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刺殺宋教仁的幕後元兇？

本文摘自：《宋教仁研究網》（系中共常德市委主辦）

有毒的子彈結束了宋教仁年輕的生命，但是從沒有結束「是誰殺了宋教仁」的疑問。

百年來，以上諸位「第一反應者」都被放在顯微鏡下一一過目。曾經板板釘釘「證據確鑿」的嫌疑者最後似乎也不那麼「證據確鑿」，曾經慷慨激昂的同志卻在懷疑者的筆下顯得「疑點重重」：

袁世凱殺宋說

應夔丞向洪述祖報告任務已完成的密電

正方：國會選舉前後，宋教仁尖銳地抨擊袁世凱專制政治的黑暗，積極宣傳責任內閣的主張。這危及了袁世凱的統治地位。

袁害怕宋教仁以合法手段取得權利，後見收買不成，便布置歹徒，對宋教仁下了毒手

《宋教仁被刺案內應夔丞家搜獲函電文件》（右圖）（章伯鋒、李宗一主編）中收錄了，案發前後，應桂馨和袁世凱，洪述祖來往的電報。3月13日，應夔臣給洪述祖發電報稱「功賞一層，夔向不希望。但事關大局，欲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無窮是非，恐大局必為擾亂。」而後應桂馨給洪述祖的電報「梁山匪魁，頃又四處擾亂，危險實甚。已發緊急命令，設法剿捕，乞轉呈候示。」3月20日晚上10點40多分刺殺成功，兩個半小時後（21日凌晨2點10分），應夔臣發電報向洪述祖報告：「所發急令已達到，請先呈報。」21日9點20分再次發報：「匪魁已滅，我軍一無傷亡。堪慰。」電報內容已經赤裸裸說明袁世凱殺宋教仁的意圖

反方：不可能！宋是國民黨內唯一願與袁世凱合作的領袖。唐德剛對袁宋關係有個段子：

「宋其實在早年的同盟會中，一直被他的同志們視為親袁派，所以袁也一直對他是加意籠絡，甚至視為子侄呢！」

如果袁想殺宋也不會選擇這個敏感時間。宋此行北上正是與袁商談國事。袁大可以先「聽其言，觀其行」嘛。

國民黨當時已經選舉獲勝，宋教仁死了，依然會有國民黨的代表來做總理的，換一個火暴的黃興來還更難擺平。袁難道想不到這一點？

《張浦泉先生回憶錄、日記》說：宋遁初被難後，洪自南來，又見總統一次。總統問及遁初究系何人加害。洪曰：「這還是我們的人，替總統出力者。」袁有不豫色。洪見袁顏色不對，出總統府，即到內務部告假，赴天津養病。

據袁克文回憶，袁世凱曾說：我代人受過多的很，從未辯過。我雖不殺遁初，遁初亦因為我而見殺，怎麼辯呢！明事理的人一定察覺出，如果我想殺他，不必一定招其來而殺之。我完全可以等他來了後，陷他以罪殺他，何必要數次邀請他，乘他將行而殺之？這明明是授人以柄，愚夫也不會做這等傻事。

袁克文引袁的這番話也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

以當時國民黨在國會的得票率，還不能肯定宋教仁一定能夠組閣，也就不存在誰怕誰、非要殺誰的問題。

從這張圖上，我們可以看到國民黨雖為參眾兩院第一大黨。但是都沒過半。而支持袁世凱的進步黨，以及「其它黨派」組成的「擁袁」派卻過了半數。

這裡特別要說明的是「其它黨派」的性質。其成員大多由袁大總統直接點派的「蒙藏等地議員」組成。

何況當時跨黨人士比比皆是。引退後的伍廷芳，就被先後拉入11個黨。國民黨議員的組成也是「什麼人都有」。到關鍵時刻伍廷芳式的議員會投哪個黨的票？

趙秉鈞殺宋說

正方：

趙秉鈞殺人動機很簡單，宋要來做總理了，趙往哪擱呢？此說有「證據」支持：

「根據在場目擊證人和其他人士舉報，嫌兇很快就鎖定在無業流氓武士英頭上，隨後又有古董商王阿法舉報，江蘇駐滬巡長應桂馨曾向他出示了某人照片，以1000元賞格，讓他去殺掉該人。他推辭了，案發後，他發現照片上的人正是宋教仁。

1901年，袁世凱委以趙秉鈞創辦巡警的重任，命其擔任保定巡警局總辦。他率新軍改編成1500名巡警駐天津。其後又建立全省巡警網，深得袁的歡心。1912年3月，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趙秉鈞出任內務總長。1912年8月，任代理國務總理。

根據這些線索，捕房到應桂馨家搜查，竟意外抓到刺宋的直接兇手武士英。武在審訊中供認，他在兩個月之前來到上海，經人介紹認識了應桂馨。應答應給他1000元，並拿出宋的照片，讓他行刺，並先付他30元。

巡捕房對應宅進行了兩次搜查，搜出作案兇器——五響手槍一把。該槍尚存子彈兩顆，與車站拾到的彈殼同式。此外還查出一批電報和信件。這些電報信件表明，此案涉及到國務院總理兼內務部長趙秉鈞和內務部秘書洪述祖。」甚至袁世凱。

趙秉鈞交給應夔丞的手令，內有聯絡通訊密碼。

反方：趙與宋其實私交甚好，趙甚至於把宋當偶像看待。

趙秉鈞在北京《新紀元報》上發表談話，說他在唐紹儀內閣期間和宋既是同僚，又是至友。宋住在西直門外的農事實驗場，離城十里，有時天晚無法出城，宋總是住在他家，彼此無話不談。宋離京南下時，欠了5000多元的債，都是他替宋還的。

法庭呈現的「密電」中並不能得出趙參與並贊成殺宋密謀的結論。因為所有密電、信件中最惡毒的字眼是「毀宋」，而「毀宋」不一定就是殺宋，有證據證明之前應桂馨已經搜集了一些試圖詆毀宋教仁名譽的黑材料。

主犯應桂馨此人是個兩面間諜角色。趙秉鈞曾自辯說：我只和他有「書信往來」，他卻幫黃興將私存公債六十萬轉抵義豐銀行私存……

趙質問：「書信往來與銀錢往來孰輕孰重。」

1914年2月26日趙秉鈞死。袁世凱令照陸軍上將例從優予恤，後追封趙為「一等忠襄公」。

趙死後傳說紛紛。坊間說是袁毒死了趙，說：趙抑鬱成疾，袁特派名醫給他看病。誰知葯入口後，腹如刀絞，便嗚呼畢命了。但反此說者認為：從各方面看趙都更象病死而非被人毒殺，袁殺趙找不到鐵證。

陳其美殺宋說

正方：

宋教仁不僅年富力強、精力充沛、能說會寫，且擅長演說，熱衷於政論。儘管孫是國民黨的理事長，但是此時的影響力大大下降，已離開北京去了日本。孫中山走後，黃興也回湖南度歲。宋教仁成了代理理事長，便成了國民黨的實際負責人。

辛亥前，同盟會發生過兩次倒孫風潮,在這兩次倒孫風潮中，宋都沒有站在孫一方。由此，陳其美等鐵杆擁孫派對宋頗為懷恨。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宋與孫處處相反。孫主北伐，宋主南北議和，推袁作總統。孫主定都南京，宋和章太炎都主張定都北京。

倆人政見也大相徑庭：孫主張實行美式總統制，宋主法式責任內閣。孫堅持要做大權獨攬的大總統，不願受人制約，理由是內閣制「斷非此非常時代所宜，因為在此非常時代，吾人不能對唯一置信推舉之人，而復設防制之法度，而誤革命大計」。雙方爭到面紅耳赤，不歡而散。

於是，作為國民黨內的激進派，陳其美利用孫中山出國之機，在孫中山不知道的情況下，貿然殺宋，以造成既成事實，進而達到一箭雙鵰的作用：近可以讓自己更上一層樓，順理成章地接孫的班，遠可以激發黨人國人，發起反袁「二次革命」。

陳其美、應桂馨都是共進會成員，他們不滿宋教仁對國民黨的領導。陳其美這個人，身兼革命家和青洪幫的雙重身分，為人一向膽大妄為，心狠手辣，謀刺李燮和、陶駿保、陶成章、夏瑞芳都有他的身影。

宋教仁臨行之前，陳其美（英士）、應夔丞（桂馨）等人曾設宴餞行。宴席進行中間，陳其美詢問宋教仁組織國民黨政黨內閣的辦法，宋教仁表示說：「我只有大公無黨一個辦法！」

陳其美聽了沒有說話。應夔丞在一邊罵道：「你這樣做簡單就是叛黨，我一定要給你一點顏色看看。」他一邊說話，一邊從懷裡掏手槍。在場的其他人勸住了他。

宋教仁說：「死無懼，志不可奪。」大家只好不歡而散。

時黨人沈翔雲曾說：「國民黨內的許多人都痛恨宋教仁，陳其美、應夔丞（應桂馨）尤其痛恨他。這幾天他們兩個人整天都在商議這件事情，即使像我這樣的親近之人，也不能夠參與機密。偶然聽到他們之間的幾句議論，也是關於宋教仁的，而且他們說話的神情語氣都很不好看。」

時袁世凱為穩定政局，正在全國「打黑」，應桂馨出面發起的共進會，也是帶有黑幫性質的組織。負責打黑的洪述祖南下之後，應桂馨同他達成交易，願受政府招安，並自告奮勇承擔「毀宋」任務。洪述祖護主心切，「假託政府名義」嚮應桂馨下達指令，以致回京後秘密函電往來。但應桂馨腳踩兩隻船，一面跟洪述祖聯絡，一面向同門大哥陳其美透露了「毀宋」計劃，陳其美巧妙利用國務院秘書洪述祖的「毀宋」計劃，安排應桂馨和一班黨人成功地實施了「殺宋」計劃。

當時上海是陳其美勢力的大本營，宋案從刺殺到審判都發生此處。和以往刺殺案懸而未破相反的是，刺宋案的破獲卻是出乎意料的順利，幾乎要用難以置信來形容。

而兇手武士英在監獄的神秘死亡，似乎也與陳其美有關。當時看守武士英的滬軍六十一團，是國民黨人黃郛的部隊。而陳其美、黃郛和蔣介石是拜把子兄弟。

這一切不禁使人開始懷疑上了陳其美。

1913年3月27日，梁啟超在寫給女兒梁思順（令嫻）的家信中：「宋氏之亡，促吾加慎，……刺宋之人（真主使者陳其美也），臚列多人，我即其第二候補者，今將彼宣告文剪寄，應某謀北來刺我，二十日前蛻丈已電告矣。」

反方：陳其美和宋教仁交情深厚，又同為一個戰壕里的同志，而且宋被刺時，陳就在身邊，事後表現也可圈可點。在宋案中，雖然陳其美疑點重重，但並沒有直接證據證明陳其美就是殺宋的幕後黑手。那些宋陳恩怨都是捕風捉影。

宋案已發生了近百年，這樣的爭吵在私底下就從來沒有停過。

因為宋案當年沒有真正經過司法程序開庭審理，二次革命就爆發了，所以從法律的角度講，沒有直接證據能夠證明誰是刺殺宋教仁的幕後黑手。

這一百年來，人們情願花大量的時間在「誰殺了……」上，誰也不願意花時間想想，宋的事業為什麼隨著這個31歲年輕人的肉體消失，再也不能於「我國」引起哪怕一點點的漣漪？ 袁克文眼中的宋教仁案

本文摘自：《溫故》，作者：張耀傑周素子魏邦良筱毓，出版社：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按照袁克文在《辛丙秘苑》中提供的一面之辭，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遁初），是陳其美（英士）與應夔丞（桂馨）合謀殺害的，他自己當時恰好在上海，並且接觸到了陳其美的核心圈子：

二年冬，予適在滬，知先公遣秘使迓遁初者數至，遁初察之稔，欣然命駕。行之先，陳英士、應桂馨等宴之。筵間，陳詢其組閣之策，遁初曰：「惟大公無黨耳！」陳默然。應詈曰：「公直叛黨，吾必有以報。」言時，即欲出所懷手槍，座客勸止之。遁初曰：「死無懼，志不可奪。」遂不歡而散。而陳、應日相籌謀。予故友沈虯齋，陳之黨也。曾謂予曰：「遁初不了！」予詳詰之，虯齋曰：「同黨咸恨之，陳、應尤甚。邇來靡日弗聚議，雖親如予，亦不獲聞，偶密窺探，輒聞遁初云云，辭色不善也。」未幾難作，遁初竟死矣！應桂馨知趙秉鈞畏遁初奪其位也，遂假道於洪述祖，誘得電信。初意但為邀功計，不期適以此而移禍也。

這裡的「二年冬」，應該是民國一年即1912年冬天的誤寫。1913年的除夕也就是公元1913年的2月5日前後，袁克文確實是在上海四馬路周邊的妓院里，與他所喜歡的妓女們一起度過的。有他所寫的《除夕》詩為證：

應到江南覺早春，舊寒翻觸客中人；

柳光花影都無賴，酒色歌聲自有因。

百恨集來渾似醉，一痴賣去未憂貧；

懶將前事心重省，為說今宵判故新。

1913年的3月20日宋教仁案發生，袁克文也面臨著被陳其美、應夔丞等人扣為人質的危險。等到他在沈翔雲等人幫助下離開上海返回北京時，應夔丞、武士英已經被陳其美身邊的王金髮、陸惠生、周南陔等人，協助租界巡捕緝拿歸案。租界巡捕及國民黨人士，還在應夔丞家中搜查出了應夔丞與內務部秘書洪述祖、國務總理兼內務部總長趙秉鈞之間的往來密電及密信。按照袁克文的理解，他的父親袁世凱「初不知趙、洪之謀，及電發覺，尚不信趙之出此，趙亦力白為人偽造，非己所發」。於是，他勸說袁世凱通電自辯，袁世凱回答說：

予代人受過多矣，從未辯。我雖不殺遁初，遁初亦由我而見殺，更何辯焉！彼明於察者必自知之。不思予既欲殺之，不必招其來而殺之可也；或待其來，陷以罪殺之亦可也；予殺之之道不一，胡必待數使招之，乘其將行而殺之？斯明授人以柄，雖愚夫不為也。況反對予者如孫文、黃興、陳其美輩皆可殺，胡必但選一助予組閣、不用黨人之遁初而殺之？此理不辯必有自明之日也。惟予必殺應桂馨，為遁初復仇可耳。

關於陳其美與應夔丞之間的複雜關係，袁克文分析說：「斯時應已就獄，賴陳英士輩隱為之助，而北方之勢力尚未達於滬，趙、洪又不自承，且為證之電，惟『毀宋酬勛』四字。既雲『酬勛』而內閣並無為洪輩請勛事，故先公始終堅持，不使趙就滬獄，令提應等入都，南中又堅持不許，相持至二次革命，陳始拯應出獄。既謂應貪北方之勛而殺遁初，陳反拯之何也？」

據當年的上海英文報紙《字林西報》報道，有自稱哈佛大學畢業的吳某介紹說，此前他曾任孫中山和陳其美的秘書，知道他們平日的來往函件，其中頗多談論武器裝備之類的事情。應夔丞入獄之後，經常與孫中山溝通信息。應夔丞的越獄逃走，是孫中山收取賄賂加以釋放的結果。1913年8月1日，《民立報》記者就此事採訪孫中山，孫中山在談話中駁斥說：「此種令人齒冷之謠言，殊為可笑。……至幽禁一說，更令人可笑。租界何地，非北京可比，而能行此不法之舉乎？雖然，俟吾人討賊事畢，『宋案』終有水落石出之一日也。」

8月20日，天津《大公報》以《宋案要犯應桂馨與姚榮澤逃矣》為題報道說，7月24日晚上，「宋案要犯應桂馨，並前殺害周、阮二士之山陽縣司法長姚榮澤等，乘南北兩軍開戰之時，由獄逃脫，全獄人犯悉數逃荊。或謂上海地方檢察廳模範監獄獄官吳確生被賄通，所以任由應等由該獄大門而出。江蘇都督程雪樓已飭令上海地方檢察廳汪廳長密查矣。」

