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尚線 ——淺議商周書法實踐和理論

【人物檔案】

方立，別名龍泉山人，方碧文。1969年1月參加工作，1970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71年6月提干。中央黨校研究生畢業。

1990年5月起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政治組籌建負責人、信息組副組長；1996年起先後任信息局局長、政研局局長、國際局局長；2003年9月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2013年3月轉任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聘任中國政策科學研究會執行會長、文化委員會會長，北京大學中國戰略研究中心理事長。

從1989年8月至2013年4月，長期參與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文稿和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中央全會等文件起草，憲法修改以及理論和政策研究、決策諮詢等工作，參與負責籌備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80餘次。

在新華社、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求是雜誌、解放軍報等中央和地方報刊發表政論文章近400篇160多萬字。工作之餘，潛心研習書法以及書法理論，修心養性。傳略及書法作品入編《中國當代書畫名家年鑒》等辭書。

商周尚線

——淺議商周書法實踐和理論

文／方立

中國3000多年書法史的不同歷史階段有哪些不同特點？這是一個長期以來被廣泛探討、意見不一的問題。比較有影響的觀點，是唐朝著名書論家提出的晉尚韻、唐尚法的觀點。根據這樣的思路和模式，清人梁巘在《評書帖》又提出晉尚韻，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態等觀點。儘管這些觀點不被所有人認可，但對中國書法研究和發展起了積極作用。這裡試圖順著古人足跡，進一步補充概括，以線、同、正、韻、法、意、態、姿、古9個字為基本線索，研究和梳理3000多年中國書法歷史以及相關書法問題，極可能掛一漏萬，甚至貽笑大方。但作為一家之言，力圖自圓其說。謬誤往往是真理之母，期待在批評中發現和認識真理，推動當代書論研究的深入。

《德意志意識形態》句34cm×136cm

甲骨刻辭是商代文字和書法的主體

中國古代傳說中的黃帝是中華民族的始祖。黃帝本是姬水一帶部落聯盟首領，居住在軒轅之丘，故號軒轅氏。大概以熊為圖騰，故又號有熊氏。當時在姜水一帶的部落首領是炎帝，據說他和黃帝都是少典之子。相傳，為爭奪部落聯盟首領，黃帝和炎帝在阪泉（今河北涿鹿東南）經過3次激戰，黃帝打敗炎帝，史稱阪泉之戰。由於黃帝和炎帝本來就是兄弟，兩個部落統一後很快融合，所以後世又稱華夏民族為炎黃子孫。黃帝死後，顓頊繼立，又經過帝嚳、帝摯、帝堯、帝舜，就是中國上古時期的五帝。這大體是中國古代原始社會時期，傳說黃帝史官倉頡造字，還有羲和占日、常儀占月、隸首作算數、容成造歷、伶倫造律呂等；還有許多發明創造，包括穿井、挖木作獨木舟、製造弓箭、教民養蠶取絲等，都發生在這個時期。到了第三帝少昊氏摯繼立部落首領時，恰好有鳳鳥飛來，於是就以鳥為部落圖騰，各種官職都以鳥來記名。少昊氏以鳥記官的傳說就發生在這期間。這個時期的原始文字萌芽，出現在考古發掘的新石器時代陶器上刻畫的圖形符號，還有以岩畫形式出現的刻畫圖形符號。像仰昭文化、龍山文化、半坡文化都存在這種性質的刻畫，較為典型的是大汶口陶尊符號，明顯帶有上古中國原始社會晚期的文字意味。

夏、商、周是中華文明史的遠古3代，是中國奴隸社會形成、發展和繁榮時期，是中華文明和中國書法的源頭。上古時期的文字萌芽即刻畫的圖形符號，經過約3000年的發展，到夏、商、周時期基本成熟為文字。這個時期的甲骨文是中華民族最早的文字體系，現代漢字結構中的「六書」，即象形、會意、指事、形聲、假借、轉注，在甲骨文中都已經具備。考古發現的商代斷耳銘文和殷墟婦好墓的石磬刻字，同甲骨文大體屬於同一時期的同一文字體系。

