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再十年 08

中國經濟再十年——張軍教授在「上海論壇2011」上的主旨演講——

2011年6月12日 08：08－思想者·連載 稿件來源：解放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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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者

　　思想者小傳張軍1963年生。「當代中國經濟」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復旦大學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研究中心主任，《世界經濟文匯》主編，國務院特殊津貼獲得者，人事部「新世紀百千萬人才工程國家級人選」。曾在倫敦經濟學院、劍橋大學、牛津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以及聯合國大學經濟發展研究院（UNU-WIDER）等從事研究工作，擔任國內外多種經濟學期刊的編委或學術委員。致力於研究中國經濟發展、轉型和增長，在國內外權威期刊發表數十篇論文。最近出版的著作包括《不為公眾所知的改革》、《改革、轉型與增長：觀察與解釋》以及《這樣的故事最中國》等。其實，經濟學家很不善於談論未來，也缺乏做預測的能力。不過，我今天還是選擇了這樣一個「朝前看」的題目，希望對中國經濟的未來做一些探討和展望。特別是希望知道，中國經濟從現在到未來數年是否可以繼續保持較快增長的勢頭，增長主要依靠什麼；如何才能在超越日本經濟總量之後不斷縮小與美國經濟的距離，並最終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我也順便討論一下，達到這個目標大概需要多少年。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源泉何在中國的投資有沒有過多、過度，不能只簡單地去看投資率是不是上升了，最好的答案在於投資是不是幫助了結構變化，是否加速了勞動力與資金跨部門和跨地區的流動與轉移，是否促進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這些才是經濟持續增長的源泉。我們知道，中國經濟現有的增長能力主要還是因為我們能夠利用高儲蓄而實現資本的快速積累。這是一個核心，其他的東西，比如開放與自由貿易、金融與企業改革以及教育的普及等，都是有利於資本的積累而不是相反的。不過，很多人對過快的資本積累還是憂心忡忡，擔心快速的資本深化會拖累經濟的增長。從理論上說，這種擔心是有道理的。資本積累太快，會導致投資的回報遞減，阻礙經濟增長。我還記得，在2000年前後，海內外很多經濟學家，包括我在內，對中國經濟後續的增長勢頭都並不看好。為什麼呢？因為那個時候我們看到資本積累的速度越來越快於它的產出速度，這樣就導致年度的資本對GDP的比率，在1995年以來從1.6持續上升到90年代末的2以上。而且同時，GDP的增長速度一度有放慢的跡象。於是，在2002年我自己也發表了論文，認為資本的快速深化可能導致中國經濟的增長出現長期下降的趨勢。但是後來我發現，我們都錯了，因為中國經濟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到現在，平均而言不僅持續高速增長，而且我們看到中國經濟真正的實質性的變化反而是發生在過去15年里的。這是有目共睹的。張五常先生甚至把這一時期稱為真正的中國奇蹟。從這個意義上講，我想一定是經濟學家錯了。那麼錯在什麼地方呢？我反思了許久，終於有所明白。被我們忽視的事實是，年復一年的高投資在事後卻產生了長遠和持久的回報，不斷放寬著資本的瓶頸。由於種種原因，這一點並沒有被更多的經濟學家所重視。其實到現在為止，多數人還是認為，不改變高投資的模式，中國經濟未來就不能持續增長。可能大家注意到了，紐約大學的盧比尼最近說中國經濟2013年就要崩盤了，原因就是投資過度。還有，大家最近談論較多的所謂消費不足，或者說勞動者收入佔GDP的比重不斷下降，包括收入差距過大等問題，似乎也都預示著我們的增長不再可持續。我把持上述觀點的人稱之為結構主義者，因為他們把所有這些「結構變數」都看成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障礙。在我看來，用這些比例尺度來檢驗增長是否可以持續的做法是有很大的問題的。