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勝世界，拷問聖哲
德勝世界，拷問聖哲
朱子峽
[前言：我們可以預見，長篇報告文學《德勝世界》發表後將會引起社會各界的強烈反響。為了使大家更好地了解「德勝世界」的一些更深層面及本質的原因，我們對德勝（蘇州）洋樓有限公司總監
一問：眾所周知，這二十多年來，我們的國家經歷了一場翻天覆地的大變革。伴隨著這場毀滅與新生同在的社會變革，中國的精英文化也開始了極為悲壯的衰弱過程。作為精英文化的代表人物，也許您內心的痛苦是常人難以想像的。但從這本《德勝世界》中，不難發現，這些年來，在中國社會的改革和發展中，其實你並沒有袖手旁觀，並沒有沉溺於失落和懷舊中，而是嘗試著轉變自己改換方式，探求一條對於社會發展更具有實際意義和價值的道路。毫無疑問，你終於成功了——你從海外回國創業、捐資辦學，做了大量有益於國家、社會和人民的事。那麼，您又是如何評價您的這種轉變？轉變的途中您經歷了怎樣的心理歷程？
聶聖哲:
謝謝您！
不過，對精英這個詞我有不同看法，我從來沒有認為自己是精英。我覺得精英的數量是很少的，標準是極高的，否則，精英這個概念就失去了意義。只有牛頓、愛因斯坦、洛克、杜威、華盛頓、丘吉爾、馬丁路德·金、曼德拉等人物才夠資格稱得上是精英，我最多只能被稱為中國80年代的優秀知識青年。
無論什麼人對自己都有一個認識，或者說是評價，儘管大多數情況下這種評價都是不準確的，我對自己的認識也是這樣，大概符合這個規律。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社會環境的變化，我對自己的認識也在不斷地改變。特別是對有些以前被灌輸的、從不懷疑的概念及價值觀進行反思以後，再加上對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有了比較全面、深刻地認識，隨著有關美國歷史書籍的閱讀以及我個人閱歷的逐步增加，我的內心裡深處產生了巨大的震動，經歷了一個比較痛苦也比較複雜的轉變。一個人在社會的坐標系裡應該如何定位？如何發生位移和震蕩？這個問題一直在困擾著我。英美的不少先賢的經歷給了我不少的啟發，那就是這個世界上既有理想主義者，也有實幹家，但把這兩者合為一體的人其實是少之又少。如果在思想上做到絕對的理想主義，行動上做到完全的實幹，這個人就能被各種層面的人接納，也就有了廣闊的思想和活動的空間，更容易地做出一些重要的事情來。我就遵循了這一原則，做一個思想上的理想主義者，行動上極其實幹的人。
我從國外回來，可以當教授，可以做生意，也可以做官員。但我覺得，辦實業最能讓一個人了解社會，三教九流都要接觸，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我可以從中悟出許多書本上無法得到的道理，能更深刻地了解國民性，以及中國各種社會現象的國民性根源。
中國有先賢，但沒有西方那麼多，而且，中國的先賢對中國的認識大多數停留在一知半解的狀態，更沒有提出有效的切合實際的解決方法。大多數都進入了一個老掉牙的思維怪圈——只要我有權力，我就可以治天下。這有點可愛，更多的是可笑。那麼多的朝代更替，勝利者都取得了治國的權力，可是都沒有把中國的事情解決，而且積壓的問題越來越多。中國固然歷史悠久，但2000千多年來大哲學家出得太少，這真是我們民族的悲哀。前一個階段有一個女教師拿《論語》說事，其實她壓根就不懂哲學，孔子首先從價值取向上就不具備一個大哲學家的條件。