夏朝（約前2070-前1600）結束邦國並立紛爭狀態，建立起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奴隸制王朝，開啟遠古文明的先河。按照《史記·夏本記》記載，從禹開始，共傳14世、17王。古本《竹書紀年》說，夏朝共歷471年。《竹書紀年》還記載，夏禹「頒夏時於邦國」。夏時就是夏曆，是中國最早的曆法。西漢戴德編著的《禮記》（即《大戴禮》），保存了中國最早的曆法《夏小正》，是包含自夏朝至春秋時期天象資料的曆法。夏曆能夠完整流傳下來，應該有比較成熟的文字體系，但至今沒有發現有當時通用文字記錄的有關史實證明。其它關於黃帝歷等，都屬於傳說，尚無考據。商朝（約前1600-前1046），以相當成熟的文字體系甲骨文和青銅文著稱於世。西周（約前1046-前771），實現分封制和宗法制，創立了影響深遠的禮樂文化，對漢字和書法發展產生重大影響。

從考古發現看，有當時文字記載的史實還在殷商。可以說，文字是殷商人創造使用的，中國的書法也從這裡起步，商代書法是中國書法史的源頭。

《尚書·多土》記載：「唯殷商先人，有冊有典。」遠在公元前十六世紀的殷商時期，中國就產生了純文字的甲骨文，就是刻在龜甲和獸骨上的文字。從1899年（清光緒二十五年）在河南安陽縣城的小屯村發現甲骨文以來，在不斷的發掘中，已經獲得數十萬片甲骨文刻骨，發現近5000個甲骨文字，考譯出2000多個字義。奴隸制時代的殷商統治者非常崇拜神，每逢大事，總要問卜。甲骨文當時主要用以卜筮，記載大小占卜活動。殷商青銅器中保留幾百個古老族徽說明，文字首先用於占卜與此密切相聯。這種現象一直延續到周代。周代各種鐘鼎銘文的內容是甲骨文同類內容的擴大和記事範圍的拓展。甲骨刻辭把漢字隨體詰屈圖畫化簡為象形性的方正意象結構，成就了中國文字方正簡直的形體，成為商代文字和書法的主體。甲骨文書法以縱勢為主導，為以後的書體規範作了充分準備，其主要特點：一是形體不固定，筆畫有多有少，寫法有反有正。二是行文程式不統一，從左到右、從右到左的都有。三是文字都用金屬刀具或者石器刀具刻畫，筆畫細而硬，多用方筆，圓筆極少。

《洛神賦》　96cm×100cm

根據童作賓的研究，甲骨文可以分為5個時期：第一期：盤庚、小辛、小乙、武丁（二世四王）；第二期：祖庚、祖甲（一世二王）；第三期：廩辛、康丁（一世二王）；第四期：武乙、文丁（二世二王）；第五期：帝乙、帝辛（二世二王）。商代貞人集團是占卜和挈刻的文化群體，在200多年的占卜和契刻中，留下風格多彩的甲骨文，大體可以分出7組人分別寫出兩種風格各異的卜辭，以賓組等3組為代表是大字作品，以出組等3組為代表，是小字作品。

象形文字的全面蛻變發生於甲骨文中「賓組」卜辭，相當於武丁中晚期至祖庚早期。賓組卜辭所見貞人有王、賓、爭、內、者、韋、永等，字體結構均衡，線條挺健，章法氣脈貫通。大概是由於實用目的和契刻困難，激發出當時人們的想像與創造，開始了對圖畫式仿形的全面改造。改造手段是簡化：一是線條式簡化。即把象形實體用線條輪廓來表示，對某些字概括式線條一次到位，對某些繁複字形線條省略簡化。它們都不破壞象形，保留了既可視識又能彼此區別近似字形的基本特徵。二是書寫性簡化。即便捷完成字形簡化圖畫仿形，在保證與原型相似性前提下，對象形文字元號體系做出全面系統改造，由圖畫仿形向書寫仿形轉化，邁出書法藝術的關鍵一步。

從象形字畫成其物的方法來看，它們就是簡單的圖畫。隨體詰屈，指字形和它代表物象之間，要有一種逼真的對應關係，使人望而知義。在隨後進行的線條簡化、省略簡化和書寫性簡化過程中，人們逐漸地學會汰除冗餘，使字形僅剩下能夠準確、生動傳達物象神意的部分，而字形功能不變。就是說，漢字象形符號體系化簡化之後，去掉了圖畫干擾而保留了相對自由，具有可塑性的傳神部分，使書法開始和畫法分離，線條也具有了相對獨立的審美意味。

