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劍濤：在古典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之間———天益：學習型社會領航者

任劍濤：在古典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之間——當代中國自由主義的理論定位問題● 任劍濤90年代後期興起的關於自由主義的論爭，已經大致地展示了它的理論蘊涵。這場爭論的精緻性顯然是不夠的。一方面，這是因為爭論據以展開的外部條件還較為緊張。另一方面，則是因為知識界關於這一問題的理論儲備還較為匱乏。但是，從參與爭論的各方對於自己理論立場的陳述中，我們已經可以基本窺視其理論蘊涵及實踐意圖。這種窺視可以有兩個角度。一是從自由主義之「右翼」與倡導社會主義之「左翼」 的對立來審視，二是從自由主義蘊涵的內在分歧來探察。前者有助於自由主義的理論定位，後者有助於保障自由主義的理論陳述的精確性。自由主義究竟應當陳述什麼樣的價值立場，建立什麼樣的社會制度格局，凸顯什麼樣的社會改革進路，都是其中值得關注的問題。 ( http://www.tecn.cn )一、自由精神的蛻變近期中國知識界關於自由主義問題的論爭，起點是新左派1將中國改革開放的失誤、乃至於社會不平等現象，歸咎於自由主義。認同自由主義價值立場的學人，抗議新左派的主張，並且在此基點上展開了自由主義理論與實踐問題的論述。這種抗辯性的思想論爭顯然帶有不可避免的情緒性。但是，拋開情緒化的言論不談，這一論爭所涉及的思想與實踐問題，則應當引起人們關注。 ( http://www.tecn.cn )因此簡單回顧這一對詰是有意義的。2首先看看新左派對於自由主義的批評。這類批評集中於三個問題域：第一個問題域是自由主義的內蘊含混性。他們指責漢語語境中承諾自由主義價值的人士含糊地講自由主義，在理論上的指涉不清不楚。確實，古典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與所謂後現代自由主義，三者關注的理論焦點問題差異甚大。簡單地站在權利底線講自由主義，似乎不足以清晰地回答什麼是自由主義這一問題。第二個問題域是自由主義的實踐缺陷性。他們指責自由主義的憲政制度實踐，在民族國家的內部，造成了一系列的社會不公，而且只著眼於保護權貴的利益。在國際社會則傾向霸權主義，對於後起現代國家加以盤剝。在一些重要的問題上，這些指責不是沒有道理的。權利與正義作為現代自由主義理論的兩翼，在政治實踐中確實遭遇到不少難題。這些難題正是自由主義的理論家試圖而尚未解決的。第三個問題域是自由主義的前途黯淡性。他們指出自由主義的當代建構已經顯得「力不能支」，而社群主義對於自由主義的批判則有取代自由主義成為公平社會的主導思想的趨勢。僅就社群主義提出了自由主義在局部理論問題上的確當批評而言，新左派的這一指正未嘗沒有道理。因為以個人為基點的自由主義權利哲學與正義哲學對於社群問題的關注一向處於弱勢。可以說，新左派在這三個問題域的批評，確實觸及到了自由主義的關鍵，對於自由主義的自我確證有莫大的影響。自由主義對於這些問題的解釋則是沿著實踐需要的理論邊界展開的，因為自由主義理論從來不是一種以滿足完備理論論證而建立起的觀念體系。象羅爾斯從《正義論》到《政治自由主義》、再到《萬民法》的理論遞進，實際上就是這一理論邏輯的最好反映。但是，自由主義在漢語語境中長期的尷尬處境3使得自由主義者在必須回答新左派提出的詰難的同時，也必須對自身的理論問題進行歷史性的反省。 ( http://www.tecn.cn )可見，當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這種對詰深入到一定層次時，各自都需要對自己的理論內蘊加以檢討。在這樣的思想邏輯左右下，蘊涵豐富的自由主義理論本身，也就有必要對於其各有側重的理論與實踐主張加以清理。於是，引出了自由主義究竟應當取什麼樣的基本價值主張，應當側重於自由主義主張的什麼實際制度訴求的問題。這樣，古典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分歧，便走到了這場爭論的前台。至於後現代自由主義，4則因為它在理論上的單薄，尚未引起西方學界的廣泛關注，也未引起漢語學術界的高度重視。因此，它還不足以構成自由主義理論內部檢討的一翼。 ( http://www.tecn.cn )很明顯，在90 年代末期的自由主義論爭中，鮮明堅持古典自由主義立場的並不多。表達自由主義的理論傾向的人士，在認同自由主義的基點上，對於新自由主義有一種壓倒性的好感。尤其是帶有較為明顯的福利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色彩的新自由主義理論，贏得了多數人的喝彩。5回顧90 年代自由主義的中國傳播史，我們可以發現，90 年代早期的傳播，採取了一種籠統的認取理路，從而模糊了自由主義理論內部的細分界限。所以，象顧准那樣的自由主義者一經發掘出來，人們都紛紛表示自己的欽佩之情。「顧准熱」可以被視為90年代中國自由主義熱興起的一個象徵。當然，這一象徵是一個文化意義上的象徵。因為我們從中還不能確認哪種具體的自由主義理論應當是我們認同的對象。由於後來西方自由主義陣營中發出了「歷史的終結」，渲染了自由主義的輝煌，使得自由主義的認同問題與中國問題和人類問題有了一個膠結點。傾向於左翼社會主義思潮的學人與傾向於自由主義的學人已經無法維持一個統一的知識分子聯盟。統一知識分子隊伍的分裂成為一個顯見的思想事件。而且，那些自覺認同自由主義的學人，在對複雜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進行觀念清理的時候，也發現了在自由主義的歷史演變中出現的諸種自由主義理論無法完全兼容。因此，繼「左派」與「右派」的第一次分化，又發生了自由主義內部的第二次分化——傾向於「左派」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乃至社會民主主義）的學人與傾向於「右派」自由主義（古典自由主義）的學人之間，又產生了對詰。再含混地提對於自由主義的認同，就顯得要不就是對於自由主義內部的價值認同的分歧不理解，要不就是對於自由主義內部陳述對中國問題的解決的差異不知曉。因此，在古典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之間就產生了一個誰更優先的中國自由主義思想問題來。 ( http://www.tecn.cn )可能因為新自由主義離中國的政治現實更近一些，或者由於新自由主義的理論追求更易感染人，或因為新自由主義兼綜自由與平等的制度意欲，更易滿足一個轉型中的社會解決改革陣痛、消解貧富對立與權力利益的結合等社會問題的願望，新自由主義在中國獲得了比古典自由主義更廣更深的認同。參與古典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爭論的學者多數都持一種標準的或准標準的新自由主義立場。而且，隨著社會民主主義的鋒線人物吉登斯進入漢語學界，帶有強烈的新自由主義色彩，甚至社會民主主義色彩的自由主義理論，成為自由主義論說的主調。一時間，公正問題成為自由主義論說的最前沿問題。而對於自由的古典式伸張，變得有些羞澀甚至膽怯了。新自由主義義正辭嚴地譴責古典自由主義對於自由或權利之外的公正問題掉以輕心，使得古典自由主義看起來成為一種與權貴資本結合的無視中國嚴峻現實的言論了。只有新自由主義才可望為中國的自由主義論說帶來廣泛的認同。在自由主義的合唱階段為人們所祭出的哈耶克、諾齊克自由主義思想，一時成為一些人羞於啟齒的話題。而新左派與新自由主義在事實的思想構成上，倒是對羅爾斯表達了共同的好感。似乎如果我們直接對接新自由主義，就可以在思想重建與制度安頓上乾淨利落地解決轉型中國的社會問題：既能剋制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向惡性的方向發展，又能促成一個普遍信仰自由而公平參與政治活動、公平獲得社會回報的社會。