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解讀古代文學】吳承學：論《四庫全書總目》在詩文評研究史上的貢獻

07-18

　　【內容提要】《四庫全書總目》代表了封建社會晚期正宗正統的學術思想，其集部詩文評類提要考辨較精微，評價頗公允，基本構成古典形態文學批評學術史的雛形，大致體現出封建社會詩文研究的學術水平。它既可以說是傳統詩文評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是現代形態文學批評史學科形成的基礎。

　　《四庫全書》是我國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書，其編纂是中國文化史上最浩大的修書工程。《四庫全書總目》是隨著《四庫全書》的編纂而逐步編修出來的，其分類嚴明，論述謹重，大體代表了當時知識界的學術水平。它不但是一部偉大的目錄學著作，而且還基本形成了一個中國古代學術史概觀性質的整體，歷來受到許多學者的大力推崇。如張之洞在《輶軒語·語學》中就說過：「今為諸君指一良師，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讀一遍，即略知學術門徑矣。」即使我們僅從文學學術史的角度來看，《四庫全書總目》也有非常重要的價值：一方面《四庫全書總目》對於中國古代詩人作家的批評（主要是集部提要），總結起來，其實便是一部頗具規模的古代文學史綱；另一方面，把「詩文評」類提要對於中國古代主要的文學批評著作的批評總結起來，其實便是我國一部簡要的文學批評史綱。本文擬從《四庫全書總目》（註：本文所引《四庫全書總目》，系中華書局1965年影印浙江杭州本。下引此書略稱為《總目》，僅註明其卷。）詩文評類的提要及相關材料入手，探討它在中國古代詩文評研究學術史上的貢獻。

　　　　一

　　在研究《總目》「詩文評」類提要之前，我們有必要了解「詩文評」這一分支學科的形成和發展過程。正如《總目》在「集部總敘」中說的：「集部之目，楚辭最古，別集次之，總集次之，詩文評又晚出，詞曲則其閏余也。」（卷一四八）「詩文評」類在集部中是晚出的分類。《隋書·經籍志》將劉勰《文心雕龍》和鍾嶸《詩品》與《文選》、《玉台新詠》一起歸入集部總集類，可見當時學術界還沒有明確地把它們與一般集部著作區分開來。等到唐開元年間編定的《崇文目開元四庫書目》，才將文學批評著作在總集中厘析出來而別立「文史」之名。於是集部「集錄其類三：楚辭、別集、總集並文史」（註：見宋王應麟《玉海》卷五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四庫全書本，頁405。）。宋代的目錄著作也紛立「文史」之目，所收的著作數量更多而範圍更為明確。《新唐書·藝文志》「文史」類所收除了以李充《翰林論》、劉勰《文心雕龍》、顏竣《詩例錄》、鍾嶸《詩品》，並收了唐人的詩格一類著作多種。今存宋代官私書目有王堯臣等《崇文總目》、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尤袤《遂初堂書目》、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四家，除《郡齋讀書志》外，其餘都設有「文史」類，其收錄絕大部分屬於文學批評的範圍，只有少數幾種史評著作如《史通》等附帶收入，這是後來的詩文評更為專門化的一重要階段。

　　宋人對古代文學批評著作又有了進一步的區分。如鄭樵《通志》就分列「文史」與「詩評」二類，將綜合各體文學批評的《文心雕龍》、《翰林論》等歸入「文史」，而「詩評」類則專收詩話詩格著作，如鍾嶸《詩品》、王昌齡《詩格》等均在其中，一些明顯帶有批評傾向的詩歌總集如《河嶽英靈集》也包括在內。稍後的章如愚在其《山堂考索》的「文章門」中更把此類細分為「文章緣起類」「評文類」「評詩類」三種（註：中華書局1992年影印明正德劉洪慎獨齋本，《山堂考索前集》卷二一，頁142。）。這種分類對明代「詩文評」類的確立，無疑是一種有益的啟迪。書目中的「詩文評」類是明人提出的。焦竑的《國史經籍志》、祁承爜的《澹生堂藏書目》均列「詩文評」類，收錄了嚴格意義上的文學批評著作。這是對先前文、史相雜觀念的一種突破，它直接影響了清代《四庫全書》對文評著作的最後歸屬和界定。到了清代乾隆四十七年《四庫全書》編竟之後，「詩文評」遂成為古代文學批評的一個專稱而獲得了普遍的認同。

