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范：「走火入魔」的嘉靖皇帝

讀史所得體驗，中國王朝體制的品格，決非用「封建」或「專制」之類的字眼可以一語道盡。還皇帝於人性是對的，但需要提防走火入魔，別丟棄了必要的現代意識和批判態度。

本文原刊於《解放日報》2007年2月21日，作者王家范是著名歷史學家，華東師大歷史系教授。

「走火入魔」的嘉靖皇帝

電視連續劇《大明王朝1566——嘉靖與海瑞》將一個20餘年不上朝、煉丹修齋沉溺方術的嘉靖皇帝推到熒屏前，激起了觀眾褒貶不一的熱議。編劇劉和平向媒體發表的一通議論，意外地誘發了我作文的興趣，覺得嘉靖作為一個原來就有爭議的皇帝，確實還有許多方面可以重新研討。至於像劉大編說的，他達到了「無為而無不為」的「最高權力境界」，期期以為不可。

今天四、五十歲以上的人，多半是因為「海瑞罵皇帝」而知道有「嘉靖，家家乾凈」這麼個壞皇帝。事實是嘉靖帝死後不久，一直到晚清以前，史論對他的評價半好半壞，不屬於完全被否定的君主。說好的方面，撇開「英主」、「中興之主」一類言而不實的諛詞，多集中在他繼承皇位之初推行了一些除害剔弊的舉措。例如清修《明史·世宗本紀》「贊」，儘管把他定性為「中材之主」，批評不乏尖銳，但還是平允地讚揚其「御極之初，力除一切弊政，天下翕然稱治」。這應該特別感謝他的前任「皇兄」表現太差勁。

正德帝沉緬聲色犬馬，昏狂無道，古亦少見。前有奸閹劉瑾等權傾內外，四齣各處監鎮，以特務手段鉗制正人君子，邪氣上升；後又迷於江彬、錢寧等痞子之徒的誘惑，荒淫無度，不視朝政，創造了一國之君斃命於「豹房」（娛樂場所）、不能壽終於正寢的歷史最新記錄。正德帝因耽於聲色而無後，朱厚熜藉「兄終弟及」的祖訓才得以入主皇宮。只要稍走出正德陰暗的影子，就容易給人洗刷一新的感覺，嘉靖帝的運氣是好的。

讀史所得體驗，中國王朝體制的品格，決非用「封建」或「專制」之類的字眼可以一語道盡。劉編說不能把皇帝簡單化，我是同意的。同理，也不要把皇權簡單化。中國王朝體制，君主至尊無上，皇權具有專制的性格，「唯予一人」，確實有一言一行足可以興邦或喪邦的特權。然而，皇帝不可能包攬一切事務，必須有許多人為他打工，也有求於打工者。

中國王朝歷經千百年的建設，至明代官僚體制已經十分成熟，各級官僚按照繁複而周密的規則維持日常運行，縱向監督，橫向制約，皇帝即或不干事，這個國家權力仍然在運作中，粗心的人根本看不出問題。有時也能彌補或調整皇權的一些缺陷，特別是在新老皇帝換代之際，士大夫官僚層往往可以藉機調整前任皇帝的弊政，補苴罅漏。因此，觀察中國歷史，必須注意到官僚士大夫的士氣與品質。它會影響到一朝一代政治的興衰，決非是無足輕重的。

中國王朝往往能利用君臣間既互利又互忌的微妙關係，不斷生出小調整的空間，得以僵而不死。每讀易代新皇帝的即位詔書，給人就是這樣的感覺。且以嘉靖皇帝即位詔為例。該詔書出於內閣大學士楊廷和等老練官僚之手，內云：

「惟我皇兄大行皇帝，運撫盈成，業承熙洽，勵精雖切，化理未孚，中遭權奸曲為蒙蔽，潛弄政柄，大播凶威。朕昔在藩邸之時，已知非皇兄之意。茲欲興道致治，必當革故鼎新。」

這是一種早用熟了的格式，先是虛文敷衍一番，把老皇帝責任推卸一旁，接著才放出「革故鼎新」正題的內容。預先起草好的登極詔明白宣示，現在要對舊朝弊政啟動外科手術了。事實上朱厚熜猶未及進京，楊廷和等早就以太后懿旨的名義，將錢寧、江彬拘捕入獄，抄沒兩家貪賄巨貲，拉開了撥亂反正的帷幕。嘉靖帝即位後的三個月內，先後順手把錢、江兩氏斬首以謝天下，將抄家所得巨款接濟邊防，藉以減少民賦。而後連續裁撤宮內僧道教坊官以及各處鎮守太監，大煞宦官專權的氣焰，朝野為之一振。

