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權力制衡理論的再思考（上）

對權力制衡理論的再思考（上）

權力制衡理論最初是由資產階級思想家提出限制和反對封建君主專制政權，實現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一個方案。17世紀，英國理論家洛克在其《政府論》中，把國家權力分為立法權、執行權和外交權。爾後，孟德斯鳩在1748年《論法的精神》一書中繼承和發展了洛克的分權學說，系統闡明了分權和制衡思想，提出了著名的三權分立學說。他認為：「政治自由不是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在一個有法律的社會裡，自由僅僅是一個人能夠做他願意且應該做的事，而不是被強迫去做他不願做的事，為了防止濫用權力和保證人民的自由，必須以權力來約束權力。」為此，他認為：「司法、立法、行政這三種權力必須分開，而不能，不應該彼此合併。當立法權和行政權集中在一個人或同一個機構的時候，自由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權和行政權合二為一，法官就有壓迫的權力，他們就會對公民的生命和自由實行專斷。如果立法權和司法權集於一身，法官就是立法者。假如這三種權力集中在一個人和一個機構，那麼一切完了。」這就是著名的三權分立制衡理論。

權力制衡原則作為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則，已經在世界上許多國家發揮著巨大的作用，但這門理論在中國長期遭到懷疑、排斥、否定，適用情況極不樂觀。事實上，只要我們回歸理性和常識，認真去探討這門理論是如何產生的、如何發揮作用的、實現形式有多少種、我國是否可以借鑒和應用它，就會發現這門理論具有極其重要的劃時代意義，它是人類對公共權力運行規律的理性認識，不存在任何階級性，不但可以應用於資本主義國家，而且還可以很好地為社會主義國家服務，正確運用權力制衡理論能給中國帶來真正的長治久安。

一、權力制衡理論是反封建專制主義的產物。

歷史已經進入21世紀，距離英國資產階級革命400多年，距離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近100年，遺憾的是國內許多人，包括一些學者對封建專制的本質認識不清楚，對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相對封建專制制度的進步性認識不清楚，遑論如何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制度？遑論如何超越資產階級民主制度？

無論中外封建專制，其理論根源都是「君權神受說」，西方認為君主（皇帝)是神派到人間代理人，應超越地球上一切人；中國不是一個神權濃厚的國家，皇權理論家周公、董仲舒就炮製了「五德有常」、「天意」等不可驗證的學說，說明皇權與上天有之間一種神秘的關係，皇帝的出生往往伴隨著電閃雷鳴、室有異香。這些理論的邏輯結果就是君主應當享有國家至上權力，君權不應該受到任何勢力、任何人的制約，君主應該受到不容置疑的崇拜，從而形成一元化的金字塔型權力結構，君主位於塔尖，塔身是大大小小官僚，權力只有分工，沒有分權，官吏只是幫助君主牧民的高級傭人，他們的權力來源於君主而不是百姓，而塔基是老百姓，他們無權無勢，他們要無條件服從君主及其代理人，盲從、愚忠、忍耐、單調被譽為美德，質疑、反抗、創新、多元被貶為醜惡。當然西歐與中國的古代社會國家結構有不同之處，國王的權力受到教會、封建領主的一定製約，專製程度要弱一些。

資產階級革命的理論武器是「人民主權」學說，這從根底上摧毀了君主專制的合理性，百般推崇議會（國會、杜馬等），認為它代表了人民的意志；認為「人性本惡」，所以堅決反對對任何個人和任何團體的崇拜；認為國家權力是人民自由的大敵，所以政府的權力必須是有限的；認為任何機構都會濫用自己的權力，所以必須進行權力制衡。因此說，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相對封建專制制度的進步性，不在於是否推翻了國王，不在於實行的是議會制還是總統制，不在於實行的是兩黨制、多黨制或者一黨制，不在於是否有部冠冕堂皇的憲法，而在於國家權力是否得到了分權和制衡。

