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醫驗葯：傳統醫學的現代價值——兼論屠呦呦因青蒿素獲諾貝爾獎

屠呦呦在諾獎現場。來源：Nobel Media AB 2015，攝影：Alexander Mahmoud

作者按：

我國科學家屠呦呦因青蒿素獲得201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她的獲獎引發了新一輪的中西醫之爭。自西醫東漸以來，中西醫之爭已經持續了百餘年，影響較大的有「廢醫存葯」、中西醫匯通和中醫科學化觀點。受機械還原論的影響，余岩等人所提的「廢醫存葯」有著時代局限性。「存醫驗葯」更能發揮傳統醫學的現代價值，使其走向世界，為人類的健康做出更大的貢獻。「存醫」是醫學文化生態、文化遺產之保存，體現其經驗價值、文化價值、思維啟迪價值及科學價值。「驗葯」則是通過實驗與檢驗，來發掘傳統藥物的價值，為開發新葯、驗證藥效、減少毒副作用，提高傳統藥物的普適性，為人類的健康而造福。

撰文 | 陳琦（北京大學醫學人文研究院講師）、張大慶（科學春秋主編，北京大學醫學人文研究院教授）

責編 | 艾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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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授予中國藥學家屠呦呦和另外兩名科學家，以表彰他們在寄生蟲疾病治療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這是中國科學家因為在中國本土進行的科學研究而首次獲諾貝爾科學獎。諾貝爾獎委員會的頒獎詞中提到「中國科學家屠呦呦從傳統中草藥里找到了戰勝瘧疾的新療法。她通過大量實驗鎖定了青蒿這種植物，最終成功提取出了青蒿中的有效物質，之後命名為青蒿素。青蒿素可以有效降低瘧疾患者的死亡率，為人類找到了對抗瘧疾的新藥物。」[1]不過，諾獎委員會成員在對「能不能說這是你們第一次頒獎給中醫」的提問回應是：「我們不是把本屆諾獎頒給了傳統醫學，而是把獎項頒給了受傳統醫學啟發而創造出新葯的研究者」。[2]

屠呦呦的獲獎再次激發了關於中西醫問題的新一輪論爭。支持中醫的觀點認為青蒿素的發現得益於傳統中醫藥學，屬於中醫藥領域的科研成果，青蒿能治瘧來自中醫典籍的經驗。因此，此次諾獎是對中國傳統醫學的一種承認。反方則認為青蒿素並非中藥，而是從植物中提取的結構明確、成分單一的西藥。僅靠古方的提示，如果沒有現代科學的方法進行提取、分析、臨床試驗，是不可能有青蒿素的。[2]也有不少人認為這是中西醫合作的結果，中西醫各有所長，應該互相補充。其實，這些觀點並不鮮見。自西醫傳入中國以來，中國醫學界就開始了回應、反思和選擇的過程。

一、中醫存廢之爭

近代以來中醫的逐漸邊緣化是政治、經濟、文化多重力量交織作用的結果。這場危機本質上是文化危機。[3]在中西文化交匯和衝突的背景下，為了救亡圖存，知識分子多有主張「科學救國」，試圖以西學來改造中學。在尚未出現中醫存廢之爭以前，學術界就有「科玄之爭」，圍繞著陰陽、五行這兩個中國古代哲學中的核心概念，展開了存廢大討論，批判的鋒芒時常波及中醫。在醫學方面，不僅有醫家倡導醫學革命，其他領域的學者也主張發展現代醫學，許多中醫家也提出應以科學的方法研究中醫。（[4], pp. 223-232）民國時期陸續形成了幾種不同的對待中醫中藥的態度，如汪大燮等提出「廢除中醫中藥」，余岩則主張「廢醫存葯」，惲鐵樵等倡導「中西醫匯通」，丁福保等則主張對中醫進行改良，推行「中醫科學化」。

日本明治維新廢除漢醫，建立現代醫療衛生制度後成效頗著，促使留日的醫學生反思我國醫療衛生的狀況，提出了廢止中醫的主張，（[5], p. 208）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余岩（字雲岫，1897～1954）。余氏認為日本近代醫學的興盛，是廢止了漢方醫的結果，只有廢止中醫，中國的醫藥衛生事業才能發展。他認為「欲求我國醫學之不滅亡，非根本改革，不足以圖存。」 他雖然對《內經》的陰陽五行、臟腑經絡等基本理論進行了全面批判，認為《內經》無一字不錯，但認為「國葯實效，應該研究」（[6], p. 355），主張廢醫存葯。