　　這裡有必要討論一下關於《總目》的作者及其學術思想的代表性問題。古今許多學者非常強調紀昀在《總目》編纂中的作用，如清人朱珪為紀昀撰的墓志銘就說：「公館書局，筆削考核，一手刪定，為《全書總目》，裒然大觀。」其祭紀昀之文亦云：「生入玉關，總持《四庫》，萬卷提綱，一手編注。」（註：見《知足齋文集》卷五及卷六。轉引自郭伯恭《四庫全書纂修考》，上海書店1992年據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1937年版影印。第十一章，頁213。）江藩《漢學師承記》卷六「紀昀」條亦云：「《四庫全書提要》《簡明目錄》皆出公手。」（註：上海書店1983年據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複印，頁95。）紀昀在編纂《四庫全書總目》的過程中所起的刪改審定的主要作用，這是不容置疑的。但如果把此書視為僅僅是紀昀一人的主張和思想，則未免有些片面。如郭伯恭《四庫全書纂修考》一書就說：「《四庫提要》之編纂，原為各纂修官於閱讀時分撰之，嗣經紀昀增竄刪改，整齊劃一而後，多人之意志已不可見，所可見者，紀氏一人之主張而已。」（註：《四庫全書纂修考》，上海書店1992年據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1937年影印。第十一章，頁 213。）朱東潤先生在他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中也說：「曉嵐論析詩文源流正偽，語極精，今見於《四庫全書提要》，自古論者對於批評用力之勤，蓋無過紀氏者。」（註：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頁301。）而有些當代學者更把《總目》看成是「紀昀學術思想的反映」，甚至完全歸於他的名下，把它作為研究紀昀文學思想的主要材料（註：王鎮遠《紀昀的文學思想初探》，載《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第十一輯，頁25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8月版。）。這種觀點尚可斟酌。

　　《總目》提要稿先由各位纂修官分頭負責，由四庫館臣撰寫，當時從事撰寫提要稿分纂稿的就有程晉芳、任大椿、姚鼐、翁方綱、余集、邵晉涵、周永年、戴震等大學者。總纂官紀昀對分纂稿進行改定，貫一全文，按目錄分類加以編排，後再送皇帝審閱。現在《四庫全書總目》正是在多名大學者的分纂稿基礎上筆削核訂而成的。我以為，《總目》編纂的實際操作先是由四庫館臣集體完成的，最後由紀昀總其成，但是無論是紀昀也好，其他四庫館臣也好，其編纂工作是在某種思想指導下統一操作的。這種思想就是當時最高統治者即乾隆皇帝的政治、文化、學術思想的綜合體。《四庫全書》的體例是由乾隆審定的，正如《四庫全書凡例》所說的「其體例悉承聖斷」（卷首），而且「每進一編，必經親覽；宏綱巨目，悉稟天裁，定千載之是非，決百家之疑似，權衡獨運，袞鉞斯昭。」《四庫全書》包括《總目》，都是必須經過皇帝最後親自「欽定」的，所以《總目》的修纂與個人著述是有所不同的，四庫館臣不可能完全依照自己的好惡來撰寫，而是應該體會、揣摩並貫徹最高統治者的意志和趣味；紀昀也必須根據統治者的思想觀念和需要來修改《總目》。儘管《總目》的字裡行間不難看出紀昀辯博風趣的個人風格（尤其詩文評又是紀昀學術研究的重點之一），但我仍然認為《總目》不僅代表個別人或部分人的觀念，而是代表以乾隆為首的整個統治階級集體的思想，代表封建社會正統、正宗的學術觀念，甚至也可以說它是整個封建社會學術思想的集大成式的總結，為我們了解中國封建社會晚期的文學思想提供了非常權威的資料。

　　目前文學批評史研究對象大體是文學家個體的理論觀點，而作為代表統治階級整體的文學思想和文學政策就很少有人去研究了。它們未必都有很高的理論價值，但在當時對於整個社會的各個階層卻可能產生巨大的作用和影響。因為統治階級的思想就是統治思想，只有了解統治階級的文學思想政策、最高統治者與統治集團主要成員的好惡，才能對各時代的文學風尚和審美趣味有比較根本的認識。因此，研究《總目》便具有十分重要和特殊的意義。

　　　　二

　　《總目》詩文評類正選著作六十四部，七百三十一卷，存目著作八十五部，五百二十四卷。中國古代詩文評方面重要的理論專著大體都已概括在其中了。這一百四十九部詩文評著作的提要，大體勾勒出我國詩文評發展的概況。

　　章學誠在《校讎通義·敘》中認為，自漢代劉向、劉歆以來，中國古典目錄學對於學術史研究起了「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巨大作用。這也正是《總目》的特點。四部每部之首皆有總序，提綱挈領地研究學術之源流正變。每部之下又有小序，進一步陳述流派的演變、是非。每書的提要考證作者的籍貫生平，介紹該書性質和主要內容，評論它的利弊得失。有些問題還在子目之後，附加案語再一步申明。《總目》詩文評類提要也是如此，詩文評小序從理論上考察了詩文評著作出現的原因、作用以及它在目錄學中的地位變遷，它大體理清了中國文學批評史的發展脈絡，對詩文評的主要體例和特點也有概略的總結。它說：