美國錯誤地將黨派選舉作為民主制度最本質的東西，拚命地向第三世界國家兜售，不管其動機如何，反正給一些國家的帶來的不是福音，而是動蕩不安。在一些發展中國家，民選的領導人有幸通過選舉登上的權力最高峰，便掌握了國家幾乎所有的權力，任意干涉公務員的人事任免，直接干涉司法審判和新聞傳播，行為上與封建皇帝區別不大，為所欲為，荒誕不經，這是什麼民主制度？如果國家權力機關沒有實現分立和制衡，特別是缺少中立、有效的司法機關，那麼民主選舉就是讓專制者輪流坐莊的制度。因此，權力的分立和制衡比民主選舉更重要，是民主政治的生命線。

權力制衡原則是民主制度的基石，也是一個國家民主政治、法制建設是否完善的一個標誌、尺度和試金石。英國、日本仍然有國王（天皇），但它們是民主國家，因為它們國家的國王（天皇）走下了神壇，其中日本天皇在美軍壓力下發表了《人間宣言》，公開承認自己是「人」，他們以往位居法律之上，現在位居法律之下，只是履行了一些國家榮譽性、象徵性的職責。相反，德國納粹黨取消了議會，實行一黨專政，控制政府、法庭、警察、軍隊等部門，破壞了民主制度的根基，希特勒雖然沒有自稱皇帝，而事實上他與歷史上的皇帝毫無二致；蘇共執政以來，將自己的位置凌駕於所有國家機關權力之上和法律之上，以黨代政，以黨紀代國法，建立了一種新的集權體制，權力結構缺少制衡，黨的權力以及黨的最高領導人的權力幾乎不受限制，結果使自己蛻變為官僚特權階層，最終導致蘇聯解體；在羅馬尼亞共產黨（1965年以前稱為羅馬尼亞工人黨）執政期間，總書記齊奧塞斯庫包攬了黨的總書記、共和國總統、國務委員會主席、武裝部隊總司令、國民衛隊總司令、社會主義民族團結陣線主席等全黨全國最高機構的全部最高職務，獨斷專行，大搞一言堂，還大搞家族統治和裙帶主義，他的夫人、兒子、兒媳、弟弟都擔任了重要職務，每當召開重大會議時，主席台上總是坐著眾多的齊氏家族成員，好像在開「齊氏家庭會」，他給自己的愛犬「考布」隆重授予上校軍銜，從而使這條拉布拉多獵犬成了世上乃至史上級別最高的狗，不受制約的權力最終將齊奧塞斯庫異化到人民的對立面。

中國自秦以來，政治上施行的是以官僚機構為載體的君主專制制度，核心是權力一元化，皇帝集行政、立法、軍權、司法等權力於一身，權力有分工而無分立，有吏治而無政治，有法治民而無法治權，能以官治民而不能以民制官，這就是中國官僚政治的特徵。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黃宗羲便根據自己對歷史的考查和親身感受，他認為當時的政治之所以腐敗，人民大眾之所以受難，最大的禍根就是專制君主。他說「: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因而他比較全面的抨擊了君主專制制度，並提出了限制皇帝權力，主張學校議政。黃宗羲很重視學校的作用，認為學校不但是培養人才的場所，而且應該成為「公其非是」的議政機關。黃宗羲在反對封建君主的同時，也反對維護君主專制的法制，要求立法為公，要求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由於時代和環境的制約，雖然他認識到君主專制是中國貧窮落後的根源，應當限制皇權，但卻找不到切實可行的方法。洋務運動以來，國內先進的知識分子認識到中國的落後不單單是「器物」上的落後，整個傳統政治制度都是落後的，於是朝野上下熱衷於君主立憲制度，戊戌變法和「皇族內閣」的出台，標誌著君主立憲制度失敗。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公開追求推翻帝制，建立「五權憲法」的共和國，辛亥革命部分完成了這一任務。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經過革命鬥爭和社會建設，贏得了國家獨立，建立了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所有制形式、按勞分配的分配方式和黨對社會各方面的高度控制制度。總之，由於近代中國沒有經過充分的思想啟蒙和資產階級革命，外部長期被敵對勢力孤立、封鎖，同時深受蘇聯計劃經濟模式的影響，使這種高度集權的政治制度始終難以解構，這種體制給革命建設事業帶來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也帶來過扼腕嘆息的挫折。筆者在此並無責備和苛求革命前輩的意思，畢竟歷史的進步並不神秘，也象自然科學家做實驗一樣，以試錯為手段，以犯錯為代價，以最終進步為回報，問題在於我們只有敢於面對歷史的陰暗面，才有可能跨越。

