。我就自己的專業領域所開出的解藥是，設立更多這類的獎項。不過，想要取代像諾貝爾獎這麼成功的產品，恐怕並非易事。也因此，我想我們這些人的自我膨脹，可能還會持續相當長的時間吧！」　　幸運的意外　　言歸正傳，當我回想個人以及其他人的生命歷程時，不禁深刻感受到純粹的偶然在我們一生歷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我想起了弗洛斯特（RobertFrost）幾行著名的詩句：　　「雙叉道自黃樹林中分出，　　遺憾我不能同時走兩條路，　　我選擇人跡較少的一條，　　自此面對截然不同的前途。」　　在回想我的經驗與發展歷程時，我發覺自己所走過的道路，是由一連串幸運的意外所決定的。首先，當然也是最重要的是，我幸運地出生在美國。我的雙親出生於喀巴索——盧森尼亞（Carpatho－Ruthenia），在他們移民美國時還是奧匈帝國的一部分，後來屬於捷克，而現在則是蘇聯的領土。他們到美國的時候都只有十來歲；後來在這裡認識進而結婚。如果他們都留在故鄉，即使結了婚也有了同樣的小孩，今天的我會是蘇聯而非美國公民。這當然是純粹的意外與巧合。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大部分美國人民身上，他們都是第一、二或第三代的移民，大都和我的父母一樣，赤手空拳地來到美國。　　第二項很重要的機遇，是我在高二的時候碰到的老師。他的專業領域是政治學，但對幾何學卻極為熱愛。他所教授的歐幾里得幾何學（Euclideangeometry），讓我此後對數學又敬又愛，產生了興趣。我永遠也不會忘記，他在證明畢氏定理時，引用基茨（Keats）《希臘古瓮詠》（OdeonaGrecianUrn）的最後數行詩句；「美即真理，真理即美——一切盡在此，這世上你們每人都知道，你們每人所必須知道的也盡在此。」　　第三項事件，或許應該說是一系列偶然的巧合，是發生在我大學階段。我的母校羅格斯大學（RutgersUnivesity）今天是一所規模宏大的州立大學，不過1928年我入學時，還只是小型的私立學院，但已開始改製為州立大學的程序，作法是設立優厚的獎學金制度，由新澤西州政府提供經費來源。我就是靠爭取到其中一項獎學金，才得以在不用負擔學費的情況下進入大學。　　和當時大部分移民一樣，我的父母一貧如洗。如果以今天的貧窮標準來看，我家的收入一直低於這項水平。雪上加霜的是，家父在我高中的最後一年就去世了。無論如何，靠著州政府提供的獎學金，再加上四處打工，像是到餐廳當服務生、在商店當店員以及暑期工讀等等，我不但在大學期間自食其力，還小有積蓄，足以支付研究所第一年的費用。　　基於對數學的興趣，我原本計劃主修數學。當時我還小不懂事，所知道唯一會用到數學的行業，只有保險業的精算師，所以我就打定主意要往這一行發展。精算師是一項高度專業的行業，必須通過一系列精算協會的考試，才能取得會員資格。在大學期間，我參加過好幾次相關的考試，有些及格，有些則沒通過——這大概是我記憶所及唯一失敗的考試經驗。　　知識經濟學　　在偶然的情況下，我選修了幾門經濟學的課程。這也可以說是幸運之神降臨，因為當時羅格斯大學經濟學系網羅了兩位非常傑出的老師，他們對我的一生影響重大。其中一位是伯恩斯，多年後曾擔任美國聯邦儲備理事會的理事主席，目前則是美國駐前西德大使。當我五十多年前初次受業於他門下時，他正在撰寫博士論文，在後來的接觸中，他不斷灌輸我科學上求真、精確與一絲不苟的信念，對我日後的學術工作產生重要的影響。另一位改變我一生的老師是瓊斯（HomerJones），當時他還在芝加哥大學博士班修業，來羅格斯大學只是兼差性質。他們兩位在半世紀以後的今天，仍然是我最親密的摯友。　　瓊斯後來到聖路易的聯邦儲備銀行擔任副總裁，負責經濟研究工作。他對美國的金融情勢了解深入，在這項職位上對美國利率的走勢發揮了極大的影響力。在所有十二家聯邦儲備銀行中，聖路易聯邦準備銀行的出版品無疑最常被學術研究引用，這全應該歸功於瓊斯。　　假如不是幸運地結識這兩位傑出人物，我的一生將會截然不同。也正是由於這一機遇，使我碰到了第四項巧合。在大學畢業之後，我仍為到底要繼續讀數學或經濟學而訪煌。像所有依賴經濟支援的年輕學生一樣，我向許多大學申請獎助學金或研究助理的職位。在30年代學生所能得到的經濟資助和今天的各種優厚的獎助學金計劃比起來，真是不可同日而語。我很幸運地獲得兩所大學提供的獎學金，分別是布朗大學的應用數學系以及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系。至於我所以能獲得芝加哥大學的獎學金，自然是因為瓊斯向他在該校的老師奈特積極爭取的結果。　　面對這兩者之間的選擇，我幾乎是到了要用擲銅板來決定的地步。假如我去了布朗，我將會成為應用數學家。由於選擇了芝加哥，今天我成為了經濟學家。就像詩人弗洛斯特所寫的，「雙叉道自黃樹林中分出」。我不能說自己選擇的是人跡較少的路，但無疑地，我所選擇的路決定了往後的一生。　　當年我會作這樣的選擇，並不只是因為經濟學在知識上的吸引力，或許這根本不是主要的因素。伯恩斯與瓊斯的影響很大，但也不是唯一的因素。當時的環境與時代，至少應該也同等重要吧！我在1932年大學畢業時，正逢美國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大恐慌的谷底，當時最受矚目的問題就是經濟。如何走出衰退？如何降低失業水準？如何解釋一方面是需求強勁，但另一方面卻有廣大資源閑置的矛盾現象？在這樣的大環境下，要解決當前燃眉之急的問題，作為一個經濟學家，應該比應用數學家或精算師更能發揮作用吧！　　名師啟迪　　我在芝加哥的第一個學期，也就是1932年秋季，有一門課是由威納講授。對我而言，這位偉大的老師不但是經師，也是人師。從專業領域來看，他的課程為我開啟了一個新世界，讓我了解經濟理論是一套首尾連貫、邏輯完整的知識，絕不是由一些支離破碎的主張或命題拼湊而成。這門課程毫無疑問他是我生命中最寶貴的知性經驗。　　除此之外，在這門課程中，我也結識了一位年輕美麗女同學夢絲·戴瑞克特（RoseDirector）。威納是以姓氏的英文字母順序來安排學生的座位，因此蘿絲和我比鄰而坐，這又影響了我的一生。我們在若干年後結婚，47年後的今天，依然共度幸福美滿的生活。　　這裡我要再提一次機遇的重要性：蘿絲在奧勒蘭州的波特蘭市長大，而我則是來自新澤西州的小鎮，我們在芝加哥的經濟學課堂上相遇。這一切是不可能由任何人事先刻意安排的。　　當時芝加哥大學的師資陣容，還包括奈特、西蒙斯、明茲、道格拉斯以及舒茲等。　　經濟學界對他們的大名可以說是耳熟能詳，但經濟學領域以外的人士就未必知道。他們堪稱是一群才華卓越而各有專精的經濟學家，經過他們調教的研究生也同樣出類拔萃。　　事實上，今天在座的除了蘿絲之外，還有一位我的同學，那就是鮑爾定（KennethBoulding）。我從那時起就認為，我們從教授處所學到的，還比不上同學之間相互切磋的心得，即使到現在我還是這麼想。教授的真正功能，恐怕只是提出一些主題，供大家自由討論吧。　　再繼續談我個人的經歷。舒茲當時在芝加哥大學教授統計學及數量經濟學，他是哥倫比亞大學數理經濟學與統計學教授霍特林的好友。經由舒茲向霍特林推介，我獲得了哥倫比亞大學的獎學金，所以在芝加哥一年之後，我就前往哥倫比亞大學。　　霍特林在數理統計學方面給予我新的啟發，一如威納在經濟理論課程上對我的影響。　　除此之外，米契爾（WesleyC.Mitchell）不但引導我用制度性的觀點來處理經濟理論，也介紹解決景氣循環的不同方法；而克拉克（JohnMauriceClark）則教導我地獨特的創見，即結合純理論與社會及制度方面的研究方法。同樣地，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生也是頭角崢嶸，有些成為我終生的好友。　　理想的學習環境　　根據個人的經驗，我願意作這樣的結論：至少在30年代，對一個剛剛起步的經濟學者來說，最理想的學習環境組合，應該是在強調理論的芝加哥大學待一年，也到強調製度影響與實證研究的哥倫比亞大學待一年。　　在哥倫比亞待一年後，我回到芝加哥擔任舒茲的研究助理，在這裡我又碰到了不可多得的際通。我的兩位研究生同僚恰好是施蒂格勒以及沃利斯（W．AlienWallis）。　　施蒂格勒也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也應邀參加這一系列講演。他目前仍執教於芝加哥大學。不論在友誼上，還是在知識的影響上，他都令人如沐春風而分外珍惜。大概沒有其他的經濟學者擁有那麼活潑而具原創力的思想以及卓越的文采。他的經濟學可以說是獨樹一幟，融合幽默的筆觸與文學的氣息，來說明經濟性的內容。少有經濟學者能像他一樣具有這麼豐富的創意，又對經濟研究的途徑產生這麼深遠的影響。沃利斯後來曾擔任芝加哥大學商學院院長，又接掌羅徹斯特大學（UniversityofRochester）　　校長的職位，目前則是負責經濟事務的國務次卿。他們兩位至今仍然是我妻子和我最好的朋友，也都一直與我在專業領域相互切磋。　　受到芝加哥以及哥倫比亞兩校學風的綜合影響——前者重理論，後者重統計與實證研究，我的科學工作也大都兼顧理論與實務，也就是包括理論以及對理論內涵的驗證。　　我之所以用「科學工作」一詞，就是要刻意將其與蘿絲和我合著的通俗讀物有所區分，這些讀物包括《資本主義與自由》（CapitalismandFreedom）、《選擇的自由》（FreetoChoose）及《現狀的桎梏》。　　我的博士論文系根據顧志耐所指導的一項研究而寫成，顧志耐也是獲得諾貝爾獎的美國經濟學家，當時任職於國家經濟研究局。我所參與的專案計劃，用到了有關專門職業所得的資料，乃是當時他為商務部初次構建國民所得的過程中搜集而來。顧志耐和我根據研究結果合寫了《獨立專業之所得》（IncomefromIndependentProfessionalPractice）一書。該書的核心，乃是運用經濟學的分配理論來分析解釋各類專業所得的資料。這項著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完成，但到戰後才正式出版，主要是因為其中一項研究發現尚有爭議。這項發現涉及美國醫學協會（AmericanMedicalAssociation）　　的獨佔地位對醫師所得發生的影響，在之後的四十多年仍然一直受各方注意。我後來的另一本著作《消費函數理論》（TheTheoryoftheConsumptionFunction）以及一些我個人或與施瓦茲（AnnaJ．Schwartz）合著的貨幣方面書籍，也都同樣具有結合理論與實證的特性。　　戰爭期間的研究　　另一項對我的科學工作產生重要影響的因素，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經驗。大戰的頭兩年——即1941年～1943年，我在美國財政部的稅務部門擔任經濟研究員。事實上，到今天為止，我妻子蘿絲對我當年參與設計及發展所得稅的就源扣繳，一直不能釋懷。毫無疑問地，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如果不從就源扣繳下手，政府不可能收到那樣多的租稅。但因為有了扣繳制度，使得政府部門在戰後還能夠課到更高金額的稅收，也是不爭的事實。我個人深切體會到，儘管為了戰時的目的，實施扣繳有其必要，但這項制度在戰後卻產生了一些負面效果。在華盛頓的兩年工作中，我在華府決策過程中學到甚多，可以說是彌足珍貴的經驗。可喜的是，我在染上政治狂熱症之前就已經及早脫身，否則對志在學術研究的人來說這種病症無疑是不治之症。　　大戰的後兩年——1943年～1945年，我在哥倫比亞大學戰爭研究部的統計研究組擔任數理統計工作。該部門的設立，主要是為軍方及其他從事戰爭研究的團體提供統計方面的協助，在編製上隸屬於戰時創設的科學研究與發展辦公室（OfficeofScientificResearchandDevelopment）。霍特林是這個單位的理論顧問，而沃利斯則是執行長。　　這次的經驗讓我有機會和來自不同領域的自然科學家共事，否則我不可能和他們有太多的接觸機會。我必須運用統計的方法來處理非經濟的數據資料。出乎意料的是，在解釋戰爭相關資料的作業研究方面，社會科學家經常比自然科學家還管用。原因很簡單：社會科學的學者慣於處理雜亂無章的資料，而戰爭期間的資料正是一團糟；自然科學家所處理的往往是在受控制的實驗下所產生的精確資料，因此面對實地搜集來的資料大都是一籌莫展。　　令人存疑的預測　　這段期間發生了一段插曲，使我日後對經濟預測——特別是根據複雜的多元回歸所作的計量經濟預測持懷疑的觀點。當時有一項耐高溫合金的開發計劃，由我們提供統計上的協助，這些合金將作為噴射引擎的村裡以及渦輪增壓器的葉片，而合金的主要成分是鋁、鎳及其他金屬。噴射引擎與蒸汽渦輪的效率，主要取決於運轉時的溫度。溫度只要稍微提高，即可大幅提升渦輪、渦輪增壓器或噴射引擎的效率。這項實驗分別在麻省理工學院、匹茲堡的巴特爾實驗室（BattelleLaboratory）以及其他地方進行。　　我們這個小組對實驗的統計設計提供建議，並分析大部分的實驗成果。在進行這些工作的時候，我根據大量數據資料計算出在不同溫度下合金成分與合金強度的多元回歸。　　我的想法是，利用導出的方程式，應該能夠找出產生最佳成果的合金組合成分。從紙上作業來看，我的研究成果可以說是完美無暇。方程式的配適度極佳，顯示有一種全新成分的冶金，可以大幅超越目前任何既有合金的強度。測試的方式，是將相當的重量懸吊於該合金樣本上，並置於一已加熱至穩定高溫的爐內，然後測量多久之後會斷裂。當時最好的合金，大概在十到二十個小時就會斷裂；而我的方程式卻預測，這種新的合金可以維持大概二百小時之久。多麼驚人的成就！　　經濟預測可能要耗上十年的光陰，才能取得所需的新證據，自然科學在這方面就有利多了，你隨時可以測試一些預測。所以，我打了個電話給共事的麻省理工學院冶金專家，要求他按照我的規格製作一些新合金，然後予以測試。為了保持必要的記錄，這些合金必須加以命名。我對自己的方程式頗具信心，因此分別以F1及F2來命名，但我還沒有自信到告訴這些冶金專家找的方程式所預測出的斷裂時間。這種謹慎證實是明智之舉，因為F1合金在兩個小時左右斷裂，F2則大概維持了三個小時。從此以後，我對自己或其他人利用多元回歸方程式所作的經濟預測，都抱著高度存疑的態度。　　在我演講的最後部分，我要把話題轉到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另一層面。在座可能有人知道，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設立曾經遭受批評，而主要的論點是：經濟學並不是一門科學。　　其中批評最力的當屬米達爾（GunriarMyrdal），這位瑞典的經濟學家曾和海耶克共同獲得諾貝爾獎，但之後卻有了不同的想法，並撰寫一系列的文章譴責此一獎項，也對自己曾經受獎表示遺憾。他表示，經濟學並不是一門和物理學、化學或醫學有著相同意義的科學。　　經濟學也是科學　　我相信米達爾是錯了。我們應該把經濟學家所做的科學工作和他們所做的其他工作加以區分。經濟學家既是社會的一員，也是科學家。我們並沒有把百分之百的生命投注在純科學工作上，但物理學家或化學家當然也是一樣。基本上，我相信經濟學所具有的科學成分，和物理學、化學或其他自然科學成分，在性質上並沒有什麼不同。不錯，物理學家可以在受到控制的實驗室下操作，而經濟學家則不能，這點是那些持不同看法的人所經常強調的。但是光憑這一點，實在不足以否認經濟學的科學性。大氣科學是一門大家公認的科學，但幾乎不可能進行控制的實驗，在許多其他的科學領域也都有類似的限制。經濟學家固然不太可能執行控制的實驗——雖然有些是可能的，也已經在作了—　　—但是未控制的實驗，經常會產生近似控制實驗的資料。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如果要比較不同的經濟制度，有那一個控制實驗會優於東德與西德的經驗呢？這兩個國家以前是同一個國家，人民背景相同、文化相同、遺傳基因相同，但卻因為意外的戰爭而分裂為兩部分。在柏林圍牆的一邊，是相對自由的經濟體制，而另一邊則是集體主義的社會。　　所謂的控制實驗，也並非可以百分之百控制。兩種不同的狀況之間，可能存在著無數的差異，想要將之完全掌握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不相信在所謂的控制實驗與未控制實驗之間，原理上存有任何差異；同樣地，不論是在物理學或經濟學的領域，進行科學工作的可能性，也應該是不分軒輕的。我們有必要清楚區分一個人在科學研究領域所做的事和他身為一個公民所做的事。這樣的觀念，在物理領域的重要性，並不亞於經濟學。　　就以星球大戰計劃（StarWars）這個熱門的爭辯議題而言，有些物理學家聲明反對星戰計劃，但卻有另一批物理學家支持這項計劃。很明顯的，這些不同的聲明所反映的，不僅僅是已獲大家認同的科學知識，絕大部分反而是這些物理學家個人價值觀以及對政治事件的判斷等等。要評價他們在科學上的能力或貢獻，憑藉的不該是這些聲明，而應該是他們在科學上的工作。我相信，這種作法也適用於經濟學家。　　廣泛的社會關懷　　再回到我個人的人生經歷。我曾在公共政策上扮演非常活躍的角色，並希望能影響公共政策，我也常公開演講或是撰寫有關政策問題的文章。不過，在從事這些活動時，我的身份是一位公民——希望是一位學有專精的公民，而與我的科學能力無關。我相信，由於具備了經濟學上的知識，使我能夠對一些議題作更好的判斷。但是，基本上，我在科學上及學術上的成績，不應該由我在公共政策上的活動來作評價。　　剛才主持人在介紹我的時候，曾提到我希望接受同行的評鑒。他提到的這段插曲，是發生在底特律的一個停車場。就在宣布我獲得諾貝爾獎的那天早上，因為先前我已答應當天到密西根州，為該州要求平衡預算與搏節開支的法案修正作巡迴講演，因此必須一早就離開芝加哥。我抵達底特律機場時，負責推動修正案的代表前來迎接，並帶我到底特律記者俱樂部參加當天演講之前的記者會。當我們到達俱樂部的停車場時，看到現場眾多的記者和電視台的人員，真是嚇了一跳。當場我就說，我很驚訝推動修正案的努力會受到這麼多的關注。就在我從車子裡面走出來時，一位記者伸出麥克風，緊貼在我的臉上說道：「你對獲獎有什麼感想？」我說：「什麼獎？」他說；「諾貝爾獎。」很自然地，我表達了獲悉這個消息的喜悅。記者又問：「你認為這是你學術生涯的頂峰嗎？」之類的話，我說不是。我又說，我的經濟學家同行對我未來五十年工作的評價，會比七位瑞典人目前怎麼看我的工作成績，更讓我感興趣。　　當我在密西根州巡迴講演的時候，我並不是以科學家的身份來作這件事，而是以一個深切關心公共問題的公民身份。同樣地，我投入平衡預算及撙節支出的聯邦憲法修正案相關活動時，也是以一個公民的身份來從事的。　　一般大眾都有一個印象，經濟學者之間永遠意見不一致，甚至還說，假如房間裡面有三位經濟學者，那麼至少會跑出四種意見。其實這是一種誤解。如果把經濟學的科學面由其政策面與價值面抽離，那麼不管經濟學者的政治觀點為何，他們之間都有相當廣泛的共同見解。我曾不只一次參加包括由經濟學者以及其他領域的學者專家共同組成的團體，我一再發現，當任何議題開始討論大約十分鐘之後，所有的經濟學者會逐漸站在一邊，共同對抗其他所有人——不管那些經濟學者是左派、右派還是中庸派。　　從整體來看，諾貝爾獎是否有什麼正面效果，我個人一直極為存疑，但是我相信除了諾貝爾經濟學獎，這樣的懷疑也同樣適用於諾貝爾物理學獎。　　我已經聊了很多方面，不過不曉得是否已經清楚說明了個人成為經濟學者的演化之路這項主題。最後我要說，身為一位經濟學者，成為我生命中喜悅與滿足的源泉。經濟學是一門迷人的學問。而最令人著迷的是，它的基本原理如此簡單，只要一張紙就可以寫完，而且任何人都可以了解，然而真正了解的人又何其稀少。　　

第六章施蒂格勒（GeorgeJ．Stigler）　　獲獎年度1982年　　演講日期1985年4月17日　　出生日期1911年1目17日　　學歷　　1931年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ofWashington）學士1932年西北大學（NorthwesternUniversity）碩士1938年芝加哥大學博士　　學術經歷1936年～1938年愛荷華州立大學（IowaStateUniversity）助理教授　　1938年～1946年明尼蘇達大學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1946年～1947年布朗大學（BrownUniversity）教授1947年～1958年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1958年～1981年芝加哥大學華爾格林美國機構傑出服務經濟學教授（CharlesR．WalgreenDistinguishedServiceProfessorofAmericanInstitutions）　　1977年芝加哥大學經濟與國家研究中心（CenterfortheStudyoftheEconomyandtheState）主任　　重要著作　　《公民與國家：管制論文集》（TheCitizenandtheState：EssaysonRegulation）　　《經濟史論文集》（EssaysintheHistoryofEconomics）　　《產業的組織》（TheOrganizationofIndustry）　　《生產與分配理論》（ProductionandDistributionTheories）　　《價格理論》（TheTheoryofPrice）　　科學界有項定律，那就是一位科學家如果要在專業領域發揮影響力，那麼他唯一的機會，就是要能影響與他同時代的人。假如不能為當代人注意，他就喪失了這個機會。　　某些曾遭忽視的科學家，縱然可能因後世發掘了其傑出的研究成果而得享盛名，但他的重要性卻無從提升。高林（Gossen）是不折不扣的天才，但是他對效用理論（utilitytheory）的發展可說毫無貢獻。庫爾諾（Cournot）也算是位奇才，他的某些著作或許對埃奇沃思（Edgeworth）及後進學者的寡佔理論有所影響，但是經濟學界談到寡佔理論的發展時，都是從19世紀80年代算起，而不會追溯到庫爾諾著作出版的1838年。　　易逝的名聲　　在當代得享盛名，也並不能保證未來名聲能永保不衰——若干只是領導一時科學風潮的人士，在科學史的紀錄中會逐漸褪色。今天年輕一代的經濟學者大概不會知道，在30年代末期，一篇探討有關美國經濟停滯性膨脹（stagflation）的論文，成為廣泛討論的議題，但漢森現在卻無法享有他當年紅極一時的盛興。即使是錢伯霖的獨佔性競爭（monopolisticcompetition）理論，於今看來顯然也無法為經濟理論指出基本的新方向。　　因此，科學的創造力——成功且持久的創造力——必須為當代人士所認可，否則那將只是個人的成就，而不能成為社會整體的成就。參與這一系列講座的經濟學者，至少都滿足了研究成果為當代所認可的這項條件。至於他們的貢獻，是影響深遠，抑或只是一時的風潮，則有待後世的認定了。　　怎樣才能在經濟學領域發揮創造力？在過去一百年左右，相關的條件已經起了一項基本的變化。直到19世紀70年代或19世紀80年代，非本科出身的人還有可能成為深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但時至今日，經濟學界的重要成就或貢獻，絕少出自非經濟學家之手。　　像亞當·斯密與李嘉圖或甚至瓦爾拉斯與埃奇沃思，他們的經濟學知識是自修而來，並未受過專業的正式訓練。即使是近代，在經濟學界具有相當影響力的非經濟學者，我能夠舉出的也只有阮賽（Ramsey）、霍特林以及馮紐曼等寥寥幾位；當然，他們個個都是非常高段的數學家，而且也都是四十年前或更早期的人物了。　　所以，如果要想了解當代經濟學的成果是在什麼條件下獲得的，就必須深入探究當代學者求學與工作的情況。這些條件並不等同於創造力，但卻是創造力得以發揮的不可或缺條件。因此，接下來我將用半自傳式的角度剖析我的經濟學之路，尤其著重說明我所經歷的訓練與工作條件，是如何影響我研究的問題與使用的方法。　　我生長於西雅圖，也一直在那裡接受教育到大學畢業，取得了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ofWashington）的企管學士學位，之後獲得芝加哥西北大學（NorthwesternUniversity）企管碩士學位。為了避免失業，我在華盛頓大學待了一年多，然後再到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以上這幾個句子涵蓋了我求學過程的22個寒暑，細節容後詳述。家父與家母分別來自巴伐利亞（Bavaria）及匈牙利。家父原是釀酒師，但在美國頒布禁酒令後，無法再以釀酒為生，因此蕭條的二三十年代，他在西雅圖地區以買賣及整修不動產為業。在大學之前，我對功課並不認真，各類書籍則是囫圇吞棗，談不上有系統地研讀。　　我在華盛頓大學的成績優異，但卻經常選錯課程。我自己缺乏判斷能力，而父母所受正式教育有限，也無法給我指引，因此我選了一堆「實用」的商業課程和許多政治學科目，就是沒有選修數學或其他自然科學。我後來相信一種說法，那就是如果把在一個領域鑽研的程度以數字來表示，那麼大學部和研究所的訓練，可能是一與八之比，我自己的經驗就是證明。華盛頓大學雖有幾位值得尊敬的經濟學者，但稱不上是第一流的大師。　　西北大學打開了我的眼界。不過同樣地，我還是選修了太多實用的課程，這次比較偏向於都市土地經濟學。當時，我的老師是幹練也善於啟發學生的經濟學者伍德伯格（ColemanWoodbury），我決定以學術作為終生職業，受他的鼓勵極大。不過，1933年我進入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時，對經濟學的了解可以說近乎一張白紙。當時我自己並不了解這點，畢竟22歲的年輕人還不太懂得謙虛。　　名師風範　　在芝加哥大學，我遇到了三位至今我還是認為最傑出的經濟學家：奈特、西蒙斯以及一年後從美國財政部返回校園的威納。　　奈特是一位傑出但有點不循常規的老師，他的教學天馬行空，不斷變換討論的主題，但卻一再反覆強調自己的論點。在經濟學史的課程裡頭，他最感興趣的是宗教史的黑暗面，但對自李嘉圖以下經濟學界大人物所犯的偏見與錯誤，他也是津津樂道。他的卓越由所有學生無不受其影響即可看出。他毫不含糊地表明，知識的追求是一項神聖的使命，但即便是全心全意追求真理與證據的優秀學者，也難免遭遇重重困難。　　西蒙斯是親持的弟子，但是他的例子足以昭告我們，身為弟子者仍可獨立思考，對老師的某些理論存疑，或抱持完全不同的人生目標。西蒙斯認為，30年代的世界正處在一個歷史性的危機中，西方世界的自由與經濟活力危在旦夕。奈特則是從比較開闊的眼光來看問題，他認為人類的歷史乃是一部社會愚行史；當時存在的危機固然很嚴重，但也不乏先例，而且也會一如既往被拙劣地解決掉。反之，西蒙斯卻由衷地相信，30年代的危機一定要妥善處理，否則文明的基本價值將遭摧毀，因此他也一生致力於這項工作。　　奈特和西蒙斯兩位都成功地灌輸了我一個觀念，事實上他們可能強調過度了，那就是在科學的研究工作上，名聲大或官位高都無足輕重。他們諄諄告誡，要細聽論點，詳查證據，而不要在乎對方身份、學歷及年齡。在這種藐視權威的教育下，養成了我們一種特別的傾向：比之於早期的觀念，對當代的觀念與想法更應該以存疑的態度來看待。　　然而，當時老師並未明確指出這種區分的必要，只是在教學中間接表達出來，因此當時我還無法理解其中的差別。他們會舉例說明，李嘉圖以及馬歇爾這些前輩大師，就算是他們的錯誤與缺失，也比當代一些無意義或不成熟的論點，更值得我們留心注意。雖然他們沒有明說，學生自可據以推論，早期經濟學家的成果已受過時間的考驗，因此較值得尊重。　　隔年，威納重返芝加哥，他是一位作風完全不同的學者——博學多聞，教學風格嚴謹而系統化。威納建立了芝加哥新古典個體經濟學理論紮實訓練的傳統，也包括對實際問題的應用。經濟學三0一課程的學生，對他的崇敬幾近於畏懼。我仍然記得，有一次他要某位學生列出決定商品需求彈性的因素，這位同學一開始答得還不錯，但不久後就誤把供給面的因素列了出來，只見威納冷冷地說：「某某先生，你不是這一班的學生。」　　威納的說詞也引發了班上同學的緊張情緒。不過在課堂外，他倒是親切而樂於幫助學生，而我對他的敬意也與日俱增。　　與益友切磋　　我在芝加哥也碰到了一些才華橫溢的同學，當然，與他們交往方式與教授不同。我最好的朋友有弗里德曼以及沃利斯。我很快就發現了弗里德曼的才華：邏輯清楚，視野寬廣，能在很短的時間內了解別人的論點——也能很快地發現別人的缺失。他對我的學術生涯有深刻的影響。　　沃利斯處事幹練而有條理，所以我們早就預測他有朝一日會當大學校長。一年後，薩繆爾森這位大四的學生出現在我們研究所的課堂上，很快地我們就領教到他的資質不凡。和這些同學的接觸[鮑爾定與卡爾生（SuneCarlson）也在其中]，讓我首次有機會和一群心智一流的人物經常交流，也使我終生都珍視這種經驗。　　我的博士論文由奈特指導，寫的是有關經濟思想史的題目。他一直以關懷與寬容對待我這位學生，不過回想起來，其中還有一些美中不足的地方。由於他作風強勢，要求很高，因此長久以來我所閱讀的經濟學經典之作，基本上都是透過他的觀點，而沒有自己的觀點。所以，我日後不敢再看自己的博士論文《生產與分配理論的成形階段》（ProductionandDistributionTheories：TheFormativePeriod），因為其中奈特的觀點過多，而且論文本身也不夠成熟。　　教學相長　　1936年，我離開芝加哥，開始在愛荷華州立學院（IowaStateCollege）任教。此時我對數學是一知半解，價格理論也僅略知一二，對經濟學理論的發展史最為偏愛，但當代的思潮與觀念則少有涉獵，甚至近乎完全存疑。回想起來，當時自己的知識還真是乏善可陳。　　我處於充滿活力的年輕經濟學者當中，都是休茲（TheodoreW．Schultz）號召而來。我還記得當年教第一堂課——經濟學原理——的情景。我把前幾周要上的課程內容都作了提綱，因此信心十足地走入教室。然而四十分鐘之後，我就已經把把提綱的內容全部講完了，剩下十分鐘還是得撐下去，而以後還有兩個多月的課呢！我很羨慕同事抱怨上課的時間太短，以至於無法將所有的教材講完；相形之下，我從來不曾達到這種學富五車或口若懸河的境界。　　大部分的空閑時間，我都在亞默斯（Ames）撰寫博士論文，也在第二年的春天獲得博士學位。我在那裡碰到了許多非常優秀的同事和學生，但就在即將於亞默斯安頓下來之際，我應迦佛（FredericGarver）之邀前往了明尼蘇達。　　在明尼蘇達，和我關係最密切的同事有迦佛、博第（FrancisBoddy）以及馬蓋特（ArthurMarget）。漢森當年正好離開明尼蘇達前往哈佛，事實上我負責的大部分課程原來是他的課程，當然職位及薪水都遠不如他。那時候謠傳我的主要競爭對手是摩根斯坦；假如傳聞屬實，當時雀屏中選的是他，搞不好在共同發表賽局理論的作者中，我也可能忝居其一呢！　　大約在1942年前後，因為世界大戰爆發，學術界人士普遍中斷研究，我也從明尼蘇達請了長假，到國家經濟研究局任職。我負責服務業的研究，系屬於對美國經濟的產出、就業及生產力趨勢研究計划下的一環。我和其他同事搜集了大量的數據資料，也出版了若干專題報告，包括國內科學、教育、貿易及人力等不同領域。這些研究絕大多數是計量性質，只有粗淺的分析架構。當時我研究產出對一項涵蓋所有投入項目的指數的關係，找出第一個以這種方式測量生產力的方法。　　在經濟研究局，我認識了伯恩斯、費伯利肯（SolomanFabricant）以及摩爾（GeoffeyMoore）。經由這些專家，特別是弗里德曼，我更深切地了解到保證工作在評估經濟理論上極為重要；關於這項主題，等一下我還會作深入的敘述。後來，我從經濟研究局轉往哥倫比亞大學的統計研究小組，此處的統計分析主要是處理軍事方面的問題。研究小組的執行長是沃利斯，而資深學者有霍特林、弗里德曼、伍佛維茲（JacobWolfowitz），還有統計專家薩維奇（L.J.Savage）及瓦德等人。我在那裡學到了一些統計學的知識，還好也沒有嚴重耽誤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獲勝。　　在大戰行將結束之際，我重返明尼蘇達，一年後，弗里德曼也加入了我們的行列。　　然而，這次的再聚相當匆促，一年之後他就去了芝加哥，而我也轉往布朗大學。[這裡我也許可以提一下，事實上在1946年時，芝加哥本來要給我教授的職位，但因我與校長面談不歡而遭否決。為此，我可能使弗里德曼得以早一年進了芝加哥，因此對新芝加哥學派（newChicagoschool）的建立，我也說得上有些許功勞吧！]在布朗一年後，我前去哥倫比亞大學與哈特（AlbertHart）及維克瑞（WilliamVickrey）共同教授研究所的理論課程，同時也負責產業組織及經濟學史這兩門課。哥倫比亞大學經濟系在當時一如今日，擁有堅強的師資陣容，像伯恩斯、蕭普（CarlShoup）、勒克塞（RagnarNurkse）等，都是一時之選。在各個學府蜻蜒點水過後，我終於在1958年回到芝加哥。　　芝加哥學派　　當我重返芝加哥時，該校經濟系可以說正處在巔峰之際。弗里德曼在全球經濟學界已享有盛譽；他的《消費函數》一書，對經濟資料的統計分析，產生了革命性的影響，而他在貨幣理論方面的研究，也嚴重衝擊了當時主流的凱恩斯學派。其他的同事有創立現代勞動經濟學規模的劉易斯（GreggLewis），以及目前在哥倫比亞的貝克（GaryBecker）與他的同僚敏瑟（JacobMincer）等人。休茲在教育經濟學的研究上有了相當的成績，也繼續在經濟成長領域的研究。哈伯格（ArnoldHarberger）則在財政學上從事重要的基本研究，同時透過與弟子的共同投入，在經濟發展理論方面也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我主要的研究領域是產業組織。凱賽爾（ReubenKessel）及戴爾瑟（LesterTelser）都是這門課的同事，而最可喜的是科斯也在三年後加入了我們的行列。然而，影響我最深的，要屬戴瑞克特（AaronDirector）了，我們是在1946年培洛林山學會（Mt．PelerinSociety）召開第一次會議時結識，並建立密切的友誼。他一直具有崇高的學術風範，堅強與獨立的思考，對許多問題的看法極為深入，常能直指一些廣泛流行觀念的虛浮與矛盾之處。他在法學院任教，和利維（EdwardH．Levi）合開反托拉斯的課程，因此主要的研究領域是反托拉斯經濟學。　　由於戴瑞克特彬彬有禮的詢問，而使我修正觀點或補強論證的情況，實在不勝計數。　　假如我們生在當年的希臘，我一定稱他為蘇格拉底。他對麥克基（JohnMcGee）提出的質疑，促成他寫出有關掠奪性訂價（PredatoryPricing）的著名論文：他對戴爾瑟提出的問題，也對他發表有關維持再銷售價格（resaleprice）的論文有所貢獻；他質疑鮑曼（WardBowman）、柏斯亭（MeyerBurstein）及希爾頓（GeorgeHilton）的問題，也對他們有關價格歧視（pricediscrimination）及需求衡量等論文的完成有相當的啟發。因為看到戴瑞克特不打算髮表自己的某項觀念，我曾寫了一篇《戴瑞克特的所得重分配法則》，以闡述地的這項理念。　　說經濟學是一門社會科學，除了因為它關切的是人類社會關係中的問題之外，另一方面，若非身處適合於探討知識的環境，我們在經濟學的領域難有所成就。因此說經濟學是「社會」科學，就字面意義上也是很適合的。　　孕育經濟理論的條件　　法國與德國這兩個西歐重要國家，整體說來在現代經濟分析的發展上貢獻殊少。然而，這兩國長期在數學上表現卓越，在物理學、化學、天文學等方面，亦曾盛極一時。　　