1938年8月，上海《錫報》逐日連載半老書生筆錄當年的國民黨上海交通部交際長周南陔的口述回憶《宋教仁先生被刺之秘密》，其中把應夔丞（桂馨）等人越獄逃跑的第一責任人，明確鎖定在陳其美（英士）身上：

除武士英已中毒斃命外，直到二次革命起兵時，應桂馨尚未定讞。二次革命在上海方面的主動策劃人，就是陳英士、鈕惕生諸先生，攻打江南製造局的隆隆炮聲，至今還遺留在上海人的腦海里。不幸失敗，陳英士先生率領革命軍自南市撤退閘北的一天，周南陔先生是值日高級副官，當時曾向陳請示，說刺宋要犯應桂馨，押在城裡地方監中，這人還是將他帶到閘北軍中，還是就在此時把他槍斃了？那時陳先生正在愛文義路黃克強先生公館裡，因為軍書旁午，晝夜不眼，精神十分疲憊，正患著目疾，雙眼紅腫，不能睜視。周先生請示後，他思索良久，然後回答道：「不必！此案既歸司法辦理，應由司法處理。我輩向來責備袁世凱違法，現在不能自蹈其咎。」說著，因為不能睜眼，用手作勢，指著另一手心道：「放心！放心！總在我們的這裡。」（這裡，即指手掌。）周先生不敢違抗，只得作罷。後來，應桂馨便在兵荒馬亂時，糾合地方監眾囚犯，越獄逃走，不知下落，國民黨重要分子因軍事失敗，袁世凱緹騎四齣，紛紛出國遠避，事實上再也不能顧到應桂馨的問題。當時，陳英士先生未在革命軍撤退時，將應桂馨明正典刑，立予槍決，似乎是一小小失著。

1913年10月20日，到青島尋找洪述祖的應夔丞，由青島來到北京，與虞、蔣、王、吳四名同黨一起，投宿在著名京劇演員譚鑫培家中。「每天縱酒尋芳，大張花宴。如餘慶堂之胡翡雲、寶貴堂之李步卿、武升班之秦寓、棲鳳園之王凌波（即老秦寓），無不旦夕圍繞。胡翡雲與王凌波大鬧醉瓊林，即為應吃醋也。」

12月21日，應夔丞等人遷居李鐵拐斜街同和旅館，他的父親應文生和妻子薛氏隨後也來到北京，住在騾馬市大街長發棧33號、12號等房間。據瀋陽《盛京時報》於1914年1月14日報道說：「此次應放膽入京，聞者無不咄咄稱怪。不知應夔丞因為何事，於九日乘四點三十五分鐘由京來津。火車行至楊村相近，突有人出刃將其刺死。當應坐在頭等車位時，因房暖只著白綢衫，曾有兩人帶槍保護，而竟出不防。連傷兩刃，且刺客得以免脫。可謂奇矣。」

袁克文在《辛丙秘苑》中極力否定宋教仁案與袁世凱有牽連，對於袁世凱主使殺掉應夔丞倒是毫不隱諱：

及事平，應請洪解說，欲效忠於北，先公佯許之，赦其罪。及應至都入覲，先公俟其退，語雷震春曰：應某狼視，不可留也，且遁初死其手，尤不可不誅之。雷曰：應某遵令投誠，誅之不信，且有以阻後來者，如必殺之，以暗刺為宜。又越數日，先公聞應居旅館，過事招搖，乃令雷速辦。雷一方囑人告應曰：元首以君居京，易觸人耳目，可赴津暫避。一方遣人伺其行隨之，刺殺於車中。

接下來，袁克文為袁世凱辯護說：「殺遁初之主謀者，陳、應也，應既誅之，陳亦被刺於滬寓；與聞者，趙、洪也，趙為仇家楊某所毒，洪則絞首於獄；行事者，武某也，入獄未久，即被毒殺以滅口矣。遁初之仇可謂復矣，而先公久冤不白，予既知之詳，則不忍不言，非予袒所親也。先公居位時，執法處殺人多矣，予亦不能為諱。……遁初有靈，當亦不甘使先公長冒殺之之名而弗白也。」

利用包括「執法處」在內的軍警人員，在自己所控制的勢力範圍之內從事明殺及暗殺活動，是掌握軍政大權的袁世凱的一貫做法。而利用青幫大佬應夔丞的秘密會黨從事革命暗殺甚至於革命暴動，一直是孫中山、黃興、陳其美、汪精衛等革命黨人的路徑依賴。在這個方面表現得最為突出也最為恐怖的，恰好是前滬軍都督陳其美。在擁有足夠多的軍政資源應對宋教仁非暴力的議會選舉及政黨內閣的情況下，作為大總統的袁世凱，是不大可能選擇在自己的勢力範圍之外的上海地區，冒險從事授人以柄的暗殺活動的。即使他喪心病狂地非要在上海暗殺宋教仁，也不會把與主持暗殺活動的應夔丞等人一起吃喝嫖賭的親生兒子袁克文撇在一邊，既不予以通知也不加以保護的。

1975年，香港大華出版社把袁克文的《辛丙秘苑》，與他的生前文友鄭逸梅化名陶拙庵寫作的《「皇二子」袁寒雲》合集出版。鄭逸梅在《「皇二子」袁寒雲》中介紹說：

《辛丙秘苑》，是他最負盛名的代表作，他寫這稿，非常鄭重，一再塗乙，乃倩人謄錄，再加修潤，然後付諸手民。但他為親者諱，處處為袁世凱辯護，洗刷盜國的罪名，當然立論是不公允的。當時葉楚傖首先排斥他。有一次宴會，邵力子遇見了克文，不與招呼，原來邵也是反對他顛倒黑白的。但這部書涉及許多人物故事，卻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史料，那也不能一筆抹煞的。

到了晚年寫作的《袁寒雲撰〈辛丙秘苑〉的始末》中，鄭逸梅進一步介紹說：「寒雲撰文委罪於陳英士，亦有所借因。原來宋教仁北上，陳英士竭力阻之，恐他受袁世凱的羈縻，……奈宋自信力很強，曰：『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混濁，豈得為大丈夫哉！』不應竟去。陳沒有辦法，只得任之。陳固有醇酒婦人之癖，一天，和諸狎友宴於妓女花雪南家，正酣飲間，忽有人來報宋被刺於北火車站，陳初聞之愕然，既而卻舉杯向諸狎友說：『可干此一杯。』人們便誤會陳聞宋死，而藉杯酒慶功。實則陳之所以如此，無非有憾宋生前不聽勸告，結果遭此毒手而死於非命。」

作為當事一方，袁克文依據自己所親歷的歷史事實為父親袁世凱提出辯護，是法律賦予他的最為基本的個人權利。與陳其美關係密切的國民黨高層人士葉楚傖、邵力子，完全可以拿出更加翔實的事實證據來正面反駁，以便使宋教仁案像孫中山公開表示過的那樣，「終有水落石出之一日也」，而不是不負責任地採取「排斥」與「反對」的態度，迴避當年的歷史事實。宋教仁作為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和國會議員，正大光明地前往北京履行自己的法定職責，是完全談不上「受袁世凱的羈縻」的。袁世凱既然要「羈縻」宋教仁，也就完全用不著痛施毒手，把他殺死在前往北京接受「羈縻」的上海火車站。晚年鄭逸梅不以超然中立的立場評判是非曲直，反而以政治正確的態度指責袁克文「子為親諱，歪曲了事實，把刺宋教仁一案，委罪於陳英士，欲蓋彌彰」，其實是更加不負責的「欲蓋彌彰」。

誰是刺殺宋教仁的幕後元兇？

在1912年底中華民國的首次國會大選中，經過宋教仁和諸多國民黨員的努力，國民黨在參眾兩院的初選和複選中獲得了巨大的勝利:在眾議院的596個席位中，國民黨獲得269席，佔45．1％，共和黨、統一黨和民主黨為154席，只佔25．7％，；在參議院的274個席位中，國民黨獲123席，佔44．9％，共和、統一、民主三黨為69席，佔25．2％（其他均為跨黨和無黨派人士）。在這次選舉中，國民黨雖然沒有獲得超過半數的絕對優勢，但他們所佔的議席數已經是遠遠超過了其他政黨，即使共和、統一、民主三黨聯合，也不足以相抗衡。

國民黨在競選中的勝利，使全黨一片歡騰，也令宋教仁感到十分的激動。在他看來，勝利的曙光已在眼前，組閣的夢想即將實現，但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危險正慢慢向他逼近。1913年2月，宋教仁辭別母親和妻子，在長沙、武漢、南京、上海、杭州等地演說、遊歷一番後回到上海，並準備在3月20日乘火車前往北京。宋教仁所到之地，往往要發表演說，其中也不乏抨擊袁世凱政府的言辭。當時有人勸他不可過於鋒鋒芒畢露，以免不測之險。宋教仁對此卻不以為然，他說:「我這一生，光明磊落，平生既無夙怨，也無私仇，光天化日的政客競爭，又怎麼會有如此卑劣殘忍的手段？」

3月20日晚十點左右，宋教仁在黃興、于右任等人的陪同下，來到滬寧火車站準備北上。由於當時很多當選的國會議員也都從上海出發，因而車站還特設了議員休息室，宋教仁等人便先在那裡稍作休息。議員休息室里的氣氛是熱烈的，每個人的情緒都很高昂。正當大家興高采烈的謀劃著民國未來的美好藍圖時，火車的汽笛突然「嗚嗚」響起，提醒火車已經到站，旅客們趕緊上車。

從議員休息室到檢票口不過數十米，兩三分鐘即可走到，但此時卻突然下去了小雨。在大家的簇擁下，宋教仁與黃興在前面並排走著，一路上還說說笑笑，但當他們快走到檢票處的時候，斜刺里突然竄出一條黑影，說時遲那時快，只聽「砰」地一聲槍響，走在隊伍前面的宋教仁表情痛苦，他扶著身邊的鐵柵欄，忍著痛叫道:「我中槍了！」

緊接著，又是兩聲槍響，這次的子彈卻彈在地上，並未傷人。在大家的一片驚呼中，兇手卻身手敏捷，還沒等到巡警趕來，此人已經消失在迷濛的夜雨之中，一下就跑沒影了。遭此變故後，歡樂的氣氛為之一掃而空，夜色也緊張得換了一個面孔，在細雨茫茫中，街燈也顯得更加的昏暗。

等到大家鎮定下來後，卻發現宋教仁已經歪倒在地上，手還緊緊的捂著受傷的腰部。當同伴們找來汽車送他去醫院的時候，血已經流了一地。很快，宋教仁便被送到附近的鐵道醫院，經醫生的檢查，宋教仁是背後中槍，子彈斜穿到腰部，腎臟、大腸均被擊中，更可怕的是，這顆子彈上竟然有毒！

毫無疑問，這是一樁精心策劃的政治暗殺，目的就是要致宋教仁於死地。

外科醫生趕到後，隨即對宋教仁進行手術，在費勁周折後才將其體內的子彈取出，但此時已經太晚。手術後的宋教仁臉如白紙，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將走到盡頭，便呻吟著對陪護的于右任口授遺囑，說有三事還需同志相助，一是將他在南京、北京及東京寄存的書籍全部捐入南京圖書館；二是他家中一向貧寒，老母尚在，希望在他死後請黃興及各位故人代為照料；三是諸位同志要繼續奮鬥救國，勿以他為念而放棄責任。

言畢，宋教仁痛苦至極，他一會雙手抱肩，一會合成十字，似乎有說不盡的苦況，旁邊一班送死的友人，也都為之惻然落淚。在經過第二次縫腸手術後，宋教仁的傷情更加惡化，他還呻吟著說:「我為了調合南北，費盡若心，可是造謠者和一般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誤解，我真死不瞑目。」

捱到3月22日凌晨四點，在黃興、于右任等人的圍侍下，宋教仁終於在輾轉苦痛中氣絕而亡，年僅三十二歲。臨終前，宋教仁雙目直視不瞑，雙拳緊握不張，眼框中尚有淚珠，足見他對這個美好的世界是何等的眷戀和不舍。

也許是命運的捉弄，宋教仁太年輕的軀體，可能真的無法承當如此大的雄心壯志。在他即將到達政治生命的頂峰時，黑暗的陷阱卻早已布下，宋教仁剛剛三十二歲的生命之火和無數人為之激動的憲政理想也隨之無情熄滅。

時代的巨浪，將這位年少英雄推上了政治的浪尖，但最終的結果卻是無可抗拒地死亡，雖說這是宋教仁的宿命，但又何嘗不是無數國民的宿命呢？

宋教仁，字遁初，號漁父，湖南桃源人，他出身於一個耕讀世家，最開始的時候家道還算殷實，但從其祖父輩開始因參與了反清事業，家族也由此開始衰落。宋教仁從小天資聰穎，1901年的時候考中秀才，1903年報考武昌文普通學堂時，他以第一名的成績入學。文普通學堂是湖廣總督張之洞設立的一所新式學堂，對當時的中外知識和新思想傳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就在宋教仁入學的那一年，黃興從日本回國宣傳革命，宋教仁聽了他的演說後十分佩服，從此便跟黃興走上了同樣的道路。

1904年2月，黃興和宋教仁等人成立了華興會，由黃興任會長，宋教仁和劉揆一任副會長。當年11月，華興會準備在長沙舉行反清起義，可惜未經發動便消息泄露，結果起義未遂失敗。在這一年的年底，宋教仁在得知自己被學校開除後，隨後流亡日本。1905年初，宋教仁與革命同志在東京創辦了《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以宣傳革命，宋教仁被推為經理人並承擔了主要的寫作任務，儘管這個雜誌只出了兩期便被日本方面強制停刊，但宋教仁激情四射的文章已經在中國留學生中引起了不小的關注。

在同盟會成立後，《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被改名為《民報》（即同盟會的機關報），仍舊由宋教仁負責日常事務。宋教仁初到日本後，因為不懂日本話，因而他經常到書店購書自學，並報名學習日語、英語甚至到體育會練習兵式體操，為日後發動武裝起義做準備。在具有了一定的日文基礎後，宋教仁參加了早稻田大學的考試，並成為留學生部的預科學生。在此期間，宋教仁翻譯了一些憲政方面的書籍，包括《日本憲法》、《英國制度概要》、《美國制度要覽》、《各國警察制度》、《德國管制》等，這些學術活動雖然談不上研究精深，但基本奠定了他在憲政和法律認識方面的基礎。

從宋教仁的日記來看，他在日本的生活並不是那麼的愜意。譬如在1906年9月27日，宋教仁在日記中寫道，自己接到家中的書信，哥哥說家裡生活很困難，衣物都拿出去典當得差不多了，家裡剛長出青苗的田地也賣了，老母親很想念他，希望他回家，並希望他能寄錢回家或者自己帶回家，緩解家裡的經濟困難。宋教仁讀完信後，愁苦不堪，一籌莫展，他恨不能長出翅膀飛回家去看望母親，又想從哪裡想辦法弄一筆錢寄回去，可他左想右想，最後還是一點辦法也沒有！

1907年，在日本試圖謀劃強佔中國領土「間島」（即延吉地區）時，宋教仁化名日本人打入日本秘密組織「長白山會」，並獲取了日本人偽造的「間島」歸宿假證據。由此，他寫出了一本名叫《間島問題》的書，並幫助清政府在維護「間島」主權問題上取得成功。為了獎勵宋教仁的愛國行動，時任外務部尚書的袁世凱還親自下令讓駐日公使獎勵宋教仁1000元錢。但是，宋教仁的行為也給他帶來了被動，一是同盟會的同志懷疑他投靠清廷，二是日本政府將他看做清政府的姦細並對他進行監視，而此時的同盟會也屢起風波，宋教仁也被捲入衝突當中。