他天天想當官，到處找官做，忙得很，發發牢騷，調侃調侃，再加上一點點指手畫腳，即所謂「指點江山」。我們必須要承認，孔子的心事及興趣壓根就不在哲學上，他的那些東西和西方的那些哲學泰斗們相比，根本就不成體系。說什麼半部《論語》治天下，純屬胡說八道。我曾想，如果今天讓孔子去考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奧古斯丁這些西方先賢的研究生，能通過面試嗎？中華民族在過去的兩千多年裡始終沒有不定時地出劃時代的哲學家，這太可怕了，也太遺憾了。所以，有些年輕人動不動就說中國有五千年歷史，我就告訴他們，大猩猩的歷史比我們長得多了，有什麼用？！關鍵要擁有有效的歷史，要有總結，要有哲學提煉，否則歷史長有什麼用？
中國在兩千年前就達到了相當高的文明狀態，這當然是符合事實的。中國好比是一個早熟的女人，可悲的是早熟以後就沒有找到永葆青春的妙藥，沒有不斷自我反思，自我更新，沒有不定期地出現大的哲學及思想泰斗，這個女人老態龍鍾了，再加上引進的西方文明充滿活力，像一個年輕的帥小伙，但這個小夥子和這個老女人結合後生下的孩子可想而知，肯定是一個智障兒。改革開放，引進這個帥小伙當然是對的，但這個老女人一定要進行改造，否則老妻少夫（不是一點的老，而是十分的老），他們的後代肯定有嚴重的缺陷。所以，今天的中國社會出現了大量的問題，有些在西方國家很容易就可解決的問題，在中國變得難上加難。
聊得太遠了，回答您的問題吧。辦實業可以讓我深刻了解中國，提供我思考問題的素材，並且可以源源不斷地給供應生活及研究的經費，還可以讓我在國民性改造上作一些試驗，同時解決不少人就業問題，向國家交納稅收，可謂一舉多得。至於辦教育，其實和我的總體思想是吻合的，就是要試驗，怎樣的教育才是有效的教育，怎樣的教育最適合中國，前人給我們留下的資料太少，有的也不適合，得自己試驗摸索。我辦教育的另一個原因就是，我信奉一個真理，那就是「優秀是教出來的」。我要實踐這個真理。
如果說我所做的這些事情對國家有益，那我就太高興了。
二問：你太客氣，不承認自己是精英，那是您把精英的標準定得太高了，我覺得我們還是要遵循我國當下的精英標準吧。通過這本《德勝世界》，我覺得，在您的轉變過程中，其實您始終保持著一份清醒。換言之，您精英的姿態一直沒變，你始終對世俗性持一種嚴厲的批判態度，即使在經濟領域中也是如此，甚至說，您變得更敏銳，更獨特，更前衛，是這樣的嗎？這與您的海外閱歷有關係嗎？
聶聖哲:
對，準確說和我的閱歷有關，當然海外閱歷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三問：無疑，《德勝世界》中所描繪的那個世界太令人神往了，那麼，會不會有人認為您是在建立一個新的烏托幫？在我看來，您的「德勝世界」很有點世外桃源的感覺。
聶聖哲:
怎麼說呢，隨著我對國際社會的觀察的越來越細緻，我漸漸感到我們國家的有些先賢（有的根本不能稱為先賢，或者簡直可以被稱為先丑），對國民性的定義及研究非常膚淺（儘管有些膚淺是故意的，是權力和利益的驅使），我既然懷疑，我就要試驗，德勝世界從某種層面來講，就是我對中華民族進行國民性改造的試驗田。這個試驗已取得階段性的成果，那就是，中國人除了體格特徵和歐洲人有區別以外，其他的社會形態方面都可以通過教育來解決，只要通過有效的教育，中國人的社會生活的表現，和歐美不會有太多的差別。
談到這裡，我需要強調，國民性的批判與改造，不是通過政治權力的強行干預而實現的，也不是由文人學者對他人的道德面貌指手畫腳就可以實現的。社會的改造源於人在信仰觀念上的自我更新，是一個公民在一種信仰的支配下自覺的懺悔。知識分子鼓吹道德重建的作用是有限的。人的弱點太多了，道德的改變要以一定的生活條件為基礎，而且要轉變為社會人體的生活方式，凝結在一個社會的各種組織和管理活動中去。
