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情報學發展的危機種種

1　情報概念的不確定性 多年來，國內外圖書情報界從許多不同的角度給「情報」這一概念下定義，眾說紛紜，至今尚未達成統一的認識。儘管情報是一個發展中的概念，不同的歷史時期由於社會條件和環境的變化，人們對情報有不同的理解，但情報概念的這種長期不確定性不能不說是情報學發展的一種危機，使得長期以來整個情報學的發展飄乎不定，找不到正確的發展方向。 情報是情報學的元概念，人們對情報的看法即為情報觀。綜合國內外圖書情報界目前對情報概念的認識，有以下幾種不同的、有代表性的情報觀：軍事情報觀[1～3]、文獻情報觀[1,4]、科技情報觀（小情報觀）[5,2,1,6）、競爭情報觀[7,8,1]、社會情報觀（大情報觀）[1,9,10]、產品情報觀[8,11]、信息情報觀[8,2]和知識情報觀[8,2,12～14]。 情報概念的演變大致經歷了這樣一個過程：軍事情報→文獻情報→科技情報（小情報觀）→競爭情報→社會情報（大情報觀）→知識情報（信息情報），其中還夾雜著產品情報、經濟情報等情報觀。不同的情報觀總是與不同的學科主張直接相連。種種情報觀說明情報學目前還處於探索和調整之中。情報學研究和發展的這一狀況，既給人們創造了無限幻想，使情報學自身發展具有很大的可塑性，也給情報學人平添了幾分憂慮，情報到底是何物，情報的本質究竟是什麼，情報學該走向何方？一個連自身許多關鍵問題都還說不清楚的學科到底該如何發展呢？ 　　2　情報與信息之爭 隨著現代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我國情報學獲得了長足的發展，找到了新的學科生長點。隨之信息化也成為情報事業和情報學發展的最大主題，信息化在促進情報事業和情報學大發展的同時，也引發了一場觀念的大變革，即情報與信息之爭。1992年原國家科委決定將「科技情報」改為「科技信息」；1998年教育部重新修訂的《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將情報學本科專業與經濟信息等4個專業合併成為「信息管理與信息系統」。在專業教育中，計算機等信息科技課程的比重迅速增大，許多專業課程紛紛冠以「信息」之名，傳統的情報課程被一再改造和壓縮，有些課程甚至就是直接將「情報」改為「信息」，如把「情報分析與研究」改成「信息分析與研究」，將「情報檢索」改為「信息檢索」等。這場觀念變革的焦點和實質在於信息與情報的關係問題。一方面，無論從學科的角度考慮，還是從與國際的Information Science接軌的趨勢出發，當初把這門學科定名為情報學是一個歷史的錯誤，信息學取代情報學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另一方面，信息取代情報取決於情報與信息的關係把握問題。儘管目前情報信息界仍對情報與信息的概念爭論不休，沒有形成統一的認識，但至少在這一點上是統一的，即情報包含於信息，信息的範圍涵蓋了情報，因此，信息取代情報是理所當然的。實質上，情報不同於信息，情報學也不同於信息學，它們各自有自己的領地並大有用武之地，不應該被相互取代或取消。著名學者梁戰平就認為，原國家科委的改名決定是「我國科技情報界歷史上最大的學案」[9]。 目前我國情報學正面臨著向「情報」還是向「信息」發展的抉擇。情報改信息的實質是人們從情報崇拜轉向信息崇拜的結果。不管我們對情報學發展的前途如何樂觀，但情報與信息之爭的現狀告訴我們，信息管理與信息學正處於強勢，而情報學正走向萎縮。情報學發展的這種狀況不能不令人擔憂，也不能不說是學科發展的一種危機。 　　3　情報學研究對象和內容的不斷更新 情報學的研究對象和內容先後大致經歷了二次巨大的變革，即從文獻到信息再到知識，並形成了以三大研究對象為核心的情報學研究內容體系。 1)以文獻為研究對象的情報學。20世紀40年代以前，儘管情報學研究主要是以圖書館和圖書館的各種要素作為研究對象，主要包括分類、編目、書目資源管理、文獻採訪、文獻保存與保護等，沒有明確地提出以文獻為研究對象，但其中包含著文獻，因此情報工作和情報學研究的基礎仍然是文獻。40～50年代，情報學研究的重心開始轉移到文獻工作或文獻學，如文獻分類、編目、文摘、索引理論與方法等。60～70年代，由於文獻量劇增，計算機在信息組織、檢索方面的優勢日益明顯，計算機在情報工作中的應用引起了廣泛關注，機讀目錄、聯機檢索等成為情報學研究的新課題，引文分析、書目計量學、文獻計量學的地位也日漸上升。