1911年1月，宋教仁返回上海，並應于右任的邀請擔任了《民立報》的主筆，由此寫下了大量的時政評論和革命宣傳文章。在此期間，宋教仁、譚人鳳、陳其美等人組織了同盟會中部總會，試圖在長江中下游發動起義。武昌起義前（9月25日），湖北革命黨人居正、楊玉如還到上海與宋教仁等人協商發動起義之事，並希望同盟會派人前去領導，可惜宋教仁認為時機尚未成熟，沒有採取行動。

武昌起義後，宋教仁在南京臨時政府中任法制院院長，協助孫中山制定法令。但在政治體制問題上，宋教仁主張責任內閣制，與孫中山主張的大總統制發生衝突（之後頒布《臨時約法》卻又改成責任內閣制，以限制大總統袁世凱的權力），好在後來南北議和成功，首任內閣總理唐紹儀又提名他做農林總長，但這個職位顯然滿足不了宋教仁的大志。在唐紹儀辭職後，宋教仁也辭去內閣職務，並返回湖南老家探望已經闊別了近十年的母親。

在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並獲得國會選舉的勝利後，宋教仁是極有希望出任新的內閣總理的，但誰也沒有想到最後竟然會是這樣的結果。

誰是殺害宋教仁的幕後元兇？

第一個懷疑對象當然非袁世凱莫屬，因為他有太多理由要殺宋教仁。袁世凱曾經很欣賞宋教仁，並試圖將他拉進自己的隊伍中，譬如宋教仁在準備回湖南老家省親時，袁世凱曾贈予其一本50萬元的交通銀行支票，讓宋教仁隨意支用，可宋教仁除用了二三百元外，將支票基本原物退還。另外，袁世凱還為宋教仁訂造西裝，連尺碼都量得非常準確，足見其用心良苦。

可惜的是，在袁世凱的親善和拉攏下，宋教仁看起卻來是如此的「不識抬舉」，他在各地演說中，曾毫不忌諱的攻擊袁世凱的政府並言動一時，由此引起袁世凱的惱怒與仇恨，似乎也在話中之意。如今，國民黨在國會選舉中獲勝，宋教仁也即將成為一個難以對付的對手，袁世凱怎能不萌生殺意？

令人無語的是，宋教仁在臨終之前還請黃興代筆致電北京，向袁世凱報告了被刺經過，他說:「竊思自己受任以來，束身自愛，從未結怨於私人。如今國本未固，民福不增，遽而撒手，死有餘恨。伏冀大總統開誠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權，俾國家得確定不拔之憲法，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臨死哀言，尚祈鑒納」。

臨死之人，殷殷期望，章士釗說他是「至死不悟」，聞者何嘗不令人心酸？

當袁世凱得知宋教仁被刺的消息後，也是十分的驚詫，他隨即致電江蘇都督程德全，要求迅速緝拿兇犯，按法嚴辦，以維國紀。在宋教仁身亡的凶訊傳來後，袁世凱發布命令，要求國務院從優議恤，並稱:「前農林總長宋教仁，奔走國事，締造共和，厥功至偉。適統一政府成立，贊襄國務，尤能通知大體。擘畫勞苦，方期大展宏猷，何遽聞慘變？民國新建，人才難得，該兇犯膽敢於眾目睽睽之地狙擊勛良，該管巡警並未當場緝拿致被逃逸，閱電殊堪髮指。凡我國民，同深愴惻。」

就當時而言，還不能認定袁大總統就是幕後兇手。道理很簡單，如果在國會選舉結束的敏感時期將宋教仁刺死，袁世凱的嫌疑無疑是最大的，按他通常的辦事手段，斷然不會出此下策。所以，當時的國民黨人雖然心中懷疑，但至少在表面上沒有表露出來。

不管怎麼說，斯人已去，太息長存。4月13日，在宋教仁逝世後的第三周，國民黨人在上海舉行追悼大會，前來為宋教仁致哀者竟然達到2萬餘人。4月25日，譚人鳳等人請求政府為宋教仁鑄像並開設公園，以資紀念。1914年6月，公園建成，地址就在宋教仁遇難處不遠（今閘北公園）。宋教仁遺體遷入墓地的當天，前來送葬者又達數萬人，譚人鳳、王惠寵、居正、章太炎等國民黨要人及其社會名流也都紛紛趕來參加葬禮。

宋教仁墓的頂端塑有鷹斗蛇的青銅雕塑，墓寢坐北朝南，近似正方形，四周砌有24根圓頭方柱，連成石欄。墓前有一大碑，碑文「宋教仁先生之墓」數字，乃孫中山先生的墨跡。墓區正中，雕有宋教仁的全身西服坐像，像座正面刻「漁父」兩字，系章太炎篆文手跡；背面刻銘文:「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記？為直筆乎？直筆人戮！為曲筆乎？曲筆天誅。於乎！九泉之淚，天下之血。老友之筆，賊人之鐵！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銘諸心肝，質諸天地」，繫於右任所書。

宋教仁的墓園原是鄉間，經幾十年的發展後，如今早已是棲身上海鬧市，在今天的閘北公園，宋教仁墓依然矗立，周圍也有很多人在此健身，鍛煉身體，雖說熱熱鬧鬧，但憲政主義先行者宋教仁的事迹卻早已少有人知。在這個被人遺忘的角落裡，宋教仁的雕像多少顯得有點落寞和孤寂。

宋案發生後，江蘇都督程德全下令上海地方立刻緝拿兇犯，公共租界當局、滬寧鐵路局也都紛紛懸賞緝捕，空氣為之一緊。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那些滬上的那些巡警、包打聽們紛紛出動，四處尋找破案信息。和以往刺殺案懸而未破相反的是，刺宋案的破獲卻是出乎意料地順利，幾乎要用難以置信來形容。

就在宋教仁被刺的第三天，古董字畫商王阿發到英租界捕房報案，聲稱一周前因賣字畫曾去上海青幫大佬應夔丞（即應桂馨）家中，應桂馨當時拿出一張照片，說願出酬金1000元將照片上的人刺死，當時王阿發沒有答應。宋案發生後，王阿發見各報刊所登宋教仁的照片正是應桂馨給他照片上的那個人，所以趕緊前來報案。

在得到報案後，公共租界的巡捕隨即在一妓院中將應桂馨抓獲，並立即前往應家搜查。最有意思的是，巡捕們在搜查應家的時候發現其中一人神色緊張，而此人正是殺害宋教仁的兇手武士英。最令人不解的是，在巡捕將應桂馨抓獲的時候，武士英也在妓院，並應一友人之託前往應家報信，結果被鬼使神差的一舉抓獲。

按常理，如果武士英是殺人兇手的話，在應桂馨被捕的時候應該立刻逃之夭夭，何以會在應家自投羅網？更令人不解的是，武士英被捕之後，很快便直言不諱的承認了刺殺宋教仁的行徑，他供稱自己真名為吳福銘，山西人，曾就讀於貴州某學堂，後在雲南軍營中做過管帶，現因軍伍被裁，來滬一游，在茶館飲茶的時候遇著一陳姓朋友，經他介紹認識了共進會的應會長（即應桂馨），應桂馨請武士英暗殺一人，說這人是無政府黨，殺他就是替四萬萬同胞除害，並答應事成之後酬勞一千大洋，於是武士英便答應前去。

行刺那天，陳姓朋友告訴武士英說那人姓宋，今晚就要上火車，正好去收拾他。說完，陳便給了武士英一把五響手槍，又另招了兩人前往火車站。等他們買了月台票進站後，正好碰到宋教仁進招待室，陳便把目標指給武士英看，讓他隨後動手。過了一會，宋教仁等從招待室出來，走至半途的時候，武士英便開槍打了一下，隨後便逃走，回應家報功去了。應桂馨得知宋教仁確實被刺後，還稱讚武士英能幹，並承諾將來送他出洋遊學。武士英則把手槍繳還，後來在應家搜到。

說到青幫大佬應桂馨，他原名應夔丞，也是上海灘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應桂馨當時有兩個頭銜，一是中華民國共進會會長，一是江蘇駐滬巡查長。應桂馨年輕的時候曾在上海加入青幫，後來發展了一定的勢力。陳其美在上海謀劃革命的時候與應桂馨結識，陳本人還經常住在應桂馨提供的自家住宅，這裡也成了當時革命黨人的秘密據點，于右任等人也曾住過。在這個時期，陳其美與應桂馨相互加入了對方的組織，即陳其美參加了青幫，而應桂馨也加入了同盟會。

在上海光復之戰中，青幫成了革命黨人的堅定盟友，他們自告奮勇地組織了敢死隊，在攻打江南製造局等武裝暴動中便有幾千幫會成員參與戰鬥。上海光復後，陳其美建立滬軍都督府，當時也得到了青幫的鼎力支持。在革命的最初，青幫和革命黨曾有過一段蜜月，譬如應桂馨被任命為陳其美的諜報科長，當孫中山回到上海後，應桂馨又被陳其美派去直接負責接待和保衛孫中山。孫中山前往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時，便是由應桂馨組建衛隊，隨同前往南京。

本來應桂馨在革命成功後應該有個不錯的政治前途，但此人身上江湖氣、流氓氣太重，他當上孫的衛隊長後，在開始的時候對前來拜訪孫中山的親朋故友還比較客氣，但後來人來得多了，應桂馨就看人下菜，有時還對客人惡語相向。孫中山見他不適合這種工作，由於將他改調臨時政府庶務長，但應桂馨又在日常工作中有貪賄行為，因此孫中山在臨時政府即將解散時將打發他回了上海。

1912年6月，在上海都督陳其美的支持下，應桂馨當上了中華國民共進會的會長，這是一個由上海青幫、洪門和公口聯合建立的一個準政黨組織，也是幫會組織公開化的產物。在武昌的革命黨人試圖發動南湖馬隊暴動推翻黎元洪時，應桂馨也代表共進會參與其中，後來因事敗而被通緝，並倉皇逃回上海。

由於辛亥革命中有眾多的幫會參與其中，這些人員的素質普遍不高，在社會上造成了很大的混亂，因而袁世凱上台後便採取措施解決幫會問題，以維持地方穩定。當北京政府得到應桂馨參與到武昌的暴動時，便派出內務府秘書洪述祖，希望取締共進會，並妥善處理好幫會與地方治安的問題。

洪述祖這個人也不簡單，他是清代著名學者洪亮吉的曾孫，但此人有才無德，雖然科考不順，但他後來通過捐納的方式進入官場，並曾在劉銘傳、俞廉三和張之洞等人手下做過幕僚。但是，洪述祖的為人貪慾甚旺且膽大妄為，每次都是在任用一段時間後被逐。武昌起義後南北雙方議和，這給了洪述祖一個天賜良機，因為當時南北代表均在張之洞的首席幕僚趙風昌那裡議事，而洪述祖與趙風昌不僅是老相識，而且還有親戚關係。由此，洪述祖在南北議和中成為了袁世凱的眼線，並立下大功。

清廷倒台後，唐紹儀本打算讓洪述祖出任國務院秘書，但考慮到他之前的種種劣跡，後將他改任內務部秘書。洪述祖與袁世凱及其內務總長趙秉鈞的私人淵源並不深，因而當他傍到袁趙這樣的新主子後是格外的賣力，爭寵立功的心情非常迫切。

洪述祖在上海也曾是幫會中人，因此很快便與應桂馨一見如故，他在代表北京政府處理青洪幫共進會的問題上，最後採取了收買的方式，並幫助應桂馨解除對他的通緝令。應桂馨在革命後受到革命黨人的冷遇，於是也很快見風使舵，投靠了袁世凱集團。與此同時，應桂馨也沒有割斷與陳其美等人關係，頗有點「雙面間諜」的味道（畢竟當時上海還是國民黨的天下）。

對於應桂馨的投機行為，陳其美等人也早有察覺，特別在破獲宋案時，國民黨人發揮了很大的作用，比如揭發和抓獲應桂馨、從應家搜到應桂馨與洪述祖及內務總長趙秉鈞的大量密電函等，背後都有陳其美勢力的影子。

在這些密電函中，主要是應桂馨與洪述祖之間的情報交換，而在宋教仁領導的國民黨在國會選舉中勝利在望的時候，兩人的電報開始出現「激烈文章」的字樣。對此，歷史學家有兩種解釋，一是認為應、洪二人打算對宋教仁行刺，二是認為應、洪二人謀劃從日本購買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的劣史，以在報紙上對革命黨人進行醜化。

進入3月份後，應、洪的電文中出現「毀宋」的字樣，而這個「毀」也是同樣有兩種解釋。更糟糕的是，內務總長趙秉鈞也與應桂馨通過兩封密電，雖然是例行公事，但在洪述祖與應桂馨的其他電文中透露出袁世凱和趙秉鈞是知道「毀宋」一事的。

從電文分析來看，最開始「毀宋」的含義應當是通過媒體醜化孫宋等人，但由於應桂馨拿不出實質性證據（即所謂「劣史」），而洪述祖又提高了相當的價碼，於是應桂馨決定鋌而走險，「毀宋」變成了「去宋」，也就是要除掉宋教仁以獲取巨額報酬。就這點而言，這件事只有洪述祖和應桂馨知道，而沒有直接證據證明趙秉鈞與袁世凱了解此事。

令人奇怪的是，武士英在一星期後的法庭上卻對之前的供述全部推翻，聲稱自己此次殺宋教仁，完全是自己一個人的意思，並否認自己曾經見過應桂馨。不僅如此，武士英還聲稱自己是為北京政府除害，似乎有意為應桂馨脫罪並將人們的視線轉到北京政府。由於武士英前後的供詞翻得太離譜，這就不得不讓人懷疑有人在幕後串供、故意唆使了。

更奇怪的是，武士英在被捕後一直表現從容，絲毫沒有畏懼的罪犯心理特徵，他在出庭受審時還沾沾自喜地說:「我生平未曾坐過汽車，此次因此案而坐公車，也是一樂。」武士英前後反覆的行為讓人覺得百思不得其解，而且他的背景也一直沒搞清楚:他的被捕很奇怪，他的供詞很荒唐，而他的死更是一個謎。

武士英和應桂馨開始被分別關押在英法租界，後來均被引渡到中國法庭，但就在預審的前一天，身體強健的武士英卻突然死亡，而整個事件一點線索都沒有。由於沒有記載有外來者接觸犯人，因而武被看守者毒殺的嫌疑最大。更要命的是，武的被殺，兇手幹得非常漂亮，竟然沒留下任何痕迹，以至於當時都沒有留下什麼有價值的證據（當然，證據也有可能被看守毀滅）。

目前史論認為袁世凱將武士英殺人滅口，這很可能是盲目歸罪的無稽之談。武士英的經歷和背景與北京政府沒有一點聯繫，說袁世凱殺人滅口非但在理由上站不住腳，而且從技術上來說也幾乎沒有可能。當時上海是國民黨勢力的大本營，當時的破案、審判等工作基本都在國民黨控制下。武士英引渡到中國法庭後被關押在上海海運局滬軍六十一團的軍營中，而該部隊是滬軍都督陳其美的老部隊改編。如果說殺人滅口，最大的可能反是來自應桂馨的幫會系統或者陳其美的國民黨內部勢力。至少，武士英的口供不一和被突然滅口，在這個幕後黑手沒有被徹底揭露出來之前（唆使武士英翻供並將之滅口的很可能是同一主使人），宋案永遠只能是一個謎。

至於後來應桂馨的死，則基本是自尋死路的。應桂馨被捕後在二次革命期間趁亂逃跑，他在逃出後躲到了青島的德國租界里。在袁世凱擊敗革命黨人後，應桂馨犯了一個嚴重的政治錯誤，他居然不甘寂寞的跳了出來，並在1913年底公開向北京政府發出請求「平反冤獄」的通電。應桂馨打著為刺客武士英平反的借口，說什麼「宋教仁是主謀內亂之人卻死有餘榮；武士英為民除害反冤沉海底」，實際上是為自己鳴冤求功。