　　文章莫盛於兩漢，渾渾灝灝，文成法立，無格律之可拘。建安黃初，體裁漸備，故論文之說出焉，《典論》其首也。其勒為一書，傳於今者，則斷自劉勰、鍾嶸。勰究文體之源流，而評其工拙，嶸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師承，為例各殊。至皎然《詩式》，備陳法律，孟棨《本事詩》，旁采故實，劉攽《中山詩話》、歐陽修《六一詩話》又體兼說部。後所論著，不出此五例中矣。宋、明兩代，均好為議論，所撰尤繁。雖宋人務求深解，多穿鑿之詞，明人喜作高談，多虛矯之論，然汰除糟粕，採擷菁英，每足以考證舊聞，觸發新意。《隋志》附總集之內，《唐書》以下則並於集部之末，別立此門。豈非以其討論瑕瑜，別裁真偽，博參廣考，亦有裨於文章歟？（卷一九五）「小序」大致勾勒了古代詩文批評發展的主要線索在目錄學上的變化。它指出在建安之前，文章興盛，但無法可求，因此無專門研究文章的專著，建安之後，體裁法度漸備，於是詩文評著作應運而生。「小序」把建安看成是中國古代文學與文學批評發展的一個關鍵時代，是符合事實的。「小序」指出宋明詩文評有「穿鑿之詞」「虛矯之論」，不過還是肯定其價值。「小序」總結了古代詩文評著作的五種主要體例：一、劉勰《文心雕龍》特點是理論性比較強，論述全面，它以文體發展為線索，在敘述文體演進過程中對歷代作家作了評價；二、鍾嶸《詩品》近於一部五言詩發展史，重在品評歷代五言詩詩人的高下等級，而且把歷代五言詩歌創作的淵源歸為國風、小雅和楚辭；三、皎然《詩式》的特點是研究詩歌語言的格式技法，是詩格一類著作的代表；四、孟棨《本事詩》則重在敘述引發詩歌創作的本事「故實」，有助於知人論世；五、劉攽《中山詩話》、歐陽修《六一詩話》則涉筆成趣，可以說是小說化、隨筆化的詩話。當然「小序」所總結的只是古代詩文評著作的幾種主要體例，並無法完全概括全部形態。

　　《四庫全書》在詩文評著作整理方面作出突出貢獻，尤其是輯軼方面，從《永樂大典》中輯出一些早已失傳的詩文評著作。比如李耆卿的《文章精義》和周密《浩然齋雅談》都是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輯出。從文學批評文獻學的角度來看，《總目》對於批評著作的「別裁真偽」考證辨偽工作至為重要。雖然以往的目錄學著作對於詩文評著作也有過一些考辨，但都不如《總目》之系統全面。如自宋代以來，《文心雕龍·隱秀篇》皆有闕文，明末錢允治稱得阮華山宋槧本，抄補四百字。《總目》考證道：「其書晚出，別無旁證，其詞亦頗不類。如『嘔心吐膽』，似摭李賀小傳語；『鍛歲煉年』，似摭《六一詩話》論周朴語；稱班姬為『匹婦』，亦似摭鍾嶸《詩品》語，皆有可疑。況至正去宋未遠，不應宋本已無一存，三百年後乃為明人所得。又考《永樂大典》所載舊本，闕文亦同。其時宋本如林，更不應內府所藏無一完刻。阮氏所稱，殆亦影撰。何焯等誤信之也。」（卷一九五）這種看法，至今受到批評史研究界的普遍接受。

　　《總目》在對詩文評作者的考證方面貢獻也頗大。因為詩文評一般被視同筆記，不受重視，所以在流傳過程中，詩文評著作作者歸屬也容易成為懸案，《總目》在這方面取得一系列突出的成果。如《藏海詩話》原載於《永樂大典》中，不著撰人名氏，自明代以來，諸家書目也不著錄。《總目》從《永樂大典》考得宋吳可有《藏海居士集》已裒輯成編，別著於錄，「藏海」二字與此書名相合。又從《藏海居士集》中的《為王詵題春江圖詩》，考證其中多與韓駒論詩之語，書中所載宣和、政和年月及建炎初避兵南竄、流轉楚粵，與《藏海詩話》卷末稱自元祐至今六十餘年者，時代亦復相合。所以推斷《藏海詩話》作者為宋代的吳可（卷一九五）。又如《荊溪林下偶談》一書，原不著撰人名氏，但《總目》卻精確地考證出作者的姓名：

　　以所載「文字好罵」一條，知其姓吳。書中推重葉適，不一而足。姚士粦跋謂「以《水心集》考之，惟有《即事兼謝吳民表宣義詩》六首及《答吳明輔》一書。不知即其人否。」案元無名氏《南溪詩話》引此書一條，稱為吳子良《荊溪林下偶談》，又陳櫟《勤有堂隨錄》曰：「陳筠窗名耆卿，字壽老。吳荊溪名子良，字明輔。二人畢宗水心為文。」然則此書確為子良作矣。（卷一九五）這種考證把內證與旁證結合起來，論證精確，可謂難得。余嘉錫在《四庫提要辨證》中說：「原書無撰人名氏，《提要》能考得為吳子良，正自不易！」（註：《四庫提要辯證》，中華書局1980年版，卷二十四，頁1591。）這種評價是十分公允的。