這些比例變數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它們是會隨著人均收入的增長和經濟結構的變化而改變的。關於這一點，已故的哈佛大學教授庫茲涅茨在上世紀60年代通過對跨國經驗的研究就發現了。他指出，經濟增長與結構變化之間存在雙向關係：經濟增長會引起經濟結構的改變，而結構的改變也會促進經濟增長。更重要的是，當經濟結構發生變化之後，很多經濟變數的原有比例關係就會出現改變，甚至包括今天特別關注的收入的分布狀況也會出現改變。庫茲涅茨教授發現，收入的差距跟經濟增長之間似乎呈現出一個倒U字形的關係。換句話說，收入的差距擴大往往發生在人均收入增長強勁的階段。根據經濟增長與結構變化之間的關係來考慮問題，我對中國經濟未來的增長就沒有那麼悲觀。我們需要調整的是看問題的時間尺度，把眼光放遠一些，就會看到不同的東西了。當前的這些結構性變數（投資比例高、消費比例低、勞動收入佔比下降以及收入差距擴大等）本身不應該看作未來增長的障礙，相反，今天的這些比例關係，恰恰是因為經濟的增長引起了經濟結構的變化導致的。舉個例子吧。統計上看，最近十多年以來勞動者的收入與GDP的佔比出現了下降的趨勢。大多數人把這個現象看得很負面。但我們的研究發現，其實這個現象背後反映的是經濟結構的良性變化。為了揭示這一點，我們做了一個測算，發現工業部門的勞動者收入佔比是最低的，而農業部門最高，服務業介於兩者之間。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農業是更加勞動密集型的。當經濟增長引起農業的份額逐步下降而工業的份額上升的結構變化時，就會出現總體上的勞動者收入佔比的下降趨勢。可以肯定，將來隨著服務業的份額在我們的經濟中大幅度上升之後，勞動者收入的佔比就會逐步上升了。所以這些現象是經濟結構變化的結果，沒有想像的那麼可怕。我們的研究還發現，如果我們計算一下各個省的勞動者收入佔比，我們發現上海是最低的，而西藏最高。這就再次證明中國經濟的結構變化是解釋收入佔比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結構的變化導致了我們今天看到很多佔比關係的改變。只要我們不是靜態地去看這些結構變數，它們就不是中國經濟未來增長的障礙。過去15年，我們的投資的確比GDP增長得快，導致投資率較高，幾乎佔GDP的一半。這麼快的資本積累是否必然導致投資回報的下降和投資無效呢？不一定！關鍵是要分析每年新增的投資用在了什麼地方。其實你到中國各地去看一下就會明白，我們每年的投資大多數是在新增基礎設施上的，其次是更新或替換舊的資本設施和設備的。對擴大和更新基礎設施的投資，雖然短期看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回報，但中長期看卻有巨大的社會效益，它促進了生產要素在地區之間和行業之間的流動，也有助於吸納更多的生產性資本的投資。所以，從中長期來講它有助於明顯改善投資效率和經濟整體的生產率。因此，中國的投資有沒有過多、過度，不能只簡單地去看投資率是不是上升了，最好的答案在於投資是不是幫助了結構變化，是否加速了勞動力與資金跨部門和跨地區的流動與轉移，是否促進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這些才是經濟持續增長的源泉。如何有效提高人均資本水平只要生產要素，特別是勞動力和資金能夠從低生產率的部門和地區向高生產率的部門和地區不斷轉移，我們整體的生產率水平和人均收入就會大幅度地提高。這就要求未來的政策鼓勵生產要素在部門和地區之間進一步流動。前面我已經討論過，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依然需要資本的快速積累。這意味著快速提高人均資本水平，是可以在不久的將來在經濟總量上趕超美國的唯一途徑。那麼，在未來的數年，我們應該怎麼做？怎麼來提高人均資本水平呢？讓我算筆最簡單的賬。中國跟美國在經濟總量上目前大約是3倍的差距。具體來說，去年中國GDP的總量將近40萬億人民幣，按當時的匯率來換算差不多是6萬億美元，美國的GDP去年是15萬億美元，我們其實是美國的40%左右，而在1978年的時候中國的GDP只有美國的6.5%。按照人頭計算，我們去年是4400美元，相當於美國的1/11。但是因為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4倍，所以要趕上美國的經濟總量，我們只需要把中國的人均GDP提高到美國的四分之一就可以了。提高到美國的四分之一是什麼意思呢？差不多就是提高到現在上海的人均GDP的水平。實際上，人均GDP的差距反映的就是勞動生產率的差距。所以，中國要能夠把全國的人均GDP提高到上海今天的水平，就需要考慮如何提高全國的勞動生產率水平3倍以上，因為上海的人均GDP是全國人均GDP的3倍。