德勝是一家教育為先的公司，每一個職工來德勝都要被進行價值觀及行為改造，改造後的德勝人變得彬彬有禮，變得勇擔責任，變得做事認真，變得行為文明，這當然給別人產生世外桃源的感覺。其實，一個中國年輕人只要經過兩至四年的有效教育，就可以做到這些。德勝是建在地上的，不是建在天上的。凡是建立在地上的組織和社會都不可能是完美的，德勝當然也不可能完美。所以我們需要繼續反思，繼續更新，通過自己的更新帶動社會的更新。因為能做到，所以德勝不是烏托邦。中國的問題是，幾乎所有的教育都出了嚴重的問題。中國現在的教育根本就不是有效的教育，如果再這樣下去，中華民族將會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甚至是災難性的代價。
四問：可否問一下，您那獨特的「聶式管理」的經營理念和管理模式是您獨創的嗎？受了什麼樣的啟發？
聶聖哲:
不應該叫「聶式管理」，應該叫「德勝管理體系」。
這個管理體系可以說是獨創的吧，這裡面既有受西方啟發的東西，也有我在國民性改造過程中對中華民族的優點及文化的再挖掘，挖掘後的再改造，這也是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現在還在完善之中。這套管理體系的靈魂是教育，是有效的教育。西方人在談到教育時，有一句話對我影響很大，這句話就是，一個國家可以沒有歷史，可以沒有文化，但不能沒有有效的教育。可見有效的教育是多麼的重要。在今天的中國，如果僅僅從社會上招收所謂的大學生，來辦一家基業常青的公司，那是不可能的。要想公司長壽，能健康發展，必須要有自己的教育和在教育的體系。要是依靠社會教育來選擇人才，那等於白日做夢。
五問：您在管理上一直強調，一定要注重人類靈魂深處的東西。您的這種理念和您在西方受基督教的影響有關嗎？您覺得人類靈魂深處中的人性能適應您所制訂的公司制度嗎？尤其您公司里大多是最為本性、並沒受過什麼靈魂洗禮的農民？
聶聖哲:
其實我國現在的教育給我們的社會帶來了很多負面的效果。特別是現在許多中國人都以標榜自己是唯物主義者為榮，這是相當可笑的。如果我們承認達爾文的進化論，我們就會發現動物從低級到高級的過程就是一個從唯物到唯心的過程。動物進化到有思維的層面，唯心就不可避免的伴隨而來。或者說唯心是有思維的動物的重要特徵。豬狗等動物，就是想唯心也不可能，它們是十足的唯物主義者，只有人類才具備唯心的條件。比如說，有理想有自尊；做壞事時怕受懲罰；平時的文明禮貌；社會秩序的維持；走夜路時怕鬼；道德底線的維持，這些本質上都是唯心範疇的東西。
我之以達爾文進化論為論證起點，當然不是說我一定認同進化論。達爾文進化論在生物學意義上也未必是個科學，只是一個自然科學意義上的假說。也不意味著我認為社會關係應該「弱肉強事」。社會的組織原則是愛，而不是過分的競爭。唯物主義本是學術層面的分類，可悲的是卻作為中國人當下的思想指南，再加上一般群眾又不是學者，對唯物主義的理解具象化、庸俗化，最後導致的狀況是，對老百姓來說，我是唯物主義者，不要給我玩虛的，我要看得見摸得著，我只認錢；對當官的來說，誰能提拔我，我就認誰……所謂「有奶便是娘」。所以說，一個崇尚唯物主義的民族是一個幼稚的民族，一個崇尚唯物主義的國家，是一個困難多多的國家。還有，唯物主義，特別是庸俗化的唯物主義會嚴重阻礙一個民族的創造性及想像力，在這裡我就不多說了。