權力制衡是民主政治中最核心的要素之一，是民主的制度性保障，只有將權力置於一個有效制約的機制下，民主制度才能正常合理地運作，才不至於使掌握並行使權力的人濫用權力而導致民主制度徒有其形。分權對於獨裁者的致命打擊只有獨裁者自己最清楚，於是獨裁者拚命神話自己，控制媒體，自我吹捧，把自己包裝英明、偉大、大公無私、無所不能的「聖人」，只有這樣「聖人」才能替「草民們」掌好權，不允許其他人來分享自己的「權力乳酪」，也不允許「草民們」來監督，這就是老子在三千年前說的最糊塗、最真實的一句話：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大家想一想，在大唐帝國里，唐太宗李世民堅持問政於臣、問需於民、虛懷納諫、廣聽博言，而大臣魏徵經常輕車簡從，主動下訪，傾聽民間呼聲，解決具體苦難，於是大唐人民過上了其它國家羨慕的要死的幸福生活，這是一副多麼美好的畫面啊！可大家再想一想，這是民主制度嗎？如果皇帝是隋煬帝，大臣是和珅，老百姓豈不活到水深火熱之中？因此，中國人必須從夢想明君賢臣降臨的臆想中走出來，從認為通過苦讀「聖賢」之書就可以冰清玉潔的童話中走出來，從認為通過民主選舉就能選出的德才兼備的好乾部並一直能「好」下去的一廂情願中走出來，也要從古今中外「天下烏鴉一般黑」的悲觀失望中走出來，大膽設想，小步探索，創造出符合「以權制權、以民制官、以財制事」原則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來！

坦率地講，中國民主政治最大的障礙就是一元化的權力結構，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也要從打碎一元化的權力結構開始，別無它途。建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或者稱機構改革，始終沒有緊緊抓住」權力制衡」這一核心的東西，而在其他方面打圈圈，當然不會取得突破性進展。權力不僅要分立，彼此還要獨立，獨立是分立的唯一標誌，光分立，不獨立，那是分工，因為互相是支配關係，一個機關控制另一個機關的人事任免、財政等命脈，令一個機關就像木偶一樣裝模作樣地變著些花樣，又象猴子一樣聽到主人敲了三聲鑼就趕快爬桿，它們之間互相制約、互相監督的作用根本無從發揮。現實中有很多機構，由於不獨立，有分立之形卻無分立之權，冠冕堂皇，徒有其形，就像鴕鳥一樣，有翅不能飛，有爪不能刺，有喙不能啄，一遇強敵，埋首沙中，高掛免戰牌，悠悠萬事，於我無關。因此說，一元化的權力機構不打碎，權力不能分立，各個部門不能獨立，仍然看眼色行事，任你出台多少法律法規，任你增設多少部門，任你望穿秋水，任你壯懷激烈，由於沒有一個獨立、剛性、互相制衡的權力載體，民主制度依然是空中樓閣。

二、權力制衡理論反映了公共權力運行過程的客觀規律，不存在階級性。

權力制衡理論是人類對公共權力運行規律的總結，是政治文明發展的成果，目的是為了防止權力濫用和無謂的利益衝突，不應被視為某個國家某個階級在某個特定時期所專有的東西。舉例說，假設某地有一個倉庫，用來放財富和武器，只有一扇門可以出入，門上有一把大鎖。一開始，大家民主推舉一人管鑰匙，在漫長的歲月里，一個又一個大公無私的賢人被推舉出來管理倉庫。後來財富和武器多了起來，管理倉庫的人終於動了私心，憑藉權力把倉庫據為已有，統治起當地百姓來，並把權力傳給兒子，希望代代相傳。可「絕對的權力絕對腐蝕人」，當權力繼承者濫用職權，使百姓生存不下去時，百姓就會起義，起義一旦成功，就會產生新的管鑰匙的人。歷史就是這樣循環往複。後來吃夠了苦頭的百姓終於在一次起義成功後，想出了一個防止「暴君」，防止權力濫用的辦法，又在門上加了兩把大鎖，選三個人分別管鑰匙，並互相監督，從而避免了以權謀私和權力濫用的情況再度發生。後來又在門外裝了無數電子監控設備，相當於每時每刻都有千萬雙眼睛在監督這三個管鑰匙的人。這麼一來，就萬無一失了，甚至避免了三人合謀的可能。其實，這三把鑰匙好比立法、行政、司法三大權力，倉庫好比國家，電子監控設備好比新聞輿論監督。這個小故事可以概括從原始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政治權力的演變，三把鑰匙與電子監控設備則是現代西方國家的權力制衡原則的形象比喻。

