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歷史研究第78篇】蘇聯經濟增長怎麼取得的？以新古典增長模型審視俄羅斯的工業化和經濟增長（188...

（圖片來源於網路）Cheremukhin等四位學者最新完成的工作論文「The Industrial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Russia through the Lens of a Neoclassical Growth Model」，討論了從沙俄帝國晚期到二戰前蘇聯經濟變革歷程的主要影響力量。除人口和資本投入增長外，減少資源錯配也是增長源泉的重要部分。作者將資源錯配分解成行業間勞動力錯配、行業間資本錯配、跨期資本錯配三部分。其中，勞動力錯配又可分解為商品價格錯配、要素價格錯配和自由流動限制三點。長期經濟增長數據顯示：蘇聯建立前的1885-1913年，進入壁壘和壟斷導致的商品價格錯配和要素價格錯配是經濟發展的主要障礙。1928年後蘇聯通過消除這部分資源錯配成功推進了工業化。不過，自蘇俄建立到二戰前，蘇聯農業和非農部門的生產率增長都表現非常糟糕。作者發現，沙俄帝國時期的農業制度並沒有成為工業化的顯著障礙，也沒有發現斯大林模式下大推進（Big Push）戰略是蘇聯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作者使用的模型包括工業和農業兩個部門，設定與經典的索洛模型基本一致。在均衡路徑上，只有科技進步會導致人均產出增長。模型有三個一階條件：工農業勞動力邊際產出相等；工農業資本邊際產出相等；各期投資回報相等。如果不滿足一階條件，則要素髮生錯配，三個條件分別對應於前面提到的三點錯配。勞動邊際產出的一階條件可進一步寫成以下三項的乘積：消費者在各部門單位消費獲得邊際效用的比值、勞動者在各部門邊際產值與工資比值、各部門工資比值。均衡路徑上這三項都應該等於1。因此，由三項一階條件可分解出五點，改善這些因素都能夠促進經濟增長。作者進一步將全要素生產率（以下簡稱TFP）進步劃分成了工業和農業兩部分。所以，除掉外生人口增長和資本存量變動，總的GDP增長率一共可以分解成7個子項目。作者研究時段起自1885年至1940年，其中缺失1913年至1928年數據。沙俄帝國晚期，政府推出一系列改革，如解放農奴，鼓勵工商業等，但都有嚴厲限制。農奴為贖買土地需要繳納巨額贖金，生活流動都受到村社控制。為牢牢控制權力，政府對企業註冊限制更為嚴厲，每一申請都需要沙皇親簽敕令才能通過。村社控制導致農民遷徙受限制，嚴格限制註冊導致企業數量少，壟斷勢力大。各類辛迪加佔據了鋼鐵、管道、銅等產業的80%-90%。政府實施嚴格關稅壁壘助長了企業壟斷。1906年彼得·斯托雷平（Peter Stolypin）嘗試推行改革，但1911年就被暗殺。帝國坍塌，蘇俄成立後施行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抑制市場經濟，導致經濟凋敝，隨後政府實施新經濟政策，降低糧食徵購額，恢復農民小額自留地，允許市場交易，經濟快速恢復。斯大林上台後集體化步伐重新加快，同時要求農業補貼重工業，快速實現工業化。這一目標二戰前基本實現。分解結果和歷史證據基本一致。沙俄帝國時期，工業部門扭曲主要集中在行業間勞動力錯配一項，其中商品價格錯配和要素價格錯配特別明顯，流動性錯配比較輕微。商品價格錯配有多項原因。首先，當時俄國境內市場整合程度低，鄉鎮地區市場經濟不發達，農民多是自給自足；其次，工商業企業註冊門檻高，企業壟斷勢力強，關稅壁壘高，進而促使企業採取壟斷定價。與之聯繫的是要素價格錯配。工人沒有太多選擇。作者引用已有研究形容他們只有「極低的工資和惡劣的工作條件」。當時勞動產出大致占工業總產值60%-70%，但工資總額只佔總產值20%，中間差值都成了企業的利潤。當時大部分農民都歸屬村社管轄，於是革命者曾宣稱村社是勞動力流動的主要障礙，但研究結果更支持亞歷山大·格申克龍( Alexander Gerschenkron)等學者的觀點，流動性限制帶來扭曲幅度相對較小。

1928年至1940年分解數據有幾個明顯特點。首先，資本行業間錯配和勞動力行業間錯配都下降了。儘管如此，工業和農業全要素生產率（TFP）都停滯不前，經濟進步主要來自於投資規模的增長和資源錯配的減輕。其次，要素價格錯配下降在減輕勞動力行業間錯配中起最重要作用。1935年，這個值在1左右，意味著勞動力要素在工業農業間配置邊際收益相等，幾乎沒有扭曲。這一現象出現最主要原因是斯大林統治時採取優先發展重工業決策。原本被壟斷企業把持的工業現在幾乎全歸國有，無論是僱傭勞動力還是產品數量都大幅度擴張。

作者用增長核算髮現，這段時間工業產品加成定價幅度明顯下降而農產品加成上升，兩者達到平衡。當時政策對工廠管理者激勵偏向於擴大產出規模，而非促進技術進步。同時，為支援工業發展，農業徵購幅度加大，徵購價格壓低，這也降低了農民的生產激勵，結果就是兩部門全要素生產率（TFP）增長緩慢。在農村實施激進的集體化政策還導致蘇聯1933年大饑荒，導致數以百萬計民眾死亡。產出迫近生存線，同樣導致農產品價格大幅上升，以非常悲慘的方式降低了工農業間的扭曲。Cheremukhin等四位作者在2015年完成的另一篇工作論文中用同樣方法對比了中俄兩國兩次大饑荒，發現儘管蘇俄饑荒造成破壞輕微，但恢復時間更長，對經濟也造成了長期不良影響。最後，這段時期流動性限制變化不大，基本維持在1885年至1913年的均值水平。

作者最後針對幾種情況做了反事實分析，最核心一點是針對存在與不存在蘇聯經濟模式的績效予以比較。現實情況中，蘇俄經濟扭曲程度下降，全要素生產率（TFP）增長緩慢。作者將扭曲程度和TFP增長率都固定在1913年水平上做了模擬，結果顯示，蘇聯的現實GDP比反事實情形高6.1%，農業部門從業人口佔總人口比率低9.2%，經濟發展形勢更好。蘇聯經濟優越性主要來自更小的勞動力要素扭曲、更多國際貿易和更大的國防開支。不過，反事實情形下農業全要素生產率（TFP）對GDP增長貢獻要比蘇聯制度下高4.9%。如果沙俄時期舊制度下壟斷得以修正，則未來經濟增長會遠遠超過前兩種情形。作者在附錄中針對各參數做了敏感性分析，結果基本一致。

可以看出，蘇聯經濟增長並沒有那麼神秘，所謂蘇聯模式也不過是大規模資本要素投入以及緩解對沙俄時期極度扭曲的要素匹配扭曲而已，不過其對全要素生產率消極影響可以看出，蘇聯經濟增長方法顯然不符合當代以創新為主要動力的新經濟增長方式，足以為經濟新常態下供給側改革所引以為戒。

文章來源：Cheremukhin A, Golosov M, Guriev S, et al. The Industrial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Russia through the Lens of a Neoclassical Growth Model[R]. working paper,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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