新自由主義是否代表了自由主義的完滿狀態，是否象認同新自由主義的學人想像的那樣，可以將與現代進程相攜發展變化的自由主義成功接引進中國社會？ ( http://www.tecn.cn )在進行選擇之前，先簡單回顧一下自由主義的歷史演變，也許有助於回答這一問題。回顧自由主義的成長歷史，在它的原生文化語境中，它有一個從古典自由主義演進到新自由主義，再演進到後現代自由主義的理論遞進過程。這一遞進過程顯然有歷史進程限定了的順序。我們要問，為什麼古典自由主義最先出現？而後才由新自由主義回應其它政治理論的挑戰？進而在後現代的背景條件下，將自由主義的現代普適性從效用上加以推論？這種由歷史進程決定的理論遞進關係具有不可忽視的邏輯秩序。簡單的講，就是因為只有在「人」的自由權利得到充分承認的情況下，組織起來的權力機構才有可能在被限定的情況下關注人們的社會處境的公平性。假如連作為一個「人」的權利都不予承認，那麼所謂的公平處境問題根本就不成為一個社會問題。故而，人權，這一自由主義絕對優先對待的問題相對於公平處境當然具有一定的邏輯先在性。而且它是一個「人」得到公平對待的真正基礎。6隻要在這種歷史遞進中顯現的邏輯關係上尋求這種理論的社會效用，就不能僭越這種理論的歷史—邏輯秩序。 ( http://www.tecn.cn )於是，某種意義上的精神探源是必不可少的。西方文化語境中的古典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之間的理論差異，以及由此顯示的社會歷史指向和現代制度精神的不同，是我們今天在漢語文化語境中討論自由主義價值訴求的時代意義，以及自由主義主張的憲政制度安排的當下功用時必須加以清理的問題。無疑，在古典自由主義那裡，自由與平等的關係只能是這樣的：自由對於平等具有決定性作用；平等對於自由則具有體現性意義。自由與平等在這種關係格局中，構成自由主義論述現代社會理論問題的兩翼。而且，自由主義的這一底線立場，只能由堅持自由的絕對優先性的自由至上主義（libertarianism）理論家們堅韌地看護著。因此，當我們質疑自由與平等二者之間哪一個具有決定性時必須堅持的立場是什麼，就是一個再清楚明白不過的問題了。在古典自由主義那裡，自由是人們的不可褫奪的天賦權利。這種權利不可商議和質疑。否則，一切政治的正當性就無法保障。無論是說它由此成為現代政治的無可挑戰的預設，還是說它由此成為現代政治必須捍衛的底線，都是在說它在現代政治運行中的軸心作用。而在理論上，無論是從政治哲學上對之加以康德式推論，或是從政治哲學上對之加以社群主義式的批判，也都是從個人權利的底線上保障著現代政治的合法性底線。只有在此基點上，人們在現代政治運作的過程中祈求的某種相對公平才是可以期望的。從這個特定的角度講，我們必須將自由的絕對優先性視為從權利（法治）哲學通達正義哲學的先在條件。7進一步，從現代政治制度的實踐史看，從追求自由通向實現平等的制度實踐，確實有一個首先落實政治共同體的組成成員的自由權利的優先問題，然後才可能凸顯出制度上如何落實這些權利的問題。制度理念與制度實踐在實際運作上只能是一種互動的關係，而分析上則可以區分為先在與後起的關係。西方國家的自由民主憲政政治的實踐史可以證明這一點。試想，如果沒有社會契約論（以及狹義的政府契約論）為人們提供某一政治共同體的任一成員不可侵犯的權利的觀念基礎，沒有保護公民自由權利的制權制度，哪一種制度可能將普通成員的權利放置到一個「主權」的位置來對待？最多是政治共同體的成員權利被視為可以重視的權利而已（如古典中國的民本）。只有在這一政治共同體成員的自由底蘊被堅實地奠定之後，政治共同體成員在某種政治共同體中的權利才能制約意欲擴張權力的制度安排或制度運行傾向。西方國家的自由民主憲政制度實踐所顯現的三權分離制度先起，而福利制度後發的制度實踐遞進狀態，顯然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此而言，論者所強調的「共和先於民主」，便是沒有疑義的反映了歷史過程的論點。8可見，新自由主義的後起，相對於古典自由主義的先在而言，絕對不只是一種單純時間先後意義的思想事件，而具有觀念演進與實踐完善的邏輯性。 ( http://www.tecn.cn )從我們對於古典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理論與歷史關係的陳述上，可以看出，假如在沒有確立起古典自由主義的自由的基礎上，去直接嫁接新自由主義的自由觀念，某種程度上講，我們就等於放棄了自由價值。就此而言，可以說九十年代中國思想界關於自由主義的理論論爭，實際上是在流放了底線的自由精神的基礎上展開的。這是一種自由精神蛻變、甚至頹變的結果。於是，對於伸張自由主義原則的人士來講，不得不正視前面我們提到的問題：在漢語語境中，究竟是古典自由主義還是新自由主義具有理論優先性？ ( http://www.tecn.cn )二、良心壓力與鄉愿傳統認同(新)自由主義價值理念與制度主張的人士的一個明顯的思想傾向是對於公正的理論闡述與實踐表現出熱切期待，對於社會民主主義，乃至於改良後的社會主義也表現出親合。確實，因為思想自身必然存在的模糊性，新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甚至社會主義的某些主張有一定的視界融合。這些融合體現於下述幾個方面：一是他們在審視現實社會的政治生活問題時，共同表現出對「公正」的偏愛，超過了對個人自由的重視。二是他們在申述自己的理論立場時，共同體現出對羅爾斯的濃厚興趣，遠遠勝過對於古典式自由主義理論（如哈耶克、諾齊克）的興趣。三是他們在表達自己的制度訴求時，對於社會不公的批評超過對憲政制度建設的興趣。四是他們在申述自己對於健全的自由主義理論「判教」觀時，對於新自由主義關照了自由與公平兩個端點的思想優勢表彰，超過對於自由之得以獲得和捍衛的底線條件的留意，因而將古典自由主義視為一種偏激的政治理論。並且，他們都在斷然劃分所謂經濟（學）自由主義與政治（學）自由主義的界限的基礎上，將底線的權利自由移植到上限的社會公正的背後，凸顯了「公正至上」的社會訴求的優先性與緊迫性。 ( http://www.tecn.cn )當然，新自由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之間仍然有細部論證上和重大主張上的差異。這種差異首先表現在他們是否承諾自由是現代社會政治的第一價值理念。但是，我們關注的不是新自由主義人士與社會主義者的異同，而是新自由主義人士為什麼會從對於古典自由主義對自由的極端重視這一底線上，一下子跳到了新自由主義對社會公平的極端重視上去？為什麼他們不僅不重視古典自由主義對權利的強調，而且還視之為缺陷？這就得先看看傾向於新自由主義正義哲學的人士對於自己的價值立場的陳述。他們支持或同情新自由主義的理由大致有三：一是在現實中，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已經出現了嚴重的社會不公。因此，要改變一些人解除了舊體制的束縛但受到保護，另一些人失去了保護卻受到束縛的現實不公狀態，就需要將優先對待公正問題的新自由主義置於伸張自由、權利的古典自由主義之前。二是在理論上，新自由主義的理論比古典自由主義要健全得多。因為新自由主義不是單純地處理個人權利問題，而是以一種理論上顯得更為自足的「辭典序列」來處理從個人權利到社會公正問題的先後安頓問題。三是中國的自由主義傳統就是一種與中國處於變遷社會的局勢相吻合的新自由主義傳統。而且從目前中國的社會局面和公眾的社會政治認知狀況來看，新自由主義比古典自由主義更能為中國人理解和接受。總而言之，就是「社會公正」與「學術良心」聯結在一起的緣故。假如不以這種思路來對待中國社會對於權利哲學或正義哲學的理論需求，那人們所申述的問題就將是偽問題，所主張的自由主義就是離開中國自由主義的傳統，處於懸空狀態的東西。9在他們看來，古典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之間並沒有價值上的先後順序，而只有誰更健全的問題。