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開峰：正確面對關於社會科學實證研究的批評

節選自鍾楊主編：《實證社會科學》（第一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6年出版。內容有刪節。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時至今日，中國社會科學界對實證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依然存在爭議，這在公共管理學界尤其明顯。從公共管理雜誌來看，除了有限的幾本，大部分雜誌發表的文章以純理論或質性研究為主。從博士生培養來看，定量研究方法的訓練總體上比較薄弱，博士論文中準確使用定量研究方法的鳳毛麟角。從科研評價來看，經常有人對定量的實證研究不屑一顧，甚至不贊成自己的學生去學習定量方法。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很多，一方面是供給側的問題，有些人對實證研究一知半解，匆忙下結論，拒實證研究千里之外；或者不恰當地借用西方社會科學對過度定量化的反思，杯弓蛇影，自己嚇自己；或者不具備實證研究的能力，又不願意更新自己的知識。另一方面是需求側的問題，雖然國際發文往往需要科學的實證研究，但是在中文期刊上發文一般並不需要，而且在各種政策諮詢項目中政府也不要求有科學的研究設計。既影響供給又影響需求的還有我們的傳統文化，對精確性的要求不高，長於思辨，容忍模糊。

無論什麼原因，對實證研究的爭議嚴重影響了公共管理學科的發展，必須儘快得到解決。本文談談三個問題，一是實證研究為什麼對公共管理極為重要；二是為什麼一些常見的對實證研究的批評是不公平的；三是強化實證公共管理研究應該注意哪些問題。篇幅所限，行文倉促，很多引文和索引沒有列舉，也可能有不妥之處，但是希望能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正確面對關於實證研究的批評

對於實證研究的批評，有些有道理，因為任何研究都是不全面的或者是有缺陷的，質性研究有質性研究的缺陷，理論研究有理論研究的問題；有些批評似是而非或者以偏概全，譬如認為所有的實證研究都是方法至上、脫離實際、面目可憎、難以理解。關於實證研究的批評很多，這裡談談三種。

一個常見的批評是實證研究是「科學」的路徑，但是公共管理不是科學，也不可能成為科學，因為公共管理的研究對象是人和社會，具有意識性和能動性，不是物體和自然。這個批評有長久歷史，譬如公共行政學中有名的西蒙瓦爾多辯論，西蒙堅持要管理科學化，發現管理的普遍性原則，而瓦爾多堅持公共管理的政治性，強調政治哲學的研究路徑，倡導規範性研究。西蒙的《管理行為》和瓦爾多的《行政國》都是公共管理研究生必讀的經典著作，但是瓦爾多長期以來，特別是在２０ 世紀９０ 年代以前，在美國公共管理學界的影響更大。Ｍｅｌｖｉｎ Ｄｕｂｎｉｃｋ 教授曾經有一篇很有影響的會議論文，題目叫做「惡魔、幽靈與大象：反思公共行政理論的失敗」，認為對瓦爾多的崇拜某種意義上導致了美國公共行政學者當時去追求「職業性定位」而不是「學科性定位」，只盯住西蒙的價值中立立場不放，忽略他關於實證研究的重要思想。也許是因為Ｄｕｂｎｉｃｋ 教授這個觀點的爭議性，雖然這篇論文有很多博士課堂引用，但是並沒有在學術刊物上發表。２００５ 年，Ｄｕｂｎｉｃｋ 教授在美國政治學年會組織了一場討論，請了兩派學者分別論述為什麼覺得《管理行為》更有價值或者《行政國》更有價值，雙方爭論不下。

值得提醒的是，瓦爾多的學生不一定反對實證研究，西蒙的信徒也不一定不了解政治哲學。前面提到的喬治·弗雷德里克森教授曾是瓦爾多同事，深受瓦爾多影響，但是他堅決地推動了實證研究的發展，只不過他的目標是實證性的理論化研究或者理論性的實證研究，把理論和實證緊密結合起來。ＭｅｌｖｉｎＤｕｂｎｉｃｋ 是堅定的西蒙支持者，但是他和弗雷德里克森一樣是政治哲學出身，精於哲學，從來不做定量研究，他並不否認瓦爾多的主要觀點和貢獻。這裡提一個小插曲，Ｄｕｂｎｉｃｋ 教授是我在美國博士期間方法論的老師，２００８ 年美國公共行政協會年會在達拉斯召開，他和我在會議酒店的酒吧聊天，美國後現代公共行政理論的代表人物之一Ｈｕｇｈ Ｍｉｌｌｅｒ 突然走了過來（我和Ｍｉｌｌｅｒ 教授在佛羅里達不同的學校任教，曾經在一個佛羅里達的會議上針鋒相對發表過關於績效管理的不同意見），他指著我對Ｄｕｂｎｉｃｋ 教授說：你怎麼培養了這樣一個搞實證研究的？！Ｄｕｂｎｉｃｋ 教授回答說：這正是我想要的！

