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福洪：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百姓眼中的「中國模式」2

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政府對社會壟斷行業與壟斷行為的管理，是現代政府義不容辭的職責之一。解決政府社會管理的現代化，其切入點，就是反壟斷。反壟斷，並不是反對一切壟斷，消滅壟斷。而是取消不必要的壟斷，對不能消滅的壟斷，對其進行必要的限制和管理，政府如何限制、管理壟斷行為，應該有系統的理論，科學的方法，健全的法制，還要有中國特色。　　中國目前存在的壟斷分為經濟壟斷、自然壟斷、國家壟斷、權利壟斷和行政壟斷。其中的自然壟斷不是反對的內容，是管理的重點；國家壟斷是國家戰略的需要，必須由國家壟斷決不能由民間經營，如軍隊和暴力就是必須由國家壟斷；經濟壟斷、權利壟斷和行政壟斷才是我們要反對的壟斷。其中經濟壟斷中的技術壟斷，是保護知識產權的需要，不僅不能反對，還要大力提倡。　　像中國的煙草、食鹽壟斷經營，就是行政壟斷，靠行政權力保護的壟斷就是行政壟斷，這種沒有必要的壟斷，只會給壟斷主體帶來壟斷利潤，而對生產和消費沒有任何好處的壟斷必須反對。中國社會無處不存在壟斷，雖然立了《反壟斷法》，但存在的主要問題：一是分類不清，二是該強化的壟斷卻沒有壟斷，三是該管理的壟斷也沒有認真去管理，也不知道怎麼管，四是該反對的壟斷不明確。　　6、壞的工業化、城市化發展路徑，降低人民的幸福指數。　　工業化是一個過程，它必須依據所在國的國情有計劃、有市場調查、可持續的逐步深入、逐次推進。而我國的工業化過程完全由政府壟斷，任何投資都必須由相關部門審核批准，金融部門依據政府權力機關批文貸款，政府取代市場，把市場規律轉化為政府批文，其結果是中國政府發展什麼產業什麼產業過剩，浪費了大量寶貴的資源。　　城市化是隨著工業化的深入而逐步實現的，可是，中國政府在1958年制定的「反城市化」的戶籍政策一直延續至今，使中國的城市化過程始終是在「偽城市化」狀態下進行，全國大量流動人口，異地居住，給流動人口和城市、農村帶來人權、人性災難。一方面，農民工在城市和鄉村之間徘徊，並漫延至大中專畢業生，正正規規的大學畢業生就業也不能正常轉戶籍。另一方面，把沒有戶籍人口與有城市有戶籍人口，人為地分成兩類人群，分裂族群，形成新的利益對立的群體，造成城市族群矛盾凸顯，農村資源閑置浪費。　　最為典型的是深圳市，1400萬城市人口，只有200萬人有城市戶籍，1200萬是非城市戶籍人口，85%的人口沒有資格在他親手建設起來的城市居住，創造了人類發展史上的奇蹟。也造成了這類勞動力流動性強的城市經濟，成為典型的浮萍式、投機性脆弱經濟，一有風吹草動就會迅速煙消雲散。　　深圳，是中國改革開放窗口性城市，集中了中國城市化過程中的弊端，它與來料加工經濟相輔相成，但其他任何中國城市都是按這種模式——「只要勞動力不留人」在進行建設和發展。城鄉之間的遷徙人口，毫無人權與幸福可言，不談政治權利，就是人性最基本的成年人和已婚人口的性生活權、親子權、教育權、醫療權等等都被完全侵奪，自發地性工作者，被以道德與法律名義輪番打擊與取締。這種毫無人性可言的工業化、城市化過程，是一種壞的路徑選擇。　　三、中國30年改革開放之後都是「社會呈現出好壞並存局面」　　2009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為335353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8.7％。分產業看，第一產業增加值35477億元，增長4.2%；第二產業增加值156958億元，增長9.5%；第三產業增加值142918億元，增長8.9%。　　2009年末國家外匯儲備23992億美元，比上年末增加4531億美元。年末人民幣匯率為1美元兌6.8282元人民幣，比上年末升值0.1%。2010年10月15日，人民幣升值到1美元 兌6.6497元人民幣。　　2009年全年財政收入68477億元，比上年增加7147億元，增長11.7%；其中稅收收入59515億元，增加5291億元，增長9.8%。2010年將達到8萬億元。　　2009年全部工業增加值134625億元，比上年增長8.3%。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長11.0%，其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增長6.9%；集體企業增長10.2%，股份制企業增長13.3%，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資企業增長6.2%；私營企業增長18.7%。　　2009年全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125343億元，比上年增長15.5%。分地域看，城市消費品零售額85133億元，增長15.5%；縣及縣以下消費品零售額40210億元，增長15.7%[2]。　　但是，我國居民的收入差距表現為個人收入差距、地區收入差距、城鄉收入差距和行業收入差距，而且收入差距呈現出不斷擴大的趨勢。形成我國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主要原因：一是我國長期採取重工抑農、以農補工的發展戰略；二是改革開放後價值規律、按勞分配規律和資本積累規律作用的結果；三是改革開放以來，在處理公平和效率關係問題上，過多強調效率，嚴重忽略了公平；四是轉軌時期，新舊兩種體制並存而導致的收入差距擴大；五是分配體制改革的不完善；六是產業結構的演進使得地區之間、行業之間經濟利益關係調整而造成收入懸殊。　　