因此，它們在世界經濟學的舞台上只能扮演次要角色，不應歸咎於欠缺高超的科學能力。　　同樣地，我們也不能輕率地認定，這兩個國家和英國相較，在社會、經濟或政治體制上有重大差異，因此對經濟比較缺乏研究的興趣。　　事實上，回顧經濟學的發展，可以看到有好幾個時期的進步特別快速，在理論上也是百家爭鳴，而且延續的時間可能長達好幾個世代。劍橋大學就曾有過這種盛況，從1890年——1940年，50年間幾乎毫無間斷；維也納也在更早二十年前有類似的歷史，而大概在30年代結束。芝加哥則從1930年迄今，也一直都呈現類似的蓬勃發展。能持續創出佳績的時代，必定有一些能產生連鎖反應的因素。所謂劍橋「學派」、奧地利「學派」　　或芝加哥「學派」，在名稱上就顯示並非只靠一位才俊之士曇花一現地帶領一小群門生就能形成。　　我剛提到德國與法國對經濟學的發展貢獻不大，或許有人會指出：像屠能（VonThunen）與高森或庫爾諾，絕不僅只是次要的經濟理論家，他們都具有高超的創造力。　　但就如我在先前所說的，他們對自己同代的人並沒有發揮任何影響力。其主要原因——　　至少對上述這兩位德國人來說頗為貼切——應該就是他們在知識上的孤立。這種孤立讓屠能耗去甚多寶貴精力去發現所謂由上帝賜予之公平工資的計算公式√ap，他甚至要求把此公式鐫刻在他的墓碑上。高森的著作艱深無比，不是因為他的分析性質複雜，而是因為他的表達方式失之艱澀隱晦，令人難以卒讀。庫爾諾的書亦有類似的缺憾：儘管文筆流暢，可惜他用的數學語言，當時沒有一位重要的經濟學家能夠理解。　　假如說科學工作是社會活動，那麼發現卻絕對不是。發現新理論或是從現有理論中發展出新方向，是一項難以理解的創造性活動，至少對我而言是難以理解的。我們對於發現邊際效用理論的為何是傑文斯（Jevons）與高森，而非小彌爾與其父——後兩位的才華與能力皆毫不遜色——所知極為有限。對效用理論為經濟學專業工作者所採用，我曾經解釋，這是等到19世紀後半葉經濟學成為學術領域正式的學科之後，邊際效用的理論才能發揮作用。就算這種說法正確，還是無法解釋，何以澳大利亞悉尼制幣廠的年輕金屬成份分析師（譯者按：指傑文斯），或是並不起眼的德國小公務員（譯者按：指高森），能夠具有這樣的觀念。　　追索新觀念的起源　　也許我們可以來談一下有關經濟學界新觀念的起源。一般來說，我們可以將新的經濟觀念分為兩大類：一是以批判性的態度檢驗其他經濟學者的觀念而得到的；另一種是直接設法解釋某些實際現象。其實這樣的分類並不是完全互斥，因為其他經濟學者的觀念或想法，其實歸根結底也可能是指向實際現象，所以也會引導我們到那些實際現象。　　但儘管如此，我相信這樣的分類仍具有某些價值。　　讓我們看看英國維多利亞女王晚期的兩位大經濟學家瓦爾拉斯與馬歇爾。瓦爾拉斯企圖要建立一套一貫性的理論架構，以解釋企業經濟的本質。然而他那優雅的架構志不在解釋任何可實地觀察到的企業行為，唯一的例外，大概只有需求曲線呈現負斜率的現象——但即使這個觀點也沒有很清楚地表現出來。　　另一方面，馬歇爾則想要解釋時間在價格形成及資源分配中扮演的角色，這是他《經濟學原理》一書的主要貢獻。他也對前輩經濟學者的理論，提出許多改進或修正，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他界定了土地的要素（即土地的空間性關係以及氣候的年度變化），這正是李嘉圖所謂土地的原始與不可損毀的特性。不過，馬歇爾的著眼點主要是解釋經濟現象，而不是修正前輩的理論。　　我可以再進一步探究馬歇爾這兩方面的研究。他在提及時間因素在經濟上的影響時，舉出許多每天可接觸到的實例，因而市場價格、短期及長期正常價格，都成為標準經濟學理論的一部分。至於他對土地賦予新的定義相當精妙，把李嘉圖土地所具實證內涵加以隔絕，但此一見解並沒有對後來的經濟學產生多大的影響。我個人歸結可能的原因是，馬歇爾並未能說明，這樣的土地概念在實證或政策涵義上有何價值。　　根據我個人的看法，將經濟學不斷往前推進的直接動力，絕大部分是為了改進其他經濟學者的研究成果。這一系列的代表性學者有李嘉圖、小彌爾、埃奇沃思、庇古以及大部分的當代經濟學者。至於直接針對實際現象給予解釋說明者似乎較少，這可能是因為實際的現象常常呈現無序混亂而難以清楚計數的特性。除了馬歇爾之外，這方面的代表性人物有亞當·斯密、凱恩斯及弗里德曼。　　幾千年來，大部分新的或鮮為人知的觀念，應該都是錯的：若非如此，想成為一位滿腹經綸的學者，豈非要千辛萬苦讀盡世間的道理？許多所謂「新」的觀念，其實一點都不新，只是知道的人比較少，而且大部分所謂新的或是鮮為人知的觀念，經常是錯誤或是沒有價值的。　　持續的動力　　因此我們要問，一門科學是如何採納新的觀念？要答覆這個問題，就得再回到科學工作中的社會性因素這個課題。一項新觀念縱然其價值終能廣受肯定，通常也未必能很輕易地被一個學科所採納。新觀念可能是探討新事物，也可能是對熟悉的事物從新的角度來觀察，但新觀念的價值與用途，並非不辨自明，它們也沒有任何標箋或光環可以彰顯其價值。不論所發明的新觀念有無價值，那些發明者常有的說法似乎沒什麼不同。　　因此，一位成功的創新者在提出一項新觀念後，會發現到他的工作只完成了一半。　　事實上，可能還不到一半，因為別人對他的觀念一定會有批評與誤解，使他必須對新觀念作更深入的努力。為此，他將有必要說明他的觀念可以如何深入地發展，如何運用到一些有趣的領域，其中種種缺失又該如何加以彌補。假如他能招收一些熱心的弟子共同努力，會在工作上得到相當大的協助。弟子們不僅能協助理論的發展，而且還能拓展不同的論點，這些為公開宣揚理念所作的努力，正是散布觀念的最佳方法。　　假如發現者缺乏繼續追求新觀念的動力或條件，那麼新觀念就好像處於休耕狀態。　　有太多極富創意的觀念，可能要等上數十年，才會受到重視而廣受討論，不只庫爾諾與高森如此，就連許多相當成功的經濟學家，如埃奇沃思與柏萊圖等人也不例外。在此順便提一下個人的經驗，我經常在作完一項研究主題之後的很短時間內，又接手進行另一個主題，當我讀到科學發展史時，常不禁驚覺，這實在是一大缺點。　　拓荒資訊理論　　我對經濟學作出的最重要貢獻，無疑是在資訊理論（informationtheory）這方面。　　我整個觀念構思的起源，倒並非不滿意經濟理論通常總是假設，經濟體系里的各個角色對市場與技術等等都具備完整的知識。我所在意的是，經濟理論中未曾解釋，為何幾乎每一項產品或勞務，在一特定的時點上，都出現多元而非單一價格。　　根據我個人的觀察，包括部分來自實施反托拉斯法產品的價格資料，即使是可以認定為同質性的產品，仍存在著相當大的價格差異。錢伯霖產品差異性的說法，似乎是最順理成章的解釋，但此說並無法適用於汽車零售市場中同款車型以及煙煤等產品上。除了產品外觀近似的考察外，有關價格的變動，乃至造成價格分歧之因，似乎均無法從獨佔性競爭理論中導出有意義的實證預測。　　因此我想到，是知識的昂貴代價造成了價格的差異。收集資訊不可以分文不花，甚至還得加上交通成本。為了買一款車而走訪8家甚至10家的汽車經銷商，可能要花上一整天的時間，還得加上交通成本。為了跑第二家超市比較價格，可能需要多花20分鐘，而對一個美國成年人來說，20分鐘的平均價值可能是3美元左右。　　從買方尋求最低價格或賣方尋求最高價格的理論中，我們可以演繹出許多的推論。　　很明顯地，價格歧異的程度與平均價格之比，會隨著產品價格增高而降低，因為搜尋資訊的成本不會因商品價格較高而等比例地提高。汽車價格的離散程度相對於其平均價格，應該會比微波爐來得小。同樣地，知識的價值也會隨著時間而消退，因此我們可以預期，經常重複購買的財貨，比起同樣價值但不常購買的財貨，其價格分歧的現象會來得較小。　　為搜尋資訊所投注的心力，也與居住在某一地區時間的長短有關，因此，觀光客常要比當地人付出更高的價格才能買到同樣的產品。　　我把這項理論應用到勞動市場，發現此一理論也有助於解釋許多我們觀察到的工資形態。除了價格之外，資訊還有一個重要面向，在此我將資訊應用於完全不同的問題，主要是針對寡頭壟斷者之間的勾結，而其重點是要偵測出他們背離勾結協定的現象。我引用的是可觀察到的數量，而非觀察不到的交易價格，用以偵測他們之間暗中較勁的行為。我也嘗試從這樣的觀點來看廣告的功能，這和傳統經濟學者對廣告持敵視的態度，可以說是大異其趣。　　我必須承認，當年我絕沒有想到在往後的二十年間，經濟學的領域裡竟然會冒出這些形形色色的資訊問題。有一段時間，似乎所有經濟學期刊的論文，都非得冠上「不對稱資訊」（asymmetricalinformation）。然而這方面的研究課題，仍然取之不竭，而我最近也回到政治資訊的問題研究上。　　早期經濟學界幾乎沒有任何有關資訊經濟學的文獻，所以資訊經濟學可以說是我的創見。到後來我才知道巴貝基（CharlesBabbage）在所謂的價格驗證（verificationofPrices）中，曾提到對此一問題的處理建議。　　涉足經濟管制領域　　我個人在經濟管制（economicregulation）理論方面的工作，則有一段不同但卻有關聯的研究歷程。從60年代初期開始，我就對一些公共管制政策進行研究，諸如：各州的公用事業委員會對電價的管制，證券管理委員會對發行新股的管制，以及反托拉斯法等。我之所以會從事這方面的研究，是因為我對經濟學界普遍的作法——把法律條文視同實務運作——深表懷疑。我的研究發現常常頗令人詫異：電力事業的管制並沒有幫助到家庭用戶；而對發行新股的管理，也並沒有幫助到購買這些股票的孤兒寡婦。　　我直到很晚——該說是晚得不可原諒——才提出了一個最明顯的問題：為什麼會有公共管制？我嘗試從不同團體的成本效益來看問題。這樣的分析法，顯然和主流的政治學研究方法不符。後者認為，引進管制政策，只是單純地表示立法當局回應高漲的公眾需求，以保障公共利益。而追溯公共需求的起源、則是因為某種社會之惡的存在與滋長，導致力主改革的人士希望喚起社會大眾的注意。然而這種所謂的「公共利益」（publicinterest）理論，難以說明保護性關稅（protectivetariff）或是農村方案等措施，更無法解釋政策制定的時機，例如，為何社會安全制度會在20世紀30年代開始實施，而不是19世紀90年代或20世紀50年代？　　我在經濟管制的研究工作，和其他學者有較密切的關係，這是和我在資訊研究上的不同之處。唐斯（AnthonyDowns）、布坎南以及塔洛克（GordonTullock）等人早就開始致力於將經濟學的邏輯大量應用到政治學的研究上，但我的研究方法和他們不同，主要的差異是我非常強調實證導向。　　上面各例中的理論，都是屬於我針對實施觀察到的現象提出解釋，和其他經濟學者的研究工作只有極少甚至沒有任何關聯。為了對照說明，以下也舉出一些我從經濟文獻中發現問題並加以研究解釋的例子。　　決定企業的效率規模（efficientsizes）的因素，就是一個有趣的例子。經濟學者一直嘗試為每一產業的廠商找出所謂的最有效率的規模，他們所使用的方法有三種：　　（1）直接比較不同規模企業的各項可見成本；（2）直接比較不同規模企業的投資報酬率；（3）依據技術資訊，預估成本函數。這三種方法都有嚴重的缺失，除了資料取得的問題外，也常存在一些邏輯上的問題。　　我的解決之道，是訴諸於達爾文式的方法，其實艾爾契安（ArmenAlchian）也曾經用過類似的方法。我的基本論點是：假如想知道老虎和豹何者為強，只要把它們關在同一個籠子里，幾個小時後再回來看看就好了。同樣地，只要看每個產業中能夠競爭的廠商究竟規模如何，也就可以推論出效率規模——這就是所謂的生存者方法（Survivortechnique）。　　這種方法似乎很直截了當，後來我發現小彌爾這位優秀的經濟學前輩也曾提出相似的看法。但是這種方法有很長一段時間遭到強力的反對。我的研究報告是在國家經濟研究局任職期間撰寫，但當時他們不願意出版，可能就是因為爭議性太大了。　　要發現新事物，並沒有一種完全可靠的方法，但假如真有，那麼我們絕對可以發現。　　在我看來，弗里德曼卓越的消費函數理論，乃是產生自一堆可觀察資料所呈現的謎題，而阿羅著名的不可能理論，則是源自對社會決策過程的深入思考。　　生活經歷與研究工作的關聯　　在此，我要提醒各位——雖然我承認這應該在演講一開始時而非結束前提起，我個人十分同意，對一位學者個人生活的認識，經常會妨礙而非增進我們對他研究工作的理解。不過，顯然我的觀點並沒有足夠的說服力，否則伯烈特教授就不會舉辦這一系列的演講了。　　這種傳記式的研究法之所以會造成誤導，是它的信徒經常只擷取某位學者一生中的某些片段或事件，而該一片段或事件剛好能解釋這位學者的某一特定的理論。在此舉一些十分荒唐但真實的例子：有一位歷史學家說，因為有過生活在小島上的經驗，使馬爾薩斯（MSlthllS）感受到人口過多的可怕；另一位則說，小彌爾不可能是《原理》（Principles）一書的原創人，因為他只花了不到兩年的時間就寫成該書。　　我無意主張一個人的研究工作和他的生活是不相干的。如果我是到哈佛，而非到芝加哥攻讀博士，那麼可能我將會是獨佔性競爭的信徒，也可能是研究投入產出表的學者，或甚至是成為梅森產業組織學派（MasonschoolofIndustrialorganlzation）的成員，但是，我卻不認為這些可能性有多高。我已經不再是奈特及西蒙斯的忠實門徒，雖然我仍然非常景仰他們。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思想風格，而且最終總會顯露出來。這並不是說，我們對所處的環境能完全置身事外，但至少可以說明環境的影響並不是非常明確的。　　假如我們只能訓練學生成為自己的忠實信徒，那麼科學進步的遠景將是一片蕭瑟。　　我個人對此深情不疑。假如各位因為聽了我的講演，而對我在科學上的研究有更深入的了解，那麼我深感喜悅與羨慕。　　

第七章托賓（JamesTobin）　　獲獎年度1981年　　演講日期1985年4月30日　　出生日期　　1918年3月5日　　學歷　　1939哈佛大學學士　　1940哈佛大學碩士　　1947哈佛大學博士　　經歷　　1946年～1950年哈佛大學初級研究員　　1950年～1955年耶魯大學經濟學副教授　　1955年～1957年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　　1957年～耶魯大學史特林經濟學教授（SterlingProfessorofEconomics）　　重要著作　　《美國企業準則》（TheAmericanBusinessCreed），與哈里斯（S．E．Harris）　　等合著　　《國家經濟政策》（NationalEconomicPolicy）　　《經濟學論文集：總體經濟學》（EssaysinEconomics：Macroeconomics）　　《十年後的新經濟學》（TheNewEconomicsoneDecadeOlder）　　《計量經濟學論文集：消費與計量經濟學》（EssaysinEconometrics：　　ConsumptionandEconometrics）　　長大之後的志願是當經濟學家或教授，我想這樣的小孩大概很稀罕。我生長於一個大學城，念的是大學的附設中學，我的同窗好友大多數是大學教授或員工的子弟。我一直是成績特優的學生，拿A是家常便飯。不過，現在回想起來，當初我真的從未想過以學術研究為生。我原來很喜歡新聞記者的工作，那正是家父的職業；我從6歲開始，就自行編製報紙。我也曾想過念法律，因為我喜歡爭辯討論，而且我在十多歲時就對政治著迷。當時我應該知道大學裡有經濟學這門課，但究竟內容為何，我則一無所悉。當然，有關經濟的課題，經常會出現在中學的歷史課與公民課裡頭。因此我認為經濟學將會是日後自己在大學所選修社會科學之中的一個學科，可能是修習法律課程前先修的部分課程吧。　　意外的獎學金　　我無憂無慮地成長，也一直認定自己會在家鄉上大學——伊利諾斯大學（UniversityofIllinois）。就在打算前往註冊成為新鮮人的前一個月，我獲得哈佛大學提供的柯南特獎學金（ConantPrizeFellowship）。我應該對此稍作解釋。家父好學多聞，喜歡閱讀各類書籍，是香潘（Champaign）地區公立圖書館借書最多的人。　　他在《紐約時報》上看到，哈佛提供中西部五個州每州兩名的新生獎學金。當時哈佛的校長柯南特（JamesBryantConant）希望此舉能夠擴大哈佛學生在地緣上與社會階層上的涵蓋面。反正申請一下也不會有任何損失，我就接受家父的建議提出申請。事實上，伊利諾斯大學附設高中也並未為我通過哈佛獎學金考試而刻意作任何準備。附設中學每年畢業的學生大約是三十到三十五人，但目前已出了三位諾貝爾獎得主，而且在我的破冰之舉後，後來又有多人獲得全國性的獎學金。　　所以說，柯南特、家父以及附設中學改變了我的一生。伊利諾斯大學一直都是很好的學校。但我很懷疑，假如我在該校就讀，是否會走進經濟學的世界？而哈佛，基於下列幾個原因，的確促成了我進入經濟學的領域。　　當時，哈佛已經是北美首屈一指的經濟學研究中心，能夠與之匹敵的只有哥倫比亞大學及芝加哥大學。教授不管是資深還是資淺，都屬一時之選。我還是學生的時候，就遇到了兩位在經濟學界的重要人物，一位是里昂惕夫，當時已任教職，另一位是薩繆爾森，他是擔任初級研究員的研究生，毋需正式修課。在30年代，哈佛資深教授陣容中，熊彼特可說是諾貝爾獎的必然人選，漢森、錢伯霖以及哈伯勒也不遺多讓。哈伯勒至今仍甚活躍，未來應還有獲獎機會。哈佛大學吸引了資質相當優秀的研究生，而這批傑出的學生未來繼續從事學術生涯，乃是順理成章的事。　　我初到哈佛時，打算主修社會科學中的一科或是數學。到大一結束，我已偏向主修經濟學，但卻還沒有修過任何經濟學的課程。因為在當時，即使是經濟學原理那種入門課程，也被視為對大一學生還太過艱深。因此，在大二，即18歲那年，我才開始經濟學原理的課程，老師波拉德（SpencerPollard）是專攻勞動經濟學的研究生。　　初生之犢　　波拉德同時也是我的導師。哈佛大學部的學生，除了修習四門課之外，也要和導師定期會面，經常是一對一的性質。一般來說，導師是與學生住處鄰近的教授或研究所學生。導師制並不是為學生分級，基本上系參考牛津與劍橋的在家指導學習制度（housesystem）。波拉德當時建議，我們把討論課題全心投入「這本來自英格蘭的新書」。他剛從英國回來，知道該書在正式出版之前，已經引起很大的震動，因此推斷該書勢將成為一本重要著作。那本書正是在1936年出版、由凱恩斯撰寫的《就業、利息與貨幣的一般理論》。　　波拉德並不拘泥於學術成規，他毫不在意我當時只不過剛修習經濟學原理。而我也實在太年輕，總認為老師無所不知，也不了解自己的底子根本不足以研讀這本書。所以我開始閱讀，並且一路和波拉德討論念過的章節，從初次接觸《通論》開始，我就被經濟學迷住了。　　和同時代的經濟學者一樣，我之所以會被這門學科吸引，不外兩個原因。其一，經濟理論是一項迷人的知性挑戰，與數學或奕棋相似。我非常喜歡分析與邏輯論證，由小學到大學階段，代數可能是最令我眼界大開的科目。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透過經濟學的研究，顯然可以對經濟大恐慌及其為全球政治走勢所造成的可怕影響有所了解，甚至可能提出解決之道。我個人並未身受經濟大恐慌之害，但透過我的雙親，我能深入感受到當時政治與經濟面的各項問題。家父系一位學識豐富、心思細密的自由派人士，家母則是社會工作者，她的一輩子幾乎都在處理失業與貧窮的個案。　　就我個人的觀察，對我們這一代經濟學者而言，第二項因素在引發學習興趣與獻身決心上影響更為重大，這是和後來的經濟學者不同之處。他們所以被這門學科所吸引，絕大部分是因為經濟問題的解答，能讓他們發揮處理數量化問題的專長。　　由於有了凱恩斯，經濟學讓我充分領略兩個世界的極致。我著迷於凱恩斯理論和正統古典經濟學家的抗衡，他對普遍籠罩著的錯誤作全面顛覆，進行鼓舞年輕人的經濟學聖戰。真理得彰之後，我們得以獲得自由，也同時可以達成充分就業。我早已是新政（NewDeal）的熱誠信徒，對蕭條、失業與貧窮極為關注。按照凱恩斯理論，羅斯福總統採取的美元貶值以及政府赤字支出政策，在經濟學上都是正確的作法。　　凱恩斯的震撼　　懷著一腔熱誠，再加上沒有過去理論的包袱，我比哈佛的許多前輩，更早也更深入地接觸凱恩斯的新著。凱恩斯是後來所謂「宏觀經濟學」的啟建者，當時和他共事的年輕經濟學家羅賓遜夫人曾以「整體的產出理論」來形容凱恩斯的理論，這實在是相當貼切的用語。與這種理論恰好形成對比的，是針對特定市場或部門的產出與價格理論，也就是目前通稱的「微觀經濟學」。當時專攻經濟學的學生在修過經濟學原理後，最主要的理論課程內容正是這些。我喜歡這門新學問採用的方法，即把整體經濟情況以一套聯立方程式的系統加以模型化；當時我除了代數外，還修過微積分。事實上，希克斯和其他一些學者，曾很清楚地列示如何用這樣的模型，來表達與分析凱恩斯的理論以及它與古典論的不同所在，他們說明得甚至比凱恩斯本人還清楚。　　當時的哈佛已然成為凱恩斯學派進軍新世界的灘頭堡，但資深的教授大多懷有敵意，其中有復甦計劃。哈里斯（SeymourHarris）是個例外，他很早就轉向支持凱恩斯。他對我們這些大學部的學生有相當重要的啟發，而對我更是照顧有加。哈里斯可以說是一位學術界的企業家。他是《經濟與統計評論》（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　　的編輯，也是在登斯特堂（DunsterHouse）講壇的資深教授，他在這兩處開放篇幅與課堂，供大家盡情辯論各種經濟理論與政策。　　年輕一輩的教授以及兼任教職的研究生，都對凱恩斯的著作反應熱烈。他們如此熱衷的原因，基本上和我類似，但他們在經濟學上的素養卻比我要高。其中有七位合著了一本頗受歡迎的《美國民主的經濟方案》（AnEconomicProgramforAmericanDemocracy）小冊子，以左傾的觀點來鼓吹這套嶄新的學說。　　至於最重要的事情，當屬漢森前來哈佛，並擔任經濟學的立陶爾講座（Littauerchair）一職。漢森從明尼蘇達大學轉來哈佛任教的那一年，剛好50歲；同年，我也開始了經濟學的課程。一開始，漢森對凱恩斯理論是採取批判的態度，也曾出版對《通論》冷淡的評論。後來，他整個想法產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這對任何時代的學者來說，都是極不尋常的，特別是如果自己早期的觀點還已經印成了白紙黑字。漢森成為美國鼓吹凱恩斯理論與政策的領導者，他所主持的財政政策研討課程，可以說是凱恩斯經濟學理論與應用的研究中心。在華盛頓位居要職的官員，與學校的師生齊聚一堂研討；我不禁覺得，重大的歷史似乎就是在那間課堂中寫下的。對大學部的學生來說，立即的受益就是由漢森親自教授宏觀經濟學，不過當時還是歸屬在貨幣銀行學的科目底下。對我來說，漢森是一位真正的英雄人物，而數年後，他也成為我的至交。　　兩種理論間的折中　　我獲獎的學士論文，就是探討我認為屬凱恩斯及其攻擊的古典經濟學者雙方的中心理論。傳統的經濟學主張，價格的變動可以發揮清理市場的效果，價格上揚可以消弭超額需求，而價格下跌則可以消弭超額供給。應用到勞力市場，則意味著工資降低可以消除失業。勞力有超額供給，不可能是長期均衡的現象。除非法律或是工會限制工資下跌，否則由於追逐工作機會，工資必然會下跌，從而為失業者恢復或創造工作機會。這是傳統經濟學核心理論的應用，也就是亞當·斯密所謂「看不見的手」的觀念。經濟體自私而短視，他們對自己能接觸到的市場訊息，會考量個人利益而作出反應。在每個人追求最大私利的情況下，卻奇妙地使整個社會蒙受最大福祉。競爭給社會帶來了這項奇蹟。　　凱恩斯理論卻不認為這樣的機制可以用來消姐非自願性失業（nvduntaryunemPdyment）。他並非只認為這樣的機制時效遲緩，需要政府政策的輔助，而是根本就認為這項機制行不通。他認為整個經濟會處在一個失業均衡的狀態。傳統經濟學者認為，自由競爭市場可以對資源做有效的配置。凱恩斯卻指出：假如有工作意願也有工作能力的勞工找不到事做，就顯示出整個市場制度存在極嚴重的失靈。再怎麼說，最無效的事，莫過於讓有生產力的資源閑置。　　我獲獎的論文就在找尋凱恩斯理論的缺失。這似乎頗令人驚訝。不過，我也不認為凱恩斯有必要在反對者的大本營中，堅決爭取理論上的全面勝利。不論失業是長期失衡還是短期均衡的現象，凱恩斯務實的論點都不失其重要性。我個人發表的第一項專業著作，就是根據這篇論文改寫而成，發表在哈佛編輯出版的《經濟學季刊》（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上。這項議題至今仍相當熱門，我也一直對它相當關切，我並發表過一些相關論文，包括1971年我擔任美國經濟學會會長（1972年度）所發表的就任演說槁。　　1939年從大學畢業之際，我早已忘記法律，而很自然地決定成為專業的經濟學者。　　哈佛有一套留住大學部優秀學生的方法，也就是將獎學金的提供延伸至研究所——我的獎學金獲得展延，順理成章地進入研究所就讀。從大學部轉到研究所的過程中，我並沒有碰到多大困難，因為早在大四時，我已選修過若干研究所的課了。這時，我需要的是加強選修一些專業研究工具的課程，包括數理經濟學理論以及統計學與計量經濟學。當時的哈佛，才剛剛要開始迎頭趕上這兩種分析工具的發展腳步。　　良師益友　　回想起來，當初教授們幾乎把大部分的教育責任留給我們自己。他們希望我們能自學並且與同學相互切磋，我們的確是做到了。教授們把我們視為學術鑽研過程中的夥伴，而不是所謂的「徒弟」．我想今天的研究所教育，太著重將一大堆固定的教材傳授給學生，然後再測驗學生對於教授所傳授的知識究竟學習到何種程度。我大學畢業的論文，名義上是由大四那一年的導師錢伯霖指導，但他告訴我，他對我論文的主題一無所知，因此也就放任我自行負責．然而，在我們這一段師生關係期間，可以說是充滿了趣味。　　我們爭辯天主教的平均地權論（Catholicagrarianism），這是他所認為的經濟烏托邦。　　1946年～1947年我撰寫博士論文期間，我自己選擇的指導教授是熊彼特，他應該是一位本世紀最偉大的經濟學家、甚至是社會科學家。基本上，他既不喜歡凱恩斯，對於我的論文主題——消費函數——也無興趣。他看了我所寫的論文，也提供了一些頗有助益的建議，整體來說幾乎沒有插手。每次我們見面時，總是談到許多其他事情，讓我日後受用無窮。　　當年我們的理論課程多為沿襲英美的傳統，也就是說，數學式的表達基本上是附屬於書面文字以及圖形，經常屈居於注釋的地位。代表性的巨著就是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一書。馬歇爾正是凱恩斯在英國劍橋大學的指導老師。絕大部分的市場分析，都是單一時點的「部分」均衡分析。至於將經濟體系視為一個整體，涵蓋許多商品、許多消費者與生產者、許多市場間相互影響的「一般」均衡，則並沒有受到重視。　　一般均衡的數學模型，在歐洲大陸有較穩固的傳統，由法國——瑞士經濟學家瓦爾拉斯在1970年首倡。雖然，牛津大學的埃奇沃思和耶魯大學的費雪（IrvingFisher），都曾在這方面有所論述，但他們對從亞當·斯密、李嘉圖、小彌爾、直到馬歇爾等一脈相承的英語系經濟學主流，依然未能發揮多大的影響力。然而，到了30年代末期以及40年代，由於英國的希克斯與亞倫以及哈佛的里昂惕夫與薩繆爾森的大力倡導，數學的一般均衡分方法逐漸蔚為風潮。儘管能彼特在資本主義動態理論上的觀點和瓦爾拉斯完全不同，但他協助促成一般均衡分析的發展上，也相信瓦爾拉斯對經濟學奠定重要的基礎。　　我喜歡一般均衡的分析法，這是宏觀經濟學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這些把產出視為整體的總產出模型，可以說相當精簡而明確，有助於我們對模型的了解與操作。但個人從不是所謂數學化的一般均衡理論「迷」，因為它的純理論性及一般性，喪失了操作性結論中有趣的一面。再者我認為，由於數學的一般均衡模型精緻完美，也導致今天許多經濟理論家過度相信自由競爭市場會是最好的運作模式。40年代末期，我曾在一些關於配給理論的論文中使用過這種分析法，其中除了一篇之外，都是和侯薩克（HendrikHouthakker）合作的。　　迎接數量化的趨勢　　在統計學與計量經濟學方面，當時的哈佛可以說遠遠落在時代之後。經濟統計學的教授所使用方法相當怪異，而且對依據數量統計理論所發展的方法持相當懷疑的態度。　　到50年代為止，哈佛基本上尚少接觸歐洲的弗里希與丁柏根以及美國由考列斯委員會所帶動的發展。和我一樣對正式統計理論有興趣的學生，只能求助於數學系的課程。至於計量經濟學，我們則是在一位歐洲的訪問學者史代赫爾（HansStaehle）所主持的統計需求函數研討課程上，極儘可能地擠壓出這方面的知識。我們也發現到，回歸法雖然遭柯蘭姆（Crum）及弗里克（Frickey）兩位教授輕視，但是在布萊克（JohnD．Black）　　的農業經濟學課程上卻是生氣蓬勃，是以還能在哈佛存活下來。在立陶爾中心（LittauerCenter）的地下室，我們可以使用他的電子與手動式運算設備。　　我在1942年所發表的第二篇論文，就運用了這些設備。該論文原本是為1941年春季梅森（EdwardS．Mason）的研討課程所撰寫的，主題是如何將統計預測應用於國防計劃，而我所選的題目是民間鋼鐵需求的預測。梅森後來推薦我到華府剛成立的物價管理與民間供應局（OfficeofPriceAdministrationandCivilianSupply）的民間供應部門任職，多少也與這篇論文有關。我在1941年5月離開哈佛時，已完成所有博士學位的課程，就差論文這一關。後來直到1946年2月，我才又重返哈佛。我在華府參與配給稀少性物資九個月，然後進入海軍服役，在驅逐艦上擔任帶隊軍官，到1945年聖誕節正式退伍。　　在我戰後的研究工作中，統計學與計量經濟學變得非常重要．我在1947年撰寫的博士論文，主題是家計部門消費與儲蓄的決定因素，我嘗試將我從家庭預算調查中得到的橫斷面資料，與總合性的時間序列資料加以結合，來估計所得、財富及其他變數的效果。　　後來在一項有關食物需求的研究中，我又對該研究方法作了一番修正。這項研究是1949年～1950年，我在英國劍橋大學應用經濟學系時所進行的，當時我也從事有關配給的實證及理論研究。找希望透過橫斷面的觀察，來解決只按時間序列分析所作的統計推論可能存在的模糊地帶．後來，由於個人對橫斷面與抽樣調查資料的興趣，我有機會在1953年進入密西根調查研究中心，碰到了卡托納（GeorgeKatona）、摩根（JamesMorgan）　　以及克萊因，帶給我收穫豐富的一學期。　　托比分析法　　由於在這類資料的分析方面累積了相當的心得，因此我在1958年提出一套新的統計方法，即所謂的托比分析法（Tobitanalysis）。原本生物學的普洛比分析（Probitanalysis），乃是透過身體組織與治療方式等各種可觀察的特性，來預測治療的正面或負面反應的機率。在經濟面的應用上，同樣答「是」，有著不同的強度；例如，樣本中的家庭就去年是否買車的問題時，大部分的回答是沒有，但是在肯定的答案中，買車的花費也會有差異。我的研究方法，是除了肯定與否定的答案外，另外再加上數量化的資料，以尋找影響汽車購買的因素究竟為何。　　戈德伯格在他的教科書上首創「托比」一詞，而這個名稱可能比他原先所想的更合適，也許未必。不過這個名稱之所以著名，而且為我多屆學生所津津樂道的，其實是在渥克（HermanWouk）所寫的小說《凱恩艦叛變記》（TheCameMutiny）中，我曾以海軍官校生托比之姿短暫露臉。渥克和我，以及書中主角威利（Willy），都在1942年春，參加哥倫比亞的海軍預備軍官學校同一梯次的速成訓練班。　　1944年～1954年間，考列斯經濟研究委員會在數量經濟學及計量經濟學方面，有創新突破的發展。該委員會當時是附屬在芝加哥大學之下，那段期間的研究成果之豐碩，堪稱是歷來有組織的科學研究之最。當時委員會的主持人是馬斯恰克以及庫普曼；庫普曼也是諾貝爾獎得主，其獲獎原因，就是在這段期間對資源分配理論，包括線性規劃等，作出重大貢獻。由馬斯恰克及庫普曼所帶領的傑出研究小組中，有兩位曾在的本系列演講中擔任過主講人，即阿羅與克萊因；此外還有兩位諾貝爾獎得主，即西蒙與德佈雷。　　當我戰後重返哈佛繼續攻讀博士時，對考列斯委員會以及馬斯恰克與庫普曼可以說是滿懷敬意。我是在計量經濟學會舉辦的會議中和他們結識的。1947年12月在芝加哥舉辦的一次會議上，我受邀參與講評一篇由馬斯恰克所寫的論文。我在會議舉行前幾天才收到論文，大概正好是聖誕節前夕。我埋首與研讀論文，把當時正懷著第一個小孩子的妻子蓓蒂冷落一旁，也顧不得與家人共度節日。不過，因為如此，我才能在會議中指出馬斯恰克模型中的重要瑕疵，並提供一些建設性的建議。由於這樣的機緣，我曾被邀請加入考列斯委員會，而且在1954年，又受邀去接掌庫普曼原先由馬斯恰克手中接下的研究主任一職。　　這項邀約令我備感殊榮，也極富挑戰性，對我具有高度的吸引力。但是，當時我對耶魯非常滿意，蓓蒂和我都認為那裡是成家立業的好地方。由於該委員會和芝加哥大學之間存在一些問題，而且當時要吸引人才到芝加哥並不容易，因此庫普曼對於搬遷委員會相當有興趣，但是他絕口不提這個想法，直到我正式回絕邀請時，他才對我透露。考列斯委員會的創辦人與財務的主要資助者考列斯（AlfredCowles）系耶魯的畢業生，他也企盼他所創設的委員會能夠在母校找到永久棲身之地。　　1955年，委員會終於搬到耶魯，並更名為耶魯大學考列斯經濟研究基金會（CowlesFoundationforResearchInEconomicsatYaleUniversity），我也總算擔任了該基金會的研究主任。考列斯基金會的第一本論文（1955年），可以說是前面提到的托比分析法的先驅。這次基金會的遷來，是耶魯大學經濟學系能躋身前茅的重要因素。我把基金會研究的範圍加以擴大，納入總體經濟學的題目。當時，我極力提供發揮空間給一位耶魯的年輕助理教授奧肯（ArthurOkun），他從事的研究是總體經濟預測與政策分析。　　調合凱恩斯與新古典　　戰後個人主要的研究與寫作重點，仍然延續了先前我對凱恩斯及總體經濟學的興趣。　　我致力於改善總體模型的理論基礎，使之能契合新古典學派經濟學的主要觀點，並弄清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角色。我在這方面的努力目標，和其他許多的經濟學家是一致的，他們包括勒納、薩繆爾森、莫迪利亞尼、索洛、希克斯以及米德（JamesMeade）等人。　　這時一股新的主流——綜合凱恩斯革命以及這項革命所反對的古典經濟學——正在醞釀。　　薩繆爾森說我是「這項犯罪的同夥之一」頗令我引以為傲。　　凱恩斯的理論架構中有四大基石：工資與就業的關係、消費傾向、流動性偏好與貨幣需求、刺激投資的誘因。先前，我已對自己在第一項的研究有所敘述，接下來，我將說明其他三項。　　凱恩斯的消費與儲蓄「心理法則」（psychologicallaw）指出，隨著每人實質所得逐漸增加，儲蓄占所得的比例將持續升高。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國民所得資料，證實了心理法則的正確性。如果根據這些資料所導出的統計方程式來預測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情況，那麼由於所得快速增加，投資在整個國民所得中所佔的比例必須大幅提高，才能吸納高額的儲蓄，從而避免衰退與失業。但是這種運用統計上的插補法（extranolation）所得出的結論是錯誤的。因為，所得固然如預期般提高，消費佔所得的比重卻並未降低。這項預測的失誤，促使經濟學界對消費函數重新進行了一次嚴謹的評估，也獲得相當豐碩的成果。　　我在1947年完成的博士論文，就是有關此一課題。我認為應該把凱恩斯法則解釋為終生消費對終生所得之間的關係，而不是這兩個變數在各個年度的關係。同理可以推論，影響短期消費的因素，並非只有當期所得，財富的多寡也會有作用。這項觀念相當風行。　　弗里德曼的恆常所得理論以及莫迪利亞尼的生命周期模型（life－cyclemodel），也是基於這種精神而對儲蓄行為提出極為精妙的解釋。他們指出，即使長期間儲蓄和所得大致上有固定的比例，周期循環的資料看起來還是可能像「凱恩斯式」的。