　　「詩文評」類提要對於史實的辨證往往能澄清批評史上的一些疑點或公案，這方面也頗有貢獻。比如《南史·鍾嶸傳》稱鍾嶸曾求譽於沈約，受到沈約的拒絕，故嶸怨之，在《詩品》中列沈約為中品。「蓋追宿憾，以此報約也。」對此，《總目》案曰：「約詩列之中品，未為排抑。惟序中深詆聲律之學，謂蜂腰鶴膝，仆病未能，雙聲疊韻，里俗已具。是則攻擊約說，顯然可見，言亦不盡無因也。」這些解釋相當通達，使《詩品》的願意更為清晰。

　　《總目》這些考證辨偽工作，為後代批評史研究奠定比較堅實的基礎。

　　　　三

　　《四庫全書凡例》說：「儒者著書，往往各明一義，或相反而適相成，或相攻而實救。所謂言豈一端，各有當也。」所以只要不是「離經畔道顛倒是非者」或者「懷詐挾私，熒惑視聽者」，都可以「不名一格，兼收並蓄。」這種態度典型地反映出封建社會裡所能允許的學術寬容的極限和本質。《總目》總是標榜著維護學術公理，反對門戶偏見的態度。《四庫全書凡例》在回顧中國古代學術史時說：「漢唐儒者，謹守師說而已。自南宋至明，凡說經、講學、論文皆各立門戶。大抵數名人為之主，而依草附木者囂然助之。朋黨一分，千秋吳越，漸流漸遠，並其本師之宗旨亦失其傳。而讎隙相尋，操戈不已。名為爭是非，而實則爭勝負也。人心世道之害，莫甚於斯。」在「集部總敘」中也指出：「大抵門戶構爭之見，莫甚於講學，而論文次之。」（卷一四八）針對宋明以來學術派別林立，彼此因門戶之爭而持論偏頗的弊病，《四庫全書》編纂者提出其原則是「甄別遺編，皆一本至公，剷除畛域」（卷首）。這種態度當然與維護統治者的利益有關，但對學術研究客觀上是有利的。從《總目》詩文評類提要來看，的確大體上是持比較公允平正的態度，力避過激偏頗之論，庶幾達到平理若衡，照辭如鏡的境地。這一方面反映了清代的學術風氣，也反映出《總目》作為封建統治階層集體思想綜合表現的特點。

　　在評論歷代詩文評著作時，《總目》十分注重知人論世，結合詩文評家的身世及其所處的歷史背景來探討其理論；對批評家由於黨爭或學派之爭而產生的門戶之見總是特地拈出。如論宋人詩文評，尤其指出「宋人論文，多區分門戶，務為溢美溢惡之辭」（卷一九五《余師錄》提要）。在對宋詩話分析中，也注意宋代黨爭的背景。《彥周詩話》提要指出許顗「蓋亦宗元祐之學者，所引述多蘇軾、黃庭堅、陳師道語，其宗旨可想見也」（卷一九五）。《珊瑚鉤詩話》提要也指出作者「表臣生當北宋之末，猶與陳師道游，與晁說之尤相善。故其論詩往往得元祐諸人之餘緒」。魏泰《臨漢隱居詩話》的提要指出：「泰為曾布婦弟，故嘗托梅堯臣之名，撰《碧雲騢》以詆文彥博、范仲淹諸人。及作此書，亦黨熙寧而抑元祐。」「蓋堅執門戶之私，而甘與公議相左者。」但還是指出其「頗有可采，略其所短，取其所長，未嘗不足備考證也」（卷一九五）。《總目》在《石林詩話》提要中談到葉夢得論詩「推重王安石者不一而足」，而對於歐陽修、蘇軾則多貶抑。為什麼呢？「蓋夢得出蔡京之門，而其婿章沖則章惇之孫，本為紹述餘黨，故於公論大明之後，尚陰抑元祐諸人。然夢得詩文實南北宋間之巨擘，其所評論，往往深中窾會，終非他家聽聲之見，隨人以為是非者可比。略其門戶之私，而取其精核之論，分別觀之，瑕瑜固兩不相掩矣」（卷一九五）。《總目》在這裡提出的「略其門戶之私，而取其精核之論」的批評態度，是十分可取的。在具體批評中，《總目》既指出其門戶之見，同時對其本身的價值又持比公允的態度，其評論是比較準確的。