因此，他們認為將中國問題的自由主義式的解決，安頓在新自由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的基石上，是沒有問題的。 ( http://www.tecn.cn )其實，從自由主義的歷史演進過程來看，漢語語境中傾向於新自由主義的陳述，有理論與實踐上的障礙。這種障礙表現在三方面。一是從傳統政治與現代政治比較的視角來講。假如不將社會公正的要求安置在個人權利或自由的基石上面，那麼社會公正將是一個掛空的問題。事實上，在傳統政治行動中，掛空的社會公正常常是維護政治統治或祈求統治者施捨的方便法門。而現代政治是建立在公民的自由權利基礎上，因此是唯一由公民自主要求的公正社會。二是從政治哲學的理論論爭上來看。基於個人自由的權利哲學一直是基於社會公正的正義哲學的基礎。否則，社會公正與否就缺乏判斷的價值基準。只有從「法治下的自由」出發，將個人自由置於自由民主憲政制度的普適化保障之下，社會的公正才能夠得到支持。缺乏個人自由的社會公正從來無法得到政治哲學的理論確證。大多數社會主義理論之所以只能表達憤怒與進行指責，而無法提出達到他們願望的建設性方案，就是因為它們在政治哲學上將「社會公正」的個人自由前提取消或掩蔽在集體內部，於是將自己拋入了一個籲求無前提結果的尷尬境地。三是從實際的「中國問題」上來分析。中國的改革開放確實具有雙面效應。它一方面促進了中國的現代轉型，另一方面也使中國的社會不公日趨嚴重。在要不要解決這些社會不公的問題上，各派的主張者並沒有分歧。分歧出現在如何解釋和解決社會不公。按照古典自由主義的解釋，中國的社會不公的根本原因是公民的自由沒有得到尊重，公民的權利沒有在制度上落實。而新自由主義認為要優先由政府來處理社會不公的問題。於是，前者對於根本性的自由民主憲政制度的籲求，與後者對於在社會中處於不利地位的人們的深切同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從對現實的回應與社會的反響來看，後者顯然能獲得更普遍的認同。 ( http://www.tecn.cn )因此，我們要進一步探詢的就是，在古典自由主義的原則還沒有得到確認的情況下，在基本的自由民主憲政制度還沒有確立的社會政治格局中，那些願意認同自由主義價值與制度安排的人士為什麼寧願棄自由主義的源頭不顧，而直取自由主義的時潮呢？部分原因當然是現實中國嚴重的社會不公所造成的緊迫感。但是，這種主張的觀念背景卻更值得追究。因為它的觀念源頭，既與中國人談論社會政治問題的悠久傳統聯繫在一起，又與現代社會中論道政治問題的心理模式相貫通。從前者來看，與傳統相連的源頭起碼有兩個：一是來自於中國士大夫遺留下來的以良心論政的傳統；二是中國表達政治期望傳統中的鄉愿意識。而後者則與現代知識分子的自我良心定位——其實準確地講是與雷蒙·阿隆所說的「知識分子的鴉片」聯結在一起。10 ( http://www.tecn.cn )在中國傳統中，以良心論政是學士文人們談論政治的基點。良心作為論政者的精神支柱與論政問題的判斷基點，必須與一切私人的、社會的實際利害關係脫鉤。儒家赤裸裸的良心觀由此得以支撐起古典中國學士文人的論政行動。以良心作為精神支柱，使得學士文人得以形成無私論政的公道心。這種公道心既使他們有一種不是為私利而議政的理想主義的支持，也有一種凸顯自己深切的同情之心、為民請命的豪邁精神。但是，這只是在談論道德問題時附帶談論政治問題，而不是在談論政治問題時關注道德問題。它勢必將社會問題中應當分開的各種社會要素混為一談。這種思維定勢，衍生到當今自由主義的討論中，也就使利益的普適認定與獲取利益的制度安排問題被關懷他人的道德良心的心理衝動所遮蔽。需要「硬著心腸」談論的政治問題，被「軟著心腸」的良心發作所掩蓋。 ( http://www.tecn.cn )良心如何在關於自由的論說中發揮軸心性作用？這與他們悲天憫人的政治心理相關。這種悲天憫人，既是他們伸張自由的心理基礎，又是他們闡述平等正義的心理支撐。這裡，良心可以表現為兩種形式：一是認同自由主義價值立場的知識者個人的良心，二是他們作為社會良心代言人的知識分子階層規定性。前者具有個體心理的、強烈的良心擔當意識。後者具有階層推動的良心負荷壓力。兩者都是以壓力的形式發揮作用的。對於思想—行動的知識主體，前者構成其內在心理壓力，後者構成外在壓力。傾向於新自由主義的學人們在談論「中國問題」時，將現代良心觀與中國傳統的良心論對接起來。於是，起點公正、過程公正與結果公正，成為他們談論社會政治問題的唯一主題。當然，假如將起點公正安頓在個人自由的基礎上面，那是值得認同的。而如果只是對於起點公正做抽象的強調，僅僅滿足於掬一把高尚的眼淚，那麼這種起點公正的保證條件是什麼就很不清楚。而公正也就墮落為對處在社會不利狀態的人們毫無用處的單純同情而已。而且，將自由置於平等之下的同情，等於是對於下層社會群眾的恩賜式的同情，而不是基於「他們具有人權因而必須有尊嚴地生活」這一邏輯。這種同情，和與譴責社會不公相聯繫的道義同情，價值都是同樣有限的。 ( http://www.tecn.cn )正因為如此，以良心論政，就容易走向鄉愿。在古典中國，表達鄉愿的常常是那些基於良心、表現同情、為民請命的學士文人。他們的高尚良心與深切同情只停留於倫理憤慨的宣洩，而沒有透入到制度安排層面。於是，不從下層群眾的自我權利出發去設計捍衛他們的權利的社會制度，一切良心、同情和請命，到最後都必然幻化為鄉愿。因為這樣的表達者都只能把希望寄托在統治者的良心發現與「民本」式的垂注下情上面。因此我們不難理解，古典中國社會的鄉愿與大盜為什麼可以那麼從容地結合起來，構成最有利於維護社會穩定秩序的思想政治聯盟。大盜與鄉愿常常可以恣肆下層社會，還能把自己的這種態度修飾成為下層民眾的長遠利益著想。而且，鄉愿與大盜的配置方式的多樣化，使得所謂以良心論政的方式受到有意無意的鼓勵和強化：一是鄉愿工媚大盜；二是大盜利用鄉愿；三是鄉愿與大盜合謀；四是鄉愿與大盜不謀而合。這樣，古典中國的論政方式，就單純化為學士文人的良知願望的呼籲，而嚴格地從政治遊戲的視角提出限定權力的遊戲規則的制度構思則完全付諸闕如。傳統的鄉愿以大盜的橫暴權力為作用背景，因此無法對於實際政治發生具體影響。故而鄉愿僅僅成為傳統政治的修飾。它在現代背景條件下的作用則有所不同。這種鄉愿如何在現代背景下發生作用呢？如此提問，就將鄉愿的單純道德良知的呼籲——呼籲人們或「有關部門」重視社會的不公或冤屈的下情，而無視他們得以享有自由與權利的利益基礎和制度保證的問題凸顯了出來。就此而言，相比較於古典自由主義，直接站在新自由主義立場的論政者，可以說是古典中國以良心論政傳統的無可爭議的繼承者。因為他們在自由與平等兩端上申述自由主義，所以幾乎可以說是處於一種文化無意識狀態的鄉愿意識的支配下，而這又肯定會把他們試圖伸張自由的思路簡捷地引導向平等訴求的一端。當然，傳統的學士文人與現代的知識分子表現良心或鄉愿的方式是不同的，但是二者可以互相轉換。在現代的社會分工中，傳統的學士文人轉變成為現代的知識分子。雖然角色的存在方式變了，但它們的社會角色的基本規定性沒有變，只是反映它們階層角色特徵的意識形態號召方式發生了較大變異。雷蒙·阿隆所講的「知識分子的鴉片」 就以一種價值主張與知識建構的自覺作用於大腦。「左派」、「革命」、「無產階級」之類的社會政治神話支撐起它們談論社會政治問題的精神大廈。其中，「左派」之所以成為這類知識分子探詢政治問題的立場，是因為「左」才能表答他們基於良心的主觀政治意圖。這裡的左派，指的並不是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者，而是那些同情社會主義的自視為代表社會良心的人士。他們在觀念上「反對權力專斷、保障人民安全的自由，以合理的秩序替代傳統的自發秩序或個人行動的無序的組織，對抗與生俱來的和財富帶來的特權的平等」。而在行動上則「多少帶有點專橫武斷，因為自由政府行動遲緩，受制於利益和偏見的抵抗。」11形式多樣的左派要麼與民族主義搭掛著，要麼與帝國主義聯結在一起。值得關注的則是與自由主義和平均主義關聯著的左派。在前者，這種關聯體現為對於社會主義的反抗和專斷的警惕。在後者，這種關聯則體現為對抗富人和權貴。猶如革命一樣，左派的存在是長期的。「只要社會不完善，人們渴望改造它，這種情緒就會繼續存在……如果拿所有已知的制度與平等或自由的抽象相比照，這些制度都該遭到譴責。」