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慈禧控制的新政比戊戌變法改革幅度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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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1901年，在慈禧太后的默許之下，清廷開始推行新政，隨後的10年里，清廷撤六部，廢科舉，改稅制，辦新學，練新軍。其改制變法的幅度之大，比維新派有過之而無不及。鳳凰衛視3月31日《鳳凰大視野》，以下為文字實錄：解說：1894年，甲午一戰，古老帝國命運驟變，不可逆轉地捲入歷史大潮。120年斗轉星移，大國興衰變化，世界走過戰爭與和平，120年國運滄桑，「甲午」二字，早已印刻在中國人的骨髓之中。兩甲子的輪迴，我們又站在了時代的十字路口上，中國人是誰，中國的崛起之路指向何方？身處不同時空的人們，各自尋找著答案。陳曉楠：甲午，恐怕是所有干支紀年當中最讓中國人有切膚之痛的一個。1894年，中日甲午一戰，大清朝輸得丟人，彷彿是巨人本就走在下坡路上，又被人狠狠地推了一把，連滾帶翻地跌到了谷底。120年過去，又到甲午馬年，除了苦難，這段歷史還為我們留下些什麼呢？本周的《鳳凰大視野》，我們就將一連五集，從五個方面，來回首120年來的國運興衰、世界潮流。大清國在甲午年這個跟頭跌得很重，可是也疼醒了中國人，再不變怕是不行了，而怎麼變，中國輸給日本，不在武器，而在制度，其實從那時候起，中國人對於道路問題的思索，就沒有停過。解說：公元1644年，一支來自北方的少數民族，跨過長城入主中原，開啟了中國歷史上最後的一個王朝，大清。這曾是名副其實的天朝大國，極盛時期，國土面積超過1300萬平方公里，經濟總量佔世界的三分之一，全球貿易中產生的白銀，80%都流入了這裡；這也是一個大變革的時代，蒸汽機、鋼鐵和煤炭，將西方帶入了工業文明，紫禁城裡的皇帝卻沒有意識到，一個轉身之間，天朝大國已經落在了時代的後面。當大清王朝進入200年的時候，西方的商船與戰船，敲開了中國的大門。近代，就這樣以滿清皇帝，措手不及的方式開始了。拉納·米德（英國牛津大學中國研究中心教授）：19世紀下半葉，許多西方人把中國看作是另一個將被帝國主義政府的國家，這實質上是兩個世界觀念的衝突。一方面，西方帝國主義的力量，不斷膨脹。另一方面，中國傳統帝制已經危機重重。馬勇（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作為一個國家，一個穩定（的政權）它能夠拖就拖，這是統治的惰性，它的問題發生在哪兒，就發生在兩個時代的錯位。工業革命時代來到了，中國還停留在一個農業社會，這個時候呢我們說它拖了差不多幾十年的時間，就是發生了鴉片戰爭，中國照樣可以拖下去。解說：直到第二次反抗英法聯軍失利，太平天國起義爆發，朝廷中的一批能臣，率先意識到了危機，以恭親王奕、曾國藩、李鴻章等人為首的洋務派，打出了「師夷長技以自強」的口號。1861年一場引進西方工業的改良運動開始了，這是中國的統治階層第一次放下身段向西方學習。洋務運動之下，中國有了第一個外交機構，第一家新式軍工廠，第一所外語學校，派出了第一批留洋學生，建起了第一條鐵路。張鳴（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教授）：好像中國在洋務運動時期，已經貌似全面改革了，其實不是，不改變中國整體這個結構的情況下，引進一些西洋的工廠、設備，它是很突兀地嫁接在中國這種原來的市場里，小農型的市場經濟裡邊，它是這樣的一種改革。中國的改革實際上是這麼一個，很畸形的這麼一個狀態，你看它好像是在改了，但是實際上它並沒有真的動起來。解說：大清國一隻腳邁向了現代化，腦袋卻還是滿清皇帝的家天下，而與此同時，在東鄰的島國日本，一場巨變正在發生。這是德川幕府掌權的末期，日本內外矛盾激化，危機重重，在中下級武士階層中，漸漸形成了一股革新的力量。湯重南（中國日本史學會名譽會長）：他們這一批人，已經在西方入侵以後，逐漸地接受了西方的一些蘭學、洋學這樣的一些思想，這樣就覺得應該學西方，要改變自己的國體。