1、整體經濟發展，呈現個人收入差距擴大。　　基尼係數是世界公認衡量個人貧富差距是合適度的基準。一般認為，基尼係數在0.2-0.3之間，說明收入差距比較合理，數值達到0.4是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線，數值0.5以上說明收入差距懸殊過人，0.6則被定為兩極分化的警戒線。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顯示，1970年，我國農村基尼係數人致在0.21-0.24之間，城市居民的基尼係數在0.16-0.18之間，說明我國的居民收入分配基本上顯現出平均主義的狀況，而1998年我國居民的基尼係數為0.455，2001年為0.4577，2005年為0.4680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課題組的調查認為，我國2003年基尼係數為0.438，而據世界銀行測算，2004年我國基尼係數已達到0.467，2009年達到4.9。以上數據表明，目前我國基尼係數已大大超過了國際公認的0.4警戒線，超過高收入國家90年代0.338的平均水平，與經濟水平相近的世界其他國家相比，也明顯偏高。這表明我們現階段處於貧富差距較大的階段。　　2、個人收入水平提高，城鄉收入分配差距拉大。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個人收入水平有了很大提高。1978年到2005年，農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由134元增長到3095元，增長了23.01倍；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343元增長到9798元，增長了28.56倍，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後，分別是1978年的5.82倍和6.19倍。　　第一階段，(1980-1984)逐步縮小的階段。這一時期由於農村經濟體制改革，農民收入增長較快，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由1978年的2.56倍縮小為1984年的1.82倍，縮小近30%。　　第二階段(1984-2003)為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拉大的階段。這一時期由於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所釋放出的生產力逐漸下降，而城市經濟體制改革逐漸深入，城鎮居民收入增長速度明顯快於農村。1983年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為564元，農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為310元，城鄉居民收入比為1.82倍；2003年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為8572元，農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622元，城鄉居民收入比為3.27倍。　　第三階段(2004-2005)為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緩慢縮小的階段。這一階段，國家相繼出台了糧食直補、良種補貼、農機補貼、降低農業稅直至取消農業稅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加之糧食價格恢復性上漲，出現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縮小的情況。年城鄉居民收入比為3.27倍，2004年降為2003年的3.21倍，2005年進一步下降到3.17倍。　　2009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實際增長是8.5%，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9.8%，確實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農村快，城鄉居民收入的差距確確實實在繼續擴大。2009年農村居民的人均現金收入里，外出打工收入佔了40%，售賣農產品等家庭純經營的數據占的比重是49%，打工收入和售賣農產品為主的經營收入佔到農民收入的89%。再繼續增加農民收入將會更加困難，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仍有擴大的可能。　　3、沿海發展迅速，地區之間收入分配的差距拉大。　　地區之間收入分配的差距是我國經濟運行中存在的突出問題。衡量地區收入差距最常用的指標是人均收入，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資料數據顯示，1985年城鎮居民收入最高的5個省（市、區）是西藏、青海、甘肅、上海、北京，職工平均工資依次分別為1967元、1664元、1345元、1344元和1343元；收入最低的5個省是四川、湖北、河南、江西和安徽，職工平均工資依次為1035元、1027元、997元、966元和950元，工資最高省份的職工平均工資為最低省份的2.07倍(中國統計年鑒，1986)。　　