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門口的陌生人

約1840年，油畫，從河南島(今海珠區)遠眺廣州城，畫師不詳。

廣州城被城牆圍著，以把外國商館與周圍地區隔開。

　　清道光二十五年臘月十八日，也就是西曆1846年1月15日，廣州知府劉潯乘坐一頂藍呢大轎，在鳴鑼開道、「肅靜迴避」中前往府衙。抵近那座蹲據石獅子的建築時，衙役、轎夫們發現，一個「粗野的苦力」正大模大樣地坐在路中間，擋住他們的去路;臨近街市還聚集著幾千圍觀市民。　　這個近乎挑釁的舉動，讓劉潯又驚又怒。在他的喝令下，衙役們一擁而上，「揪住苦力的頭髮加以毆打」(魏斐德，《大門口的陌生人》)。但，出乎他的意料，幾千市民紛紛鼓噪起來;他們斥罵劉潯，「官方清道以迎洋鬼，其以吾民為魚肉也」(《廣州府志》)……　　劉潯驚恐不已。他意識到，他與英國人秘密接觸、商議入城事宜的消息，已經泄露出去了。正值入城紛爭持續幾年、千萬廣州市民群情激昂之際，此舉不啻於冒天下之大不韙。他趕忙命令衙役們帶上那名苦力，儘快回到衙門。　　然而，幾千民眾不肯放過他。轎子又一次上路後，他們不依不饒地一路跟隨。片刻之後，在府衙門口，「退卻演進為一場騷亂」。魏斐德後來寫道：「民眾把衛兵推到一邊，跟著他湧進衙門。一些人甚至闖進他的住所，燒掉了他的官服。他們大喊大叫，『彼將事夷，不復為大清官矣』……」　　在大群亂民氣勢洶洶的追趕中，劉潯從後花園側門逃了出去，躲進廣東巡撫黃恩彤的府邸。入夜時分，兩廣總督耆英也趕忙貼出榜文，宣稱劉潯已被罷職。然而，這一切無法安撫憤怒的廣州市民。深夜，他們依舊遊盪在城市的各個角落;他們並且宣稱，只要天一亮，他們將洗劫城外的十三行，並襲擊那片大約21英畝、幾乎與世隔絕的舊商館裡的三百個洋人。　　　　碼頭與「Cities and Towns」　　　　1843年6月4日，當愛新覺羅?耆英抵達廣州、以欽差大臣的身份辦理廣州開埠通商事宜時，他意氣風發、躊躇滿志。　　耆英接觸「夷務」始於1842年春天。這一年，戰火從廣東蔓延到浙江，短短兩三個月時間，定海淪陷、鎮海喪地、寧波失守、慈溪易幟……在六百里加急的馬蹄聲中，耆英由盛京將軍轉任杭州將軍，主持議和談判。乍浦、吳淞、寶山、上海相繼陷落後，他與浙江巡撫劉韻珂「相對而泣」;在寫給皇帝的奏章里，他表達著自己的痛苦與兩難，「戰無長策，惟有羈縻」，「而羈縻又無從措手」(《籌辦夷務始末》)……　　但他很快從「戰亦難」、「和亦難」的悲觀中擺脫出來。8月24日，在南京儀鳳門外靜海寺，他見到了英國全權公使璞鼎查。儘管翻譯馬禮遜不斷恫嚇，但他發覺璞鼎查並非蠻橫無理之輩。五天以後，8月29日，當他踏上下關碼頭附近的康華麗號戰艦、代表中國政府簽署《中英南京條約》時，他做了一個小小的手腳。　　這份共計十三條、後來被視為中國近代史開端的文件，第二款這樣規定：「自今以後，大皇帝恩准英國人民……寄居沿海之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五處港口，貿易通商無礙」。耆英後來強調說，按照中文慣例，所謂港口指的是城外的碼頭;而在璞鼎查等人看來，它泛指港口所在的城市，即條約英譯本的「Cities and Towns」。這種語意分歧，為耆英贏得了折衝樽俎的空間。　　當年九月，耆英被任命為兩江總督，兼辦閩浙兩省開埠通商事宜。