80年代，計算機大量應用於情報工作，情報自動化集成系統、文獻信息管理系統、聯機資料庫檢索系統的開發應用以及情報網路化成為新的學科生長點[15]。這一時期，情報工作和情報學研究都以文獻為基礎展開，而且隨著科學技術和經濟的發展以及學科研究的逐步深入，文獻的概念、類型與範圍也在不斷拓展，形成了以文獻為研究對象和以文獻工作為研究內容的情報學。 2)以信息為研究對象的情報學。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隨著社會對信息需求的日益增長和信息技術的突飛猛進，情報學的研究重心開始由文獻轉向了信息（情報），情報學研究對象從文獻轉向信息（情報），同時也是情報學學科自身發展的要求。因為當時全球的情報學研究正處於低潮時期，原有的學科體系已經十分完備，但又找不到穩固的理論基礎，使學科發展陷入了困境，迫切需要找到新的突破口。而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和信息科學的興起，使情報學找到了新的結合點，於是，幾乎在一夜之間，全國所有的情報專業、研究機構和大學學院、系都用「信息」取代了「文獻」、「圖書」。而後，關於信息與情報之爭，信息與信息資源之爭長期爭論不休。一時之間，信息和信息資源成了情報學的「真正」研究對象，所有的學科、課程、機構和工作都幾乎冠以「信息」兩字，使情報學的研究對象發生了「徹底」的變化。儘管如此，原來的情報學研究內容並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只是用信息替代了文獻。但是情報學卻培養和壯大了另外一支新的生力軍，包括「信息管理與信息系統」、「信息管理學」、「信息資源管理」等學科和專業，而這些新的學科和專業與原來的情報學在發展的過程中由於研究的側重點各不相同，它們之間的差距也越來越大。可以說，從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後期，整個信息管理領域存在兩支研究隊伍：一支是原來的情報學研究隊伍，他們一方面在研究原來的文獻、文獻信息和文獻情報，同時又不斷將這些概念淡化和寬泛化；另一方面也在研究信息、信息管理和信息資源管理。另一支是由計算機科學、管理科學、經濟學等學科專業綜合而成的研究隊伍，他們主要研究信息經濟、信息管理系統、信息技術、信息市場等內容。而我們通常所說的情報學只包括前者。混合研究是這一時期的顯著特點，但是基本的研究對象還是信息，只是所指的信息的研究範圍和重點有所差別。3)以知識為研究對象的情報學。20世紀90年代初，由於知識經濟和知識管理研究熱潮的興起，國家信息基礎設施建設的逐步完善，情報學研究對象的知識化趨勢日益明顯，情報界逐漸認識到知識是情報學的主要研究對象。知識是情報學的研究對象，這一論斷在80年代就有學者提出，但在當時並沒有引起學術界足夠的重視。直到90年代，知識經濟和知識管理研究熱潮興起後，情報學才真正將知識作為主要的研究對象。英國著名情報學家B.C.布魯克斯很早就提出，情報學是關於客觀知識的分析、組織、傳播和利用的科學。情報科學的真正任務應是組織、加工和整理客觀知識（即世界3），繪製以各個知識單元為節點的知識地圖。並提出著名的知識方程：[S]+ΔI=K[S+ΔS]，即知識的增長是通過情報的獲取來完成的。在這種背景下，情報學領域的研究者們開始將研究對象逐步轉移到知識上來，使情報工作和情報學研究再一次發生了根本性變革，同時也重新煥發出新的生機和活力[16]。 情報學研究對象的變革，使情報學研究內容不斷更新。情報學就好像一個百變萬花筒，給圖書情報學界帶來了無限遐想的空間，同時也顯示出其發展的不穩定和不成熟。儘管我們要用發展的眼光來看待一個學科及其概念的變遷，但是一個學科的研究對象和內容總是這樣變來變去，討論來討論去，不能確定，終究會對學科定位和發展造成巨大的影響，並且誰也無法預料情報學的研究對象和內容是否隨著科學技術和社會的發展還會發生新的變化。 　　4　情報學理論基礎的遊離不定 情報學理論基礎是情報學學科確立的根本。然而，長期以來，情報學的理論基礎像一葉飄來飄去的浮萍，無法落定，給人的感覺就好像什麼理論都可以成為情報學的理論基礎，又好像什麼理論都無法成為情報學的理論基礎。正如英國情報學家布魯克斯所言：「從哲學上看，目前情報學還沒有確定的地位，也沒有理論基礎」，處於「被哲學遺忘的角度」，漂浮在「常識性實踐應用的海洋中」[17]。 