　　《滄浪詩話》是歷史上一部爭論最多的詩話。尤其明清兩代，詩派林立，許多爭議皆與《滄浪詩話》的理論有關。故歷來或譽或毀，對其評價截然相反。《總目》論《滄浪詩話》則不偏頗，持平而論：

　　大旨取盛唐為宗，主於妙悟。故以「如空中音，如象中色，如鏡中花，如水中月」，「如羚羊掛角，無跡可尋」為詩家之極則。明胡應麟比之「達摩西來，獨辟禪宗」，而馮班作《嚴氏糾繆》一卷，至詆為「囈語」。要其時宋代之詩，競涉論宗，又四靈之派方盛，世皆以晚唐相高，故為此一家之言，以救一時之弊。後人輾轉承流，漸至於浮光掠影，初非羽之所及知。譽之者太過，毀者亦太過也。（卷一九五）這一段是《總目》相當典型的批評體例。它完全拋開黨同伐異的偏見，對於《滄浪詩話》的宗旨作了準確的概括，對滄浪詩學思想的時代背景和價值也作了合理闡釋。它把《滄浪詩話》本身的理論內涵與後人在接受過程中由於不同的立場而出現的偏頗區別開來，相當平允中肯。

　　《總目》對明七子持批評態度，然而對那些過分而偏的批評，也不贊同。如批評吳喬的《圍爐詩話》「偏駁特甚。大旨初尊長沙而排慶陽，又祖晚唐而擠兩宋。氣質囂浮，欲以毒詈狂談劫仗俗耳，遂以王、李為牛驢鳴，而比陳子龍於王錫爵之僕夫。七子摹擬盛唐，誠不免於流弊，然亦各有根據，必斥之不比於人類，殊未得其平。至於賦比興三體並行，源於『三百』，緣情觸景各有所宜，未嘗聞興比則必優，賦則必劣。況唐人非無賦體，宋人亦非以比興都絕。遺詩具在，吾將誰欺？乃劃界分疆，誣宋人以比興都絕，而所謂唐人之比興者，實穿鑿附會，大半難通」（卷一九七）。《總目》評論王世懋的《藝圃擷余》說：「大旨宗其兄世貞之說，而成書在《藝苑卮言》之後。已稍覺摹古之流弊。」（卷一九六）可見對於明七子流派後期的變化也頗加註意。

　　《總目》推崇一種比較平實的批評態度，而不喜高論，比如批評清人毛奇齡《詩話》尊唐抑宋，但「所論宋詩，皆未見宋人得失，漫肆譏彈；即所謂論唐詩，亦未造唐藩籬，而妄相標榜，如詆李商隱，詆柳宗元，詆蘇軾，皆務為高論，實茫然不得要領」（卷一九七）。對於清人毛先舒《詩辨詆》對常建詩、杜甫詩、元結詩、李白詩的挑剔，《總目》批評它表現出一種「好為高論」的習氣（卷一九七）。《總目》對於《原詩》的宗旨是肯定的，但又指出它有「英雄欺人之語」有「故作高論」之處（卷一九七）。

　　《總目》既然代表封建時代統治階級的正統立場，會不會因此就強調教化、倫常、義理，忽視文學藝術的本質特徵而顯得迂腐僵化呢？這是一個容易產生誤解的問題。事實上《四庫》館臣雖然代表封建傳統意識，但還是比較通達，大抵沒有什麼迂腐之見，而且還比較尊重文學的藝術特性。《總目》在談到真德秀《文章正宗》的偏頗時指出，「蓋道學之儒與文章之士各明一義，固不可得而強同也」。並說：「德秀雖號名儒，其說亦卓然成理，而四五百年以來，自講學家以外，未有尊而用之者，豈非不近人情之事，終不能強行於天下歟」（卷一八七《文章正宗》提要）。《總目》對以理學的觀念來評論詩文而置文學本身的特性於不顧的習氣皆致不滿。如批評《余冬詩話》「所論多作理語」，「夫以講學之見論文，已不能得文外之致，至以講學之見論詩，益去詩千里矣。則何如不作詩文更為務本也」（卷一九七）。又如《詩譚》提要說：「蓋以講學為詩家正脈，始於《文章正宗》，自白沙定山諸集，又加甚焉。至廷秀等而風雅掃地矣。此所謂言之有故執之成理，而斷斷不可行於天下者也。故其人雖風裁嶽嶽，而論詩不可為訓焉。」（卷一九七）總之，《總目》明確地把文學與理學區分開來，認為兩者有不同的評價標準，反對以理學的標準來衡量文學。

　　《四庫全書凡例》提出：「文章、德行，在孔門既已分科，兩擅厥長，代不一二。」所以，所著錄的，有的是「論人而不論其書」，有的則是「論書而不論其人」。《四庫全書凡例》特地說明「凡茲之類，略示變通。」有些人雖然人品不高，氣節有虧，但論藝若有心得，《總目》也取不因人廢言的態度。《凡例》還專門舉了詩文評類中的吳優古堂詩話》的例子。吳是南宋的誤國罪人，但《總目》並沒有因此而一筆抹殺《優古堂詩話》的理論價值：「其人本不足道，而所作詩話乃頗有可采」（卷一九五）。而且還把此詩話放在正選之列。這是頗為典型的例子。