孟德斯鳩認為，自由只存在於權力不被濫用的國家，但是擁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是一條亘古不變的經驗。「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會休止」。「沒有制約的權力必然走向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那怎樣來制約權力呢？孟德斯鳩認為，「從事物的性質來說，要想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做到以權力來約束權力」。由此可見，任何權力都是一把雙刃劍，掌權者都希望自己的權力得到無限的延伸，因此權力一旦失去制約時，權力運行者人性中的原惡——任性、貪婪、懶惰等等就往往會發作。麥迪遜宣稱：「立法、行政和司法權置於同一人手中，不論是一個人、少數或許多人，不論是世襲的、自己任命的或選舉的，均可公正地斷定是虐政。」有人說，權力對於掌權者就是海洛因，掌權的過程就是吸毒的過程，就是人性異化的過程。雖然可以通過法律制約權力、通過程序制約權力、通過道德制約權力、通過責任制約權力、通過權利制約權力，但真正能制約權力還必須是權力,而且還要大體相當。不受制約的權力必然要走向專制、獨裁、腐敗，許多革命者起初都是堅決反對專制、反對腐敗的，但一旦掌握了不受制約的權力後，見便與革命初衷漸行漸遠，成為十惡不赦的獨裁者、腐敗者。只有依法受到限制和制約，公共權力才能夠良好地運行，從而造福於人民，這是客觀規律，是血與火的凝結。

權力制衡制度，對立法、司法、行政的許可權用法律進行了明確的界定，並對官員的越權行為設定了明確而有效的糾錯機制。如議會設上院和下院，減少了有政客操縱議會的可能性。議會的立法也只能在憲法的框架內通過法定程序進行，任何違憲的立法，最高法院有權依照一定的程序審查甚至撤消該法律條款。總統對議會通過的立法草案認為不妥則有一次否決權，如此等等就促進了議會立法的嚴肅性和正確性，也有效地防止了議會對立法權的濫用（地方議會和地方政府、地方法院也一樣）。總統在行政時，如有違憲行為，議會和法院依法有權通過法定程序罷免總統，這能有效地對總統的權力實行制衡，促使總統依法行政。法官的年薪受法律保障，法官實行終生制，無過錯不受罷免，法官有法定過錯，議會需要罷免法官必須符合法定程序，這就使法官具有相當的尊嚴和地位。根據一般的人性，只有生活上不受制約的法官，行為上才不受別人擺布，司法才能獨立，才能足以制衡行政和立法機關的濫用權力。法院獨立和法官獨立，對於保衛憲法與人權具有重要的意義，是人民維護公正與安全的支柱，是保衛社會不受偶發的不良傾向的重要因素，是保證司法穩定性及剛正不阿的最好措施。為使法官能夠得到切實的保障，必須實行法官職務終身制和俸祿高薪制。

三、權力制衡是反對官僚主義的利器。

從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來看，隨著經濟技術的發展、社會分工日益深化，任何制度下的社會都會有一個脫離生產、專門從事政治、經濟和社會管理的階層，這個階層就是官僚機構。這是社會文明和進步的產物，同時它的副產品——官僚主義，也成為文明社會須臾不離的「孿兄弟」，這個「討厭的東西」從國家設立開始便出現，在任何制度下的任何一個國家機關的任何一個時期都能找到自己藏身之處，而且隨時都可以泛濫成災，是政治上的甲H1N1。