他們選擇的辦法，就是要把原來的已經失去實權的天皇，這樣一種勢力給抬出來。解說：1867年，年僅15歲的明治天皇即位，次年，明治新政權發布政治綱領《五條誓文》，號召「求知識於世界」，開啟了全面的西化改革，史稱「明治維新」。湯重南：首先在政治上進行各種改革，它的改革最重要的就是，因為原來是幕府，然後是260個藩，它逐漸地廢藩置縣，建立現代的政權，加強中央集權。張鳴：他們那個時候的口號，是「尊王攘夷」，恰恰是封閉的，打著天皇的旗號把幕府幹掉，然後把外國人趕出去，結果它發現一旦幕府打掉之後，它要想推翻，想要趕出外國人這個事沒戲，於是它馬上就轉過頭來去接受，去接受這個西方文化。解說：1871年，日本派出使節團向歐美各國取經，岩倉具視為正使，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人為副使，浩浩蕩蕩百餘人，堪稱日本行政部門全體出動，使節團訪問了12個主要國家，繞地球一周，歷時一年又十個月才回到了日本。湯重南：開始是非常吃驚的，然後就陶醉在西方這種工業化的發展中，最後他們狂熱地要求學西方，所以他就開始回來以後，大久保利通專門寫了一個叫《殖產興業建白書》，我們翻譯出來，建議日本應該推行殖產興業。解說：殖產興業，富國強兵和文明開化，構成了明治維新的三大政策，日本近代化高速啟航。而在民間，一場自下而上的民主運動，也在發酵。1874年，日本民間向明治政府提交了一份《民選議院設立建議書》，呼籲讓納稅人直接參与國家政治，自由民權運動由此肇始。依田熹家（日本早稲田大學名譽教授）：這個自由民權運動持續十幾年之久，而且非常激烈，最後導致明治政府承認制定憲法和國會，日本因而成為擁有憲法和國會的近代國家。解說：1889年，明治天皇頒布了日本的第一部憲法，根據這部憲法，1890年7月，日本舉行了第一次大選，產生了第一屆國會議員，亞洲第一個立憲國家誕生了，這一年距離大清國開始洋務運動已經過去了30年。馬勇：到了1890年代初的時候，中國的國力有了很大的恢復和提升，因為30年的洋務新政嘛。這個確實當時國際的觀察家給出來的數據，都確實說明當時中國經濟總量已經真的達到了，不是拿今天開玩笑說話，真的達到了當時就是世界第二第三的程度。解說：清廷嘗到了洋務的甜頭，卻始終沒有在政治改革上做文章，紫金城內光緒皇帝已經親政，但這個帝國的重大決策，仍舊掌握在慈禧老佛爺手中，一個是迴光返照的老大帝國，一個是噴薄欲出的近代國家，歷史的洪流，把中日兩國，推向了那個甲午馬年。依田熹家：甲午戰爭當時，日本和中國在國力上並沒有很大的差別，不如說中國的國力更強大，雖然有這種看法，但是最重要的還是日本在當時已經形成了近代國家體制，而中國卻沒有走到那一步。解說：甲午一敗，大清朝露了體制的怯，洋務運動30多年的成果毀於一旦。1895年，康有為率同梁啟超等1200多名舉人上書光緒皇帝，提出「拒和遷都練兵變法」的主張，政治改革的呼聲已勢不可擋。馬勇：到了1898年的春天，它又有什麼呢？這個時候誰呢，就是原來一直在堅守住中國不能走上政治變革這條路的恭親王奕，到了1898年的5月份，5月底死了。他這一死一下就導致了什麼，就是這種政治的變局，他死了第13天，光緒皇帝就宣布政治改革。解說：1898年6月11日，光緒帝頒布《明定國是詔》，表明變法的決心，變法的終極目標是推行君主立憲，其參照藍本正是日本的明治維新。然而不同於明治天皇，光緒頭頂之上，還有一個太后老佛爺。張鳴：她對權力的依賴是很強的，她不到30歲就守寡了，一輩子就嫁給政治了，嫁給權力了，你突然之間不讓她幹了，她非常難受，光緒如果幹成了，變法干成了，那麼她一點權力都沒有了，那麼你不能指望這個女人有這麼高的覺悟，說她可以完全無視自己的權益，所以這種二元結構，產生這個矛盾是很明顯的。中國就是這樣，只要領導分成一線二線，只要是出現這種二元結構的時候，肯定會出事。解說：變法僅僅維持了103天，1898年9月13日，慈禧發動戊戌政變，殺六君子，囚光緒，重行訓政。慈禧的這記回馬槍代價慘重，緊接著，1900年庚子事變，八國聯軍殺進了北京城，太后西行，在體味了一番落架的鳳凰不如雞的逃亡滋味後，終於明白了，大清國已經退無可退。1901年，在慈禧太后的默許之下，清廷開始推行新政，隨後的10年里，清廷撤六部，廢科舉，改稅制，辦新學，練新軍。其改制變法的幅度之大，比維新派有過之而無不及。