後來，我也對這個主題寫過一些論文。　　我相信上面這個例子正可說明，當真實世界的事件與議題令我們亟思了解並解開謎團，將會如何激勵經濟學知識的進展。對學者來說，最重要的是選什麼問題來研究。如果只是從文獻不足之處去找研究的主題，通常是事倍功半，而最糟的是，還可能因只注意文獻，反而忽略更有研究價值也更重要的問題。最優秀的經濟學者，都是由周遭的世界中找到研究的題目。　　流動性偏好　　五六十年代，我的研究重點是擺在總體經濟學的貨幣面。在這方面的研究上，我有幾個目標。　　首先，我想為貨幣需求對利率的敏感性或是貨幣流通速度與利率的關係，建立一套穩固的理論基礎。為什麼這項研究有其重要性呢？依據貨幣數量理論，也就是後來所謂的貨幣學派的主張，這種敏感度並不存在，除非偶發的巨變，要不然貨幣的流通速度應該為一常數；至於社會大眾的支付習慣、銀行體系以及金融技術等各方面的變動，雖然會影響貨幣流通速度，但這些改變都非常緩慢．在這樣的情況下，任何財政上的激勵措施，例如增加政府支出或是減稅，如果不同時增加貨幣供給，並不能對財貨與勞務的總支出產生任何效果。同樣的解釋也可擴大到民間投資部門自發性的變動上．就這一點來看，我同意弗里德曼以及其他貨幣論者所說的，貨幣因素影響重大，但我並不同意他們認為貨幣決定一切的論點．　　在1947年的實證研究論文里，我讓資料來說話，很清楚地肯定凱恩斯的流動性偏好曲線，但我並不滿意凱恩斯對流動性偏好所作的解釋。他認為，人們之所以偏好流動性現金，是因為預期利率將會上升到和過去「正常」繁榮時相當的水準，因而持有債券會遭致資本損失。費爾納（WilliamFellner）這位後來在耶魯與我共事的經濟學者，曾在學術期刊上和我有過友善的辯論，他指出，如果利率持續低於投資人的預期水準，凱恩斯實在不能將之視為一種「均衡」狀態。費爾納所主張的就是後來所謂「理性預期」　　（rationalexpectations）的模型建構原理，我也贊同他的觀點。　　就貨幣需求對利率的敏感性，個人了提出兩篇較具說服力解釋的論文。一篇發表於1956年，主要立論系根據管理交易餘額的存貨理論。我後來才知道，我在這方面的論點，大都被鮑莫爾（WilliamBaumol）領先一步，不過這項模型通常還是把我們兩人的名字並列。第二篇論文發表於1958年，對凱恩斯「投機性動機」（speculativemotive）的貨幣需求，作了一番全新的詮釋，也就是規避風險。人們可能會偏好流動性，而且非現金資產的利率愈低，流動性偏好愈高。這倒不是因為預期平均會有資本損失，而是因為在資本利得與資本損失發生機率相等時，對資本損失的擔心程度，超過了資本利得的價值。　　資產組合理論　　對平衡風險與預期收益的資產組合選擇（Portfoliochoices）理論，我曾進行相當時間的研究，而這篇流動性偏好的論文正是我在這方面研究的說明與應用。馬寇維茲（HarryMarkowitz）也致力於類似的資產組合選擇模型的研究，1955年～1956年他曾在耶魯一年，使我們曾有過地緣上的交集。但是我的興趣偏重在總體經濟學上的意義，而他則是較傾向於教導理性的投資人。　　1981年當斯德哥爾摩宣布我獲得諾貝爾獎的消息後，首先傳回國內的報導，提到的是我在資產組合理論上的成就。隨後在耶魯大學匆促召開的記者會上，許多前來的記者就對這方面的研究特別有興趣。這些記者想知究竟，因此我儘力以最通俗的語言來解釋。　　當我講完以後，他們說：「噢！拜託，請你用通俗的說法來解釋嘛。」因此在提及分散的好處時，我說：「知道吧，不要把你所有的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里。」這就是為什麼全球報紙的新聞標題都是：「耶魯的經濟學家因『不要把所有的雞蛋……』而獲諾貝爾獎。」一位朋友還送給我一份地剪下的漫畫，上面即根據我這句話，虛構了隔年醫學獎得主解釋自己獲獎的原因，乃是主張「一天一個蘋果，使你遠離醫生。」　　事實上，在我論文模型中的資產，有一項是無風險性資產，後來曾引起廣泛的興趣。　　我覺得不盡完善的是，在我的分析中，我把安全性資產只和一種風險性資產來配對，以此來代表其他的狀況。這種加總的方法是沿襲凱恩斯的，他以一個利率來泛指所有非貨幣性資產與負債的一般性盈利率。但我曾證明，我的結論能夠推廣並適用到多種風險性資產，而且其收益與風險各有不同。風險性資產組合的選擇，即各種風險性的相對權數如何，基本上和決定風險性資產與安全性——即貨幣——的相對比例應該是多少，是毫不相干的。這套「區隔理論」（separationtheorem），正是林特納（Lintner）和夏普所發展的資本資產訂價模式（capitalassetpricingmodel）的核心，這套理論廣受財務管理的師生所喜愛，許多投資經理人與理財顧問也用此來計算各種不同證券的「貝他係數」（beta）。　　與弗里德曼交手　　有關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論爭，以及連帶的貨幣需求對利率的敏感性之爭，曾持續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其中有一大部分是弗里德曼和我兩人之間的辯論。有一次在佛蒙特州（Vermont）的一處滑雪場上，一位負責驗票的年輕人認出我，隨即用帶有加拿大腔的法語對我說：「托賓，詹姆士·托賓，不是經濟學家！不是弗里德曼教授的對手。」他是魁北克（Quebec）的經濟學系學生，這件事讓他開心了一天。他還是讓我通過關卡，進入升降機。這項論爭的結果，按照我的看法，是弗里德曼改變了他的戰場，宣稱貨幣理論與政策的重要問題，無關乎貨幣需求對利率敏感性。他所移往的戰場，乃是凱恩斯與古典學派之間的基本問題：經濟總是處於一個受供給面限制的均衡（asupply－constrainedequilibrium），無論貨幣政策還是財政政策都無法提升實質產出水準。　　我的第二個目標是想把貨幣導入長期成長理論里。50年代，經濟學界曾嘗試綜合凱思斯學派與新古典經濟學，其中一項努力就是按照新古典的思路來發展成長理論。有些凱恩斯學派的經濟學者傾向同意：在長期內，充分就業會存在，儲蓄限制投資，而且「供給創造本身的需求」。不過，短期內仍是凱恩斯學派的天下，也就是勞力與資本可能無法充分就業，投資主導儲蓄，而且需求導致供給。哈羅德（RoyHarrod）在1939年開始了現代成長理論研究，後來多馬（EvseyDomar）在40年代繼之，到了五六十年代，繼續這方面研究的學者則有史汪（TrevrSwan）、索洛與費爾普斯（EdmundPhelps）等。　　我也參與成長理論的研究。1955年發表的「動態加總模型」（ADynamicAggregativeModel），可能是我最喜歡的一篇論文，撰寫時也帶給我最大的樂趣。這篇論文和其他成長理論的文獻不同的地方，在於開門見山地引進貨幣性政府公債，它不但可作為價值的儲存，也是除了實質資本外的另一項儲蓄工具；另外，我也將干擾成長過程的景氣循環列入考慮。在1965年及1968年及1985年發表的後續論文中，我舉證說明在一個成長的經濟中，資本存量和貨幣成長率或通貨膨脹率之間，是呈現正相關的關係。　　第三，在結合布蘭納德（WniiamBrainard）及其他耶魯同仁的努力下，我們發表了一系列的研究論文，為資產市場建立一般模型，並將它整合到完整的總體經濟模型裡頭。在這方面，我們可以說是把希克斯對凱恩斯理論所作的IS／LM分析法加以擴大，納入更多不同種類的資產。如我先前提到的，我對凱恩斯採用單一利率的作法，以及把貨幣和其他資產（通常是用債券來代表）單純的二分法，頗不以為然。在區分財富的類別時，特別是將財富分為兩部分時，我認為以名目資產相對於實質資產的區分方式至少也是同等重要。我在先前提到的成長模型中，就是用這樣的觀念來處理。　　資產組合理論指出，各種資產之間無法完全替代，因為它們各有不同的預期收益，以反映邊際風險的不同。我們的研究方向也進一步指出，在貨幣與非貨幣資產之間，並沒有一道很清楚劃分的界線。這種在貨幣與財務理論上的「耶魯路線」　　（Yaleapproach），已被廣泛地應用在資金流動的實證研究以及國際資本流動的模型建構上。　　存量與流量　　我們的研究中，也清楚地納入儲蓄、投資以及資產累積的存量與流量的動態分析，這一點我在1981年諾貝爾獎演說上亦曾提及。這些動態因素被凱恩斯所忽視，因為他認為短期之內，由於新投資的數量有限，資本存量的變動可以不予考慮。存量及流量的動態，事實上也被IS／LM模型所忽略。但是，流量的確會改變存量的水準。投資的流量會建立起資本存量，政府赤字會擴大政府公債，甚至可能增加貨幣供應量；貿易的順差，會提升國家凈資產相對於其他各國的水準。如果不對這些效果深入分析，有關宏觀經濟政策或其他相關事件的探討，都稱不上完備。　　對貨幣政策而言，最重要的是其對資本投資產生的效果，這些投資包括企業的廠房與設備、住宅、存貨等。通常提到的市場利率或是貨幣數量或信用額，並不能完整表現這些效果。我們對貨幣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的一貫研究方法，很自然地把我們帶到一個完全不一樣的方向，基本上比較接近投資決策理論。這就是所謂「托賓寸」（Tobin，sq），即資本資產的市場評價與其重置成本之比，像現有房屋的市價和建築類似新屋成本之比就是一例。對公司企業而言，公司的市價是由證券市場來決定的。當q值大於互時，公司的股票因為未來的盈餘良好，而可以用比投資成本更高的價值出售，按照一般常識，這時會有誘因去從事新的資本投資。當q值小於1時，透過買進股票來取得生產性資產，將會比重置新設備來得便宜。這就是為什麼在我們的模型裡頭，q值乃是把中央銀行與金融市場連接到實質經濟面的因素。　　經世致用　　從上面的敘述中，大家應該很清楚地了解，我對經濟政策極感興趣。我大部分的理論性與實證性研究，可以說都投注於分析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效果。50年代，我偶而會針對當前的經濟議題，寫一些供社會大眾閱讀的文章，發表的刊物有《新共和》（TheNewRepublic）、《耶魯評論》（TheYaleReview）、《挑戰》（Challenge）　　和《紐約時報》等。　　我有一些麻省的朋友為肯尼迪參議員擔任顧問，他們向肯尼迪及幕僚人員談到我這個人。1960年夏天，索倫生（TedSorenson）來找我，要我參與肯尼迪總統的競選活動，撰寫有關經濟成長方面的備忘錄以及政策立場聲明。雖然我很想告訴索倫生，我個人比較支持提名史蒂文森（Stevenson），但他還是和我簽下了合約。我並未發現自己的備忘錄在競選期間產生了何種效果，但是有人告訴我，肯尼迪陣營在候選人綱領宣言中曾引用我的想法，基本是用來對抗凱瑟林（LeonKevserlins）及一些工會型的經濟學者（unioneconomists）所主張的「透過擴大支出以獲得成長」觀點。　　當時我的主張是，我們需要緊縮的預算以及寬鬆的貨幣政策，可在充分就業的情況下產生預算剩餘，並使利率水淮降低，而將政府的盈餘導向生產性的資本投資。整個重點是要透過政策的搭配，促成經濟的生產能力提升，從而確保充分就業。巧合的是，我對目前情況的主張還是與此類似。　　1960年大選後，我參與一個由薩繆爾森領導的國內經濟的移交任務小組。1961年1月初，我在教授俱樂部午餐時，接到來自當選總統的電話，請我擔任經濟諮詢委員會的委員。我說：「恐怕你找錯人了，總統先生。我只不過是象牙塔內的經濟學者。」肯尼迪說：「那最好不過了，我也會是象牙塔內的總統。」我說：「那最好不過了。」我花了一兩天的時間，和內人蓓蒂及我的同事交換意見，然後才同意接受這項邀請。在這個職務上，我總共待了一年八個月的時間。　　海勒是委員會的主席，戈登是另一位委員。我們有一群夢幻組合的幕僚，包括奧肯、索洛、阿羅，以及若干今日已成為經濟學界領導者的年輕一輩學者。我們彼此在專業與個性上都意氣相投，透過全體一致的共識來運作，從來也不用著什麼組織層或官僚體系。　　我們都非常樂觀，也相信以我們在經濟學上的素養，會有助於政策的改善，也會對世界有所貢獻。其實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前，我也正是在冀望有此種機會的激勵下，才投入了經濟學的懷抱。　　將理念化為政策　　1962年1月的《經濟報告書》（EconomicReport）是我們經濟理念的宣言，並將此種理念應用於當時美國以及世界的經濟狀況。報間媒體稱之為「新經濟學」（theneweconomics），但本質上是我們過去十年～直致力的凱恩斯學派及新古典學派的綜合。　　這份報告書是集體努力的成果，主要由海勒、戈登、索洛、奧肯以及我執筆。我並未將該報告列入個人的著作目錄中，但我引以為傲，因為它不只是經濟學專業的成果，也是重要的政府文獻。1982年1月出版的《報告書》，屬於同性質的文件，但代表的是所謂「里根經濟學」（Reaganomics），它同樣也是由一群專業的經濟學者為聯邦政府經濟政策所制定的全新走向。比較這兩份報告，必然是件有趣的事，我們可不怕大家作比較。　　肯尼迪的經濟委員會發揮了效果與影響力，這是因為總統及其最親近的白宮幕僚都重視學術界，也重視思想觀念以及我們這批學者。肯尼迪在上任時對經濟學可以說是一無所悉，但他對經濟學求知若渴，又聰明穎悟。他親自閱讀我們的文章，仔細聆聽我們的言論，確實從中學到許多。　　我們宏觀經濟的中心目標，是要降低失業率，從1961年1月份的7％降到4％——這是我們預計不致造成通貨膨脹的失業率水準。此一目標在1965年底達成，其間通貨膨脹的增加率微乎其微，而資本投資大幅增加。但是，成功的甘甜在60年代的末期轉為苦澀。　　當時的總統約翰遜未接受經濟諮詢委員會及其他凱恩斯學派顧問的忠告，沒有提高稅負來支應急速增加的越戰軍費支出。後人在回顧60年代的經濟學情勢時，曾指責肯尼迪—　　—約翰遜時代的經濟學者，認為他們太天真地相信菲利普斯曲線的取捨關係（Phillipstrade－off），因此在政策的設計上，明顯地是想以較高的通貨膨脹率來換取較低的失業率。其實這項批評並不公允，委員會從沒有想把失業率壓低到目前通稱的「自然失業率」（naturalrate）以下。不只如此，自1961年起，委員會與政府當局所採取的工資與物價政策，其設計是希望達到無通貨膨脹的復甦——「非通貨膨脹的物價與工資走勢」　　正是報告中所揭示的標杆。　　我在1962年9月返回耶魯。雖然我熱愛委員會的工作，但我知道自己主要的專業還是在大學從事教學與研究。在華府的工作時間，是每天十五個小時，每周七天，這對我及妻子還有四個年幼的小孩，都是相當辛苦的。我還是繼續擔任委員會的顧問並積極貢獻心力，特別是我原先負責的國際貨幣方面的議題。不只如此，由於我在經濟學的圈子以外有了較高的知名度，因此我對一些現時的議題以及論爭，也會更頻繁地以書面或是口頭的方式發表看法。我知道許多從華府政治圈退下來的人，經常很難再回到專業的學術領域，但我決定要儘快重返學術界，而我相信自己是做到了。　　關心社會福利議題　　肯尼迪與約翰遜在他們的施政方針上，都特別加上對貧窮宣戰這項工作，而海勒以及委員會對此也有相當程度的介入。當時，除了黑人在經濟上的弱勢地位外，我對聯邦與州政府社會福利措施的缺失、無效率以及負面誘因——對工作和婚姻的懲罰——特別感興趣。我在1965年與1968年，曾對這些議題發表過幾篇論文。這些並不屬於宏觀經濟學的範圍，但凱恩斯學派與新古典學派的綜合體系隱含了一項觀點，即對於福利政策與所得重分配政策，如果從較廣泛的範圍來看，可以獨立於宏觀經濟目標之外來做選擇。　　有關資本主義式民主的運作，我們認為經濟的繁榮既不依賴緊縮福利政策以及減少政府功能，也毋需實施對工人及窮人有利的重分配政策。　　我個人贊同負所得稅（negativeincometax），弗里德曼也是如此。然而在我看來，他所贊同的負所得稅規模太小，只能解決一小部分的貧窮問題；同時他也拒絕參與贊同此一作法的經濟學者所共同發起的全國超黨派聲明。我曾在1972年協助民主黨總統候選人麥高文（GeorgeMcGovern）設計一套負所得稅方案。不幸的是，麥高文和其幕僚在加州初選的熱潮中，把這項政策宣示給搞砸了。我相信即使到今天，大多數的人仍然認為當年麥高文所倡導的是一套很荒唐又浪費預算的施捨。其實大選過後，尼克松總統推出的家庭補助計劃，基本上和他在競選期間所嘲諷的麥高文計劃也沒有多大差別。　　在五十年前經濟學的革命中，我是一名充滿熱情的新兵，其後又目睹了嶄新的理論逐漸成為主流與正統，後來更成為反革命者攻擊的目標。無論是政治的見解或經濟學專業領域的潮流，我都已不合時宜．今天，許多年輕一輩的經濟學者對新的古典宏觀經濟學趨之若鶩，一如30年代我與同輩學者紛紛投身成為反對老式古典宏觀經濟學的先鋒。　　許多主題基本上並沒有太大的差異，但是整個大環境和當年經濟大恐慌時代截然不同。　　各個參與論爭的學派都擁有更完善的裝備——我們在數學、分析及統計學的工具上，已有了長足的進展。我對目前經濟學界的意見分歧，並不感到絕望，因為我們這個學科就是在不斷的論爭之中茁壯進步的。我預期，也許在我有生之年，就會有一股新的綜合思潮演化而出。　　我個人尚未離開戰場。我希望能從一些新的觀念中學習，但是我依然認為，也一直倡言：凱恩斯學派的經濟觀念在今日仍有其價值，不論是對經濟運作的說明，或是對改善政策的建議都是如此。當然，我所指的並不僅限於當年凱恩斯的著述，還包括後人在過去半個世紀以來不斷對這些理論所作的修正、發展與改善．

第八章莫迪利亞尼（FrancoModigliani）　　獲獎年度1985年　　演講日期1987年3月24日　　出生日期　　1918年6月18日　　學歷　　1939年羅馬大學（UniversityofRome）（法律）學士1944年新社會研究學院（NewSchoolforSocialResearch）（社會科學）碩士　　經歷　　1942年～1944年巴德學院（BardCollege）講師1943年～1944年1946年～1948年新社會研究學院經濟學助理教授1949年～1950年伊利諾斯大學（UniversityofIllinois）經濟學副教授1950年～1952年伊利諾斯大學經濟學教授　　1952年～1960年卡內基理工學院（CarnegieInstituteofTechnology）經濟學與產業管理教授　　1960年～1962年西北大學經濟學教授　　1962年～1970年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與財務教授1970年～麻省理工學院客座教授　　重要著作　　《國民所得與國際貿易》（NationalIncomeandInternationalTrade），與內舍（H．Neisser）合作　　《生產、存貨與勞動力之規劃》（PlanningProduction，InventoriesandWorkForces），與他人合作　　《通貨膨脹環境中穩定住宅新抵押設計》（NewMortgageDesignsforStableHousingInInflationaryEnvironment），與萊沙德（D．Lessard）合作《莫迪利亞尼論文遠》（CollectedPapersofFrancoModigliani）　　準備這篇演講的過程，帶給我頗多樂趣。借著回顧以往，我重新回憶起一些早已忘卻的陳年往事，也發現了一些以前未注意的關聯之處。當我看到指定的題目：「我成為經濟學者的演化之路」時，真有點嚇了一跳。既然談的是個人的「演化」　　（evolution），就好像必須由低等狀態開始，然後交待如何進展到更高的層次。這讓我突然想起一件很重要的事：經濟學是一門古老的職業。事實上，我想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職業。我知道這樣的說法會遭到其他人的非議，不過有一個關於工程師、經濟學家及外科醫師之間爭論的故事，我認為相當有道理。那三個人各自宣稱自己的職業歷史最悠久，外科醫師首先開腔：「還記得，創世紀之初，上帝取下亞當的一條肋骨，創造了夏娃嗎？你認為誰有本事作這樣的事情？當然是外科醫師。」工程師一聽，馬上毫無懼色地跳出來說道：「等一下。你應該知道，上帝在創造亞當與夏娃之前，先創造了世界。他把陸地和海洋分開。除了工程師之外，你認為誰還有這樣的能耐？」這時候，經濟學家抗議說：「等一下！在上帝創造世界之前，那是怎樣的景象？一片混沌。你們認為，這是由誰造成的呢」？　　所以，今晚我要向諸位報告的就是我個人對混沌所作的貢獻。我要特彆強調，在我——敘述個人生涯的故事時，希望你們能夠思考一個有關諾貝爾獎非常重要的問題：這個獎有多少是實至名歸，又有多少是運氣？在我獲獎之後，許多人寫信問我獲得諾貝爾獎的條件。需要有多少著作？每天要工作幾小時？我總是這樣回答他們：你需要許多著作，也必須工作很長的時間，但最重要的是，想辦法找到更多的運氣。我自己這一生就極受幸運之神的眷顧。其中頭一樁幸運的事，我想大家恐怕都猜到了，或許就是娶瑟琳娜（Serena）為妻。當年我還是一位年輕毛躁的小夥子，很難想像未來能夠搞出什麼名堂，不過幸運的是，她陪我一路走過了這段人生歲月。我相信，她想證明自己嫁給這個毛頭小子是項有利的投資，我希望此刻地已然感覺在這項投資上大獲成功。　　在義大利的歲月　　現在，讓我來談談個人成長的歷程。我在互918年出生於義大利的羅馬，年輕的歲月就在法西斯主義高唱入雲的情形下度過。家父是羅馬著名的小兒科醫師，家母則是獻身於社會工作的義工，我還有一位兄長。在家人充滿關愛的保護下，我度過了愉快的童年時光。不過大家都認為我相當固執，除了這點之外，我的早年生活並無特別之處。在上高中之前，我只是一位成績中等的學生，但我有幸進入全義大利最優秀的高中就讀，這所位於羅馬的高中曾經產生了許多位教宗、樞機主教以及主教等神職人員．我並沒有加入他們的行列，但他們偉大的心靈的確瀰漫在校園中。我在高中的最後一年試著跳級，直接進人大學，沒想到還真的成功了，於是我就在17歲那年開始了大學生涯，整整比正常的學制提早了兩年。　　不過，我當時對於自己未來要作些什麼尚無主見。由於家父是醫師，所以大家認為我該研讀醫學。家父在我年幼時即撤手人寰，家人期望我能克紹箕裘。但在走向註冊窗口要簽下醫科的申請表格時，我閉上雙眼，想到的儘是鮮血！一想到血，我就臉色慘白，因此我當下決定，最好還是和醫科高得遠一點。那麼要作什麼好呢？我個人對其他學科也沒有特殊的興趣，於是就採用了當時最時髦的作法：進入法學院就讀，那時法學院的出路相當多．法律方面的課程，對我來說非常簡單，我可以自行運用的時間相當多，除了準備考試需要稍微抱佛腳之外，並沒有其他太多的事情。課堂的講授並不是挺有趣，因此我常常逃課。為了打發時間，我在不經意間開始涉入一些經濟方面的活動。由於略通德文，一家同業公會於是要我把一些文章從德文翻為義大利文，我由此開始接觸到一些德文的經濟問題文獻。在我翻譯的文章中，有許多是關於價格管制的問題。　　當時，義大利有一項專為大學生參與的論文競賽，按主題分為工程、音樂、文學以及經濟學等。那年經濟組的主題是價格管制，這項措施因為義大利加入衣索比亞戰爭（EthiopianWar－1935年）而實施了一段期間。由於至少已經翻譯過二十篇有關價格管制的德國文獻，我自認為是這方面的專家，於是決定參加這項論文競賽，不過倒沒有抱很高的期望。然而出乎意料之外，我竟然獲得頭獎。評審委員會告訴我，顯然我在經濟學方面有特殊的才能。我想，既然如此，何不往這方面發展呢？從那時起，我開始認真思考未來要成為經濟學者。大約是1936年，經濟學系隸屬於法學院，課程內容對現代經濟學幾乎完全沒有著墨。不過，在當時義大利一些傑出經濟學者的建議下，我開始研讀經濟學的文獻。我研究馬爾薩斯以及其他古典經濟學家的理論，但對凱恩斯則還沒有任何的接觸。雖然凱恩斯的《通論》已經問世，但我無法找到義大利文的翻譯本，甚至連英文版也付諸閾如。　　不敢恭維的法國大學　　就在我開始攻讀經濟學的一年後，因為政治情勢急劇惡化，我離開了義大利。法西斯政權在盟友納粹的壓力下，通過了一系列歧視猶太人的法律，讓我無法繼續學術研究生涯。當時，我未來的岳父卡拉比（GiulioCalabi）在法西斯政權下備嘗苦頭，因此決定即刻離開義大利，前往法國。他在那裡有許多人緣，特別是和一家名為哈契特（Hachette）的出版社往來密切。我非常高興接受他的邀約，與他們一家人同赴法國。　　我試著在法國繼續經濟學方面的研修，但也不太順利，因為法國大學的水準甚至還比不上義大利。固然法國大學課堂上的學生人數不少，但容我直言不諱，他們來上課的唯一目的，只是在製造各種不同的噪音——他們也的確達到了目的，因為你幾乎完全聽不到老師在講些什麼。至今我還是搞不懂，他們為什麼要來上課。於是我自己到圖書館苦讀，在學習上有了一些進展。後來歐洲戰雲密布，卡拉比一家決定遠赴美國。當初也只作暫留的打算，並沒有長期定居的想法。瑟琳娜和我在1939年5月結婚，婚後我回到義大利參加論文口試，獲得了學位———剛好及時在1939年8月前往美國。　　當1939年9月我們抵達美國時，大戰正好爆發。我們登岸之後，就知道要在這裡待上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因此我到處找工作以維持生計。我開始銷售義大利文與其他外文書籍，但仍未忘情於經濟學，希望能繼續這方面的進修。結果我又很幸運地獲得了新社會研究學院（NewSchoolforSocialResearch）的獎學金。這是一個聚集歐洲學者的學術研究中心，在各個不同的學科都網羅了一批知名學者，其中對我意義特別重大的是馬爾夏克（JocobMarschak），彼時他剛從英格蘭抵達美國。他不只是偉大的經濟學家與優秀的老師，私下也是一位獨特而熱情的人。他視我為入門弟子，同時一開始就建議我：如果想成為有一席之地的經濟學者，一定要鑽研數學。事實上，在此之前，找個人並沒有受過數學方面的訓練，甚至還有些排斥感。他建議我選修數學及統計學方面的一些課程，這些知識在往後我撰寫論文時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名師切磋　　那時是1939年。凱恩斯的《通論》可以說是經濟學界討論的中心議題，另外就屬熊彼特有關景氣循環的研究。我們學校里有針對他們兩位理論的專題研討，內容非常有趣。　　當然，那時我們正逐漸走出經濟大恐慌的陰影。凱恩斯讓你覺得，造成經濟恐慌的神秘疾病已經被他所了解，未來也將可以避免再度發生。因此和凱恩斯理論相關的研究討論，確實讓大家興緻高昂。馬爾夏克還邀我參加在紐約召開的一場研討會，由來自波蘭的著名經濟學家朗吉（OskarLange）所主辦。與會的知名人士，除了朗吉和馬爾夏克之外，還有一些非常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如庫普曼及瓦德等．遺憾的是，馬爾夏克在時任芝加哥大學專職教授的朗吉力邀之下，於1941年離開了新社會學院，前往該校任教。不過當時我已經上了軌道，而且就在馬爾夏克離開之後，另一位非常傑出的經濟學家勒納來到新社會學院。　　我和勒納有過數次嚴肅的討論。雖然我十分尊敬他，但卻總認為他把《通論》的涵義給過度簡化了。他所接受的凱恩斯理論，只局限於某些我看來並非精髓的地方，也就是工資的僵固性及貨幣需求的一種特殊現象——所謂的流動性偏好——會導致「流動性陷講」（Liquiditytrap）；在這種情況下，整個經濟基本上是一個不穩定的系統，任何衝擊都會帶來重大的影響，而且並不存在可以恢復的穩定均衡。我認為勒納對這個觀點相當堅持，從而認定財政政策是促使經濟穩定的唯一方法。政府收支的盈餘或赤字，則是消彌衝擊的唯一方法。我認為這樣的看法過度簡化了凱恩斯理論，因為這隻代表了凱恩斯體系中的狀況，而不是常態。為此我作了一些深入的研究，成果則表現為一篇於1944年發表的文章，標題為《流動性偏好以及利息與貨幣理論》（LiquidityPreferenceandtheTheoryofInterestandMoney）。　　在我撰寫這篇論文時，我也開始了第一份教職，那是在紐約通勤距離內的新澤西女子學院（NewJersegCollegeforWomen）。我之所以能夠得到這份工作，是因為當時珍珠港事件剛剛爆發，不少人由大學轉到華府任職。這項職缺只有一個學期。我常喜歡告訴現在那些年輕同仁當初我擔任的課程——一學期有四門課，包括兩個班的經濟學、一個班的統計學以及一個班的經濟史。除此之外，我還在新社會研究學院教一門課。結束了新澤西女子學院的教職後，我轉往當時仍隸屬於哥倫比亞大生的巴德學院（BardCollege）。在那裡，我完成了1944年發表的有關流動性偏好的論文，隨即引起各界相當的關注。　　我教的學生相當優秀，其中有些成為傑出的經濟學者，許多還成為至今依然保持聯繫的好友。教授與學生之間的友誼與交往，堪稱是美國高等教育的一大特色；相形之下，義大利的大學在這方面就相當欠缺，師生的關係較為淡薄。有些學生協助我改進英文（1942年時，我的英文還有點生澀），也幫我編輯論文。　　嶄露頭角　　現在談談我1944年那篇文章的審稿人赫維茲（LeonidHurwicz），他是一位相當被看好的年輕經濟學者，後來我們曾在伊利諾斯大學（UniversityofIllinois）共事，也成為好友。該篇論文發表時，我還相當年輕，由此成為受到各方肯定的經濟學者，同時意外地在1949年膺選為計量經濟學會的會員。該篇論文的主旨在於闡明，除了在工資絕對的僵固性這個可疑的假設之下，凱恩斯體系一般的確能依循古典理論的路線而恢復充分就業的均衡。不過，在某些特殊的情況下，這樣的機制會全面瓦解，或許當年經濟大恐慌發生時就是如此。這些特殊狀況不應該被視為常規，而只是一種例外情況。因此，主要的穩定工具應該是貨幣政策，而非財政政策。這就是該論文的主要精神。　　我在巴德學院的教職生涯，因為被徵召進入陸軍服役而告終。其實，我更早就該接受應召入伍，只是因為在珍珠港事件前，我的小孩剛出生——小孩在當時可說是價值不凡！然而，就在我行將入伍之際，徵兵委員會又通知我，他們能夠找到一些還沒為人父的男子入伍，所以又把我放過了。不久之後，戰爭即告結束，我則接到重返新社會研究學院的聘書。　　我在該校有雙重職務：一是擔任世界事務研究所（InstituteofWoldAffairs）的研究員，另一則是在新社會學院教授數理經濟學。我在研究所的研究專案，是和內舍（HansNeisser）合作，設計世界經濟的大型（以當時的觀點來看）計量經濟模型，以顯示各國之間經濟上的關聯。當時，最強的計算工具還只是電子計算機而已；因此，這項專案研究可以說是頗具野心。不過，至少我們成功地形成了一個構架，日後被許多類似專案當作指引或觀念的來源。　　在這段期間，我也開始對儲蓄的研究極為關注，而這方面的研究也成為我一生研究的中心主題。為什麼我會對這個問題如此關切呢？因為當時有儲蓄過多這個觀念，而在凱恩斯的一些著作里可以找到根源。假如儲蓄過多，後果可能會是嚴重的衰退。凱恩斯的追隨者主張，儲蓄是由所得決定，而且當所得增加時，儲蓄占所得的比重也跟著上升，也就是說，假如你愈有錢，你的所得中用來儲蓄的部分也跟著增加。由於大家普遍預期戰後所得會上揚，那麼按照上述說法，儲蓄比率將會愈來愈高，因此我們便不免要懷疑，未來是否有足夠的投資機會能夠來吸納這些儲蓄。　　我並不相信儲蓄率將會一直持續增長，認為這不過是當時一種流行的想法，於是我開始著手這方面的研究，試著證實儲蓄率有一種周期性的特徵，而不是呈上升的趨勢。　　我的研究發現，儲蓄受到特定期間個人絕對所得的影響較輕微，反而是個人所得相對於其慣性水準（accustomedlevel）的比率，對儲蓄的影響較為重大。在同一時間，哈佛大學的杜森貝利（JamesDuesenberry）恰好也在探討同樣的想法。我們所建立的理論，現在稱為杜森貝利-莫迪利亞尼假說。　　向哈佛說不　　幾乎就在同一個時間，我突然接到來自哈佛的邀請。當時，哈佛的經濟學系在全國是首屈一指的，如果以排名來看，第一是哈佛，然後是從缺、從缺、從缺，然後才排得上哥倫比亞及芝加哥大學。因此，哈佛的邀請，是我絕對無法忽視的，我也在略帶好奇的心情下去了那裡。我在哈佛的那天真是特殊，碰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受到系主任的接見，當時我還不曉得他素以冷淡對待外國學者而著名。他是受到學校教務單位的指令，要請我前來哈佛任教，他依令照辦，但在面談時卻說：「聽著，莫迪利亞尼，我們有像杜森貝利、亞歷山大（SidneyAlexander）、古德溫（RichardGoodwin）等等的教授——你永遠不可能趕得上他們。所以，假如你夠聰明的話，就不會接受這項職務。你為什麼不回新社會研究學院去，在那口小池塘當條大魚。你可別想來這個池塘當大魚。」　　當時我對是否接受哈佛的教職仍在猶豫，因為哈佛給我的薪水還比原來少。在這樣的情況下，我於是說：「也好，我想你的觀點不錯。我不來了。」和系主任面談之後，我和好幾位哈佛的教授會面。我也和熊彼特及哈伯勒共進午餐，他們問我：「面談進行得如何？」我就把經過的情形告訴他們。他們的回答是：「噢，你這個笨蛋，你不用管伯班克（Burbak）教授怎麼說。你應該接受這項職位的。」不過，當時我已下定決心，如果是由那樣的人來領導經濟系的話，我根本就不想來哈佛、所以，我又回到新社會研究學院。　　在接下來的一年內，我獲得芝加哥大學的經濟研究獎學金。這是一項極高的榮譽，獎學金額度也相當高，好像一年有3000美元左右——在當時來說是一筆相當大的金額，足夠養活我的一家人。因此，我就接受了這項獎學金，申請留職停薪，前往芝加哥。恰好就在同一時間，伊利諾斯大學商學院院長波溫（HowardBowen）找我加入該校一項名為「預期與景氣波動」的專題研究。此一專案的薪水極佳，而該校也是各方人才薈萃的名校，於是我就接受了伊利諾斯的邀請。當初回絕哈佛的教職，還真可以說是塞翁失馬。　　比起同時進哈佛的人來說，我在伊利諾斯的發展及領的薪水，都遠遠的有過之而無不及。　　同時，我借著這次機會接觸了美國中西部，這對像我這樣出生在歐洲的人來說，是非常珍貴的經驗。　　這項預期與景氣波動專題的主要目的，是要解釋預期在企業規划上的角色，藉此來驗證：預期是否可獨立視為導致經濟體系不穩定的來源？在這項專案計划進行的過程中，我學到了一些基本的觀念與想法，對我日後在經濟學上的貢獻，的確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以下且讓我作摘要性地說明。　　預期因素與廠商規劃　　第一個觀念是，廠商在生產規劃（productionscheduling）上的主導理念，通常是克服銷售的季節性波動，讓生產能均衡進行。以比較平均的速率生產，將會比起伏大的生產方式來得節省。因為不論增僱員工或解僱員工，還是讓他們無事可做或支付加班費，成本都要比平均化的生產高。生產量並非取決於當期的銷貨狀況，而是人們對當前景氣循環的預期。稍後我將會提到，為何這個觀點和其他方面有所關聯。　　其次，以這樣的觀點來觀察生產規劃時，對於什麼樣的預期才值得納入廠商的生產規劃體系以及什麼樣的資訊是決策過程中所必要的這等等問題，會得到一些助益。其中很有趣的一點是，幾乎每一家廠商在規劃生產計劃時，唯一用到的資訊，是屬於與當季有關的資訊；至於更廣泛的範圍，也就是當季之後會發生的狀況如何，則廠商根本毫不關心。因此，所謂不相干預期（irrelevantexpectations）的觀念，也就是和目前或當期行為不相關的預期，是由這項專案計劃產生的另一個有趣的觀念。　　第三個有趣的觀念，是針對實際的企業預測所作的研究而發展出來的，那就是，未能針對季節性因素作出調整，可能是企業預測發生重大失誤的原因之一。然而許多企業主管似乎不能了解季節性調整的真義，只在非常不準確的四季變化的技巧上打轉。　　除了參加這項專題研究之外，我在伊利諾斯時，也有另一項相當重要的機緣。在那裡，我碰到一位聰明而親切的研究所一年級學生布藍伯格（RichardBrumberg），他後來也成為我們全家的好友。當時，庫里哈拉（KennethKurihara）請我為一本名為《後凱恩斯經濟學》（Post－KeynesianEconomics）的書寫一篇文章，於是我就請布藍伯格共同執筆，但一直未能決定主題。後來我們兩人前往明尼蘇達大學參加一次以儲蓄為主的大型研討會，結果會議發表的論文令我們都感到失望。