舉上面的例子是想說，倡導實證研究的學者不是不了解社會科學的獨特性，不是不清楚建立公共管理科學的難度甚至不可能性，不是不精通政治哲學，而是洞察了實證研究的價值，不僅僅是對實踐的價值，也是對理論發展的價值。在他們看來，強調實證研究並不是要把公共管理變成物理、化學一樣的科學，而是強調要以科學的方法來研究現實規律。Ｎｏｒｍ Ｒｉｃｃｕｃｃｉ 教授曾任美國公共管理研究會主席，她在編寫的方法論著作中提出，公共管理應該是一個「後常規科學」，以便和物理化學生物學等區分開來。我個人更傾向於把科學看成是研究客觀現實的，或者說知識生產的、科學的程序和過程，而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規律，從這個角度看，提倡公共管理研究的科學性是沒有任何問題的。即便是從規律的角度看，說公共管理研究應該有科學性也沒有問題。科學規律都是或然性的，也就是概率性的。社會科學的規律或者結論不能像力學公式那樣準確可靠，而是說如果有Ａ，那麼Ｂ 發生的概率就會很高，當我們這樣說的時候，其實沒有必要以抱歉或者理屈的口氣，因為在社會科學中概率是非常有意義的。而且，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在這上面的分野是相對的，就像量子力學也有不確定關係，也是基於概率的。

與「科學」性批評相關的還有從後現代主義、建構主義或者解構主義出發的批評，如果每個個體對現實、語言、符號等的理解都不一樣，怎麼能尋找規律？這種過於強調主觀性和個體性的觀點，如果走向極端，就變成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完全否定了社會科學的必要性，否定了社會規律或者公共管理規律的可能性。實際上，在現實中強調建構主義的人，往往並不放棄尋找規律，而只是用質性的方法去尋找規律而已，從這個角度來看，質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不過是發現規律的兩種路徑罷了，並不是你死我活的敵人。採用這種批評的人往往有一個誤區，這個誤區很多人都有，那就是把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的選擇混為一談，認為建構主義的本體論必然意味著質性研究和質性方法，其實不然。一個人完全可以承認建構主義或者詮釋主義，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他不能做定量研究。比如對於一個政策符號，個人都會有自己的詮釋，但是在現存的社會背景下，是不是每個人的詮釋完全不同？如果有些人的詮釋相同，那麼為什麼有些人相同有些人不同？這個問題就可以用實證的定量方法來分析了。在個人的詮釋中，性別會對詮釋產生影響嗎？教育背景呢？家庭背景呢？宗教背景呢？這些都可以變成實證的定量研究。在這裡我完全不否認後現代主義、建構主義等等的價值，一個學者一篇文章完全可以進行這種研究而不涉及實證成分，而且可以成為具有重大價值的研究。我的意思只是後現代主義、建構主義等可以用來豐富理論，也可以和實證研究結合起來，不一定要老死不相往來。

前面提到Ｎｏｒｍ Ｒｉｃｃｕｃｃｉ 強調後常規科學。後常規科學的提出是針對所有學科的，最早是英國科學與社會聯合會主席拉維茲博士和其合作者福特沃茲在１９９０ 年代初期提出，用以描述多元化的研究主體、多學科協同、交叉研究和作為公共事業的科學。但是Ｒｉｃｃｕｃｃｉ 使用的後常規科學這一概念，是借用了ＢｅｔｈＤｅｍｐｓｔｅｒ 的觀點，指的是介於實證主義科學（物理化學等）和後現代主義之間的科學，採用批判現實主義的本體論和認識論。在Ｒｉｃｃｕｃｃｉ 借用之前，ＢｅｔｈＤｅｍｐｓｔｅｒ 在公共管理學界基本上無人知曉。相比之下，Ｊｏｈｎ Ｓｅａｒｌｅ 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著名哲學教授，在其１９９５ 年的著作《社會現實的構建》中，提出本體論和認識論的相對分離，認為科學的目標是發展和確證規律或者論斷，這些規律或者論斷在認識論上是客觀的，但並不必然在本體論上是客觀的，也就是說，無論我們本體論的認識任何，科學的研究要求我們保持認識論上的客觀性，避免認識論上的主觀性，應當讓任何其他人能夠評價、複製我們的研究。