12左派的這種習性，與雷蒙·阿隆在這本著作的第三部分探討的知識分子的特性相關。知識分子習慣於將如何爭論轉換成為道德爭吵，而且普遍具有以胸懷全人類思索的宏願來表達思想的強烈期望。13知識分子就此發生了「異化」。根據雷蒙·阿隆的論述，我們不難理解當時法國知識分子對於蘇聯的認同，對於貪婪的資本主義的痛恨，都是由於所謂的知識分子良心使然。良心使得知識分子申述著鄉愿，而無法站在時潮的前面指點政治制度出路。他們希望帶給人們自由，最終卻走向了認同剝奪人們自由的制度的一端。 ( http://www.tecn.cn )本來，自由與平等、良心與利益，作為談論社會政治的兩個端點，是應當加以區分的。二者在歷史進程中如果承前啟後的話，可以化解兩端之間的緊張關係。如果二者同時由左派表述，而且不得不陳述一種平等優先的自由主張的話，那麼二者的緊張就會難以化解，最終使自由與正義（平等）雙損。以良心論政的傳統，肯定會造成這種局面。 ( http://www.tecn.cn )三、面對現實還是解釋現實在中國，由於缺乏對政治問題進行分析的思想傳統，知識分子對於政治問題習以為常地採取一種以良心形式表現的道德化的解釋立場,而不是直接面對政治問題尋求解決之道。政治思考是懸空的。14因此，在以政治眼光優先來處理社會政治問題的古典自由主義面前，他們是很難表現自己的價值認同感的。倒是以強烈的道德眼光看待社會政治問題的新自由主義價值立場與制度訴求，很容易引起他們的共鳴。 ( http://www.tecn.cn )但是，以自由主義與現代政治運作的緊密關聯性來看，一種只是著重於表達自己的道德關注的新自由主義，或以制度的道德化訴求來伸張社會願望的自由立場，是無法直接給中國現代政治運轉提供健康的精神動力的。因為，後起式的新自由主義較古典自由主義而言，帶給我們一種既無法直面中國現實，也無法理解新自由主義是在古典自由主義的基礎上解釋當代西方社會現實的雙重困窘。 ( http://www.tecn.cn )從古典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跟西方社會的「現代」變遷歷程的聯繫來分析，我們不能不看到，面對現實情況下的古典自由主義的理論與制度安排具有一定的優先性。就古典自由主義產生的社會背景上講，當時申述古典自由主義立場的思想家們（主要是洛克和亞當·斯密），都不是基於一種純粹理論的旨趣來申述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的。相反，他們首先都是實踐家。他們的價值訴求與制度呼籲直接來自於他們對於現實經濟、政治活動的介入。洛克作為一名貿易專員，深刻地理解財產自由對於行動自由的前提意義。所以，他將專制權力定義為「置於被剝奪了一切財產的人之上」的權力，而將私人財產視為公正的可靠基礎，因為，「在沒有私人財產和所有權的地方會有什麼正義？」15於是，包括生命、自由和各種資產在內的「財產」，成為天賦自由的支撐條件，也成為闡述政府必須在被統治者的同意下建立，以及政府只能是受託的一方，它以法律的形式為人民的利益著想這一思想的支持理由。經濟自由在此與政治自由主義的原則闡述聯結在一起。後來亞當·斯密更是從經濟自由主義的視角闡述自由與公正何以可能的問題，從而「融合了洛克的政治自由主義與他自己的經濟自由主義」。16曾經擔任海關專員的斯密，對於經濟自由之於政治自由的重要性，是特別清醒的。他強調「商業和製造業逐漸地引入了秩序和好的政府，以及與它們一起，引入了個人的自由與安全」。17因此，自由放任的經濟主張就與限制政府的洛克政治哲學原則有機地融合在一起了。而兩人、尤其是洛克對於權利制約權力、權力制約權利的強調，顯示了古典自由主義對於個人自由的極端重視，與對政府作為保護公民財產的「必要的惡」的機構的定位。這使他們成為「最不尚空談的人」。他們的理論陳述也是「簡明質樸的」。18可見，古典自由主義闡述思想的理論壓力，只在於尋找到一個基本制度以安頓要求規範化的政治經濟活動，而不是對這種制度進行完滿的理論解釋。它的立意特點是可行性。它的理論訴求是權利的周遍性。它的實踐著眼點是限制具有自我膨脹傾向的權力。它在陳述自己的這種理論立場的時候，所處的是一種調和性的弱勢地位。19因此，它沒有必要去承受面對各種政治意識形態的多方批評與攻擊的壓力。它只需要對於自己的主張自圓其說，就足以支撐起自己的理論立場。 ( http://www.tecn.cn )新自由主義的理論主張，則是在各方意識形態集中批評自由主義的基本主張這樣的壓力下出場的。因此，它的立意特點就必然是自由主義理論言述的自足性。它的理論訴求就必須轉移到權力與權利、自由與利益的關聯性上面。它的實踐基點也就必然從人權的落實換移為分配的正義。換言之，它必須是解釋性的。而且，這種解釋現實立意下的新自由主義的理論能否成立，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就以羅爾斯來講，他不滿意功利主義對於自由主義的理論論政，將功利主義視為一種簡陋的理論論證方式，並且走出一條在康德哲學的感召下，重構盧梭的社會契約論，進而重述洛克自由主義理論的思想遞進線索。首先，在學科定位上，羅爾斯為了論證自由主義理論，將流行的自由主義的功利主義式論證轉換為契約主義式的論證。他在《正義論》中必須選擇的自由主義理論論證結構，就是道德哲學與政治哲學兼綜的結構。並且，羅爾斯對於自由主義價值立場與制度主張的申述，完全是服從道德哲學與政治哲學的理論論證邏輯的。他不可能象古典自由主義那樣直面現實、直陳主張。正如論者評價羅爾斯的《正義論》這種論證處境時所說，「使得這本書成為在每一個意義下都是冗長的，乃是從第一頁到最後一頁它都充滿了論證。」20其次，羅爾斯在自由主義的理論關注點上，也在將個人自由問題置於「辭典序列」的優先位置的情況下，轉移到分配正義的問題上面來了。這對於自由主義理論來講，是一個重大的轉變。因為，古典自由主義對於自己理論訴求的基準，確定在個人自由與限制政府權力兩點上。從嚴格的古典自由主義眼光來看，羅爾斯的這種轉變是不能容忍的。但是，在此我們更為關注的是，為什麼在羅爾斯這裡會發生這樣的轉變？從理論上分析，原因是羅爾斯面對著功利主義在闡釋自由主義時無法克服的弱點，福利資本主義（或福利社會主義）對於平等問題的挑戰，和分析哲學的流行對規範理論提出的精細論證的要求。從社會政治實踐上分析，原因則是資本主義已從早期的匱乏社會轉變為豐裕社會；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問題解決之後，接下來就是大眾的共同富裕問題，起碼是大眾的基本生活保障問題。因此，在自由主義理論遺產較為豐厚，而實踐挑戰又較為緊逼的情況下，歷史已經沒有留給羅爾斯自在地直陳自由主義的空間。他必須以解釋的進路來處理自由與平等的問題。解釋，就不能只是陳述原則立場，而必須向理論自足與實踐可行兩個要求同時負責。這是艱難的。後來羅爾斯在《政治自由主義》中對於自己《正義論》中論證的一些宗旨的修正，進而在《萬民法》中對於自由主義獲得認同的條件的論述，都顯示了這種理論論證的艱難程度。 ( http://www.tecn.cn )相對於古典自由主義而言，新自由主義在理論解釋上的自足性，使它在政治實踐中遭遇到的阻力趨向弱化。而且在自由主義的價值訴求已經完全成為西方社會的共識，制度建制已經完成，走向了論證自由主義的普適性的情況下，新自由主義已經具有一些古典自由主義不具備的優越性，比如與傳統政治心理的對接，陳訴者良心壓力的緩釋，及與一般政治訴求的恰當對應關係等等。 ( http://www.tecn.cn )但是，政治經濟活動的構成性特點，則是當代社會持古典自由主義立場的思想家們拒斥新自由主義的價值主張與制度訴求，重申古典自由主義立場的依據。無疑，權力對於權利的侵蝕從來就沒有停止過，政府權力需要限制是自由主義者隨時需要警惕的。同時，豐裕社會的平等訴求的願望趨於強烈，具有遮蔽自由本身的重要性的嚴重可能。如果只是在新自由主義的論證平等的主題上下工夫的話，自由就會處於危機狀態而不被察覺。因此，自由至上主義者對於新自由主義持一種批評立場。一方面，他們對於從功利主義以來自由主義所表現出來的集體主義與社會主義傾向高度警惕。