在情報學理論基礎的研究上，目前國內外頗具影響的理論體系主要有：波普爾的「世界3」理論、布魯克斯的「知識基礎」理論、米哈依諾夫的「科學交流」理論、約維茨的「決策」理論、薩瑞塞維克的「通信」理論、德本斯等的「知識系統」理論、謝拉的「社會認識論」、趙紅洲的「中介世界論」、周文駿的「文獻交流論和情報交流論」、宓浩的「知識交流論」、王子舟的「客觀知識論」以及「信息資源論」、「知識組織論」和「公共知識管理論」等[4,17～20]。這些基礎理論在情報學的發展過程中先後對情報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沒有形成統一的認識。情報學理論基礎的缺乏使情報學發展先天不足，成為一個沒有自身理論根基的學科，需要從學科之外去廣泛尋求理論支持。既然大量其他學科的理論基礎都可用作情報學學科確立的理論基礎，那麼情報學自身的特色又在哪裡呢，與其他學科又有什麼區別呢？情報學理論基礎的遊離不定讓人對情報學的學科發展感到困惑。 　　5　相關學科的分割蠶食 情報概念不明確，情報學對象和內容的飄乎不定，情報學學科出身的狹窄，使得情報學在眾多的學科之中飄來飄去。情報學源於文獻學、文獻工作，與圖書館學，或者說圖書情報學有著難分難捨的密切關係，之後又與信息科學、數學、經濟學、新聞傳播、信息管理學和管理學等學科交叉融合，產生了許多交叉學科和邊緣學科。情報學在發展過程中一方面充分吸收了這些學科的營養來豐富自身，形成了一個大綜合的學科，同時又與這些交叉學科和邊緣學科展開激烈的競爭，並面臨眾多相關學科的分割蠶食，如信息管理學與知識科學的興起與發展，就使情報學學科發展又面臨巨大生存危機。 1)情報學與圖書館學。情報學學科的產生直接來源於文獻學、文獻工作，對文獻規律和文獻加工的研究被視為情報學發展中的第一個里程碑。而文獻學與文獻工作又是圖書館學學科確立的基礎，因此情報學與圖書館學從學科淵源上就存在著難分難捨的聯繫。隨著經濟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情報學研究的範圍不斷拓展和更新，但事實證明，情報學正在不成功地脫離原來的文獻情報和圖書情報（如仍大量展開對數字圖書館、數字信息資源等圖書館學所屬領域的研究），遠離圖書館學的影響，可是又沒有找到新的發展方向，無法形成新的學科核心和學科優勢。 2)情報學與信息科學。現代信息技術的迅速發展以及在情報學領域的廣泛應用，使情報學技術化的趨勢日益明顯，並形成了一門新的分支學科，即技術情報學。現代情報學已經離不開信息技術的支撐，情報學與信息科學的關係也日益不可分割。儘管情報學與信息科學關係密切，但信息技術畢竟不是情報學的本質和核心，而僅僅是情報學發展的一種輔助手段和工具，不能取代情報學，也不代表情報學自身的特色。情報學專註於信息技術，或信息技術在情報學中的應用，而忽視了利用信息技術來促進情報學自身的發展，凸顯情報學自身的特色，那麼會面臨被信息技術淡化的危機。 3)情報學與經濟學。情報學與經濟學相結合，交叉滲透產生了情報經濟學、信息經濟學和經濟信息學。這些新的交叉學科的產生使情報學發展在一段時間內出現欣欣向榮的景象，但情報學畢竟沒有經濟學那樣堅實的理論基礎和學科滲透力，很快失去了對情報經濟學、信息經濟學和經濟信息學研究的優勢，使這些新的研究領域被迫劃入了經濟學領地。 4)情報學與編輯出版、新聞傳播。情報學與出版發行學、新聞傳播學也有密切的聯繫。情報學的傳統領地，文獻學、文獻工作和文獻情報也是出版發行學研究的重要內容，儘管各自研究的側重點不同，但也存在著一定的交叉，並且相互都在擴大研究領域。隨著情報學的轉向，這一傳統領域也正逐漸成為圖書館學、編輯出版和新聞傳播學的研究內容。情報學與編輯出版、新聞傳播三個學科都研究情報交流、情報傳遞和情報用戶（情報受眾）特徵與規律，但目前情報學在這一點上沒有形成優勢，只保留了情報計量這一塊自留地。武漢大學圖書情報學院與新聞傳播學院的合分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5)情報學與信息管理學。情報學與信息管理學是兩門不同的學科，有各自的研究對象和內容，但又是兩門聯繫非常緊密的學科，也有眾多的交叉和重疊。儘管如此，兩個學科之間還存在著激烈的競爭關係。信息管理與信息系統學科專業的產生，信息管理、信息資源管理和知識管理從情報學研究中的分離，不僅使情報學研究的領域正在縮小，也使得情報學正面臨著被取代的危機。 情報學與如此眾多的學科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因此，與其他學科發生激烈的競爭，而年輕的情報學沒有明顯的競爭優勢。如近年來情報學對信息化、電子商務、電子政務、知識管理等的研究就是如此。情報學無法將自身的優勢和特色滲入其他的學科之中，或者集成其他學科的優勢來推動自身的發展，形成學科優勢。