撇開宗教不談，事實上，每個人的心靈里都有一個空間，如果你不去填充美好的東西，它就會雜草叢生。世界的經驗早就證明，正規的宗教被打壓時，邪教總會橫行，就是這個道理。人類心靈里這個空間是存在的，不可讓其荒蕪，更不能讓它被填充惡毒，要想辦法填充美好的東些。
事實上，我們招進來的年輕的農民工，內心裡一片空白，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相應來說填充美好容易得多，他們也就最容易成為優秀員工。相對來講，那些碩士、博士心靈里已經裝了很多的垃圾程序，首先清理起來就比較困難，填充美好更不容易，這都是劣質教育惹的禍。
人類歷史進入到所謂的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以來，人在道德、物質、政治上形成了一種可怕的自負。開始是產生了人文主義思潮，後來發展到啟蒙主義的思潮，當然也包括唯物主義這麼一個怪胎，這些思潮越來越被一些人文學者所接納和鼓吹。這些人文學者，以及受這些學者所影響的人，他們很多時候並不了解人類普適文明是如何形成的，如中世紀的法治保守主義對人類文明與個人自由的促進，以為單純以為人的個性解放就可以增進人的文明。其實，組織觀念上的散漫和無效，我們常常批判的專制主義本身，都有可能是個性解放的產物。如果我們不努力自我反省，不能認識到自己在道德和技能上的種種有限性，我們就有可能走向浮躁、走向專斷，人的個體內心和諧與作為人際關係的社會和諧有就是不可能的。
您提到基督教的影響問題，其實這不僅僅是基督教一個宗教問題。中國這麼大的國家，確實面臨著大多數人信仰缺失的現實。稍微做一個加減法，就知道問題嚴重了。七千萬黨員屬於有共產主義信仰的人群，再加上基督徒、佛教徒、穆斯林……等等，加起來大概二至三億人是有信仰的，那麼我們很容易計算出，近十四億人口中，還有約十億人沒有真正有效的作為真理認識的信仰，這麼多沒有信仰的人組成的社會是非常可怕的社會，這個問題是目前中國的現實，是一個不可忽視，也很不好解決的難題。要麼十億人都加入共產黨，都變成有共產主義信仰的人，這顯然不現實；否則就維持現狀？那更是一個大問題，歷史上沒有信仰的人群出現騷亂的例子舉不勝舉。
有信仰的人，不僅會愛別人，更懂得什麼叫愛。「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愛是永不止息。」可以說，信仰光照下的愛是和諧社會的心靈基礎。一個國家，有著優良的信仰確實是更加平安、祥和。關於信仰這個問題我在這裡就不多說了。
六問：不可否認，你是位偉大的思想家，但思想家歷來都是痛苦的，在現在這個淺薄的年代中更是如此，有人說，這是一個「寧做一頭快樂的豬，不做一個痛苦的思想家」的年代，在這樣的年代裡，你有沒有意識到你的態度會給周圍的人帶來一種壓迫感？
聶聖哲:
不敢當，起碼現在不是，希望將來能成為一個思想家。做快樂的豬也好，痛苦的思想者也好，都是生活的一種狀態。我雖思考，有痛苦，更有快樂。我的原則是，平等對待每一個人，決不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別人，現實的情況是，有很多人都喜歡和我在一起。說實在的，我不喜歡有人說我偉大，我也不認為自己偉大，真正偉大的只有這個世界的造物主。這是德勝管理體系的認識基礎，每個德勝人都應該有這個自我認識與謙卑、寬和的心態。
七問：在您的「德勝世界」里，您一直試圖將您深刻的思想對大眾進行啟蒙，也就是說，您依然在嘗試著用個性去影響或改變共性，這其中的過程您的感慨是什麼？您有沒有想過，思想對你來說是一種快樂，但對大多數被啟蒙的人來說，也許會成為一種負擔？您是怎麼理解這種差異？