官僚主義對中國歷史造成的傷害格外沉重、長久、痛楚、刻骨銘心，可謂罄竹難書、不絕如縷。中國傳統官僚政治肇始於戰國，確立於秦漢，完善於隋唐，腐朽於明清（腐朽的標誌不是專製程度降低了，而是更加封閉和專制，就像虛弱的病人必須在身上裹上厚厚的棉襖一樣，懼怕外界冷空氣的吹拂）；太平天國事件之後，各省督撫乘機攫取地方大權，清廷中央集權名存實亡，西學東漸，民權萌發，傳統官僚政治受到顛覆性的衝擊，戊戌變法倡國會和咨議局，辛亥革命求民族、民權、民生革命於一役，清帝遜位，中華民國建立，標誌著傳統的官僚政治從表面上崩潰了，但其仍然以各種形式存在著；清末以來造成的權歸地方督撫的局面，使泱泱華夏再次回到「戰國時代」，群雄逐鹿，百家爭鳴，蔣介石帶領國民黨，秉承孫中山的軍政、訓政、憲政革命步伐的思想，建立了一種「以黨統政」的新的官僚政治模式，當敗退台灣之後，國民黨政權不可思議地將經濟建設轉為中心工作，平均地產，發展工商，誰知正是這種市場經濟的大發展造就了一種不可遏制的民主力量，對國民黨「以黨統政」的官僚政治體制提出堅決挑戰，更不可思議的是蔣經國當任期間，居然逐步放開黨禁、報禁，不再干涉公民四大政治自由，這種官僚政治以一種不見其新、日有所變的方式逐漸演變成為民主政治制度下的官僚制，也就是韋伯所提出的那種理性和法制下的官僚制，逮至2000年島內大選，兩黨和平易位，標誌著中華民族產生了一種不同於以往官僚政治的新的政體形式，為世界政治文明寶庫增添了東方瑰寶；依據馬克思主義，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經過革命鬥爭和社會主義改造，在大陸建立了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所有制形式、按勞分配的分配方式和黨對社會各方面的高度控制制度，按照理論上講，這是比較完美的社會構建，但出乎預料的是又創造了一種新的官僚制度，當然這並不是革命的本意。

按照經典的階級分析法，中國古代社會的矛盾是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的衝突，官僚集團應當是為地主階級服務的，而事實上最主要的矛盾是官僚集團與普通群眾的衝突，因為官僚集團相互勾結，成為一個獨立的利益集團，既不代表統治階級，也不代表被統治階級的利益。例如和珅，正是他的一些行為很好地維護了滿清貴族的利益，才受到乾隆的重用，由於能夠很好的維護乾隆的利益，所以才受到乾隆的更加重用，可是他本人在重用之下也狠狠地撈了一把，他的所作所為既不代表滿清貴族的利益，也不代表乾隆的利益，更不代表普通勞動人民利益，只代表了和珅家族和和珅集團的利益，這就是真實的和珅和真實官僚集團。王朝初期，官僚集團尚能警覺，中期奢靡之風日盛，腐敗開始集團化，晚期腐敗公開化，中央無法控制這種局面，於是社會大量財富被官僚集團囤積、浪費、揮霍，但是官僚集團卻提出更多的財富要求，於是本來很柔順、愛平靜、忠宗法、重情感的中國老百姓，官逼民反，在絕境之下發動了世界上最多的暴動和起義，推翻舊王朝，對舊的官僚集團大換血。理論上的解讀不過幾句話，實踐上中卻是上百萬人的生命和無法統計的財產在短期內灰飛煙滅，歷史又倒退到起點。

新中國成立後的短短時間內，官僚主義便悄然復活了，1951年的「三反」運動其中就針對幹部的腐敗和官僚主義，由於範圍較小，打擊果斷，效果較為明顯，如革命功臣張青山、劉子善被槍決。但一個至今都難以解決的問題是黨從「革命黨」變為「執政黨」，這就為官僚主義提供了溫床，黨的某些幹部突然有了不受制約的權力，開始逐步利用權力追求私利，滿足物質和地位上的慾望。當「一化三改造」結束後，全部生產資料都收歸國家，此時的幹部作為國家的代表擁有對生產資料的控制權，他們雖然不是所有者，卻是直接控制者，這種特權也是滋生官僚主義溫床。一個不能否認的事實就是貪污腐化、欺上瞞下、拉幫結派、爭權奪利、特權思想等醜惡現象開始蔓延，關係網在權力之間迅速建立起來，一切緊缺物品或憑票證供應的商品都可以通過關係輕易搞到手。汽車司機、有處方權的醫生及住房管理員成了最令人羨慕的職業。北京高校首批招收的理論上完全由基層推薦的工農兵大學生中，幹部子弟占入學學生總數的５０％以上，而解放軍官兵入學者的８０％是將門之子，其餘非幹部子弟學員也大都與基層實權人物有瓜葛牽連。毛澤東對這些官僚主義的種種形式深惡痛絕，他在1964年前後對黨內腐敗現象提出了最嚴厲的批評：「現在幾包煙就能收買一個支部書記，嫁個女兒就更不用說了。」據未經證實的消息，他用特有的幽默語言道出身為國家最高領導人的無奈，說，後門堵住了，但牆壁推倒了；鄧小平警告某些有功勞有職位的黨員幹部不要以「官老爺」自居，不要「搞特殊化」。以上的事實證明，官僚主義沒有隨著舊制度的崩潰而滅絕，反而以一種更強烈的變異形式對社會主義制度構成了最大威脅，蘇聯和東歐國家在反對官僚主義的方面工作沒有做好，脫離了群眾，發生了巨變，我們一定要把反對官僚主義提高到關係社會主義興衰成敗的高度。