16年來積下的弊政，原都是楊廷和等人久欲改弦更張而未能遂願的心病，終以忍耐換得了時機，一舉獲得成功。史家前輩孟森、錢穆等對這一點都非常看重。正德帝大為不道，古來少有，然官僚士大夫元氣未遭受大虧損，正氣猶存。故到嘉靖繼位之時，官僚士大夫猶能補苴其間，國祚不至中絕。等到嘉靖中後期嚴嵩當道20年，諛媚貪賄之風披靡，官僚士人墮落的跡象開始顯現。及至隆慶、萬曆朝，張居正力拯吏治萎靡的猛政閃爍而過，此病因不得治而愈積愈重，終成沉痾。前溯後推，將觀察的時段拉長些，看得就比較清楚，期待之中的嘉靖中興只是一個短暫至極的夢，嘉靖後期卻成了有明一代走向衰亡的始發站。

劉編說皇帝是人，也有困苦，沒錯。說人間最苦是皇帝，這幾乎是在代天子立言了。康熙57年作為代遺囑性質的長諭里，玄燁就這樣說過，且說得非常動情。但作為子民百姓，未必會同情。更不能忘記的，皇帝又是有特殊地位的人。這裡面有兩重意思可以細細琢磨。首先，皇帝個人的性格、偏好不同於一般人。在專制的人治體制下，可能造成的正反後果都非同小可。同理，專制獨尊的地位又容易誘使個人性格、偏好方面的缺陷被無限放大，以至發展到荒謬、荒誕的地步。後一種情形在嘉靖帝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

朱厚熜作為成化旁系皇孫，祖母、母親兩代家庭出身都很低微，在皇宮中沒有地位。作為藩王被安置在湖北一隅，與皇帝的榮耀相比，不無失落之感，因此朱厚熜身上有明顯的自卑與妒嫉的雙重焦慮。這自然與幼年的家庭心理氛圍，特別是兩代女性的影響有關。這樣也就容易理解朱厚熜何以會剛到北京就為自己的名份非太子而是嗣君，與楊廷和等儒臣第一次頂牛，差點砸了一台早經準備就緒的皇帝即位舊戲。不久即鬧起了長達三年的「大禮議」、「大禮獄」糾紛，逼走策劃改革的老臣楊廷和，將「伏闕」請願的134名官員投入詔獄、廷杖至死16人，用強制暴力的手段達到了將本生父母法定為皇考、皇太后，成為獨立一系的目的。

不顧新局剛剛啟動，百事正需待興，竟將家事變成了特等國事，擾亂了大局。對父親、母親、祖母皇家身份認定的頂真，在他看來是出於至孝之心，其實折射出潛意識深處，他原有的內心自卑創傷是何等深刻，現在終於有了補償甚至發泄的權力。極度自卑的反面一定是自大誇張。嘉靖16年，他既然動員了京城一半左右的部級主要官員，出動數萬「軍警」護行，勞民傷財「南巡」，為的只是要隨同他去湖北掃祭並督建父母的「皇陵」。這一大規模的改建擴建工程，直至嘉靖駕崩後工程才完全停止，耗貲無數。如此荒唐，也只能從心理學上可以得到解釋。

「大禮議」、「大禮獄」，表面爭的是禮儀的合法性，實際上嘉靖真正要的是皇帝的絕對權威，不容任何人挑戰，不容任何人搶過風頭，專制獨尊心理的滿足。朱厚熜在意識層面上不會承認這一點，他高舉的是「孝」的儒家旗幟。在湖北祭「皇陵」時，他聲淚俱下地用民間白話對父老鄉親們說：「今日我為父母來到這裡，你每也有昔年的舊老，也有與我同後生者，今日一相見。但只是我全沒德行，父母都天上去了。這苦情你每也見么？！」這裡傾吐的苦情，不能說不由衷，但假若與漢高祖「大風歌」相比，就看出嘉靖帝的心理灰暗，斤斤計較於個人或家族的榮辱得失，俗得非常小家子氣，與大明天子的風度不相稱。

王朝的正統之學是儒學，嘉靖帝對此不認真。嘉靖35年，竟接受「玄都境萬壽帝君」的新帝號，前面還加了一長串道教里最好聽的銜頭，成為歷史上一大笑話。但有理由相信，嘉靖帝讀道家原典也不認真，從來沒有見到過他對道家學說有什麼發揮。回想《貞觀政要》，唐太宗對臣僚經常發表有關儒學要旨的體會心得，很是精彩到位，足見中國皇帝的知識素養到明代中後期是江河日下了。他醉心且沉溺其中的，是道教修鍊內丹、外丹的長生之術，以及醮祀、扶箕一類的求仙活動，走的是偏峰，學的是邪門。當時正直的臣僚把責任集中到邵元節、陶仲文等方士的教唆上，傾力參奏彈劾，明明是「當著和尚罵賊禿」，嘉靖帝自然不高興，在不勝反擊、貶黜後，索性就用不上朝來沉默對抗。20年不上朝的原因，決非是因為學得了道家的「無為」哲學。