就在駕車返回伊利諾斯大學的路上，我們構思出一個看起來頗具改革性的想法：所謂儲蓄的生命周期理論（lifeCycletheoryofsaving）。　　在伊利諾斯期間，我受邀成為考列斯委員會的研究員，這是一個設在芝加哥的經濟研究組織，和計量經濟學會有關聯。由於這層關係，讓我有機會和另外一群相當傑出的經濟學界人士相識，包括：庫普曼、馬爾夏克、阿羅、克萊斯特（CarlChrist）、查諾夫（HermanCharnoff）以及西蒙。　　政治介入校園　　後來麥卡錫主義介入伊利諾斯大學，目標在迫使波溫院長以及由其聘請的教授離開，我在該校的生涯也告一段落。波溫的確吸收了一批優秀但非本州土生土長的人士，有些來自東岸，有些來自西岸，而且都是凱恩斯主義者——這些人必須捲鋪蓋走人，主要是因為這個新團體打擊了學校的舊勢力，讓他們覺得風光不再而自慚形穢。這些舊勢力因此主導了一場非常著名的鬥爭，而其中主要的代表人物，名為葛朗奇（RedGrange），我想在座有些人應該聽過這個名字。當時我對這個人可以說是一無所悉；不過一位家喻戶曉的美式足球員也叫葛朗奇（綽號為超速魔鬼）。葛朗奇領導對波溫的全面鬥爭，終於使波溫遞出辭呈，而原先和他一起來的人也大都跟進。我則因為要負責完成上述專題，所以多待了一年；但在此期間，我也開始四處尋找工作機會。後來，卡內基理工學院（CarnegieInstituteofTechnology），也就是現在的卡內基——美隆（Carnegie－Mellon）大學給我聘書，我很明智地接受了邀請，在那裡待了寶貴的八年光陰，從1952年到1960年。　　在卡內基-美隆期間，我成為如現在這樣成熟的經濟學家。這其中發生了什麼事呢？　　卡內基當時是一個令人嚮往的地方，關鍵性人物當屬西蒙，他不但是一位天才，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同事。圍繞在他周圍的優秀學者還有如霍爾特（CharlesHolt）、米勒（MertonMiller）、庫珀（WilliamCooper），希而特（RichardCyert），以及馬奇（JamesMarch）——皆是一時俊彥。我們也有一些出色的學生，如穆斯（JackMuth）　　——現已成為當代經濟學界的要角之一，為理性預期假說建立了理論基礎，嚴然被年輕一代經濟學者奉為經典。凡此種種，都使學校生氣勃勃。　　在這樣的學術環境下，基本上有兩類的學術活動值得一提。首先是在商學院的教學上，採取了重大的創新作法。卡內基-美隆可以說首先在企業管理上，引進以數量化及學科化導向方式（discipline－orientedapproach）。這在當時可以說開風氣之先，令人振奮。其次，是在這裡有許多的研究專案計劃。例如，西蒙、霍爾特、穆斯和我就共同執筆一本有關生產計劃的書，主要是針對短期決策的問題，如生產多少、僱用多少人員、維持多少存貨等。我們在書中發展了一套數學模型，將我早先有關消彌銷售的季節性波動因素的想法納入。這個模型對生產實務曾經造成相當大的影響，也在國內外的生產課程上被廣泛地引用。這是團隊合作精神的具體表現——每個人在其他成員遇到困境時，都能及時給予新的幫助，讓整個計劃能夠順利完成。　　一生的儲蓄與財富　　另一件在這段時間發生的重要的事件，就是在和布藍伯格的攜手努力下，我完成了儲蓄生命周期假說的兩項研究，其一是個人行為部分，其二是總體行為部分。這個假說對儲蓄形態的解釋，基本上和我先前解釋廠商的生產形態有異曲同工之處：消費是受終生所得（Lifetimeearnings）的影響，兩者之間存有化對穩定的比例關係。因此，在所得最高的時候，會作大量的儲蓄；當所得較低的時候，例如年輕或退休階段，則會有「負儲蓄」。這個觀點和弗里德曼的恆常所得假說有相似之處，但弗里德曼的消費與儲蓄決策，是假設無限延伸的時間，而我的假說則認為生命是有限的，可以區分為依賴、成熟、退休三個階段。一個人一生的財富累積狀況，就像駝峰的形狀。財富在年輕時很少，賺錢之後開始成長累積；到退休之前的中年歲月，財富累積到最高峰；退休之後，則開始降低。財富的累積中，可能會有遺產或贈與，因此我們的模型中也納入這項因素。　　根據我們的估計，可能有五分之一的財富是來自遺產與贈與，但剩下的五分之四——介於75％至80％之間——都是屬於駝峰的形狀。　　我與布藍伯格就駝峰式的財富分配模型有一項重要發現，令我們深感欣慰。那就是把個別的儲蓄加總時，即不再著眼於個別家庭，而是整個經濟體系時，那麼雖然不同國家裡的每個人在生命周期中都有相同的行為，但各國的總合財富（總合儲蓄）卻大相徑庭。換言之，有的國家沒有任何儲蓄，有的國家卻數量可觀，為什麼？試一下駝峰式財富的涵義，你會發現國家總體儲蓄的主要決定因素並不是所得——所得不致影響財富與所得的相對比例——而是經濟成長。一個國家的成長愈為快速，用以儲蓄的所得也會愈高；成長愈慢，那麼儲蓄也將愈少。假如沒有成長，那麼總合的儲蓄率將為零。這種儲蓄的宏觀經濟涵義以及由此而衍生的一些推論非常重要，因為它對儲蓄的過程提供了一個截然不同的觀點。　　日本人較節儉？　　我們常認為，日本人的儲蓄多，是因為他們生性節儉；而我們儲蓄少，是因為我們較為浪費。假如我的模型是正確的，那麼這種說法顯然是無稽之談。我們和日本人一樣節省。他們每年有百分之八的成長，而我們只有百分之三，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通常只儲蓄百分之十二的所得，而他們則超過百分之二十。　　其實，有許多證據可以支持生命周期假說的觀點。生命周期假說並不意味著個人的節儉完全不重要；而是認為個人儲蓄率的降低，系受到兩個因素的影響：其一是財富在一生中的累積的軌跡形態，其二是經濟成長的速度。如果財富累積的軌跡是固定的，那麼儲蓄將只取決於成長。但不管如何，軌跡的形態仍有其重要的影響，以日本為例，可能因為他們傾向於延後消費，因此他們的「駝峰」比較大。巧合的是，有些證據正可以用來佐證。日本的房價可以說是貴得出奇，而且直到不久之前，日本房貸的融資渠道非常少——抵押貸款並不多見，利率也相當高。所以，大部分日本人在年輕時就勢必要作高額的儲蓄，以便累積財富，供日後購屋之用，這就意味著，日本人必須在購買房屋以後，才能有較高的消費支出。　　在卡內基-美隆期間，我還完成一些其他的研究。首先是1963年有關貨幣機制論的研究，我把同期間已完成的研究成果納入，事實上，1944年我發表的論文中即處理過這方面的議題。這項研究代表個人對貨幣如何在經濟體系內運作的明確觀點。除此之外，在1957年左右，米勒和我共同發表了兩篇文章，提出所謂的「莫迪利亞尼-米勒理論（Modiglian－Millertheorems）」，後來被簡稱為「莫-米」（Mo－Mi）或「米一莫」　　（Mi-Mo）理論。　　財務結構與市場評價　　「莫-米」理論的基本命題是：在完全的資本市場中，一家廠商的財務結構（負債與股東權益比率）對其市場評價（marketvaluation）並無任何的影響。這篇論文非常著名，全世界主修企管及財務的學生都被指定要閱讀。但這卻令我感到遺憾，因為閱讀過這篇論文的學生，通常都會埋怨我。他們認為這是一篇相當可怕的文章，非常難懂—　　—這一點並沒有錯。其實這篇文章並不是寫給學生看的，而是要來挑戰我那些研究財務的學術界同僚。我指出，傳統公司理財的核心問題是找尋最佳資本結構，事實上這根本不構成問題。資本結構並不會造成任何差異。不過，假如存在有課稅的事實，則可能會有一些差異。若是如此，你該就事論事，研究租稅產生的效果為何，以及為什麼會造成不同的效果。　　除了有關資本結構這方面的問題外，我認為這篇論文會成為財務領域非常重要的文獻，主要是在方法論上的貢獻——它將財務結構選擇與投資政策的研究方法作了全面性的改變：也就是研究的重點應該是如何將廠商的負債加股東權益的市場價值予以最大化，而不是傳統上強調卻難以執行的利潤最大化。我認為這方面的貢獻更為一般化，也比前述財務槓桿的研究更具價值。　　我們發表的第二篇論文是有關股利政策。假如處在一個完全的資本市場以及無課稅的情況下，那麼不管股利是多是少，對廠商的市場價值將不會有任何影響。這個觀點一經提出，又遭致當時一片質疑。市場投資人一向被視為局外人，而非公司的所有人，許多財務管理的專業研究，花了很多時間探討，是否可能藉著在某些方面多給一點或某些方面少給一點而唬過投資人。我們的論文，基本上證實了這些根本都是不相干的。　　在卡內基一美隆期間，找另外還兩篇其他的論文。這兩篇都不是我專攻的項目，但卻也都有相當重要的影響。一篇是1958年離開哈佛之際所寫的，系有關寡佔理論，文中對處於某些條件下的寡佔定價行為，發展了一套非常簡單的方法，另一篇的題材則更屬非正統經濟學的範疇，文章的標題為《論社會事件的可預測性》（TheForecastabilityofSocialEvenis）。該論文是和同事葛倫柏格（EmileGrunberg）　　合寫，主要是探討經濟預測的準確性問題。有人相信，人們面對預測都會有某些反應，導致其行為表現改變，從而使預測無法準確。但是本文卻主張，即使人們對預測作出反應，預測依然可能精確。只要在從事預測時，將預測對行為產生的效果列入考慮就可以了。在某些非常一般化的數學條件（連續性）之下，可以證明經濟預測原則上是有可能的。經濟學者據此可以引申出這樣的訊息：別自欺欺人，也不必找理由。假如我們的預測不準，那就是因為我們的無知，而不是因為人們對預測作了反應。　　與祖國的聯繫　　就我個人的生命歷程來說，這段期間還有一件相當重要的事，那就是和義大利重新建立了聯繫。在1945年前，我們還曾想過要回義大利，但是看到當時義大利的情況後，決定還是留在美國，成為美國公民。因此，我曾有一段時間或多或少中斷了和義大利的關係；但到了50年代中期，我重新和義大利建立了聯繫與交流，並開始對義大利的經濟政策等議題感興趣。　　1955年，我以傅而布萊持學者（Fulbrightlecturer）的身份，在羅馬及巴勒莫（Palermo）兩所大學待了一年的光景。當時，我幾乎已完全忘記義大利和美國在高等教育系統上截然不同的情況。義大利的高等教育系統是由三個階層構成：極少數年紀大的正教授佔據了最上面的一層，地位近似上帝；第二層是由一群充滿希望、有時候又有一點卑屈的助理群所組成；而為數眾多的學生則是整個結構的底層。我永遠都會記得我待在羅馬大學發生的故事，當時的校長帕比（Papi）教授，也是這個教育體系的代表，邀請我到教師的座談會上講話，他介紹我是一位充滿希望的年輕新星（當時我已經38歲）。我對他的誇獎致謝，但也指出，如果在美國，我恐怕已被視為有點過時的人物了！　　1960年，我離開了卡內基-美隆，前往西北大學執教一年。之後我就長期在麻省理工學院待了下來。我把在麻省理工學院的期間區分為兩個階段落，以1974年，也就是發生第一次石油危機的年度為界。　　從1960年到1970年這十年間，可稱為凱恩斯學派的黃金時代。當然，各位應該了解，我所謂的凱恩斯學派是指那些優秀的凱恩斯主義者。我講的是索洛、薩繆爾森、托賓、海勒之類的人物，而不是那些任何時代都有的異端學者。1960年代中期，我接受聯邦儲備理事會的邀請，為美國經濟建構模型，以作為預測及政策分析之用。此一模型是和安多（AlbertAndo）一起建構的，基本上是依循凱恩斯主義的路線，但是我們的凱恩斯主義路線非常強調貨幣的重要性。事實上，我們後來發現貨幣比原先想像的還來得重要，因為我的消費函數與貨幣政策存在互動的關係。由於在我的消費函數中，消費是由所得和財富決定；而利率的高低會影響財富，因而貨幣政策影響所得又多了一個渠道。再者，根據我們的估計顯示，這個渠道甚至比傳統透過投資影響的管理還來得快速，因後者有很長的時間落差。　　建構經濟模型　　為了配合經濟理論的發展，我們對原先的設計作了兩點必要的變更。首先是有關物價水準的模型，一開始我們是採行傳統凱恩斯學派文獻中所稱的菲利普曲線（Phillipscurve）來處理。這個公式基本上認為在物價膨脹與失業之間，可能有一個長期的取捨關係。但這項機制後來經菲爾普斯（NedPhelps）以及弗里德曼證明是錯誤的，特別是弗里德曼在美國經濟學會理事長的就任演講上，引入了「垂直」的菲利普曲線的概念。　　我們接受了弗里德曼的觀點，並在1960年末修改了模型，將垂直的菲利普曲線納入，此一修正廣受支持。垂直的菲利普曲線主要是說，即使透過通貨膨脹的手段，也無法把失業率壓低到某一臨界水準以下；假如想要達成的就業水準過高，可能需要以加速通貨膨脹為代價，到最後只有被迫接受大量的失業，來扼止通貨膨脹。　　現在談談第二項變更。在我們開始建構模型時，物價膨脹還不是一項大問題。但是到了1960年後期，此一問題變得非常嚴重。我們必需考慮物價膨脹對經濟產生的各種不同效果，首先就是一個簡單的概念——實質利率，即經過物價調整的利率。我們為聯邦準備理事會設計的模型至今仍被採用。　　在麻省理工學院的前期，我還有一些其他的成就。首先要提到的是，我花了不少時間探索生命周期的模型更多的意義。其中之一近年來變得相當重要，那是有關財政赤字（deficitfinancing）的經濟效果，或更廣泛地說，就是公債的問題。運用生命周期的架構，人們可證實，赤字或負債取代了生產性的資本，因此將會影響未來世代的福祉。　　政府的借款會吸收相當金額的儲蓄，從而減少了可供投資（或是可增加資本存量）的資金。這是赤字危害經濟的基本機制。生命的長度雖然有限，一般來說仍會超出赤字的存續期間。因此，一元的赤字，並不必然取代一元的投資。假如目前赤字增加的話，我們就必須在往後的生命中付出更多的稅，而這又必然會透過增加目前儲蓄的行為來反應。　　不過，還是有許多赤字將會取代私人投資。　　其次，我曾對生命周期模型進行幾項實證研究。其中一項是驗證負債會取代私人生產性資本。另一項則是跨國的比較研究，以檢驗各國不同的儲蓄行為是否可以從經濟成長率以及人口結構的觀點來解釋。最後，在同事德瑞士（JacquesDreze）的合作下，我將生命周期推廣到不確定性這個領域，此舉也激發了許多後續的著作，其中之一就是結合生命周期與資產組合理論。　　協助解決現實問題　　而第三方面的貢獻，主要是受不斷出現的經濟問題所激發，而加入對當前經濟政策議題的探討。50年代與60年代這段黃金時期，全世界的經濟可以說是相當健全地發展，而其中最主要的課題，就是國際收支體系——即布雷頓森林協定（BrettonWoodsasreement）的產物——開始出現壓力。這個問題的產生，是因為當時不斷增加的世界貿易，基本上是靠美國經常賬與資本帳的赤字所創造的流動性來融通，其機制並不健全。　　在我和坎能（PeterKenen）合著的一篇文章中，建議透過創造一項新的國際支付工具——「國際交易媒介」（MediumforInternationalTransactions，簡稱MIT），來解決這個問題。我希望這在國際支付工具的發展史上是一項有意義的貢獻。　　這項建議並未獲採用，後來由於美國在流動性的創造上失去控制，導致問題更加惡化。為了防止迫在眉睫的危機，我和早期的學生阿斯卡里（HosseinAskari）在1971年提出了第二項建議。其中包括一方面切斷美元與黃金的兌換性，同時也授權其他國家藉著單邊的匯率管制來控制美國的赤字問題。除此之外，這些國家也可以選擇透過一項外匯的保證來保護該國美元準備。不管這項方案有什麼優點，但它提出的時機太慢，以至於無法避免美元的暴跌。由於美國沒有意願也沒有足夠的黃金將自己的美元負債轉換成黃金，因此所謂的布雷頓森林制系遂告壽終正寢。　　也就在此一時期，我答應為義大利最負盛名的報紙IICor．rieredellaSera定期撰寫頭版的專欄。這項工作從1972年底開始，我忠實地履行了約五年之久。這段新聞工作中最難忘的一段插曲發生在1975年。當時的製造業協會（TheAssociationofManufacturers）答應了工會提出的一項前所未有的薪資自動調升條款（escalatorclause），即生活費用每增加一個百分點，所有工人，包括白領階級的工人，其薪資均調升相同的金額，而不是相同的百分比。這項協議意味著高所得的勞工將不能跟上物價膨脹的腳步，而低所得的勞工卻獲得更高的實際工資。我警告我的義大利同胞：這樣的合約將會給國家帶來諸如通貨膨脹、扼殺工作誘因等不利的後果。但一開始我幾乎沒有獲得任何支持，怪的是連經濟學者也安靜無聲。一直到幾年後，整個國家，包括勞工在內，才了解這種形式的指數調整所造成的弊病，但這項做法遭全面揚棄則歷經了近十年之久。　　現在，進入到我生涯發展的最後一個階段：從1974年迄今。在這個階段，我最尖銳的一篇論文是1976年擔任美國經濟學會理事長的上任演講，講題是《貨幣論者的論爭，抑或我們該放縱穩定政策？》（TheMonetaristControversy，orShouldWeForsakeStabilizationPolicies？）當時，貨幣論者因為種種原因非常強勢；而這篇就任講演正是沖者貨幣論者而來。我的主旨是在說明，所謂貨幣論者與非貨幣論者的差別，並不在於對經濟體系的運作或是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相對強勢有不同的主張；相反地，兩者之間基本上有哲學及政治觀點的差異。　　貨幣論者並不相信政府有足夠的能力來作好「權衡」（discretion）的工作，因此不願賦予政府太大的權力來運用「權衡」的工具。由於貨幣主管當局愚蠢又不誠實，所以在決定貨幣供給的適當擴張數量時，不能給予他們任何的權衡力量。相反地，應該代之以一套機械性的法則。他們信任電腦算出來的三個百分點，但卻不肯讓聯邦儲備的主席及理事會在情勢需要時，去更動上述的數字。我這篇論文的主要論點，就是指出這正是貨幣論者和非貨幣論者之間唯一的重大差別。除此之外，我也指出，一個固定的法則並不足以達到穩定經濟的目標，應該還有一些做法可以達成穩定。最後，我也表示，穩定政策事實上應該是可以發生作用的。這就是我文章中的基本觀點。這項議題後來又曾再度出現，稍後我會再作報告。　　租稅減免的效果　　在這段期間，我對生命周期假說作了進一步的擴充。其中一項特別有趣的應用，是有關暫時性租稅減免的效果研究。過去政府曾數度降低或調高稅率，但同時宣布原有稅率將在一兩年後恢復使用，這就是我們所稱的暫時性租稅減免。如果根據生命周期假說，這樣的租稅減免對消費不會有什麼影響。大家知道這樣的租稅減免只是短期現象，因此對一生資源的影響可以說微乎其微。所以，假如人是理性的，消費行為將不會改變多大。　　另一方面，如果租稅變革是恆久性的，那麼你當然會知道從今以後會變得更窮，而你的消費行為也就會跟著改變。有一些實證資料——一特別是1969年的暫時性加稅措施——　　可以說明，暫時性的租稅改變對消費行為的影響並不明顯。　　還有，當時曾流行一種觀念，即國家的負債狀況對整體經濟並沒有任何影響，我們對此也作了一系列的檢驗。這個觀念是由巴羅所主導，他曾經是我教過的學生。儘管有此淵源，加上這項觀點也可以視為生命周期模型的擴大應用，我還是完全不能同意他的理論。就如我先前指出的，原始的生命周期模型是持相反的看法。巴羅的結論系立於完全理性與無限生命的假設上，在這種狀況下，假如政府減免稅負而導致財政赤字，那麼理性的人就會把增加的稅後所得儲蓄起來，因為你知道，日後政府必然要增加租稅以償還負債，若目前不增加儲蓄，就必須以減少未來消費來換取今天較多的消費。但是許多美國與義大利或是其他國家的橫斷面研究，都明顯地否定了巴羅的假說。　　另外一個新的研究方向是有關理性預期的論述，其理論基礎剛好就建立在我早先的社會事件可預測性的分析之上。兩者共同的觀點是，值得信賴的預測，必須收集所有相關的經濟資訊，也必須充分考慮預期對所要預測事件可能產生的效果。理性預期的研究方法導出的結論是，政策根本無從有系統地影響實質面的經濟。不管你怎麼作，整個經濟仍會依循其既有的走勢。然而，我卻完全不能同意他們的論點，不止是原理而已，連其應用也不例外。特別是他們主張政策無法產生效果，基本上是從兩項很有問題的假設導出來的：其一是，只要有關的行為人相信經濟不會受政策面的影響，即使在最短的期間內，經濟也不會受到影響：其二是，所有相關的行為人都相信這樣的觀點。　　我對上述兩項假設都持否定的看法。否定第一項假設，是因為經濟體系內存有能被政策所抵消的緩慢調整；否定第二項假設，是認為有關的行為人可能會使用各種不同的模型，包括按照過去經驗而作推論，幾乎沒有人會相信政策在短期內是中性的，因為事實上就並非如此。對貨幣論者企圖按照他們的假設來建立的模型，我持否定的態度，而實證資料也支持我的看法。事實上，這些模型所作的預測結果，比起如MPS等模型，在精確度上可說遜色頗多。　　我也曾嘗試對當前其他的政策性議題貢獻一己之力。我對通貨膨脹的效果下過一番工夫。此一問題基本上有兩種看法。其中一派認為通貨膨脹是一項大災難，而另一派則認為通貨膨脹其實並沒有任何影響。例如，一些學者經常認為貨幣對經濟沒有實質效果，因此通貨膨脹了也沒有任何效果。然而，有大量的研究顯示，通貨膨脹會產生相當多的效果，其中許多和行為人（包括許多經濟學者！）不了解通貨膨脹的後果有很大的關聯。　　我曾經用這樣的論點，來說明一些令人困惑的現象。為什麼在通貨膨脹時，股票市場往往會下跌，而不是隨通貨膨脹而上升？既然股權是實質性資產，股票不是應該上升嗎？　　但是，它通常卻會下跌。　　解讀股價指數　　70年代末期，股票市場非常低迷，我寫了一篇論文，以通貨膨脹所產生的非理性行為來解釋低迷的市場。我認為，大眾並不了解實際利率與名義利率的差別，所以在計算利潤時，利率的部分須考慮通貨膨脹的因素而作調整。因此我曾說，假如股票市場能理性地評價，那麼指數應當是實際數字的兩倍。當時的股價指數大約是800點，我預測假如通貨膨脹緩和下來，股票市場將上漲一倍。後來通貨膨脹緩和至百分之二三的水準，而股價指數也的確上漲了一倍。問題是後來的指數上升了三倍。事實上，我是基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股份於1929年達到頂點的經驗，才作出上述的預測。我特別指出，在股價回歸到正常的過程中，必然產生許多資本利得，這些資本利得常被誤解為可繼續保有的額外利潤。因此，在這樣的情況下，股價就會節節高升到超出基本面所認定的合理水平。　　我相信，目前的股市也正是處於這種漲過頭的狀況。如果我們考慮利潤的變動和利率的變動，就會發現股票市場真的已經超出理性評價的範圍。由於市場可能繼續非理性地變動，股價仍可能繼續攀升；但是，到了某一點以後，泡沫就註定要破滅了。（就在本演講後的幾個月，也就是1987年10月，美國股市真的崩盤了。）　　在我回顧個人的貢獻時，我發現有一條一貫的脈絡：喜歡與時代主流背道而馳，挑戰當時所謂的正統。這些正統說古典學派已經過時，說富人的所得中用來儲蓄的比例比窮人來得高，或是說績優的有價證券利率比股權報酬率低，因此負債融通的成本比較低。　　我期望未來能繼續扮演挑戰正統的角色，但是我不願對未來的方向作過多的思考。　　我只願順其自然，一遇到有趣的事情，能隨時準備妥當而投入其中。　　

第九章布坎南（JamesM．Buchanan）　　獲獎年度：1986年　　演講日期：1987年10月28日　　出生日期　　1919年10月3日　　學歷　　1940年中田納西州立學院（MiddleTennesseeStateCollege）學士1941年田納西大學（UniversityofTennessee）碩士1948年芝加哥大學博士　　經歷　　1948年～1950年田納西大學副教授　　1950年～1951年田納西大學教授　　1954年～1956年佛羅里達州立大學經濟學系教授1956年～1962年弗吉尼亞大學威爾遜經濟學系（JamesWilsonDepartmentofEconomics）教授　　1962年～1968年弗吉尼亞大學（UniversityofVirginia）麥克莫泰爾經濟學教授（PaulG．MclntireProfessorofEconomics）　　1968年～1969年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礬分校經濟學教授1969年～1983年弗吉尼亞綜合理工學院與州立大學（VirginiaPolytechicinstituteandStateUniversity）榮譽教授　　1983年～喬治梅生大學（GeorgeMasonUniversity）哈里斯客座教授（HolbertL．HarrisUniversityProfessor）　　重要著作　　《財政理論與政治經濟體系》（FiscalTheoryandPoliticalEconomy）　　《同意的計算》（TheCalculusofConsent）與塔洛克（G．Tullock）合著《自由的限度》（TheLimitsofLiberty）　　《赤字的民主》（DemocracyinDeficit）與瓦格納（R．Wagner）合著《憲法合約的自由》（FreedominConsitutionalContract）　　《課稅的權力》（ThePowertoTax）與布瑞南（G．Brennan）合著《法則的理由》（TheReasonofRules）與布瑞南合著《自由、市場與國家》（Liberty，Market，andState）　　《經濟學：在預測科學與道德哲學之間》（Economics：BetweenPredictiveScienceandMoralPhilosophy）　　《憲法經濟學探索》（ExplorationsintoConstitutionalEconomics）　　我想把今天的題目擴大為「重生的經濟學者，追隨先知但未見上帝」（Born－againEconomist，withaProphetbutNoGod）。這個擴大後標題的兩個部分是很傳神的描述。今天我受邀來談的，是我成為經濟學者的演化之路；這樣的題目，恐怕不是我能勝任的。因為我並不像某些同僚，是天生的經濟學家，而我也不是「演化」成為經濟學家的。相反地，我是在「看到光」之後，經歷了知識領域的全盤轉變。接下來，我將會回顧這樣的經歷，同時也為誰夠資格被稱為經濟學家的引申性定義與分類，作一番個人的辯證。　　自己尋找結論　　我擴大後的題目的第二部分，其實和第一部分是息息相關的。我引用了40年代芝加哥大學所流行的說法：「上帝並不存在，但奈特是它的先知。」事實上，我是在奈特的影響下而轉變的。然而他可說是一心一意地傳達這樣的信息：無論在科學的學術領域之內或之外，這世上都不存在其信息值得被捧到至高無上的神。每件事、每個人、無論何時何地——一切都可以公開接受批評與挑戰。我們有道德上的責任去找到自己的結論，縱然有時必須公開檢驗奉為知識導師的先知，亦在所不惜。　　我之前曾寫過一篇自傳性的文章，題目是《勝過耕田》（BetterThanPlowing）。　　文中指出，我的研究方法與研究主題，乃至對學術生涯、實證分析與規範性立場的態度，受到兩個人的重要影響。其中一位是威克塞爾（KnutWicksell），他的影響完全在觀念上。我曾在諾貝爾獎的受獎演說中，回溯在公共選擇（Publicchoice）理論中威克塞爾的奠基與後續發展之間的關係，尤其是其中和我的研究有緊密關聯的憲法經濟學（constitutionaleconomics）。在比較與對比之下，這次的演講讓我有機會，縱然不是直接的機會，來更完整地探討另一位深刻影響我的人——奈特。他對我的影響，不只是透過觀念，也透過延伸四分之一世紀以上的親密友誼。　　從1940年開始，我就稱自己為「經濟學者」，我的兵役記錄上就是這麼登記的。這是因為1940年6月從中田納西州立師範學院（MiddleTennesseeStateTeacherscollege）畢業後，我獲得了田納西大學（UniversityofTennessee）1940－1941學年的經濟學研究所獎學金，並在1941年取得碩士學位。我上了一些標有「經濟學」名稱的課程，成績也相當好。然而，如果按照我自己所偏好的定義，我在那一年幾乎沒有學到任何的經濟學。我檢討了羅斯福新制度的工作與構架；我也了解中央銀行的理論與政策；我還學習有關租稅及預算程序的一些知識；另又修了一些初級統計學，特別是在統計實務方面。不管是這些課程，還是先前在大學的課程，我都不曾從中對市場組織的原理有適當的接觸。我對非中央控制型市場運作（decentralizedmarketprocess）的協調特性一無所知，這樣的無知使我在面對準馬克思主義者（quasi-Marxist）對經濟史以及經濟現實的論點與解釋時，幾乎毫無招架之力；但卻也讓我在後來面對問題時，能保持開放的觀念。　　研究所那年追隨懷特（CharlesP．White）的經驗，讓我學習去體會一位研究者的投入精神，他所開的研究方法論可以說是知性的高峰。懷特灌輸我研究過程的道德標準。　　和他相處的經驗，不管是在研究生還是研究助理的階段，確實帶給我一些戰後經濟學訓練中經常所欠缺的部分；我認為戰後養成的經濟學者，經常是技術能力超過行為規範。　　依照研究主題，或按字面意義，再加上學習了一些專業，我在研究所畢業時，的確算是「經濟學者」了，但我對於整個經濟的運作程序，仍缺乏一貫的看法。如果以我現在的角度來看，任何人想自稱為經濟學者，對這方面的了解是不可或缺的條件。我經常在想，這種無知是否只是找個人特有的情況，抑或其他立志成為專業經濟學者的人，也同樣地對未來所要從事的工作不具備最粗淺的概念。　　進入芝加哥大學　　1946年我進入芝加哥大學冬季班就讀。我選擇芝加哥大學時，對經濟系的師資陣容並不很清楚。我可以說是完全受到大學時代政治學老師辛姆斯（C．C.Sims）的影響，他在30年代末獲得芝加哥大學博士學位。辛姆斯對芝加哥大學智識醞釀與人文薈萃的情景娓娓道來，令我印象深刻。他近乎詩意的說法深得我心，於是我這一輩子首次開始認真的學習。現在回想起來，這真是最好的選擇。辛姆斯相當精準地傳達了乏加哥大學校園中的知性的蓬勃盛況，此種盛況至今未曾稍減，舉世無一處可與之比擬。　　在第一季的課程中，我修了奈特、休茲及李蘭德（SimeonLeland）等教授的課。我是第二次世界大戰退伍人員中首批返回校園的研究生。不論芝加哥或其他學校的研究所，到處都充斥這類的學生。　　就在短短几個星期後，可能在1946年2月中旬左右，我對整個經濟體系如何運作的理解，已經有了相當程度的改變。我第一次能夠用市場經濟秩序的原理來思考問題。由於對競爭性結構模型運作有了認識，讓我在對實地觀察的經濟問題提出建設性批評時，有了可以參考的標準。我第一次稱得上是一位經濟學者了。　　我把這樣的轉變直接歸功於奈特的教導。不過在他的教導中，提出的問題可能超過解答的問題。奈特並不是很有系統的老師，而且在對經濟學究竟如何，他自己的解釋一直相當含糊。他從未能擺脫配置——極大化的典範（allocating－maximizingparadigm），這種典範會分散我們對協調典範（coordinationParadigm）　　的注意力，而長期以來我一直認為後者才是經濟學的中心所在。但是，奈持的經濟學卻將這些部分相互衝突的觀點作了巧妙的混合。對我而言，由於強調組織面，已足以將配置派的論點降至次要的地位。就這一點來看，我先前提到自己的無知，毋寧是一種幸運。　　假如我在進芝加哥之前，就已接受過所謂「更好」的經濟學訓練，那麼我幾乎不可能體會到協調原則的重要性，並將之提升為我整個學術研究生涯中的中心思想。我可能會像許多同僚一樣（除了極少數曾經在早期接觸過奧地利學派的學者），基本上一直是屬於配置論者。　　兩種典範　　配置-極大化與catallactic協調兩種不同的典範之間，在制度的規範性評價（normativeevaluation）上，有微妙但重要的差異。特別是有關市場秩序的評價，可能主要就取決於在一個人的觀點中，到底這兩種有部分衝突的典範，何者居於主導的地位。對配置論者來說，假如市場能運作，自然就具有效率。他們對市場進行的檢驗，乃是和邏輯中所定義的抽象理想狀態作比較。對協調論者來說，市場會協調整合每一位追求自利的個人的個別行為，而毋需政治詳說的指導。他們對市場的檢驗，主要是和另一種制度——即政治決策——來作比較。　　經濟學者所採取的規範性立場，未必與他們所贊同的典範類別有關。許多當代的經濟學者一方面是市場秩序的堅強支持者，同時一方面也是贊同極大化的典範。然而，在市場秩序上接受。atallactic觀點的經濟學者，幾乎無人對這樣的秩序加以批評。由此可見，一旦事涉市場的運作與政治運作兩者相互比較時，縱然市場有未盡完美之處，也必然會在評價上帶來極大的抵消效果。　　上面這一段敘述明顯偏離了主題，但對了解奈特帶給我的改變是如何影響我在芝加哥之後的研究生涯，可以說是相當重要的。我們這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馬上進入研究所的人，幾乎全是某種類型的社會主義論者。有些人就是我所說的「自由派的社會主義論者」（Libertariansocialists），對個人自由賦予極高價值，然而卻不懂市場的原理。我們總是把自由主義擺在首位，社會主義放在其次；而對政治選擇的想法，則往往相當幼稚。對我們來說，民主主義式民主（populistdemoeracy）的吸引力，似乎優於政府控制的經濟。這類年輕的社會主義者，最容易在接觸到市場協調的原理後，馬上改變他的思想。　　對這個原理的了解，將有助於我們專註於政治與政府管理上，長期以來的反建制評價規範，同時也讓我們看到新的遠景，即經濟互助（economicinteraction），至少在某一限度內，不致發生用權力來凌駕於其他人之上的狀況。按照我們的自由主義標準，政治是註定要失敗的。現在按照同樣的標準，市場可能——只是可能——不至於產生剝削。　　制度面的重要牲　　儘管奈特還是信服經濟化——一最大化的論點，但他的經濟學裡有一項要素，就是強調市場的組織性結構，因此使協調原理提升為中心的課題。一旦我們將注意的焦點放在結構上與程序上，而把資源、財貨與勞務等擺在一邊時，正統經濟學理論中的許多技術性的雕蟲小技，也就不值一提了。奈特的研究方法應該是屬於制度面的，如果按照這個辭彙妥當的意義來看，這一點應該是無庸置疑的。　　回顧奈特的研究，和美國早期的制度學派論者（institution－alists）如艾而斯（ClarenceAyres）、康孟斯（JohnR．Commons）以及韋布侖（ThorsteinVeblen）　　等人，有部分的交集之處。他雖然對這些人的技術面經濟學嗤之以鼻。不過卻又和他們一樣，對社會與經濟互動的結構相當感興趣。奈特對制度面的探討，雖僅對於人類慾望的初步研究，但也暴露了正統經濟學一些淺陋的假設前提。至於可能是唯一能取代市場機能的政治結構，奈特只是在行文中略微提及，並沒有作深入的研究。　　公共選擇是一個總括性的名詞，是指將分析擴充到市場外的另一選擇——政治力量。　　部分經濟學者只把市場單純地視為一種配置機制，無關乎其在降低政治活動的種類與範圍上所扮演的政治性角色，因此他們不大可能進行這種擴大分析。在此，我當然可以只陳述我個人的經驗，但倘若不是先有奈特有關協調原理的教誨奠定了基礎，我很可能根本無從認識魏克塞爾的理論。　　「社會選擇」（Socialchoice）與「公共選擇」這兩項相關但又有清楚區別的現代理論，可以有助於說明我的觀點。我曾界定公共選擇理論的兩項中心的要素：一是將政治視為交易的概念，二是所謂的經濟人（Homoeconomics）的模型。其中第二項基本上和社會選擇理論有共通處，後者是在個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價值上建立社會選擇的基礎。而社會選擇理論和公共選擇理論重大的差異在第一項上。社會選擇理論並沒有把政治化為複雜的交易；而在其模型建構中，納入了一項由來已久的觀念，即其中必然存在某些獨特因而可察覺的「最佳」結果，政治的因素即有形或無形地納入此觀念中。從阿羅以來的社會選擇理論，在這一項要素方面，是直接源自正統經濟學的配置典範，此時社會福利函數的極大化，只不過是把標準的效率微積分擴大到整體經濟而已。　　相反地，。atallactic典範既強調交易而非配置理論，如果擴大到政治面，馬上就會關切到政治決策的制度性結構。如果沒有奈特作我的良師與楷模，我這位剛出茅廬的年輕經濟學者，能否發現威克塞爾的偉大研究成果？我對此極表懷疑。　　逐步建立自信　　當我回首這段漫長的學術生涯時，總會一再地想起若干清晰可辨的事件與人物，他們曾經協助我建立起信心，讓我這位門外漢在置身學術同儕之間時，覺得自己還有發展的潛力。