第三種常見的批評是認為實證研究方法在中國行不通，比如說問卷調查不可靠，政府統計數據有水分，實驗研究不真實，等等。這種批評乍一看是有道理的，中國政府官員的問卷調查確實有問題，官方統計數據確實有可能不準確，但是我們不能把實證研究等同於某一種具體技術或者方法。另外，就算現在很多問卷調查有問題，並不意味著所有的問卷調查都不合格，更不意味著沒有技術手段可以提高問卷調查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問卷調查的很多現代技術發展很快，但是中國公共管理學界在介紹、普及、應用上做得還不夠。需要指出的是，質性研究者和定量研究者在我國面臨的研究環境是一樣的，如果只是膚淺地、形式上地去做正式訪談，可能也聽不到實話，與問卷調查一樣。如果說非正式的、深入的訪談能夠反映實際情況，那麼，在訪談３００ 個人的基礎上進行編碼，然後進行統計分析有什麼不可以呢？實證研究也可以使用質性的數據獲取方法。

強化實證研究要注意的問題

強化實證研究要注意以下五個問題。第一，要轉變思想。實證研究首先是一種理念，要求我們在進行學術交流、知識生產的過程中，不以身份、地位、年齡、經驗說話，而是以科學的證據說話。所謂科學的證據，不是由權威來認定的，而是由科學的、公開的、透明的、可複製的程序得來的、具有內外效度的證據。需要指出的是，不光所謂的經驗不一定可靠，邏輯也不一定可靠。譬如，二戰以後針對戰爭創傷綜合征的情況，提出了以下問題：是農村來的士兵更能適應戰爭，還是城市來的士兵更適應？如果只是從邏輯上講，兩種觀點都有道理，一方面農村士兵可能更習慣惡劣的環境和條件，另一方面城市士兵可能教育程度更高，更能在心理上調試。在這種情況下只有通過實證研究來找到真正的答案。

第二，要注意問題導向。問題導向有幾個意思，一是公共管理研究要著眼於公共管理實踐中的重大問題，這是我們研究的根本目的，研究不是為了應用某種方法。二是研究問題決定研究類型和研究方法，先定問題再談方法。有些問題是不適合實證研究的，比如涉及價值判斷的規範性問題，比如從憲法、法律的觀點來研究的問題，比如剛剛出現的還只能初步探索的問題等等。三是要少談些主義，多些行動。Ｃ． Ｗｒｉｇｈｔ Ｍｉｌｌ 曾經寫道「方法論者們，真正干點活吧！」在方法論的教科書中，我們經常看到各種表格，比較不同的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比較質性研究和量化研究，但是這些不同的類型其實非常難以準確定義，就算能定義清楚，這種比較也往往並不能啟發我們的研究工作。所以，從問題開始，想想那些將要閱讀我們研究結果的人，他們會提出什麼問題？我們怎樣才能更好地回答？怎樣才能更好的說服潛在的反對者？方法的好壞沒有絕對的標準，方法選擇取決於問題特徵。我曾經邀請一位同事，ＪａｍｅｓＢｏｗｍａｎ 教授根據他的經驗撰寫一個章節，談談問題與方法的關係。我恰巧知道他當時正在研究佛羅里達州公務員人事制度改革的問題，也就是給予管理者更大的權力去招聘、解僱公務人員，他前後發表了７ ～ ８ 篇文章，有一篇是規範性的討論，一篇是訪談，一篇用問卷調查的數據來描述和建模，一篇使用了案例分析，一篇使用了文學的方式，一篇進行了跨國對比，等等。他用這些例子清晰地說明，在同一個主題下，不同的研究問題要求不同的研究方法。