在他的主持下，馬拉松式的《五口通商善後條款》談判進行著。璞鼎查堅持入城，並「自擇基地、建造夷館」;耆英則不斷訴苦，他說，該條約已得到皇帝的御覽，出爾反爾的話，談判很可能破裂;他半是勸告、半是恫嚇地提醒，洋人大舉入城的話，華洋衝突勢在難免，中國民眾也必將「群起而攻之」……　　在耆英的軟硬兼施中，璞鼎查讓步了。不久，雙方達成初步協議，租借何地，「英國管事官每年應通報中華地方官，轉報立案」;也就是說，大舉進城、「自擇基地」的蠻橫，被雙方會商、公平租借的措施折衝了。　　耆英趁熱打鐵。很快地，被紫禁城視為又一個勝利的妥協出現了：中方提出設立專門的租界區，限定界址、「不許逾越」;在一份秘密奏摺中，耆英談到，這是以往廣州商館區的翻版，這麼一來，不僅可避免華洋雜居，祖宗的舊例成法也可延續。而在璞鼎查看來，經營一個「國中之國」，也比散居在各處城鄉更加安全、更為方便。於是，在雙方的皆大歡喜中，又一個協議達成了……　　兩個回合下來，耆英被視為「夷務幹才」、一代能吏。滿朝沸沸揚揚的讚歎之外，對臣子一向殊少褒勉的道光皇帝，也認為耆英長袖善舞、「事無不妥」。正因此，1843年初夏，在廣州入城紛爭久拖不決、華洋衝突愈演愈烈之際，耆英才被派赴廣州，接手開埠通商事宜。抵達廣州不久，他很快貼出一紙榜文，宣稱洋人將不日入城、開闢租界;他並且警告說，倘有妄言抵制、聚眾鬧事者，他將毫不留情，一概「明正刑典」。　　這一紙榜文，捅了一個大馬蜂窩。

1842年，南京江面英艦「康沃利斯」號上，中英兩國簽署《南京條約》的情形。(英國畫家繪)

　　　　社學與「公所」　　　　這個馬蜂窩就是遍及廣州城鄉的社學、團練與「公所」組織。　　在鴉片戰爭期間，在舉人何玉成、梁廷棟，秀才李芳等人的號召下，番禺、南海兩縣的鄉民就以「社學」名義，組織了十餘個團練局。比如石井村「昇平社學」擁有鄉勇三萬六千餘人，白雲山「東平公社」有鄉勇九千餘人。十幾個社學控制了廣袤的廣州郊縣。　　1842年9月，幾乎是《南京條約》剛剛簽訂、洋人行將入城的消息初初傳來，社學領袖們就開始了無休止的抗議。幾個月之內，「告示一張接著一張，流言一起接著一起」。無奈之下，12月2日，兩廣總督祁貢只好委託幾名舉人召集滿城士紳，「澄清原委、訴諸公論」;但，不等召集人把話說完，幾百名與會者紛紛斥之為「狡言妄辯」、「一派胡說」，集會不了了之了。　　緊接著，12月5日，幾名英國婦女造訪了只有男人居住的舊商館區，這似乎證實了洋人行將入城的傳聞;隨即，12月7日，一樁人命官司更引發了一場全城性的大騷亂。　　這一天，在商館區附近，一名東印度籍水手因口角持刀捅死了一個中國水果攤販。消息傳出，廣州輿情嘩然，幾萬人湧向了商館區。亂鬨哄的圍攻後，一把大火把渣甸洋行的義和館、荷蘭人聚集的集義館以及新英國館即保和館燒為灰燼。隨即，破壞的快感與順手牽羊的狂歡，也迅速地蔓延開來;次日中午，幾百名中國士兵趕來時，依然有許多人在冒煙的廢墟中翻檢物品……　　處決十名禍首、賠銀26萬餘元，是廣東當局給英國人的交代;與此同時，官員們沒有追究東印度水手的人命官司。不難想像，在這片千年不變、視殺人償命為天經地義的土地上，此舉將引發怎樣的憤慨。一夜之間，幾個衙門聲名狼藉。一夜之間，社學領袖成為廣州真正的主心骨了。他們不斷串聯、集會、張貼告示，排外情緒如火如荼。　　1843年初夏，一道解散社學、「無廢常業」的詔書，到達廣東各級衙門的案頭;幾天後，耆英也貼出了準備讓洋人入城的榜文。但已經來不及了。