例如，象形的牛、羊二字均取其最有特色的頭部，具有清楚的寫實感，望而即知其音義。簡化後從甲骨文到小篆，歷時一千餘年的字形幾乎沒有多大變化。當人們確認它們各自的象形屬性時，其主要依據根據：一是，每一個發展階段的字形都不同程度地保留了象形的犄角曲線痕迹。二是，傳承有序的文字學知識教會後人如何去想像，認識這種曲線形狀的提示意義。三是，字義幫助後人更好地理解字形以及線條的美感，在頭腦中為之復原，以獲得完整物象。

相似性的優勢在於，對於被改造原型而言，只是出現某些局部性細微差別，既不影響識讀，又方便書刻，保證文字通行與實用。書體演進初始，各種變化現象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通過後人乃至代代相傳的選擇、仿效、優化和提升，逐漸明確種種變化中具有優勢地位因素並使之壯大成為主流，直到新書體成熟和推廣使用。作為書體演進的基本動力，書寫性簡化是主要的，相似性是標準，約定俗成是保障。其中，國家文字政策與相關律法、名家楷模的選擇與更迭等措施，都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對書體最終定型、明確規範起到關鍵性作用。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晉唐的楷、行、草諸近體最後完成。

這一時期，伴隨燦爛青銅文化而產生的銅器銘文又稱金文，是殷商文字和書法的重要組成部分。相傳，在夏禹時期已經出現青銅鑄造的武器，夏禹還用各地進貢的青銅，鑄造了有九州方物圖形的九鼎，以象徵對九州各地的統治權威。在二里頭夏代文化遺址考古中，已經發現了形制精巧的銅爵，證實了當時的青銅鑄造技術。但是，尚未發現夏代有文字的青銅器。青銅鑄造技術在殷商時期達到高水平，在商代達到鼎盛。在考古發掘的殷商和商代時期的青銅器上，已經發現許多帶有銘文，也就是金文。金文大體有兩類，一類是字詞為主的族徽，保留著鮮明的氏族先人的圖騰，如鳥、獸、魚、蟲的形象或者職司出身等。另一類是文辭連貫、篇幅稍長的作器銘功之文，數量較少，時代也稍晚。金文的特點，一是曲筆較多，線條粗而自然，字型趨向工整。二是一般先在模子上刻字，初刻不滿意的就經常修改，所以字型顯得渾厚質樸。三是字體不固定，一字往往有多種寫法。

除了金文，商代還發現為數不多的墨跡，證明那個時期的先民已經運用毛筆寫字了。有的字是寫在甲骨上而沒有刻字，說明有些甲骨文是先書後刻的。另外，在玉器、陶器殘片上也發現墨和硃砂筆跡。

總之，甲骨卜辭際合天人，金銘文又貫通書畫。天跡心象，渾然一氣，純凈洗鍊，開拓出中國書法恢弘高曠的精神境界。

《三字經》句45cm×45cm

周代正體大篆是中國漢字的第一個正體

武王聯合多方諸侯，伐紂滅商，建立了周朝。以武王建國為起點，西周在經歷350多年的時間裡，建立起比較完備的周代典章制度，開始了中國歷史上的禮樂文化盛世。書法藝術作為禮樂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得到長足發展。作為西周代表性的金文的廣泛應用，使漢字進一步線條純化和結構程序化。周代正體大篆是中國漢字的第一個正體，即大篆的圖案化，它標誌著文字規範與秩序的確立。西周書法經歷武、成、康、昭的過渡期，穆、恭、懿、孝的鼎盛期，夷、厲、宣、幽的衰微期，金文書法線條純化和秩序化建構逐步變化和成熟。大約在康昭之世開始西周書法秩序構建，到昭王時期的召卣器銘已經接近西周書法的典型，到穆王時期已經達到鼎盛。

周與商文化不同，政治制度也有很大的差異，但文字是一脈相承的。周人雖然滅商立國，分封天下諸候，但仍然保持了對商文化的敬重，繼續摹仿商文化。西周早期書風沿襲商代金文書風的同時，周人從商金文學習裝飾風氣，初步做到了和而不同，逐步擺脫商文化影響，努力建立自身的線條書寫秩序。

周人始祖后稷，以穀物為名，屬於典型的農業文化。農業生產按照雨雪寒暑、秋收冬藏的季節變化，有著嚴格秩序，周而復始。周公制禮作樂是周初發生的重大而影響深遠的大事，歷史上著名的禮樂文化由此而來。《禮記·樂論》的論述是：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龍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樂曲中出（和在心也），禮自外作（敬在貌也）。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