　　《總目》反對文學批評中固執膠著的態度，主張用比較通達的眼光研究作品，尤其應該注意到文學創作自身的特點。如宋人許顗《彥周詩話》批評杜牧《赤壁詩》「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句，說杜牧對於「社稷存亡，生靈塗炭都不問，只恐捉了二喬，可見了措大不識好惡」。《總目》則批評許顗不懂詩歌巧妙、曲折、形象的表現方式，二喬兩位貴婦人在詩中乃作為社稷尊嚴的象徵，「二人入魏，即吳亡可知」，「此詩人不欲質言，變其詞耳，顗遽詆為秀才不知好惡，殊失牧意」（卷一九五）。又如安磐《頤山詩話》因為杜甫「朝扣富兒門」四句詩，就譏笑他「致君堯舜上」之妄，《總目》認為這種批評「亦失之固」（卷一九六）。《歸田詩話》過於拘泥於史實而譏笑張耒《中興碑》中「玉環妖血無人掃」句，說貴妃乃縊死，未嘗濺血，《總目》諷刺他「是忘《哀江頭》『血污遊魂』句也」（卷一九七）。

　　《總目》文學批評的立場可以說是正統而不僵化，正宗而不狹隘，總體上說是比較開明通達的。

　　　　四

　　作為反映統治階級學術思想的《總目》，它對詩文批評著作的具體評述中反映出來的批評見解、觀念和價值觀，也是頗值得注意的。

　　清代學術一反明代浮泛之病，崇尚樸學，反對虛談。《四庫全書凡例》談到其選錄書籍的標準：「今所錄者，率以考證精核，辨論明確為主，庶幾謝彼虛談，敦茲實學。」中國古代詩文評著作不少是信手而記、涉筆成趣之作，故時有粗疏之處。《總目》經常指出一些詩文評著作游談無根，失之考據之處。不過，我們應當注意到，《總目》對於詩文評著作重視考據又不拘泥於考據，最為重視的還是批評著作的鑒識。一些在考據方面有紕漏但在評騭鑒賞方面有卓識者，仍然獲得褒揚。如在談到周密的《浩然齋雅談》時既指出此書在考據方面的一些毛病，但又說：「然密本詞人，考證乃其旁涉，不足為譏。若其評騭詩文，則固具有根柢，……是書頗具鑒裁，而沈晦有年，隱而復出，足以新藝苑之耳目，是固極宜廣其傳者矣。」（卷一九五）又如《總目》既辨析了《師友詩傳錄》考據之誤，同時又指出：「蓋新城（筆者按：指王士禎）詩派，以盛唐為宗，而不甚考究漢魏六朝；以神韻為主，而不甚考究體制。故持論出入，往往不免，然其談詩宗旨，具見於斯。較諸家詩話，所見終為親切，固不以一眚掩全璧也。」（卷一九六）反映出尊重文學批評研究自身特點的價值標準。從重視批評鑒識出發，《總目》對一些有眼光的不同時俗的看法相當讚許。如宋人朱弁《風月堂詩話》論黃庭堅作詩「用昆體工夫，而造老杜渾成之地」。《總目》的評價是「尤為窺見深際，後來論黃詩者皆所未及」（卷一九五）。對於那些鑒識不精的著作，《總目》的批評相當尖銳甚至尖刻。如批評《南濠居士詩話》說：「柳色嫩於鵝破殼，蘚痕斑似鹿辭胎」，「尤鄙俚，而指為佳句」（卷一九七）。對此相當不滿。評明人顧元慶《夷白齋詩話》「論詩多隔膜之語。如秦韜玉詩『地衣鎮角香獅子，簾額侵鉤綉辟邪』，可謂寒酸眼。元慶乃稱其狀富貴之象於目前，品題殊誤。所錄明詩多猥瑣，至譏蔡邕《飲馬長城窟行》謂魚腹中安得有書，尤高叟之為詩矣」（卷一九七）。

　　值得一提的是，《總目》特別重視作家詩人的理論，明確地指出作家詩人的批評具有特殊價值。如論楊萬里《誠齋詩話》，「萬里本以詩名，故所論往往中理」（卷一九五）。明安磐《頤山詩話》「磐亦能詩，……故其論古人，多中窾會。蓋深知其甘苦而後可定其是非」（卷一九六）。洪邁《容齋四六叢談》，說此書「較王銍《四六話》謝伋《四六麈談》特為精核，蓋邁初習詞科，晚更內製，於駢偶之文用力獨深，故不同於剿說也」（卷一九七）。