社學迅速轉入了秘密狀態，影響不僅沒有削弱，相反更同仇敵愾、更有號召力。在耆英貼出入城告示後，迎來的是幾十萬人排山倒海般的抗議。　　　　大門口的陌生人　　　　「幾十次請願，幾百場集會，上千張告示，一下子冒出來了……」魏斐德後來寫道，「在這樣的聲討中，耆英嚇壞了。他只好告訴英國公使璞鼎查，現在不行了，百姓情緒過於激烈，只能等公眾的感情有所改變再說……」　　那麼，如此強烈的排外情緒，是怎麼產生的呢?廣東紳民為什麼視外國人為「番鬼」、「不以齒於人類」，而堅決抵制與他們同城而居呢?　　一切都只能追溯到長達二百年的隔離政策。遠在明崇禎十年也就是西元1637年，對洋人的種種人身限制就出現了：各國商人只能居住在城外的「夷館」;不得離開夷館散游;不得在岸上過冬;不得攜帶婦女上岸;不準乘坐轎子出行……凡此種種，使那片21英畝大小的商館區，不僅長久地與世隔絕，而且顯得陰森詭異，彷彿鬼影憧憧。　　歐洲人是「獸面羊眼」，他們僱傭的印度水手是「番鬼」，至於黑人隨從更是低賤的「黑鬼」。他們死皮賴臉地要與中國通商，不僅「生性嗜利」，而且也因為他們長期茹毛飲血。沒有中國出口的茶葉、大黃，他們就要活活脹死、病死，以至於絕種滅族。　　他們沒有文字、不講禮儀。他們番話就是「鬼語」。更重要的是，他們不僅「嗜利」，他們而且「好淫」!他們的婦女袒胸露背、人盡可夫，他們還一心一意要勾引中國的女人們!他們的傳教士會使用一種魔法，即使再規矩的良家婦女，也會在不知不覺中廉恥盡喪、失去貞操。倘若准允他們入城，平靜的、文明開化的廣州，將很快淪為雜種遍地、幾非人間的蠻夷之城……　　他們甚至認為，洋人連生理結構都和中國人不一樣!　　又何止是愚夫愚婦們的偏見?以林則徐為例，這個晚清名臣、後來被大書特書的民族英雄，在初抵廣州的日子，不也相信只要禁絕茶葉、大黃的出口，洋人們就會乖乖地俯首聽命么?他不是也曾認為，英國士兵「腰直腿硬」，只要用鉤鐮槍鉤倒他們，他們就「仆地不起」么?他的誤解與狹隘，難道不能折射廣州紳民的普遍觀感?……　　在比鄰而居二百年之後，這些漂洋過海的歐洲人，成了「大門口的陌生人」。在這樣的輕蔑、敵意與恐懼中，百萬市民群起抵制入城，又有什麼好奇怪的呢?鴉片戰爭期間，廣東官員試圖以穢物破除洋人的「妖法」，又有什麼不能理解的呢?這是中國近代史最弔詭的一幕：那些從未接觸過洋人的通商口岸，居民們儘管態度冷漠、心懷厭惡，但大體還保持了剋制態度;恰恰是在與洋人最長期交往、本應最熟悉他們的廣州，入城紛爭延綿不絕，如同洪水猛獸。它折射了中西交往史、乃至一個古老帝國在夕陽晚照中混沌的一角表情……

坐抬桿出行的洋人。19世紀80年代，抬桿在香港和澳門是一種流行的交通工具。

　　　　從璞鼎查到德庇時　　　　1844年3月19日，兩廣總督祁貢因病去職，耆英接掌廣東。一個多月後，務實、相對溫和的璞鼎查也離開中國，漢學權威、著名的鷹派人士約翰-德庇時繼任駐華公使和香港總督。　　如果說，從溫和、一盤散沙的兩江，調任社會風氣剽悍、民間組織森嚴的兩廣，是耆英悲慘人生的伏筆的話，那麼，璞鼎查的離任、德庇時的出場，則揭開了他的悲劇序幕。德庇時被認為「比中國人還了解中國」。　　五口通商後，上海替代了廣州的外貿地位，寧波、福州和廈門也分走了一杯羹。原先的那些合作夥伴，十三行的行商們抱怨不已，他們甚至有意限制生意，為的是恢復從前的壟斷制度。1843年9月，在七艘駛離廣州的商船中，有五艘是空載而歸。　　