一種偏頗的說法認為，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本質動機是想在中國建立一個有群眾參與的民主的政治機制，以此反對官僚主義。在此之前，他曾發動過「三反」「五反」運動、整風、四清、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企圖清除官僚主義，但都不沒有取得他的預想效果。這裡的官僚主義，毛澤東認為是「資產階級法權」，是「修正主義」，而「資產階級」是指「當權派」，即當時掌權的黨和政府的大大小小幹部，他們是對社會主義的最嚴重的危害。如果承認了這一點，也就對他放任鼓勵工人和農民在一夜之間將全國各級官吏全部罷免的極端無政府行為感到理解。事實上，毛澤東在建國以後特別是由於「人禍」而發生的６０年代初期的大饑荒以後，對各級黨政官員產生了普遍的不信任感甚至是憤恨情緒。長期的封閉的環境、軍事鬥爭、群眾運動、對西方的民主政治的偏見、對蘇聯的模仿，特別是傳統文化和馬克思主義從未提到過如何反對官僚主義，結果毛澤東陷入了路徑依賴的陷阱，沿用了疾風暴雨的群眾運動和思想凈化運動來反對官僚主義。可惜，任何人都是歷史的頑童，因為任何人不能超越歷史對他的局限。毛澤東沒有意識官僚主義的根源在於絕對化的一元化權力結構，當黨從「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以後，黨事實上擁有了極其巨大的權力，權力是雙刃劍，他本人根本沒有想到去對權力本身進行分立、削弱、分散、制衡，相反認為權力集中是戰爭獲勝的條件，是經濟工作高效率的條件，一再集中權力，最為明顯的是建立了所謂「議行合一」的「革命委員會」，由於他本人擁有了凌駕於中央之上的絕對權力，結果不自覺地搞了中國最大的官僚主義；他沒有意識到當全部生產資料都收歸國家所有之後，幹部將作為國家的代表擁有對生產資料的控制權，將不可避免地從擁有特權發展到官僚主義，而且不斷在產生官僚主義；他沒有意識到群眾運動雖然對反對官僚主義具有立竿見影的效果，但沒有法制的引導，卻會帶來破壞性的後果。

鄧小平同志對官僚主義有著極其深刻的認識，他指出：執政黨的地位，很容易使我們同志沾染上官僚主義的習氣。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的危險，對於黨的組織和黨員來說，不是比過去減少而是比過去增加了；官僚主義現象是我們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廣泛存在的一個大問題。它的主要表現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濫用權力，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好擺門面，好說空話，思想僵化，墨守陳規，機構臃腫，人浮於事，辦事拖拉，不講效率，不負責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諉，以至官氣十足，動輒訓人，打擊報復，壓制民主，欺上瞞下，專橫跋扈，徇私行賄，貪贓枉法，等等。這無論在我們的內部事務中，或是在國際交往中，都已達到令人無法容忍的地步；官僚主義是一種長期存在的、複雜的歷史現象。我們現在的官僚主義現象，除了同歷史上的官僚主義有共同點以外，還有自己的特點，既不同於舊中國的官僚主義，也不同於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官僚主義。它同我們長期認為社會主義制度和計劃管理制度必須對經濟、政治、文化、社會都實行中央高度集權的管理體制有密切關係；因此，必須從根本上改變這些制度。當然，官僚主義還有思想作風問題的一面，但是制度問題不解決，思想作風問題也解決不了。所以，過去我們雖也多次反過官僚主義，但是收效甚微；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就是在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口號下，不適當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權力集中於黨委，黨委的權力又往往集中於幾個書記，特別是集中於第一書記，什麼事都要第一書記挂帥、拍板。黨的一元化領導，往往因此而變成了個人領導。江澤民同志多次批評黨內存在的官僚主義，總書記胡錦濤同樣深惡痛絕地批評黨內存在的官僚主義，但坦率地講，「官僚主義」仍以其超級生存能力在黨政機關悠哉悠哉地漂浮著，看得見，管不住。就筆者的理解，官僚主義仍然是中國政治生活中的最大敵人，此害不除，必會禍國亂黨，荼毒生靈，置中華民族於萎靡不振之地步。。

