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戈 | 哲學能為美國做些什麼——評羅蒂的《築就我們的國家》

理查德·羅蒂(Richard Rorty，1931-2007)，當代美國最有影響力的哲學家、思想家，美國新實用主義哲學和後現代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曾執教於普林斯頓大學、弗吉尼亞大學、斯坦福大學。主要著作在國內出版的有《哲學和自然之鏡》《築就我們的國家》《後哲學文化》等。

三聯書店2006年出版《築就我們的國家》中譯本，收入」學術前沿「叢書；2014年精裝再版。

哲學能為美國做些什麼

——評羅蒂的《築就我們的國家》

鄭 戈

最近，已去世九年的美國著名哲學家理查德·羅蒂的一本1998年出版的書——《築就我們的國家》（Achieving Our Count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此書已有中譯本，譯者黃宗英，三聯書店2014年版）——在美國和世界各地獲得了超出哲學界範圍的廣泛關注。主要原因是有人發現這本書「準確預言了2016年美國大選結果」。這當然是一種誇張的說法，因為整本書都沒有提到希拉里·柯林頓和唐納德·特朗普這兩個名字。但書中的若干的確令人驚訝地預言了，隨著民主黨所代表的左翼自由主義政治的變異，在未來某個時刻美國可能會有某個非主流的「強人」當選總統。比如，他寫道：

「工會成員和未組織起來的非熟練工人總有一天會意識到他們的政府從未努力採取措施來防止他們工資減少或失業。同時，他們也將意識到，那些居住在城郊高尚社區的白領們也很害怕失業，他們並不打算為社會福利交稅並讓其他人受益。」

「到那時，形勢將會惡化。那些生活在底層的選民們將認定當前的體制已經失效，轉而尋找一個他們願意為其投票的強人，這個強人會向他們保證：一旦他當選，社會將不再由自鳴得意的官僚、花言巧語的律師、收入奇高的金融產品推銷員和後現代主義的教授們們掌控。」

「極有可能發生的情況是：非裔和拉美裔美國人以及同性戀者在過去四十年間所爭取到的權益將會付之東流，侮辱女性的黃段子將會再度成為時尚??沒有接受過良好教育的美國人對大學畢業生們教導的繁文縟節一直心懷不滿，而這種憤恨也將找到一個發泄口。」

當加拿大女王大學法學院的助理教授麗莎·科爾（Lisa Kerr）在於11月10日在推特上發布了這幾段引文之後，瞬間被轉發了數千次，並在第二天就開始刷屏我國的微信朋友圈。11月20日，《紐約時報》發表題為「理查德·羅蒂的1998年著作預言了2016年大選的結果」，再次確認了羅蒂的預言帝地位。

顯而易見，這幾段話準確預見了特朗普的政綱及其現實效應。與左翼自由主義者假設的「理性旁觀者」立場不同，他訴諸於普通人的自然感情，包括其中惡的因素，包括嫉妒、仇恨、自私、疑懼和貪婪。他有效地利用了這些情感，創造了非法移民、全球化、中國、穆斯林、開嘴跑的公知這些敵人，使許多美國人以為自己腹背受敵、前景堪憂，而只有他，特朗普，才能幫助他們，實現美利堅合眾國的偉大復興。而選舉的結果也表明，這種策略是成功的。那麼，羅蒂的著作是如何得出這種預言的？這本奇書到底講了些什麼？

《築就我們的國家》

[美] 理查德·羅蒂

黃宗英 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4年8月, 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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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美國的民族自豪感：惠特曼與杜威