第一件要提到的事，是1938年我在中田納西師範學院的第二年，我的學科成績是第一名。我第一次了解到，儘管來自鄉村、通車上學、又只是由名不見經傳的小型中學畢業，比起來自城市、全天住校、原先教育背景又明顯勝過我的同學，我還是有能力和他們競爭。　　第二件事發生在1941年1月，當時我剛認為期三個月的海軍預備軍官班受訓結束，被分配到美國海軍預備部隊擔任少尉。儘管我是來自較落後的田納西州，在師範學院及田納西大學所接受的教育也不見得高明，我再度在將近六百位全國大專畢業生的預備軍官班裡頭，以第六或第七名的優異成績結訓。這位來自田納西的鄉下小子，的確對自己有信心了。　　在太平洋戰爭期間，我成功度過四年有聲有色的軍旅生涯，大部分的時間都在巡弋珍珠港與關島的尼米茲上將號（AdmiralNimitz）上服役。退伍後於1946年1月進入芝加哥大學研究所就讀時，我的信心又經歷了一場考驗。此時的考驗和先前完全不同。我知道，在一般的評核項目——像學業成績、學位及榮譽等，我都可以競爭成功。我對自己完成博士學位的能力，也不曾有過絲毫的懷疑。我所不確知的是，自己能否超越這類評核準則之外，躋身於傑出學者的行列，並提出值得同事注意的觀念。　　在這裡，奈特又再度出現。如果我在芝加哥所接觸的僅有像威納與弗里德曼這樣的老師，那麼我可能也不過是列於缺乏著作發表的博士之林。威納是一位博學群書的典型學者，但他為自己設定的任務，好像就是摧毀學生的信心；而弗里德曼以聰明絕頂的論辯與分析主導一切，讓學生只能淪為第四流的模仿者。因此，他們兩位都不能鼓舞學生，讓他們相信自己總有一天也能發展出受人重視的觀念。　　經師人師　　奈特則完全不一樣。在課堂上，他好像一直在尋找觀念。不管單純或深奧，他都竭力思索基本原理，而對於那些自以為是者的傲慢，他總是感到驚訝。對我們這些願意誠心受教的學生，他一直都灌輸以下觀念：一切都需以智力獲取，很多看似真理的事物，其實都大有問題，有勇氣能衝破知識的迷霧，才不愧是真正的學者。願意否定所有的神，認為沒有什麼是至高無上的——這正是最能形容奈特心智與個性的兩句話。我這裡所謂的神，包括了本科的學術權威，還有那些宣稱他們領域跨越至真理的其他面向者。我們這些經常被許多事物困惑的同學，無不受到奈持對神看法的鼓舞。直到很久之後，我們才終於慢慢了解，以這樣的特質而論，能躋身天才之列的是奈特，而非他的同僚。　　奈特自己就第一個承認，他並不是聰明或機智的思想家。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困思者；但是他在思考過程中深入探索的程度，連他周圍的學者也未必能想像到。對奈特來說，事情絕不會像外表所顯露的那麼簡單，同時，他也對所有極端的事物保持基本的容忍，因為他在所有原則中，都能察覺到屬於真理的成份。　　許多研究所的學生，不論是與我同期或前後期，都無法吸收或接受奈特對神所採取的態度。對那些不得其門而入的同學而言，奈特似乎是一位糊塗顛倒、製造混淆的老師，他的著作反映出思想的零亂，而他的主要特質似乎正是知識上的支離破碎。對我們這些理解他的學生來說，其他人認為雜亂無章的，我們卻從中看到了深度，不管是真實或潛在的。我們雖然知道自己的思想還不如他，但奈特卻清清楚楚地讓我們理解到，假如連自己努力去找答案這種最起碼的勇氣都沒有，那麼我們將很容易淪為偽神的犧牲品。　　長久以來，我個人對奈特的了解、欣賞與尊敬，因彼此間密切的私人交往而日益增進。就在選修他的課約三、四個禮拜之後，我來到奈特那間有點零亂的辦公室。原本預期只會有五分鐘的對話，沒想到競延長到兩小時以上；在芝加哥兩年半的時間以及離開芝加哥之後，我們還有過好幾次這樣的對話。他認為我們兩個相當投緣，因為我們在許多方面有共同的經驗。我們都來自鄉下，在貧窮的農村長大，了解農村生活的辛勞，但也喜愛生活在大地上的獨立感。奈特十幾歲的時候離開故鄉伊利諾州，來到我的故鄉田納西州接受大學預科的教育，後來他進入田納西大學的研究所，剛好我的第一個研究所也是在這裡念的。這些共同經驗的聯繫，使我們建立了相當友好的關係，這是我和其他教授所無法分享的。我們之間還有其他共同興趣，包括欣賞哈代（ThomasHardy）陰鬱的詩作，以及分享充滿機智的低級笑話所帶來的樂趣。　　當然，在我們的關係上，我是單方面的受惠者。奈特是我的指導教授，他勸告我不要浪費時間去選修哲學方面的正式課程，也詳細地改正我博士論文的文法。他成為我漫長學術生涯中無可替代的榜樣，在回顧個人的發展時，我實在難以想像，假如未曾受業於奈特，我將會變成什麼樣的人。　　亦師亦友　　讓我們再回到信心這個話題，以免離題太遠。休茲以及漢彌敦（EarlJ.Hamilton）　　這兩位也都應該在此一提。休茲不遺餘力地鼓勵學生，即使是荒誕不經的論點，他也從中找出一點可取之處。至於漢彌敦，我從不是他的正式弟子，因為我在芝加哥並沒有選修地的經濟史。然而在1948年，也就是我在芝加哥的最後一年，漢彌敦發現了我，直接表示對我的前途很關心。和奈特一樣，我們分享鄉村貧苦生活的共同經驗之後，也建立了私人友誼，再加上我們對棒球都非常熱衷，還一起赴小熊隊（Cubs）及白衣隊（WhiteSox）的主場地觀戰。漢彌敦很喜歡對那些地認為是可造之材的學生提供忠告，對我而言，有兩項告誡至今仍然記憶深刻，那就是他強調努力工作所能獲得的回報以及精通外國語言的價值。　　或許，漢彌敦對我學術生涯的最重要影響，是發生在1948年起他擔任《政治經濟學期刊》（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編輯的這段時間。首先，他寄來法文、德文、義大利文的書籍要我作評論，強迫我奉行他有關學習外國語言的建議；其次，他對我最初提交的論文，以容忍、了解以及鼓勵的態度來處理，而不是草率或是吹毛求疵地拒絕，因此不致摧毀我繼續努力的信心。漢彌敦是一位嚴格把關的編輯，在他審稿的那段時間，我每一篇刊出的文章，無一不是經過多次精心的修正與大幅刪改的程序，才算大功告成。　　如果沒有漢彌敦擔任編輯，我的寫作形式與風格將無法達到現在這麼簡練的水準，而我踏出正統經濟學範圍之外的意願，恐怕也早就被壓製得蕩然無存了。拜漢彌敦擔任編輯之賜，50年代中期之前，我已經有好幾篇夠分量的論文發表在案——這個數字足以讓我能夠以平靜而不是失望的態度，來接受偶爾被退稿的狀況。　　先前我提到，弗里德曼在分析上的才華，對他所指導的學生產生了負面的效果。不過有一件事發生在我離開芝加哥沒多久的事，也許多少可以消除上述的負面效果，因為弗里德曼自己也在學問上受到挫折。一位不是那麼有名的學者，佛羅里達大學（UniversityofFlorida）的費普斯（CecilG.Phipps）發現弗里德曼某篇論文中有一處邏輯上的錯誤，隨即為文指出，弗里德曼也馬上很有風度地接受。直到今天，我都還沒告訴弗里德曼，這麼一件單純的事情，卻對我的自信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相對絕對的絕對　　先前我已經提到，奈特願意挑戰所有權威——包括知識的、道德的或科學的，從而間接地使視他為典範的人建立起自信心。但如果因而認定這種影響從哲學態度來看，是反對所有權威的虛無主義的相對主義（relativism－cum－nihilism），將是極不周全的，也是絕對錯誤的。事實上，就是在這一點上，奈特直接教導我的哲學原則讓我受用了許多年，而且也應用到許多方面。這項原則，就是所謂的「相對絕對的絕對」　　（relativelyabsoluteabsolute），在這項觀念指導下，讓哲學性的思考能摒棄絕對主義（absolutism）與相對主義（relativism）兩個極端，而在兩者之間找到定位。　　接受這樣的原則後，必然會一直面對兩種力量的衝突，一方是要求遵循權威與接受權威，而另一方則容許自由地思想與質問。奈特所表現出來挑戰所有權威的意願，乃是隱含在他亦能承認傳統思想、方法與制度的智慧之中。他的智慧正告訴我：在大部分的情況下，審慎的作法應該是假設既有的權威的確有其合法性。相對絕對的絕對原則要我們在日常的行為中，遵守與接受既有的或傳統的權威標準，不管這些行為是個人的、科學的還是政治的；然而同時在另一個（更高）的意識層次上，我們要質疑所有這一切的標準，甚至要求改變。　　有關我個人的研究與相對絕對的絕對原則的關聯，或者最佳的例證是見諸於政治互動中的後立憲（Postconstitutional）與立憲（constitutional）層次的重要區別。說得更一般化，這兩者的差別在於，一是遊戲規則已定，只須選擇戰術；一是要在幾組可替代的遊戲規則之中擇一。如果是遊戲規則確定、只選擇戰術的情況，參與者會視規則為相對絕對的絕對，為既存現實中部分的限制條件，不過同時間可以評估、修正與改變。　　我將奈特的原則擴充並應用到政治立憲——特別是類比於一般遊戲規則與戰術的選擇，是受到我在弗吉尼亞大學（UniversityofVirginia）的同事芬寧（RutledgeVining）　　的鼓舞與激勵，他自己也深受奈特教誨的影響。　　在1986年，我曾寫過一篇自傳型的文章，名為《勝過耕田》。這個標題直接借用自奈特，他是用來形容自己對學術生涯的態度。對我來說，這個標題相當傳神，同時也能表達個人對在學術界或在其他領域「就業」的比較性評估。這個標題也隱約指出，戰後嬰兒潮導致教育的急劇擴張，在此期間服務於學術界的我們實在幸運；過分幸運如果轉化成地租，其幅度之巨，確實超過任何夢想所及的程度。　　令我驚訝的是，對這篇一般性的自傳式文章以《勝過耕田》為名是否恰當，竟然出現相當多建設性的批評。這些批評認為，這個標題似乎不夠正式，太不經意；對所描述的學術研究生涯而言，也過於輕率，因為畢竟從客觀或是外表來看，學術研究似乎包含中心思想與目的或意向。受到這次意外的邀請而撰寫第二篇個人自傳，也讓我有機會對這些批評作一些回應，同時也對個人成為經濟學者的發展歷程增添一些新的看法。　　對自傳寫作的反思　　我在1949年到1987年間所著的許多專著與報告，全都客觀地存在那裡，可供任何人選擇來閱讀或詮釋。然而在這些文獻紀錄中有著驚人的一貫性，恐怕任何一位功力深厚的傳記作家都沒有我認識得清楚。托利森（RobertTollison）曾和我合力對自傳加以分析，我們認為，自傳作者所擁有的記錄，必然遠超過任何傳記作家所能掌握的。一個人的行為會產生客觀的記錄，但他同時也與主觀的記錄共存。作為一位自傳的作者，假如他將客觀的記錄無中生有地牽強附會，好讓自己一生的工作看來有前後一貫的目的，那就未免太沒有道德了。　　當然我也了解，我個人的研究出版記錄，可能被解讀為是一個講究方法論、重視規範性的個人主義的作品，其目的一直是以更具哲學性的觀點來支持個人自由。但是主觀地回想起來，在我工作的過程中，似乎從未有意識地採取這種態度，在我的學術生涯中，除了極少數的例外情況，都在致力于澄清一些模糊或是混淆的地方，對經濟學者、社會科學家與哲學家看法的疏漏之處，也設法研究清楚。如果說這些努力有什麼自覺的動機，那就是純粹享受創造思想觀念，以及將現實反映於最後的手稿所帶來的樂趣。我對規範性事務缺乏興趣，可由草稿到了最後定稿後，我就不再有興趣理睬看出來——我有時對出版商的選擇、書籍的推廣活動，乃至稿費或版稅收入或其可能帶來的影響，可說是毫不關心。　　我認為自己在精神上是比較接近於在畫布或石頭上從事創作的藝術家，而不像是科學家，因為科學家只有在他們的發現能獨立存在而不會受自己研究行為的影響時，才會接受自己的發現。我也決不與傳教士同列，因為他們所寫所言，只有一個明顯的目的，那就是說服別人接受他預先設定的那套價值標準。　　在所有這些事物上奈特又再一次是我的典範，他對庇古的社會成本提出的著名批評，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借著財產權的介紹，奈特從一個全新的觀點來看庇古的整體分析，而這個過程的確創造出新的東西。我總希望自己在公債、機會成本、指定用途稅、俱樂部、一般政治學乃至立憲規則等方面的著作，也能在觀點的轉移上發揮同樣的作用。在我這方面的努力，經常力求簡化並帶有個人主義方法論的特點，說穿了就是因為我只能從自由主義的窗口來看這個世界。　　假如一位畫家只有紅色的顏料，那麼他的畫將只有紅色的色調。這位畫家並不是有意選擇畫紅色的國畫，然後再去購買紅色的顏料。他只是利用手中既有的材料，來作他能夠做以及必須做的事，同時在整個作畫過程中，也能充分享受創作之樂。藉著這位畫家的創作，其他人能從中得到一些新的啟發，從而也給畫家帶來一些收入——這種善意的結果，讓這位畫家以為他的自傳式的文章取名為《勝過耕田》。　　

第十章索洛（RobertM．Solow）　　獲獎年度1987年　　演講日期1988年10月13日　　出生日期1924年8月23日　　學歷　　1947年哈佛學院學士　　1949年哈佛大學碩士　　1950年哈佛大學博士　　經歷　　1950年～1954年麻省理工學院統計學助理教授1954年～1958年麻省理工學院統計學副教授　　1958年～1973年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　　1973年～麻省理工學院客座教授　　重要著作　　《直線性規劃與經濟分析》（LinearProgrammingandEconomicAnalysis），寫多夫曼（R．Dorfman）及薩繆爾森合著《資本理論與報酬率》（CapitalTheoryandtheRateofReturn）《解說成長理論》（GarowthTheory;AnExposition）　　說真的，我應該先警告各位，在接下來的演講中，我會盡量少提自己的事，雖然今天的主題是「我成為經濟學者的演化之路」。我之所以這麼作，並不是要刻意隱藏些什麼。我倒希望，我有許多值得隱藏起來的事；至少那樣好像意味著自己的一生相當刺激。　　我主要是認為現今普遍存在的「個人崇拜」的現象，正在慢慢侵蝕我們的文化。這種現象最危險的例子出現在總統大選上，好像候選人的眉毛長得如何，比他的政見還來的重要。我真想把這樣的現象歸咎於電視，因為電視這種媒體更適合談眉毛而不是經濟理論。　　不過，這種科技決定論的觀點也不盡能解釋所有的情況：像是絕大多數事物的心理層面、跟人物有關的書籍相當暢銷、非小說類書籍暢銷前十名中，有七本是傳記類，還有大家津津樂道雷根先生和柴契爾夫人的「個人關係」，這其中可是大有深意。（當然我不是指雷根先生與柴契爾夫人！）不過幸運的是，在談到對個人的興趣上，學術界裡頭的經濟學家好像有著較大的比較劣勢。以我和華特斯（BarbaraWalters譯註：美國著名電視女記者）為例，即使她有話和我說，我看我也沒什麼好和她說的。　　反正一句話，剛剛我所說的個人崇拜，已經成為文化衰退的象徵。（「索洛教授，請躺下來，告訴我們你在什麼時候第一次有這樣的感受？」）我並不想刻意顧左右而言他，來規避今天的主題；我只是希望把焦點稍擴大到社會與知識界目前的潮流。　　興趣的萌芽　　三十多年前馮紐曼去世後不久，當時《計量經濟期刊》的編輯史卓茲（RobertStrotz）向我約稿，請我寫一篇紀念性的文章。馮紐曼和阮賽這兩位，在本科研究之餘，是對專業經濟學者的研究影響最重大的非經濟學家。（就影響力來看，霍特林應該也可以名列同級，但是他和經濟學界的關係較為密切，事實已經可以稱為兼職的專業經濟學家了。）我從未寫過這樣的文章，但當時我的確深思了一陣。一個令人困惑的問題浮現出來：馮紐曼是怎麼對經濟學產生興趣的？於是我問了一些我認為能夠解答的人，但是沒有人能給我一個滿意的答案。後來，我就寫了封信給孟格（KarlMenger——其祖父系經濟學中奧地利學派開山始祖之一），希望他能一解疑惑，因為他在維也納主持過數學討論會，馮紐曼、瓦德以及一些經濟學者都曾偶爾出席。孟格對我的問題提供了一個絕妙的答覆。他說，在奧匈帝國，人人都對經濟學有興趣。　　我成長於30年代，高中畢業時是1940年1月。我也可以很肯定地說，30年代的紐約布魯克林（Brooklyn），人人都對經濟學有興趣。其實不只是經濟學而已；在我那個時代，聰明的高中學生所關心的不只是經濟大恐慌的問題，也包括法西斯主義以及納粹主義的崛起，當然這些事件都和世界經濟的衰退息息相關。生活中很明顯的事實是，我們社會的政治與經濟無法正常運作，沒有人真正知道怎麼來解釋這些現象，或是怎樣來解決這些問題。　　這些事情對我們今天所要探討的主題是相當重要的。我想上面的敘述已經為經濟學界的現況以及近期的演變透露了訊息。我前面提到，我是在1940年高中畢業的。當時，我比我的同班同學小了一兩歲；不過1940年18歲的人，如今也66歲了。所以，再過幾年，在活躍的經濟學者之中，恐怕已不會有人對30年代有清楚的記憶了。那一代因深感有必要了解經濟大恐慌而投身經濟學領域的經濟學者，很快就要從工作崗位退休。在今天大部分中、青年宏觀經濟學者的眼中，「景氣循環」是一低度變異、自我相關不大、穩定而隨機的過程，依循著一個大體令人滿意的趨勢而產生。這樣的觀念架構，和我自己在這個專業領域的成長背景所形成的架構，可以說是截然不同。　　也許他們的觀念是正確的。我無意像個頑固的老學究，一再危言聳聽，宣稱明天就會有經濟大災難臨頭。因為其間所涉及的知識問題，是相當複雜的。從機率的角度來看，我從不認為重大的經濟衰退會經常發生。但將之視為機率微小事件而建構的經濟模型，我也沒把握是否有用。我從根本上就懷疑，以機率的觀點來思考重大的經濟衰退，能否傳送正確的信息——或是接收到正確的信息。我認為許多當代的學者基本上是把嚴重衰退的可能性視為一項指標，顯示在工業化的資本主義經濟下，潛藏了一些機制，可能導致經濟長期遠離理想的均衡狀態。引發這個問題的導火線，可能是內在或外在事件共同的影響。就宏觀經濟學來說，最重要的工作可能就是要了解這些機製為何，以及可以採取那些防衛政策。當然，對宏觀經濟學的評價與思考，絕不僅只於此。但我認為如果當代宏觀經濟學不理會這種可能性，也是錯誤的。　　我在1940年9月進入哈佛大學。經濟學原理是我大一的四門課之一。當時，我壓根沒想到會成為經濟學者，恐怕連所謂「經濟學者」的職業都沒聽說過，其工作的內容則更不用提了。現在回想起來，找原本打算往生物學的領域發展；大一那年，我兩個學期都選修了生物學的課程，而且都獲得A。但是我逐漸了解生物學並不適合自己，所以轉而主修一般性的社會科學，在大二、大三，我修了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以及經濟學等學科。　　經濟環境的激蕩　　1940年～1942年在哈佛大學部修習經濟學的期間，我對於美國30年代剛發生過的經濟大恐慌，並沒有學到一套完整的思考架構。1939年～1940年間，實際國民生產總值成長了百分之八，而在1940年～1941年間，則成長了百分之十八，1939年到1941年的失業率下跌了七點三個百分點；這些成果系受戰時生產擴張之賜，不管是出口還是國內市場的均不例外。（各位都了解，當時我們對實際國民生產總值尚無任何概念；這些數據資料是後來推估的數字。但是如果按照當時所作的工業生產統計，1940年與1941年分別成長了百分之十五及十八。）那時我們使用的教科書及課堂上的講解，都無法對當時在周圍發生的重大事件，提出有系統的說明，讓我們有全盤性的了解。由當時若干政治人物的回憶錄也可看出，他們對當年的經濟情勢也一樣理不出個頭緒。　　當然，並不是全部都一無是處。我上了史立特與鄧洛普（JohnDunlop）有關勞動經濟學的課程，還有史威濟（PaulSweezy）的馬克思經濟學，我從他們那邊學到的知識，至今依然記憶深刻。　　對我們這一代戰後經濟學者而言，有三本經濟學巨著建構了我們的理論架構，而其中兩本此時已出版：凱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就業、利息與貨幣的一般理論》，以及希克斯在1939年出版的《價值與資本》（ValueandCapital）。（第三本是薩繆爾森的《經濟分析的基礎》，在1947年問世）。在當時，一些明星級研究生如薩繆爾森、梅茲勒（Metzler）、馬斯葛雷夫（Musgrave）、托賓、亞歷山大等，毫無疑問地都從這兩本著作的觀念獲得一些啟示，而這些觀念後來也在經濟學界引領過一陣風騷。但這兩位經濟學大師的著作，並沒有很快地進入大學的課程。對當年僵化的哈佛大學經濟學系而言，這些都是太新的觀念。重點是，我並不覺得經濟分析可以深入到當前世事的核心。　　因此，我並沒有下定決心專攻經濟學或成為經濟學者，反而自願入伍，因為我認為這是更有建設性的事。　　三年後，我從軍隊退伍，幾乎不假思索地回到校園，去修完大學的經濟學課程。事實上，當時已沒有多少時間可以讓我從容地選擇。雖然那時我表現出來的模樣，好像是要把無限個單一期間效用的折現值發揮到極大化，不過你無法在我身上獲得證實。對我來說，那種感覺好像是對自己說：「究竟在搞什麼鬼。」　　里昂惕夫的教誨　　1945年9月，哈佛仍然力行其「導師制」。每一位大三與大四的學生——當時我大三——都被分配到一位導師，每周會面一個小時。導師會指定一些閱讀的文獻，偶爾也會要求學生撰寫短篇報告，兩人再針對一周的功課進行討論。我的導師是里昂惕夫。也許，那純粹是一種運氣。也許是因為我過去的成績良好，總是拿A。也許正好相反；導師是外國人，又是一位理論家，也許感覺就像是身陷於外國人聚居之區。但不管如何，這的確是我人生的一大轉折點。從里昂惕夫身上，我了解到經濟學不是一門大雜燴，而是一套建立在極嚴謹的理論與實證架構上的科學。在接下來的好幾年間，他教給我部分架構的細節。我必須承認，是里昂惕夫引導我走向了經濟學者之路。　　當時，他為我作了一件現在來看似乎可笑的事，但卻頗值得一提。當年在哈佛大學，甚至可能修完博士班的課程，都可以根本不懂或是不用微積分。（每個人都必須念希克斯的《價值與資本》，或至少該書的第一部分，但其中的數學附錄則可省略；其實以今天的標準來看，這些數學可以說是最基本的了。）我在高中時，數學成績相當不錯，可能算是最拿手的學科。但到了大學階段，卻從沒有想過再修習這方面的課程，當然對於數學和經濟學的關聯，則更是一無所悉。當時哈佛似乎並不允許里昂惕夫教授教數學以及數理經濟理論，而他也真的遵照規定。不過在我們每周的討論上，他常常用這樣的話當作開場白；「你應該讀讀這篇或那篇……可是不對，你沒辦法。你不懂數學。這樣吧，換這一篇看看。」我也許反應遲鈍，但絕不是笨蛋。我當然想要閱讀第一流的素材。我馬上去選修了一系列的微積分，並持續了研讀數學的課程，直到足以應付每天的功課而有餘。但當年我的數學知識，恐怕還不及今天任何一位對理論有點興趣、程度還不錯的研究生。把學數學看成這麼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想起來也很令人驚訝。　　從里昂惕夫身上，我未曾學到宏觀經濟學——事實上，從1945到1949年間，從完成大學課程到參加博士班考試這段過程中，我也未曾學過宏觀經濟學。不管如何，當時正處在一個轉型的階段，學校的課表上並無宏觀經濟學這個科目，倒是有「景氣循環」的課程；我修的是哈勃的課，教得非常好。他所寫的《繁榮與衰退》（ProsperityandDepression）一書更是個中翹楚，我樂於向大家推介這本書。1950年，當我到麻省理工學院任教時，最先教的經濟學課程中，有一門就是「景氣循環」。我猜想，我第一次看到「宏觀經濟學」樣的名稱，恐怕又是十年後的事了。　　師友切磋　　我所謂的宏觀經濟學，系指研究整個經濟完整的加總模型。當時，宏觀經濟學幾乎就是凱恩斯經濟學的代名詞，也就是凱恩斯所說：「將產出視為一個整體的理論」。歷史上的細微改變，深刻地影響了我所受的經濟學教育。一些和我同時代的學生，是從漢森那裡學習宏觀經濟學，地點是在研究所的貨幣銀行學課堂，由他和威廉士（JohnH.Williams）共同授課。大概也是幸運吧，我修習貨幣銀行學是在戰後，可能是1945年或1946年。當時漢森正好休假一年，因此整個兩學期的課都由威廉士來講授。而且，由於戰後大批退伍回來的學生湧入校園，貨幣銀行學的課由研究所和大學部的學生合班上課。（我們那時都說，唯一的差別是大學部學生的成績是依更高的標準來評分。）所以我後來毋需再修真正研究所的課程。　　威廉士素以懷疑凱恩斯理論、懷疑宏觀經濟學著稱，事實他幾乎無所不懷疑。對事情抱持懷疑的態度，對經濟學者來說是件很好的事，或許他的教導一直影響著我。然而，在宏觀經濟理論這方面，我對於自己該懷疑些什麼都未曾學到。由於依循里昂惕夫的方式學習經濟理論，我未和漢森有過深入的接觸。我一直沒有正式選修他著名的財政政策專題研究的課程，只偶爾出席幾次，而內人則是固定的成員。　　以下的說法也許有點誇張。我從一些年紀稍長而學識養先的同事，像杜森貝利及謝霖（ThomasSchelling）等人，學習了一些宏觀經濟學。至於由當時還是助理教授的古德溫那裡，我不只學到建構動態宏觀經濟模型的技巧，更重要的是把握到處理這些模型的基本態度，而這種態度我至今仍然覺得很正確。它所強調的是單純化、集中問題焦點，用紮實的模型來解答單純的問題。要訣是要將精妙之處專註於正確的所在。　　尋找完整的體系　　當然，我能夠閱讀。但是，當時的研究生只有時間閱讀老師指定閱讀的部分，不知道現在的情形是否也一樣？其實，儘管我在1949年結束了哈佛相關的課程，也通過了考試，但是我認為自己還是沒有掌握到經濟學應該能提供的一套行得通的理論，範圍不只涵蓋景氣循環，還有經濟活動的水準及變動，它的均衡或不斷自我調整的特性，甚至它失衡的特性。這樣的描述很困難，因為稍後出現看來很適合的名詞——凱恩斯學派經濟學，而不必然是凱恩斯的經濟學——現在也不再通行，而目前通行的名詞，似乎是專門設計來壓抑我試圖描述的好奇心。　　我之所以談到這些，其實是因為我認為自己的態度之所以不同於今天的「均衡景氣循環」（equilibriumbusinesscycletheory），與兩者對宏觀經濟變異性的感受有關。也許30年代的經驗以及30年代的問題在第二次大戰獲得解決這兩項因素，造成了兩者在方法取向上的基本差異。但是，這樣的差異並不能解讀為只是對1932年可能歷史重演的憂慮。這並不是重點所在。讓找重複前面所說的，我覺得重點是，透過這些極端的事件讓我們體會到，經濟體系中有一套機制存在，而宏觀經濟理論應該能對這些機制提出說明。　　無論如何，我能做的研究很多。我從1949年起，花了三年左右的時間撰寫博士論文，同期間也開始在麻省理工學院任教。我的博士論文是將所得分配的動態納入模型，主要是工資及薪資所得，研究進入與離開就業市場的隨機過程以及伴隨而來的工資水準變動的結果。選擇這個題目完全是我個人的構想。當然，背後也有一段故事。　　在我念哈佛的時候，他們教的統計學可以說是一團糟。要不是亞歷山大在研究所教了幾周經濟統計學，揭開面紗而讓我們一窺真正面目，我真的是一無所知。另外，莫斯提勒（FrederickMosteller）加入哈佛的社會關係系，教一學期的數理統計學導論，後來又引導我修習文獻選讀的課程。在我的記憶中，他所教導的重點不是技術，而是理解。在他的建議下，我把握了由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提供博士論文獎學金的機會，一方面撰寫我的博士論文，一方面也到哥倫比亞大學選修數理統計的課程。所以，我得以從瓦德（那是他在印度墜機身亡前最後一年的執教）、伍弗羅茲以及安德生（T．W．Anderson）等教授那邊，學到了詳盡的統計理論。　　1950年5月，我開始在麻省理工學院執教，擔任經濟暨社會科學系的統計學助理教授。從莫斯提勒以及哥倫比亞大學所學到統計學，引發了我的興趣，當時曾有意終生投入於經濟學的機率模型研究。此時，我的博士論文也已順利展開。（這篇博士論文贏得哈佛的魏爾斯獎，獎金是以1951年的幣值計算的500元，而且交出論文手槁，即可出版成書。可是我卻一直沒這麼作。目前哈佛這項獎學金的給付金額比當年多上幾千美元；因為我想我的論文應該還可更好，但一直沒有找到時間修正。）一旦我們建構可應用於實際生活的模型，並領略其中樂趣，幾乎都會體會機率理論在引發內在興趣以及確保實務運作的成功上，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但是，後來的情況並不是如此。　　精益求精　　除了教授統計學和計量經濟學之外，另外如先前提到的，我也在研究所教景氣循環這門課。當然，我自己要先弄清楚，我先究竟要讓學生知道哪些東西。我們這些從事教師的人常說，學習一門課的最佳方式就是教這門課。這句話固然存在某些真理，但還不算是真理的精髓所在。你不必要教了某一門課，才能精通其中的技術性細節。基本上，相關的書籍就能在這方面發揮不錯的效果。假如你很慎重地看待教課這件事，那麼在過程中，你會努力找出，究竟要怎樣才能把手上的這門課解釋清楚；而這就已經是屬於較高層次的理解了。但還有更高的層次。當同一門課教到第二次或第三次時，你對該課程主題的輪廓、組織的原則、要表達的信息、乃至它與經濟學的其他部分以及實際經濟生活的關聯，都會有一番新的體會。結果確是如此，我開始時是教景氣循環理論——舉凡庇古、羅伯生（Robertson）、哈伯勒、卡萊奇、梅茲勒（Metzler）、漢森、薩繆爾森、希克斯等各家的理論須所不包——但到最後我教的變成宏觀經濟學（及經濟成長）。　　如果說我是自學有成，固然令我沾沾自喜，但這樣的說法充其量只對了一半。我在麻省理工學院的新同事——薩繆爾森當然在其中，還有畢休普（RobertBishop）和布朗（CaryBrown）——也都是這一個轉型世代中的一分子。當凱恩斯創造出宏觀經濟學之際，他們是第一批感受到這股震波的學者。（請注意：凱恩斯的確是創造了宏觀經濟學，我在其他地方曾引用庇古對此事的看法：「據我的了解，在凱恩斯之前，應該沒有人把所有相關的因素，包括實質面的以及貨幣面的，並同考量，他透過單一正式的體系，而得以一貫地解析這些因素的交互作用。」這就是我所說的凱恩斯宏觀經濟學。）　　這種意義的宏觀經濟學，正是我當年所欠缺的。我在麻省理工學院和同事的對話中了解到這一點，而且我也迅速地讓這種宏觀經濟學成為我心智世界的一部分。說也奇怪，身為美國人的我，當時對瑞典經濟學家的著作卻較為熟悉，對凱恩斯或英國的凱恩斯學派的論述反而較為陌生。在研究所的期間，我讀過林達爾（Lindahl）、米達爾、沃林（Ohlin）、朗柏格（Lundberg），特別是威克塞爾等人的著作，這些書籍至今仍在我的書架上。我應該是由哈伯勒引領進入現代斯德哥而摩學派（Stockholmschool）的世界（買書的錢則是軍隊薪餉付的）。威克塞而是我自己發現的，找一直偏好他的理論，原因是在19世紀的大經濟學家之中，以他的理論和宏觀經濟學的精神最為接近。在《利息與價格》（InterestandPrices）一書中以及對「艾克曼的問題」（Akerman"sproblem）的附註中，我可以感覺到他的觀點相當接近庇古的定義。如果威克塞爾能把這兩者結合起來該有多好！　　我曾經在其他場合細述自己如何在1950年代開始研究經濟成長理論，此處不再重複。　　在我的諾貝爾獎獲獎演說上，未曾清楚強調的是，我對成長理論的投入，有多大程度可以視為（事實上也是）自己宏觀經濟學教育中不可分割的部分——這是我在構思這次演講時才想清楚的。哈羅德-多馬理論（HarrodDomartheory）探討了資本主義經濟成長路徑的嚴肅課題。而我之所以修正該模型，主要是著眼於使模型所導出的成長路徑，更符合歷史的時間數列資料所實際呈現的狀況。事實上，這只不過是一個完整、封閉的總合模型里的部分問題而已。我的成長理論強調資本面的理論架構，大概也是受到威克塞而影響的結果。　　成為總統幕僚　　下一步的演化，應該算是肯尼迪主政時代我在經濟諮詢委員會的工作經驗。日常的經濟政策，從來不是我的專長。有一天午餐的時候，我聽到薩繆爾森談到，他認為經濟理論的基本功能，就是為寫好財經新聞作準備，這席話令我相當震撼。等到自己更為成熟之後，才了解這句話相當接近真實狀況。不過在1960年總統大選期間，我只是一位旁觀者並沒有人請我加入肯尼迪的陣營。所以當我在深夜接到委員會的三位成員——海勒、托賓以及戈登——的電話，要我請假並加入為幕僚時，的確是出乎意料之外。他們向我這位成長理論的小子放出的釣餌，我可以在委員會裡頭作一位象牙塔內的經濟學者，只專註於長期政策的思考，而不必理會每天爭吵喧鬧的話題。　　我相信他們的話，我認為他們的確也是持這樣的看法。但在舊的行政辦公室大樓待了兩天左右，我就了解到，這裡的所有心智活動，都是在面對每天發生的新刺激。新刺激馬上就發生了。即將卸任的委員會理所當然地要準備1961年1月份的《經濟報告書》，而這個新成立的委員會，則要準備一份迷你的報告，作為3月6日在經濟聯席委員會（JointEconomicCommittee）報告的基礎。每個人當然都全力以赴，但是有關的報告其實是由諮詢委員會的三位成員以及奧肯和我擔任主要的起草者還有倍克曼（JosephPechman）。其實地並不是幕僚的一員，但卻是海勒的老朋友，因此也是我們在華盛頓的一名老搭檔。那六周的準備期間，可以說是實證宏觀經濟學的緊湊訓練。當然我用實證一詞，並非暗示那是不太嚴謹的宏觀經濟學。其實能夠發揮個人才智，運用宏觀經濟學的理論來解釋甚至小幅修正世界的現象，實在是令我最感到快慰的經驗之一。　　兩份《報告書》的封照　　托賓和我（很遺憾地，其他的同事戈登、奧肯、海勒都已先後辭世）最近剛把1961年的聲明及1962年1月份的《經濟報告書》重新出版，其用意是希望作為某種的原則聲明。（其實此一版本中也包括了在里根政府第一屆任期內由經濟諮詢委員會成員所撰寫的1982年《報告書》，從中可看出他們的觀點。）對許多當代的讀者來說，1962的報告書好像是新的古典學派對凱恩斯的反革命之前，一份與（凱恩斯學派）宏觀經濟學全面唱反調的綱要，類似那些「之前／之後的對照」的廣告中，屬於「之前」的那一部分。　　如果換作是現在來撰寫這份報告書，那麼以我們在過去四分之一世紀中所學到的，托賓和我（還有奧肯，假如他還活著的話）都不會再寫出同樣的內容。事實上，即使我認為值得為報告書中的觀點辯護，我也無意辯護。它可視為一個良好的例證，從中可以了解到像我這樣的人在1961年所相信的是些什麼。　　首先——也許在這裡我有點為自己辯護的味道——你絕對不能說我們忽略了經濟體系的供給面。在我們的報告裡面，有一整章討論供給面的因素以及供給面誘因的重要性。　　畢竟，1962年的投資租稅抵減（investmenttaxcredit）正是出於我們這批人的構思。　　這個成長理論的小子，怎麼可能對供給面視而不見呢？當初我們所作的，乃提出一套很合理的論據，說明當時美國經濟處在一個超額供給、非自願性失業以及生產能力未充分利用的狀況，而且這些現象已存在幾年。我們堅持應該區分清楚下列兩種情況：其一是透過需求的刺激來增加實質產出，也就我們所稱「消除實際產出與可能產出間的落差」；另一種情形則是透過供給面的變動，來進一步增加實質產出。（在這裡有必要再作一些說明，特別是此時此刻的現在，托賓和我早在當時就建議，正確的財政政策目標，是在充分就業下，透過貨幣面保持寬鬆，而讓聯邦預算有盈餘。我們的目標是希望有更高的國內投資及國民儲蓄率，而我們又懷疑是否能夠有足夠的民間儲蓄。請別提凱恩斯學派對儲蓄有過敏性的恐慌！）　　經濟均衡的探索　　有一類當代經濟學者一味地否定超額總供給會持續存在。訓練有素的經濟學者，不都該知道「市場會結清」嗎？難道還有其他值得一提的可能住嗎？我必須承認，在1962年的《經濟報告書》中，我們並沒有對這個觀點提出充分的反駁。畢竟，它是寫給社會大眾看的，而不是寫給其他經濟學者看的。所以，我這裡必須把我們所要說的內容重新建構一次。　　對前述的問題，有兩種可能的解答。一種是凱恩斯本人的觀點：一個經濟體系即使存在普遍非自願性失業以及生產能量未充分利用的情況，依然能達到總體的「均衡」。　　這種均衡並不是瓦爾拉斯式的均衡，也就是所有的市場都達到結清的地步，但是整個經濟態勢依舊是達到了均衡，因為並沒有來自內在的壓力要求情況改變。凱恩斯就這項觀念在理論上的完整性，並沒有提出很精確的說明，但這應該就是他的主張。我想我們並不採取此說。而另一個可能的解答，則可大致敘述如下：有太多現實的理由使名義價格或是工資不具備完全的彈性。列出這種種理由，當然並不足以形成一項理論。然而，由於有各種名義的僵固性（nominalrigities），因此實際數量與相對價格經常會落在錯誤的位置，甚至往錯誤的方向移動。