怎樣把全國的勞動生產率水平提高3倍呢？一種可能是，各地區的勞動生產率都提高3倍。但考慮到沿海發達地區的勞動生產率水平已經很高，在很多製造業行業，其生產率水平與高收入國家的類似行業差距很小，所以在不遠的將來生產率大幅度提高3倍的可能性不大。務實的方案是把希望寄托在生產率落後的中西部地區以及生產率落後的那些行業，比如農業和服務業。的確，中國的勞動生產率水平在行業之間和地區之間的分布非常不均勻。不僅農業和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比製造業落後得多，而且總體而言，中西部地區的勞動生產率與沿海地區相比也顯著落後。不僅同一個行業在中國的地區之間勞動生產率差距非常之大，而且在不同的行業之間生產率差距也非常大。比如說農業的勞動生產率要比工業低兩三倍，服務業也要低40%。這麼大的生產率差距當然就會反映在人均GDP上。不可否認，中國的人均GDP在地區之間和行業之間存在著相當大的差距。但是動態來看，這些生產率的差距包含著未來人均GDP增長的一個源泉。因為只要生產要素，特別是勞動力和資金能夠從低生產率的部門和地區向高生產率的部門和地區不斷轉移，我們整體的生產率水平和人均收入就會大幅度地提高，而且這個提高的過程是各地區和各部門的生產率水平與收入不斷縮小的結果。因此，提高勞動生產率3倍以上的這個方案，從總體上來講就要求未來的政策應該是鼓勵生產要素在部門和地區之間的進一步流動而不是相反。這就意味著，我們的農業和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水平，以及中西部地區的勞動生產率水平需要大幅度地提高。這個提高靠什麼呢？前面我談到，在相當長的發展階段上，中國是要依靠提高人均資本水平來提高勞動生產率的。而提高人均資本水平就特別需要不斷改善中西部地區物質基礎設施的水平，需要加快落後地區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步伐，需要不斷提升農業跟服務業的資本裝備水準。按照這種方式來改善提高勞動生產率，也有助於縮小我們的收入差距。未來十年中國經濟猜想已經過世的著名經濟史學家麥迪森先生曾經復原的數據顯示，中國經濟在1820年佔全球28.7%，而200年以後，到2020年，中國經濟如果能夠回到25%以上的佔比的話，我想這件事情對所有中國人來講都是值得激動的。最後我想來做一個簡單的預測。可能大家都注意到了，最近國際國內關於中國何時成為世界上最大經濟體的預測接連不斷。而早在2003年，「高盛」就有一個預測說，中國經濟的規模在2039年可以接近美國，2041年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這個預測今天看起來是太保守了，因為它當時認為未來十年中國經濟增長率會降低為大概5%，之後只能增長3%。顯然，這是一個被證明是錯了的預測。當然，它也沒有估計到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變化的速度。實際上，儘管對投資過多的詬病一直不絕於耳，但中國經濟在2003年之後的增長速度依然強勁，著實讓很多經濟學家汗顏。按照名義值計算，GDP每年增長14%。根據指數增長的「70法則」，14%的名義增長率就使得我們的GDP總量每五年翻一番。扣除價格因素的GDP保持了9%以上的增長，經濟總量基本上7年就翻一番。再加上人民幣從2005年開始以平均每年5%的速度升值，結果，2005年的時候我們就超過了英國的經濟總量，2007年超過了德國，去年又超過了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根據「70法則」這樣一個簡單的原理來推算中國需要多少年能趕上美國，就要考慮這樣幾個問題，一個是經濟在未來的增長速度可能是多少。要估計未來的增長速度，就要考慮「雪球效應」。經濟總量越大，未來增長越慢，人均GDP越高，增長越難。前一個問題是自然規律，基數大了，增長率就會放緩。而後一個問題，即人均GDP越高增長越難，則是更重要的問題。中國的人均GDP超過了4000美元之後，未來還有多大的可能性能繼續保持比較快（如7%-8%）的增長率，這對於我們預測未來中國何時趕超美國至關重要。自從亞洲開發銀行2006年提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之後，關於一個經濟進入到中低收入行列之後，如何還能朝中高收入乃至高收入行列邁進的討論開始多了起來。「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問題是，一個達到了中等收入水平的經濟是否還能在未來繼續保持較快的經濟增長率。