另一方面，他們看到個人自由隨時處於危機狀態，對新自由主義強調平等而「做小自由」、強調公正而可能因此「做大政府」的情況感到憂慮。於是，他們再次伸張個人自由，並將自由對於公正的優先性，在當代社會的條件下，再次鮮明地凸顯出來。這種思路的具體衍生，是沿著兩條線索：一是諾齊克對於最小國家的構想；一是哈耶克對於極端權力的批判。前者是針對「做大國家」的論述展開的。諾齊克通過對無政府的自然狀態的討論，得出最弱意義、最少管事的國家是可以得到道德論證的結論。同時，他認為國家所管的事情不能超過強制履行契約，防止暴力、偷竊和欺詐，否則就會侵犯到個人權利，國家的道德證明就不可能了。而且最弱意義上的國家事實上具有鼓舞人心的烏托邦作用。諾齊克直接針對國家做大的現象，將古典自由主義的價值立場做了再申述。21哈耶克則從「自生自發秩序」出發，討論期望建構起完滿的社會制度的企圖是否可能的問題。他對於狂妄的傳統社會主義式的「社會系統工程」加以堅決的拒斥，對於「法治下的自由」——即對於強制的抵制與消解——加以堅定的辯護。22 二人重新確認了古典自由主義的價值訴求與制度設計，而且表現出與新自由主義完全不同的理論風格：他們對於自由主義的重述，不是象羅爾斯那樣以理論的完備性為追求，而是對威脅自由主義的理論與實踐因素加以批判性的陳述。他們還是守護住了古典自由主義那種面對現實而不是解釋現實的理論進路的。23 ( http://www.tecn.cn )由上可見，古典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顯現出了兩種理論旨趣。古典自由主義面對現實，就是直接面對問題，就是因此而直接尋求解決思路與解決方法。古典自由主義思想家無法通過追求自足的自由理論與完滿的制度實踐，來處理他們面對的一系列問題。而新自由主義則以理論的完滿闡釋為基本目的。新自由主義思想家大多是書齋思想家，而不象古典自由主義原創思想家那樣是行動家。因此，他們的解釋力度要遠遠超過古典自由主義思想家。但是，他們常常就此將自由主義構想為可以化解一切社會政治理論難題和實際的社會政治生活不公問題的全能政治理論與完備行動方案。 ( http://www.tecn.cn )中國申述新自由主義價值立場與制度主張的人士直取了新自由主義解釋現實，而不是古典自由主義直接面對現實的立論方式。也許，就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孕生的諸種社會政治問題而言，選取解釋現實的理論進路，會比選取面對現實的理論進路，在理論言述上要受到少一些的攻擊。事實上，在新自由主義將自由與平等作了關聯性的處理之後，成熟的西方自由主義理論便給後起現代國家實踐自由主義價值理念和制度方案帶來了某種困難。因為，在自由主義的理論論證上，到新自由主義階段，自由主義的理論完備性已經有了保障。而在政治實踐上，西方國家已經建立起穩定的自由民主憲政制度，並將自由與平等的兩個自由主義的制度主題結合了起來。於是，古典自由主義那種面對權力申述權利，面對強權伸張自由，面對特權申訴平等的問題針對性，就發生了語境上的重大改變。假如我們不對於自由主義的這種重大變遷抱持警覺的話，就會輕易地將接引自由主義的榫口直接對準新自由主義，而且會以為這樣更有健全理論和實踐方案的保障。但是，在這裡我們恰恰需要強調的是，當今中國只能對接古典自由主義，而難以對接新自由主義。原因很簡單。在一個缺乏對於自由理念的普遍認同，而且同時缺乏起碼穩定且有效運作的自由民主憲政制度安排的國度，直接接引新自由主義的平等理念與制度軌制，只會損害公民的個人自由。因此，站在古典自由主義的面對現實的基點上接引自由主義，才是當代中國認同自由主義的學人應當持有的理論立場。 ( http://www.tecn.cn )四、邊緣思想的感召力說起來，在90 年代的自由主義論爭中，之所以新自由主義比古典自由主義更能吸引那些願意認同現代自由價值和自由民主制度的人士的注意力，一方面，是因為新自由主義的理論論證的強勢與說服力的強大；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在一個權錢勾結、腐敗叢生的轉型社會裡，人們若不首先對因腐敗產生的社會不公表達無法剋制的憤怒的話，就基本上喪失了指陳社會政治問題的資格。這是一種令人無奈的實際處境。在我們的分析視野中，申述新自由主義立場的中國學人，當然有其讓人理解的、意欲解決中國現實難題的尷尬處境問題。然而我們更需要注意的，是他們認同新自由主義、乃至社會民主主義制度主張的理論動因。 ( http://www.tecn.cn )直白地講，人們普遍容易認同那些更有理論感召力的思想，而這些中國學人也不例外。畢竟，古典自由主義直陳政治理念的運思方式，與新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試圖兼綜現代意識形態的諸種主張而建立的理論體系相比，顯然具有理論劣勢：邊緣性的思想24總是比立場鮮明的思想更容易為人們所接受、理解、消化和轉化。古典自由主義只是現代意識形態諸邊緣的一緣，而新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已經將現代意識形態的諸邊緣模糊化，因而具有滿足諸邊緣訴求的融會性。 ( http://www.tecn.cn )比較於新自由主義而言，古典自由主義具有理論的徹底性。它明確的邊際界限使人對之不能有半點含糊。它的主張，簡單地講，就是兩條原則：一是來自於天賦人權的個人自由。它具有神聖不可侵犯的性質。二是來自於對權力自我膨脹的警惕，不得不隨時將政府的權力限定在人們同意的限度內。這兩個原則主要是由洛克奠定的。25對於這兩個原則，凡是劃歸古典自由主義思想家範圍的人士，都是毫不猶豫地加以承諾的。他們無須在繁冗的道德哲學與政治哲學論證之後，才讓人們確信自由主義是什麼。後起的亞當·斯密就是用洛克的自由主義政治哲學來觀察和分析經濟現象，而進一步申述了經濟自由主義的理念的。26 而更加晚起的法國自由主義者，諸如孟德斯鳩、貢斯當、托克維爾等，也都是在這些原則上直接強調自由主義的不可動搖的立場的。孟德斯鳩主要是以對於自由與權力的關係的思考被載入自由主義思想史的。他對專制權力嚴重侵害自由的批判，對法治下自由的特彆強調，和對以權制權的三權分離的構思，都具有鮮明的古典自由主義理論特色。而貢斯當對古代自由與現代自由的獨特區分，對個人不受社會與政治控制的權利的強調，及其任何主權都得由個人行使的主張，也使他在古典自由主義的思想殿堂里佔據一席之地。托克維爾對自由與民主的對峙關係的揭示，以及對大眾民主和極端權力對自由的侵害的高度警覺，使得他在古典自由主義立場的重要性日益鮮明的時刻，顯示出他獨特的思想價值來。27因此，就自由主義理論的確證範圍內來講，古典自由主義理論家必須是具有柏林所講的「刺蝟」特色的思想者，而倒是新自由主義的思想家必須具有柏林所指的「狐狸」的思想特色。28 ( http://www.tecn.cn )在古典自由主義逐漸引領現代社會運動的過程中，它也在經受其他意識形態的批判。從現代政治思想史上可以看出，在歷史學派、社會主義、與經濟學的邊際效用主義的三次攻擊下，古典自由主義的價值原則與制度主張受到了強大的挑戰。在回應社會主義的理論壓力時，功利主義中對「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的強調，對自由主義僅僅基於疑慮政府低效率、管閑事和搬弄是非的伸言，使得自由主義者竟然對社會主義懷抱一種親切的感情。這已經將古典自由主義的堅定立場軟化了。而且他們談論自由主義的視角焦點也發生了相當於古典自由主義的重大調整：如越來越多地採用哲學論證的方式，越來越多地針對「社會」說話而不是針對「國家」說話。29 這為後來的新自由主義者在自由主義之外更多的意識形態的主張的壓力之下闡述自由主義的理論，更加試圖兼綜各個現代意識形態思想之一「緣」開了先河。在諸種意識形態的思想與制度主張的壓力下後起的新自由主義，就此必然具有因兼綜各種理論而產生的含糊性。