樂不限於一般意義上的音樂，而如同《詩經》的詩、歌、樂、舞四位一體，講形式之美，重思想之善。尊卑有別，用有節度。禮則有二：一謂禮儀，如六藝「禮樂射馭書數」中的禮。一謂制度，如宗法制度、等級制度。周禮的形式十分複雜，《禮記·禮器》稱：「經禮三千，曲禮三千」，繁文縟節，空前絕後。禮樂文化作為宇宙秩序的表徵，作為文化的一種象徵符號，深入到周人及其社會活動的各個方面，無論是生產生活、政治制度、社會道德及倫理規範，還是個人觀念心理、行為準則以至於整個精神世界，都打上了禮樂文化的烙印，漢字和書法也不例外。

德建名立　34cm×68cm

選擇正體大篆作為官方書體，正是禮樂文化的題中之義。所謂「篆引」，以其以裝飾之意引導書寫，以粗細勻一的曲線形質為美，遂使文字正體確立的同時，與日常手寫體拉開距離，就像禮樂文化的繁縟重在表面文飾而與日常生活有別一樣，二者之間有相同的邏輯對應關係。從這個意義上說，禮樂文化選擇正體大篆是文飾與秩序的需要，其意義在於：大篆成熟於周天子王室作器，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者之風，化及天下」的文化背景下，文字與書法也都隨之具有了教化意義，即樹立典範模式。由外史負責傳播釐定代表王室規範的正字正體，生動地體現了「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精神內涵。西周時期各諸侯國金文書法與王室作器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就是明證。

西周金文線條純化和結構秩序化主要表現，一是書寫行款的調整，出現了嚴格的行列秩序。在文字和書法之外，大約從康王時起，書制字范時可能採用了界格。由於界格約束，需要大字促小，小字拉伸、增加轉曲；對偏旁義同而形異的情況，擇其善者存之；對偏旁數量、樣式、位置均不固定的情況，擇其優者寫定之；對新造字而結構繁瑣者，又有省形和省聲等。界格確定了大篆書體的秩序感，促進字形的系統調整，加強了文字和書體的規範。從西周一直延續到唐代，金石文字所見裝飾性書體、小篆改革頒行及隸書正體化、楷書以及刻帖章草的規範等，包括名家正體書法，都有界格的影響。二是文字內部秩序的重建，即線條純化和空間秩序化。西周金文揚棄商代金文的塊面結構，將每筆、每字乃至每篇的線條統一勻圓、純凈洗鍊，逐步消除了線與面、粗與細的對比，使之純粹線條化，使文字內部空間均衡有序，形成有機協調、渾然一體的形、音、義字體。三是發達的商周青銅紋樣，通過抽象、變形、排布等方法處理成為圖案裝飾紋樣，同大篆脫胎於圖畫的歷程近似，促進了正體大篆的演進。

漢代許慎在《說文解字·敘》中說，「宣王太史籀作大篆十五篇，與古文字或異。」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也說，「周宣王太史籀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時亡其六篇矣。」周宣王在公元前828年即位，在位46年，是周朝中興之王。他在召公、周公輔助下，努力仿效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作風，內修政事、外攘夷狄，有條件對文字進行重大整理和統一，使大篆成為第一個官方正體文字。大篆的特點，一是線條化達到完成程度，均勻而柔婉。二是結構基本整齊，為方塊漢字奠定了基礎。三是同一器物上很少有異體字出現。四是筆畫仍然繁瑣，書寫不夠方便。

枇杷晚翠34cm×136cm

美化大篆與裝飾性書體，是春秋戰國時期漢字和書法的地域性特點

周平王元年（前770年），周平王由鎬京遷都洛陽，西周結束，東周開始，進入春秋戰國時期的政治和思想文化大變革時代。春秋時期，隨著周天子地位下降和諸侯國勢力發展，出現了禮壞樂崩的局面。春秋中期以後，王室衰微、諸侯干政，禮樂文化賴以存在的政治基礎不斷動搖，西周建立的禮樂文化秩序被逐步瓦解，以各諸侯國為代表的地域性文化抬頭。文字與書法作為文化的象徵符號，敏感地反映出這一變化，書法也走出西周金文大一統的格局，從王公貴族手中解放出來，走向士人百工階層，美化大篆與裝飾性書體也由此產生。