改良左派的衰落

文化左派

附錄：社會運動與政治活動

文學經典的啟迪價值

致謝

知識分子與民族理想

（評理查德·羅蒂《築就我們的國家：20世紀美國左派思想》）

這本書是根據羅蒂在哈佛大學所做的1997年「老威廉·梅西美國文明史講座」內容編輯而成，書的副標題是「二十世紀的美國左翼思想」。羅蒂在第一篇演講稿中把左翼區分為批判左翼和進步左翼。以福柯和利奧塔為代表的批判左翼深刻地揭示了啟蒙和現代化事業中隱含的社會問題，但他們在否定了「進步」之可能性的同時沒有提供任何替代方案。而惠特曼和杜威所代表的進步左翼則把個人的命運同國家的命運綁定在一起，認為國家成為什麼樣子取決於國家的每一個公民如何去行動。這種左翼思想不固守過去的成規，也不期冀未來的烏托邦，而是把進步理解為一種求索和試驗的過程。它既不迷信權力，也不單單以批判權力為己任，而是把政治權力視為集體選擇的結果和集體行動的效應。羅蒂非常讚賞這種左翼思想，這一點體現在這本書的書名上：造就國家（Achieving Our Country），這意味著國家不是一種既成的事實，不是等在那裡被效忠或者被批判的對象，而是一種未定狀態：前輩的作為為它奠定了基礎，當代人的作為為它添加著磚瓦，未來人的作為將會完善或改變此前的結構。但為了避免這些分散的努力「花果飄零」轉眼成空，人們需要一個「主心骨」，一種凝聚力，這就是國家。對此，羅蒂總結道：杜威式的左翼自由主義者所追問的問題不是「美國的政治實踐能否在哲學上被正當化」，而是 「哲學能為美國做些什麼」，這在一定程度上呼應著黑格爾所說的「哲學是思想所把握的它自己的時代」。這種左翼由此得以避免後結構主義和後現代主義批判理論在解構之後留給人們的一片廢墟和絕望的虛無感。

《造就我們的國家》是一本文集，由三篇演講錄和兩篇附錄文章組成。儘管它不是一部風格統一、論證嚴謹的專著，但全書的主要論點仍然清晰可辨：對種族、民族和性別等身份認同所產生的「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過分強調瓦解了左翼形成統一政治力量並訴諸政治行動的能力，並使左翼偏離了對再分配和社會正義等政治經濟議題的關注。左翼學者越來越把主要的敵人設想為一種思維方式（mind-set），一種種族中心的、排他的、自私自利和仇視他者的心智構型或意識形態。「對學術左翼來說，要逆轉這種思維方式，就必須教導美國人認識他者（otherness）。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左翼學者努力建構了諸如女性研究、黑人研究、同性戀研究、拉美裔美國人研究和移民研究這樣的學科。這導致斯提芬·科里尼評價道：在美國，『文化研究』一詞就意味著『受害人研究』。」這種學術上的努力的確取得了顯著的政治成果，這種成果就是公共領域內的「政治正確」，任何歧視女性、少數族裔或同性戀的話語都無法進入主流媒體、政治論辯和其他公共討論空間。但身份政治卻撕裂了社會和政治變革所需要內部團結，使左翼淪為「空談誤國」的文化左翼，而不是曾經有力量動員群眾、促成社會變革、立法改進和政治改革的行動左翼。文化左翼心甘情願地棲居於社會疾病所導致的碎片化身份認同之上，而拒絕直面導致這種碎片化的政治經濟原因，更拒絕採取行動來改造社會。正如羅蒂所說：「左翼之所以是左翼，就在於它是希望的黨派。它堅持認為我們的國家處在未完成的狀態。」但2016年大選卻呈現出一種奇怪的局面：本應代表保守右翼的特朗普反覆強調美國正在走下坡路，必須有人挽狂瀾於既倒，才能實現「美利堅合眾國的偉大復興」；本應代表進步左翼的希拉里卻說美國各方面都挺好的，沒什麼大問題。這恰恰符合羅蒂關於美國左翼蛻變為不關心廣大人民群眾的經濟處境的「文化黨」的判斷。

作為哲學家，羅蒂沒有進一步追問造成這種狀況的社會、經濟原因。實際上，左翼的脫離群眾和日益精英化是一個長期歷史過程的結果，這個過程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民權運動、反越戰和學生運動。在這些運動中，為了迎合青年學生批判政治現實的激情，美國精英大學的教授們越來越傾向於把自己營造成現實政治的旁觀者和冷靜批判者。羅蒂指出：「當一個左派變成一個旁觀者和懷舊者的時候，他就不再是一個左派。」 但大學教授們的這種選擇十分符合「理性人假設」：一方面，他們享有「終身教職」所保障的優裕生活條件，不願意為「革命事業」去「拋頭顱灑熱血」；另一方面，他們又享有憲法所保障的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可以選擇講授學生們愛聽的理論，這並不意味著他們不可以下了課之後就同華爾街的金融大鱷們談笑風生。這種言與實的分離也體現在他們所培養出來的學生身上，當她們褪去了青春的激情與夢想、開始追求事業的成功之後，也自然傾向於在言論上討好「一切受壓迫的民眾」，而在行動上與各行各業的成功人士攜手共進，一起維護既定的財產權和政治權力分配格局。因此不難理解希拉里在競選中總共募集了五億五千多萬美元的經費，其中最大的捐款者名錄幾乎是美國頂尖大學、頂尖律所和頂尖投行排行榜，比如哈佛大學、斯坦福大學、哥倫大學大學，DLA Piper、Skadden Arps、Kirkland & Ellis，J.P. Morgan、高盛、花旗銀行集團。而特朗普的競選經費則僅有希拉里的一半不到，其中大部分還是他自己的錢。考慮到從奧巴馬到希拉里的民主黨領袖都把取消競選獻金上限的美國最高法院2010年判決「公民聯盟訴聯邦選舉委員會」視為司法史上的恥辱，並把任命新法官來改變這個判例所確立的規則作為本黨競選綱領的一部分，這不能不使我們反思政治家的言行分裂和社會民主政黨的異化。