因此，受到干擾後的經濟要走向市場結清式的均衡，可能會慢得令人難以忍受，而代價也可能非常昂貴。即使確有單一併符合柏萊圖效率（Pareto－efficient）的均衡，任何的修正措施——不管屬自動性還是權衡性的——　　都將要付出相當的代價。　　如果是60年代，我們應該會採取第二種說法。堅持相信與擁護這套觀念的人，將它冠上「美國式凱恩斯學派」之名，想必是把它神奇麵包（WonderBread）以及「命運之輪」（WheelofFortune）歸為一類。當然，早期在希克斯與莫迪利亞尼的著名論文中即可看到此說的精髓；他們都不是地道本土的美國人，不過也不必太在意這些。1962年的報告書中對此說未有著墨，其理由已如前述，但我相信這是托賓、歐肯以及我一致的想法，通常我常採用的簡便假設是，名義工資具有僵固性。在這樣的假設條件下，已足以得出美式凱恩斯學派的標準結果。但是，這只是為樹立模型聲望的形式性或權宜性的作法而已。假如遭受質疑，我們還可以很輕易地找到經濟體系中其他各式各樣的僵固性及不完全性，這些只是更加強化了原有的說法。　　若干年後，我和當時研究所剛畢業的史蒂葛立茲（JosephStnilitz）合寫了一篇文章，將我先前所謂「老一輩」的觀點作了一番整理。在該文中，我們將名義工資與價格在面對超額需求或供給時調整緩慢的現象，視為理所當然。因此，勞動市場與商品市場都毋需在短期間達到結清的地步，而這種「短期原則」適用於兩者。我們也證明，這樣的經濟體系會有相當偏差的變動，甚至有可能陷入類似失業均衡（unemploymentequilibrium）的狀況。我們的模型顯然正是邊納西-德瑞茲-馬林茂德「固定價格暫時性均衡」模型（Benassy－Dreze－Malinvaudfixed－pricetemporaryequilibriummodels）的先驅，他們的模型大概是五年或十年後才出現（在美國並沒有引起應有的注意）。我們的論文備受冷落，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待遇，是因為我們甚至對於從數量配給市場（quantity－ratinnedmarket）外溢到其他市場的情況，也未有所討論；相反地，這卻是上述三位法國學者固定價格模型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也因此讓他們得以宣稱他們將「有效需求」加以模型化。我們對這種屬於微觀經濟的基礎架構並無太大的興趣；我們所想要表現的是，一個模型經濟有時可能受限於需求面，有時可能是受限於供給面。　　我們的目標是希望對「新古典的綜合理論」（neoclassicalsynthesis）——或是更生動的說法是「非正統的凱恩斯主義」（BastardKerneslanism）——作出貢獻。　　有趣的是，我現在倒認為，凱恩斯的直覺是正確的。或許我們可以將非瓦爾拉斯式的均衡概念作為現代產業資本主義的宏觀經濟分析基礎。這樣作為什麼可能比較好？部分是因為經濟學者相當受到均衡分析的影響；而更重要的原因，則是它至少相當契合我們對經濟生活的直覺與觀察。凱恩斯之所以無法聲稱他已發展出所謂「失業均衡」的概念，是因為他缺乏分析的工具。這些工具是在許多年之後，才出現在經濟學之中。　　新凱恩斯學派經濟學　　今天在宏觀經濟理論中，有一派名為「新凱恩斯學派經濟學」（NewKeynesianEconomics），他們努力證明，像資訊的不對稱性、交易成本以及其他實際生活中的事例，如何導致在「錯誤」的就業與產出水準上達成均衡。他們指出，通常只要透過簡單的財政與貨幣政策，就能夠有所改善。（這個看法是對的，但絕不是什麼大新聞；同樣的，不適當的政策也會把事情搞得更糟。這就是為什麼棒球隊要開除球隊經理的原因。）　　就我個人的觀點來看，新凱恩斯學派經濟學是好壞雜陳。它的目標正確，分析技巧也不錯。但有時他們從實際生活中所選取以及強調的現象，似乎有些牽強，不值得擺上那麼重的權數。他們會如此重視這些旁支末節，可能是因為渴望獲得尊敬，同時又拖持一種根深蒂固的想法，那就是要受到尊敬，就必須力求接近經濟學中簡化假設條件的傳統。這並非一無可取，也絕對優於號稱「新典範」（newparadigm）的批發商式的作法，不過，偶而會發生常識和傳統背離的情況，那麼，我會永遠選擇常識這一邊。如果宏觀經濟學的主要問題是：為何在經過無可避免的實質衝擊後，整個經濟竟然能夠長期遠離充分就業的狀態？那麼，交易成本與資訊的不對稱的問題，似乎無關緊要，不能視為問題的主要解答。　　在那個年代，菲利普曲線是我們用來處理工資僵硬性的特定分析工具。薩繆爾森和我在1960年所寫的一篇文章，可能創造出「菲利普曲線」這個名詞，也促成菲利普曲線在美國生根。不過，現在我對這件事的作法會完全不同，以下我就解釋其原因所在。　　菲利普曲線的論爭　　大約六個月前，在一項於赫爾辛基舉行的研討會上，帕金（MichaelParkin）用「不幸的」（unfortunate）來形容我們的文章。他的意思並非指該篇文章不受歡迎，而是指它誤導了許多人，使他們以為在通貨膨脹與失業之間，存在一個穩定的取捨關係，因而可以透過政策的變動影響經濟狀況。當時，我就起來辯解，只要仔細閱讀過該篇論文，就會發現，我們已經把該設定在菲利普曲線之下的每一項條件，都陳述得相當清楚。　　我們還特別明確地指出，任何想在政策面利用通貨膨脹與失業間取捨關係的作法，可能很容易導致菲利普曲線往反向移動，從而抵消了原先期望獲得的成果。我們甚至還提到，預期的改變可能會導致情勢真的循此預期變動。事實上，在論文中我們都提到了。　　研討會後，林德貝克（AssarLindbeck）對我說，他覺得我對問題仍有些閃躲。的確，一些形式上的條件雖然都已提及，但是該篇論文明顯帶著樂觀的基調，看好透過標準的政策手段，就能在菲利普曲線上選取到一個落點。我必需承認林德貝克的觀察相當持平。在60年代，折衷式的美國凱恩斯學派論者對通貨膨脹的預期威力，並沒有充分的警覺。他們對菲利普曲線的期望，遠高於該曲線在實務上所能達到的程度。　　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現在我所相信的到底是什麼？我可以說，我不相信有一個相當穩定的「自然失業率」（naturalrateofunemployment）。這個概念似乎認定，在經濟社會裡存在一個可以察覺（最壞的情況是變動緩慢）的失業率［或是更廣義的所謂利用率（rateofutilization）］，其重要的特性是：維持較低的失業率，會加速通貨膨脹，而維持較高的失業率，會加速通貨緊縮（deflation）。曾經有一段時間，我認為自己是知名（？）經濟學者中唯一反對所謂長期垂直形菲利普曲線者，不過令人欣慰的是，我現在已有了一些同感。打從一開始，我就發現所謂自然失業率的假說，不管是理論還是實證的基礎，都是相當脆弱的。　　自然失業率的迷思　　從理論的層面來看，弗里德曼認為「自然失業率」是「由瓦爾拉斯一般均衡方程式所得出的。」不過，可以肯定的是，並不是許多接受自然失業率假說的人都了解，要接受此一假說，前題是承認瓦爾拉斯一般均衡能正確描述日常經濟實況。至於其他的理論基礎，也同樣的牽強。而從實證的角度來看，有關自然失業率的計量經濟估計值，大都只是基於非常薄弱的實證關係；任何一項都可以有好幾種不同的解釋。以下的例子，或許不能算是很大的挖苦吧：自然失業率的支持者主張，英國目前的失業率在百分之九到十之間，低於自然失業率。你們是怎麼知道的？因為通貨膨脹正在加速中。為何通貨膨脹正在加速中？因為失業率低於自然失業率。　　我個人比較贊同的假說是，沒有所謂的自然失業率，也就是一個明確界定的數字加上通貨膨脹加速或緊縮的特性。當然在任何時間，你都可以想像總需求大幅上升，導致通貨膨脹加速的情況。（可能，當然這只是可能，你也可以想像需求水準低落，導致工資與價格日益快速地下降。）但是，那個關鍵性的水準，是取決於歷史、制度、心態以及信念，包括對自然失業率的信念。假如該經濟體系存在許多組的均衡，那麼也可能有許多的「自然」率。　　你可能已經注意到，我在報告自己成為經濟學家的演化過程時，所選取的題材是經過挑選的，甚至有點支離破碎。例如，我就完全避開著名的雙劍橋論爭（Two－Cambridgecontroversr）。那是因為這段插曲，在我看來是所謂看到煙就有火的一個活生生「反」例。在這段論爭中，只有煙而沒有火。如果，我把這部分向各位作報告，可能就會把話題轉到心理學上，而這正是它原先想要治療的病症。你可能也注意到，我似乎無意提到60年代以後的一些發展，只有談到最近經濟研究的方向時，偶爾會作一些點到為止的評論。這也是我刻意如此的。因為對於當前的思潮或論爭，很難冷靜旁觀，但如果對之太過熱中，可能也不是很公允的。　　那麼我就面臨在演講完畢後，如何有尊嚴地下台的問題了。因此我願意在演講即將結束之際，告訴各位有關我對自己以及當代經濟學的一兩點看法，特別是在我構思這篇講稿時所體會到的事情。　　經濟學井非科學　　首先，我有個感覺：把經濟學視為「科學」是錯誤的，它在性質上根本不是如此，這也可以說是我為何會有這種感覺的根源所在。今天的理論物理學家自認——並不全然是自我調侃——他們已經趨近一個放造四海而皆準的原理。但在經濟學裡，沒有這類理論；如果想建構這類理論，最後很可能會落到什麼也不是的下場。假如你認為我這是在嘲諷當代宏觀經濟學的某些傾向，那你想得沒錯。　　這與我堅信經濟學應力求「科學化」的想法完全不衝突。所謂科學化，我指的只是我們應採用邏輯的思考方式並尊重事實。我在後面還會再談談「事實」。　　有一次我曾聽到史翠登（PaulStreeten）提及，世人可分為兩種：一種相信世人可分為兩種，一種不信。經濟理論家（甚至包括一些應用經濟學者）似乎也可以分為兩類，一種是建立系統的人，一種是解決困惑的人。我剛才所說的，似乎較偏袒解決困惑的人。所謂困惑，就是需要加以解釋的事情。困惑可能是從理論的探討過程中產生；有待解決的矛盾現象、等待發現的範例（如最適貨物稅）、以及各種以「某某事情是否有可能？」的形式出現的問題。困惑也可以從觀察中產生：如玉米-豬的循環周期、可分配份額的「固定性」，以及導致歐肯法則（Okun"slaw）的一些慣性現象。在我所作的經濟成長研究中，和建立系統最接近者．其實一開始時也是為了解決困惑；哈羅德——　　多馬理論中存有內在不穩定因素，但從經濟史的觀點來看並非如此，如何才能調和兩者的歧異？我們當然承認有一些真正的系統建立者，而他們的確有高度的裝飾性；但我個人的直覺是，系統太複雜，也牽連太多的非經濟因素，因此很難用我們的方法加以建構。　　現在我要談談事實。用嚴格的眼光來看，「事實」只是價格與數量的時間數列，剩下來的就屬假設檢定的工作了。我曾看過許多這樣的檢定，幾乎沒有一個具有說服力，主要的原因是它們否定許多其他的可能性時，感覺上力道相當不足。畢竟，對一組時間數列的解釋，實在有太多種方式。可以肯定的是，就算同一份期刊，在下期也一定會出現另一篇論文，採用相當不同的函數形式，或修正過的模型。我個人的感覺是，我們要能進步，只有擴大供研究用的事實層面，納入諸如專家與市場參與者的意見和隨意的推論、態度調查、制度面的規則性，甚或我們本身的判斷等等。我比較贊同的形象是吸塵器，而不是顯微鏡。　　當然，我絕對不是說常識或者一般「務實的人」的觀點總是對的。其實，務實的人所主張的理論常常錯誤或空洞。我所主張的是，經濟學者不能不睜大眼睛觀察四周，再判定什麼是有道理的，什麼只是牽強附會之說。這些判斷並非毫無根據，而是可以訴諸於觀察與邏輯為其辯護。　　對經濟學這門「憂鬱的科學」（DismalScience），我該談得夠多了。一位朋友曾經送給我一件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系的T恤，上面的圖案是一架直升飛機灑下的錢（貨幣理論者愛用的象徵）正掉在一座島上（經濟學者最愛用的象徵），並題上「還不及你想像中憂鬱的一半」。我就在此打住。　　

第十一章夏普（WilliamF．Sharpe）　　獲獎年度1990年　　演講日期1992年2月19日　　出生日期1934年6月16日　　學歷　　1955年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礬分校學士　　1956年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礬分校碩士　　1961年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礬分校博士　　經歷　　1961年～1963年華盛頓大學助理教授　　1963年～1967年華盛頓大學副教授　　1967年～1968年華盛頓大學教授　　1968年～1970年加利福尼亞大學爾灣（Irvine）分校教授1970年～1973年斯坦福大學教授　　1973年～1989年斯坦福大學丁肯財務學教授（TimkenProfessorofFinance）　　1989年～1992年斯坦福大學丁肯財務學榮譽教授1993年斯坦福大學財務學教授　　重要著作　　《投資組合理論與資本幣場》（PortfolioTheoryandCapitalMarkets）　　《資產配置工具》（AssetAllocationTools）　　《投資學原理》（FundamentalsofInvestments），與亞歷山大（GordonJ.Alexander）及貝雷（JeffreyV.Bailey）合著《投資學》（Investments），寫亞歷山大及貝雷合著多麼高的榮譽，多麼好的機會，多麼難的挑戰，多麼大的誘惑。　　在一群專註的聽眾前暢談自己，真可以說是罕有的機會。一開始我的確很擔心會論為自我吹噓。但再想想，為什麼不摒棄一切虛偽的謙虛？至少我應該把握這個機會來大力傳達個人所珍視的事物——不論在學術上、政治上或個人發展歷程上。　　假如我沒有事先閱讀過前面演說者的演講內容，我可能會屈服在這些誘惑下。事實上，其他人並沒有如此。因此，我也要盡全力來抗拒任何與他們反其道的誘惑。　　受邀來作這次演講時，我欣然接受。本以為暢談個人成為經濟學家的演化歷程，想必是件簡單又令人愉快的事。但在拜讀過前面幾場演講的內容後，我發現我的同行不但雄辯、博學、睿智、幽默，而且演講內容兼具深度與廣度。我該如何遵循前輩的步伐？　　我甚至想裝病推辭或請人捉刀。但最後我並沒有這樣作。以下的內容，不管是好還是壞，都是個人對這項主題的看法。　　首先，談到這項大獎及獲獎理由。瑞典皇家學院把199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馬寇維茲、米勒及本人，以表彰「他們三人在財務經濟學理論上先驅性的工作。」在這裡我要特彆強調，因為這項大獎的頒發，才使「財務經濟學」這門學科無論在經濟學還是財務學的領域裡頭，都得以進一步的演化發展，而佔有一席之地。　　其實，學科本身的重要性，當然還超過研究該學科的人。因此，接下來在談到個人的發展歷程時，我也會對自己專攻的領域提出一些說明。　　要為一門學科下定義，是件吃力不討好的事，特別是這門學科又是你的專攻，就更是如此了。不過，我現在還是來試試看。　　財務經濟學面面觀　　在頒獎典禮的演說中，瑞典皇家科學院的林德貝克教授特彆強調金融市場以及廠商對這方面的運用。當然，金融工具的特性及其正確的使用，可以說是中心的議題。如果從較理論化的觀點來看，可以把重點擺在現在以及未來的關聯。所謂金融工具，通常是指收取未來現金流入的一種財產權。這樣的現金流入，當然是在未來才會進賬，因此對「時間經濟學」（economicsoftime）必須要了解。現金流量經常是不確定的，因此需要一套「不確定性經濟學」（economicsofuncertainty）的研究方法，除此之外，長遠的未來的現金流量，可能取決於我們在不久的未來所採取的作為（或不作為），因此我們需要一套「選擇權經濟學」（economicsofoptions）的理論（此處選擇權作廣義的解釋）。最後，我在估計未來可能的狀況時，需要各種信息，因此也需要對「信息經濟學」（economicsofinformation）有所了解。　　因此，我所界定的財務經濟學，可以說涵蓋了經濟學裡頭四個重要、困難但又吸引人的層面。當然，有人可能會質疑，為何把這麼多不同領域的學問歸屬在自己所屬的科目之下，不過，我相信上述的說法是適當的，而且也不乏與我持相同看法之人。　　財務經濟學的科目，可以在經濟學系以及商學院的財務系的課程表中找到蹤影。近來，也逐漸擴展到實務界。經濟學系比較強調實證面；而在財務金融系以及實務界，則重視規範性應用（normativeapplications）。實證理論是嘗試對世界作一番描述，而規範面則是提供了行動的指示。這兩種分析方法或取向，在今天並不是完全分割為二。　　在實證理論中，須假設各種不同形式態或樣式的規範性行為；而在規範性理論中所需的完形（gestalt），也往往需要按照實證理論建構。　　對實證的財務經濟學而言，其中心課題是評價（valuation）——未來預計的現金流量，在今天的價值為何？而規範面的財務經濟學，其中心課題是：在完全或部分依據實證財務經濟學原理而設定的價值下，金融工具應如何適宜地使用。　　財務經濟學與財務學　　商學院財務金融系經常把課程區分為三大類。「投資學」主要是探討個人、年金基金（pensionfund）等如何購買財務金融工具。「公司理財」主要是探討公司發行金融工具的問題。第三類的課程則是「金融機構」，對這些機構型而言，購買與發行各種金融工具兩者都很重要。　　如果從高度簡化的觀點，我可以設想三種不同類型的資產負債表。就投資來看，資產負債表左邊是各種金融工具，右邊是個人或是組織的凈值（networth）。從公司理財的觀點來看，資產負債表左邊是各種磚塊、灰泥、旋轉車狀……等，而右邊則是各種金融工具。對金融機構而，資產負債表的兩邊都是各類財務金融工具。　　目前有些商學院在有關財務課程的設計上，以財務經濟學的核心課程開始，接下來是有關前述三大應用領域的必修或選修課程。我因為能夠就近參與設計斯坦福大學的課程，因此該校課程的安排和這個模型近似。然而，這樣的課程結構目前仍然不很普遍，大部分的商學院只是把財務經濟學視為各應用領域中第一門課程的一部分，但毫無疑問的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不過，早先的狀況並非如此。且讓我引用本人在1978年出版的《投資學》教科書中的一段話：　　「近年來，財務的領域事實上已歷經了一場『革命』。就在幾年前，投資學的教科書的重心仍在……會計學的玄機、主要產業經營的細節以及選擇好壞股票的各種經驗法則。制度的細節……雖有介紹，並配合歷史資料，但是仍然沒有一個可供讀者了解這些現象的整體架構。有關資本市場的價格形成理論付之闕如。」　　我接著指出，這樣的理論其實就近在咫尺，閱讀本書的學生，都可以運用此一理論來照亮當時財務學中隱晦的角落。我甚至大膽地說：「……實證分析已經證實，該理論對主要市場的運作行為，作了非常貼切的描述。」現在看來，這個觀點有點過於樂觀。　　以下我要再引用該書1985年版的內容：　　「透過近來的實證研究，令我們對這個普遍為人接受的觀點，產生了若干懷疑。早期統計檢定的結果相對薄弱，可能無法確認理論與現實之間的重大分歧。還有，有些系統化的『反常』（anomalies）業經發現，令人質疑所謂標準理論的某些觀點。」　　話雖如此，財務經濟學的理論並未曾受到傷害，反而變得更加完備；然而與此同時，可能也不免喪失了一些單純性與直覺性。今天也只有一些魯莽之徒才會在未能充分了解財務經濟學的情況下，貿然投入財務金融的領域。　　財務經濟學與經濟學　　財務經濟學對經濟學系的影響，還不如其對財務金融系的影響。儘管如此，這兩門學科之間的綜效（syneryy）仍然很大，經濟學者對財務經濟學的發展也有深遠的影響。　　請容我再度引用以前的文章，這是1982年出版的《財務經濟學——顧特納紀念論文集》（FinancialEconomics，EssaysInHonorofPaulCootner）一書的前言。　　「在1950年時，財務金融及經濟學的交集確實很少。財務金融的學術研究仍較依賴經驗法則以及零散的事證，而缺乏理論基礎以及嚴謹的實證研究。　　經濟學者對金融機構、投機行為以及構成財務金融主要部分的不確定性的其他層面等，只有蜻蜒點水式的興趣。　　但是三十年後，整個情況有了徹底的改變。現在有關財務的問題不但有豐富的理論體系，而且還有廣泛的實證檢驗，來檢定理論建構與其實狀況的關聯……　　帶動財務學變革的人士，許多都受過經濟學的訓練。他們用經濟學者的態度以及標準的研究工具，來研究財務上的各種問題。當他們發現傳統經濟學的理論與方法不足以解決手邊的研究主題時，就開創了新的研究方法。但不管如何，他們的風格仍是屬於經濟學者的，因此，現在這門學科逐漸以『財務經濟學』之名為人所知。」　　英年早逝的顧特納是我的好友與同事，堪稱是早年最優秀的財務經濟學者。當然，可與他並稱的還有許多傑出之士。這些財務經濟學領域的先鋒，幾乎都是經濟學者出身，其中包括馬寇維茲、米勒以及我本人。巧合的是，在《顧特納紀念論文集》中撰文的學者中，有五位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而其中的四位（薩繆爾森、索洛、施蒂格勒及本人）　　則先後參加了這個系列的講座。　　因此，談到財務經濟這個學科的名稱時，我應對財務及經濟學這兩個部分，投以同樣程度的重視。　　實用的理論　　我想，在商學院所教的學科之中，沒有一門財務經濟學一樣，對相關行業產生如此重大的衝擊。現在的專業投資人，對下面的名詞都能琅琅上口：期望值；標準差；相關係數；R平方（R－squared）、貝他值（beta）、戴爾他值（delta）、伽瑪值（gamma）；外凸性（convexity）；二項式過程（binomialprocesses）…等等。這些在十年、二十年前看來抽象而莫測高深的概念，今天已成為全球大批交易人員每天生活的一部分。　　財務經濟學也對金融機構發揮了相當的影響力，諸如促成指數基金（indexfund）　　的誕生，以精準的預測及低成本的操作，來複制整個市場的大盤表現。財務經濟學也推動了衍生性證券（derivativesecurities）的龐大市場，包括選擇權交易（tradedoptions）、指數期貨（indexfutures）、指數選擇權（indexoptions）以及換貨操作（swaps）等等，這些以往尚屬新奇的金融工具，在今天卻能協助個人及金融機構在追求特定目標時，得以有效率地控制風險。無論是對這些工具的評價或有效率的運用，財務經濟學都提供了相關的架構。　　我對實用的理論這個名詞特別感興趣。這類型的理論在財務經濟學中可謂比比皆是，而各個金融交易中心也都能迅速地採用。　　如果想對這方面作進一步的了解，我強力推薦伯恩斯坦（PeterBernstein）最近出版的《資本的觀念：現代華爾街令人難以置信的起源》（CapitalIdeas：TheImprobableOriginsofModernWallStreet）一書，該書記述影響投資實務的一些人物，包括六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現在，我把話題轉向到比較屬於個人的回顧。　　無論把財務經濟學的發展視為革命（這是我年輕時會有的想法）或是一種演化（這比較切合我現在的講題），我能觀察並參與這個重要學科由誕生到成熟的過程，實在感到莫大的榮幸。雖然我個人的發展歷程只算其中一小段插曲，但或可有助於諸位對整個學術演變的了解。　　生涯發展中的機運　　在個人發展的進程中，如果說有一個共通的脈絡，那該是幸運之神的眷顧。無疑地，優良的基因以及勤奮的工作，是在這個舞台上成功的必要條件，但絕不是充分條件。在我個人面對的許多決策關鍵上，幸運之神總是指點我該選擇的方向。今天能走到這樣的境地，當然是拜許多機運之賜。　　我的雙親都是教育界人士——家父是學院校長，家母是小學校長，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干擾，他們到了中年時才到研究所進修。受到家庭環境的影響，個人在年幼時就頗能領略學習之樂。　　我的中學教育是在加利福尼亞州最好的公立學校完成。中學畢業之後，我進入加利福尼亞大學柏克萊分校，計劃完成家母對我習醫的期望。但在上過一、兩門和實驗有關的課程，我知道自己不是這方面的料子，於是就轉到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礬分校（UCLA），並決定主修企業管理。在大二的第一學期，我選了會計學及個體經濟學兩門必修課。前者只是完全不用腦筋的簿記，令我非常厭惡。但微觀經濟學則完全不然：理論嚴謹、前後關聯、結構完整又合乎邏輯。我發覺了其中不可抗拒的魅力，隨即在下學期轉而主修經濟學，從此不再回頭。　　這是幸運之神第一次眷顧。有時候回想一下，假如當時選讀的是現代會計學以及制度經濟學，現在的情況會是如何時，都會不自覺地出一身冷汗。　　在就學期間，我或多或少以打工的方式自食其力，做過的工作包括：在加油站上夜班為大公司擔任小夜班的過賬交易、同時批改七個科目的作業、各種不同的暑期打工、教學助理等等，最後當然就是經濟學者。　　在大學主修經濟學時，我選修了一門商學院的投資學。但課程內容保守而傳統，令人泄氣。雖然我全力研讀，卻怎麼也找不出其中一貫的原理與基本的架構。顯然投資學絕對不適合我的研究。　　不過，幸運之神又再度降臨。威斯頓（J．FredWeston）是商學院的教授，也是公司理財方面的權威，我有幸在大四那年擔任他的研究助理。威斯頓引領我進入當時剛成形的財務經濟學的世界，我雖然還沒有決定要往這方面發展，但的確感到興趣盎然。　　大學畢業之後，我曾去銀行界應徵工作。結果在面談時，大學優異的成績卻成了妨礙。面談者在仔細看過我的成績後，往往會稱讚一番，接著又問我為什麼不繼續念研究所。這幾乎成我面談時碰到的典型過程。經過幾次這樣的經驗後，我把原先的申請表格拿回來，向面談者強調我在各種課外活動、工讀以及社團方面的記錄。儘管我努力證明自己是一個均衡發展的人，但成效不彰，因此我只有繼續在加利福尼亞州大學洛杉機分校攻讀經濟學碩士。　　可以說就在這一年，我走上成為經濟學者的不歸路。這一切的功（或過），應該歸諸於研究所微觀經濟學的艾智仁教授。他性格溫和保守，卻是位與眾不同的經濟理論學者。他在第一堂課上即宣稱，經濟學期刊的內容，有百分之九十五是錯誤或是無關緊要的——這項主張我有時候倒覺得並不算過份悲觀。接著他就開始討論有關非法販賣嬰兒市場的經濟課題。有一陣子，他在六節課的講次中花了五節來辨正「利潤」的意義（不過並不是很成功）。事實上，在他的課堂里，常常像在進行角力競賽。學生目睹這位才華橫溢的智者，以全然創新的方法來捕捉（經常相當成功）經濟學裡頭最困難的概念。　　對尚待磨鍊的年輕學者而言，沒有比這更紮實的訓練，也找不到更高的標準。受業於艾智仁兩個學期之後，我堅定了自己要成為微觀經濟學者的信念。　　獲得碩士學位後，我隨即履行後備軍官養成訓練的兵役義務，後來擔任陸軍經理少尉軍官。由於大部分時間在戶外活動，並養成極佳的體能狀況，我倒是頗能樂在其中。　　我的服役為期七年半，每年有兩周的暑訓，後來我設法把役期壓縮到六個月。接著，由於艾爾契安的協助，我得以在蘭德公司（RandCorporation）擔任初級經濟研究員。　　蘭德公司　　1956年的蘭德公司，是非常特別的組織，其資金幾乎全來自美國空軍，因此根據契約，公司只需從事任何對這位客戶有價值的研究工作，再加上部分公益工作。員工可以自由選擇上下班時間，工作時間也有相當大的彈性。辦公室的大門永遠敞開，大家習於對廣泛的議題進行心智交流，而且每人每周要有一天鑽研純屬自己興趣的研究。　　那是一段令人興奮的時光。蘭德所完成的工作包括系統分析、作業研究、電腦科學以及應用經濟學等方面重要的研究。蘭德的第一批電腦中，有一部就是馮紐曼所設計的。　　丹立格（GeorgeDantizig）當時正在研究線性規劃。一些最傑出的學術界大師，也擔任蘭德的顧問。在這裡，大家都相互直呼其名。假如有人對實用理論有興趣的話，那麼50年代的蘭德公司可以說是最佳的工作場所。　　對於像我和蘭德公司絕大多數員工這樣的自由派（按照美國政治上對自由派的定義）　　來說，在軍方列管單位工作應該是一種忌諱。但是，那是一個比較單純的年代。我們確信，透過改進國防機構的效率，可以有助於防止戰爭，因此並未感受道德上兩難的掙扎。　　在蘭德期間，我致力於最優化以及各種取捨（trade－offs）問題的研究。我們建構了許多模型，也投入資料的搜集與實證分析，然後充分運用當時已有的電腦設備，將所有資料匯總研究。　　蘭德在電腦科學的許多層面上是開拓者，也讓我變成了一個所謂的「電腦痴」。我對這方面的熱情，並未隨著時間而沖淡，內人和許多同事都可以作證。　　雖然蘭德提供了絕佳的工作，但是我覺得最終的志趣還是教職。由於個人的經濟狀況不容許我做個單純的學生，我想的最佳選擇應該是選修三門教育的課程，再配合原來的碩士學位，這樣就可以在專科謀得教職。後來，我只選修了一門夜間部的視聽教育。　　這是相當無聊的課程，其中最荒誕的一次，是講師向我們展示一張幻燈片，內容是一份嘔心瀝血製作也得過獎的布告欄，主題是十月份的月曆。結果班上有位同學指出，那張月曆上只有三十天，而不是三十一天。這位講師雖然愣了一下，但卻不見有尷尬的表情。　　雖然，我無意否定形式的重要性，但以這個個案來說，形式完全征服了內容。　　我不願再冒險去忍受這麼離譜的教育課程，於是就安排選修加大洛杉礬分校經濟學博士班的課程，同時仍然在蘭德擔任全職的工作。除了微觀經濟學、貨幣經濟學、經濟史以及經濟思想發展史等課程外，我還特別設法選修威斯頓教授的財務課程。因為這一層關係，我才能學習到馬寇維茲的一些創新研究成果，這些絕大部分都成為財務經濟學的濫觴。　　博士論文的波折　　在修完課程也通過考試後，我開始著手撰寫論文，我希望探討的是轉移價格（transferprices），也就是一些大公司有時會運用的內部「影子價格」（shadowprices），以作為激勵各部門經營效率的誘因。個人之所以對這個題目感興趣，一方面是蘭德公司正在研究類似的問題，一方面則是受當時芝加哥大學的赫雪雷佛（JackHirshleifer）在這方面著作的影響。當我開始這項專案研究大約三個月之後，赫雪雷佛恰好也轉到加大洛杉礬分校來。在艾爾契安的建議下，他看了我到那時為止的研究成果。簡單一句話，他不認為我的論文會有什麼希望，並極力建議我更換研究主題。　　直到今天，我仍然認為赫雪雷佛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貴人之一。　　我深感挫折但不灰心，就去找威士頓商量。他建議我向馬寇維茲（當時他剛加入蘭德）請教論文的主題。我於是前去拜訪，他也給了一些建議。艾爾契安對於我能在馬寇維茲手下從事研究表示欣慰，雖然馬氏根本無法列名在我的論文審查委員會的成員之中。　　馬寇維茲在1952年就已經指出，投資人的投資組合選擇，可以視為數學與統計學的問題來處理。投資策略有兩項關鍵因素，即預期收益與風險。前者可以用未來收益機率分配的平均值來表示；後者則可以用該機率分配的變異數或標準差來表示。有效率的策略（efficientstrategy），是指在固定風險下，預期收益最高的策略。他也說明在證券的預期收益、風險及相關係數等估計值為已知時，該如何以公式來表現尋找所有有效率策略的問題，以及該如何運用他所發展的二次規劃互除法（quadraticProgrammingalgorithm）來解決上述的問題。他的重心可以說完全在規範性的問題上——他所關心的是適當使用預測結果，而不是預測本身的性質。　　我的博士論文探討三個相關的課題。首先，我對馬寇維茲在1958年書中的一項建議洋加引申，這項建議是以單一因素模型（one－factormodel）表現「收益產生過程」　　（return－generatingProcess）的特性。一般而言，因素模型會界定一個或是更多的關鍵影響因素，嘗試衡量每種證券對各項特定因素的敏感性；同時也假設所有其他的風險來源都是個別獨立的（idiosyncratic）——也就是在各類證券之間並沒有關聯性。　　在論文里，我所處理的計算式都是在單一因素下才具效率的運算。在後來的研究，我又進一步擴展到較符合實際的多因素情況。　　成功的投資組台　　其次，我和一位實際從事投資管理的經理人合作，嘗試應用對未來的收益進行主觀判斷的理論與單一因素模型。這方面的實驗，只能說是局部成功。令人奇怪的是，最佳投資組合中總是出現一家不是很有名氣的公司——施樂（HaloidXerox），而且所佔的比率還不小。不久這家公司的股價就上漲了好幾倍，也許驗證了經理人的遠見加上及嚴謹程序的價值。從這次的經驗中，我得到一個啟示，那就是計量經濟方法最適合作風險的估計，至於要作收益的估計，可能還需加上判斷。　　第三，恐怕也是最重要的（事後也證明如此）一點，我提出了受過微觀經濟學訓練的學者經常會問到的問題：假如每個人的行為都是「最佳化的」（這裡，且按照馬寇維茲投資組合理論所提出的條件），一旦資本市場達到「均衡」時，證券的價格將會如此？　　為了讓這個問題容易掌握起見，我假設所有投資人都作同樣的預期，同時投資報酬系透過單一因素模型產生。研究的結論令人吃驚，也引起爭議：證券的價格將會不斷地調整，直到期望報酬與對因素變動的敏感性這兩者之間，達到簡單的線型關係時為止。我遵循回歸分析的作法，用貝他值來表示對因素變動的敏感性。因此這項結果可以簡述如下：　　貝他值愈高的證券，預期報酬率也愈高。長期來看，風險中只有受並通因素影響的部分，才可以獲得報償。至於其他的部分（我稱之為「非系統風險」）則毋需也沒有報償，因為透過合理分散投資，可將之降到很底。　　在這樣的情況下，資本資產訂價模型（capitalassetPricingmodel）於是誕生。　　華盛頓大學的歲月　　在完成博士論文之前，我曾有機會在西雅圖消磨一天。那天居然是陽光普照的天氣，水面滿布帆船。由於航行一直是我的熱愛，於是我向華盛頓大學申請教職。在獲錄用後，我就搬到了西雅圖。　　當時，華盛頓大學的商學院正值轉型初期，由原來傳統、鬆散、以制度為導向的課程，轉變為像現在這樣以嚴謹理論為基礎的學術殿堂。其間固然有挫折感，但也充滿了機會。教學的負擔相當沉重，但是只要願意嘗試的新課程，都會受到肯定。延續在藍德不拘於一隅的傳統，我教的課程有統計學、作業研究、電腦科學和微觀經濟學，另外再加上公司理財及投資學。有句話說的一點都沒錯，學習一項事物的最佳方法，就是試著去教給別人。在華盛頓大學，至少我是學了許多。　　同時，我也完成了大量的研究。最重要的是，在此地的第一年裡，我導出了資本資產訂價模型中的其他基本要素。　　雖然我的博士論文中所獲得的均衡結果尚令人滿意，但似乎過於倚重一個重要的假設條件，即證券報酬之間的相關性只受單一因素的影響。我的直覺告訴我，應該有可能將模型一般化，而不需受到這個假設條件的約束。在經過幾次錯誤的嘗試後，我發現在有效率的市場中，不管產生證券報酬的程序為何，期望報酬與貝他值之間的基本關係都會存在。我曾把這方面的發現與結果，寫成《資本資產價格：風險條件下的市場均衡理論》（CapitalAssetPrices：ATheoryofMarketEquilibriumunderConditionsofRisk）的論文。但是這篇文章的刊出卻延遲了兩年多，因為最初遭一位審稿人退稿，後來《財務期刊》（JournalofFinance）的編輯人員又改組。在此同時，我公開發表研究成果，也積極地和快速發展的財務經濟學領域的其他研究者交換研究成果。透過不一而足的方法，我們找到了這方面的研究同好，也舉辦各項研討會。學術界的溝通過程多少帶有神秘的色彩，即使參與其中的人也會有此感受，但這個過程的效率非常驚人。　　雖然身在華盛頓大學，但在藍德的資金資助下，我結合了對經濟學與電腦這兩方面的興趣，寫成《電腦經濟學》（TheEconomicsofComputers）一書。其間，我曾請了一年的長假回到藍德從事一些非軍事方面的研究專案，其中一項是探討運用不同時段的差別費率，來改善紐約三個主要機場的航機著陸權與空間使用的配置。　　在華盛頓大學度過收穫豐碩的幾年後，我在開創新局的想法下，轉往了加利福尼亞大學新設的爾灣（Irvine）分校社會科學學院。