春秋戰國時期，獨立知識分子階層的出現，私學的興起，對於漢字和書法的多樣性發展起了極大推動作用。當時，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工商業的發達，對知識需求日益強烈。而隨著宗族崩潰，貴族階層的分化，有些貴族知識分子淪落以後不得不以傳授知識為生。這兩個方面的因素，都促使獨立知識分子的出現。因此，由貴族壟斷的學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包括漢字和書法在內的文化學說知識向社會下層移動和擴散，私學興起，出現「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的局面。春秋晚期，孔子（前551-前479年）在魯國聚徒講習六藝，他實行「有教無類」的方針，從社會各階層廣收徒眾，據說有弟子3000人，通六藝者有72人。六藝之一，便是識字和書寫。因為以六藝教人者稱為「儒」，因而孔子學派遂有儒的稱號。比孔子稍遲的孟子，也聚徒講學。到了戰國，有名學者聚集學生講學的就更多。私學的興起，有力推動了漢字和書法由統治階級上層的內部傳遞和天人傳遞，演變為人與人的傳遞，展現出大眾化、個性化、風格化、多樣化的時代特點。

春秋戰國時期，由於政治多元和文化學說百家爭鳴的局面，文字也具有鮮明的地域性特點。這個時期，只有秦國仍然採用周宣王時期太史籀的大篆，保留了西周金文風格，因而同春秋六國地域性古文不同。這是因為，秦國地僻雍州，地理環境相對封閉，承續了西周《史籀篇》文字規範和書寫傳統，保持了籀文正體的延續性，成為有別於六國的西土文字。在唐代初年發現的春秋戰國時期的刻石書法作品「石鼓文」，是西周成熟的大篆向秦代小篆過渡階段承前啟後的傑作，被認為是小篆源頭、篆書鼻祖。它是戰國時期秦國官方使用的正統文字，同周秦金文一脈相傳，是典型的周籀文系列。另一方面，從它接近長方的字體和粗細變化不大的篆引線中又可以看到，是秦統一後小篆的先河。比石鼓文稍晚的刻石作品是秦公大墓石磬文字，作於春秋晚期秦公四年（前574年），也是在最初發現石鼓文的陝西風翔縣發現的，出土於秦公1號大墓，石磬上的刻字線條概括和文字結構，都比石鼓文更接近小篆。這個時期的刻石作品，大都出土於西土秦系文字。

秦國以外的六國採用的古文俗體，包括楚、齊、晉、燕等幾個系統的文字和書法，同西周金文比較是已經發生變化的東土文字。漢代許慎《說文解字·敘》說，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說。許慎這裡所說大篆即指籀文，古文即指春秋戰國時期六國的地域性文字。孔子、左丘明都是魯國人，他們皆以古文寫成作品，可能是同西周金文有所差別的地域性文字了。東土文字最先出現變化的是美化大篆，其特點是大力拉伸線條，強化結構勻美排比，字形碩長，線條瘦勁，圖案化意味更濃，誇飾線條的轉曲擺動，更具裝飾性，把S形曲線美推向極致。楚國是春秋戰國時期的南方霸主，美化大篆也由楚國發軔，並隨著持續的疆域拓展而廣被長江流域。

似蘭斯馨　34cm×68cm

書寫性簡化加速了日常手寫體古文的發展，美化大篆進一步促進了裝飾性書體相繼出現。從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不到二百年的時間裡，鳥、鳳、龍、蟲書應運而生。其中鳥、鳳、龍書三體或繁或簡，大都有相應的物象外飾，少數以極簡的代表物象的局部或以曲線與字形筆畫雜揉其畫的情況。蟲書之初也有外飾，但隨後流行的有兩種形式：一為以勻一線條做轉曲擺動，或增加疊轉纏繞的變化。二是在手寫體基礎上加以整飭和轉曲、肥瘦的變化。發端於楚國、流行於長江流域各諸侯國的蟲書，繁複精緻、樣式多變。北方各國蟲書比較少，也顯得簡潔樸素。新裝飾性書體的盛行是一種文化訴求，是正處於上升階段的東南各國諸侯的權力、慾望的一種象徵。東南龍鳳文化物象裝飾文字，廣見於貴族所用禮器、樂器、兵器上面。裝飾性書體以純正蟲書為主體，以鳥、鳳、龍書三體為附體，如同寄生體附著於蟲書，去掉裝飾物象之後的蟲書字形，與獨立的蟲書並無分別。