這樣就使得情報學發展陷入兩難之中，要麼被其他學科分割蠶食，要麼併入一個具有競爭力的優勢學科，要麼形成自身的學科優勢，這是目前情報學發展中面臨的一個不可迴避的艱難抉擇。情報學目前就只剩下情報分析與研究，其中包括競爭情報分析這一塊「純潔」的領域了，但也面臨著將「情報分析與研究」改名為「信息分析與研究」的衝擊。 　　6　情報學教育的起起落落 我國情報學教育先後經歷了兩次重大的轉變，才達到了今天的這種發展格局。其中所包含的酸甜苦辣和箇中滋味，只有經歷過這些變化的情報學人才能切身體會到。情報學教育的起起落落向我們昭示著情報學發展的危機。 1)「科技情報」專業階段（1978-1992年）。1978年以後，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和科技、經濟與社會的發展，我國情報學專業教育真正進入了大發展時期，並且以科技情報教育為核心形成了一個規模較大、層次齊全和結構比較合理、完整的情報學教育體系，為科技情報事業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然而這一時期的情報學教育並沒有完全從圖書館學教育中脫離出來，沒有形成特色鮮明的情報學專業體系。20世紀90年代初，以美國圖書情報學院的調整為標誌，情報學專業教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戰並出現了世界性的危機，受國外圖書情報學專業教育發展低落的影響，我國的情報學教育也開始走向低迷，並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了一場關於發展情報學專業教育的大討論。 2)「科技信息」專業階段（1993-1998年）。隨著現代信息技術快速發展以及在情報學中的廣泛應用，產生了許多新的交叉學科和邊緣學科及一些新的研究領域，使得傳統的以文獻信息管理為基礎的情報學專業教育顯得陳舊和落後，不適應人才市場競爭的需要，必須尋找新突破口。1992年9月，原國家科委決定把「科技情報」更名為「科技信息」，這一舉措在全國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全國各情報機構和教育機構都紛紛將「情報」改名為「信息」，連專業名稱和課程名稱中只要有「情報」兩個字的地方都變成了「信息」，十分徹底。這一更名風潮導致了相當長一段時期內情報學專業教育中課程設置、專業設置和專業教育的混亂。3)「信息管理與信息系統」專業階段（1999—至今）20世紀90年代初期以來，情報學教育沿著以「信息」和「信息管理」為軸心的方向延伸和發展，並得到了社會的認可和教育管理部門的承認，其主要標誌是「信息管理與信息系統」專業的設置。教育部於1998年7月頒布了新的《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和專業簡介》，將原來屬於不同學科領域的經濟信息管理、信息學、科技信息、管理信息系統和林業信息管理5個專業合而為一，設立了「信息管理與信息系統」專業，與圖書館學專業、檔案學專業一起隸屬於管理學門類之下[21]。儘管這一調整使情報學教育有了一個新的更廣闊的明確的視野，但也使情報學開始滑向以「信息」、「信息管理」為核心的學科方向改造，失去原有的特色。情報學及相關專業整合的一個最大的令人震驚的信息就是情報學作為一個學科專業在本科基礎教育中的消失，僅僅在碩士和博士研究生教育中保留了「情報學」這一名稱，另一個對情報學發展不利的結果和局面就是信息管理與信息系統、信息資源管理等這些極具競爭力的強勢學科的出現，對情報學的發展造成了巨大的威脅。這無疑在向人們暗示，情報學教育正在萎縮。 【參考文獻】 1　靳娟娟.情報學的創新與發展.情報理論與實踐，1999(2):72～74 2　王崇德.關於情報.情報資料工作，1996(3):3～7 3　周軍.試論軍事情報概念.情報雜誌，2004(1):33～35 4　鄒志仁.情報學基礎.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87 5　甄桂英.關於情報學研究和發展中幾個問題的思考.情報雜誌，2001(5):13-14 6　王洪林.情報術語定義新探.軟體工程，2004(2):12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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