　　《總目》對於歷代批評家和詩文評著作內容介紹以及對其學術觀點、源流和地位的介紹和評價，也往往表現出精微的鑒識，故能切中利弊，言簡意賅，為後代的批評史研究提供借鑒。如司馬光的《續詩話》在文學批評史上的貢獻，一般人是不及注意的，但《總目》高度讚賞其對詩歌的品第非常精妙，指出唐宋一些詩歌正是因為受到司馬光的品賞才流傳眾口的，比如林逋「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詩句，暢當、王之渙的《鸛雀樓》等詩歌，「相沿傳誦，皆自光始表出之」（卷一九五）。這種事實一經《總目》拈出，《續詩話》的貢獻也就一目了然。明人謝榛《詩家直說》謂杜牧《開元寺水閣詩》：「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台一笛風」句不工，改為「深秋簾幕千家月，靜夜樓台一笛風」。《總目》批評他「不知前四句為『六朝文物草連空，天淡雲閑今古同。鳥去鳥來山色里，人歌人哭水聲中』。末二句為『惆悵無因見范蠡，參差煙樹五湖東』。皆登高晚眺之景。如改『雨』為『月』，改『落日』為『靜夜』，則『鳥去鳥來山色里』非夜中景，『參差煙樹五湖東』亦非月下所能見。而就句改句，不顧全詩，古來有是詩法乎」（卷一九七）。可見《總目》主張文學批評應該顧及作品的全篇，而忌片面摘句而論，這種觀念是比較穩妥的。

　　對於古代各種詩文評著作體例，《總目》其實是有所軒輊的，這反映了其心目中詩文評的規範和理想。《總目》對宋代幾部詩話總集即阮閱《詩話總龜》、蔡正孫《詩林廣記》、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及魏慶之《詩人玉屑》的褒貶非常明確。「《總龜》蕪雜，《廣記》掛漏，均不及胡、魏兩家之書」（卷一九五）。《總目》評價阮閱《詩話總龜》「摭拾舊文，多資考證」，但又批評它「惟分類瑣屑，頗有乖體例」（卷一九五）。《總目》對於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及魏慶之《詩人玉屑》兩書是比較肯定的；但對《詩人玉屑》仍不甚滿意，指出「此書以格法分類，與仔書體例稍殊。其兼采齊己《風騷旨格》，詭立句律之名，頗失簡擇」（卷一九五）。在宋人的詩話總集中，《總目》最為欣賞的是《苕溪漁隱叢話》。它認為此書與阮閱《詩話總龜》「相輔而成，北宋以前之詩話大抵略備矣」。並對兩書體例的優劣作了評價：「然閱書多錄雜事，頗近小說。此則論文考義居多，卻取較為謹嚴。閱書分類編輯，多立門目，此則惟以作者時代為先後，能成家者列其名，瑣聞軼句則或附錄之，或類聚之，體例亦較為明晰。閱書惟採摭舊文，無所考正。此則多附辨證之語，尤足以資參訂」（卷一九五）。而在宋人的詩話別集中，《總目》特別讚賞《竹庄詩話》的體例。認為《竹庄詩話》「遍蒐古今詩評雜錄，列其說於前，而以全首附於後，乃詩話之中絕佳者」。「是書與蔡正孫《詩林廣記》體例略同，皆名為詩評，實如總集。使觀者即其所評與原詩互相考證，可以見作者之意旨，並可以見論者之是非。視他家詩話但拈一句一聯而不睹其詩之首尾，或渾稱某人某篇而不知其語云何者，固為勝之。惟正孫書以評列詩後，此以評列詩前，為小變耳」（卷一九五）。可見《總目》特別喜歡這種總集與詩話融為一體、使讀者可以把批評和創作結合起來互相印證的詩文評形式。

　　《總目》在「小序」中曾提到詩文評有「體兼說部」者，但《總目》對於小說化了的詩文評著作往往提出批評，如指出《漁洋詩話》「名為詩話，實兼說部之體」，批評此書記錄許多文人的雜事，「皆與詩渺不相關。雖宋人詩話往往如是，終為曼衍旁支，有乖體例」（卷一九六）。《玉堂詩話》雖題為「詩話」，但《總目》認為此書「所采皆唐宋小說，隨意雜錄，不拘時代先後，又多取鄙俚之作，以資笑噱，此諧史之流，非詩品之體，故入之小說家焉」（卷一四四）。《總目》雖然對厲鶚《宋詩紀事》評價頗高，認為「考有宋一代詩話者，終以是書為淵海，非胡仔諸家所能比較長短也」，但批評其體例：「昔孟棨作《本事詩》，所錄篇章，咸有故實，後劉攽、呂居仁等諸詩話，或僅載佚事而不必皆詩，計敏夫《唐詩紀事》或附錄佚詩而不必有事，揆以體例，嫌名實相乖。然猶偶爾泛登，不為定式。鶚此書裒輯詩話，亦以紀事為名，而多收無事之詩，全如總集；旁涉無詩之事，竟類說家。未免失於斷限」（卷一九六）。又如《總目》批評明王昌會《詩話類編》「摭拾諸家詩話，參以小說，裒合成書，議論則不著其姓名，事實則不著時代，又並不著出自何書，糅雜割裂，茫無體例，亦博而不精之學也」（卷一九七）。可見《總目》對於小說化的詩話評價是持保留態度的。