在某種程度上講，新自由主義的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混合成份足以讓各種意識形態的主張者對其訴求的價值理念與制度底線，深表同情——當今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代言人哈貝馬斯，儘管與羅爾斯發生了爭論，但他對於人權與憲政的認可，令人矚目。而社群主義雖然激烈批評自由主義，但它對人權與憲政的同樣承諾，也使得人們對於新自由主義創造的「羅爾斯產業」懷抱信心。哈耶克所受到的攻擊，與羅爾斯受到的垂注，真是形成鮮明的對比。 ( http://www.tecn.cn )但是，新自由主義綜合蘊涵著的威脅自由的危險，還是沒有為堅持古典自由主義的自由優先立場的思想家們所忽視。堅持古典自由主義立場的當代西方思想家對此懷抱的高度警惕，體現為諾齊克對於國家的高度警覺，以及哈耶克對於極權主義的社會主義不妥協的批判與拒斥。他們身上所具有的思想特質，恰恰是古典自由主義具有的那種鮮明的陳述自己思想立場的思想氣質。 ( http://www.tecn.cn )在當代西方著名的自由主義思想家中，劃歸古典自由主義陣營的思想家與劃歸新自由主義的思想家所分別陳述的思想，對於中國認同自由主義的學人來講，有著相當不同的影響維度與思想意義。比如說，羅爾斯龐大的自由主義哲學理論兼綜了古典自由主義理論、功利主義的自由主義理論，以及盧梭的社會政治哲學和康德的哲學理論，具有規避歷史上的自由主義理論的弱點而揚其優點的理論優勢。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制度上遠遠落後於西方發達國家、理念上遠遠相異於早已確立起自由價值觀念的西方社會，而極其希望接引這種觀念與制度，卻又偏偏匱乏相應的傳統與現實土壤的社會來說，羅爾斯的思想確實具有恰好在完備的理論上提供信心支持的超級吸引力。試想，如果自由主義能夠將「中國問題」——欠發達不說、腐敗叢生不說、就是對於自由的信仰和憲政的建立來講——「畢其功於一役」地解決掉的話，它的理論魅力還能不使我們完全臣服？思想史表明，邊緣思想可以滿足理論立場不是太清晰者的多種價值訴求，減緩政治實踐過程中的諸方阻力。因此，邊緣性越強的理論，就具有越強的思想感召力。因為，其一，較強的邊緣性會滿足人們在一種理論里發現多種理論衍生的可能性，增強人們對於這一理論的解釋力度的滿足感。其二，它會使得一種理論與後來的時代氛圍相協調。今天這樣一個多元主義的時代尤其增加了這種邊緣性思想的寬容性及隨之產生的兼容性。其三，它可以使這種理論成功避免過激化的偏執印象，滿足人們對平和理論的心理需求。 ( http://www.tecn.cn )哈耶克、諾齊克的意義與羅爾斯的意義是不同的。哈耶克與諾齊克對古典自由主義的堅持以及他們的理論訴求，對當代中國思想界的獨特意義就在於：在一個象當代中國這樣沒有建立起自由的普遍信仰和穩定的憲政制度的國家，申述個人自由與限制專斷的權力，絕對緊要過浮於表面的籲求公平與恩惠。辨識這一不同意義，具有著不可小覷的價值：因為在缺乏古典自由主義強調的自由與權利的基礎性、優先性的情況下，申述公平就意味著取消了限制權力才可能獲得的自由。這樣只會將就現成的價值體系和制度安排，而對於興起中的公民意識、公民社會都只能是一種傷害。 ( http://www.tecn.cn )當代中國陳述新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價值立場與制度訴求的學人對於這種邊緣思想的感召力是有一種自覺的。他們自覺地強調自己論述自由主義理論主張與制度安排時候的思想方式，是一種對於「第三條道路」的追求。他們從兩個方向上來陳述這一選擇：一是認定在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有必要發展出溫和的中間力量，即兼顧自由與公正的新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尋求一條『非左非右』的理性與激情平衡的『第三條道路』」。 ( http://www.tecn.cn )在他們看來，這是中國傳統的自由主義進路。另一則是藉助于吉登斯對英國社會政治實踐的「第三條道路」的設計，指出一個所謂的「吉登斯時代」的「共同的底線」對我們中國人具有的特殊意義。30而且他們警覺地意識到人們在「搶來本錢做生意」的資本原始積累階段激發的對於社會不公的高度不滿，和對「公正」的急需。他們欣賞新自由主義兼具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優點，適愜地認為新自由主義可以成為一種左右逢源的診治中國問題的思想資源。31因此，他們對於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共同底線」的理論熱情，遠遠超過對於自由價值與憲政制度的關注。他們對於西方發達國家兼綜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政治興趣，也遠遠高於對於中國語境中二者差異的區分。他們對於事實上已經不可能的起點公正的追懷，32 亦遠遠超過對於當下中國改革開放的權利體系的建構、法治體系的建設、憲政制度的落實的關心。顯然，新自由主義的完備理論誤導了中國一些願意認同自由主義的學人，使得他們對於中國還處於一個缺乏基本自由、缺乏捍衛基本自由的基本憲政制度安排的現實狀態視若未睹。在此，一個完備的理論對於一個極其不完備的社會，只能起一種耽誤的作用。 ( http://www.tecn.cn )五、底線與期望比較古典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時，必須要指出的是，古典自由主義具有的價值，無論如何都是新自由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所無法包容或取代的。對於一切願意認同自由主義的人士來講，古典自由主義永遠都是認同自由民主憲政價值人士的出發點。就此而言，所謂「共同的底線」只能是由古典自由主義提供的個人自由與權利這一底線，而不是新自由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調和性的某種觀念。離開這一出發點，僅僅站在新自由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承諾自由價值的基點上而主要強調公正問題，就將會毫無例外地損害自由。這是思想的邏輯和制度安排的邏輯在歷史中所共同呈現的事實，而不僅僅是認同古典自由主義的人士主觀的偏好所支撐住的信念。從消極自由到積極自由、從自由到平等、從權利到權力、從國家到社會、從做蛋糕到分蛋糕、從捍衛底線到表達期望、從一元到多元，……總之，從古典的到現代的自由主義，絕對不是一個可以按照我們對於完備理論的喜好、對於顯現自己知識分子良心的執著而變換的組合。 ( http://www.tecn.cn )我們必須對古典自由主義具有的、也是所有自由主義價值必然具有的底線價值加以認定。這種底線作為自由的獲得與維護的基礎性價值，是我們無法否認的。只有在這個前提下進行的所謂左翼思考，才具有健全思考問題的思想前提條件。古典自由主義和新古典自由主義的孤心苦詣，是我們應當理解，而不應當排斥的。這對於中國人接引自由價值觀、制度安排和社會政治生活方式所具有的獨特意義，也是我們不能掉以輕心的。某些繼承了具有僭妄性質的「會通」傳統33 的當代中國文化人，對於接引自由主義的理論邏輯與歷史順序，往往容易輕薄對待。新自由主義表達的政治期望，當然也是我們必須認真對待的。但是，目前對於中國來講，新自由主義更多的只是對於我們關於自由主義的理論興趣加以滿足的一種現代政治哲學，它還不足以構成影響我們當下社會政治實踐的現實可行方案。就此我們可以斷定，古典自由主義相對於新自由主義而言，具有一種先在性。而新自由主義者相對於古典自由主義而言，則具有一種後置性——這不僅僅是從思想史上出現的先後性來講的，而且還是在兩種自由主義理論的「源」與「流」、「體」與「用」的意義上講的。政治期望不是政治底線。二者不能混同。 ( http://www.tecn.cn )為此我們需要進一步回答一個問題：為什麼新自由主義相對於古典自由主義必須是後置的？