聶聖哲:
我是一個理想主義和實幹主義的複合體，最大的期望是中國能真正地完成啟蒙。可我現實中的目標是，啟蒙一個算一個。啟蒙工作是一項艱苦的工作，某種意義上來講屬於實驗主義哲學的範疇，實驗主義哲學和教育是密不可分的。所謂教育，就是施教者憑著自己堅強的意志，不斷地重複，讓被教育者打折扣接受的過程。過程當中雙方都痛苦，完成這個過程，雙方都有無限的快樂。
提起啟蒙，很多中國人都會不以為然，他們會想，中國早在七、八十年前就完成啟蒙了，中國在許多方面都很現代化了，早就啟蒙過了。其實，這正是思想很幼稚，沒有完成啟蒙的表現。思想的啟蒙和社會經濟沒有太多的必然聯繫，一個沒有完成思想啟蒙的國家前進的道路異常曲折，一個社會無論有多麼的現代化，只要沒有完成思想的啟蒙，都有轟然坍塌的危險。你只要仔細分析，你就會發現中國的社會是多麼的畸形，有許多簡直是基本道理的事情，在中國都會變得複雜，甚至會出現惡性結果。如，中國每一天都會出現的一個現象，就是權力代表智慧，其實權力僅以權力的形式表現出來，有時只是初級危害，後果還不算最嚴重，但如果以智慧的形式表現出來，那危害就要大得多，可中國這種偽智慧隨處、隨時可見，怎麼能把領導人的講話都稱為重要講話呢？中國就是在一個接一個的重要講話中走到今天的，社會出現了那麼多的問題，就充分說明了權力代表智慧的危害之大。再如，我們會說某某很無恥，仔細分析，有些無恥是無恥的人有預謀故意這麼做的，這當然是道德問題。但在中國，有很多無恥是無知導致的，我多次說，無知會導致無恥，許么多中國人的無恥真是很冤枉，是無知導致的，很大程度上是沒有啟蒙導致的。啟蒙需要一個民族認真真去做，正正規規去做，啟蒙沒有捷徑可走，不是知識分子寫幾篇文章、發動幾場運動就可以完成的，知識分子在提到啟蒙時不要忘記了作為美德的謙卑，更不要忘記啟蒙是作為啟蒙的倡導者和被啟蒙者共同完成的一個艱苦、漫長的有效教育的過程，這個過程充滿著相互監督和共同提高。
一個社會沒有完成啟蒙，就不能保證連續不斷地湧現合格公民。社會啟蒙和專業知識沒有必然的聯繫，科學家、工程師、文學家……都存在啟蒙問題。最近網路上正在激烈的爭論陝西農民周正龍的華南虎照片的真偽之爭，那麼多時間，那麼多人員參與，最後還是無法給出一個事實來，難道中國人連揭露這麼一件小事真相的能力都沒有了嗎？其實，這都跟沒有完成啟蒙是有很大關係的，一個完成了啟蒙的民族，這個問題可能都不會出現。去年，
談到這裡，我想特彆強調，至少在1949年到改革開放開始的1979年這幾十年，中國大陸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法學、管理學、社會學、經濟學、人類學、宗教學，這是很悲哀的。今天中國的主流教育，很難說有真正的技能教育，更難談得上技能教育與道德教育、價值觀教育相結合的教育，即有效的教育。老一輩知識分子公民素能的低下，可以說是帶壞了一批年輕人。這批老人呼喚啟蒙。他們呼喚啟蒙，結果卻很弔詭，年輕人也在呼喚啟蒙。這是不恰當的。這個時代的啟蒙不是知識分子體現為道德批判的啟蒙，而是公民基於信仰的自我啟蒙，而且啟蒙的成就應該轉化為公民的生活方式，社會的組織體系，包括法律體系。這是真正意義上的啟蒙，一種全面的可持續的啟蒙。
德勝公司就創造了一個組織，形成了一種生活方式，培育了一種管理制度。還是從自己做起吧，改變自己身邊的人，這樣也可以督促自己耐心一些、細心一些、平和一些、求真一些，也就是說真正意義上的自由一些。可以說，德勝公司在這方面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努力。