余岩

近代中醫界大多數人都主張吸取西醫之長來補充中醫，「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早期將這一思想付諸實踐的是唐宗海（1846-1897）。唐氏著有《中醫匯通醫書五種》，認為「西洋剖視，只知層析，而不知經脈；只知形跡，而不知氣化。與中國近醫互有優劣」，並主張「參酌乎中外，以求盡善盡美之醫學」。（[5], p. 203）

民國時期惲鐵樵（1879～1935）認為吸取西醫之長，與西醫化合，是中醫改革的必由之路，「居今日而言醫學改革,苟非與西洋醫學相周旋,更無第二途徑」，「中醫而有演進之價值，必能吸取西醫之長，與之化合」。（[7], pp. 144-149）

在臨床上，張錫純（1860～1933）提出以中醫理論和治療方法為本，並參考西醫的知識和藥物，「取西醫之所長，以補中醫之縮短」。（[5], p. 205） 張氏的《醫學衷中參西錄》至今仍為中醫臨床之重要參考文獻。

在中醫存廢論爭中，除中西匯通派外，還有「改良中醫」、「中醫科學化」等主張，希望藉助近代醫學知識來改良或改造中醫，實現中醫的「科學化」。例如丁福保（1874～1952），在為《國葯新生》創刊號寫的發刊詞中說道：「中西醫藥溝通之呼聲逾四十年，吾人主張溝通中西醫應自中醫科學化始亦四十年」。「然所謂科學化者非僅徒脫空言，必求之實際。即醫說必循生理、病理學之正軌，方劑須循理化學、生物學之原則」，「至少限度，吾新中醫界在理論方面應接納傳染病學說、內分泌說、維他命說，在治療方面應採取各種特效療法。」民國時期主張「中醫科學化」的人都贊同中醫經驗寶貴，但理論不科學。應當用科學方法來整理中醫，使得它的理論系統化、科學化、藥物生理化、化學化等等。（[7], p. 149）

丁福保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中醫科學化」的主張佔據主導位置，衛生行政部門通過在全國各地建立中醫進修學校，來「提高現有中醫的政治認識及科學的技術，而使他們逐步向預防醫學和中醫科學化方面發展。」不過，「中學西」的政策並不符合最高領導人的意見。1953年，毛澤東主席指出：「中國對世界有大貢獻的，我看中醫是一項。現在西醫少，廣大人民，尤其農民，依靠中醫治病……但我們對中醫，須有全面的正確的認識，中醫也必須改造，必須批判地接受這份舊遺產。看不起中醫是不對的，把中醫說得都好、太好，也是錯誤的。」（[8], p. 595）1954年，毛澤東對西醫學習中醫、中醫進醫院、中藥的保護與發展、中醫書籍的整理等作了明確的指示，並建議要及時成立中醫研究機構，羅致好的中醫進行研究，派好的西醫學習中醫，共同參加研究工作。「中學西」轉向了「西學中」。1955年，中醫研究院建立，使中醫藥研究進入體制內。正是在這一年，屠呦呦從北京大學醫學院畢業，進入中醫研究院中藥研究所工作。

1978年之後，中西醫學並重發展的主張成為國家策略。在2003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醫藥條例》中提出：「國家保護、支持、發展中醫藥事業，實行中西醫並重的方針，鼓勵中西醫互相學習、互相補充、共同提高，推動中醫、西醫兩種醫學體系的有機結合，全面發展我國中醫藥事業。」「發展中醫藥事業應當遵循繼承與創新相結合的原則，保持和發揚中醫藥特色和優勢，積極利用現代科學技術，促進中醫藥理論和實踐的發展，推進中醫藥現代化。」（[7], p. 176）2006年，張功耀以 「告別中醫中藥」一文再次提出廢除中醫[9]，不久，方舟子發文「『廢醫驗葯』是發展中醫藥的必由之路」，主張廢棄中醫非科學的理論體系，用現代醫學方法檢驗中藥和其他中醫療法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認為只有走「廢醫驗葯」的道路，中醫中的某些合理成分才會融入現代醫學之中，中醫的貢獻才會得到認可和保存。[10]相比余岩的「廢醫存葯」主張，方舟子認為「廢醫驗葯」更為準確，不是盲目地承認中藥的合理性，而是強調檢驗的必要性。[11] 可見，經過了近百年，關於中西醫的基本的觀點依然沒有太大改變。

