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穀融走了，留下了「文學是人學」的豐碑

文丨特約評論員 周言

9月28日晚9時許，著名文學理論家錢穀融以近百歲之齡在中秋之前安然去世。

回顧「文革」以後近四十年的文學研究史，在南方的他與賈植芳以及北方的王瑤所培養的諸多學生，基本佔據了大半塊新文學研究領域。這四十年的文學研究，基本上不出錢、賈、王所劃的範圍。他的地位，幾可以和近代史領域的章開沅先生等論，桃李天下，影響深遠。

作為一個在中文系讀了七年書的後學，錢先生的名字，是我在高中時就知道的，但我當時並未讀過他那篇名滿天下的《論文學是人學》，我對錢先生的了解，來自於他的學生李劼，率真的李劼和早逝的胡河清，是我了解錢穀融先生的一條隱秘的通道，在他們的筆下，錢先生猶如《空城計》里的諸葛亮，乃是「卧龍崗上散淡的人」。

錢先生最有名的《論文學是人學》，寫於1957年「反右」之後，乃是新文化運動四十周年。小而言之，是總結了一條文學本質的小規律，大而言之，是對五四新文學運動傳統的呼應。雖然「德先生」「賽先生」是「五四」的口號，「五四」的文學，經由周作人《新文學的源流》一書的闡述，以「載道」「言志」分而論之，以傳統文學與新文學之間的關係作出考察，但卻對五四前後的新文學缺乏系統概括。

隨後在二十世紀下半夜，陳世驤提出「抒情傳統」，雖然成為一個典型的範式，但依然不足以概括五四以來的新文學。在此之中，錢先生簡明扼要的敘述，有力的提出了一個新範式。有意思的是，同時代的賈植芳先生，將自己的一生際遇概括為「把人字寫端正」，這其間，都暗含「立人」的偉大命題。但錢先生自己卻說:「以前我的一些學術觀點和主張，實際上是常識性的。」

在《論文學是人學》之後，錢先生最著名的文學評論，便是發端於六十年代初，並在七十年代末結集出版的《雷雨人物談》。如果說《論文學是人學》是綱的話，那麼《雷雨人物談》便是目，是對「文學是人學」的具體闡述。錢先生晚年曾回憶:「我就是憑自己的感受，說自己的話。感覺是真實的，任何理論離開感覺都不行。從感覺出發，提升到理論高度。」站在感覺的角度，錢先生不僅剖析人物，而且對作者曹禺寫作時心境的剖析，也讓人眼前一亮。

在這兩部劃時代的著作之後，錢先生歷經「文革」磨難，終於開始了他「散淡」的生活，對此他曾半真半假的解釋過他的「遊戲人生」:「我這個人一生隨波逐流，不太計較名利，有口飯吃就行了——但是，飯沒得吃就不行。」

這種「外圓內方」的生存方式，是錢先生「文革」後的生活的主色，他最常提及的，就是玩，如致程千帆的信中說:「數月前，南京師大舉辦學術講座，我亦是承邀者之一，本以為可以藉便趨候，稍傾積愫。後因要去杭州創作之家度假，未能如願，甚以為憾。」錢先生愛玩也會玩，人多的時候打牌、人少就下棋，沒事就聽聽戲，用他自己的話說:「我這個人，既懶惰，又無能，這絕不是自謙。」後來更有名言:「我這輩子就是玩，從來沒有做學問。」這是何等逍遙的境界。

錢先生待人是儒，自處是道。我因為在復旦讀書，所以去華師大見錢先生的機會是不多的。有一年天津高恆文先生來複旦開會，要去探望錢先生，我自告奮勇當司機，因此有幸見過錢先生一面。

他華師二村的寓所古舊簡樸，樓道的木製樓梯油漆大半剝落。先生愛下棋，棋風如其為人，舉重若輕。我知道先生愛聽京劇，下棋時我問先生愛聽什戲，他說喜歡余叔岩《魚腸劍》和楊寶森的《空城計》。當天殷國明先生做東，讓先生點菜，大家談點什麼冷盤時，先生看到「桂花酒釀糖藕」時，先生眼前一亮，說:「糖藕我是要吃的。」

這是錢先生留在我腦海里的最後一句話，我不禁想起了瞿秋白《多餘的話》里的那句名言:「中國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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