八問：從您所做的一些善舉可以看出，實際上，您是一個具有博大胸襟的人，有著一顆極為寬厚的慈仁之心，您的這種大愛是基於您對社會的一種責任感嗎？
聶聖哲:
是社會責任感和愛心的共同體現，也是我受到了有效教育的結果。其實，每一個人的心靈里都有一片陽光，只是被欺騙的次數太多和塵封得太久，需要一種力量抹去這些人心靈上的厚塵，然後，他們也會加入做一個有愛心、有社會責任感的人的行列。這種力量就是寬容、關愛和無條件的幫助。
九問：您一直要求自己和員工做一個高尚的人，問題是，在商業社會裡，做一個高尚的人和一個追求利潤為目的的商人有時是相悖的。難道在這兩個角色衝突中，您就沒有過內心掙扎，或困惑？
聶聖哲:
其實，中國人對商業社會有很大的誤解。美國是一個商業社會，但美國主流社會有一句話，「拚命地掙錢，拚命地省錢，拚命地捐錢」。美國是最發達的商業社會，但在美國高尚的商人隨處可見，巴菲特不是把百分之八十的財產，二百到三百億美元的錢捐給了蓋茨慈善基金會了嗎？中國卻進入了唯利是圖的惡性循環。這種惡性循環其實是經濟學上所說的「囚徒困境」。人類不應該是靠恨去維繫的，而是靠信任與愛。對於中華民族來說，這個認識的轉變，需要文化及信仰的重建才能解決，需要啟蒙。在這裡我不想多說這個問題，可以嗎？
十問：你對成功的理解是什麼？您覺得您成功了嗎？人們都說，性格即命運，那麼您認為您今天的成功是因為您性格中的哪一點？
聶聖哲:
成功是一個動態、相對的概念，非常不好描述。所以，我也無法對自己進行評判。性格決定命運是有道理的。我的性格中最重要的成分就是理想和實幹融為一體，永遠的獨立思考和對自己的過去近乎苛刻的否定，這樣才能保持清醒的頭腦，思想才有提高的空間。
十一問：在我看來，中國人當下的主要問題是思維的平庸和靈魂的麻木。很多成功人士都把精力全部忙於外在的生活，用所謂創新的外衣來追求更大的外在目標，很少有人有著真正的內在生活。但您不一樣，您做了大量的事，卻一直小心翼翼避開媒體，低調行事，您的靈魂始終覺醒著，而覺醒的靈魂對現實生活往往又是排斥的，很容易憤世嫉俗，那麼，您的內心是如何保持一份真正的寧靜的？
聶聖哲:
您說到現在許多國人思維的平庸和靈魂的麻木，這真是一件讓我感慨萬千、遺憾無奈、又非常痛苦的事情，這就是我們一代又一代無效教育的惡果。二千年前唯物主義的怪胎在中國開始萌芽，並越演越烈，先輩們一代又一代行屍走肉般地物慾橫流，都是導致這種現狀的原因。我們的祖先要和我們共同來承擔這個責任，祖先們的責任甚至要更大一些，僅僅指責今天的人們是不公平的。隨著唯物主義的毒害越來越凸現，啟蒙的停滯不前，甚至倒退，現代有效教育無法入門，這些均導致了中國人當下的思維的平庸和靈魂的麻木。如果一個完成了啟蒙過程，並且擁有有效的教育體系來鞏固和發展這種啟蒙成果的民族，是絕對不會擁護和在潛意識認同里「君師合一」的體製表現，更知道周武王的「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甚至「作民父母」的可笑及毒害；也應該知道，正因為「每一個人都不是天使，所以才需要政府」，政府里的人也是人，所以要「把統治者關在籠子里」，這些現代政治的基本常識。
不管你是否願意承認，兩百五六十年前，美國的先賢們在那麼認真、智慧地設計美國國家的模型，這在當時是需要多大的智慧，和對國家政權本質入木三分的認識之後才有可能的偉大的制度創新，而當時我們的先輩卻還正在搖頭晃腦、毫不懷疑、津津樂道地誦讀著「人之初，性本善。」