不僅如此，應桂馨在青島找到洪述祖（宋案發生後洪述祖立刻逃到了青島租界）強索報酬未果後，又從青島跑到北京，並寫信給袁世凱索取殺宋的報酬。這個應桂馨當時可謂是頭腦發熱，他也不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一開口就是索要現金50萬元，而且還要求授予他「勛二位」，兩者缺一不可。

對付應桂馨這樣的流氓，袁世凱還是很有一套的。反過來說，如果真是袁世凱指使了應桂馨刺殺宋教仁，那倒是有可能秘密給他一筆錢將之打發走，但要是刺殺宋教仁是洪述祖與應桂馨肆意妄為並讓袁世凱背了黑鍋的話，那袁世凱對應桂馨陡起殺心，那就實屬正常了。

果然，某日晚上，四個彪形大漢以搜查煙土為名爬牆進了應桂馨的住所，所幸的是應本人不在。當應桂馨得知這個消息後，他嚇得連行李也不敢去收拾，便倉皇逃往天津，但最終還是不免一死。就在火車開到廊坊附近的時候，應桂馨在車廂中被人亂刀砍死，死狀極慘。從某個意義上來說，應桂馨的被殺，也算是為宋教仁報了仇。後來有證據證明，殺應的是北京執法處的郝佔一和王雙喜，而下命令的人極有可能就是袁世凱。這就是一個流氓潑皮前後反覆、言而無信的下場。

更讓人頭大的是，在應桂馨被殺死後僅一個多月，在宋案中被攻擊得最厲害的另一個嫌疑犯趙秉鈞也突然死亡，這就讓宋案顯得更加的撲朔迷離。在宋案發生後，趙秉鈞辭去了總理之職，並在風聲過去後出任直隸都督。目前很多歷史書都稱趙秉鈞是被袁世凱毒死，但這種總統毒殺前總理的重大事件，多少會顯得有點離奇。

至少在相關記載中，沒有找到趙秉鈞被毒死的任何確鑿證據。事實上，趙秉鈞的死亡很有可能只是正常的病故，但由於死亡的時間與應桂馨的被殺過於巧合，這大概就是歷史偶然性的魅力了。從歷史記載來看，趙秉鈞早年跟隨左宗棠大軍參加西征，曾經在星星峽戈壁灘遭遇大風雪，結果連人帶馬埋沒雪中三晝夜，由此筋骨折傷，一生多病而且不能近女色，惟與鴉片煙相依為命。

趙秉鈞為官多年，在袁世凱小站練兵的時候發跡，並專攻警政。袁出任直隸總督推行新政後，趙秉鈞在天津籌建了中國最早的現代警務系統，開創中國現代警察制度之先河。趙秉鈞在清末一直跟隨袁世凱，後來還出任過巡警部右侍郎，他常年負責警務、民政，並無什麼特別的劣跡。最有意思的是，至少從表面上來看，趙秉鈞和宋教仁的關係還算親密，在宋教仁北京任職的時候，因為宋住在城外不便，因而經常留宿趙秉鈞家。在宋教仁退回五十萬支票給袁世凱時，也是委託趙秉鈞辦理並請求趙秉鈞從支票中代為償付五千債務。倘若兩人關係不好，斷不可能有此委託。

在宋教仁遇刺消息傳來後，趙秉鈞正在主持內閣例會，他聽後大驚失色，一邊繞桌子不停轉圈一邊自言自語:「人若說我打死宋教仁，豈不是我賣友，哪能算人？」不一會，總統府中電請總理，趙秉鈞即倉皇離去。從當時人留下的現場記錄來看，趙秉鈞的嚴重失態似乎並非是故意表演，反倒是因不知情而手足無措，假如他事先得知刺宋計劃，想必不至於如此。

但是，趙秉鈞是知道洪述祖「毀宋」活動的，這才會說「人若說我打死宋教仁，豈不是我賣友，那能算人」這樣一句話。看來，趙總理雖然在政治上也對宋教仁搞了些小動作，但對於宋教仁的被殺一事，應該是為管束下屬不嚴而承擔責任。

據記載，趙秉鈞死前一直抱病工作，之前並無什麼異常之事。在凌晨5點鐘的時候，趙秉鈞突然腹中劇痛，他的家人急忙派人將天津最有名的軍醫官屈永秋、徐德順和名醫王延年請來，但這三大名醫也毫無辦法，最後趙秉鈞在當天上午死亡，其家屬、醫生等人也都沒有提出他是中毒而死。由此，認定趙秉鈞是被袁世凱毒死，多少有點過於武斷。

宋案中最為陰險狡詐的內務府秘書洪述祖，他倒是在宋教仁被刺死後以最快的速度逃到了青島德租界內。但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洪述祖在1917年春跑到上海，結果被得訊趕來的宋教仁之子宋振呂（當時年僅15歲）及宋之秘書劉白認出，結果洪先是被扭送到上海地方法院，後來又被解到北平法院，最終在民國8年被判絞刑，而這也是民國第一次使用絞刑。在行刑過程中，不知何故，洪述祖竟然頭頸分離（也許是太胖或者是絞機是不合格產品），其狀可怖。

洪述祖在獄中時自知難免一死，他曾自作一輓聯為自己辯護，稱:「服官政，禍及其身，自覺問心無愧作；當亂世，生不如死，本來何處著塵埃。」既然洪不服氣，那就去陰曹地府見宋教仁、應桂馨辯駁一番罷。

至於另一個重大嫌疑人陳其美，更像是冤冤相報，自食其果。陳其美是浙江湖州人，數代耕讀的小鄉紳家庭出身，他們三兄弟陳其業、陳其美、陳其采都頗有名氣。陳其美的弟弟陳其采有文才，中過秀才，後來又赴日本士官學校留學，回國後出任駐滬新軍統帶，年方23歲。不久，陳其采又出任湖南武備學堂監督，官運亨通。

弟弟的成功經歷給了陳其美很大刺激和啟發，他當時在一個典當鋪里做學徒，26歲了學徒還沒畢業，想不到弟弟不過在日本留學幾年，便已經前途似錦，於是陳其美也要求弟弟給予資助並於1906年赴日，進入東斌學校學習軍事。

陳其美到日本的時候，當時東京已有幾千名中國留學生，革命思潮廣為傳播，由此他也很快加入同盟會，並結識了黃興、宋教仁、汪精衛、胡漢民等人。與這些老資格的同盟會領導人相比，陳其美參加革命的時間要晚很多，資歷也比較淺，但由於陳其美年齡較大，而且精明強幹，社會經驗豐富，由此也很快躋身領導人之中。

陳其美雖然在革命中表現卓越，但其個人名聲卻甚為不佳，譬如個人生活腐化、流氓習氣，等等。陳在任上海都督時，由於頻繁出入下流場所，輿論經常攻擊他為「楊梅都督」。據說，有一次陶成章從南洋募款回來，陳其美向陶成章要錢作為革命經費，陶不僅不給，還對陳其美說:「上海盡有夠你用的錢，我的錢要給浙江革命同志用，不能供你嫖妓用。」由此，陳其美也就與陶元章結下仇。

陳其美這個人，身兼革命家和青洪幫的雙重身分，其為人一向膽大妄為，而且心狠手辣，民國多起著名的政治暗殺，便都有他的身影。比如光復會陶成章被刺一案，便是陳其美一手策劃，其因為個人利益關係而在革命同黨身上下如此黑手，實在令人難以想像。更諷刺的是，在陶案後，大家都發表通電抓兇手，陳其美也說要抓兇手，可兇手原不是別人，正是陳其美指使手下蔣介石乾的。

在宋案兩個月後，陳其美又策划了一場對洪幫大鹽梟徐寶山（當時也參與了革命）的暗殺時，當時使用的手段是特製了一個古董花瓶定時炸彈，然後由冒充的古董商送到徐家，將徐寶山炸死。值得注意的是，宋案中的報案人也是個自稱賣畫的古董商人。

商務印書館的創辦人夏瑞芳與上海守備使北軍將領鄭汝成，也都是被陳其美所策劃暗殺，他還派人暗殺過與他爭上海都督的光復軍領袖李燮和，雖然這次未得手，但也將李燮和從上海嚇跑。陳其美的作風一向獨斷專行，1911年12月12日，他在不經任何法律手續下的情況下，將鎮江軍政府總參謀、攻克南京有功的江浙聯軍參謀長陶駿葆槍斃，並打算刺殺鎮江軍政府都督、北伐軍臨淮總司令林述慶（林述慶後來在1912年也是死得莫名其妙）。

在宋案中，陳其美的影子似乎無處不在，但目前又並沒有直接證據證明陳其美到底在其中扮演了什麼角色。在二次革命期間，上海檢察廳的很多原始檔案都被陳其美的士兵有意搗毀，真相更是難以查明。也許的冥冥中只有天意，擅長暗殺的陳其美最後也在1916年被人暗殺，這次的主使人人卻也是同時參加革命的幫會人物張宗昌，而且是同門。

最不可思議的是，目前絕大多數的歷史書，不管是正史還是野史，甚至是歷史小說，都異口同聲地斷定袁世凱是宋教仁被刺殺的幕後元兇，隨後他又殺了武士英、殺了應桂馨、殺了趙秉鈞，還在臨死前的那個月派人刺殺了陳其美。倘若洪述祖早一點被抓被殺，估計也得算在袁世凱的頭上。

黃興曾在宋案後激憤的說:「前年殺吳祿貞，去年殺張振武，今年殺宋教仁；你說是應桂馨，他說是洪述祖，我說確是袁世凱。」但正如《論語》中說，「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餓皆歸焉」，認定袁世凱是殺人元兇，只因為袁世凱是個稱帝復辟的壞人，所以歷史便可以不顧證據的鑒別與細節的推敲，只管將屎盆子一股腦兒的扣在袁世凱的頭上，這又是何等荒唐可笑與不負責任。在宋教仁遇刺案上，歷史又何嘗不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跟隨袁世凱多年的機要秘書張一麟曾對刺宋案做過評語，他說:「宋案之始，洪述祖自告奮勇謂能毀之。袁以為毀其名而已，洪即唆使武刺宋以索巨金，遂釀巨禍。袁亦無以自白。小人之不可與謀也，如是。」

于右任是宋教仁的好友，他給雕像撰寫的銘文慘烈沉痛，但到底是誰殺了宋教仁，眾多史書，眾說紛紜，至少到現在為止，不得不遺憾地說，宋教仁被刺殺一案仍舊是一個謎，于右任先生在銘文中「勒之空山、期之良史」的願望，至今都沒有實現。

宋教仁被刺真相：架空孫中山被革命黨暗殺 本文摘自：《經濟觀察報》2011年3月22日，作者：張耀傑，原題：《宋教仁架空孫中山》

98年前的1913年3月20日，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在上海滬寧火車站遭遇陰謀暗殺。回顧歷史，在同盟會及國民黨內部，宋教仁是最早反對黨魁孫中山的一個人。但是，他既沒有像章太炎、陶成章等人那樣公開站出來進行挑戰；也沒有像張百祥、劉公、孫武、焦達峰等人那樣，另行組織共進會自行其事；而是與譚人鳳等人一起，局限在同盟會內部對孫中山實施架空虛置。等到辛亥革命勝利之後，宋教仁一方面在國民黨內部繼續對理事長孫中山實施架空虛置；另一方面又打算在國民黨佔據較大優勢的議會中，通過議會政黨的責任內閣，對大總統袁世凱實施同樣性質的架空虛置，以實現自己充當實權總理的政治理想。宋教仁所從事的政治活動的成功與失敗，都根源於此。

宋教仁的《與劉羹臣書》

1912年12月29日，宋教仁在寫給留守北京的湖南同鄉劉白字羹臣的私人信件中，大致介紹了自己的活動情況：在湖南桃源縣老家為老母祝壽，耗費了十多天的時間。寫信時已經離開家鄉抵達常德，「為調和西路選舉事，小住數日，擬即赴長沙，再赴漢口，與克強商議一切，然後定行止，或赴日本，或來北京，尚未定，爾時當再電告；如赴日本，則擬請兄同往，兄接弟電時，即請將弟衣物帶齊，往滬會晤。」

關於「政局之事」，宋教仁把全部希望寄託於全國大選之後的議會政黨內閣：「俄庫之事，想政府亦無善法，最良之結果，亦必至於承認俄人要求之三條，然此猶必須政府從速妥結。弟意或不能如此，大約仍舊拖延敷衍為多也。欲救此種政局，仍不外乎改組一負責任之政府，而目下既不能辦到，則惟有俟諸開國會後而已。」

這裡所說的「俄庫」之事，指的是一些蒙古王公趁著辛亥革命所引起的社會動亂，在俄羅斯政府支持下武力驅逐了滿清政府派駐庫倫的辦事大臣三多，並於1911年12月16日宣布成立大蒙古國。1912年11月，俄羅斯政府又與外蒙當局私自簽訂《俄蒙協約》和《俄蒙商務專約》，全面控制了外蒙古的政治、軍事和經濟大權。

關於「政黨形勢」，宋教仁分析說：「聞本黨有內鬨，前日兄來電警告弟以危象，然弟總料其未必有如是之甚，縱小有波瀾，當不至於成大風潮，放眼觀察人才之高下，有此能力者固不多也；且目下之形勢，未必能於將來亦可包括，吾人既不爭目下，則將來自有將來之局面，又何足憂，請兄不必懷杞人之念也。」

這段話可以從兩個方面進行解讀。其一，在憲政民主的制度框架之內從事議會政黨非暴力的民主選舉、陽光參政、和平競爭方面，主持締造國民黨的代理理事長宋教仁，在黨內佔有當仁不讓的明顯優勢。其二，堅持在憲政民主的制度框架之內從事議會政黨非暴力的民主選舉、陽光參政、和平競爭的宋教仁，無形中把國民黨內部以孫中山、陳其美等人為首的激進革命派人士，陷入「英雄無用武之地」的被動境地，從而造成「本黨有內鬨」的危險局面。宋教仁對於「本黨有內鬨」的危險局面過於自信的盲目樂觀和疏於防範，直接導致他三個月後在上海滬寧火車站遭受謀殺的悲慘結局。

在這封信中，應該為擔任私人秘密的劉羹臣支付薪金的宋教仁，專門談到自己的經濟狀況：「弟目下財政頗困，兄如需款，請暫借用，至滬後當另設法也。」宋教仁遇難之後，國民黨籍的國務總理趙秉鈞於1913年4月3日接受北京《新紀元報》採訪時，公開表示自己是宋教仁（遁初）最要好的朋友，「遁初住在西直門外農事試驗場，離城有10里。天晚來不及出城時，就經常住在我的家裡，彼此無話不談。他離京南下時欠下了5000元的債，是我替他償還了的。」

國民黨方面對此從來沒有提出過異議。由此可知，為了革命事業經常債台高築並且欠債不還，才是包括孫中山、陳其美、黃興、宋教仁在內的職業革命家或前職業革命家的生活常態，也是參與謀殺宋教仁的應夔丞，向內務部秘書洪述祖捕風捉影地捏造虛構「宋犯騙案」的現實依據。

1908年10月12日，同盟會南洋支部在新加坡出版的《中興報》，公開刊登宋教仁的《致李、胡二星使書》，其中詳細介紹了宋教仁圍繞《間島問題》所展開的未遂詐騙：他花費幾個月時間寫作《間島問題》，目的是證明「該地確為中領之證據，欲以為政府外交援助」。考慮到自己的「黨人」身份，只好通過同鄉許孝綬轉送老上司李家駒。外務部尚書袁世凱等人得到此書稿後，在對日談判中贏得主動，便通過電報要求宋教仁前往北京。宋教仁有意前往，只是由於中日報刊公開報道了這件事情，他的仇人也想藉機陷害，他不得不取消這個計劃。與此同時，他以政府必須「出巨款購秘密證據書」為借口，打算從李家駒那裡詐騙一筆公款用於革命事業。在這封信的末尾，宋教仁明確表示自己「欺詐之罪，幸未成立，尚祈原宥」。