馬勇：清廷一覺悟了，就中國很多事就是領導一覺悟了，什麼事都真的並不是很難的事，關鍵這領導不覺悟你就沒辦法。整個近代100年的歷史，早期這個歷史我們明顯看到，統治者只要他醒悟了，中國往前走起來也是很快的。解說：帝國沉重的齒輪開始轉動，然而革命的種子已經悄悄埋下，這依舊與甲午有關。1894年，一個不到30歲的年輕人留學歸來，起草了一份《上李鴻章萬言書》，期待自己的改革建言能夠獲得這位朝廷的第一權臣的注意，而這個年輕人名叫孫文。馬勇：作為海歸回來以後，他的目標是想進入體制內，結果他不知道的就是這也是他在一個歷史人物小的時候，他不知道全局。他來的時候是6月下旬，6月下旬就是中日之間要開戰的日子。戰爭前夕的這麼，就是最緊張的時候，李鴻章就沒有見咱們這個孫中山，孫中山在這個時候他的感情受到了極大的衝擊，半年不到的時間他就去鬧革命去了。解說：1894年年底，孫中山在夏威夷組建興中會，1905年中國同盟會於東京成立，「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革命綱領，在留日學生中叫響。也是1905年，日俄戰爭塵埃落定，日本在打敗大清10年之後又戰爭了俄國，這給了清廷一個救命稻草般的啟示。鄭師渠（北京示範大徐歷史系教授）：俄國是專制，君主專制。日本是君主立憲那麼日本人打敗俄國就可以解釋為君主立憲優勝於君主專制，那麼用這個觀點反過來看國內，清政府你必須搞君主立憲，不搞君主立憲只有死路一條。解說：1906年，慈禧宣布即將立憲。1908年8月，《欽定憲法大綱》頒布，大清國計劃用9年時間籌備憲法，完成日本用了20多年走過的路。鄭師渠：1905年以後，所謂新政進入第二階段，它真正才涉及到了深水區，現在叫做改革的深水區。涉及到了政權體制改革問題，也就是說深入了，這樣的結果第二階段就使它在內部的深層矛盾凸顯，改革的風險也加大。解說：1908年11月，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繼去世，清廷內部的權力結構再次發生了變化。1911年5月，清政府實行政府改組，指定了一個「內閣」。鄭師渠：13位內閣大臣裡面有9位是滿族，9位裡面有7位是皇族。只有4個人是漢族。那你的權力，是歸在了皇室和滿族親貴手裡，顯而易見嘛。本來新政是個有意義的改革事業，它居然後來把它變成一個，內部爭權奪利的一個權力爭奪的盛宴。這樣的結果就使立憲派完全寒心。最後棄去清政府，轉向革命，清政府就會被革命洪流所吞沒。解說：延續了268年的清王朝，綿延了2132年的帝制滅亡了。問題是，用什麼來替代它呢。柯偉林（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教授）：許多孫中山這樣的人認為，中國應該建立當時最先進的政治體制。為什麼要建立君主立憲制，如果共和國制更加現代，為什麼不跳過君主立憲的階段像法國、美國那種。哈佛大學的校長被袁世凱委託，推薦一位憲法顧問來中國幫助新的中華民國寫一部憲法。他推薦了一位非常出色的政治學家，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前任校長，這位先生幫助起草了兩份憲法。第一份讓袁世凱當一輩子總統，第二份能讓袁世凱當皇帝，要不是他先死了。解說：這位美國政治協會會長古德諾堅信，中國缺乏自由民主所應具的法制、個人權利甚至紀律都沒有，因此專制應該繼續下去。古德諾因為從理論上支持了袁世凱的復辟而落了個壞名聲。所幸的是復辟的鬧劇並未維持太久，中國人自己清楚中國已經不再需要皇帝了。此後的歷史可謂是泥沙俱下，苦難與希望並存，中國艱難地走向了下一個甲午年。1954年，是一個凱旋的甲午馬年，朝鮮戰場上奮戰了三年的中國人民志願軍終於歸來。9月5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舉行。經過投票表決，新中國第一部憲法誕生了。也是在這次的會議上，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第一次提出了「四個現代化」的概念。兩年之後，中國宣布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比原來的計劃提前了11年。