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墨子的文藝思想

淺談墨子的文藝思想2016-12-14 09:41星島環球網

核心提示:我國著名詩人聞一多曾說:「懂得詩的唐朝,才能欣賞唐朝的詩。」林繼中先生也認為,要體味「作為獨特的唐人生活再現之唐詩」,就不能不先了解那「詩一般的唐人生活」。

我國著名詩人聞一多曾說:「懂得詩的唐朝,才能欣賞唐朝的詩。」林繼中先生也認為,要體味「作為獨特的唐人生活再現之唐詩」,就不能不先了解那「詩一般的唐人生活」。這給予我們深刻的啟示——研究作家的作品,先要了解作家所處的時代。要了解《墨子》一書的文藝思想,就要聯繫墨子所生活的時代特色。

1、《墨子》產生的社會背景

墨子,名翟,我國戰國時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學家、軍事家、社會活動家,其生活的年代略晚於孔子。《日知錄》中有一段對孔子死後百餘年間社會劇變的精彩概括:

自《左傳》之終以至此(指周顯王三十年),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闕佚,考古者為之茫昧。如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春秋時猶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邦無定交,士無定主,此皆變於一百三十三年之間。史之闕文,而後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並天下,而文武之道盡矣。(《日知錄集釋》卷十三)

由上可見,墨子生活的戰國時代,奴隸社會建立起來的各種制度已破壞殆盡。各諸侯大國間競相爭霸,連年混戰。而諸侯國的統治者們不但不奮發圖強、與民休養生息,反而務為耳目之娛樂、窮凶極奢致使民不聊生。《墨子》一書中對此也有所披露:

今王公大人,雖無造為樂器,以為事乎國家,非直掊潦水,折壤坦而為之也,將必厚措斂乎萬民,以為大鐘、鳴鼓、琴瑟、竽笙之聲。(《墨子·非樂》)

今天下為政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其使民勞,其籍斂厚,民財不足、凍餓死者,不可勝數也。且大人惟毋興師,以攻伐鄰國,久者終年,速者數月,男女久不相見,此所以寡人之道也。與居處不安,飲食不時,作疾病死者,有與侵就橐,攻城野戰死者,不可勝數。(《墨子·節用上》)

今王公大人之為葬埋,則異於此。必大棺、中棺,革闠三操,璧玉即具,戈劍、鼎鼓、壺濫、文綉、素練、大鞅萬領、輿馬、女樂皆具,曰:必捶差通,壟雖凡山陵。此為輟民之事,靡民之財,不可勝計也,其為毋用若此矣。(《墨子·節用下》)

在封建制度發展、生產力大為提高,各諸侯國間割據混戰、相互吞併的戰國時代,孔子那種以「仁義」治天下的做法,已無法適應時代發展的需要而急需對其進行反思和改造。墨家學說由此應運而生。

2、《墨子》所反映的墨子主要的文藝思想

古代「文藝」一詞,與我們現在的文藝概念不同,主要指撰述和寫作方面的學問,如《大戴禮記·文王官人》中:「有隱於知理者,有隱於文藝者。」。今天「文藝」一詞的含義則更為廣泛,不僅指寫作,也包括音樂、表演、繪畫、裝潢裝裱等各種文化表現形式。本文是就此義談墨子的「文藝」思想。

2.1「功利」的文藝價值觀。

面對戰國時代諸侯混戰、民不聊生、階級矛盾尖銳的社會,墨子主張禮樂文章必須從功利角度考慮其價值。而其所謂的功利則體現出一種現實的社會意識。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2.1.1無務為文而務為察

墨子強調品行是為人治國的根本,所謂「士雖有學,而行為本焉」,君子建立自己的名聲需要以品行為本。墨子認為,如果認識不到這一點,則「雖辯必不聽」、「雖勞必不圖」。而那些名揚天下的聰明人則是心裡明白而不多說,努力作事而不誇說自己的功勞,「言無務為多而務為智,無務為文而務為察」。說話不圖繁多而講究富有智慧,不圖文采而講究明白。這是墨子對文學創作的一條重要觀點:文學藝術創作要服務於培養君子的大目標。這種文學為政治服務的功利價值觀也在《墨子·非命下》中得以體現:

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之為文學、出言談也,非將勤勞其惟舌,而利其唇吻也,中實將欲其國家邑里萬民刑政者也。

墨子強調,君子寫文章、發表談話,應以國家人民的事物為依據,必須要有利於社會,否則與日夜鳴叫的蒼蠅、青蛙無疑。

2.1.2樂非所以治天下

墨子認為音樂只是用來放鬆休息的,於治國無益,甚至會妨礙政事。因此,墨子提出「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觀之,樂非所以治天下也。」但應該指出的是墨子並沒有因片面強調功利而完全的否定音樂的審美作用。而只是強調君王、官員以音樂為娛樂應該不已影響治理天下和人民幸福為前提。因此,墨子說:

聖王之命也,多寡之,食之利也。以知飢而食之者,智也。因為無智矣。今聖有樂而少,此亦無也(《墨子校譯﹒三辯》)

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樂者,非以大鐘、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為不樂也;非以刻鏤、華文章之色,以為不美也;非以豢煎灸之味,以為不甘也;非以高台、厚榭、邃野之居,以為不安也,雖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樂也,然上考之,不中聖王之事;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墨子校譯﹒非樂》)

可見,墨子沒有以為的否定音樂,只是強調文學藝術要和國家的政治、人民的生活、經濟的發展聯繫起來,協調發展。這一觀點是具有現實意義的,值得我們肯定。

2.1.3非儒家之禮樂為政

墨子從治國的角度出發,反對儒家以禮樂為政的主張,認為這些主張足以導致亡國:

子墨子謂公孟子曰:「喪禮,君與父母、妻、後子死,三年喪服;伯父、叔父、兄弟期(11);族人五月;姑、姊、舅、甥皆有數月之喪。或以不喪之間,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若用子之言,則君子何日以聽治?庶人何日以從事?」

子墨子謂程子曰:「儒之道足以喪天下者四政焉(19)。儒以天為不明,以鬼為不神,天、鬼不說,此足以喪天下。又厚葬久喪,重為棺槨,多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後起,杖後行,耳無聞,目無見,此足以喪天下。又弦歌鼓舞,習為聲樂,此足以喪天下。又以命為有,貧富壽夭、治亂安危有極矣,不可損益也。為上者行之,必不聽治矣;為下者行之,必不從事矣。此足以喪天下。」(《墨子校譯﹒公孟》)

墨子對儒家宣揚的喪禮、重樂、天命、藐上天、輕鬼神的學說嗤之以鼻,認為這會浪費人民的錢財和破壞生產力、導致人民流離死亡。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墨子對過分奢華、不利於國家和人民的事情一概加以反對,是情有可原的,正所謂「倉稟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如果民不聊生,文藝審美又從何談起?所以,我們不應對墨子「非樂」的觀點過多的加以指責。

2.2聯繫現實的文學創作論。

《墨子》一書中還有許多有關辯論、辟、援、推等方法的辨析以及對言語邏輯和的講求,對我們後世的文學創作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夫辯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處利害,決嫌疑。焉摹略萬物之然,論求群言之比。以名舉實,以辭抒意,以說出故。以類取,以類予。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墨子校譯﹒小取》)

(來源 中國文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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