2003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醫藥條例》

二、從「廢醫存葯」到「存醫驗葯」

雖然幾乎相距百年，但是「廢醫存葯」和「廢醫驗葯」之「廢醫」觀點差別並不大，都認為中醫的理論體系並非科學，應當廢棄。然而，直到如今如何定義「科學」依然是一個非常困難的事情，有人主張科學是基於數理邏輯、可經實驗重複檢驗的知識體系，也有人認為凡是系統的知識體系都可以稱為科學。科學史和科學哲學家庫恩認為不同時代具有不同的科學範式，一個成熟的科學共同體在某段時間內會有認可的研究方法、問題領域和評價標準。接受新範式，常常需要重新定義相應的科學。範式一改變，科學家認識事物的觀念也隨之改變，彷彿同以前的世界不可通約了，所以不同範式指導的學派間彼此總會有誤解。（[12], pp. 94-95）有些老問題會移交給別一門科學去研究，有些則會被宣布為完全「不科學」。（[12], p. 88）「廢醫存葯」和「廢醫驗葯」都以是否「科學」為標準，認為中醫醫理不科學，但「中藥」則有研究之價值。然而，由於醫學，尤其是臨床醫學並不能完全用是否符合現代自然科學的原理來作為評判的唯一標準，中醫藥學在現代社會依然保持其生命力且並未因現代醫學的發展而衰退，必有其自身的價值。因此本文提出或許「存醫驗葯」更符合中醫的發展規律。以下從幾個方面來論證「存醫驗葯」的涵義及價值。

1.「廢醫」的時代局限性

受時代所限，當時余岩的醫學觀主要受機械論所支配，還處在生物醫學模式階段，對生命現象的複雜性認識不足。機械論醫學主張用物理和化學方法研究人體的結構、功能。如1747年法國學者拉美特利的《人是機器》認為人體是一部自己發動自己的機器，而疾病是機器的某個部分出了故障或失靈，治療則是對之修補完善，甚至把思維活動也看作是一種機械運動。同時代的義大利病理學家莫干尼的「病灶」的思想在臨床中影響至今。余岩在《余氏醫述》自序中說：「我認定人身是物質構成的，疾病是實質上發生障礙，醫學是除去身體實質上的障礙（有一部分疾病雖然還不能認識實質上的障礙，但是我認為，這是現代科學還不能夠發現它就是了，終究是要被科學所發現的）。既是實質上的事物，非用科學方法去支配它，終究不能精密詳實，徹底透明。所以，用科學的醫術，方才能夠真正認識疾病。從這真正認識點出發，方才能夠真正治療它、真正調查它、真正統計它、真正發現它。」（[6], p. 2）正是在這樣的醫學觀的指引下，余岩等人提出了「廢醫」的口號。

《余氏醫述》自序。來源：孔夫子舊書網

現代醫學的觀念是隨著對生命的認識而變化的。生物醫學模式在人類疾病的控制和醫學發展上有過重大歷史作用，這種模式仍然可以不斷取得成果，但其固有的機械論、還原論思維忽視了人體的社會性和生物現象的複雜性，也暴露了其局限性。（[7], p. 182）醫學是一門關於人的學科，人不僅具有生物屬性，還具有社會屬性。人們越來越認識到除了生物和環境因素外，各種社會、心理因素對機體的健康和疾病也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傳統的生物醫學模式已難以適應醫學的發展和人類健康觀念的轉變。1948年，世界衛生組織將「健康」定義為「一種在軀體、精神和社會上的完美狀態，而不僅僅是沒有疾病和虛弱現象。」20世紀70年代，美國醫學家恩格爾（G.L.Engel）提出了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bio-psycho-social medical model）。（[7], pp. 223-227）雖然這種醫學模式提出已經四十多年，但在臨床中的轉變並不樂觀，醫生們依然還是將注意力集中在診療技術方面，重視對「疾病」的認識與發現，而忽略對病人的關愛與照料。因此，隨著社會的發展和病人權力意識的提升，人們不再滿足於自身被視為「問題」所在，而是更加主動地尋求各種增進健康、治療疾病的方法，以多元論而不是一元論來看待醫療保健問題。由此不難理解當代社會更多的人以積極的心態轉向更人道地對待的傳統醫學。

