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城》：一部承諾給你大片就給你除了「大」以外沒其他的片

07-18

戴桃疆|文

作為一部以「信任」為主題的電影，《長城》本身對這一主題的承諾與兌現也是始終如一的。

《長城》的製作周期和宣傳周期都很長，觀眾在影片正式開機之前就已經知曉了演員陣容，光憑這個陣容名單，很多人就可以結合以往經驗判斷影片質量的好壞。

影片上映之後，所有場景、表演、音樂以及導演對影片節奏的把控都嚴絲合縫地朝著大家預期的標準對號入座，沒有任何試圖超越預期的意思。做人要講信用，承諾給你一部「大」片就給你一部除了「大」就沒有其他的片。

觀影過後，觀眾回頭罵張藝謀有失水準，本質上是一種出爾反爾的「反言行為」，是契約精神缺乏的表現。上到導演，下至演員在宣傳期通稿中從來就沒有承諾過《長城》是一部多麼優秀的電影，導演陳述的重點是劇本創作和拍攝過程的艱辛，演員則表示自己有多麼努力，誰都沒為影片的質量打過包票。觀眾沒有讀出宣傳語言下的潛台詞，走進電影院，失望而歸，是自己閱讀理解能力不行，或者是對張藝謀還有非一般的期待，期望他能開創商業片的新紀元。

電影的主題是「信任」。

中國電影市場發展快，但還是不成熟，中國的電影觀眾仍然會不時流露出一股腦的天真姿態，幻想著功底深厚的大牌導演能夠妙手生花。這種幻想是烏托邦式的，不能實現的。

大牌導演肩負著貫徹社會核心價值觀，引導觀眾、教育觀眾的歷史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身體力行地破除了這種迷信——張藝謀是「國師」，又不是法師，憑藉一人之力扭轉乾坤是西方個人英雄主義觀念，不符合國情，也無法違逆歷史進程：中國電影市場的運作依賴於「錢規則」，資本導向之下，電影只是一種產品，是好是壞唯一的評價標準就是賺沒賺到錢。

電影市場的錢規則已經不是一種「潛規則」了，這種規則對中國電影的破壞力已經充分暴露出來。中國「大片時代」之濫觴始於張藝謀電影，現在他自己也成為了這種風氣的受害者，賺錢成了電影的唯一訴求，也成了中國大部分電影人的唯一訴求。

當今中國的這幾位所謂「大牌導演」並沒有預見到這樣一個錢規則電影時代的到來，在這樣一個時代中，他們的短板被普遍暴露出來——想像力不足，只能拍自己相信的東西。這種想像力的匱乏在拍「大片」時尤其明顯，從《無極》到《夜宴》再到今天的《長城》，導演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理解停留在人海、火藥、長城這些符號性的東西上，因為沒有根，因而無法在此基礎上生髮出新的東西，所有想像的產物都停留在幼兒階段，彼此毫無關聯，整部作品成了幼兒簡筆畫，沒有人物，只有符號；沒有情感，只有事件。

作為其中拍大片拍得最多的導演，張藝謀連自己曾經相信的東西都丟掉了。他的電影中核心人物大多是「一根筋」的，高粱地里的九兒、打官司的秋菊、找學生的魏敏芝，甚至到後期一心刺秦的殺手，無一不是如此。如今支撐著人物活動的大筋都被挑斷了，導演丟了魂，只是例行公事完成任務。而張藝謀面對的任務是艱難的，難到令人感到絕望，這個任務就是景甜。

片場的景甜和張藝謀。

張藝謀克服困難交出這份答卷並不令人失望，取而代之的是一種人前獻醜的羞恥感。二十一世紀已經快過去五分之一了，中國電影人內心深處所謂「國際化」仍然等同於清朝「萬國來朝」思想，哈佛輟學生馬特·達蒙像是來中國體驗生活順帶陪有錢人家大小姐練口語賺錢的英語外教。

景甜是中國女演員的一個異類，不能被劃歸為任何一個範疇。她是資本的象徵，是資源的符號，同時也是一個資本與資源的黑洞，往裡扔什麼都不會見到產出。景甜本身構成了中國電影的一個悖論：沒有景甜，電影就沒錢投入拍攝；有了景甜，拍出來的電影不僅賺不到錢，口碑更是不用奢望。

不能單純地以女演員的標準批判或是衡量景甜，她是一個影響力超強而本身又完全不可控的因素，不能被駕馭，也不能被排除，景甜的存在已經上升到經濟學甚至哲學的課題領域，需要更多學科研究者介入群力群策討論應對與解決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