Achieving Our Country: Leftist Thought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Richard M. Ror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羅蒂把這種靠建構政治、法律話語來迷惑大眾的左翼稱為「文化左翼」，以區別於行動派的左翼。米歇爾·奧巴馬在民主黨全國大會上發表演講支持希拉里的時候說：「他們訴諸於卑俗，我們訴諸於高尚（They go low，we go high）。」這個空洞無物的說法不僅在美國贏得許多掌聲，在中國網民之中也獲得了很多粉絲，充分說明冠冕堂皇的修辭還是很有市場的。殊不知，在一個尚未確保人人能夠接受高等教育、免於衣食傷病之憂、得享培養高雅藝術趣味的閑暇的社會，「訴諸卑俗」恰是民主社會的真諦。一張俗人的選票等值於一張飽學鴻儒的選票。只要俗人仍然占人口大多數，訴諸人性中未經教養馴化的樸素情感就永遠是一種有效的策略。被視為美國保守政治之哲學導師的列奧·斯特勞斯準確地把現代民主的文化效應概括為「以上就下」的向下運動，政治家為了贏得選票不得不媚俗。而他心目中理想的民主是「以上帶下」的向上運動，這種民主無關選舉，而關乎教育。他的保守性當然是體現在他並未提出使大眾能夠有錢、有閑來接受他心目中的博雅教育的社會經濟改革方案。因此這種向上走的民主只能在不確定的未來才可能實現。

由此可見，談論文化本來是右翼政治家的事兒。因為美國的右翼在經濟上一般都是自由放任主義者，主張國家不應當過多干預市場、採取「劫富濟貧」式的稅收和再分配政策來扶持懶人和弱者。而他們認為國家應當出手的領域就是文化、價值或道德領域，比如國家應當禁止墮胎、懲罰同性戀、防止外來文化對本土主流文化的稀釋和敗壞。反之，左派一談文化，必定主張政府在各種價值體系之間保持中立，主張「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社會經濟領域的不平等和分配不公才是政治介入的領域。左派的文化轉向和右派的經濟轉向一方面說明左派在文化領域取得了絕對優勢，不僅成功主導了精英大學的人文教育，而且主導了整個公共討論空間的政治正確標準，使得右翼想要推行的以兩希（希臘和希伯來）文明核心文本為中心的人文教育不斷受到多元文化課程的衝擊，即使是這些兩希經典往往也是由左翼學者來講授，他們的授課方法在右翼看來是解構而不是捍衛了西方文明的核心價值，比如在希臘、羅馬古典文獻中發現大量同性戀的例子來為美國當代的LGBT運動提供正當化理據。另一方面說明左翼在文化精英化的同時也實現了經濟精英化，越來越成為金融、IT和服務業白領的代言人，不再能夠代表第一、第二產業勞動者的利益。而這些勞動者恰恰因為全球化和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萎縮而面臨失業或收入降低的問題，需要政府的干預以獲得生計。右翼在這時秉持固有的白人中心主義和反全球化立場，為大量白人勞動者找到了發泄憤怒的對象：全球化、製造業大國中國、移民。這種種族主義的文化立場此時順理成章地改頭換面成了經濟對策：退出多邊貿易協定、優先保護美國產業、打擊非法移民、提高合法移民門檻、對穆斯林移民進行全面監控等等。