2.「存醫」的方式

（1）作為醫學文化生態的存在

從社會生態的觀點來看，傳統醫藥是當今整個醫療保健體系中的一種存在。長期以來，中醫藥一直是我國民眾防病治病的重要手段，形成了現代醫學與傳統醫學並存發展的局面，這是我國在有限的衛生資源狀況下，較好解決大多數人醫療保健的成功經驗。

傳統醫學的存在並不局限於我國，以古代中醫學為基礎的傳統東方醫學存在於韓國、日本、泰國、越南及蒙古等國家和地區。在日本，雖然漢方醫學在明治時代就被廢止，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又趨復興。進入20世紀80年代後，漢方醫學發展迅速。在漢方醫學教育方面，文部省正式下文成立世界第一所正規的針灸大學，使漢方醫學開始納入國家教育行列。 19世紀末，西方醫學傳入朝鮮，形成了東醫學、西醫學兩大系統。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韓國改東醫為「韓醫」，朝鮮仍稱「東醫」。朝鮮是世界上正式將傳統醫學列為法定醫療體系的少數國家之一，從中央到各道的中央醫院以及市、郡的治療、預防機構，都設立了東醫科，還建立了國家東醫科學研究院及一些研究所。在全國範圍內，東醫、西醫以及藥劑師，都參加了繼承與發揚東醫學遺產的研究工作。（[7], p. 144）此外，在印度，不管是在教育體制中，還是人們的日常醫療行為中，傳統的阿輸吠陀醫學仍佔據著重要地位，瑜伽、油療法、蒸汽療法等更是風靡世界。

在西方，雖然大多數國家仍然稱傳統醫學為替代醫學（Alternative medicine），補充醫學（Complementary Medicine），選擇醫學（Selective Medicine）或非正統醫學（Unorthodox Medicine）。但是，既然需要「替代」和「補充」，說明現代醫學確實有某些方面的不足，不能充分滿足人們醫療保健的需要。作為當今世界的主流醫學，現代醫學對人類健康的貢獻是毋庸置疑的。在20世紀，現代醫學迅速發展，所取得的偉大成就超過了以往歷代醫學成就的總和。

然而，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長期被邊緣化的傳統醫學卻開始蓬勃發展起來了。

20世紀50年代以來，疾病譜和死亡譜發生了很大的改變。一些嚴重危害人類健康和生命的急慢性傳染病的發病率和死亡率明顯下降。同時，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口老齡化進程的加快，環境及不良生活方式的影響，心血管病、腦血管病、惡性腫瘤等慢性非傳染性疾病的發病率和死亡率明顯上升。慢性非傳染性疾病由於發病原因及防治過程較為複雜，很難得到快速控制和根本治療。疾病譜與死亡譜的改變，使僅從生物學方面來解釋健康與疾病，並據此防治疾病顯得力不從心，必須把人作為包括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在內的生態系統的組成部分，傳統醫學在這方面恰恰可以彌補現代醫學的不足。

需要指出的是，這種形式的「存醫」並不是指原封不動地保存，作為應用中的活態醫學，要根據臨床實際，從思維方式到研究方法上都需要有所創新，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同時，對於其中具有文化特色的內容[10]，可以通過文化遺產的方式進行「本真性」保護。

（2）作為文化遺產的存在

中醫不僅是中國傳統文化保存完好的一個重要分支，也是中國古代科學的樣板、活化石，保存著中國古代科學文化的主要要素。西學東漸以來，在西方科學主義和民族虛無主義的衝擊下, 中醫學的發展呈現明顯的危機。[13]數千年來國人一直作為醫療保健的中醫，陷入萎縮乃至消亡的危險之境，申請世界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成為一種表達中醫、展示中醫、拯救中醫、復興中醫的途徑和方法。[3]