裝飾工藝破壞書寫，這是它走向衰亡的重要原因。裝飾性書體流行了1500年左右，由於書家貶斥和抵制而走向消亡。《說文解字·敘》中記載，秦書八體中列蟲書一體，王莽時改名鳥蟲書，用以書寫旌信，以通鬼神，並施於印章私名。漢末曹魏之際，傳世手寫體戰國古文被改造成極其工美而富於裝飾性的蝌蚪書，並被書刻於《三體石經》立在太學，為學生課業，由天下學子仿效，一直延續至唐。又有飛白書，本為八分隸書的枯筆變體，後來仍然運用於各體書中，至遲初唐時已雜入鳥形，成為典型的新裝飾書體。魏晉以降，裝飾性書體激增，庾元威《論書》述，古今雜體六十四體書，他增至一百二十體書。從春秋各諸侯國出現裝飾性書體以來，雖然種類繁多、風格各異，但各種裝飾書體不同程度掩飾了書寫之美，實質淪為文字遊戲，始終不能成為書法主流，並必然走向衰落。這也是商周尚線書法走向極端的反動。

裝飾性書體屬於書法線條美的基本範疇，有其可借鑒的方面。例如，衛夫人《筆陣圖》論述楷法用筆「耿介特立如鵠頭」，提倡向裝飾性書體借鑒。在實踐中，歐陽詢和褚遂良的楷書豎畫筆勢都有鵠頭書痕迹。又說「窈窕出入如飛白」，意思就是欲求筆法的巧妙運用，可以借鑒飛白。孫過庭《書譜》也提倡楷、草書法可以「熔鑄蟲篆」、「涵泳飛白」。漢代的懸針、垂露之法，被廣泛運用於楷、行、草諸體等。正體大篆後來改定小篆，隸書的「蠶頭燕尾」和「一波三折」、顏柳楷法等，都借鑒和吸收了裝飾性書體的優長。

文化取決於人類生存的活動方式，人同時屬於自然和文化。作為自然人，是生物長期演變的結果；作為文化人，是人類社會實踐活動的產物。作為文化組成部分的書法藝術，其本質特徵是人類認識並改造世界的工具之一。夏商周以及春秋戰國作為中國書法的源頭，先人從書畫同源、結繩記事開始，實踐中產生了實用和審美雙重動力，推動著書寫對線條簡化和美化的追求，成就了漢字也成就了書法。從這個意義上說，崇尚和追求線條簡潔、實用、美觀，是夏商周包括春秋戰國時期書法的最大特點，其代表書體依次是甲骨文、金文、大篆、石鼓文、美化大篆、鳥蟲文等，代表人物應該是倉頡和太史籀等人了。

書法藝術活動是一種富有獨創性的精神勞動，書法藝術作品不僅是藝術家頭腦對特定客觀社會生活的形象反映，也是藝術家精神個體性的形象創造，這就決定了書法藝術活動的複雜性、獨創性，決定了不同風格和流派的形成。中華民族先祖們對線條性質的獨特認識和運用，對線條的特別崇尚和理解，成就了甲骨文和金銘文，成就了大篆作為漢字的第一個正體，成就了從大篆正體演化出各種書體，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以線條為基本元素構建的中國書法藝術體系。從中國文字和書法源頭看，尚線不僅是夏商周以及春秋戰國時期甲骨文、金文、大篆等文字書體和書法的重要特徵，也是漢字和書法藝術體系的基本構成要素。千變萬化的書體和書法之美，離不開線條美的運用。單一的線條之美，構成複雜的書法萬變之美。從這個意義上，正應了老子名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這是因為，中國漢字和書法線條具有符號性和表意性，共同構成線條美質。線條作為書法藝術的基本表現形式，是書家基本的藝術表現手段。線條符號在書家手中隨著柔軟的毛筆轉動，點畫之間奇怪生焉，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中國漢字和書法線條具有音樂的流動性和節拍性。音樂是有聲線條，流動於時間和空間。漢字和書法是旋轉線條，同樣流動於時間和空間。線條在書家手中按照輕重緩急轉折提按的節拍流動，同音樂旋律和節拍一樣，給人們帶來美感和愉悅。草書線條尤為酣暢淋漓，更是書家表達情感和意境的方式。中國漢字和書法線條具有簡約性。它冗繁削盡，把象形、表意、形聲文字的內涵簡約到極致的「一」。這個「一」，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道和萬物之源，是九九歸一、有容乃大的「一」。

（作者為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副主任，中國政策科學研究會執行會長、文化委員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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