當文化或「文明禮貌」的社會規範遭遇到更緊迫的物質經濟困難的時候，更多人會選擇他們認為（或誤以為）更有能力解決這些現實問題的政治家。在投票日之前，有人認為侮辱女性的言論已經毀了特朗普，而各種（事後被證明不靠譜）的「民調」證實了這一點。但如果我們想一想各種同學聚會、朋友聊天、同事聚餐的場合，哪裡不是充斥著「黃段子」？而哪個黃段子又不涉及對女性的「物化」或「客體化」？「食色，性也」，對「色」的談論永遠是人類交流話語中的組成部分。即使有女性在場，她們也往往只有默默地聽著，時而還得和男性一起鬨堂大笑。畢竟，受壓迫、受屈辱的「階級意識」需要被喚醒，否則便會習以為常。正如馬克思所言：「應當讓受現實壓迫的人意識到壓迫，從而使現實的壓迫更加沉重；應當公開恥辱，從而使恥辱更加恥辱」。在階級意識沒有被喚醒的情況下，儘管媒體會把特朗普的口無遮攔渲染得很嚴重，但普通人（包括部分女性）不會把這當成什麼大不了的事情。而且，特朗普也說了：這不過是我在私下場合說的玩笑話，你們誰沒說過？我只是說說而已，而比爾·柯林頓卻付諸行動了。左翼的文化武器（「政治正確」要求）一旦碰到生存焦慮，便顯得蒼白無力了。

而且，特朗普還成功應用了本來應該是左派更擅長的群眾動員技能。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提出

應該向德國制度開火！一定要開火！

不能使德國人有一點自欺和屈服的機會。??應當把德國社會的每個領域作為德國社會的污點加以描述，應當對這些僵化了的制度唱一唱它們自己的曲調，要它們跳起舞來！為了激起人民的勇氣，必須使他們對自己大吃一驚。這樣才能實現德國人民的不可抗拒的要求......

這段話，只要把德國換成美國，就可以看成是特朗普的競選策略。他成功把自由主義者認為是美國制度精髓的內容（比如對同性戀、移民和其他少數群體的包容，政府在價值上的中立）描述成美國制度的病根。而這種描述恰好符合許多沒有上過精英大學的美國白人的觀點。「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在有競爭性選舉的民主社會，成功說服選民聽信自己的一套理論，就成功掌控了選情。

弔詭的是，民主黨在過去一直被認為是更有能力解決經濟問題的政黨，因為其中彙集了大量精通現代經濟學和金融理論的人才，但這些理論顯然遠遠超出了普通選民的理解能力，也因為其應用層面上產生的資本回報率遠遠大於勞動回報率的效果而失去了對普通勞動群眾的說服力。對於現代專業知識體系與常識和專業之外其他知識人的理性判斷之間的隔膜和疏離，羅蒂也有論及。他以自己所從事的哲學為例，指出：隨著近代實證科學的興起，此前由無所不包的哲學所研究的課題紛紛脫離哲學而變成了獨立的學科，比如自然哲學變為數學和物理學，認識論變為心理學和認知科學，而哲學也遁入語言哲學和分析哲學的小生境，研究些小圈子之外無人關心的問題，發表些除了自己、期刊編輯和評審人之外少有人讀的專業文章。「在兩代人的時間裡，埃爾和枯燥（dryness）就戰勝了懷特海和浪漫。英語世界的哲學變成『分析的』、反形而上學的、非浪漫主義的和高度專業化的。分析哲學持續吸引著一流的大腦，但這些一流大腦中的大多數忙於解決哲學圈子之外的人都不認為是問題的問題：這些問題所牽涉的對象只是學科的建構，而不是生活本身」。（129）他呼籲，哲學必須發揮公共功能，對時代的心靈疾病作出診斷，並引導人們通過自身的努力矯治這些疾病。在一次訪談中，羅蒂說道：

所有的奇妙的著作都是幫助我們向上攀登的梯級，當我們到達新的高度後才可以放棄它們。如果我們放棄閱讀經典哲學著作，我們就會對那些使我們如此運思、如此言說的力量茫然無知。我們就會喪失把握偶在性的能力，也喪失成為「諷刺者（ironist）」的能力。

但哲學經典著作畢竟不是普通大眾所喜聞樂見的讀物，熟悉這些經典的公共知識分子是社會極其需要的人物。大多數左翼知識分子的學院派精英立場使他們完全脫離了普通民眾的生活世界，而輿論界往往被有意見無知識的意見領袖和公知所佔領。