德庇時認為，對一個四億人口的大市場來說，即使舉國商人蝗蟲一般飛來，它也足夠容納。廣州與上海並非非此即彼，內地轉運稅的征斂、中國官府的搗鬼，以及璞鼎查的太好說話、遲遲沒有解決入城問題，才是這一切的根源。倘若准許入城，商人們就不必通過中間商來銷售貨物，他們的洋行、商鋪將遍及各個街道，中國官府也就無從搗鬼。只有入城，讓英國人和中國民眾直接打交道，誤解才能消弭，敵意才能化融，而大不列顛的實力與尊嚴，也才能根植進中國人的內心。為此，1845年3月22日，德庇時語氣強硬地知會耆英，「中國政府搪塞的時間已經太長了，《南京條約》必須執行，入城問題必須解決」。　　這一年夏天，在城外舊商館區，廣州知府劉潯及南海、番禺兩縣縣令代表耆英，駐廣州領事詹姆士-馬額峨代表德庇時，雙方開始了馬拉松式的、長達六個月的秘密談判。　　談判遙遙無期，德庇時對耆英的口吻日漸生硬。在德庇時的敦促下，這一年深秋，詹姆士-馬額峨威脅說，倘若不能和平入城，英國人將用其它方式走進廣州。這個戰爭恫嚇嚇壞了耆英，他答應貼出布告。但他僅僅在幾近無人的偏狹弄巷，貼出了十張這樣的布告，並且語詞異常含糊、幾近泛泛。　　德庇時再也忍耐不住了。當年年底，他兇狠地反手一擊：倘若入城問題再拖延下去，英國將拒絕交還舟山。　　這個殺手鐧將耆英逼進了死胡同。為什麼皇帝會同意簽訂《南京條約》?為什麼他與穆彰阿的「撫夷」主張，能夠壓倒激昂慷慨的主戰派?耆英明白，1846年1月22日付清戰爭賠款後、英國將交還佔領下的舟山，是最大的籌碼之一。倘若英國人不肯履約，他將聲名掃地，滿朝文武將群起而攻，他的「欺君之罪」、他的被流放被處決都是可以預見的。　　耆英顧不得廣州市民了。1846年1月13日，又一紙入城布告貼遍了廣州的大街小巷。在這份布告中，耆英的語氣勉強、蒼白而近乎祈求，他說，「近者悅、遠者來」是孔子宣揚過的大國風範;他說，廣州紳民仰千年教化，當知與鄰為睦的道理;他還說，他相信他治下的廣州市民，必將視洋人為友為鄰……　　廣州市民才不吃這一套呢!如果說，耆英的皇族身份、與紫禁城的特殊聯繫，還讓他們多少有些忌憚，那麼，對秘密談判的主角之一劉潯，他們就沒那麼客氣了。1月15日，他們衝進府衙、火燒劉潯官服;他們並且宣稱，只要天一亮，他們將火燒商館區，殺盡在廣州的幾百名英國人。　　如果說，劉潯的際遇已經給了耆英一記耳光，那麼，襲擊商館區的極端之語，則將他逼到了絕路上。倘若真發生這樣的事件，無論戰爭會不會爆發，舟山是沒指望了，他也必將死無葬身之地。在雞飛狗跳般的慌亂之後，這一天凌晨，他率領花翎頂戴、衣冠楚楚的大群官員，出現在千萬市民面前。這一天，他們的低聲下氣，他們的推脫，後來久久地成為廣州紳民街頭巷尾的笑柄。　　幸運的是，瀕臨絕望之際，英國人難得地開恩了。　　廣州消息傳到倫敦後，唐寧街認為，中國朝廷存在著「撫」、「戰」兩派。在對外政策懸而未決之際，倘若「溫和的」、代表著「友好政策」的耆英下台，那麼，受傷的將是在遠東的米字旗。為此，3月11日，倫敦連同巴黎、華盛頓共同宣布，「……同意此事暫時推遲。但英國女王陛下的要求並未取消……」　　這個聲明讓耆英多少鬆了一口氣。但，還來不及從戰戰兢兢中擺脫出來，當年7月8日，預示著入城紛爭的新轉折、並伏筆了他的慘死的「康普頓事件」發生了。　　　　「我是羅馬公民」　　　　康普頓是一名普通的英國商人。這一天，他看到一名英國人與一個中國攤販發生爭執，於是二話不說，衝過去掀翻攤子，隨後將那名中國攤販拖進商館，用鞭子狠狠地抽打了一頓。　　