令人遺憾的是，陳旭麓和郭漢民先後編選的《宋教仁集》，在從胡韞玉編《南社叢選》中收錄宋教仁這封《與劉羹臣書》的同時，還違背最低限度的學術常識，直接從蔡寄鷗的歷史演義《鄂州血史》中，抄錄了一篇虛構編造的所謂「致袁世凱書」：

「慰公總統鈞鑒。綈袍之贈，感銘肺腑。長者之賜，仁何敢辭。但惠賜五十萬元，實不敢受。仁退居林下，耕讀自娛，有錢亦無用處。原票奉璧，伏祈鑒厚。知己之報，期以異日。教仁百拜。」

當年的50萬大洋巨款，是足以武裝一支軍隊的。孫中山從1907年5月至1908年5月間，在廣東、廣西、雲南三省接連發動六次武裝起義，總共才籌集花費了與大洋基本等值的20萬港幣。孫中山以前臨時大總統、國民黨理事長的身份被袁世凱特授籌劃全國鐵路全權並組織鐵路總公司，從中央政府那裡領到的也只是每月3萬元的辦公經費。立憲派精神領袖梁啟超以支持開明專制的名義與袁世凱反覆談判，爭取到的是20萬元的組黨兼辦報經費。以袁世凱的老謀深算，無論如何不可能一次性贈送給宋教仁50萬大洋的。早在日本期間就已經針對袁世凱的下屬李家駒展開過未遂詐騙的宋教仁，也是不可能輕易拒絕袁世凱的巨額饋贈的。

宋教仁的《與國民黨諸公書》

郭漢民編《宋教仁集》，收錄有宋教仁落款時間為「二月一日夜」的《與國民黨諸公書》，並且在注釋中介紹說：「本文原載於日本雜誌《支那和日本》1913年第3號。錄自章開沅、羅福惠、嚴昌洪主編《辛亥革命史資料新編》，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

由此可知，宋教仁的這封黨內通信，當年並沒有在國民黨內部的諸多報刊公開發表，反而流傳到日本刊登了出來。與前述宋教仁《與劉羹臣書》相一致，這封信中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其一，宋教仁1913年1月31日由長沙抵達武漢的具體行程：「昨日始抵漢上，因克強赴滬，尚欲一往與商一切，然後當赴東京，以醫宿痾耳。……弟勾留數日即東下，如有賜復，請寄滬上為盼。」

其二，國民黨通過全國大選組織議會政黨內閣，以便與袁世凱當局實現憲政民主框架之內的分權合作的大政方略：「袁總統雄才大略，為國之心亦忠，惟全賴之以任建設事業，恐尚不足，此必吾黨早已認定，故主張政黨內閣。」

其三，一心一意想通過全國大選而出面組織第一屆「正式政府」的議會政黨責任內閣的宋教仁，以候選總理的立場反對大借款的政治態度：「大借款事，條件吃虧不少，乃僅可支用至今年七八月，又去一大宗抵當品之鹽，今年七八月以後，不知再欲借款否？不知條件吃虧，又當如何？不知又將何物抵當？政府只顧自家目前，不顧正式政府以後之計。此種借款，鄙意不如徑反對之，免其任意揮霍，且可使將來正式政府可借真正整理財政之外債，亦不知尊意以為如何也？」

其四，這兩封書信中的「與克強商議一切」和「因克強赴滬，尚欲一往與商一切」，所凸顯出來的是最為關鍵的一條信息：代理理事長宋教仁在國民黨內部「商議一切」的合作對象，並不是客居上海的國民黨理事長孫中山，而是剛剛由武漢前往上海的湖南同鄉黃興字克強。以陽奉陰違、架空虛置的方式撇開本黨理事長孫中山，一方面與湖南同鄉黃興展開「商議一切」的黨內合作；一方面與袁世凱當局展開憲政框架之內的同樣要架空虛置的分權合作，是宋教仁當年既真實又明確的政治謀略。

宋教仁對孫中山的架空虛置

宋教仁與黨魁孫中山之間不願合作卻又不得不陽奉陰違、架空虛置地進行合作的內心分裂，可以一直追溯到1907年2月28日。他在當天日記中介紹說，黃興因為不同意孫中山把陸皓東生前所設計的青天白日旗充當未來的新國旗，兩人之間發生激烈衝突。這場衝突的更加內在的原因，其實是孫中山「素日不能開誠布公、虛心坦懷以待人，作事近於專制跋扈，有令人難堪處故也」。

在日本外務省政務局跟蹤宋教仁的秘密檔案中，保存有宋教仁對於孫中山更加激烈也更加徹底的否定意見。1908年11月23日，宋教仁表示說：「像孫逸仙那樣的野心家做領導人，中國革命要達目的，無論如何也是不可能的。我們相信，在真正的大首領出現之前，努力鑽研有關的政治的書籍是得體的。」

隨後在評論《每日新聞》所刊登日本著名經濟學家根津一的東亞同文會演說時，宋教仁進一步表示，無論是孫中山的勢力還是康有為的勢力，都難望得到永遠存續。「到國會終於開設時，肯定會有新人物出現，代表漢族抵制滿族，這是必須的趨勢」。

在1910年12月與日本朋友串戶真左樹的談話中，宋教仁再一次表示說：「孫逸仙已是落後於時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導革命運動。」

正是基於這樣的立場判斷，1911年7月31日，宋教仁與他的前輩同鄉譚人鳳（石屏）聯絡陳其美（英士）、于右任、潘祖彝、楊譜笙等人，在上海成立不再承認孫中山為總理的同盟會中部總會，並且致力於在長江流域開展革命活動。隨著辛亥革命的爆發以及各派力量的反覆較量，宋教仁所預期的「代表漢族抵制滿族」的「真正的大首領」，最終落實在北洋軍閥袁世凱身上。而「國會終於開設時，肯定會有」的「新人物」，也初步鎖定在時任國民黨代理理事長的宋教仁自己身上。但是，由於同盟會中部總會並沒有公開與同盟會東京本部，以及譚人鳳所謂「以總理資格，放棄責任，而又不自請辭職」的孫中山劃清界限；從而給沒有為辛亥革命做出實質性貢獻的孫中山，先以同盟會總理資格出任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大總統，接著又出任國民黨理事長，留下了可趁之機。在這種情況下，一心想在全國大選之後，代表國民黨出任議會政黨責任內閣總理職位的宋教仁，便採取以陽奉陰違、架空虛置的方式撇開本黨理事長孫中山，一方面與湖南同鄉黃興展開「商議一切」的黨內合作；一方面與袁世凱當局展開在憲政框架之內架空虛置的分權合作的政治謀略。

宋教仁的長沙演講

1913年1月8日，宋教仁從常德來到長沙，當天下午在由湖南都督譚延闓出面主持的國民黨湖南支部歡迎會上發表演說。據《長沙日報》在《國民黨湘支部歡迎宋教仁先生大會紀事》中報道，宋教仁談到了自己與譚人鳳（石屏）、陳其美（英士）、黃興、孫武、居正、黎元洪、袁世凱對於辛亥革命的貢獻，卻絕口不提與辛亥革命幾乎沒有直接關係的孫中山。第二天即1913年1月9日，宋教仁在湖南鐵道協會歡迎會上提到被袁世凱特授籌劃全國鐵路全權並組織鐵路總公司的孫中山時，給出的更是有所保留的負面意見：「前孫先生髮表六大幹線，有贊成者，有待籌商者，但是孫先生對於內地經歷尚少，必須考驗測量乃能得其要領。」

到了1913年7月8日，以宋教仁之死為借口極力發動「二次革命」的陳其美，在與日本駐上海領事有吉明的秘密談話中，同樣否定了孫中山以及黃興與辛亥革命之間的直接關係：「孫、黃二君多年流浪於外國，實際上見機不敏。觀去年之革命，亦系按我等人之手所計劃者，孫、黃不過中途返國而已。」

十年後的1923年11月，孫中山在廣州大本營的演說中，依然在強調自己當年不甘心被「宋教仁、黃興等一般舊革命黨人」陽奉陰違地架空虛置的難言隱痛：「國民黨成立，本部設在北京，推我任理事長，我決意辭卻。當時不獨不願意參加政黨，且對於一切政治問題亦想暫時不過問。但一般舊同志以為我不出而擔任理事長，吾黨就要解體，一定要我出來擔任。我當時亦不便峻卻，只得答應用我名義，而於黨事則一切不問，純然放任而已。」

自辛亥革命後一直追隨在孫中山身邊的戴季陶，在《三民主義之哲學的基礎》一書中，更是以背叛革命、背叛黨魁之類的道德罪名，對宋教仁實施政治清算說：「用丟了革命性和主義的一群政治勢力集團為基礎，去與反革命的官僚妥協，以圖在短時期內掌握政權。公平的批判起來，革命黨的第一個罪人，實在是桃源漁父。」

宋教仁的漢口演講

據前述《國民黨湘支部歡迎宋教仁先生大會紀事》介紹，宋教仁在1913年1月8日國民黨湖南支部歡迎會上發表演說時，除了撇開本黨理事長孫中山重點介紹同盟會及國民黨對於中華民國的締造之功外；又像此前所寫的《與劉羹臣書》一樣，把「政局之事」的全部希望，寄託於全國大選之後的議會政黨責任內閣：

「為今之計，亟須組織完善政府，欲政府完善，須有政黨內閣。今國民黨即處此地位，選舉事若得勢力，自然成一國民黨政府。兄弟非小視他黨，因恐他黨不能勝任，故不得不責之國民黨員。……孔子曰：『當仁不讓於師。』況湖南人作事勇往為各省冠。此次選舉，須求勝利，然後一切大計畫皆可施行。」

這是代理理事長宋教仁第一次以當仁不讓的排他性態度，公開表示要由國民黨出面組織全國大選之後的第一屆「正式政府」，也就是憲政民主的制度框架下的議會政黨責任內閣。在1913年2月1日的《與國民黨諸公書》中，剛剛抵達漢口的宋教仁，便開始以候選總理的立場態度，迫不及待地為所謂「正式政府」的「真正整理財政之外債」進行考慮。2月10日，宋教仁在漢口國民黨湖北交通部歡迎會發表演說，被2月13日《民立報》以《宋遯初之危言》為標題公開刊登。宋教仁在演說中所闡述的，正是《與國民黨諸公書》中的主要觀點。

關於內政，宋教仁基於候選總理的立場批評說：「夫內政亦多端矣，而其重要者莫如財政。中國財政之狀況，其紊亂已達極度，……政府今日對於此種問題蓋全未著想，殆以臨時政府期近，敷衍了事，以塞國民之責，不惜以萬難收拾之局貽後人，此則政府罪無可逭之處也。」

關於外交，宋教仁更是以唯我正確、捨我其誰的極端態度，點名斥責臨時大總統袁世凱、國務總理趙秉鈞的重大失誤：「溯自去歲三四月後，庫倫事起，桂太郎往俄締結第三次協約，兄弟彼時亦在北京，見事情重大，曾屢次警告袁總統及趙總理，促其從速設法解決此問題，……無如說者諄諄，聽者藐藐，至今日外蒙將非我有，而政府猶日處歌舞太平之中，不知是何思想。」

與宋教仁認定「自民國成立，迄今二載，縱觀國事，幾無一善狀可述」的高調否定不同，孫中山在1912年11月16日發給袁世凱的密電中，所提供的是完全相反的外交建議：「俄蒙之舉，不過一二好大喜功之徒欲乘我之不備以博功勛，實非俄政府之本意，故對此事以遷延為第一辦法。」

「一二好大喜功之徒……以博功勛」，既是孫中山對於勾結俄羅斯政府宣布獨立的一些蒙古王公的定性；同時也不失為對於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的定性。1913年2月13日，宋教仁自漢口沿江東下，於2月15日抵達上海，寄住在同孚路21號黃興家中。在國民黨選舉勝利並且有望組織責任內閣的情況下，孫中山並沒有與宋教仁就相關事宜進行直接磋商，反而經過與袁世凱中央政府的密電協商，於2月10日乘山城丸赴日本進行並不急切的考察訪問。

2月19日，宋教仁在國民黨上海交通部發表演講，更加明確地撇開孫中山發明的五權憲法而大講他自己三權分立的憲政設想：「討論憲法，行政、立法、司法三權應如何分配，中央與地方之關係及許可權應如何規定，是皆當依法理，據事實，以極細密心思研究者」。接下來，他再一次以激烈言辭全盤否定袁世凱政府當局的內政外交，認為只有國民黨方面出面組織的議會政黨責任內閣，才是救治「不良政府」的「醫生」。

1913年3月，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選舉基本結束，在宋教仁的主持經營下，國民黨取得重大勝利。眾議院議員596人，國民黨得269議席，共和黨得120議席，統一黨得18議席，民主黨得16議席，跨黨者得147議席，無黨派26席。參議院議員274人，國民黨得123席，共和黨得55席，統一黨得6席，民主黨得8席，跨黨者38席，無黨派44席。國民黨在參、眾兩院870議席中佔有392席，雖然沒有超過半數，由於共和、民主、統一三黨加起來只有223席，國民黨依然可以憑藉其絕對優勢影響操縱參、眾兩院。國民黨的選舉勝利，進一步抬高了宋教仁的政權預期和政治熱情。到處演講自己理想中的議會政黨責任內閣的宋教仁，實際上是在從事著一生中的最後衝刺，等待他的是1913年3月20日滬寧火車站的一場血腥謀殺。

宋教仁的「英而不雄」

1913年4月2日，譚人鳳在上海《民立報》發表《哀宋教仁辭》，其中介紹說，幾年前在日本東京，他與專門看風水、算命相的陰陽家給宋教仁推算的是「三十年太平宰輔」的好命相。沒有想到「星命杳無憑，天道暗難問，被擊之後，僅閱十七點鐘而竟死矣」。

「二次革命」失敗後，譚人鳳遭受袁世凱的懸賞通緝，於1913年10月逃亡日本，化名林泉逸避居九州福岡縣筑紫郡太宰府町。已經公開承認「星命杳無憑，天道暗難問」的譚人鳳，依然在《石叟牌詞》中結合著《易經》八卦的推演，寫下了他所見證的革命傳奇。在《石叟牌詞》第二十九首的「敘」中，譚人鳳回憶說，由於宋教仁遲遲不肯前往武昌，他自己不得不於1911年10月8日帶病前往，等到他與居正趕到武昌時，已經是10月13日也就是辛亥革命爆發之後的第四天。清軍第二十一混成協協統黎元洪，早在三天前就被推舉為「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

在《石叟牌詞》第二十九首的「評」中，譚人鳳接著寫道：「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其作用不同，其結果亦遂難以道里計。黎元洪一無用之庸劣懦夫也。武昌革命以統率無人，擁為都督，旋而副總統，……推原禍始，則皆宋鈍初之遷延有以致之也。不然，當時內地同志，對於海外來者實有一種迷信心，安有黎元洪？無黎元洪，又安有此數年來之慘劇？吾昔日因袁世凱目黃、宋為英雄，曾有言曰：『克強雄而不英，鈍初英而不雄。』蓋有慨而言之也。」

譚人鳳之所以痛恨宋教仁當年的錯失良機，是因為他連同他周圍的一部分湖南人，確實把由「雄而不英」的黃興充當新政權中的第一號人物、由「英而不雄」的宋教仁充當宰輔式的第二號人物，當成了他們從事革命活動的主要目標之一種。依據當時多家報刊的公開報道，急於充當「太平宰輔」式的第二號人物的宋教仁，是被流落上海的兵痞武士英開槍殺害的；而現場指揮武士英槍殺宋教仁的吳乃文，卻是應夔丞任滬軍都督陳其美的諜報科長時的一級科員。應夔丞被租界巡捕抓捕歸案，又是吳乃文安排自己在武漢結識的老朋友王阿法出面舉報的結果。雷厲風行地把應夔丞、武士英抓捕歸案的陳其美等人，卻始終沒有把租界巡捕明令通緝的吳乃文抓捕歸案。與吳乃文一起現場指揮武士英的陳玉生，在鎮江被捕後始終沒有出現在宋教仁案的審判席上。這些疑點所指向的主使操縱宋教仁血案的幕後真兇，並不是遠在北京的袁世凱，而是在上海地區擁有最大軍政實力、情報系統以及黑社會勢力的前滬軍都督、青幫「大」字輩大佬陳其美等人。在辛亥革命已經過去100年的今天，這些並不十分複雜卻一直被以假亂真、以訛傳訛的歷史事實，是應該而且必須加以澄清和還原的。