新中國建立時，就將中醫視為寶貴的遺產。如在1953年第三屆全國衛生行政會議上，關於中醫的決議就指出「團結中醫，充分發揮中醫力量，正確地對待中國舊有的醫學遺產，是衛生工作中一項重要政策」。[14] 21世紀初，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中，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表現形式包括「口頭傳說和表述（包括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媒介的語言）、表演藝術；社會風俗、禮儀、節慶；有關自然界和寧宙的知識和實踐；傳統的手工藝技能。」而中醫藥的表現形式基本上涵蓋了以上內容。

中醫藥的文化淵源可以追溯到秦漢以前。當時的知識分為六大類：六藝、諸子、詩賦、兵書、數術、方技，醫藥屬於方技範疇。方技又分為五類：醫經、經方、神仙、房中、祝由。其中醫經和經方即醫術，也就是醫藥學；神仙包括服食、行氣、導引等，相當於今天的氣功養生術；房中是男女交接之術，與今天的性醫學有關；祝由是用詛咒、符水等巫術為人治病。這些「術」，或屬於中醫藥的，或與中醫藥有交叉的地方。[15]春秋戰國至秦漢時期，中醫基本形成了獨特的理論體系和臨床辨治用藥體系。隨著歷史的演進與後世醫家的充實發揮，中醫藥體系日臻完善。中醫藥的文化遺產豐富，##就形態而言，既有物質文化遺產，如古籍文獻、文物、古建築遺址、遺迹等；又有非物質文化遺產，如中醫對生命疾病的認知觀念、中醫診法、中藥知識及炮製工藝、中醫組方理論和製劑方法、中醫療法、中醫養生方法、醫藥衛生民俗等內容。除了老字號外，散落在民間的區域文化遺產更是為數眾多。[15]

2006年，傳統醫藥進入國家第一批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國家名錄，包括中醫生命與疾病認知方法、中醫診法、中藥炮製技術、中醫傳統製劑方法、針灸、中醫正骨療法、同仁堂中醫藥文化、胡慶余堂中藥文化、藏醫藥9個項目。[16]2010年，「中醫針灸」項目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有學者認為，「非遺保護」只是彌補西方文化擴張惡果的一個補救措施，是針對發展中國家的「施捨」行為，具有「後殖民主義」特徵。[17]然而從現實來看，這仍不啻為中醫面對危機的一種保存方式，是重獲生機的機會，具有積極作用。

3. 「存醫」的價值

在現代，傳統醫學仍具有經驗價值，文化價值，思維啟迪價值及科學價值等。

（1）經驗價值

中國傳統醫學是中醫理論、醫治體系和中藥材三個部分的統稱，包含了中國人幾千年來在生產生活的實踐中對疾病認知的理論知識和診療經驗，還吸取了來自印度和阿拉伯國家等地區的經驗，是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產物。這些經驗有的已經得到現代醫學的驗證，比如葛洪在《肘後備急方》提出「以毒攻毒」的治療原則，用狂犬腦貼傷口治療狂犬病，用青蒿汁治療瘧疾等，而後者啟發了青蒿素的提取方法。孫思邈的《千金方》中記述用豬肝治療夜盲症，用谷白皮（米糠水）治腳氣病，用海藻治癭瘤，等。雖然還有很多傳統醫學的內容至今仍然得不到科學的解釋，但可以解決疾病治療中的大量實際問題，無論在臨床、診療，還是在用藥方面，都對現代醫學有借鑒意義。

重刊《千金方》。元刻本，國家圖書館

（2）文化價值

中醫學根植於傳統文化的土壤之中，其哲學體系、思維模式、價值觀念以及發展歷程與中國傳統文化一脈相承，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幾千年來，中醫學與傳統文化始終保持著同步演進的關係，古代文化的高峰都伴隨著中醫學的發展，如春秋戰國秦漢時期的氣—元論與中醫的以表知里、類比推理、類比說理相呼應；宋元時期的理學思想與中醫的「辨證論治」思想相關等。[18] 中醫學融合了儒、道、佛文化，涵蓋了傳統文化中哲學、易學、天文學、氣象學、地理學、生物學等諸科知識，並通過陰陽五行學說加以建構形成了自己的醫學理論體系。[19]儘管其中存在著非科學成分，但是仍有很高的文化價值。