消息傳開，成千上萬的廣州市民蜂擁而來。他們謾罵、投擲石子，並試圖衝進商館區解救攤販。一小群英國人向密集的人群開槍。三名中國人被打死，十幾人受傷……　　得知中國人大批死傷後，耆英彷彿逮著了機會，以宣洩他長久的、從來沒有發作過的對殖民者的憤恨。他難得地扮演了一次據理力爭的角色。他希望能給廣州市民一個交代，並多少挽回自己越來越不堪入耳的名聲。但他有沒有意識此舉意味著他以小花招贏來的「會商」制度的破產。有軍艦和槍炮作後盾的殖民者將會惱羞成怒，他們將一改「文明」、「重信然諾」的表象，而訴諸顛倒黑白、反咬一口的手筆。　　盎格魯-撒克遜總是有理。這就是耆英悲劇的另一角真相：他只能扮演賠償、道歉、「予以保證」的角色;倘若中國人情理皆佔上風，那麼，殖民者的心態就會發生微妙的、然而足以置他於死地的變化。後來，蕭伯納曾經描述過這種盎格魯做派：「給自己一個借口，讓自己堅定不移地相信它，先自欺而後欺人……這麼一來，殖民變成了送去文明，侵略變成了傳播福音，殺人變成了自衛，搶劫變成了開發。一切罪行都變成了功德……」　　在康普頓事件中，首先發揮這種盎格魯做派的，是第一個出場的德庇時。　　德庇時表示，他將懲罰康普頓，因為他招惹了這麼大的麻煩;他將讓康普頓繳納二百銀圓的罰金，以賠償三名死者。德庇時還說，英國人不應為三名死者負責;在遭受圍攻的情況下，商人們開槍純屬自衛;何況，「要逐個搞清射死三個中國人的兇手是不可能的」。誰應為三名死者負責呢?德庇時說，是中國政府，是那個街區的衙役!他們任憑成百上千的暴徒圍攻商館，既沒有疏導，也不肯驅散，這才迫使一向克制、守法的英國商人開槍。倘若他們盡職盡責，那麼，慘劇就不會發生……　　最後，德庇時表示，康普頓將那名中國攤販帶進商館，不是要拘禁他、綁架他，而是為了轉交給中國官府。既然誤會已經發生，他也不願再追究中國「暴徒們」的責任了……後來，在《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一書，美國學者馬士評價說，「這一切都夠公正、夠寬大的了」!　　的確夠公正、夠寬大。問題在於，其他英國人都沒有這麼公正、這麼寬大。在德庇時之後，緊接著出場的是商館區的三百名商人，遠在萬里之外的曼徹斯特商人集團。　　康普頓被處以罰金的消息傳出後，幾百名英國商人氣勢洶洶。他們說，僅僅懲罰衙役們是不夠的，耆英必須將暴民首領繩之以法，並保證「不再發生類似事件」;而曼徹斯特商人集團更加徹底：商業巨子查甸要求在珠江口長期停泊一艘軍艦，更多的人則認為，所有的衝突、侮辱和「悲劇」都因為入城問題，他們為此呼籲發動一場入城戰爭，以徹底制服「廣州的暴民」……　　9月7日，「復仇神」號戰艦果真開進珠江口;隨即，大批槍械送進商館區，幾十名年輕商人被挑選出來，組成了自衛團。廣州英國商會的首腦們宣稱，倘若再發生圍攻商館的暴行，他們將替代耆英執法，殺光所有的暴徒……　　又一個出場的，則是英國外交大臣巴麥尊。　　1847年3月27日，在佛山鎮附近，六名外出遊玩的英國人遭遇了石子的襲擊。這麼一樁微不足道的事件，讓巴麥尊勃然大怒。這個鴉片戰爭的導演和主角、對商人們言聽計從的文明紳士，以一種「我是羅馬公民」的姿態，悍然下令發動入城戰爭：4月1日，在達格拉將軍的指揮下，英軍奇襲虎門，827門大炮被釘塞之外，一支遠征部隊還在商館區登陸，隨時準備攻佔廣州……　　過去的幾個月，耆英儘力息事寧人、並避而不談入城問題的，在這兵臨城下、火燒眉毛之際，耆英再也無可搪塞了。他答覆，兩年以後，1849年4月6日，廣州將向外國人全面開放。他知道這是飲鴆止渴;但他只能寄一線希望給今後兩年：或許，奇蹟會發生，廣州人的態度會改變;或許，局勢會變化，英國人將不再要求入城;又或許，那時他已經卸任，已經離開這個讓他心力交瘁的城，這個前世不修、今生不幸、近乎報應的職位……　　僅僅幾個月以後，黃竹岐血案發生了。