在投票日之前，美國媒體和民調機構分析，川普的鐵杆支持者是具備三個特徵的人：男性、白人、貧窮。男性比女性多20％左右，50％的支持者年收入在5萬美元以下。文憑是共和黨支持者的分割線，川普的支持者中相當一部分是沒有上過大學的。儘管美國的人均工資一直在上升，但大學以下學歷就業者的工資卻有顯著下降，就業率也從1990年的76％下降到2013年的68％。這些人充滿了憤怒，把自己的處境惡化歸咎於全球化、尤其是製造業中心向中國的轉移。而且，川普支持者們普遍感到被自由主義者們把持的主流媒體（從《紐約時報》到CNN）剝奪了自己表達政治觀點的機會。在政治正確的氛圍下，他們的憤怒無法得到宣洩。川普成了他們的代言人。他口無遮攔地說墨西哥移民是強姦犯，承諾要在美墨邊界修邊境長城（而且讓墨西哥出錢！），發誓要把穆斯林擋在國境之外，這些都是普通的貧困白人很難有機會在公共場合表達的觀點。川普的三段論——美國正在沒落；我很成功；如果我當了總統，就能帶領美國再次走向成功——也因此具有了相當的吸引力。投票結果出來之後，新的投票分析表明投票給特朗普的人不見得比投票給希拉里的人平均教育水平更低或收入更低，但的確大多數是白人。這表明，特朗普的種族主義言論的確對白人民眾有吸引力，經濟問題成功被種族問題所替換。

左翼政綱的失敗不僅在美國得到體現，還在整個歐美世界蔓延開來。從英國脫歐公投開始，我們目睹了反全球化、反包容政治的一系列「向右轉」跡象。特麗莎·梅的反全球化演說、法國總統大選在右翼和極右翼之間展開競爭、義大利12月5日憲法改革公投否決憲法改革方案使義大利脫歐可能性驟增。這些變化都驗證了羅蒂的預言。考慮到英國工黨布萊爾執政、美國民主黨柯林頓任總統、「第三條道路」中左思潮盛行的年代作出這種判斷的，其前瞻性就更加令人驚嘆。

選舉就是數人頭。歐美政治的向右轉有十分明顯的人口結構原因。由於新移民（無論是拉美裔還是穆斯林）多是高生育率人群，與白人人口的低生育率形成鮮明對比，若干年之後這些族群的人口就會超過白人人口。加之新移民所帶來的就業競爭、社會治安、福利稀釋等問題，當然使得目前還佔多數的白人選民希望通過選舉出強人來維繫本國的主流價值和生活方式。而左翼所鼓吹的人權、法治和民主等普世價值的同化力量顯然在穆斯林那裡被證偽了。

羅蒂試圖把政治放在哲學之前，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回到了亞里士多德所堅守的城邦高於智慧的立場。正如哈貝馬斯在一篇飽含深情的回憶文章中所寫道的，在羅蒂看來，「現代性必須在它自身之中挖掘規範性。在幽暗的偶在性之潮漲潮落之外不存在永恆的權威或根基，沒有人可以退出她自己的地方背景而不落入另一個地方背景」。在未來很長一段時期，主權國家都仍然會是大多數人的福祉所系，而國家之間的邊界將會得到空前的強化。全球化的黃金時代是非常短暫的，而它迅速暴露出的問題，包括熱錢跨界流動所導致的全球金融危機、資本流向廉價勞動力集中的第三世界所導致的本國勞動力就業機會減少、人口流動所導致的本國公民生活狀態惡化，都已經使極力鼓吹全球化的政客受到了選票的懲罰。當此之時，我們更應當從《造就我們的國家》這樣的著作學習如何在這樣的世界大勢中安身立命。對於大多數人來說，移民畢竟不是一個可行或可欲的選擇。如果決定在中國生活下去，並在中國撫育自己的子女，那就應當以各種可能的方式投身到這個國家總體環境的改善中去，而不是做一個利益上的投機分子和公共事務上的「嘴炮黨」。畢竟，一個國家實際上成為什麼樣子，取決於它的國民正在使它變成什麼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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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發表於2016年12月15日《南方周末》，由作者授權「三聯學術通訊」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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