第一個「五年計劃」中，中國已經有了奇蹟般地增長，這是一個生機勃勃的年代，一切本應向著好的方向發展，接踵而來的確是一波波的運動，以及現代化道路上的又一次頓挫。鄧小平：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現在我國的經濟管理體制權力過於集中，應當有計劃地大膽下放。丁學良（香港科技大學教授）：成功的革命很難，成功的改革更難。成功的改革要有很多必然的因素和偶然的因素。像這些因素很難湊到一起的，如果沒有文革中間那麼多的人倒霉、吃苦頭，很難讓說服，現在的這些幹部，過去那一套你不能完全繼承。你都要改，你要不改的話弄不好過若干年又要出事。解說：改革開放的大幕終於拉開，這是中國走向現代化以來朝著改革邁出最堅定的一步。時間行至上世紀80年代末，世界潮流再一次發生轉變。1989年，將共產主義國家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分割了半個世界的「鐵幕」出現了第一個缺口。在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不干涉政策下，蘇聯衛星國的共產黨政權相繼垮台。赫爾穆特·施密特（前西德總理）：從某種程度來上說，那是由於人民的推動，另一方面也因為當時東德共產黨的虛弱，它已經瀕臨崩潰。他們已經沒有力量來使用他們的武器，在以前他們是會開槍的，但是當時他們已經失去了力量。埃貢·克倫茨（前東德統一社會黨總書記）我們原則上說錯過了在80年代進行改革的機會，就像中國那樣及時改革，我們民主德國錯過了這個機會，於是在1989年秋天我們必須要為此而買單。1991年，蘇聯爆發「八一九事件」，蘇共中央隨之解散。12月25日，蘇聯解體，龐大的紅色帝國頃刻之間煙消雲散。楊繼繩（原新華社高級記者）：蘇聯巨變以後中國共產黨就有危機感。危機感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個看法就是認為蘇聯沒有改革才出現這種危機，另一種認為蘇聯沒有反「和平演變」才出現這種危機。反「和平演變」就是針對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帶來的「和平演變」，就是要推翻十一屆三中全會這個決定吶。這當然很危險，鄧小平不幹。鄧小平：中國這時候只要不搞社會主義，不搞開放改革開放，發展經濟，不能改善人民生活，走任何一條路都是死路。解說：1992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四大將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寫進了黨章。同意不再設立中央顧問委員會，幹部退休制度正式確立。政治體制改革，穩妥而小心地展開。進入新世紀，中國以大國姿態崛起，回首120年，中國走過的是一條構建現代民族國家的求索之路。柯偉林：如果回顧20世紀初至今的歷史，會發現其中充滿了各種國際政治模式的實驗，君主立憲制、議會共和制、軍事化共和國、擺弄法西斯主義的觀念、斯大林主義，這些都是擺在中國面前的選項，即使到了現在也很難辨別今天中國的政治體制什麼是歷史上中國所固有的。拉納·米德（英國牛津大學中國研究中心教授）：我認為中國創造了一個很難在其他地方見到的政治體制，經常能聽到這個說法，「有中國特色的」我認為這是當今中國的現實。我想很難在其他社會中應用，類似的政治與經濟體制的結合。陳曉楠：梁啟超說「民主制度，天下之公理」，陳天華說「要想拒洋人，只有講革命獨立不能講勤王」，鄧小平說「不管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對於中國道路的解讀，身處不同時空的人們有著截然不同的看法，漫長歷史當中人們各自所熟悉的年代最終也不過是長路上的一個路標，不管指向何方，有兩點是肯定的。一是，沒有回頭路。二是，自己的路，終歸只能自己來走。明天的節目我們就來講一講中國人的國民性格和精神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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