隨著我國人均GDP從1978年的381元上升到2007年的18934元，總體地區收入差距基尼係數從0.12上升到0.21。1992年以後，我國市場取向的改革步伐加快，地區收入差距基尼係數從1992年的0.15上升到1995年的0.17。我國地區收入差距擴大是發展中的不平衡、改革中的不同步。　　較之東、中、西部地區間的收入差距而言，城鄉收入差距是總體地區收入差距形成和變動的主要原因。30多年來，城鄉收入差距對於總體地區收入差距的解釋率平均為74%，而東、中、西部地區間的收入差距對於總體地區收入差距的解釋率平均為17%。東、中、西部各自內部的收入差距普遍大於東、中、西部之間的收入差距，其中，西部地區內部的收入差距最大。　　4、各業發展不平衡，行業差距更大。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也呈現出不斷擴大的趨勢。1978年收入最大的是電力、煤氣、供水，年平均工資為850元，收入最低的是農、林、牧、漁業，年平均工資為470元，最高行業是最低行業的1.81倍；1985年收入最高的是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年平均工資為1275元，收入最低的農、林、牧、漁業，年平均工資為878元，最高行業是最低行業的1.45倍。行業差距有所縮小，這主要得益於改革開放初期，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巨人成功，促進了農業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從而大大提高了農業收入水平。　　但1985年以後，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呈現出不斷擴大的趨勢，到2005年，收入最高的金融業，年平均工資達到了31080元，而收入最低的農、林、牧、漁業，年平均工資僅為8295元，行業收入差距山1985年的1.45倍擴大到3.75倍。這裡同樣不包括工資以外的收入，如果考慮到工資以外的收入，最高行業的收入水平比最低行業的收入水平遠不止3.75倍，而且這種擴大的趨勢正逐步合法化。　　2009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為3.33倍；行業收入差為15.93倍，為全球差距最大國家之一；地區收入差為2.43倍；各地居民收入差距為23倍。　　5、GDP增長，利潤、稅收增加勞動者報酬下降。　　按收入法計算，GDP=勞動者報酬+生產稅凈額+固定資產折舊十營業盈餘。我國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勞動者報酬的絕對數量不斷增加，按當年價格算，實行分稅制改革的1994年我國勞動者報酬為23235.82億元，2007年上升到109532.27億元，2007年為1994年的4.71倍；不過，由於收入分配不合理等原因，我國勞動者報酬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呈下降趨勢，從1994年的51.2%下降到2007年的39.74%，2007年比1994年下降了11.46個百分點。這一比重遠低於一般國家和地區54%65%的水平。　　有關資料記載，2007年勞動者報酬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美國為56.9%；英國為54.5%；法國為51.6%；德國為48.9%。相比而言，我國的勞動者報酬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過小。　　與此同時，營業盈餘則從1994年的10556.24億元上升到2007年的8361953億元，增長了6.92倍，年均增長15.93%；政府所得的生產稅凈額從1994年的618475億元上升到2007年的4082752億元，增長了5.6倍，年均增長14.43%；固定資產折舊從1994年的5406.88億元上升到2007年的39018.85億元，增長了6.22倍，年均增長15.16%。　　在GDP中，營業盈餘佔比由23.26%上升到30.34%．上升了7.08個百分點；生產稅凈額佔比由13.63%上升到14.81%．上升了1.18個百分點；固定資產折舊佔比由11.91%上升到14.16%．上升了2.25個百分點。　　我國城鎮家庭平均每人每年可支配收入從1994年的3496.2元增加到2008年的15780.8元，增加了3.51倍；農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純收入從1994年的1221元增加到2008年的47606元，增加了2.9倍。從1994～2008年，居民收入（包括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佔GDP的比重從46.49%下降到43.26%；而政府收入主要來源的稅收收入則由10.52%上升到19.24%。我國GDP從1994年的48197.9億元上升到2008年的300670億元，按現價計算增長了5.24倍，年均增長1298%；財政收入從1994年的5218.1億元上升到2008年的61330.35億元，增長了10.75倍，年均增長17.85%；而同期居民收入從22407.8億元增加到2008年的130077.9億元，只增長4.8倍，年均增長12.44%，明顯低於財政收入的增幅。　　6、高速發展與快速致富理念，摧毀了傳統道德體系。　　經社會調查，驚人地發現，越是落後地區、貧困人群，中華民族傳統道德意識越強烈，保留的傳統意識越多。