對權力不能進行嚴密監督和妥善管理，權力必然會成為謀利的手段，這在任何性質任何國度的社會裡都是如此，五千年前，「英雄難過美人關」，五千後，「英雄」依然難過「美人關」。相比之下，西方民主國家因為不相信道德對權力具有根本約束作用，所以比較注重從法律制度上加強權力的監督和控制措施，權力難以任意胡為。而中國的傳統是相信官員的道德良知，注重對官員的思想道德教育而疏於對權力的監控制度的制訂，因而權力被利益誘惑並收買的機會要比西方大得多。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仍然沿用道德教化的手段來反對官僚主義，不但不會起到實質效果，反而會帶來的副作用。強求思想意識的純正和道德教化的高尚，多半官員做不到，但是，一般公眾根本無法把黨政官員的道德的理想境界與社會的現實區別開來，他們依然用極其挑剔的目光盯著政府，當他們沒有看到一個符合理想模式的政府時，便產生強烈的被愚弄和欺騙的感覺，於是黨和政府的威信和權威下降了，動輒得咎，應對挑戰和危機的能力大大降低，微小的事件就會引起社會的震蕩，這實質是過高的期望帶來的心理落差。一個民族如果不能正視現實的殘酷、無奈、殘缺不全和充滿不公，必然會好高騖遠、求全責備，當理想，確切說是夢想撞到現實時，一種沮喪、狂燥、虛無、自我毀棄情緒便泛濫開來，而導致這一嚴重後果的終極原因竟然只有四個字「好務虛名」。

當前，我國社會上出現的種種極其不和諧的現象，甚至是醜惡的現象，如封建社會有的「賣官買官」腐敗現象沉渣浮起、兩級分化現象、人大的權力地位難以樹立、司法機關依法辦案受到重重干預、某些地方政府存在著違憲現象卻無法追究、公民的民主權利難於落實，這些問題產生的原因固然很多很多，但一個最重要因素就是國家權力的分立和制衡原則沒有貫徹到底，權力沒有受到制約。由於權力借審批、計劃、檢查、指導、整合等冠冕堂皇的名義肆意介入市場，迫使市場主體「不找市場找市長」，部分官員以「權」作為手段、部分企業家以「錢」作為手段開始在市場經濟的大旗下「翩翩起舞」，利用各種體制「空檔」肆無忌憚地攫取財富，加劇了兩極分化。刨根問底地看，市場經濟的「原罪」其實是「權力」的原罪，不徹底遏制權力的肆虐，市場經濟遲早會劣化為權貴經濟；由於權力內無制約、外無壓力，失去制衡，很多部門形同虛設，腐敗才得以快速蔓延。歷史已經證明：哪裡權力集中，哪裡產生的腐敗的風險就大；哪裡權力不受制約，哪裡的腐敗就嚴重。官僚主義以及權力濫用導致的腐敗，是封建王朝的大敵，也是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大敵。解決這些問題，根本問題在於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在於建立一套符合權力制衡原則的國家制度，切實防止人民賦予的權力崗位化、崗位形成的權力個人化、個人掌握的權力商品化，從源頭上剷除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的土壤，使幹部不想腐敗、不能腐敗、不敢腐敗，把反腐倡廉建設提高到新水平，鞏固黨的執政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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