　　《總目》把歷代詩文評著作分為正選和「存目」兩類，此分類也反映了四庫館臣的文學批評價值觀念。存目的書當然不如正選的重要，其中有的是避免重複，有些是在其它書中已有著述，容易找到，所以列入存目，也有的是被認為價值不高或偽書（正選中也有，但在歷史上較有影響），如舊本題陳應行的《吟窗雜錄》、原本題尤袤《全唐詩話》。有的則是因為不符合四庫纂修者的價值觀，比如《總目》一般把詩格一類書放到存目之中，並表示出非常鄙視的態度，如評《詩法源流》強立三十三格「謬陋殆不足辨」（卷一九七），評《二南密旨》「議論荒謬，詞意拙俚，殆不可以名狀」，甚至說它「皆有如囈語」（卷一九七），評《天廚禁臠》「是編皆標舉詩格，而舉唐宋舊作為式。所論多強立名目，旁生支節」（卷一九七），評《少陵詩格》「是篇發明杜詩篇法，穿鑿殊甚」。「每首皆標立格名，種種杜撰，此真強作解事者也」（卷一九七）。評《木天禁語》「殆類道經授經之語」（卷一九七）。《總目》對詩格一類著作的輕蔑是溢於言表的，這種態度甚至長期影響文學批評史學者對於詩格一類著作的深入研究。

　　　　五

　　當然，如果作為文學批評史研究來看，《總目》「詩文評類」提要也存在一些局限。除了一些具體批評失當之外，由於體制所限，「詩文評」類提要範圍比較狹隘，所論只是古代比較重要著作，而對於那些重要的單篇論文，就無法涉及了，所以有些在文學批評史上相當重要的批評家、文學流派或文學理論，在《總目》詩文評類提要中卻無法涉及。我們如果要全面地研究《四庫全書》關於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思想，就必須以詩文評類的提要作為基礎，而兼及總集、別集、詞曲部（其中有詞話）的提要。比如，「詩文評」類提要對於明七子的評論比較零碎，但在集部別集類《空同集》《大復集》二書的提要中，卻完整地評論了李夢陽復古理論和創作功過、七子內部文學旨趣異同，可以說是相當準確和全面的。

　　《四庫全書》代表了正宗正統的文學觀念，對於非正統的文學觀念予以排斥，表現出很明顯的局限性。在文體上，除了正統的文體即詩文之外，對敘事文學文體的長篇小說與戲曲不屑一顧，對詞曲也表示鄙視，表現了傳統文體學中比較狹隘保守的觀念。另外《總目》在對於歷代詩文評著作區分為正選與存目的處理也未必完全恰當，如舊題唐皎然的《詩式》、明代胡應麟的《詩藪》、清代葉燮的《原詩》等處理為存目就有些不妥。

　　在考據方面，《總目》儘管成就很高，然仍存在一些乖錯違失之處。正如余嘉錫《四庫提要辯證·序錄》中所說的「自劉向《別錄》以來，才有此書也」，但同時指出：「古人積畢生精力，專著一書，其間牴牾自不保，況此官書，成於眾手，迫之以期限，繩之以考成，十餘年間，辦全書七部，薈要二部，校勘魯魚之時多，而討論指意之功少，中間復奉命纂修新書十餘種，編輯佚書數百種，又於著錄之書，刪改其字句，銷毀之書，簽識其違礙，固已日不暇給，救過弗遑，安有餘力從容研究乎？」他在《四庫提要辯證》卷二十四集部五中，共作辯證十一條，大體是補充關於作家故里生平的考據，如《竹庄詩話》不著撰人名氏，《總目》據《宋史·藝文志》考證出何溪汶（卷一九五），但《四庫提要辯證》則據方回的《桐江集》卷七有《竹庄備全詩話考》考證出此書是何汶所作，《宋史》有誤。

　　總的說來，《總目》詩文評類提要考辨精微，評價公允，基本構成古典形態文學批評學術史的雛形，大致體現出封建社會詩文評研究的學術水平。它既可以說是傳統詩文評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是現代形態文學批評史學科形成的基礎。本世紀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雖然在形態上借鑒了外來文學批評的形式，但《總目》提供的許多內容、觀點及文獻也為批評史家所普遍接受和充分利用。在相當長時間內，不少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是以此為底本和基礎的。這是今天研究中國文學批評學術史所不可忽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