此外，傳統中醫「天人合一」的整體觀，「不為良相，則為良醫」「懸壺濟世」的社會責任感，「大醫精誠」的職業精神，「人命至重，有貴幹金」的生命觀等，所蘊涵的價值觀念及人文精神，在當代依然具有獨特的價值。

（3）思維啟迪價值

庫恩認為，在科學的歷程上，科學共同體會盡其所能，使自己能精確而細緻地處理的資料持續增長，其結果往往是專業關注範圍變狹窄，專門化程度增加。雖然在深度上發展了，但是廣度並不一定有所拓展，即使拓展了，也主要是依賴於專業數量的激增。（[12], p. 142）在科學範式轉變的過程中，一些重要的東西可能就犧牲掉了。（[12], p. 150）醫學的發展也存在這樣的現象，這些不幸被丟掉的東西可能正好是先哲們對醫學本質的把握，對當代醫生仍有思維啟迪價值的智慧。

無論是在東方，還是西方，傳統醫學都是一種整體醫學，強調心與身，人體與自然的相互聯繫。重視保持健康，強調自愈力，認為健康取決於生活方式、心理和情緒狀態、環境、飲食、鍛煉以及意志力等因素的影響。關注的是病人而不是疾病，強調病人和醫生之間的主動合作，要求醫生重視每個病人的特殊性和獨特性。工業革命以後，西方醫學逐漸背離了自己的傳統，認為醫學的真理不在過去，而在現在和未來，醫學進步不是取決於理解古代先賢的看法，而是取決於觀察、實驗、新事實的收集，以及對病人生前和死後的嚴密檢查。其後果是，疾病越來越變得比病人重要了。這種傾向於唯物論和還原論的思維方式，創造了強有力的醫療手段並取得了醫學的勝利，但同時批評聲音也日漸增強，被認為過於技術化、非人格化、科學化、官僚化取向。在西方，已有越來越多的聲音要求現代醫學回到西方醫學傳統的起源，並從東方醫學傳統中尋求醫學的智慧。[12]

（4）科學價值

傳統醫學中的經驗知識裡面有普適性的知識，也有個體性的知識。中醫往往不是因為療效不好而是認為「不科學」，被排斥在主流醫學之外。然而，科學也是隨著時代的進步而不斷發展的，那些還不能被現代科學證實的原理，也有可能在將來被發展了的科學所證實，或者給現代醫學帶來新的啟示。

此外，預防疾病的思想在中醫學中佔有顯著位置，「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強調高明的醫生須在疾病萌芽前，就積極預防和治療。《素問》提出「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形與神俱」，「恬淡虛無，真氣存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7], p. 183）在疾病譜轉變的今天，這些預防、養生的觀念適合慢性疾病的預防控制，也有一定的科學價值。

在傳統醫學的科學價值中，尤為突出的是其藥物方面。以下重點闡釋。

4.關於「驗葯」

世界各國都有使用草藥的悠久歷史，這些經驗為現代藥物的提取製備起到了啟發作用。19世紀，一些藥物的主要成分陸續被提取出來，比如從鴉片中提取出了嗎啡，從金雞納皮中提取出了奎寧，從咖啡中提取出了咖啡因。有效成分的提取為闡明藥理作用提供了前提，也成為現代藥物區別於傳統藥物的一個重要特徵。

中醫的療效是長期以來治療疾病時所得經驗的累積，雖然有些缺乏科學根據，但有大量的臨床經驗為基礎，比如大黃通便、車前子利尿、貝母化痰、麻黃止喘等等。所以余岩一直提倡要利用好古人的藥方經驗，「吾知必有真理可以發揮，以貢獻於世界者」（[6], p. 402），「科學新醫騖於新葯，不知瀏覽祖國之本草方書，亦不知處方使用。古人有價值之經驗，無後人為之闡揚發明，遂使湮沒不彰，可勝嘆哉！」（[6], p. 282）余岩認為研究中藥有兩個方向：一個是先做生葯鑒定，然後做化學分析，提出主成分，再進行藥理實驗。另一個是利用中醫用藥的經驗直接用於臨床，用臨床實驗的方法去證實它的藥效。他認為選擇中藥要利用中醫的經驗，除了諮詢當代名醫的經驗之外，第一步要把有價值的古方彙集起來，尋找線索。證實藥效後再研究它的化學成分、藥理和臨床效用，以至於人工合成。雖然他認為中醫的用藥經驗並不完全可靠，但他認為這樣做所花的代價，要比從化學分析著手小得多。例如，日本早就提取出了麻黃鹼，但他們沒有看過中醫本草，不知道麻黃有止喘作用，也錯過了藥理實驗，後來讓我國的藥理學家陳克恢發現了。除了驗證中醫以往的經驗外，在有條件的同時，也要研究其新作用。（[6], p. 267）他在「致全國各省教育會書」一文中指出了對研究中醫藥的看法和研究策略：