當初的計劃是要成立以「不確定經濟學」　　為研究主軸的經濟學系。不幸的是，當時正值反戰運動的最高潮，這所建在橘郡（OrangeCounty）的公立學校，根本不宜學術性的思辨。校園裡自校長以下的每個人都有被迫參與的任務，確保學校可以自由調查各種思想，不分左派還是右派。　　在爾灣期間，我受聘擔任紐約美林公司（MerrillLynch）的顧問，協助將我和其他學者所發展的一些觀念，落實在實際的應用上。我也完成了一本名為《投資組合理論與資本市場》（PortfolioTheoryandCapitalMarkets）的著作，匯總說明大部分的相關研究成果。　　過了一年之後，一些教授終於認清，要在爾灣營造一個創新而高水準的新科系，恐怕尚言之過早。許多人於是另尋更適合發展的園地，我也是其中之一。　　風雲際會斯坦福　　1970年，我轉到目前任職的學校——斯坦福大學商學研究所。當時的斯坦福在財務方面已經有相當傑出的表現，希望在課程內容以及研究計劃兩方面，更加強化以當代經濟學為基礎的研究內涵。為此，克勞思（AlanKraus）、李紳伯格（BobLitzenberger）　　和我設立了第一個正式的財務博士班課程，並共同任教。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開始為今天所謂的財務經濟學勾勒出輪廓。感謝他們兩位，使我在這方面的知識大幅地增長。　　70年代的斯坦福商學院，急於達成在研究與教學兩方面並臻卓越的目標。為了更進一步強化財務課程的師資陣容，除了既有的克勞思、李納柏格、羅比契克（AlexRobcheck）、所羅門（EzraSolomon）及梵洪（JimVanHome）之外，又聘請了特納、寇克斯（JohnCox）、葛勞斯曼（SandyGrossman）以及史寇爾斯（MyronScholes）　　等人。在經濟學系，則有史蒂葛立茲投入這方面的研究，我們同樣使用亞羅在這個領域的重要研究成果。同時我們也和加利福尼亞大學相剋萊分校共同開設一系列的研討課程，經由這樣的機會，得以接觸里藍德（HayneLeland）、羅森伯格（BarsRosenberg）及魯賓斯坦（MarkRubenstein）等人。以我個人的興趣而言，這裡真是再好不過的環境。　　我同時在企管碩士班及博士班教授財務學及微觀經濟學。顧特納和我共同安排微觀經濟學博士班的課程，我從中學到不少。然而，我也很快地理解到，我還是應該把全部的精力擺在財務經濟學上。　　我在這些年間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撰寫無前曾提到的《投資學》教科書。雖然我早就覺得這個領域需要一本以紮實的財務經濟學理論為基礎的教科書，不過我延遲了兩、三年才動筆，因為我認為要達到這個水準，還必須再對制度細節以及產業實務多作了解。　　最後我還是讓步了。這項工作實在過於艱巨，但也的確是難得的學習經驗。　　在撰寫這部教科書的時候，我發現不只有必要記錄當前已經風行的理論，也必須提供相當的新理論。因此，本書對我而言，不但成為鞭策研究的原動力，也是這些研究成果公開發表之處。　　有兩個例子值得一提。一是為解決某種特定投資組合最佳化的問題，有一套看來屬直覺性但卻很實用的互除法。雖然這只是非線型最佳化的一般分析的一個特例，但其原則可用通行的經濟學名詞來陳述，如效用最大化、依據邊際效用所作的選擇等等。此一技巧經證實非常有用，並已獲得廣泛的商業應用。　　第二個例子是關於選擇權的評價問題。我認為布萊克——史寇爾斯（Black-Scholes）這項重要的選擇權評價公式，不但難以理解，而且也不可能解說清楚，因為該公式是以非常困難的連續過程的數學為基礎。於是我就想，應該有與這個公式對應，但屬不連續時間、不連續狀況的公式。很高興的確如此。再者，經由數字實驗也證實，用二項式過程所得到的數值，在不連續步驟的數目增加時，可以很快地向連續形式收斂。我在1978年出版的教科書中，介紹了這個處理方法。寇克斯、羅斯（SieveRoss）以及魯賓斯坦均以此為研究基礎，證實了許多評價的問題都能以類似的方法解決。　　現在我已了解，這類模型即亞羅——戴布魯狀態偏好典範（Arrow－Debreustate－preferenceparadigm）的特例，目前也為實業界廣泛採用。　　跨足企業界　　70年代以及80年代，我和舊金山富國銀行（WellsFargoBank）一個積極創新的小組往來密切，工作的重點是要把財務經濟學上的知識應用到資金管理方面。在福仕（BillFouse）以及弗亭（JimVertin）的帶領之下，富國銀行有多項成就：率先創造了指數基金、針對投資者目標而量身設計的被動式投資組合（PassivePortfolios）、以未來現金流量預估貝他值及預期報酬、風險的估計等等。今天，富國銀行以及福仕的美隆資本管理集團（MellonCapitalManagementgroup）根據財務經濟學的操作程序，管理超過1250億元的資產。　　1986年，我更直接地踏入企業界。我與妻子凱西設立了一家公司，由她擔任行政工作，主要業務是針對大型而多元管理的退休基金、捐贈與基金會的基金等所面對的問題。　　提供研究與諮詢。我們的目標是配合各基金的特定目標，應用現有的理論，發展新的理論以及進行實證分析，來協助處理資產配置（assetallocation）決策的有關議題。在我們所有的工作里，都假定市場是有效率的——也就是，我們希望能配合個別基金的目標來裁量其投資，而不是要「打敗市場」。　　由於我們的同仁才智高超，再加上客戶經驗豐富，又給予我們高度支持，使我們獲得相當優異的成就。我們發展了好幾項新的操作技巧，其中一項稱為「形態分析」　　（styleanalysis）的方法，經證實特別有效。　　以共同基金為例，每月報酬率的變動，絕大部分是因為所持有證券的類型，而不是在每一種類型中所挑選的個股。例如，以一組有十二項資產類別（assetclasses）來代表資產類型的話，我們會發現，典型的美國共同基金每月報酬的變異，有百分之八十到九十可以用「資產配置」來加以解釋。也就是說，如何將資金配置於主要的資產類別，即前面所謂的「形態」，是非常重要的。　　這項分析並不困難，通常只需把基金在過去幾年的月報酬率，和代表各主要資產類別的指數基金的數字相互比較。其中所需的步驟（二次規劃）在概念上很簡單，但實際操作起來卻相當複雜。　　透過形態分析法，外界的分析師可以估計一個經理人在市場主要部門投資的情況。　　有了這樣的資訊，投資人就能對所持有的資金作更有效率的安排。一個基金的績效，也可以區分為兩部分——一是源自資產形態，其他部分則可視為是選股的因素。經由這種基金的績效歸屬（performanceattribution），讓我得以更精確地回答有關市場效率以及用過去的績效來預測未來績效的可靠性等問題。　　不只我們的客戶喜歡這樣的分析方法，我們在這方面的研究報告以及講座也受到各界熱烈的肯定，一些同業也正準備提供類似的服務項目。如果說模仿是最誠心的恭維，那麼我們可真是備受恭維了。　　學術與實務間的平衡　　綜觀過去的工作生涯，我一直在努力腳踏學術與實務兩個領域。其實這兩者之間可以相互學習，相輔相成。當然，在兩者之間維持平衡，是高難度的動作。夏普事務所（SharpeAssociates）成立的前幾年，我把大部分的重點擺在實務面。經過這些年的營運，目前我似乎也該稍為後退，作更多的反省和更深入的研究，並著手撰寫一兩本能夠藏諸名山之作。因此，我決定未來將更加專心於研究與教學。　　對我來說，個人的專長似乎是在「實用理論」的發展、應用與傳播上。我計劃繼續專註在財務經濟學的領域，特別是有關投資的應用方面，尤其著重在整合既有觀念（這比較切合自己的年紀），而非發展新理論。　　學術性的論文或演講，依例在結束時總要提出一組結論。這裡我並不打算如此。一方面是我認為自己仍不具備應有的眼光以及公正不偏的態度，另一方面，我也擔心這聽起來像訃文中的生平簡歷——我希望不會來得這麼快。　　無論如何，我倒願意說，對財務經濟學這門重要而持久的學科，能在其演化進程中扮演一角，就算再微不足道，也足以令人感到莫名的興奮滿足。值得欣慰的是，還有更多新東西有待發掘，因此未來世世代代的財務經濟學者，也同樣可以期待我曾親歷的種種震撼。　　

第十二章科斯（RonaldH.Coase）　　獲獎年度1991年　　演講日期1994年4月12日　　出生日期1910年12月29日　　學歷　　1932年倫敦大學學士　　1951年倫敦大學博士　　經歷　　1932年～1934年丹迪經濟暨商業專校助理講師1934年～1935年利物浦大學助理講師　　1935年～1938年倫敦經濟學院助理講師　　1938年～1947年倫敦經濟學院講師　　1947年～1951年倫敦經濟學院高等講師　　1951年～1958年布法羅大學經濟學教授　　1958年～1964年弗吉尼亞大學經濟學教授　　1964年～1970年芝加哥大學法學院經濟學教授1964年～1981年芝加哥大學法學院慕瑟經濟學教授（ClifftonR．MusserProfessorofEconomics）　　1991年堪薩斯大學法律與經濟學榮譽客座教授1982年～芝加哥大學法學院慕瑟經濟學榮譽教授及法律與經濟學資深研究員重要著作　　《英國的廣播：壟斷的研究》（BritishBroadcasting：AStudyinMonopoly）　　《廠商、市場與法律》（TheFirm，theMarket，andtheLaw）　　《經濟學與經濟學家論文集》（EssaysonEconomicsandEconomists）　　受伯烈特教授的邀請在這一系列講座發表演說之後，我拜讀了先前各篇演講的內容，才發現講演題目是「我成為經濟學者的演化之路」。這不禁讓我進一步地思考，我的思想在哪些方面可以算是演化而來的。在某些人的觀念中，演化是指由較為簡單及粗糙的狀態，往較為複雜與精緻的方向移動，這種轉變是由某一思考過程帶動，並逐漸改善分析的能力。　　威林（LarsWerin）在諾貝爾頒獎典禮上，代表瑞典皇家科學院介紹我時，提到我在1937年發表的一篇論文，名為《廠商的本質》（TheNatureoftheFirm），在該文中我以個人的想法來解釋為什會有廠商的存在。之後他又提到，我「在我的理論建構上，逐漸添加磚塊，而終於在60年代的初期，樹立起解答所有問題的基本原理」，也就是能解答經濟體系中制度性結構的所有問題的原理。我個人相信，他的介紹中所談到的最後成果是相當正確的，但是如果因他的介紹而認為我是從一個比較簡單的理論開始，然後逐步有計劃地添加磚塊，一直累積到建立制度性結構理論所需的資料俱已齊備才告罷手，那麼實在是誤解了我個人思想發展的過程。　　未曾預設目標　　其實，我也直到最近這幾年，才有一個清楚的目標。我一直都是在到達之後，才了解自己到了哪裡。在每個階段中，我個人思想的形成，都不是按照事前的宏圖偉略而來的。不過到了最後，我發現自己所搜集的磚塊拼湊起來，雖然談不上是完整的理論，但如威林所稱，是一種完整理論的基礎。　　個人認為，自己思想的發展，似乎接近生物界的演化，由各種偶發事件而帶來了改變。至於這些改變是如何發生的，將是本場講演的主題。我想這樣的內容安排，可以呼應伯烈將教授主辦這一系列講座的主要用意，讓大家了解「原創性的觀念由醞釀到終於為同行所接受的過程。」但是，即使說我的思想是由偶發事件所促成的，我對這些事件的反應，卻無疑地受到了時代精神的影響。吳爾夫（VirginiaWoolf）曾說：「1910年12月左右，人類的性格有了改變」，從而導致「宗教、行為、政治與文學上的變化。」　　假如，這個日期的確標示了人類的轉折點，那麼個人在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上會和前輩學者不盡相同，也就不足為奇了。　　在座的諸位也許已經猜到了，我正是出生於1910年12月。更精確地說，是12月19日下午3點25分，地點是倫敦近郊的威爾斯登（Willsden）。我是家中的獨子，家父在郵局擔任電報員，家母婚前也在同一地方任職。雖然雙親都在十二歲之後即輟學，但卻極有教養，只是他們對學術工作一無所悉，同時也不感興趣。我個人的志趣一直都是在學術研究方面；但在我成長的過程中，對學者的生涯感到惜懂，也無人指導閱讀，因此無從分辨嚴謹的學者與浮誇的術士。儘管如此，我有兩件事由雙親處獲益良多。其一是，他們雖不能和我共享志趣，但一直支持我去作自己想作的事。此外，家母教導我要誠實與真誠。奈特曾說：「科學的基本原則——真實或客觀——本質上就是道德的原則。」　　全心尊奉母親的教誨，相信對我的工作意義重大。我一貫的目標是要理解經濟體系的運作，要掌握真理，而非一味地支持特定的立場。在批評別人的時候，我總是試著了解他們的立場，以避免產生誤解。對於不勞而獲的成果，個人一向沒有興趣。　　年幼之時，我因腿疾必須穿上鐵鞋行走，因此我上的是殘疾學校。學校的主管單位同時也管理另一所供心智障礙者就讀的學校，因此我懷疑兩所學校間有些課程是相通的。　　我對在學校的所學不復記憶，只記得一陣子學過編籃子，可惜這門有用的技能我卻學藝不精。　　陰錯陽差選讀商科　　本地的小孩通常在十一歲時參加中學的入學考試，但可能是因為我就讀於殘疾學校的緣故，所以錯過了考試。在雙親的爭取下，我得以在十二歲那年參加考試，並獲得基爾本中學（KilburnGrammarSchool）的獎學金。學校的師資優秀，我也在正規課程上接受了紮實的教育。1927年，我通過了大學先期入學考試，其中歷史與化學兩科成績優異。我又在中學待了兩年，為倫敦大學的中級考試作好準備。這段期間的課程，相當於大學一年級所修習的科目，所以我必須決定主修的科系。當時，我的第一志願是歷史，但是後來我發覺要取得這方面的學位，必需通曉拉丁文；由於我上中學晚了一年，同年紀的同學已念了一年的拉丁文，所以我被分到科學組。因此，我只好轉到另一個表現優秀的科目，主修化學。不過我發現自己不喜歡數學，而這又是所有科學學位的基礎，所以我只有再度變更主修的科目為商業，這是當時基爾本中學剩下的唯一選擇。　　回想這一段人生插曲時，我歸結自己之所以討厭數學，系因為只學了數學公式和運算過程，卻不了解其中的意義。假如我早一點讀到場普生（SilvanusThompson）的《輕鬆學習微積分》（CalculusMadeEasy）——讀書對各項運算的意義有清楚的解說——或是中學的數學課程也採取同樣的教法，那麼我很可能會繼續攻讀科學的學位。不過，還好並非如此，否則我大慨只能當一位平庸的數學家，絕對成不了第一流的科學家。　　我開始準備倫敦大學商學士的中級考試（除了基爾本中學並不教的會計學必須透過函授自修）。雖然我對這些商學科目僅具備粗淺的知識，我還是通過了考試。到了1929年十八歲時，我前往倫敦經濟學院繼續商學士的課程。1930年，我通過最終考試的第一部分。　　至於第二部分的課程，我決定選修產業組，據稱是培養工廠經理人的課程，不過大學對自己課程的說辭並不可盡信。我就在對這些都不了解的情況下，作了改變一生命運的重要決定。　　進入倫敦經濟學院　　普蘭特在1930年受聘為倫敦經濟學院的商學教授（特別是企業管理方面），之前，曾在南非的開普敦大學（UniversityofCapeTown）擔任類似的職務。我選修產業組的那年，普蘭持剛接掌這一組。1931年，在產業組課程結束前五個月左右，我參加了普蘭特主持的研討課程，給我帶來莫大的啟示。他引導我認識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　　雖然我在倫敦經濟學院所上過的一些科目和經濟學有關，但我從未修過經濟學。在普蘭持的教誨之下，我了解生產者會相互競爭，結果提供了消費者最需要的產品。他進一步說明，整個經濟體系是透過價格體系的運作來協調。當時我信仰社會主義，這些觀念對我堪稱為新奇。1931年，我通過商學士學位最終考試的第二部分。　　由於我是在基爾本中學修習大學一年級的課程，而倫敦經濟學院規定必須在該校待上三年才能授予學位，因此我必須決定第三年要修習的科目。之前在第二部分的課程中，個人最感興趣的是產業法，因此我曾想利用這一年專攻產業法。假如我真的這樣做，無疑地將會往律師方面發展。然而，應該是在普蘭特的運作下，我獲得了倫敦大學1931年-1932年的卡塞爾爵士遊學獎學金（SirErnestCasselTravelingScholarshiP）。我那一年要在普蘭特指導下工作，這段期間也被倫敦經濟學院認可為在校修習。以上就是我如何一路走來成為經濟學者，而沒有成為編籃工人、歷史學者、化學家、工廠經理人或律師的經過。冥冥之中一切似有定數安排，非人力所能左右。　　修完商學士的課程，我對會計學、統計學以及法律已有一些了解。雖然，我在倫敦經濟學院未曾正式選讀經濟學課程，但我個人對經濟學還是有了一點認識。我參與普蘭特的研討課程頗有所獲。也和同樣選修產業的朋友佛勒（RonaldFowler）一起討論經濟問題。當年的倫敦經濟學院規模不大，我認識了一批專攻經濟學的同學，彼此相互討論，特別是維拉·史密斯（VeraSmith，也就是後來的維拉·盧茲VeraLutz）、勒納、艾得堡（VictorEdelberg）等人。像我這樣未受過正規訓練而踏入經濟學的世界，事後證明反而佔了便宜。由於未經正規的思考訓練，讓我在處理經濟問題的時候，有了更大的自由度。　　市場機能與企業管理　　我打算用卡塞爾獎學金前往美國，研究產業的垂直與水平整合。普蘭特曾在他的課程里討論產業界種種不同的組織，但是我們卻缺乏一套理論來解釋為什麼會有這些差異存在。我決定去發掘潛藏其中的理論。在我的腦海中，還有兩個問題和這項主要研究計劃相關。普蘭特在課堂上談到經濟體系是靠價格體系來協調運作，同時他也批評政府產業的合理化的計劃——特別是協調各種不同運輸工具的計劃。然而，普蘭特在企業管理的課程上又提到，管理是在協調廠商內部生產要素。這兩種歧異的觀點該如何調和？假如所有必要的協調都已由市場提供。為何還需要管理呢？另外還有一個本質相同的疑惑，那就是蘇聯在1917年發生革命，但我們對共產體系如何運作卻所知有限。這也難怪，因為蘇聯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是到了1928年才施行的。列寧曾說，在共產主義下，整個經濟體系將會以類似一個大型工廠的方式來運作。雖然一些西方的經濟學者認為這不可能，然而，在西方的世界就有不少大工廠，為什麼蘇聯的經濟不能像一個大型工廠來運作呢？　　我帶著這些疑問來到了美國。我訪問了一些大學，但主要是為了我的研究專案而訪問企業以及工廠。我和每位我拜會的人士交換意見，閱讀有關的產業期刊以及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TradeCommission）的報告。在美遊學一年結束之際，我對於產業組織的許多問題，仍然只有一知半解的感覺，但我相信部分的疑問已找到了解答。　　經濟學家談到經濟體系的運作時，總認為是透過價格機制（或市場）來協調，但是卻忽略了使用市場仍有其成本的事實。從這個觀點來看，對市場以外的各種協調機能，不能一概以無效率視之——完全要取決於其成本和使用市場成本的比較。我知道，以這樣的方式來看問題，可能會影響對中央集權式計劃所採用的觀點。但同時我們也可藉以了解，何以生產因素的使用，有時是由廠商透過管理來協調，而有時則是由透過市場協調，這也正是我深感興趣的課題。一筆交易會在廠商內部完成還是透過市場來運作，應該要比較兩者的成本才能決定。其實這些都是非常簡單淺顯的道理，但是我卻花了一年的時間才搞清楚——即使到今天，仍有為數不少的經濟學者還不了解這個道理（或其重要性）。　　我在倫敦經濟學院修習商學士的最後一年，剛巧能碰上普蘭特來此執教的第一年，實在是非常幸運的一件事。而能在次年榮獲卡塞爾遊學獎學金，又何嘗不是另一樁幸運的事。接下來還有更特殊的際遇。1932年，我進入就業市場，那一年正值經濟大恐慌以來最差的年份，倫敦經濟學院畢業生找不到工作的比比皆是，但我卻無此困擾。整個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1931年，黃麻工業界巨子波那（GeorgeBonar）捐助經費，在貝佛里基（WilliamBeveridge）爵士和其他倫敦經濟學院人士的建議下，于丹迪（Dundee）　　成立了一所經濟與商業學校，主要目的是訓練有志投入企業界的學生。高層人員1931年時已經聘好，而較低層的人事則在1932年才決定，這正是我的畢業找事的那年。現在回想起來，雖然我當時的經歷並不出色，但對這個職位可能比大多數經濟研究所的畢業生還更為適合。我在1932年10月受聘為丹迪經濟暨商業專校的助理講師。要不是該校在1931年成立，我真不曉得自己要作些什麼。結果各項發展都配合得恰好，而我也就按部就班地演化成為經濟學者。　　初露鋒芒　　我負責的三門課都從十月份開始。至於當時我是怎麼做到的，自己現在也無法想像。　　另一位助理講師布拉克曾經形容，當我來到丹迪的時候，整個腦袋裝的都是有關廠商的概念。幸運的是，有一門課是「企業組織」。我在一封寫給好朋友佛勒的信中，描述了我在第一堂課所講述的內容。這些素材日後成為《廠商的本質》（TheNatureoftheFirm）一文的主要論點。（199年瑞典皇家科學院在提及得獎理由時，曾經特別提到我的兩項著作，這是其中之一）。我在1932年根本想不到這些觀念以後會受到如此重視。　　我非常喜歡這那門課，所以我在給佛勒的信中描述了課程後，接著表達了個人很大的滿足感：「（我想）對這門課來說，我採用的是全新的教法，所以我覺得極為滿意。有一點我感到很自豪，這些全都是由我一個人構思出來的。」就如我在諾貝爾獎的得獎演說上所說的：「當年我只有二十一歲，陽光從未停止照耀。」　　在丹迪任教期間，我開始閱讀經濟學的文獻——包括亞當·斯密、巴貝基、傑文斯、魏克司梯德（Wicksteed）、奈特等人的著作。布拉克在為《社會科學國際百科全書》（TheInternationalEncyclopediaoftheSocialSciences）上撰寫我的生平介紹時，形容我在這段初出道的時期，態度「堅定得令人驚訝」。「他心目中的經濟學，不但要能處理真實世界的問題，而且手法還要精確。大部分的經濟學者如果能夠達到這兩項目標中的一項，就感到非常滿意了。但持平來說，我發現科斯在經濟學研究上的突出之處，就是同時達成了這兩項目標。」不管我是否真的成功，布拉克確實是說中了我在經濟學研究中一貫的目標。我把這一切歸諸於自己並非一開始就主修經濟學，而是先接受商科教育，因此我在開始展開經濟學研究時，是希望以此來了解真實世界發生的事情。　　然而，我並沒有自外於經濟學之外的世界。1933年，錢伯霖的《壟斷性競爭理論》（TheoryofMononolisticCompetition）以及羅賓遜夫人的《不完全競爭經濟學》（EconomicsofImperfectCompetition）相繼出版。這兩本書在經濟學界激起相當大的波瀾，我也和其他人一樣捲入其中。當時仍在丹迪的我寫了一篇論文，採用羅濱遜夫人的分析方法來檢驗錢伯霖所討論的問題。該文發表於1935年。至於更能具體展現我一般性態度的，應該是那時我對預期所作的研究。　　驗證蛛網理論　　在丹迪任教期間，我在放假時會到倫敦經濟學院，大部分的時間我都和佛勒討論一些經濟學的問題，當時他已是倫敦經濟學院的助理講師。有一個問題令我們非常感興趣，那就是許多經濟學者相信，生產者在決定產出時，是假定目前的價格與成本在未來會維持在同樣的水準。有人提出證明，假如生產者是按照這種方式來運作，將會導致價格與產量的波動（這就是卡爾多提出的「蛛網理論」）《cobwebtheorem》。一般認為蛛網理論的典型例子，是英國養豬產業的循環周期。我們作了一項統計研究凋查，結果一如我們所猜想，英國的養豬業者並沒有假設目前的價格會在未來維持不變。當價格高得異常時，他們預期價格會下跌；而當價格低得離譜時，他們預期未來價格會上揚。在我的通信記錄中顯示，我曾想過運用在這次研究中所發展的技巧，來探究生產者是如何形成在其他方面的預期——而佛勒也有類似的想法。當年我深感興趣的，是要具體量測經濟學者通常僅以理論性的方法來處理的概念，這是深受芝加哥大學舒茲所導出的統計需求表的影響。　　除了有關預期的研究之外，我也開始展開對資本成本的調查研究，探討發行規模大小以及廠商的規模與業別對成本高低的影響。這些研究均未完成。不過佛勒倒是完成了一項有關鋼鐵生產的研究，主題是廢鐵與銑鐵之間的替代彈性，發表於1937年出版的《經濟學季刊》（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　　我也期望自己未來能投入到類似的數量調查研究。但這份期望並未實現，原因並不難理解。1934年，我受聘為利物浦大學（UniversityofLiverpool）的助理講師，教授銀行學及財務學，兩門我幾乎不曾接觸過的學科。更重要的是，到了1935年時，倫敦經濟學院聘我為經濟學的助理講師，我的主要工作有三，一是教授獨佔理論（接替轉到劍橋大學的希克斯），二是協助企管系的普蘭特教授，三則是擔任公用事業經濟學的課程［接替已前往南非的巴特森（Batson）］。有關獨佔理論的課程，對我而言並沒有特別的困難。我們有羅濱遜夫人的書，同時我也寫了有關雙頭壟斷（duopoly）理論的文章。1937年，我發表了一篇名為《有關獨佔理論的幾點註解》（NotesontheTheoryofMonopoly）的文章，其中有些觀念就是來自這門課程。至於我在企管系的工作則比較乏善可陳。我只準備了一些類似哈佛商學院的個案資料，並協助教學。　　專攻會計學的愛德華茲（RonaldEdwards）也加入企管系的師資陣容，佛勒和我與他一起處理會計研究協會（AccountingResearchAssociation）的會務。我們曾深入探究，公開的會計報表的數學，可供經濟研究之用的程度如何。我們發現，只要這些數字的計算基礎已被使用者充分了解，便可以作為經濟研究之用；我們為此出版了一本有關英國鋼鐵工業的研究報告，使用的資料就是來自廠商公布的資產負債表。我也曾在《會計師》（TheAccountant）期刊上發表一系列有關成本會計的文章，這些文章曾被多次重印與引用；我想主要是因為在1930年代，這是當時唯一有系統地介紹機會成本觀念的文字，而這也是我在倫敦經濟學院授課的內容。　　公用事業的領域　　我個人主要的研究，還是和我所教的公用事業課程有關。我很快就發現，當時英國對公用事業的了解幾近於零，因此我對自來水、瓦斯、電力等產業，尤其是郵政與廣播事業進行了一系列的歷史研究。另外還有一篇著作值得一提。1934年，當我還在丹迪時，我撰寫了《廠商的本質》一文的草稿，把我1932年的講課內容作有系統的陳述。我到倫敦經濟學院後，把這篇草稿作了一些修改，投稿到《經濟學期刊》（Economica），並在1937年刊登出來。當時這篇文章並沒有引起注意。我還記得，期刊出版的那一天，在午餐的路上，有兩位商學科系的教授向我恭喜，但後來卻沒有再提起這篇文章。系主任羅賓斯也從來都沒提到。顯然，這篇文章並不是立刻獲得成功。　　1939年9月，英國正式宣戰。先前我談到的工作及研究，都是屬於1932年到1939年的戰前階段。1940年，我被任命為林業委員會（ForestryCommission——負責當時英國的木材生產事宜）統計處處長；1941年，再轉往隸屬戰時內閣辦公室（OfficesoftheWarCabinet）的中央統計辦公室（CentralStatisticalOffice），負責軍需物資的統計工作——包括槍支、坦克及彈藥等項目。直到1946年時，我才回到倫敦經濟學院。這六年的公職生涯，對個人成為經濟學者的演化過程並沒有任何作用，有的恐怕只是更堅定我對經濟學的偏好吧！　　當我回到經濟學院時，我負責的科目變成經濟學原理，這是對主流經濟學說作傳統性的解說。1946年，我發表了《相互關聯成本與需求下獨佔廠商之訂價》（MonopolyPricingwithInterelatedCostsandDemands），主要是以我戰前講授獨佔課程的資料為素材。同年我還發表了《邊際成本之論爭》（TheMarginalCostControversy），這篇文章可以顯示出我對經濟政策的研究方法和當代大多數經濟學者不同之處。　　對邊際成本定價的批判　　在大戰即將終結之際，戰時內閣辦公室經濟組的經濟學者開始考慮英國在戰後可能會面臨的問題。當時在經濟組任職的米德（JamesMeade）及佛萊明（JohnFleming），合寫了一篇有關國營企業定價政策的論文，提倡邊際成本訂價的觀念。凱恩斯當時擔任財政部的顧問，看到這篇文章之後，大表讚賞，並轉載於由他編輯的《經濟期刊》上。　　我和經濟組的同事威爾遜（TomWilson）卻不贊同該文的論點。我曾在《經濟期刊》發表了一篇評論的短文，而在戰後又寫了《邊際成本之論爭》（TheMarginalcostControversy）一文。其實，在米德與佛萊明的文章之前，我已經對贊同邊際成本定價的論點有所認識。勒納就曾在倫敦經濟學院極力鼓吹邊際成本定價的觀念，也作了深入的解說。個人即是透過對勒納觀點的思考，而形成了對邊際成本的不同看法。　　我一貫主張，如果把邊際成本定價法當作一般性的政策，將會導致浪費無度，同時也會帶來所得重分配的效果，另外也可能造成租稅效果，在其他地方誘發原先不存在的價格與邊際成本間的差距。威爾遜指出，這樣的政策將會導致國營企業取代民間業者，以及以集中營運取代分散營運。事實上，由於經濟學者只致力於正確的邊際調控，完全忽略了他們的政策可能產生的副作用（當時邊際成本定價法是學院派經濟學者的主流看法）。我認為這些人根本就是言不及義，我曾把他們處理問題的方式稱為「黑板經濟學」，因為他們談論的狀況只會發生在教室的黑板上。這時，我在倫敦經濟學院已經晉陞為經濟學高級講師，主授公用事業，因此我主要的研究活動，仍是繼續對英國公用事業進行歷史的研究。1950年，我出版了《英國的廣播：壟斷事業的研究》（BritishBroadcasting：AStudyinMonopoly）這本著作。　　1951年，我移民到美國。促成我作成這項決定的原因，一方面是對社會主義化的英國的未來缺乏信心；另一方面是我喜歡美國的生活（我曾在1948年在美國待了一段時間，研究商業廣播系統的運作），再加上個人對美國經濟學者十分仰慕。在老一輩的經濟學者中，我最尊敬奈特，而和我同輩的學者中，則屬史蒂格勒，剛才我也曾提到舒茲對我的影響。到了美國之後，我第一所執教的學校是布法羅大學（UniversityofBuffalo），該校公用事業的專家桑納（JohnSumner）曾在戰前造訪倫敦經濟學院，因此是由他推薦我來此任教。1958年，我轉往弗吉尼亞大學執教；到1964年，我又受聘為芝加哥大學教授。　　剛到美國的時候，基於自己曾接觸過英國、加拿大以及美國的廣播事業，於是決定對廣播經濟學作深入的研究，基本上，這也是持續我在倫敦經濟學院的研究，我也搜集了相當多的相關資料。由1958年到1959年的一整年，我都在斯坦福大學的行為科學高級研究中心（CenterforAdvancedStudyIntheBehavioralSciencesatStandford）　　度過，在那段期間，我寫了一篇名為《聯邦通訊委員會》（TheFederalCommunicationsCommission）的文章，刊載於《法律與經濟學期刊》（JournalofLawandEconomics）。這篇文章的發表，產生了相當深遠的影響。　　財產權制度　　在那篇文章中，我探討了聯邦通訊委員會對於分配無線電頻率波段的作業。我建議應該銷售頻率的使用權。這種透過價格方法來配置資源的方式，就經濟學者來說，絕不是什麼新鮮的課題［事實上這種作法，已經由貿塞爾（LeoHerzel）建議用在無線電頻率波段的配置上］。但在我的文章比較特別的是，還額外探討了這項權利的性質。無線電頻率波段使用上的主要問題，是相同或鄰近頻率所傳送信號之間的干擾。我主張，假如賦予使用權清楚的定義，同時也可以移轉，那麼原始的權利為何就無關緊要了——因為透過移轉及結合將可以達到最佳的結果。因此，我寫下：「（使產值最大化的）最終結果，與法律（地位）無關。」這個我看來非常簡單而淺顯的主張，卻受到當時與我接觸的芝加哥大學經濟學者質疑。他們甚至認為我應該刪除上面的那段文字。然而，我還是堅持自己的觀點，後來在文章發表之後，有一次在戴瑞克特家中舉行的聚會中，我說服了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者，讓他們接受我的正確觀點。他們也邀請我再把這些想法寫出來，發表在《法律與經濟學期刊》上。　　我以滿腔的熱情來進行這項工作。當時《法律與經濟學期刊》在戴瑞克特主編下所獲得的成就，一直令我敬佩有加。該刊所登載的論文探討了企業的實際運作、不同財產權制度的效果以及管制系統的運作。我曾想過，假如經濟學（特別是產業組織這部分）　　要進一步地發展，應該加強刊登這方面的論文，只是當時這些論文很難為正統的經濟學期刊所接受。我這篇有關聯邦通訊委員會的文章就是一例。　　不過，我還想超越該文的內容，用更一般化的方法來處理財產權制度（Propertyrightssystems）的原理。在《聯邦通訊委員會》的文章中，我曾論及史特基斯與布立基曼（Sturgesv．Bridgman）的案例，但我還希望能深入檢討其他比較麻煩的個案（由於我在倫敦經濟學院求學時的經驗，我對法律個案並不陌生）。同時，長期以來（也是自學生時代以來）我一直有一種想法，雖然庇古的《福利經濟學》（EconomicsofWelfare）一書就其所探討的問題是偉大著作，但他的經濟分析並不是相當紮實。我在《聯邦通訊委員會》中，曾兩度提及庇古的著作，但並沒有深入討論他的觀點，因為那篇論文是專註在無線電波段頻率使用的配置問題。然而，透過和芝加哥大學經濟學者的討論，我認清了庇古的分析方法在經濟學領域的強勢影響，於是我就著手直接探討庇古的分析方法。同時，我也希望討論大於零的交易成本對分析的影響，這個問題在《聯邦通訊委員會》一文中，只於附註的部分提及。我把以上這些目標或主題結合起來，寫成《社會成本問題》（TheProblemofSocialCost）這篇論文。　　這篇文章一經發表，馬上就深受各界注意。各種贊成或反對的文章紛紛出籠，使該文堪稱經濟學文獻中最廣受討論的文章之一。這篇文章涵蓋我曾長期思索，但一直未執筆寫出的觀點。說也湊巧，要不是那些芝加哥的經濟學者對《聯邦通訊委員會》的章節提出反對意見，恐怕我也不會撰寫《社會成本問題》，而其中的觀點也將繼續潛藏在我的腦海深處。　　交易成本大於零　　這篇文章是1960年夏天執筆撰寫，地點是我當年接觸法律報告的倫敦經濟學院。找在文章中主張，庇古在看待所謂的「外部性」（externality）問題時犯了錯誤。基本上，這是一個相互的問題，但庇古沒有看出這一點（或是納入分析中），使得他（以及追隨他的經濟專家）無法發展出一套適當的分析方法。在交易成本為零（這是他的分析中隱含的假設）的情況下，庇古的政策建議根本沒有必要，因為在這樣的情況下，透過雙方的協商即可產生最佳化的結果。然而，實際的交易成本不可能為零，如果要探討真實世界的狀況，就必須假設交易成本大於零。假如這樣作的話，除非我們清楚了解交易成本以及個案的實際狀況，否則就無從主張什麼政策建議才最為恰當。這些相關資料，只有透過實證研究才能取得。　　因此，我在《社會成本問題》一文中，只是提出一種研究方法，而不是提供答案。　　就如我在該文中所說：「唯有從實務面來仔細研究市場、廠商及政府如何來處理不利效果的問題，才能對政策有較令人滿意的看法……我深信經濟學者以及政策制定者通常都會高估政府管制所可能帶來的利益。縱然我這項看法獲得證實，也只不過是顯示應該進一步節制政府的管制，還是無法指出界限應該畫在何處。我總認為，我們應該對以不同方法來處理問題所產生的實際結果，作仔細的探索，才能知道界限所在。」　　在《社會成本問題》發表一、兩年後，我接到芝加哥大學的聘書。吸引我前往該校的原因，有部分是我要負責《法律與經濟學期刊》的編輯工作。我先前已經提到，個人對該刊以及其所刊載論文的敬意。我希望能夠接續這項工作，所以就欣然來到芝加哥任職。我非常喜歡這項編輯工作，憑藉著芝加哥大學法學院在法律與經濟學研究計劃方面的資源，再加上提供在期刊上刊登稿件的機會，我得以鼓勵經濟學者以及法律學者進行《社會成本的問題》中所倡導的實證研究。在我的努力下，許多傑出的論文相繼刊出，讓我度過一段非常快樂的時光。