反過來，越是急於快速致富的人群，中華民族傳統道德意識簡直是蕩然無存，其心中的守護神，基本上由金錢利益所取代。在幹部體系內，越是道德品質等理念被權力、權利意識所取代者，更能實現個人的理想，並順利處於社會地位上升之勢。　　在農村，傳統的道德體系基本完全被摧毀，致富、賺錢才是第一要務，人販子與賣淫者，心中基本沒有人性與道德要素。企業經營缺誠信與競爭無序、無規則是普遍現象，蒙牛與依利兩大乳品企業間的非正當競爭，只是冰山的一角。　　傳統的農業經濟道德體系被摧毀，新的市場經濟規則還沒有樹立，我們經常講的社會主義道德體系，缺乏載體，整個社會處於無德、無規則運行之中，中國經濟社會從裡到外，缺少了精神支柱、思想上沒有守護神，經濟發展方向與指導思想主線不明確，這是十份危險的事情。　　而且，這一點，在全黨、全民思想上並沒有引起高度重視，更可怕的是，一講道德就與政治相聯繫，與黨的思想意識相聯繫，與社會主義相聯繫，講的全是大話、空話、套話，基本沒有誠實可言，製造的典型人物沒有大眾化意義，說教式的高壓態勢，誰也不認可，人人知道大會上的官員，講的話沒有一句是真心話，所有人都清楚對方在說假話，但個個都假裝說的對。少數官員挖空心思製造新概念、新提法，挑逗大眾智商，僅僅為了博得聽眾的掌聲與喝彩。在這種環境下必然薰陶出「我爸是李剛」式的「官二代」，整個社會沒有真正的道德教化與廉恥感的「民二代」，也不會好到那兒去。　　中國的市場經濟這台大戲，剛剛演完第一幕，曲折的故事情節已經鋪開，未來一幕幕，可能是驚心動魄的，我們必須有充分的思想準備。　　總之，我國目前的經濟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2010年2月1日，溫家寶總理在中南海召開座談會的時候，嚴肅地表示目前國內外經濟形勢極其複雜，外部環境不穩定、不確定的因素增加。國內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依然突出，必須保持清醒頭腦。　　「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這「三不」的提法是溫家寶總理在2008年初，當時中國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升溫的時候提出警告。兩年後，溫總理同樣提出這樣的警告，可見這個問題不是偶然出現的，這是一個經濟的結構性的問題，也可以說是經濟制度問題。從2008年到2010年，兩年時間一個周期，周期非常短，矛盾在加深。　　「不平衡」指的是城、鄉之間的不平衡，地區之間的不平衡，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之間的不平衡。「不協調」指第二、三產業不協調。也就是農業，工業，服務行業不協調，投資和消費之間的不協調，經濟增長過快，賴投資和外貿出口。「不可持續」，經濟泡沫化，人民幣升值，通貨膨脹。　　從生態資源上來講，一是環境污染問題嚴重，二是能源、資源消耗大。有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不可逆轉，資源與能源不可再生。社會不和諧、不穩定因素增加。　　從服務上講，國有股份制大銀行成了世界級的巨人企業，可大量的中小企業，尤其是私營企業和個體戶，基本沒有貸款的途徑。沒有把占就業人口80%的中小企業當企業，更沒有把個體戶當經濟實體看。老百姓就業主體和謀生門路，都沒有納入黨和政府的工作範疇。　　改革開放30年，始終沒有把私營經濟作為平等的一員，參與社會主義小康建設。　　中國30年的改革過程，整體上是扭曲的。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孫立平教授用三句話概括改革現實中面臨的問題：第一句話，中國的現實是左的政治和意識形態與右的社會政策相結合。第二句話，這樣的結合是最愚蠢的：專門用左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去惹社會精英，用右的政策去惹普通老百姓，結果弄得大家都不滿意。第三句話，今後怎麼辦：政治意識形態向右轉，社會政策向左轉。　　不能夠由對改革的反思導致對改革基本方向的否定，改革的基本方向無論如何要堅持。改革的必要性，不在於這20多年的經濟有了多麼快的增長，也不在於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多麼大的提高，更重要的是通過這樣一個改革，實現了最基本的制度框架的變化，使得中國逐步匯入世界主流，成為世界上比較正常的國家，而這就是改革方向為什麼要堅持的核心理念。　　2010年10月29日　　參考文獻：　　[1] 台灣《聯合報》，中國模式帶領崛起？帶往崩潰？[N],2010年10月25日.　　[2] 國家統計局，2009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網站，網址：http://www.stats.gov.cn/tjgb/ndt ... 00225_402622945.htm　　作者簡介：　　柴福洪，男， (1957年5月--)，湖北蘄春人,，經濟學碩士，黃岡職院教授，高職教育研究所研究員、所長。　　研究方向：高職教育、公共經濟。　　E---mail ：chaifh1957@sina.com.　　聯繫方式：電話：0713-8348688 傳真：0713-8345265　　地 址：湖北省黃岡市黃州區南湖桃園街109號 郵編：438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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