廣州街頭圍觀洋人的景象，有的人為此不惜爬上屋頂(佚名畫)。

　　　　「撫局」怎麼辦?　　　　早在1846年9月15日，也就是耆英拿到二百銀圓、放棄追兇後的兩三天，一份告示就悄悄出現在了廣州街頭。這份告示稱，耆英吃裡爬外、「事鬼如神」;既然他不願意為民伸冤，那麼，社學成員、「賢良君子」們願意替天行道、以命償命。死掉的三位鄉親，將用六個洋夷的小命來補償……　　這份告示曾使耆英風聲鶴唳。但隨著時間的流逝，他漸漸認為，此舉不過是一時激憤。但一年多以後，1847年12月6日，在南海縣的黃竹岐村，六名英國青年失蹤了。　　大批官兵開進這個昇平社學控制下的村莊。三天後，兩具屍體被發現，據說其餘四具屍體被藏起來了。面對蠢蠢欲動的軍艦，耆英不能再手軟：四名疑犯被立即斬首，另有十五人被逮捕。耆英向英國人保證說，所有疑犯都跑不掉，所有社學將徹底禁絕……　　英國人被說服了。與此同時，耆英以苦口婆心、可憐巴巴的口吻，在告示里這樣勸說廣州鄉民：「如鄰裡間互不相擾，有德行、有教養者就能安居。輕啟爭鬥，何能各保家宅安寧?……務須父誡其子、兄教其弟，洋人如無妨礙村民之事，切勿加以理會……」　　在滿城游騎的行走中，耆英沒有發現民變的跡象。又一個危機似乎克服了。但，一個多月後，他驚恐地發現，他苦心經營的「夷務幹才」的名聲，已經徹底破產了。　　幾乎是《南京條約》剛剛簽訂，耆英就向道光皇帝呈遞了一份《詳陳議和情形折》。在這份後來被屢屢引用、作為「屈辱外交」象徵的奏摺里，耆英首先認為，戰局不可開、「撫局」必須辦。他說，「二年以來，合數省兵力，言剿言守，總難得手……該夷船堅炮利，初尚得之傳聞，今既親上其船，目睹其炮，蓋知非兵力所能制服」……　　換而言之，打也打不過，守也守不住。除了「撫」，朝廷別無出路。那麼，撫局該怎麼辦呢?他談到，「撫必待以至誠」。洋夷並非毫無信義之輩，以入城問題而言，他摳了幾次字眼，璞鼎查不也讓步了么?不僅讓步，他的強調條約的神聖性，他的與璞鼎查處處交心、讓對方理解他的難處，不也贏得了璞鼎查很大的好感么?因此，和洋人打交道，必須「示以誠信、要處處示以無疑」。　　不僅如此，他還大施籠絡心術。他強認璞鼎查之子為「義子」;邀請洋人走進自己的官邸，以「朋友」相稱;他贏得了「誠懇」、「友好」的名聲……而在一年多的交往中，他似乎漸漸把握到了「撫局」的關鍵。　　他說，洋人並不可怕，他們「生性嗜利」，只要有錢賺，他們就不會得寸進尺。可怕的是激起民變、外憂轉為內患!他說，「撫夷本屬權宜之計，並非經久之謀」，條件成熟後，不妨撕毀條約、殺他一個回馬槍，但「自古遠猷，攘外必先安內」……　　在這些冠冕堂皇的話語背後，耆英還有沒有什麼不方便說出口的「撫局」手段呢?有!耆英已經發現，在內憂和外患之間，官府夾在其中、動輒得咎。一方面，洋人到底人面獸心、得寸進尺;另一方面，在國家危機四伏的關頭，老百姓也是得罪不起的。但對老百姓，可以時而鎮壓、時而安撫，手段一如既往;而對洋人，為什麼不以民憤難惹、眾怒難犯做借口加以鉗制呢?