宋教仁遇刺案考辨

本文來源：《三聯生活周刊》2011年第33期，作者：朱步沖

「霹靂一聲，陰霾盡揭，至此袁世凱、趙秉鈞授意殺宋已成鐵案。」這段話是國民黨喉舌、上海《民立報》1913年4月25日的通欄標題。當年3月20日上海火車站月台上的一聲槍響，既宣告了國民黨立憲派領袖宋教仁的遇難，也揭開了民國歷史上「二次革命」的序幕。時隔百年，這樁民國歷史「第一兇案」仍然是一道供歷史學家和時人觀察、分析民初中國政治現代化曲折走向的鮮活傷口。

血案餘波與密電疑雲

宋案事發後不久，兇手武士英即暴斃於監獄，雖然國民黨控制下的《民立報》也承認，經過紅十字會西醫柯司之徹底驗屍，「已屬非毒而斃」，但坊間始終流傳為袁世凱授意所滅口。

頗值得玩味的是，宋教仁是至死也未嘗疑袁。臨終前，他口授遺囑，由《民立報》全文刊登，自陳於3月20日「在車站突被奸人自背後施槍彈，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勢必致死……」請求袁世凱，「開誠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權，俾國家得確定不拔之先發，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臨死哀言，尚祈見納」。

在宋案爆發7年後的1920年，袁世凱之子袁克文在上海《晶報》三日刊以連載形式發表署名「寒雲」的《辛丙秘苑》，講述1911至1915年之間的所見所聞。在標題為《暗殺宋教仁》一節里，袁克文極力否定了「先公」袁世凱與宋案的關聯。他稱，案件之所以無法公開審理，公布真相於大白，是因國民黨方面的責任，因為「期時應（桂馨）已就獄……而北方（袁世凱北京政府）之實力尚未達於滬，而趙（秉均）、洪（述祖）又不自承」。所以，袁世凱才堅決不肯讓趙秉鈞到上海受審，要求將應氏提解入京訊問。袁克文對袁世凱主使下令暗殺應桂馨一事，倒是毫不避諱：應桂馨越獄後，連同洪述祖發表了數通「平反冤獄」的通電，並於1913年10月由青島輾轉至北京，寄居於京劇名角譚鑫培家中，每天「縱酒尋芳，大張花宴」，其上海舊相好胡翡雲也自上海來京，在餘慶堂搭班。倆月後，應桂馨遷居李鐵拐斜街同和旅館，父親和妻子也隨後來京，在放膽招搖之餘，

應氏向袁世凱要求「勛二位」和50萬元賞金。此等行為自然為其帶來了殺身之禍，1914年1月17日晚，即有數條彪形大漢以搜查煙土為名，進入櫻桃衚衕胡翡雲宅邸搜捕，驚恐萬狀的應氏次日即搭乘客車試圖逃至天津，然而卻於頭等車廂被軍政執法處偵探長郝佔一與偵探王雙喜刺死。瀋陽《盛京日報》報道此案時說：「火車行至楊村相近，突有人出刃將其（應桂馨）刺死。當應坐在頭等車位時，因房暖只著白綢衫，曾有兩人帶槍保護，而竟出不防，連傷兩刃，且刺客得以免脫，可謂奇也。」故此諸多民國史家詰問，倘若袁氏與刺宋無關，何不將應氏就地逮捕公審，並將其中陰謀告之天下，再度作為一枚利器打擊已在「二次革命」中元氣大傷的孫、黃等國民黨領袖，反而匆忙將其滅口？

洪、應二人之行為是否為袁氏直接授意？於應宅中所搜出之57件密電信函，一直被認為是袁氏通過趙秉鈞、洪述祖指使應氏行兇刺宋的鐵證，然而這些函件多以隱語寫就，解讀起來歧義與探討空間極大。1930年2月1日洪述祖嚮應氏發去密信，文稱「大題目總以做一篇激烈文章方有價值」，被諸多史家稱為以暗語要求後者籌劃謀刺行動。然而應氏致趙秉鈞的密電，核心內容即是宣稱自己已向日本方面購買了孫、黃、宋等人駐日策劃革命、組織同盟會期間的私密醜聞，包括「黃興下女合像」、「宋犯騙案刑事提票」，並信誓旦旦地宣稱「用照片輯印10萬份，擬從橫濱發行，一旦公布，則國民黨名聲掃地」。4日，洪氏回電，聲稱此消息密電「呈總統（袁世凱）閱後，色頗喜悅」。不過這隻能直接證明，袁氏對應夔丞意欲羅織罪名，毀謗國民黨孫、黃、宋等人的構思知情並表示默許。然而很明顯，這些材料要麼實為編造，破綻百出，使應氏感到根本拿不出手，要麼就是子虛烏有，所以到了3月6日，洪述祖就在密信中怒斥應氏謊報消息妄圖領功，責令其趕緊善後。所謂「此刻既原件無有，連抄本亦無有，殊難啟齒。足下明眼人，必須設一妥法（總以取印件為要），或有激烈之舉，方可下手也（譬如鄧系激烈似較好辦）」。

重壓之下的應桂馨是否像某些史家所論述的那樣，鋌而走險，自作主張，以刺宋邀功？被各方反覆拿出作為證據的，是編號第13、14、15，分別發於3月13日、14日、15日的「洪述祖致應夔丞密電」，以及「應夔丞致洪述祖密電」。洪明確許以應氏中央8厘息債票350萬元，並告知其已交財政部長核辦，並表示「毀宋酬勛位，相度機宜，妥籌辦理」。民初中國政府所發的公債票是當時國際股票市場上最搶手的股票，原因是軍閥政府為急於取得債款，債票都以最大的折扣儘快出售；等到公債到期時，由於有海關或路礦等企業做擔保，還本時都按票麵價值加利息計算。應夔丞以六六二折買350萬元，即相當於北洋政府變相支付給應118.3萬元，這一數目尚未將利息計算在內。很難相信，除非有袁世凱或者趙秉鈞這一級別北京政府首腦的支持，洪氏能自主如此龐大的財務支出。問題的關鍵在於，密電中的「毀宋」，是指按照原計劃羅織負面信息毀謗其聲譽，還是赤裸裸地以行刺手段肉體消滅，始終模糊不可辨。但在15日的回電中，應桂馨確實直言不諱地提出：「梁山匪魁（以宋江之宋，代指宋教仁）頃又四處擾亂，危險實甚，已發緊急命令設法剿捕。」然而3日之前，他又向洪氏呈報：「近彼（宋教仁）在同孚路黃克強家，又為克強介紹，將私存公債60萬，由夔為之轉抵義豐銀行，計50萬元（外有各種股票能值40餘萬），為遁初（宋教仁）之運動費，並不問其出入。夔處攤到10萬，昨被撥去兩萬五，為蘇浙兩部暨運動徐皖軍馬之需。」仍然是秉承原有輿論「毀宋」方案，在向洪氏提供國民黨人募集資金、圖謀策反各省新軍準備發難的情報。

然而僅一周後，當宋教仁即將抵達上海時，洪、應兩人的密電中殺氣凸現：3月19日，洪電直命應氏「事速行」。次日深夜兩點，即宋教仁被刺大約3小時後，應氏向北京複電，聲稱「40分鐘所發急令已達到，請先呈報」，由此可以推斷，兩電中的「急令」與「事」至為迫切，大有機會稍縱即逝之意，所以應指刺殺計劃，而非一周前還在推敲的文字「毀宋」，並且洪述祖肯定對謀殺方案知情並表示同意。最終，3月21日，應氏給洪氏的最後一封密電言簡意賅：「匪魁已死，我軍無一傷亡，堪慰，望轉呈報。」從而證明，洪氏日後逃至天津，發出的關於與應氏結交、唯一目的旨在抹黑宋氏與國民黨的數次通電，為己開脫的成分大於實情。

主謀抑或知情？——繞不開的陳其美

自宋案發生伊始，有許多史家堅信其幕後必有不為人知的隱情，更指刺殺乃國民黨內與宋教仁有隙之領袖所為。

台灣地區歷史學家張耀傑在《百年懸案——宋教仁與國民黨》中，更明指肇始者乃同盟會國民黨元老、時任滬軍都督府都督的陳其美：其人與應桂馨頗有淵源，關係緊密，而其一向熱衷於結交江湖會黨、以暗殺手段解決政敵的作風，也使這一推論的擁護者大有人在。

陳氏與應氏之結交，要追溯到1903年。當年，與應氏交好的青幫「大」字輩人物范高頭因手下芮德寶在城隍廟與英國遊客發生鬥毆糾紛，被告上租界法庭，擔任芮氏辯護律師的，正是陳其美之弟陳其采。陳其採在法庭上據理力爭，辯護得力，迫使法官裁定英人肇事者賠禮道歉。范高頭大喜之下，主動與比自己小30歲的陳其美結拜為義兄弟，使得陳其美一躍成為上海青幫「大」字輩中的一員。1906年夏天，26歲的陳其美前往日本留學，先在東京警監學校第三班學習警察法律，兩年後轉入孫中山的東斌學校學軍事。1908年春，陳其美返回滬上，在馬霍路（黃陂北路）德福里設立同盟會秘密聯絡機關，並設清河坊琴樓與粵華樓17號為附屬機關，表面上花天酒地、紙醉金迷，實則為躲避清政府軍警機關刺探之耳目，其時應夔丞已由陳其美本人親自介紹進入同盟會。當時上海《大公報》署名記者更生回憶說：「一部分黨員每日下午一二時後至粵華樓報告工作，及聽候指揮。晚間10時後，則改至琴樓別墅，6時至10時，則或餐於粵華，或宴於琴樓，主要人物討論計劃之時也……主要人物則英公之外，尚有王金髮君、姚勇忱君、沈虯齋君、王孟南君、沈怡中君、應桂馨諸君。」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後，11月，上海光復，陳其美利用手中掌握的會黨武裝打手控制了革命黨人商討滬政的會議，自任滬軍都督府都督，應夔丞隨後出任滬軍都督府諜報科長。後因南北議和，各省督軍府裁撤諜報科，轉任南京臨時政府總統府庶務科科長兼管孫中山侍衛隊，再被派遣至陸軍部總長黃興管轄下的南京下關兵站任職。1912年7月返滬後，在陳其美的支持下，出任由青紅幫、哥老會等會黨聯合組合的中華民國共進會會長。次年8月15日，袁世凱應黎元洪要求，在北京悍然捕殺了辛亥革命首義將領張振武以及教導團團長方維，部分革命黨人遂組織振武會，意圖於當年10月10日即辛亥革命周年紀念日舉事，不料事泄，被黎元洪部鎮壓。在黎氏致內務部的鎮壓暴動咨文中，

聲稱「匪徒之所以勾結者，實持有著名亂黨巨魁為之發縱指使」，其中「亂黨巨魁」指的就是上海方面的孫中山、黃興、陳其美等國民黨領導層。其後黎元洪更指出，武昌新軍此次兵變的上海方面主謀即為應桂馨、萬金標等人。其後，在陳其美和江蘇都督程德全的從中斡旋下，應氏之通緝被取消。10月16日，應氏由洪述祖陪同，前往南京都督府拜見程德全，後者當場給應桂馨安排了一個江蘇駐滬巡查長的職務，並頒發委任狀，其公開職責是「偵查匪情，報告政府，聽候處置」。當日，感激涕零的應桂馨便向陳其美拍發急電，告之自己「已得巡查差」。由此可見，應氏效忠之對象，不止代表北京政府的洪氏一家。

宋教仁遇刺案發後，與應氏淵源深遠的陳其美，順理成章地被列為涉案嫌疑人之一。3月25日，遠在天津的立憲派領袖梁啟超，在寫給女兒梁思順的信中即將第一幕後黑手指為陳其美，並懷疑其在宋案得手後，還將派遣應氏北上尋機謀刺自己。滬上輿論謠言也紛紛把矛頭指向陳其美，迫使陳不得不督促其親信、上海電報局局長吳佩璜詳查各方往來電報，以求速破此案自證清白。此外，直接介紹應氏與王阿法相識的吳乃文，始終未被緝拿歸案，也是疑點。袁克文在《辛丙秘苑》中聲稱，3月20日宋教仁被刺後，國民黨上海方面領導人曾認為自己就是幕後主使，陳其美更試圖扣押自己作為人質，幸虧其摯友、陳其美得力幕僚沈翔雲暗中提點，才及時逃離滬上。另一個事實是，宋案即出，國民黨人即參與緝捕，其效如神，陳其美曾親自帶人去六野旅館尋找武士英，並發現了應桂馨的名片，陳氏即刻命令屬下周南陔、陸惠生等去巡捕房陪著探員去抓應桂馨。應被抓後，周和部分國民黨人趕赴應家，翻箱倒櫃地尋找密電文件，似乎對刺宋一事的具體操作已有所了解。

更令人費解的是，1913年7月24日，正當「二次革命」烽火連天之際，應氏居然從上海地方檢察廳模範監獄逃脫。8月20日天津《大公報》以《宋案要犯應桂馨與姚榮澤逃矣》為醒目標題報道了這一事件，並指稱監獄獄官吳確生被應氏所賄，「任由應等由該獄大門而出」。是誰在幕後導演了這一出陰謀？1938年8月，已經擔任國民黨上海交通部交際長的周南陔在《錫報》上連續登載自己的回憶錄——《宋教仁先生被刺之秘密》，點出應氏逃獄的幕後主使，

居然就是陳其美。「『二次革命』在上海方面的領導人，就是陳英士（其美），紐惕生諸先生……」周南陔回憶，陳其美率領革命軍自南市撤退閘北的一天，他是值日高級副官，當時向陳請示，刺宋要犯應桂馨押在監中，是將他帶到閘北軍中，還是此時就把他槍斃了？那時陳其美正在愛文義路黃克強公館裡，精神十分疲憊，正患著目疾，雙眼紅腫，不能睜視。請示後，他思索良久，然後答曰：「不必！此案既由司法辦理，應由司法處理，我輩想來責備袁世凱違法，現在不能自蹈其咎。說著，因為不能睜眼，用手作勢，以手指指向另一手心說：『放心，放心，總在我們的這裡。』」周氏說他不敢違抗，只得作罷，任由應氏糾合地方監獄囚犯，越獄逃走。實際上，當時國民黨骨幹領袖因「二次革命」失敗，紛紛遠渡重洋避難，根本無力照顧到一個應桂馨。

立憲與黨爭——刺殺的幕後驅動力

種種證據，至少證明陳其美對應桂馨的種種舉動部署有所知曉，卻並未儘力規勸宋氏小心預防並做出相應安全警衛部署，其中原因何在？似乎要歸咎到國民黨當時內部的矛盾與爭端。眾所周知，宋案爆發時，宋教仁與孫中山的政見矛盾，已經到了昭然若揭的地步。1913年2月19日，宋氏在上海國民黨滬交通部的歡迎會上發表演說，指出：「若關於總統及國務院制度，有主張總統制者，有主張內閣制者，而吾人則主張內閣制，以期造成議院政治者也。蓋內閣不善而可以更迭之，總統不善則無術變易之，如必欲變易之，必致搖動國本，此吾人所以不取總統制，而取內閣制也。」這顯然是與一直堅持應施行總統制，並致力以激進手段倒袁的孫中山南轅北轍。其實早在武昌起義剛剛成功之時，孫中山與宋教仁就在政體問題上各抒己見，僵持不下，不得不請黃興從中斡旋。「克強勸鈍初取消提議，未決，克強定期赴寧，向代表商定。」於是1911年12月27日，宋教仁和黃興趕赴南京，將同盟會最高領導幹部會議商討的中央臨時政府組織方案，提交各省都督府代表會議議決。結果各省代表以《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已規定總統製為由，否決了內閣制。