理由有三：其一，從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基點上看，它來自於古典自由主義對於自由、平等以及相關的民主、憲政問題的闡述。其二，從新自由主義對於自己立場的申述來看，它只是對於古典自由主義相關立場的修正、完善而已。其三，從新自由主義得以證立(justification)自己的價值與實踐方案來看，也是因為它對古典自由主義奠立的「良好秩序社會」的價值認同與憲政制度基礎上，從容地表達一種對於人們獲得了自由之後的關愛。因此，假如缺乏了古典自由主義這個基礎，那新自由主義就不知道在何處紮下自己陳述其理論與實踐方案的根基了。如果我們捨棄古典自由主義而直接認取新自由主義，就等於捨棄了自由主義理論的基準和實踐的底線。所以，我們不單單是在歷史的先起上強調古典自由主義對於新自由主義的先在性。從古典自由主義出發，我們才能真正伸張自由主義的原則。否則，我們就會只期望自由主義的當代運行結果，而遺忘這一結果的基本導因。假如我們真正對現代政治的自由主義安排具有信念的話，我們就必須從古典自由主義申述的底線原則出發，而不是從新自由主義的（象羅爾斯式的「差異原則」一樣的）平等原則出發。新自由主義這種類似自由主義征途上的「中轉」的出發點，絕對不是自由主義旅途上真正的起點。 ( http://www.tecn.cn )於是，我們進而要追問，為什麼現代政治期望必須是從底線原則出發，才能表達和追求較好的、乃至於「理想」的政治運作形式呢？如果說這一進路在西方的現代歷史上已經顯示出某種既定的特性，那麼這一進路就可以說是註定性的。除非我們完全排拒自由主義式的「現代」社會運作形式。由此，從底線出發進至理性的進路，又派生出另一個問題來，即這一進路如何可以說是註定性的呢？其一，從現代社會運作得以開始的元點來講，它必須建立在人民主權這一基礎上。人民的同意作為現代政治共同體的合法性保障，是現代政治得以具有良好秩序的前提。喪失了人民的同意，現代政治就失去了合法性基礎。它就根本無法支撐起一個政治共同體來。其二，從現代政治得以具體運行的制度安排來看，權力分割與制衡的基本制度安排方式，構成現代政治制度有效地對國家進行管理的基礎。如果沒有這種立於現代憲政基石上的制度基準，現代政治就會陷入極權與專制的泥潭之中。其三，從現代政治得以向更為良好的狀態發展的動力來說，現代政治之所以足以給人們提供改善政治活動方式、提高政治管理效益、優化社會普遍福利、提升社會普遍道德水準的動力，就是因為國家作為一個聚合了諸種民族與諸種期望的政治中立實體，對於各個民族與利益集團都加以平等的對待，從而使得各種相異的政治主張與操作方式，相互激蕩磨合，從中凸顯出最有利於社會進步的理念與制度進路。這些都是古典自由主義所伸張的基本原則。正是因為這些原則已經獲得了普遍的認同，所以福山才在《歷史的終結》一書里宣告，一個普遍認同自由主義理念的時代的來臨，意味著「歷史的終結」。假如我們僅僅在現代政治的底線原則的認可和建設一個更加健全的社會這一特定點上來看的話，福山的論斷未必就全然沒有道理。34 ( http://www.tecn.cn )當然我們不能忽視現代政治思想家的底線表述與理想期望之間的辯證關係。因為在古典自由主義所伸張的底線原則獲得了較為普遍認同的西方社會，達致一個基本平等的社會狀態就是題中應有之意。但是，不管從理論角度講，還是從歷史實際看，古典自由主義申述的原則與新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所期望的狀態，都是不可能兼得的。為什麼古典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不能兼得？這是因為，首先，當新自由主義著力於申述自由基點上的平等（公正）問題的時候，它必須在自己的立論題旨上著重於論證的完備性，著重於平等或公正的道德正當性與制度落實的可能性。在這個時候就出現了極大的傷害自由的可能性。於是抱持古典自由主義立場的學人，必須作為新自由主義的批判者出場，捍衛自由主義的底線立場不被犧牲。諾齊克、哈耶克相比於羅爾斯具有其獨特的意義，就在於此。其次，當古典自由主義在申述個人自由、權利、法治一類的基本主張的時候，它的關注中心又落在自由及其保障條件上。它闡述問題具有的立場清晰性，會使得它無法對於平等問題加以完備的論述。而且，對於自由主義來講，常常緊要的、需要重視的是個人自由的底線有沒有被侵蝕的問題。假如撇開這一問題而去論道平等，它就喪失了「古典的」立場，失去了「為自由衛道」35的資格。於是新自由主義的公正論也就無從談起。再次，同時兼得的思想進路所帶來的理論混亂與實踐困難，我們不能忽視。平等優先於自由，只能是從古至今所有政治期望與實踐形式的共同理想而已。而自由優先於平等前提下的自由與平等兼得，才是現代複雜社會的獨特政治理念與實踐方式。需要強調的是，古典自由主義先於新自由主義的問題，絕對不是簡單地以歷史進程就可以解釋的。也許此前堅持古典自由主義立場的人士對於這一點有些掉以輕心，從而顯露出一些歷史決定論的色彩。 ( http://www.tecn.cn )我們首先需要對認同古典自由主義的一些原則性問題做些解釋。這些問題是：其一，從理論上強調古典自由主義的自由優先於平等公正，是不是就等於不重視平等公正問題。當然不是。只是需要強調，在自由基礎上講的平等公正，才是真正的平等公正。其二，從政治實踐上強調古典自由主義的權利問題與法治要求，是不是就等於不重視權錢勾結、腐敗叢生的問題。當然也不是。只是還要強調，僅僅從道義的角度籲求解決這些問題，是無濟於事的。必須從基本的自由民主憲政建設的艱苦工作做起，剋制腐敗和打擊權貴資本，才有實效。其三，從理論比較角度強調古典自由主義的優先性，是不是就等於忽視現代其他意識形態所提供的政治論述與實踐方案，以為它們完全沒有可以借鑒之處。當然不是。只是必須強調的是，只有在古典自由主義的底線上來借鑒包括新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乃至於社會主義的某些具有正當性保障的思路與做法，才具有促使健全的社會思維及健全的行動方案誕生的功用。舍此別無它途。 ( http://www.tecn.cn )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從底線出發思考問題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近代以來中國政治思想界流行的兼得理想狀態與底線情形的政治思想理路所具有的消極影響，我們不能熟視無睹。從思想界來講，從胡適到40 年代的新自由主義者、再到今天的新自由主義者或社會民主主義者，都習慣於將古典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兩種具有不同針對的理論體系膠合起來對待，導致了中國人理解自由主義的思想混亂。而這種思路投射在政治實踐中，在從孫中山到毛澤東的中國現代政治進程中，也表現出兼得西方所有意識形態賣弄的好處並加以中國式的超越的企圖。然而，歷史已經給了我們沉痛的教訓。不遵循一種有秩序的政治思想進路與政治實踐進路，我們就不能走出陷溺於這種教訓之中的境地。對中國而言，處於激進的思想氛圍中抵制面對現實的「右翼」思維與認同解釋現實36的「左翼」情結對於中國人認知現代政治理念所帶來的障礙，已經到了一個總結算的時刻。 ( http://www.tecn.cn )注　釋：1 關於「新左派」這一概念的學術正當性，是一個需要澄清的問題。當那些站在自由主義立場的人士，指認那些認同社會主義價值立場並為之辯護的人士為「新左派」的時候，引起部分被指認者的憤怒。汪暉、韓毓海等先生甚至以非常粗俗的言語來謾罵這種指認——這從汪的《死火重溫》序言、韓的《相約98，告別98》兩文可以看出。其實，「新左派」這一分析性的術語，並不帶有一種他們認定的政治判定的意味。它僅僅是一個用來分析某些具有價值立場的相對一致性的思想觀點的中性辭藻而已。在汪、韓等先生十分欣賞的西方同道那裡，就從來沒有認為他們被人指認為「新左派」是被褻瀆了。相反，他們公開以「新左派」來標示自己的理論立場與實踐傾向。也許在中國學術界沒有使用分析性術語的習慣，對於任何社會科學的術語又都有一種政治猜度的習性，所以才會對於一個既沒有貶義也沒有褒義的分析性術語表示如此的憤慨。 ( http://www.tecn.cn )2 關於自由主義與新左派論爭的基本文獻，可以參考李世濤主編：《知識分子立場——自由主義之爭與中國思想界的分化》。時代文藝出版社2000 年版。 ( http://www.tecn.cn )3 參見任劍濤：《拒斥自由主義：一個觀念與行動的交互分析》，2001 年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思想與社會」學術討論會會議論文。 ( http://www.tecn.cn )4 所謂後現代自由主義思潮，主要是指美國一些持後現代哲學立場的學者，對於傳統自由主義（包含古典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理論的一種祛除其哲學和文化背景，申述其在各個不同文化背景下普遍適用的一種思想。這種思潮以哲學家理查·羅蒂為代表。他提倡的「反諷的自由主義」，典型地凸顯了後現代自由主義理論的特質。參見張國清著：《無根基時代的精神狀況——羅蒂哲學思想研究》，第十三章。上海三聯書店1999 年版 ( http://www.tecn.cn )5 這既可以從一些自陳認同自由主義基本價值的學者對於自己的政治價值觀的表述上看出，也可以從國內主張帶有社會民主主義色彩的自由主義者的陳述引起人們的廣泛認同上確認。代表人物是許紀霖、秦暉和錢永祥等先生。他們的這一思想傾向，可以從解讀《知識分子立場——自由主義之爭與中國思想界的分化》所收的許、秦諸文看出，而錢近期在《世紀中國》網上發表的《「我是誰」——台灣自由主義的身份危機》則有簡明闡述。他們的主張贏得學界的某種認同，可以從新左派對於自己的「自由左翼」的命名上窺見。 ( http://www.tecn.cn )6 所以柏林在《兩種自由概念》一文中歸納所有自由主義流派的共性時，特別點出人權之作為一切自由主義流派的共同底線這一特點。參見《公共論叢》第一輯柏林該文。三聯書店1995 年版。 ( http://www.tecn.cn )7 參見諾爾曼·P·巴利著，竺乾威譯：《古典自由主義與自由至上主義》，引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8參見劉軍寧：《共和·民主·憲政——自由主義思想研究》，上海三聯書店1998 年版。9 參見《知識分子立場——自由主義與中國知識界的分化》有關文章。10 參見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憶錄——五十年的政治思考》，第12 章。三聯書店1992年版。以及尼古拉·巴維雷茲：《歷史的見證——雷蒙·阿隆傳》，第二篇。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 http://www.tecn.cn )11 轉引自巴維雷茲，同上書，第244 頁。12 同上，第245 頁。13參見同上書，第245 頁。14 參見任劍濤：《從大同到自由：百年中國政治致思主題的轉換》，刊於《開放時代》2001 年第2 期。15 參見亨利·威廉·斯皮格爾：《經濟思想的成長》，上卷，第七章，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年版。16 同上，第203 頁。17 轉引自同上，第206 頁。18 這是政治思想史家薩拜因對洛克的評價。以筆者之見，這一評價同樣也適用於斯密。參見薩拜因等：《政治學說史》，下卷，第602 頁。 ( http://www.tecn.cn )19 這與晚近的持古典自由主義立場的思想家闡述自己的自由主義理論時的思想狀態，自然是有重大的差異。因為二者的思想處境已經大為不同了。晚近持古典自由主義立場的思想家必須面對激進的社會主義的理論挑戰與新自由主義的普遍福利式的公正言述對於個人自由的威脅。因此，他們得將自己的價值立場劃界問題鮮明地凸顯出來。因此而表現出某種好鬥性來。本文稍後會對此加以分析。 ( http://www.tecn.cn )20 轉引自石元康：《當代西方自由主義理論》，第175 頁，上海三聯書店2000 年版。21 參見諾齊克著，何懷宏等譯：《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前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 年版。22 參見哈耶克著，楊玉生等譯：《自由憲章》，前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年版。哈耶克本人對於自由主義的論述基點，與自由主義的理論傳統有些相左。他將基點放到「法治」而不是「權利」上面。在這點上哈耶克等於自己開闢了自由主義的新論域。但是，以他對於自由的絕對強調來講，他不同於新自由主義對於國家作為的認同傾向，而與限制國家權力的古典自由主義的價值取向是完全一致的。就此而言，我從類型的歸屬上將他放到古典自由主義的維護者行列來看待。 ( http://www.tecn.cn )23 就象論者指出的，「諾齊克的論證風格與羅爾斯的論證風格相當不同，他反對為了體系而強行把事實、材料擠壓進一個框子的做法，反對絕對的結論。……羅爾斯的論述象一座精心設計的寶塔，看上去精緻、美觀、勻稱、妥帖，各部分自成一體又合為一個整體。」參見中譯本《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譯者序言。 ( http://www.tecn.cn )24 這裡所謂的邊緣思想，不是相當於「中心」思想而言的、被主流排斥的思想。而是指結合了各種思想的鮮明主張之「緣」而顯現的具有綜合性思想優勢的思想。 ( http://www.tecn.cn )25 參見薩拜因《政治學說史》下卷對於洛克思想的論述。26 參見《經濟思想的成長》上卷，第201 頁。27 參見李強：《自由主義》，第三章「自由主義的歷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年版。28 參見柏林：《刺蝟與狐狸》，《學術思想評論》第四輯，遼寧大學出版社1998 年版。29 參見《經濟思想的成長》第16 章對於穆勒社會主義觀點的評述。以及《政治學說史》下卷第33章對穆勒思想的評論。 ( http://www.tecn.cn )30 參見許紀霖先生等：《尋求「第三條道路」》，載《知識分子立場——自由主義與中國思想界的分化》。31 這種陳述在錢永祥先生的《「我是誰」？》、以及秦暉先生的《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與當代中國「問題」》兩篇文章里具有最明確的表述。 ( http://www.tecn.cn )32 對於秦暉先生關注「起點公正」問題，許紀霖先生就有一個頗為恰當的評論，「如果早10 年談，這一問題還有意義，如今在中國資本主義原始積累已經完成，如果還要重新落實起點公正，落實諾齊克所說的矯正的『追溯原則』，在中國現實下就只能引發一場民粹主義的社會革命」。參見許紀霖等《尋求「第三條道路」》。 ( http://www.tecn.cn )33 參見任劍濤：《「會通」及其限度》，《開放時代》1998 年1、2 月號。34 此處不對福山之論作具體分析，稍微詳細一些的分析，可以參見任劍濤的《意識形態與改革的歷史定位》一文中的討論。 ( http://www.tecn.cn )35 這是陳少明論述徐復觀以自由為據捍衛中國傳統的一個說法。參見陳著：《漢宋學術與現代思潮》論徐文，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在此，則藉以說明當代持古典自由主義立場的西方學者以自由的神聖不可侵犯捍衛古典自由主義原則的理論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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