每篇文章都值得重視。在七八十年代，類似性質的論文也開始出現在其他的學術期刊上，其中許多都引用了《廠商的本質》以及《社會成本的問題》這兩篇著作。我覺得此刻正是把個人有關生產的制度性結構的論著結集出版的時機，因此，我在1988年出版了《廠商、市場與法律》（TheFirm，theMarketandtheLaw）一書，將我在這方面的主要論文重新付印，也包括一篇介紹個人中心思想的專文。　　另一件影響個人思想演化的事件發生在1987年，當時威廉生（OliverWilliamson）　　以及溫特斯（SidneyWinters）在耶魯舉辦了一場研討會，慶祝《廠商的本質》一文發表50周年。這次盛會，恐怕是我這一生參加過的研討會中最好的一場。八位非常傑出的經濟學者所發表的論文，並不是對《廠商的本質》一文給與褒貶，而是針對該文所提出的議題作深入的檢討，並對文章的內容加以引申與更正——如果他們發現其中有誤時。　　在這次會議中，我也發表了三次演講，分別闡述這篇文章的起源、意義及影響。　　溫故知新　　參加研討會以及準備演講稿，對我個人思想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撰寫《社會成本問題》這篇文章，以及在60年代和張五常（StvenCheung）所作的後續討論，讓我了解到交易至經濟運作的廣泛影響，但是我還未曾有系統地評估這個問題。威廉生在地的論文中，提到《廠商的本質》一文中的理論甚少在實際應用，主要可歸因於該文並非「操作性」（operational），他的批評我認為大致無誤。我想他的看法是，交易成本的概念並沒有納入一套一般性理論之中，以供我透過實證研究來驗證或發展。事實上，這並不是件容易的事。　　一般的經濟理論都假設交易成本為零，如果在裡頭加入交易成本的考慮，將會造成結構全面改變。即使將範圍局限在《廠商的本質》中的理論，還是會發現，要做到具有操作性，仍有難以克服的障礙。為了生產特定的產出結果，必須協調各項生產因素，而這項協調工作是要由廠商內部的行政程序來完成，還是藉助市場的價格機能，乃是取決於不同協調方法的相對成本，至於有無利潤，則要看絕對數字而定。但是，決定這些相對與絕對成本的因素為何？要找出這些因素並不簡單，但更困難的問題還在後頭。我們的分析工作不能只局限於單一的廠商。一個廠商的協調成本以及所面對的交易成本，受限於其採購投入要素的能力；而供應這些要素的廠商，他們的供給能力有相當部分是取決於本身的協調成本及所面對的交易成本的水準；同樣的，他們的供應廠商又會受到類似的影響。因此，我們所要處理的是一個相互關聯的複雜結構。　　耶魯的研討會重燃起我對《廠商的本質》所提出各項議題的興趣，我當下決定，一旦手頭上已承諾的事項告一段落，就要全心投入，期望能針對影響生產的制度性結構的因素，協助找出一套分析的理論。此時，我在研究的路上已不再孤獨。由研討會上發表的論文可以顯示，許多重要的研究工作已在進行，以求理論的理清與改良；同時許多高水準的實證研究也在進行之中，將可提供數據資料，供未來進一步研究之需。我們已開始關注需要解釋說明的事項，雖然要達到目標，需要許多經濟學者多年的投入，但我深信，我們必定能為生產的制度性結構建立完整的理論。儘管在這條路上我顯然無法全程參與，但我在耶魯研討會的時候已下定決心，將把自己餘生之力從事這件工作。　　到了1991年，我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讓我獲獎的兩篇文章，分別是五十多年前發表的《廠商的本質》以及三十年前發表的《社會成本問題》。第一篇在當年備受冷落，而第二篇的重要性則引發各方的論爭，兩者可以說都未曾立即獲得經濟學界的贊同。如果說這兩篇文章的重要性已經受到一致的肯定（我不敢確定是否真的如此），那應該也是最近的事。威林在斯德哥爾摩的頒獎典禮提到，我「大幅改善我對經濟體系運作方式的認識」，又加上一句，「雖然找們花了相當長的時間才了解這件事。」　　原創性的源頭　　希望這篇講詞能真正回應伯烈特教授的要求，有助於各位了解「原創性的觀念由醞釀到終於為同行所接受的過程」。不知道我的故事對各位有什麼啟發呢？大家常說，原創性的觀念通常來自初入行的年輕人，這完全符合我的狀況。1932年，我是在丹迪專校的一次演講時，將交易成本的觀念導入經濟分析之中，當時我只有21歲。如果說經濟學是我的領域，那我當時不過是初入行而已。然而乍看之下，實在很難了解為何把交易成本納入經濟分析之中，會算是「原創性」的構想。我初次來美國時所帶著的疑惑，其實任何人都不難發現，而我提出的解決方案，也相當簡單明了。　　其他的經濟學者之所以未能將交易成本納入分析，並不是他們不夠聰明，而是因為他們在研究過程中從未考慮經濟的制度性結構的問題，因此也就不會碰觸到令我感到疑惑之處。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狀況？套用丹塞慈（Demsetz）的解釋，系因為從亞當·斯密提出經濟體系可透過價格系統加以協調的看法之後，自他以後的經濟學者，都以將這套理論規格化為主要任務，由此導出了把經濟體系的運作視為極端分散的理論。這誠然是人類智識發展上的崇高成就，具有其恆久的價值，可惜以經濟學而論，其視野卻失之偏頗，以致忽略了經濟體系裡頭一些非常重要的性質。這些背景說明，或許多少可以解釋何以《廠商的本質》在發表後，並沒引起什麼注意。　　至於為什麼《社會成本問題》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吸引各方的注意？我在前面已經詳細說明撰寫這篇文章的特殊背景。正因如此，這篇文章一發表後，即刻受到芝加哥大學一群有影響力的經濟學者全力支持，特別是施蒂格勒。我的論點是，在交易成本為零的環境下，資源配置與負債的法律地位無關。施蒂格勒將之命名為「科斯定律」　　（CoaseTheorem）。這樣更加深各方對這篇文章的注意，許多攻擊以及防衛科斯定律的文章紛紛出籠。　　科斯定律所探討的是零交易成本下的狀況，這一點對該文受到矚目也有所幫助，因為大部分的經濟學者都習慣在交易成本為零的假設下從事分析，儘管這項假設大為背離真實世界。大家似乎未發現，此一定律可以應用到交易成本大於零的真實世界，前提是交易成本不會因負債的法律地位變動而受重大的影響，而這一前提一般都能成立。說也奇怪，我的討論中未納入符合真實世界的大於零的交易成本，好像使各界對該篇論文的注意不減反增。另一個引起廣泛討論的原因，是因為我批判了庇古的分析方法（當時大部分經濟學者都奉為圭臬）。因此，有許多經濟學者為文為庇古答辯（其實也是在為自己答辯）。　　另外有一點和前述純經濟分析技無關係的是，該文探討財產權制度原理以及法律對經濟體系運作的影響，因此擴大了法律的經濟分析這個領域，使其不再只局限於反托拉斯的政策。該文也引起美國各法學院的法律學者與經濟學者的興趣，進而催生了大量的文獻報告，並導致「法律與經濟學」這門新興學科的興起。　　真理長存　　在種種特殊因素的因緣際會之下，使這篇文章能迅速成功。不過如果因而認定，一篇文章的論點要為人接受，必須靠一群賢達之士的支持，或是能引發爭論等等，這就是誤解了。其實以《廠商的本質》為例，發表當時並未引起注意，但現在卻已對許多經濟學者的思想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如果是好觀念，即使不像《社會成本問題》具備上述那些因素之助，遲早還是會為人所接受。套句我師普蘭特之師坎南（EdwinCannan）的話：　　「錯誤的觀念只能倖存一時；唯有真理才能長存，贏得最終的勝利。」　　在《廠商的本質》及《社會成本問題》的分析廣受認同後，未來的工作是什麼呢？　　諾貝爾獎委員會曾說，我已為建立制度性結構的理論提供了磚塊，那麼現在我們要做的是，找出些磚塊的相互關聯，以建立起這樣的理論體系。我希望自己能在這方面的工作貢獻心力，然而時不我予，我個人的生命之路已近尾聲。儘管如此，還有其他優秀的經濟學者會繼續研究工作，一個完整的理論輪廓應該會在不久之後開始浮現。相信未來這些學者之中，也一定會有人受邀來成為這一系列講座的演講者，向各位報告他們的演化歷程。　　

第十三章諾思（DouglassC．North）　　獲獎年度1993年　　演講日期1994年10月25日　　出生日期1920年11月5日　　學歷　　加利福尼亞大學柏克萊分校學士　　加利福尼亞大學柏克萊分校博士　　經歷　　1950年～1951年華盛頓大學執行助理教授　　1951年～1956年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助理教授　　1956年～1960年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副教授　　1958年斯坦福大學客座副教授　　1960年～1983年華盛頓大學經濟學教授　　1981年～1982年劍僑大學庇特美國機構教授（PittProfessorofAmericanInstitutions）　　1983年～聖路易大學魯斯法律與自由教授（HenryR．LuceProfessorofLawandLiberty）及經濟與歷史教授　　重要著作　　《美國的經濟成長》（TheEconomicGrowthoftheUnitiedStates）　　《美國過去的經濟增長與福利：新經濟史》（GrowthandWelfareintheAmericanPast:ANewEconomicHistory）　　《制度變遷與美國經濟增長》（InstitutionalChangeandAmericanEconomicGrowth）　　《西方世界的興起：新經濟史》（TheRiseoftheWesternWorld：ANewEconomicHistory）　　《經濟史的結構與變遷》（StructureandChangeinEconomicHistory）　　《制度、制度的變革與經濟表現》（lnstitution，InstitutionalChangeandEconomicPerformance）　　本系列前一場的主講者科斯好心地送給我一份他的講稿。他在第一頁就提到：「我一直是在到達之後，才了解自己到了哪裡。」我卻不是如此。打從我立志要成為經濟學者的那一天起，我就清楚地知道自己要走的方向。我一開始就探索是什麼因素造就了經濟的富庶或貧困，因為在我看來，只有作到了這點，接著才能談如何改善經濟的表現。　　探索經濟表現的最初根源，可以說是一段漫長而充滿意外旅程，從馬克思主義轉變到認知科學（cognitivescience），但一路走來，這項持久不變的目標卻一直指引、塑造了我的學術生涯．　　我出牛於馬薩諸塞州的劍橋，並非因我的家庭和此地的高等學府有何關聯，而是家父當時擔任附近城鎮大都會人壽保險公司（MetropolitanLifeInsuranceCompany）　　的經理，而在1920年，附近最近的醫院就在劍橋。我是三名子女中的老么，上有兄姐各一，都是家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前往歐洲之前出生的。　　國際化的教育經歷　　從我出生的第二年起，我們因為父親工作的關係搬了好幾次家，先是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後來他升任大都會人壽保險公司加拿大辦事處的主管，我們又搬到了渥太華。因為家母崇尚多元教育，因此我們乃前往歐洲遊歷，1929年到1930年間，我在瑞士的洛桑（Lausanne）念書。後來我在渥太華完成小學教育，再進入一家私立中學。　　1933年搬回美國後，我在紐約市以及長島的私立學校分別念過短暫的時間，最後是在康涅狄格州的學校完成高中教育。高中時我迷上了攝影，而我認為自己年輕的歲月中最值得大書特書的事，就是曾在國際性的大專及高中攝影競賽中，榮獲首獎以及第三、第四與第七名。　　我的家庭並不是書香門第。家父當初進入大都會人壽保險公司擔任小職員時，連高中還沒畢業；至於家母，我也不敢確定她是否完成了高中教育，不過她真是一位精彩人物，聰慧又有求知慾，在我的知識發展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此外，我的一些長輩也都對我有相當的影響，他們引介我進入了古典音樂的世界。即使到了今天，我的姑姑阿德萊（AdelaideNorth）還是我生命中非常特殊的人。　　我要上大學那年，原本已經拿到了哈佛的入學許可，可是因家父調任為大都會人壽保險公司美國西岸主管，我們又搬到了舊金山。因為不想離家太遠，於是我決定改念加利福尼亞大學柏克萊分校。在那裡，我變成了馬克思主義信徒，生命也全然改觀。　　馬克思主義當時之所以吸引人，在於它似乎能對那個時代最迫切的問題提出解答，其中也包括我們正面對的經濟大恐慌——我在1939年～1940年所學的凱恩斯學派之前的經濟學，對此則並未觸及。我反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但就在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入侵蘇聯時，我突然發現自己支持和平的立場變得很孤單，因為其他人基於對共產主義的信仰，也轉向支持戰爭了。　　因為忙著參與學生運動，我在加利福尼亞大學大學部的成績只能算是中等，平均成績大概比「C」稍好，不過我選了三門主修：政治學、哲學以及經濟學。我原本打算進入法學院，但隨著世界大戰爆發，再加上不願殺人的意志強烈，因此1942年5月從柏克萊畢業後，我進入了商船服務。　　就在出海後不久，艦長把我叫到艦橋上，問我是否願意學習領航：大部分的高級船員都只受過基礎教育，而我們的船正由舊金山航行到澳大利亞。後來，我真的成為領航員，而且樂在其中。我們往返行駛在舊金山與澳大利亞之間，並且進入新幾內亞及索羅門群島。　　海上航行的歲月，讓我有三年的時間持續不斷地閱讀，就在閱讀的過程中，我立志要成為經濟學者。大戰的最後一年，我在加利福尼亞州阿拉梅達（Alameda）的海事人員學校，教授領航的課程。這時我又一次接觸攝影，而陷入兩難的抉擇；到底要當攝影師，還是進入經濟學的世界？1941年夏季，我跟著農村安全署（FarmSecurityAdministration）攝影部主管藍姬（DorrotheaLange），到加利福尼亞州中部山谷拍攝過境候鳥的照片。藍姬一直想說服我當攝影師，她的先生泰勒（PaulTaylor）任職於加利福尼亞大學經濟學系，卻鼓勵我往經濟學發展。結果是先生贏了。　　鑽研經濟史　　我進入加利福尼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研究所就讀——由於大學成績乏善可陳，這是唯一接受我的學校。作為研究生，我所設定的目標，是要找出到底是什麼決定了經濟體系運作的方式及其成敗。顯然，經濟史是最符合這一目標的範疇。我不敢說自己在柏克萊研究所學到了什麼正規的經濟學。當時影響我最深的教授，都不在正統經濟學的主流之列——如布萊迪（RobertBrady），在經濟思想史上有舉足輕重地位的羅金（LeoRogin），至於M·M·奈特（奈特的兄弟）雖然不相信理論，但是對經濟史的事實及背景卻了如指掌，後來成為我在柏克萊的導師，也是論文指導教授。我也曾用死記的方式來學習一些必要的理論，但卻無法真正了解其中的精義。　　事實上，我一直要到從事第一份工作，也就是在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任教時，借著和高登（DonGordon）這位優秀的年輕理論家下棋的機會，才開始真正學到經濟理論。　　在三年的時間裡，我們每天從中午下棋到下午兩點，在棋藝上找略勝一籌，但在經濟理論上是他指導我；更重要的是，他教我如何以經濟學者的方式思考，而這項技巧迄今仍可算是我最重要的研究工具。　　我的博士論文是美國人壽保險的發展史，獲得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的獎助金，到美國東海岸從事基礎研究的工作。那是收穫豐碩的一年。我不只在哥倫比亞大學參加墨頓（RobertMerton）的社會學研討課程，也接觸了哈佛大學的科爾企業家中心（ArthurColeEntrepreneurialCenter）。由於熊彼特是企業家學派（EntrepreneurialSchool）的導師，因此我受到他強烈的影響。我早期的研究以及著作重心，是由博士論文擴充的壽險分析以及壽險公司與投資銀行的關係。　　後來，我的研究工作轉向發展一套分析性架構，以觀察區域經濟成長，我並在《政治經濟期刊》發表了第一篇論文，標題為《區位理論與區域性經濟成長》（LocationTheoryandReginalEconomicGrowth）。由此一研究成果出發，我發展出一套主要的經濟成長理論。　　在經濟史學會（EconomicHistoryAssociation）的某次會議中，我幸運地結識了當時國家經濟研究局的研究部主管費伯利肯。在1956年到1957年間，我應邀前往該局擔任研究員，那是我生命中極為關鍵的一年。我不但結識了與局裡往來的重要經濟學者，而且每周會去巴爾的摩（Baltimore）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HopkinsUniversity）　　向顧志耐學習，他的指導給我非常深遠的影響。在經濟研究局那年所從事的實證研究工作，為我早期主要的數量化研究——1970年到1980年美國的國際收支——奠定了基礎。　　我在1944年第一次結婚。研究所求學時代，妻子在學校教書的收入是我們家庭經濟的主要來源。三個兒子道格拉斯、克里斯多佛及麥爾肯，在1951年至1975年間出生。三個小孩都上學後，我妻子成為華盛頓州議會中出色的政治人物。　　從我任職於經濟研究局到1966年至1967年我獲得福特教師獎助金（FordFacultyFellow）前往日內瓦從事研究的十年間，我主要的研究是美國經濟史。成果就是出版了我的第一本書：《1790年至1860年美國的經濟成長》（TheEconomicGrowthoftheUnitedStatesfrom1790to1860）。該書對市場如何在一個以出口為主的成長模型中運作，有直截了當的分析。　　經濟史新貌　　到1960年時，年輕一代的經濟史學者之間已然瀰漫著一股騷動，嘗試將這個學科從原來以敘述性、制度面為主的性質，轉變成重視分析性與數量化。就在1957年我任職於經濟研究局的那一年，該局和經濟史學會共同針對美國經濟成長展開第一次數量化研究的專案計劃，並在馬薩諸塞州的威廉斯鎮（Williamstown）舉辦了一場會議，我也發表了一篇有關1790年到1860年美國國際收支的論文。這次會議可以說是經濟史新研究方法之始。不過直到我早期的兩位學生——任教於普渡大學（Purdue）的休斯（JonHushes）　　以及戴維斯（LanceDavis），才首度把有興趣將經濟理論與數量方法導入歷史研究的經濟史學者召集一堂。1960年2月，大家在普渡召開了第一次會議。這次大會非常成功，以後就成為例行的年會。與會人員包括經濟史學者、理論家以及計量經濟學者。會議進行期間，可以說百無禁忌，演講人常會遭到嚴厲的批評，然而，我們都知道自己正在重塑經濟史這門學科，因而備感興奮。　　我們在經濟學界受到熱情的接納。各大學的經濟學系迅速表示有興趣聘用新經濟史學者，或者說是我們自稱的克里歐計量學者（cliometricians——克里歐是司職歷史的希臘女神）。也因此，當我和華盛頓大學的同事墨里斯（MorrisDavidMorris）共同規劃這方面的研究所課程時，的確吸引了一些素質最佳的學生來加入經濟史的研究工作。　　60年代與70年代初期，就業市場上的反應頗佳，我們的學生很快地就在全國各地找到工作。　　1966年到1967年間，我決定把研究的重點從美國的經濟史轉到歐洲，也因此當我獲得福特的獎助金前往日內瓦作為期一年的研究時，我決定重新調整研究方法，結果也導致我的學術生涯全盤改變。因為我很快地發現，新古典經濟理論這一套工具，不足以解釋中世紀以來歐洲經濟中的基本社會變遷。　　找尋新分析架構　　新古典理論所關切的是市場的運作，同時又假設市場中存在能夠運作的先決條件，但對市場是如何演進而來，則略而不提。再者，新古典理論是靜態的分析，而我們需要一套動態的理論，來說明經濟隨著時間而演進的過程。我們所需要的新分析工具，在新古典理論中並不存在。長期以來，我一直在追尋能提供新分析工具的架構，因而引發我對新制度經濟學的興趣與關切。早在研究所期間，我就曾讀過韋布倫及康盂斯的著作，也深刻感受他們對經濟體系運作的透徹見解，但他們並沒有提出一套理論架構。我們所需要的，是能夠用來解釋以及分析經濟史的理論結構。老式的制度經濟學，因為無法能提供這種理論架構，也因此無從真正成為替代新古典理論的另一項選擇。馬克思主義開宗明義就表明了對制度面的關切，也提出了一些切中要點的好問題，並對長期的變遷有所說明，但是它的模型裡頭有太多的漏洞。其中主要的缺陷，是把階級當作分析的單位，又沒有將人口的改變納為主要的變遷來源。至於新古典理論的長處，是在於毫不妥協地專註在稀少性的問題上，因此將競爭視為整個經濟學的關鍵所在，同時以個人為分析的單位，並以經濟的方式進行分析。如何能融合上述各種方法的優點於一套理論結構之中，正是我等為新制度經濟學所作的努力。　　為什麼要專註在制度呢？在不確定的世界，人類設法以制度把人際之間的互動建立結構。制度就是一個社會的遊戲規則，也因此成為塑造經濟、政治、與社會組織的誘因架構（frameworkofincentives）。所謂制度包括了正式規則（憲法、法律、規定）　　與非正式的限制（慣例、行事準則、行為規範），以及上述規則與限制的有效執行。執行者可能是第三者（執法與社會放逐）、第二者（報復行為）或第一者（自我要求的行事準則）。制度加上技術，決定了構成總生產成本的交易及轉換（生產）成本，從而影響經濟的表現。由於制度與採用的技術之間有密切的關聯，所以市場的效率可以說是直接取決於制度面的架構。　　我將制度因素納入經濟史分析之中，初期的成果表現在兩本著作上，一是1971年和戴維斯合著的《制度變遷與美國經濟增長》（InstitutionalChangeandAmericanEconomicGrowth），另一本是1973年與托馬斯（RobertThomas）合著的《西方世界的興起：新經濟史》（TheRiseoftheWesternWorldANewEconomicHistory）。這兩本著作試圖發展一些制度分析的工具，並應用到經濟史研究上。前者系找出在美國經濟成長過程中，新的制度及組織如何演化形成。在歐洲的研究中，我們認定財產權的形成是經濟表現的關鍵因素，同時也對照探討財產權在荷蘭與英格蘭以及法國與西班牙這兩組國家的演化過程。　　上述兩本著作仍是立基於新古典經濟理論的假設之上，但其中有太多不合理的缺陷，諸如制度是有效率的（不論定義為何）。更嚴重的是，在新古典的架構下，無從解釋經濟陷於長期低迷的現象。因此，我開始探究到底是什麼地方出了差錯。個人的信念，顯然是影響其選擇的重要因素，只有短視的經濟學者才會不重視觀念、意識形態及偏見。　　一旦察覺這一點，就不得不對理性的原理作批判性的檢討。形成一套新的分析架構，是相當漫長的過程，包括了：（1）提出一套對制度的觀點，能夠解釋何以制度所導致的結果，不能在長期內產生經濟成長；（2）發展出一個政治經濟的模型，藉此來解釋制度的基本來源。最後，經濟學者還必需掌握，為何人們會形成能影響其選擇的意識型態與觀念。　　經濟組織的成本　　科斯對演化中的架構提出了一項關鍵性的連結點．在《廠商的本質》一文中，科斯讓我們思考經濟組織的成本。不過科斯所關切的是決定廠商生存的交易成本，而我所關切的是關係到經濟整體表現的交易成本。史蒂格勒曾經對我提到，他認為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經濟組織效率的重要性，可以和技術變動等量齊觀，我也深有同感。交易成本提供給我審視經濟組織成本的切入點。科斯的另一項重要貢獻是《社會成本問題》，該文將新古典理論和制度面的分析連結起來。這篇論文所傳達的理念是，當交易成本大於零時，制度會塑造市場結構，其重要性不容忽視。　　很幸運地，我在華盛頓大學的諸多同事中，有幾位在很早期就認真地研讀過科斯的著作。張五常是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機分校艾智仁的學生，他在芝加哥大學作博士後研究時認識了科斯，之後他來到西雅圖。張五常在交易成本理論上有一些重要的貢獻——　　特別是他強調，量度財貸、勞務或代理商績效的多元面向時，所耗費的測量成本乃是交易成本的重要來源（因為不完全的測量將會導致財產權界定不完整）。巴塞爾（YoramBarzel）在張五常離開華盛頓大學前往香港大學後，繼續他所留下的工作。我從他們兩位身上學到許多，我的下一本書也明顯受到他們的影響。　　1981年出版的《經濟史的結構與變遷》（StructureandChanseinEconomicHistory）一書中，我放棄了制度是有效率的這項假設，並試著解釋為何「無效率」的統治會產生甚至長久存在。我開始探討歷史上不同形態的經濟組織的交易成本，同時也研究意識形態的改變如何影響政治及經濟的決策。在理論介紹的章節之後，我以八章的篇幅，對經濟史重新詮釋，時間自公元前八千年農業起源時代橫跨到20世紀。　　由於我們對政治過程的認識仍有欠缺之處，因此我一直在找尋志趣相投者來共同發展政治-經濟模型。列維（MargaretLevi）是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學者，她和我規划了一項政治經濟的研究方案，但其他同仁對此卻是興趣缺乏。為此，我決定離開任教達三十三年之久的華盛頓大學，而在1983年轉到聖路易（St．Louis）的華盛頓大學（WashingtonUniversity）。這裡有一批精力充沛的年輕政治學者及經濟學者，希望能發展出新的政治經濟模型。這次的轉變後來經證實是明智之舉。我在該校創立了政治經濟研究中心（CenterinPoliticalEconomy），持續進行具有高度創造力的研究。　　政府的角色　　政治學在理論上的核心難題，反映在公共選擇理論所衍生的多元而相互衝突的觀點。　　新公共選擇領域有三部經典：布坎南與杜洛克合著的《同意的計算》（TheCalculusofConsent），歐爾森（MancurOlson）的《集體行動的邏輯》（TheLogicofCollectiveAction）以及唐斯（AnthonyDowns）的《民主的經濟理論》（AnEconomicTheoryofDemocracy）。政府組織真如布坎南及公共選擇的弗吉尼亞學派（VirginiaSchool）所主張的那樣，是一頭必須加以控制的巨獸嗎？依他們的觀點，國家好似一台龐大的竊盜機器。但是我曾提出的財產權的論點，卻認為政府能創造安全而富生產力的財產權，成為經濟成長的關鍵。顯然我的觀點和前述視政府為罪惡的看法是南轅北轍。這個問題其實一點都不新鮮。由麥迪生（Madison）、漢彌爾敦（Hamilton）及傑伊（Jay）合寫的《聯邦主義者論文》（TheFederalistPapers），對這方面的問題有極精彩的說明。事實上，有了國家，你不能作什麼，但是沒有國家，你也不能作什麼。從更深層的分析來看，阿羅的不可能理論，對加總個別選擇的整個過程都有其價值。事實上，面對擁有多元價值與偏好的個人，把他們的選擇加總起來，並無法得到集體化的理性選擇。　　這些議題都有待解決，因此也引發政治面以及隨之而來的經濟表現的基本問題。在《結構與變革》中，我提出了一套有關國家的新古典理論，以分析如下的課題；既然有效率的財產權制度可以提升總合所得而增加統治收入，為何仍有統治者要製造出無效率的財產權制度呢？事實上，這些無效率統治的源頭，不外乎出自競爭限制（統治地位被競爭對手取代的威脅）以及交易成本限制（有效率的統治可能會耗費過高的徵稅成本，反導致統治者的收入減少）。　　政治市場缺乏效率　　在《政治的交易成本理論》（「ATransactionCostTheoryofPolitics」，TheJournalofTheoreticalPolitics，1991）一文中，我提出一套較為一般化的模型，來說明何以政治市場在先天就比經濟市場缺乏效率；文中我也運用個人以前發展出來的基本交易成本架構來探討經濟市場。　　交易成本包括測量成本與執行合約成本。在經濟市場中，有客觀的標準可供衡量交易的財貨與勞務的物理詩性（如大小、重量、顏色等等）；至於合約的執行方面，則有賴司法制度的力量。競爭固然是降低交易成本的利器，但經濟市場中仍免不了極高的交易成本。然而相比之下，政治市場更具有無效率的傾向。在政治市場中，候選人以政見來交換選票；由於每位投票者所佔的份量微乎其微，因此投票者想充分了解政見的動機並不強烈；同時政治市場也不像經濟市場有確保合約執行的機制；因此政治市場的競爭非常不完全。由於政治的議題複雜（再加上投票人缺乏了解政見的動機），導致意識形態的陳腔濫調充斥。換言之，由於政治市場的結構特性以及政治問題的複雜性，稀釋了市場效率的誘因。　　在整個80年代，我將精力投注於發展一套政治經濟的架構，以探索長期的制度面變化，並在1990年出版了《制度、制度變革與經濟表現》（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Change，andEconomicPerformance）一書。在這項研究中，我希望能發展出制度變遷的理論。我第一步就是將制度從組織中抽離出來。制度是競賽的規則，而組織則是參與競賽者。也就是說，組織是由具有某種目標函數的個人所組成。組織可以是廠商、產業公會、合作社（以上為經濟組織），也包括政黨、立法機構、主管單位（以上為政治組織），或是教會、運動協會、俱樂部（以上為社會組織）。組織以及其內部的開創者在追求目標達成的過程中（不管目標是廠商獲取最大利潤，或是政黨贏得選舉），可以視為是變革的代理人。由於來自製度架構的誘因，創造了讓組織本身得以生存的機會。經濟體系具有稀少及競爭的特性，因此組織是處於生存競爭的情況。競爭又促使組織設法修正制度性架構，以改善本身的競爭地位。競爭的強弱，將會決定製度變革的速率，而變革的方向，則會反映參與者的認知——他們解釋外在環境的心智模式。　　我利用這套架構來把荷蘭與英國的發展經驗與西班牙作對照分析。前兩國的政府演化，催生了構築現代經濟成長的財產權；至於西班牙則是受到政治的拖累，使經濟發展停滯不前。　　切入主觀認知的因素　　在這本書中，我開始認真思索「理性」的基本假定。顯然地，對人們為何作出既有的選擇，應該提出解釋；也應該了解為什麼共產主義或回教基本教義派這類的意識形態，能夠長期主宰人們的選擇與指引經濟的運行。然而，唯有深入挖掘認知科學的範疇，理解心靈學習與決策的方式，才能掌握意識形態的內涵。1990年以後，我的研究主要是轉到這方面的議題上。　　西蒙率先倡言，社會科學研究者亦應探索人類對真實世界的主觀認知。他也主張，假如決策者本身的知識與計算能力都嚴重不足時，那麼真實世界的狀況和決策者的認知之間必然會有差距，這是我們在了解他們決策時必須理清的。此外，對於主觀看法的形成，也必須了解其推論過程。不過西蒙所偏重的是有局限性的理性——決策者計算能力的限制；而我所關切的是意識形態，偏重行為者所能掌握的資訊以及決策作成之後，所接受到不完整的回饋。　　對人類如何發展自己解讀與說明周圍世界的心智建構，最佳方式是了解人類的學習過程。但是，學習並不只是個人一生經驗的產物，也涵蓋文化中由過去世代累積的經驗。　　按照哈耶克的說法，集體學習（collectivelearning）中內含的經驗都經過漫長時間的考驗，而具體地呈現於我們的語言、制度、技術及行事方法上。由過去經驗而累積的知識存量，將深植到我們的學習之中，形成影響我們行事作為重要根源——過去的經驗，對現在及未來會產生巨大的影響。因此，學習是逐步累加的過程，但在過程中要透過該社會的文化加以過濾，以決定主觀的價值。不過，一個社會過去經驗的累積，未必能有助於解決新的問題。學習的過程可以說是取決於：（1）一個既定的信念系統如何過濾各種經驗所產生的資訊；（2）個人與社會在不同時間所面對的不同經驗。　　這種強調認知科學／制度面的研究取向，可望協助我理解過去經濟的歷史以及當前各種經濟的分歧表現。由現代生產經濟衍生的非個人化市場，並不會自動形成低交易成本的條件。賽局理論探討的正是這項課題。在賽局中我們所以願意與別人合作，必須是賽局會反覆進行，我們對於對手過去表現也能完全掌握，而且參與的只有少數人——換言之，是能進行個人化交易的小規模社會。至於難以形成持久合作關係，則是因為賽局並不重複進行（或有一場最後賽局時），缺乏對手的資訊，而且參與人數眾多——簡言之，這也正是現代化生產經濟中非個人化交易盛行而相互依存的世界。因此要改善經濟表現，最重要的課題是營造能改變成本效益比（benefit－costratios）的制度，以鼓勵大家採行合作的方式，因為經濟表現有賴於創造有效、也就是具生產性的經濟及政治制度。由於政治市場先天上缺乏效率，而政治制度又在經濟表現上扮演關鍵的角色，因此長期以來經濟表現並不能盡如人意，也就不足為奇了。　　我們還有一段長路要走，不過我相信，如果要在社會科學上更進一步，必須了解一些不容迴避的根本問題：人們如何從事選擇．在什麼樣的條件下，理性的假設才是有用的工具；在不確定或模糊的情況下，個人如何選擇等等。　　充實的人生　　我於1972年第二度結婚，對象是依莉莎白·凱斯（ElisabethCase）；她自此一直扮演了妻子、伴侶、評論者以及編輯的角色，也可以說是我所研究各項專案計劃的合作夥伴。由於身兼評論者與編輯，她在我個人發展為經濟學家的演化過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她把我平淡的字句，轉變成漂亮的文章，更重要的是，她有正確的直覺，能點出我考慮不夠周全的部分，並促使我面對模糊與混淆之處，重新理清自己的思路。　　如果前面的內容讓各位認為我把全部生命都耗在學術研究上，那是我交待不夠清楚。　　其實我是在豐富多彩的生活之中，進行著演化為經濟學家的過程。不錯，經濟研究一直是我生命中的重心，但其他各式各樣的活動也摻雜其中，豐富了我的人生。我始終沒有忘情於攝影；也一直與一位至友同享垂釣與打獵之樂；我也有兩所農場，一所在加利福尼亞州北部，後來又在華盛頓州買了一所。我也學會駕駛飛機，在60年代，還有屬於自己的飛機。佳肴美酒也一直是我的嗜好。此外，音樂也持續在我生活中佔有非常重要的部分。　　目前內人和我在夏季時住在密西根北部，這裡是適合從事研究的環境，過去的十五年來，我大部分的工作都在此完成。整個早上是我研究的時間，下午則溜狗、打網球或游泳，到了晚上，由於住處距因持洛肯音樂營（InterlochenMusicCamp）只有16英里，我們每周會去聽兩、三個晚上的音樂。這裡真是能兼顧學術研究與休閑的絕佳地點，讓我得以充分體驗豐富的人生。　　

謝辭　　伯烈特　　這本書的完成，無疑地需要許多人的合作。首先要感謝的，當然是三一大學的校長卡爾加德，他不但提供相當充裕的經費來贊助這項活動，而且從系列演講的構思才剛形成的階段，他就鼓勵有加。校長伉儷在校園旁的公館所舉辦的晚宴，也為每一次演講揭開了完美的序幕。　　這次的版本得以付樣，像前兩次一樣，要感謝三一大學經濟學系同仁所付出的熱誠與合作。在此也要再度以誠摯的心情，來表達對我的秘書米勒（RitaMiller）小姐的謝忱，感謝她協助我把或大或小的困難一一克服，完成這件任務。　　最後，我也要向這些榮獲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致謝。他們不但接受挑戰，把自己學術上的主要成就，讓一般未受過經濟學訓練的聽眾了解，而且在架構上採用了高難度的自傳文體。他們精闢的見解，使我對大師的生平經歷與其創造力的關聯，有了更深入的感受以及更廣泛的了解。對於這些貢獻，還有他們對這項專案計劃自始至終所付出的耐心與合作，我深表謝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