1912年12月29日，宋教仁寫給自己的秘書兼湖南同鄉劉白的信中，直言「聞本黨有內訌，前日兄來電警告弟以危像，弟總料未必有如是之甚，縱小有波瀾，當不至於成大風潮」。很明顯，當時身為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堅持在議會憲政體系內為國民黨謀求主導地位的宋教仁，已知自己與孫中山、陳其美等同盟會原有的激進領袖分歧極大。根據台灣歷史學家吳湘相在《宋教仁——中國民主憲政的先驅》中的記載，宋教仁、黃興試圖推舉黎元洪為正式大總統，宋教仁本人則計劃引國會第一大黨國民黨之奧援出任國務總理，將袁氏排斥於民國政府之外。對此，宋教仁的摯友、日本人北一輝在《支那革命外史》中回憶說：「彼（宋教仁）組織國民黨自為實權總理，占國會上下兩院議員三分之二之多數，其已將正式大總統之人選放於心中……彼不推南孫（中山），亦不想北袁（世凱），而默許第三者——最為愚呆脆弱之黎元洪。」如果黎元洪上任，在宋教仁、黃興等國民黨領導人看來，其功效可謂一舉兩得。黎元洪為辛亥革命「首義元勛」，在共和黨、進步黨內深孚人望，如其前往北京赴任，則「去袁而收黎於掌握之中」。宋氏的這一安排，歷史佐證頗多，章炳麟在其《自訂年譜》中承認，袁世凱因大權在握，日漸恣肆，宋教仁、黃興等國民黨元老曾在國會選舉前夕與他商議以黎元洪代袁氏，宋教仁當場表示「已與黎公成言」。與之相對應的就是，4月6日宋案爆發後，黎元洪匆忙發表全國通電，謝絕推戴，提出「深機默運智深勇忱，洪不如袁項城；明測事機襟懷恬廣，洪不如孫中山；艱苦卓絕一意，洪不如黃善化（興）」，所以堅決「率江漢子弟維持南服，擁護中央……倘若少數議員垂愛個人貽誤全局，在元洪為損友，在民國為罪人」。

在國民黨內，這等路線方針之鬥爭，已經遠超出口誅筆伐的意氣之爭。沈翔雲回憶說，在宋教仁應袁世凱邀請即將前往北京前夕，陳其美等國民黨領袖為其舉辦的歡送宴會上，宋、陳兩人就未來組織國民黨內閣之方式發生言辭衝突，應氏在旁公開威脅：「你這樣簡直是叛黨，我一定要給你一點顏色看看！」隨之從懷中做掏槍勢，宋氏則以「死無懼，志不可奪」相對，在其他國民黨員勸阻下，雙方不歡而散。根據袁克文的說法，在接下來的幾天中，陳、應兩人一直在密謀對付宋教仁。沈翔雲（虯齋）是袁克文的密友，曾告知他，宋教仁很可能遭不測，因為「陳其美、應桂馨這幾天整天在商議這件事情，即使像我（沈翔雲）這樣的親近之人，也不能夠參與機密，偶然聽到他們之間的幾句對話，也是關於宋教仁的，而且他們說話的神情語氣都不好看！」

今日來看，造成悲劇的不僅是宋教仁本人的性格，更是民國肇造，袁世凱北京政府與國民黨之間，以及國民黨內部對於如何確立新生國家未來政治參與結構、制度的兩種尖銳矛盾。南京臨時政府的《政府組織大綱》原規定的是總統制，待臨時大總統由孫中山讓給袁世凱之後，《臨時約法》即改為內閣制，以便架空袁世凱，通過國民黨在議會中的多數，保證權力掌握在自己手裡。當時輿論即批評所謂約法是對人立法。確實，民初的立憲，從《臨時約法》到《天壇憲草》，一切圍繞著權力軸心展開，不是為建國奠定黨派中立的制度性權威，而是一場政治權力的角逐。國民黨在民初議會中佔據壓倒性優勢，政治氣勢如日中天，卻被社會輿論譏諷為「革命元勛」，政治實踐中表現出十足的排他性，這種「捨我其誰」的狹隘氣質在滿腔憲政民主熱情的宋教仁身上表現得最為明顯。1913年1月8日，他在國民黨湖南委員會歡迎儀式上發表演講，公開宣稱「為今之計，亟須組織完善政府，欲政府完善，須有政黨內閣，今國民黨即處此地位，選舉事若得勢力，自然成一國民黨政府，兄弟非小視他黨，因恐他黨不能勝任，故不得不責之國民黨員……」楊度曾批評說：「民國立憲之權操於民黨，民黨之所謂立憲，亦非立憲也，不過藉立憲之手法，以達革命之目的而已。」國民黨自有其達到革命目的、不惜以手槍炸彈發難的傳統，而袁氏北京政府也不脫其舊制度官僚習慣非常手段處置的本色，矛盾激突中，雙方都難免重拾舊路。

在此大背景下，一心主張立憲政治從而兩方樹敵之宋氏遭遇刺殺，實則不可避免。

「親密戰友」宋教仁私下評孫中山：跋扈的野心家

核心提示：他在當天的日記中認為，黃興不快的原因，「其遠者當另有一種不可推測之惡感情漸積於心，以致借是而發，實則此猶小問題。蓋孫文素日不能開誠布公，虛懷坦誠以待人，做事近乎專橫跋扈，有令人難堪處故也。」……如1908年11月23日，宋教仁曾說：「像孫逸仙那樣的野心家做領導人，中國革命要達目的，無論如何也是不可能的」

宋教仁資料圖

本文由鳳凰網歷史頻道專欄作者金滿樓供稿

1905年初，宋教仁到日本不久，即與革命同志在東京創辦《二十世紀之支那》，他在擔任經理人的同時也承擔了主要的寫作任務。雜誌在草創時期遇到很多的困擾，如經費問題、人員退出等，但宋教仁仍舊極力維持並出版了兩期。正當雜誌難以為繼之時，一位神秘的日本友人找到宋教仁，他就是跟隨孫中山多年的宮崎滔天（本名宮崎寅藏）。

宮崎滔天早在十九世紀末就開始關心並參與中國革命，在他的撮合下，幾個流亡在日的革命小團體如華興會、光復會和興中會等於1905年7月30日在東京赤坂區檜町三號黑龍會本部（內田良平宅）召開同盟會籌備會議，其中包括孫中山、黃興、宋教仁、陳天華、劉道一、時功玖、曹亞伯、蔣作賓、劉一清、馮自由、汪兆銘、古應芬、胡毅生、何天炯、馬君武、鄧家彥、程家檉、王天培、蔣尊簋、康保忠、王孝縝、張繼等10省代表，加上宮崎滔天、內田良平與末永節三位「日本志士」，到會人數合計79人，革命陣容可謂強悍。

同盟會雖然成立了，但有一件事對宋教仁刺激頗大，一是他辛苦創立的《二十世紀之支那》被日本地方警局強制停刊，經多方斡旋仍得不到解決，最後只好將雜誌改名為《民報》，並作為同盟會的機關報發行。日方之所以將《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強制停刊，表面上是因為沒有合法手續，實則是宋教仁編寫的文章揭露了日本對中國的野心。

總體上來說，宋教仁對日本似乎沒有什麼好感，他在甲午戰爭期間曾寫詩：「要當慷慨煮黃海，手挽倭頭入漢關」，到日本時正值日俄戰爭爆發，宋教仁也一直關注著這場戰爭的進程，但他並不是關心日本的勝負而是擔憂中國的命運。從本質上說，宋教仁是一個「不愛朝廷的愛國者」，他在《二十世紀之支那》的發刊詞中明確指出，「吾人之主義，可大書而特書，曰『愛國主義』」。在宋教仁看來，清廷是國家強大的最大障礙，因而他在雜誌中不用清朝紀年而使用黃帝紀年，以示對立。

據經常在同盟會本部（即《民報》社）碰面的鄧家彥回憶，宋教仁「頗具才識，亦通辭令，喜做高談闊論，因間島問題而嶄露頭角，彼在東京主張對於『間島問題』應如何如何處理，因此頗為引動彼邦朝野人士之注意」。老同盟會員楊熙績也曾說，孫中山善於演講，黃興是個實幹家，而宋教仁深沉穩健，又通達計謀，是智囊。孫、黃、宋是同盟會的主要領導，但三人個性的差異也曾惹出風波。

1907年2月，孫中山與黃興因採取何種旗幟而發生了激烈爭執，孫主張沿用當年興中會的青天白日旗，以紀念那些犧牲的革命黨人；而黃興則主張用華興會的井字旗，並認為青天白日旗有效仿日本國旗之嫌疑，應予毀棄。孫中山聽後勃然大怒，說：「我當年在南洋鬧革命的時候，幾萬人託命於此旗下，你要想毀棄的話，就先把我給毀棄了先！」黃興當時也被激怒得跳了起來，當場發誓要「脫同盟會籍」。

表面上看，這僅僅是會旗之爭，但其背後隱藏的實際上是同盟會的領導權之爭。作為原華興會主要成員的宋教仁一向站在黃興的一邊，他在當天的日記中認為，黃興不快的原因，「其遠者當另有一種不可推測之惡感情漸積於心，以致借是而發，實則此猶小問題。蓋孫文素日不能開誠布公，虛懷坦誠以待人，做事近乎專橫跋扈，有令人難堪處故也。今既如是，則兩者感情萬難調和，且無益也，遂不勸止之。又思同盟會自成立以來，會員多疑心疑德，余久厭之。今又如是，則將來之不能有所為，或亦意中事。不如另外早自為計，以免『燒炭黨人』之譏。遂決明日即向逸仙辭職，慶午（即黃興）事亦聽之。十時回。夜。大風。」

據宋教仁的記載，他在得知了孫、黃爭執後感到心灰意冷，他在《民報》社向黃興提出辭去同盟會職務及《民報》職務，黃興開始不應，過了一會，突然也提出要退會，當時《民報》的諸革命黨人俱在。第二天，宋教仁果然如日記中說的那樣向孫中山當面辭職並轉交文件，孫文一直挽留，宮崎滔天也仍舊想撮合他們關係，但此時宋的去意已決。

眼看事情越鬧越大，黃興為了大局，只好自己退讓一步，他事後向胡漢民寫信表示願意服從孫中山的決定。儘管如此，他本人仍舊「意頗怏怏」。「爭旗」事件對同盟會的發展影響頗大，黃興這一退，以後便一直以大局為服從，但宋教仁等人就未免與孫中山及他的廣東人馬心存芥蒂了（所謂「燒炭黨人」，即太平軍「粵匪」之譏也）。

宋教仁與孫中山的齬齟由來已久。在日本外務省政務局跟蹤宋教仁的秘密檔案中，就保存有宋教仁對孫中山的一些印象不佳的看法，如1908年11月23日，宋教仁曾說：「像孫逸仙那樣的野心家做領導人，中國革命要達目的，無論如何也是不可能的」；1910年12月，宋教仁與日本朋友串戶真左樹的談話中說：「孫逸仙已是落後於時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導革命運動。」

1910年12月，宋教仁結束了近六年的流亡生涯返回上海，在於右任的邀請下，他擔任了《民立報》的主筆並寫下了大量的革命評論。次年3月，宋教仁趕赴香港，參與籌備同盟會的廣州起義，但由於指揮上的混亂與倉促，當宋教仁、何天炯、陳其美這路人馬在4月27日凌晨抵達廣州城時，只見城門緊閉，起義已然失敗。宋教仁等人無奈之下，只好再經香港返回上海。

黃花崗起義的失敗對同盟會構成了沉重的打擊，其不僅損失了數十名寶貴的精英分子，而且革命士氣幾近於摧毀。事後，革命黨內部瀰漫著一種絕望的氣氛，如起義的指揮者之一趙聲不久後即鬱鬱而終，而一向穩重的黃興也不顧自己被炸斷兩根手指而執意要去行刺李准——當時的廣東水師提督，鎮壓起義的罪魁禍首。自始即不贊成暗殺活動的胡漢民，這次居然也表示贊成。

宋教仁素有大志，他曾在1902年就放言：「天下苦滿政久矣。若有英雄起，雄踞武昌，東扼九江，下江南；北出武勝關，斷黃河鐵橋；西通蜀；南則取糧於湘。系鄂督之頭於肘，然後可以得志於天下矣」，可笑同游們還諷其為「狂生」。鑒於北方的保守勢力過於強大，宋教仁、譚人鳳、陳其美等人於1911年7月31日組織「中部同盟會」，試圖以長江中下游地區為重點，培植革命力量，伺機發動起義。此時距武昌起義僅有兩個月零十天。

武昌起義後，宋教仁與黃興等人到達武漢，據隨同前往的日本浪人北一輝回憶，宋教仁當時以留日學生領袖的身份活躍於革命黨人陣營，他「一路行來，從未有疏離之感。且不論革命軍中的高級幹部如上海的陳其美、漢陽的黃興以及他所追隨的宋教仁等都是留日學生外，他在武昌都督府眼見留學生如潮水般的從日本趕回內地，晉見宋教仁等待分配工作等實況也在提示他，這是一場由留日學生髮起的革命」。

北一輝抵達中國後的第一封書函，就是向內田良平提到他在上海的觀察，他發覺中國革命的大本營設在《民立報》，而《民立報》的革命同仁在籌劃各地革命起義時，無一不是按宋教仁原先所規定的方案執行。按照北一輝的說法，報社內同仁動輒就舉宋教仁之名以為背書，無論行何事，皆稱是宋先生之意辦理。

抵達武昌後，宋教仁最初協助胡瑛辦理外交，之後起草了一份革命史上至為重要的文件，那就是《鄂州約法》，這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共和制憲法性文件，之後的《臨時約法》即以此為藍本。但不幸的是，首義地武昌的局勢在北洋軍的攻擊下迅速惡化，宋教仁與黃興等人在事無可為的情況下相繼回滬，並協調江浙聯軍於12月2日攻下南京，扭轉了岌岌可危的革命形勢。在新成立的江蘇都督府中，宋教仁擔任政務廳長，並打算推舉黃興為革命政府的新領導人。

對於歸來中的革命領袖孫中山，宋教仁似乎仍抱有成見。據北一輝在《支那革命外史》中的記載，宋教仁並不歡迎孫中山的到來，當北一輝從上海到南京去勸說他擁護孫中山時，宋教仁氣得滿臉通紅：「老兄你也學日本浪人的那一套嗎？你的大元帥主張誤了事，黃興的優柔寡斷又誤了事，孫中山的空想再來誤事的話，革命將怎麼辦呢？黃興食言不來也無所謂，我有兵力，決不允許孫派的人踏進城門一步！」

後來，張繼等人也來勸他，宋教仁這才回到上海參加同盟會在哈同花園舉行的孫中山歡迎會。但在幾個關鍵性問題上，宋教仁與孫中山等人存在嚴重的分歧，如政權組織形式上，宋教仁主張內閣制，孫中山等多數人主張總統制；在中央與地方問題上，胡漢民主張地方分權，而宋教仁主張中央集權；在定都問題上，宋教仁堅持己見，主張定都北京，他認為遷都南京即為放棄蒙滿，而以他在東北的經驗，對日俄之野心極其明了。

儘管宋教仁在南京臨時政府的成立過程中起了重大作用，但孫中山被推選為臨時大總統後，宋教仁僅被任命為法制院院長，很多人為宋教仁未能擔任內務總長而抱屈，但宋教仁卻不以為意：「總長不總長，無關宏旨。我素主張內閣制，且主張政黨內閣，如今七拼八湊，一個總長不做也罷。共和肇造，非我黨負起責任，大刀闊斧，鼎故革新，不足以言政治。舊官僚模稜兩可，畏首畏尾，哪裡可與言革命、講共和？」