預測中國經濟未來的增長率，當然不可迴避這個可能的陷阱。現在經濟學界似乎比較一致的看法是，中國經濟當前面臨的結構性問題，比如投資過度、消費不足、勞動收入佔比過低、城市化率過小、收入差距過大、工業比重以及貿易依存度過高等等，很可能讓中國跌入「中等收入陷阱」。那麼，這些看法是否有道理？那些結構性的問題是否必然把中國拖入這個陷阱呢？北京大學的蔡洪濱教授最近做了一個研究。他用跨國數據的回歸來考察什麼因素會影響一個國家能否成功擺脫「中等收入陷阱」。具體而言，他想了解，當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均GDP達到了3000美元之後，什麼因素會影響其接下來20年內是否進一步增長至15000美元。他的研究結果顯示，以上我提到的所有的結構變數，在統計上都不顯著，說明沒有一個今天所看到的結構性因素能夠決定一個經濟能否擺脫「中等收入陷阱」。因此，他認為簡單地看一個結構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甚至更簡單地用一兩個國家的經驗說明某個結構因素的重要性，在學術上是站不住腳的，甚至還可能誤導政策。根據他的分析結果，如果把中國當前的特徵代進去，可以計算出人均GDP超過3000美元之後的第20年，人均GDP達到15000美元的概率大概是64%。很容易推斷，20年內人均GDP從3000美元提高到15000美元，GDP的年均增長率是8%左右。基於這樣的分析，未來10-15年的中國經濟可以保持7%-8%的增長率應該不算太離譜。那我就暫且接受這個結論。然後我們來做一個最簡單的推算。假定中國經濟未來平均增長8%，美國是2%，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保持3%的升值速度。另外，我們假設中國的CPI通脹水平小於5%，美國小於2%。這樣的話，可以推算出中國在2020年之前就可以達到和美國一樣的經濟總量了。如果我們假設未來10年的頭5年，中國經濟保持8.5%的增長率，後5年降至7%，那麼未來十年中國經濟的平均增長率是7.75%。假設美國頭5年增長3%，後5年增長2%，那麼美國未來10年的平均增長率是2.5%，人民幣對美元每年升值3%，這樣推算下來中國在2019年就趕上美國了。這其實就是《經濟學人》年初的預測方法。這些推算利用了我剛剛講到的「70法則」。大家可能注意到了IMF前不久也公布了一個預測結果，當然它是用一套所謂購買力平價方法換算的結果，與按照現行的匯率換算不同。所謂購買力平價，就是假設一個美元在全球的購買力都應該是一樣的。這樣來換算，中國現在GDP的總量應該是比按照官方匯率換算的數據要高出一倍，差不多是12萬億美元的這樣一個水平。所以根據他們的測算，中國去年的GDP實際上應該是11.2萬億美元，而美國的GDP則沒有什麼變化，15.2萬億美元。IMF在它們的假設條件下預測，到5年以後，就是2016年的時候，中國GDP的總量就在19萬億美元的水平，而那時候美國是18.8萬億美元。這樣的話，中國5年後就趕上美國了。到那個時候，中國經濟的總量佔全球的比重大概就差不多是18%了。如果按照這種邏輯推下去，到2020年的話，中國經濟增長的總量按照購買力評價的換算結果，佔全球應該是接近25%了。這是什麼概念呢？已經過世的著名經濟史學家麥迪森先生曾經復原的數據顯示，中國經濟在1820年佔全球28.7%，而200年以後，到2020年，中國經濟如果能夠回到25%以上的佔比的話，我想這件事情對所有中國人來講都是值得激動的。就在前不久，美國的一個投資者告訴我說，中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對全球而言其實有很多含義，比如說，我們做投資的就要考慮十年以後我們是買黃金，買美元，還是買人民幣，這個當然是很不一樣的。所以中國經濟能不能趕上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這件事情的確值得我們想像。在英國即將出版的一本書的題目就叫《中國2020》，它試圖讓人們設想一下，十年以後中國可能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之後，全球的格局，包括外交、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會逐步發生什麼樣的變化。讓我們期待吧！（演講時間：2011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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