嘉靖帝學道，學到走火入魔的程度，內因是什麼？似乎很少有人追究。有一情節值得注意。明太祖、成祖兩代建國元老算是享有高壽，此後數代帝王都中年而亡（仁宗48歲、宣宗38歲、英宗38歲、憲宗41歲、孝宗36歲、武宗30歲）。嘉靖帝的父親死時僅44歲，壽限也算是短的。另一奇怪的現象，這些皇帝嫡庶皇子不少，但大多未成年夭折，常常造成一線單傳的困境。這說明皇宮裡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就會造成不健康的後代。再大的權力在天命面前也無能為力，不得不感到畏懼。我們至少可以推論到，前任皇帝30歲暴卒，以及其父中年早逝，應是嘉靖帝求長生不老的心理誘因。這種皇族生命史帶來的心理恐懼，在朱厚熜實早已有之。只是當了皇帝，才可能有此特權不惜工本地求仙，找人鑽研長生之術，以求解脫「人生困境」（借用劉編語）。

道教的方術，有時也能產生一些效應。例如嘉靖帝開始沒有子嗣，深恐生育方面有功能障礙。據說是靠邵元節的「設醮靈驗」，嘉靖15年、30歲時終於喜得後代，且為貴子，接著就有第二、第三個，內中緣由不得而詳。不管是偶然巧合，還是藥方有效，無疑極大推動了嘉靖帝相信方術到入迷的地步，以至走火入魔。且不說因為丹藥內毒長期積聚，嘉靖帝的健康每況愈下，最荒誕的因為道士「二龍不能相見」一句話，他連太子裕王與另一子都不敢相見，長期隔絕，父子之情有若虛無。連基本的人情味都沒有了，能說他的智商或心理是健康的嗎？

心理不健康加上晚年體虛多病，真正是病夫治國，嘉靖中後期的政治不可能是正常的。最大的敗筆，是寵倖權臣嚴嵩長達20餘年。今天許多人只看到巨貪的一面，義憤填膺。其實更長遠、更帶根本性的惡果，就像孟森先生說的，因為他迷信方術，用事之臣都靠迎合邀寵得倖，全國正直之士被壓抑打擊，官僚士大夫的風氣、習尚就此大大惡變。士風敗壞，一代政治也就沒有希望了。

從嘉靖帝的整個經歷來看，一要生命，二要權力，兩者必須兼得不誤。他深藏宮齋之內，吃藥求仙，時而憑一己喜怒，任情褒黜臣僚，以極顯自己的權威，將所有為他打工的人都玩於股掌之上。劉編把這叫做「無為而無不為」，實在是匪夷所思。「無為」乃中國哲學上最深奧的題目，這樣大意地動用它，實在過分冒險了。

撇開哲理，從社會政治層面上說，當中國原始村社共同體瓦解不久，專制集權還沒有整裝走向前台的時候，老子已經敏感到，原始村社共同體樂其俗、安其居的小自由，必將被霸道的大一統新潮吞沒。他明知重返小國寡民不可得，乃創造出一種軟性哲學，曰：無為而治。因此老子的「無為而治」，從根本上說是反政治的，更不用說是反專制了。後來只有西漢初年文景之時曾經移用過這個概念，改稱黃老之學，時間極短。它早已經離開老子的原意，無非是不擾民、少更張，以便實現亂世後休養生息的目標。一旦目標達到，集權的威風就立即得到張揚，無為轉變為有為，這就是漢武帝的窮兵黷武。

在嘉靖帝死後，迄至清代修《明史》，確有不少史論都說嘉靖不視朝，朝事不忘於心，圖迴天下於掌上。這實際是中國古代史家習慣用的春秋筆誅法。因為「圖迴天下」一語，從來就是「君王南面之術」的代名詞。它固然與道家之說不無親緣關係，但那是由道家之說的陰暗面引伸出來的壞東西，培育的不是清靜寡慾的無為心理，而是深藏機巧的專制心理，結果就變成了申、韓一類的法家權術。

是的，嚴嵩最後被嘉靖帝處理掉了。其間緣由的複雜，情節的曲折，本短文無法展開。但我不能理解，這有什麼值得特別肯定的？專制君主的南面之術，便是喜怒哀樂不形諸於色，將朝政視同弈棋。棋子可以隨意擺弄，也可以隨意犧牲。嚴嵩用了20年，惡果累累，用錯人的責任誰來負？嚴嵩也覺得冤啊，憑什麼要拋棄我，一切的一切都不是為你皇帝老子打工，得罪了天下人？這正好從另一個側面，再次證明嘉靖修齋孤居而不忘獨斷朝綱，與其說是「無為」，不如說深得法家之刻薄陰狠，將帝制的專橫發揮到極致了。

現在皇帝戲演個不停。劉編應該是其中對歷史有深入鑽研、有自己體會的少數幾位敬業者，不同於胡編亂造。但我要誠摯地提醒一句，進入歷史容易，跳出歷史不易。對皇帝的事兒沉浸入底了，容易生出一種偏愛，專業的史學家也不免蹈入陷阱。因此還皇帝於人性是對的，但需要提防走火入魔，別丟棄了必要的現代意識和批判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