清帝退位後，孫中山按約定辭去臨時大總統，袁世凱與總理唐紹儀提名他做農林總長，但這個職位也未能讓宋教仁感到滿意。而且，首任內閣未及三個月，唐紹儀即與袁世凱鬧矛盾掛冠而去，宋教仁與其他同盟會籍的總、次長也隨後辭去了內閣職務。

1912年8月，宋教仁主持了解散同盟會並與統一共和黨、國民公黨、國民共進會、共和促進會合併成立新的「國民黨」的工作，以圖在之後的國會選舉中實現真正的政黨內閣。對解散同盟會的舉動，很多革命黨人都不能理解，宋教仁向他們耐心的解釋說，「以前，我們是革命黨；現在，我們是革命的政黨。以前，我們是秘密的組織；現在，我們是公開的組織。以前，是舊的破壞的時期，現在，是新的建設的時期。以前，對於敵人，是拿出鐵血的精神，同他們奮鬥，現在，對於敵黨，是拿出政治的見解，同他們奮鬥……。我們要在國會裡，獲得過半數以上的議席，進而在朝，就可以組成一黨內閣，退而在野，也可以嚴密監督政府，使它有所憚而不敢妄為，該為的，也使它有所憚而不敢不為……。」

在宋教仁與其他革命黨人的共同努力下，國民黨在之後的選舉中贏得了空前的勝利，而宋教仁極有可能出任新的內閣總理。但誰也沒有想到的是，1913年3月22日，就在宋教仁準備從上海火車站北上之時，一顆罪惡的帶毒的子彈結束了他年輕的生命。

頗令人費解的是，在國民黨選舉勝利並有望組織責任內閣的「大好形勢」下，國民黨的名義領袖孫中山卻對此十分冷淡，他沒有就組閣問題發表意見，甚至有意與宋教仁避而不見。1913年2月13日，宋教仁自漢口沿江東下，於2月15日抵達上海，當時住在黃興家中。最弔詭的是，1976年中華書局出版的《孫中山年譜》中竟然沒有1913年3月27日之前的任何行蹤記錄，而1912年的記載幾乎詳細到了每一天。事實上，孫中山系2月10日乘山城丸赴日本進行考察訪問，他為何不肯稍作停留等待宋教仁來滬商議組閣問題而非要急匆匆的趕赴日本進行並不急切的考察呢？

據《長沙日報》的報道，1913年1月8日，宋教仁在湖南都督譚延闓主持的國民黨湖南支部歡迎會上演說時，宋談到了黃興、譚人鳳、孫武、居正、黎元洪、袁世凱及自己對於辛亥革命的貢獻，而對於名聲在外的同盟會領袖孫中山卻隻字未提。次日，宋教仁在湖南鐵道協會歡迎會上更是對孫中山的「十年十萬里」鐵路計劃予以商善意的嘲諷：「前孫先生髮表六大幹線，有贊成者，有待籌商者，但是孫先生對於內地經歷尚少，必須考驗測量乃能得其要領。」

在宋教仁死去十年後，孫中山派系的人馬（粵系）仍對原華興會的宋教仁、黃興等人（湘系）耿耿於懷，如1923年11月，孫中山在廣州的一次演說中，依然強調自己當年不甘心被「宋教仁、黃興等一般舊革命黨人」所制；而自命為孫中山接班人的戴季陶，其在《三民主義之哲學的基礎》一書中更是以背叛革命、背叛黨魁的道德罪名對宋教仁實施政治清算：「用丟了革命性和主義的一群政治勢力集團為基礎，去與反革命的官僚妥協，以圖在短時期內掌握政權。公平的批判起來，革命黨的第一個罪人，實在是桃源漁父！」

革命革成了「歷史罪人」，若宋教仁地下有知，豈非啞然失笑。

風雨百年說共和

本文摘自：《南風窗》2008年第5期；作者：蕭瀚

近世以降，建立一個以公民生活為核心的民族國家，一直還是中國人的未竟事業。這一持續的過程，終將會有一個結果。

百年歷史的顛沛與迷霧，或許已經給許多國人一些清醒：以制度變遷的方式而論，理智還是情感?和平還是暴力?常常是魂牽夢縈、進退難斷的哈姆雷特之間。憲政之路依然是億兆臨深履薄之偉業，絕非幾個梟雄擘畫頤指的浪漫。因此，從各種角度考察歷史，鑒往知來，對於今天的制度變遷，具有重要意義。從本質上說，從一種心靈意義上，每個人都並非活在當下，而是活在過去與未來之間，從過去找來路，向未來尋去途，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又何嘗不是如此?

君憲還是共和：辛亥革命與南北議和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顛覆清朝遂成燎原之勢。隨後的南北議和在列強環伺之下，最終達成。1905年，孫中山在成立興中會時，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16字口號。此時，他所堅持的所謂共和，也非西方經典意義上的共和。在選擇中國國體這一頭等大事問題上，也沒有考慮中國是一個有著2000年帝制傳統的國家。

袁世凱雖然深諳君主立憲適合當時中國改革之需，但是為了一己之私獲得大總統的位置，他不惜背棄自己原先的改革思路。以袁世凱的實力，南方革命黨無論在經濟、政治、軍事各方面都無法與之抗衡。但袁世凱同時對清王室和革命党進行訛詐，最後成功地攫取他夢寐以求的權力。

君主制還是共和制，實際上不能按照是不是保留皇帝來判定，英國的君主制是披著君主外衣的共和制國家，這是政治學界公認的事實。且君主立憲制，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延續了數千年、缺乏統一宗教信仰的君主制國家而言，也許是走向共和制合適的折衷道路。君主立憲將使憲政制度確立，同時保有國民對國家的凝聚力，這便是虛君共和。而革命黨人將是否保留皇帝這一形式性的內容當作了共和制與君主制的本質性分野，沒有考慮到在中國這樣的國家皇帝不在了，會不會反而導致更多人想當皇帝這一令人驚懼的後果。最終的選擇導致了權力中心的板蕩，並且加劇了人們對國體認識的誤解。

1915年底的洪憲帝制，1917年的丁巳復辟，都是上述選擇錯誤的結果。前者嚴復加入籌安會，後者康有為則是背後謀劃人之一。張勳認為君憲更適合中國，但認不清形勢，且刻舟求劍，假如他能剪辮子入京，且說服溥儀廢除跪拜禮等不合共和政體的做法，結果也殊難預料。當然，歷史並不能假設。此三人都是君主立憲的堅定擁護者，於當時而言，也是對國體有較深刻認識之人，無奈形勢比人強，且不知在新形勢下作出恰當的變通，失敗豈非必然?

這不僅僅是他們個人的悲哀，也是民族國家的悲哀。在過去漫長的歲月里，少數政治梟雄為了奪取最高權力而使得人民長期處於苦難之中。

和平還是戰爭：政治謀殺與二次革命

1913年3月20日，國會召開前夕，眼看大勢已去的國務總理趙秉鈞在袁世凱的暗示下，派人刺殺了宋教仁，宋時年32歲。「宋教仁案」揭露後，袁世凱雖百般抵賴，但表面上還是支持特別調查法庭，1913年5月8日上海地方檢察廳甚至票傳趙秉鈞出庭受審，司法程序在進行中。但孫中山並不相信這一程序，此事一出，孫中山從日本回到上海，主張立即「武力討袁」，3月25日就發電文組織討袁軍，進行二次革命。如所周知，二次革命後來全面失敗，孫中山遠遁日本。

在此案中，國民黨一些重要成員願意走司法程序，以和平的方式與袁世凱進行鬥爭，原本至少也是一個重要的憲政表率，如果因為袁世凱的破壞司法程序而最後失敗，再採取發動戰爭的方式抗爭，似乎更合乎憲政精神。

這一過程中，蔡鍔的表現相當清醒，他認為應該遵循憲政規範，先等司法結果，因此，在得到孫中山組織討袁軍的電文之後，他按兵不動。政治謀殺是破壞正當法律秩序的一劑毒藥，辛亥革命前，各方都在使用，一定程度上說，宋教仁被刺是這一惡性循環的犧牲品，而國民黨終其整個民國期間，也一直熱衷於政治謀殺。

當司法程序有可能被落實的時候，未經任何程序窮盡的方案，即動用武力征討，某種程度上，是一種置和平於不顧，置人民安危於不顧的不負責任的政治行為。

聯邦還是一統：孫陳之爭與軍閥混戰

自1920年開始，陳炯明與孫中山之間的矛盾日益公開化。陳炯明法科出身，在廣東執政期間，堅持聯省自治、反對武力統一中國，而孫中山則一直認為應該打垮各軍閥，建立統一的民國。兩人矛盾日益激化，1922年6月9日，陳炯明公開指斥孫中山。此前，陳炯明屢次險遭暗殺，與胡漢民關係甚密。

陳孫之爭的核心在於陳推崇聯省自治，而孫則欲武力一統中國，於是孫要北伐，陳則反對。6月12日孫中山對報界聲稱要消滅陳炯明。6月16日，陳炯明發動兵變。

孫陳之爭以陳炯明的失敗而告終。中國人對於一統觀念根深蒂固——不惜以戰爭的方式尋求建立一個龐大國家。而人們也常常容易遺忘這一過程付出的無數人的生命和鮮血代價。

遜帝還是平民：北京政變與溥儀出宮

1924年10月22日午夜，第二次直奉戰爭中的直系軍閥馮玉祥秘密倒戈，率部返回北京，包圍總統府，迫使北京政府下令停戰並解除吳佩孚的職務，監禁總統曹錕。11月5日上午9點，馮玉祥部屬北京警備司令鹿鍾麟奉馮玉祥之命，人紫禁城驅逐末代皇帝溥儀，以武力要挾溥儀同意修改優待清室條例，脅迫溥儀及其后妃親屬離開故宮，清王室在民國的背信棄義之下宣告結束。

1912年的《優待清室條例》是一個具有憲政性質的憲法性和國際法文件，破壞該條例與破壞憲法、國際法無異。馮玉祥這一不知深淺的做法，是對憲政的嚴重破壞。

遜帝還是平民，原本未必多重要，但此舉導致的後果是，「民國政府無信義」成為一個國際性共識，此舉與日後日本綁架溥儀成立傀儡朝廷之間關係密切，若有民國政府的保護，溥儀即不可能被日本綁架。

獨立還是外倚：如何外交

外交問題一直是中國的弱項。為了獲得革命資助，孫中山也曾外聯日本換取日本的支持。

北伐之前，蘇俄曾經想找吳佩孚作為他們的利益代理人，被吳斷然拒絕。1927年的北伐，若無蘇俄支持，沒有其強大的財力、軍事支持，成功便渺無勝算。蘇俄的目的，自然是要建立一個他們能控制的中國，斯大林的本意是通過支援北伐，「將蔣介石榨乾」，雖然蔣介石最後沒有讓斯大林滿意，但是蔣介石卻利用斯大林此舉，確立了自己的統治。北伐的勝利，各省自治權被進一步被剝奪，離日後的一統更進一步。

百年以降，對中國危害最大的兩個國家，一是日本，一是俄國。他們不斷地在中國尋找新的代理人，誘之以利，這對那些政客而言，是無往不勝的。民族國家時代，國際交往沒有永久的朋友，也沒有永久的敵人，唯有國家利益而已。以獨立自處、合作相輔，即使不能得眼前之利，也未嘗無後來之收益。

政治家還是政客：民國以來若干政治人物淺議

百年中國一直缺乏政治家施展舞台的環境。馬克斯·韋伯在《以政治為業》的演講中，提出兩種衡量政治行為的倫理標準，即「恪守信念倫理的行為，即宗教意義上的『基督行公正，讓上帝管結果』，……遵循責任倫理的行為，即必須顧及自己行為的可能後果。」一個真正的政治家當能將信念倫理與責任倫理相結合。「信念倫理和責任倫理不是截然對立的，而是互為補充的，唯有將兩者結合在一起，才構成一個真正的人——一個能夠擔當『政治使命』的人。」

若以此衡量，梁啟超、蔡鍔、宋教仁、鄧演達等都是傑出的政治家，他們既有正確的頭腦，又有鐵肩道義的擔當能力，但是他們卻沒能成功。倒是那些品格卑劣而權欲熏心之人或者丹心一片卻腦子漿糊的人，常常獲得成功。這不能不說是歷史上中國政治生態的一大悲哀。

張季鸞、胡適、傅斯年都是民國時以言論參與政治行動的知識分子，也是書生報國的典範。張季鸞先生作為民國第一時評政論家，保持了「不盲不賣不私不黨」這一獨立議政者的風骨，幾乎後無來者；胡適之先生一直保持中正理性平和的心態對待公共事務，以政府諍友的立場評論時事；1938年，傅斯年先生擔任國民參政員，以憲政程序彈劾行政院長孔祥熙，導致其下台，隨後炮轟孔的繼任者宋子文，亦致其下台。一個國民參政員趕走兩任行政院長，沒有錚錚鐵骨，是不可能的。這些人都是那個時代知識分子參政的典範。

公民精神的培養：民國的學生運動

1919年的五四運動家喻戶曉，國家有難而遊行示威，是值得鼓勵和讚賞的愛國之舉。

1919年5月4日那天，學生們激憤之際，在不明白事情真相的情況下大打出手，火燒民宅。衝進曹宅的學生，連曹汝霖的父親請求他們可以將財物拿走，但不必破壞的話都懶得聽：曹宅在焚毀之前已經被砸得滿目狼藉。他們在痛打章宗祥的時候甚至誤以為他是曹汝霖。雖然出於愛國之心一時激憤可以理解，但不分清紅皂白卻也是不爭的事實。

北洋時代的學生八面威風，有「丘九」之稱。在女師大風潮中，楊蔭榆校長最初處理晚到生的做法固然過於生硬呆板，但與學生擅自查封辦公室、砸爛窗玻璃、辦公桌的做法性質完全不同。楊蔭榆女士只能到外面租房子辦公，在她請來章士釗解決此事過程中，章士釗作為教育總長，對學生並無過分之處。其後教育司司長劉百昭為護女生斯文，特地從三河找來百名女傭，翻牆入校以制服戾氣十足的女生，也未動用警察。

在這兩起事件中，任何一個理性的人，都可以得出結論，學生有愛國之心，卻也少了愛國的理性。萬事皆有度。一個健康的公民社會，如果出現不合理的公共事務，所需要的是理性守法、有教養的抗議者，而不能動輒打砸搶燒。

如何實現我們的憲政未來

上述簡單的梳理，或許可以從歷史中看到一些至今依然可能有價值的教訓。在這個翻波涌浪的轉型時代，憲政已是必由之路，但如何走上這條道路，應當有一些普世法則需要社會各界人士共同一體遵循。

我以為當有下述：認清天下大勢，順勢者生，逆勢者亡，這是千古不變之定律；改革需要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相結合，單純的前者可能導致負面結果，單純的後者可能導致機會主義，兩者都對改革無益；遵循人類倫理的底線規則，例如人道主義；政府在大是大非上應當言而有信，政府無信將導致執政艱難，失去公信力的政府是最危險的政府；遵循規則，如果有人破壞正當的規則，應當阻止，並且行動者應當身體力行，以至於「遵循規則，直到受傷」；政治家既要有遠見卓識，又要有政治道德，要有真正的擔當，當代中國就是一個呼喚大政治家的時代，我們不需要政客；知識分子參政議政，要理性、平和、中正，且具悲憫情懷與特立獨行的風骨；社會大眾應當自覺地培養公民精神，而不是在公共事務中不辨是非，打砸搶燒，將公共事務當作狂歡節而淪為暴民。

無論現狀如何，我相信中國的憲政轉型必將成功，我相信，這也是絕大多數國人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