杜絕平庸和麻木，是需要信仰、思想、文化的保障才能做到的，而這些是需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的奮鬥、積累才能實現、鞏固和發揚的。一個民族如果僅有幾千年的歷史，而沒有總結，沒有哲學提煉，沒有思想的升華，沒有信仰的自由競爭，只會造就麻木不仁、內心灰暗的群體，有時候就算有點標新立異，也大多數屬於把陰謀當智慧，把無聊當有趣的範疇內的東西。
說起我遠離媒體，有這麼幾個方面的原因：一、我的思想還有許多缺陷，怕在媒體上出現後給別人形成誤導；二、我是一個直率的人，一輩子努力不講假話，怕我的真話傷害了某些脆弱的人；三、許多記者不學無術，無法與其溝通。鑒於這些，我就選擇了躲進小院成一統的生活，不過，一旦時機成熟，我會讓大家來分享我的觀點、立場和思想體系。
十二問：據我所知，許多經濟學家都非常認同您的「聶式管理」，我也衷心期盼著您能給中國的經濟界帶來一場革命，讓您的星星之火有朝一日能夠燎原中國，那麼，我想問一下，如果把您的這種「聶式管理」推廣開來，你覺得在中國經濟領域具有普遍意義嗎？具有普遍實踐的可行性嗎？對此，您有信心嗎？
聶聖哲:
意義和信心是有的，難度是很大的。如果照搬德勝的管理，而不從文化本質上下功夫，德勝管理體系是很難複製的。中國現在面臨的問題，本質上多是文化層面的問題，有許多事情法律是無能為力的。中國需要文化再造，需要啟蒙。不要去聽那位女教師拿著《論語》來瞎蒙，那最多只能是手淫式的自慰，這種大規模的集體自慰運動在中國歷史上已發生不下五次了，中國需要的是新思想，新文化，否則會面臨越來越棘手的問題。現在的國家領導人也意識到這一點，提出要提高軟實力，大力加強文化建設。其實，文化哪裡是軟實力，文化是超級實力。不然，薩切爾夫人怎麼會說：不要怕中國，中國永遠都不可怕，因為中國只能出口電視機，卻出口不了電視節目，更出口不了文化和思想……
十三問：您有時也會涉足一下文化藝術等領域，在那裡，您會很快輕車熟路，並表現得出類拔萃，當然，作為詩人、作家、導演的聶造，您依然拒絕平庸，始終保持著自己一貫的獨特和前衛姿態。你的內心更在意自己的哪一種身份？您對自己是如何定位的？
聶聖哲
無所謂身份，因為我從不想定位自己。但是，看到我們國家發生的一些事情，內心裡經常不能平靜。每一個行業雖然不同，但是，有些原理是相通的。我們國家是一個還需要認真啟蒙的國家，而現代化的浪潮又勢不可擋。如果沒有思想巨人和文化巨匠的出現，社會啟蒙始終不能完成，中國的低級重複永遠不可避免，甚至連低級重複的能力都沒有。文學邊緣化，藝術領域的庸俗化，娛樂領域無恥化，在所難免。中國需要啟蒙，中國人需要弄明白一些基本道理，這看起來簡單，但需要有識之士經過艱苦卓絕的共同努力才能實現。
十四問：對於未來，您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聶聖哲:
我沒有明確的目標，也就無所謂挑戰，把每一天過充實，把每一件事情做好，對我來說最最重要。
十五問：您覺得人類應該往哪個方向發展，您理想中的合乎美德、尊重人性的生活是什麼樣的？
聶聖哲:
人類朝哪個方向發展的題目太大，但中國朝哪個方向發展我內心裡基本有了一些想法，但不適合於在這裡說。
我認為合乎美德、尊重人性的生活是這樣的：衣食住行無憂，言論思想無阻，自由但不離譜，博愛永駐心頭
（註：本對話稿已經聶聖哲本人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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