「如欲發揚舊醫國粹，非痛革浮誇之空論，實事求是，從藥物之效能上著手不可。欲研究藥物之效能，非參考數千年之經驗，則勞而少功，泛而無垠；非用最新最密之科學方法，則浮而不實，疑而不確……故為保存舊醫國粹計，為研究國產藥物計，一宜擲大資本，設立研究所。二宜物色研究之專門人材，贍其生活，使犧牲於研究。三宜邀請舊醫之老於行醫，富於經驗者，以備顧問。四宜廣求江湖術士所懷之秘方，人類本能所發現之事實，以充資材。誠如是，則方針正確，手續完善，須以年月，必有成效可觀；其發表之業績，必能邀世界之歡迎，而學術上之國際位置，亦騰騰上矣！」（[6], p. 222）

余岩的這些設想直到新中國成立以後，才得到逐步實現。1958年，毛澤東主席提出「中國醫藥學是一個偉大的寶庫，應當努力發掘，加以提高。」中醫藥學研究成為國家衛生髮展的一個重要領域。（[7], p. 176）從我國青蒿素研發的歷程來看，恰恰映證了余岩的預想：設立中醫研究院，吸引人才，廣求方劑，用現代方法研究，走向世界，維護人類健康。

今天，我國的國際地位和科技水平與余岩那個時代，青蒿素研發的時代相比，不可同日而語。有更好的條件可以對中醫藥進行整理、挖掘、檢驗、發展，並使其更加普適化、標準化、產業化，降低成本，提高療效，使更多的人受益。

在此過程中，有幾個問題值得注意。首先是藥物的毒性作用。雖然常有廣告宣稱自己的產品是「天然藥物，沒有毒副作用」，但是古人早就認識到「是葯三分毒」，如《神農本草經》中就將藥物按毒性大小分為上、中、下三品。長期服用中草藥導致肝腎損害的事件並不少見，比如曾轟動一時的關木通的腎毒性事件。（[11], p. 63）所以需要加強對中藥的系統研究，特別是毒理性研究；加強對中藥從種植到提取全過程的操作規範制定及監督，加強相關的葯證管理及法規建設，包括強化使用過程中的監管和追蹤。（[20], p. 101）其次是利害權衡中醫在用藥上有「以毒攻毒」的說法，兩害相權取其輕。如果能把病治好，相對生命來講，雖然有一點毒副作用也可以接受。但不能以此為託辭，不作進一步的藥理、毒理作用研究。第三是簡便性。

現代社會一個技術的推廣與其簡便與否非常相關。有些療法的淘汰並非因為無效，而是因為操作過於複雜。早在民國時，余岩就發現「不少國人找西醫看病並非不信中醫，而是因為中藥要煎，頗覺麻煩，不如西藥簡便」（[6], p. 352）。在全球化背景下，若想在異質文化中推廣中醫藥，使用是否便捷非常重要。

三、結語

中醫藥是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是我國衛生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有著豐富的實踐經驗和獨特的理論體系，長期以來為解除廣大群眾的病痛做出了重要貢獻。屠呦呦因青蒿素研究獲得諾貝爾獎不僅是中國本土科學家的研究成果贏得了國際科學界的讚譽，而且是中國科學界對人類健康福祉的貢獻。隨著中國社會經濟水平的發展、科技水平的提高、國際影響力的日益提升，我們應更好地繼承和發展中醫藥學，使其走向世界，對人類的健康做出更重要的貢獻。總之，傳統醫學並不會隨著現代醫學的發展而消亡，甚至現代醫學越發展，傳統醫學越興盛。

原文發表於《自然辯證法通訊》第 38 卷 第1期（總221期），《科學春秋》獲作者授權刊發，圖片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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