在「待以至誠」的原則下，也不妨耍一些花招。示之以好，同時以官治民、以民制夷，這就是耆英被視為「夷務幹才」的關鍵，這就是他在兩江、閩浙屢屢得手的核心秘密……　　然而，在廣東，這一切都壓根行不通了：廣州外貿地位一落千丈，廣東民間嚴密組織，以及廣東紳民視洋人如鬼似魅，這一切，都註定了他狼藉的聲名以及越來越狹窄的斡旋空間。他只能一次又一次應付危機。他漸漸地無路可走了，黃竹岐危機讓皇帝漸漸起疑了。　　12月上旬，在一份奏摺里，他說他採取了三項措施：警告英國人約束子民、要求士紳穩定鄉村以及做好打仗準備，對此，皇帝還認為「甚妥」;但，十幾天後，皇帝就對黃竹岐處決的第二份奏摺感到不安，他的硃諭批示寫到：「務使各得其平，勿令有失民心，是為至要」。皇帝並且質問說，那些英國人真的是去黃竹岐打獵嗎?　　一向善於見風使舵的耆英，在這節骨眼上卻犯了一個不應有的小疏忽：在沒有收到皇帝批複的情況下，他的第三份奏摺已經在通往紫禁城的路上了。他強調鎮壓「亂民」的必要，並且婉轉地警告皇帝，倘若不這麼處置，戰爭可能爆發。而此時，皇帝已經密令新任巡撫徐廣縉調查入城紛爭的真相、耆英對洋人的真實態度……　　1848年2月3日，耆英被免去兩廣總督職務，徐廣縉接任該職，同時葉名琛繼任廣東巡撫。　　　　尾聲　　　　3月15日，耆英向徐廣縉移交了印信，並啟程回京;次日，德庇時也離開香港，原新加坡總督喬治-約翰接任駐華公使、香港總督。在過去的四年，入城紛爭折磨著這兩個老對手，他們的聲譽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損害。　　徐廣縉接任後，對洋人異常強硬。這一年春天，當喬治-約翰小心翼翼地提出入城問題時，徐廣縉回答，是耆英答應1849年4月6日開放廣州，對此，他不予負責;他並且建議喬治-約翰，「應該去找耆英解決這個問題」(魏斐德，《大門口的陌生人》)……　　與此同時，一應的作戰準備進行著：珠江口戒備森嚴之外，在鄉村，十萬團練被動員起來;在城區，商鋪店主們出錢、無業市民們出力，一支龐大的城市義勇隊隨之誕生。甚至洋人們的舊友、那些十三行的行商，也加入了保衛廣州的準備。　　和璞鼎查一樣，喬治-約翰也認為入城沒有什麼實際意義。4月6日前後，在英國人本應進城的日子，他發表了一個被認為「溫和得可笑」的抗議：「我只能重申對進城要求未獲准許的遺憾。對這種無視條約的行為，我將向我的政府報告……」　　英國人從此沒有下文了，而北京與廣州張燈結綵、喜氣洋洋。朝廷嘉獎了徐廣縉、葉名琛以及團練領袖，並授予全體市民「眾志成城」的牌匾;廣州市民更加慷慨地為徐葉二人樹碑立傳。　　七年後，再也忍耐不住的英國人終於動手了，廣州由此開始了它長達四年的被佔領;原先準備保衛城市的義勇隊，令人驚訝地成為洋人統治下的廣州警察力量。又兩年，當英法聯軍逼近北京、這個古老帝國陷入更深屈辱的前夕，新皇帝起用了耆英，讓他去和洋人們談判。　　洋人們肆無忌憚地取笑著他。他們說，佔領廣州時，他們已經查獲了耆英的全部往來文書，他是一個狡詐、兩面三刀、滿口謊言的無恥之徒，他休想再欺騙他們。而得到這樣的奚落後，一向討厭他的新皇帝更不客氣。他以「欺君」的罪名，在逃亡前夕處死了耆英。而在耆英走向刑場的身影背後，有著「最是倉皇辭廟日」的家國屈辱，有著圓明園搖曳的熊熊烈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