第三，要正確處理好理論和實證研究的關係。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不是對立的，而是相輔相成的。沒有理論指導的實證研究往往是蒼白的，沒有實證的理論研究往往是空泛的。在政策分析類的研究中，對一個政策項目的效果進行評估，往往最關鍵的問題是找到合適的、能進行嚴格因果分析的數據，並使用最準確的統計方法，似乎理論並不重要，在很多政策分析類雜誌上的文章也不強調理論。但是，即便是對政策分析而言，僅僅知道政策Ａ 提升了結果Ｂ或者對Ｂ 沒有影響，對政策制定者並不夠，還需要知道為什麼有影響或者為什麼沒有影響，否則一旦政策稍有變化或者政策環境稍有變化，政策效果就可能有問題。在偏向管理議題的研究中，對理論化的要求越來越高，沒有理論貢獻的實證研究很難在頂級刊物發表。在這類文章中，往往需要根據現有的理論進行假設推演，容易被人詬病為理論創新不夠。一方面，我們不能對理論創新的深度期望太高，希望每篇文章都對社會科學的基本理論本身（譬如資源依賴理論）進行顛覆性或者重大的創新，只要能把基本理論靈活應用到一個新的政策或者管理問題，進而發展有關的中層理論就可以了。另一方面，實證研究者確實也要提高理論敏感度，盡量在理論上有所創新，做到既有理論又有方法。

第四，要正確處理好定量和定性研究的關係。在我個人看來，實證研究既包括定量研究的成分，也包括定性研究的成分，不過常規的理解是把實證研究和定量研究等同。不過，無論哪種理解，在實證研究中都要處理好這定量和定性研究的關係。目前流行的說法是要進行混合研究或者混合設計，但是往往把混合研究看的特別高大上、特別玄乎。實際上，在單一一篇學術論文中，篇幅所限，把兩類研究放一起往往很困難。如果說超出單篇學術論文，從一個課題的角度看，兩類路徑應該總是交織在一起的。比如，實證研究要求有清晰的概念和測量，但是清晰的概念怎麼來？往往需要從質性研究開始，從訪談開始。而質性研究得出的概念和測量維度能不能在大樣本中站住腳？這需要定量研究來檢測。同樣，對一個新的社會現象進行實證研究，理論怎麼來？質性研究往往更有助於在紮根的過程中抽象出理論。但是抽象出的理論能不能在大樣本中得到驗證？這需要定量研究來檢測。反過來看，質性研究者如果能夠熟悉定量研究中發展起來的概念化原則和技巧，熟悉定量研究中的樣本設計、因果關係、內部效度等，也能夠更好地進行概念化和理論化。在此需要指出的是，有些學者一直致力於把定量、定性研究統一到一個框架下，比如ＪｏｈｎＧｅｒｒｉｎｇ （２０１２）和Ｇａｒｙ Ｋｉｎｇ，Ｒｏｂｅｒｔ Ｋｅｏｈａｎｅ，ｅｒｂａ （１９９４）。雖然這些統一化的努力受到一些質性研究者的抵制和批評，他們還是產生了廣泛影響。我個人認為，在質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之間，確實存在無法統一的溝壑，但是，他們之間的聯繫和相似性，要遠遠大於一般人的想像。

第五，要處理好合適方法和先進方法的關係。經常有博士生來談博士論文選題，連題目都沒有確定，就問是選擇結構方程好還是社會網路分析好，這是不可取的。也有些學生，往往把眼睛放在最新的方法上面，選課的時候要把所有的統計課學完，然後要到密西根大學的暑期方法班待上兩個暑假，好像掌握了所有的最新方法就像有了十八般兵器，走遍天下都不怕。公共管理學科培養的是公共管理學者，而不是統計學者、統計分析師。檢測一個老生常談的或者毫無價值的命題，方法再先進，研究也沒有價值。發展出一個有重要創新的理論，又有很好的研究設計，往往並不需要高深的方法，可能最簡單的回歸分析就可以了。博弈論也好，社會網路分析也好，他們的優勢在於揭示其他工具不能很好揭示的現象，如果他們得出的結論是常識性的東西，肯定是有問題的，不過是拿著方法的遮羞布來掩飾研究的蒼白。

原文標題：強化公共管理實證研究勢在必行，內容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