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盛剛：第二次地理大發現 ——「一帶一路」和21世紀世界大分岔

07-18

哈爾福德·麥金德曾經講到「哥倫布地理大發現的最大歷史意義在於將地球翻轉過來，令我們看到了包含歐洲，亞洲，非洲以及南北美洲在內的陸半球，更重要的是，不列顛大致處於該半球最顯眼的地方。」顯而易見，地理大發現的意義不在於地理髮現，而是在於商業貿易與經濟發展機遇的發現。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一帶一路」的構想堪稱人類歷史上第二次地理大發現，它的最大歷史意義在於它又將地球翻轉了過來，令我們看到了已經沉睡了500年的歐亞大陸，更重要的是，中國又回到了最顯眼的地方。　

　　在15，16世紀的地理大發現之前，世界的中心是歐亞大陸，即從西班牙海岸延伸到中國海岸的一整塊大陸，當時的主要商道就是絲綢之路。而歐洲特別是英國顯然處於世界的邊緣地帶。1453年奧斯曼土耳其帝國佔領君士坦丁堡，連接東西方的絲綢之路被攔腰切斷，為了尋找新的通往東方財富之路，於是就有了地理大發現。地理大發現開創了海權時代，因為一個簡單的地理事實是，相互連接的海洋形成一體，正是它證明了在全球範圍內現代世界裡海權的價值。同時地理大發現開創了以西方為中心的全球化時代，西方不再是遠離大陸的邊緣，而是成為了整個世界的中心，在過去500年時間裡，前400年是歐洲，其後是美國在主導著全球化的進程，這是全球化的政治核心。但是，進入21世紀顯然美式全球化體系正在趨於瓦解和崩塌，而中國不僅是過去30年里全球化的最大贏家，並且正在成為21世紀全球化的主要引領者，世界體系的陀螺儀正在轉向中國。「一帶一路」堪稱中國大外交，其一，它是一個戰略大框架，儘管是經濟政策，但是良好的經濟政策顯然又是一個國家真正的大戰略。其二，它的基礎與美國馬歇爾計劃不同，它不是經濟援助計劃，也不是基於地緣政治考慮的結果，而是基於地緣經濟與基於比較優勢基礎上的全球產業分工體系，所以它不僅有利於中國自身的利益，也有利於一帶一路周邊國家與地區的發展。其三，儘管它的基礎在於全球產業分工體系，但是它將自然影響全球地緣政治結構與未來世界秩序的重建。

　　首先，「一帶一路」構想既是中國經濟戰略，又是外交戰略，事實上目前中國經濟與外交已經難解難分，經濟與貿易已經是中國外交戰略的核心。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構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構想。與二戰結束後美國提出的馬歇爾計劃不同的是，它不是一種經濟援助計劃，也不是基於地緣政治考慮的結果，而是建立在比較優勢與全球產業分工體系基礎上的。「一帶一路」建設將貫穿歐亞大陸，東邊連接亞太經濟圈，西邊進入歐洲經濟圈，有利於打造規模空前的大市場，促進沿線國家經濟發展；有利於中國與沿線國家進一步發揮各自比較優勢，實現優勢互補和互利共贏；有利於促進區域內基礎設施更加完善，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水平進一步提高，打造區域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有利於促進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增進互信，加深友誼，促進沿線國家和平發展、區域和諧穩定。「一帶一路」戰略構想一旦變成現實，將構建起世界跨度最長、最具發展潛力的經濟走廊。它涵蓋44億人口，GDP規模達到21萬億美元，分別佔世界的63％和29％。

　　其次，「一帶一路」構想順應了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21世紀時代潮流，提供了一個包容性巨大的發展平台，將「中國夢」與「世界夢」進行有機地銜接，充分體現了21世紀中國外交新思維。「一帶一路」建設的核心理念是開放包容、共商共建、互利共贏。開放包容，就是說「一帶一路」的地域和國別範圍是開放的，凡是有意願的國家都可以成為「一帶一路」的參與者、建設者和受益者。共商共建，就是要平等協商、集思廣益、各施所長、各盡其能，齊心協力把「一帶一路」建設好。互利共贏，就是要兼顧各方利益，反映各方訴求，使各國人民都能夠從中受益。各國共享機遇、共迎挑戰、共創繁榮。「一帶一路」建設的主要內容是政策溝通、道路連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政策溝通，就是各國就經濟發展戰略和對策進行充分交流，協商制定推進區域合作的規劃和措施，在政策和法律層面為區域經濟融合「開綠燈」。道路連通，就是積極探討完善跨境交通基礎設施，共建新時期的「絲綢之路」交通大動脈，為各國經濟發展和人員往來提供便利。貿易暢通，就是對貿易與投資便利化問題進行探討並作出適當安排，消除貿易壁壘，降低貿易成本和投資成本，提高區域經濟循環速度和質量，實現互利共贏。民心相通，就是加強人民友好往來，增進相互了解和傳統友誼，為開展區域合作奠定堅實民意基礎和社會基礎。

　　其三，「一帶一路」構想以及在此基礎上各國合作共贏，共同發展最終自然將開創國際關係新格局，推動國際政治民主化。25年前冷戰結束西方主流觀點認為國際政治發生了一場根本的轉變，合作而不是安全競爭成為界定大國關係特徵的辭彙，美國總統柯林頓在1992年曾經宣稱：「在這個崇尚自由而不是專制的世界裡，對純權力政治憤世嫉俗的盤算不可能成氣候，它不適合新的時代。」21世紀的地緣政治必然是「開明的利己主義和共同的價值觀將驅使國家以更具建設性的方式界定自己的偉大，並將驅使我們以更具建設性的方式進行合作。但是，短短25年後大國關係從合作，貌合神離又回到了相互安全競爭並走向可能爆發衝突的邊緣，這不能不說是歷史又給人類開了一個玩笑。美國與西方國家在倡導與推動全球化的時候認為全球化等於市場化與民主化，而市場化與民主化等於美國化和西方化，最終達到歷史的終結。但是，顯然這是一種錯誤的認識，事實已經證明全球化確實等於市場化與民主化，但是市場化與民主化不等於美國化和西方化，而是恰恰相反。進入21世紀經濟效益和國家雄心將是全球經濟和政治的推動力，並決定國家之間的關係。一方面國家利益和安全依然是決定國家行為的首要準則，另一方面市場邏輯使世界變得越來越小，越來越扁平，世界正在經歷從以國家為主導向以市場為主導的深刻變化，人類正在走向一個沒有政治邊境的世界。是順勢而為還是逆勢而動？顯然答案是明確的，對此如美國布熱津斯基曾經指出的那樣，「全球化時代已經啟動，一個主導性的力量除了執行一項真正體現全球主義精神，內涵和範圍的外交政策之外，將別無選擇。」否則，無異於選擇閉關自守，自我孤立與自我邊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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