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杭生：孫本文先生對早期中國社會學巨大貢獻的再認識

孫本文先生對早期中國社會學巨大貢獻的再認識*[1]

鄭杭生[2]

摘要：孫本文先生是中國早期社會學的領軍人物，在中國早期社會學的發展中發揮著難以替代的作用。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孫本文建立了一個綜合性的社會學理論體系，是早期中國社會學理論研究最高成就的代表性人物，他身上體現出來的理論自覺意識尤其值得珍惜；二是孫本文通過界定社會學研究對象、推進社會學本土化和彰顯社會學的應用價值，積極為社會學立法，是解放前推進中國社會學學科發展壯大的代表性人物；三是孫本文身上體現出了中國社會學者報國為民、增促社會進步、有學派無宗派以及勤奮治學的精神，是體現中國社會學學科精神的代表性人物。所有這些都值得今天的中國社會學界學習借鑒。

關鍵詞：孫本文 綜合學派 理論社會學 理論自覺 學科精神

關於孫本文的學術思想，大陸、港澳台地區和日本的一些學者都做過不少研究。1999年我與李迎生合作在《江蘇社會科學》上發表過專題研究論文，2000年我在與李迎生合作的《中國社會學史新編》一書中有過較為深入和全面的介紹。當時我們著重是對孫本文構建的社會學理論體系、對社會問題的研究及社會心理學研究等進行了較為具體的分析。[3]本文想從更宏觀一些的角度來審視孫本文的學術思想和學術活動，我想說明的主要觀點是，從總體上講，作為中國早期社會學的領軍人物，孫本文在中國早期社會學發展中所發揮的作用是難以替代的，他對中國社會學發展的貢獻巨大而深遠，至今仍有許多方面值得當代中國社會學界學習借鑒。孫本文難以替代的學術地位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構建出綜合性的理論體系，是中國早期社會學理論研究最高成就的代表性人物；二是多方為社會學立法，是推動中國早期社會學學科發展的代表性人物；三是一生致力於推動社會發展進步，是體現中國社會學學科精神的代表性人物。

這裡應當說明的是，近年來為紀念費孝通先生從事學術研究70周年和誕辰100周年，我就費老對中國社會學所做的巨大貢獻進行了較多的討論。費老的很多學術著作在解放前就已經問世，但由於解放時他還屬於中青年學者（39歲），所以客觀地講，他那無人可以替代的歷史地位主要是在建國之後尤其是中國社會學恢復重建過程中奠定的。今天回過頭來看比費老年長一輩的老一代社會學家，我們應當承認，作為中國早期社會學的名門正宗，孫本文先生是當時中國社會學界的領軍人物，他與吳文藻先生等人一起，為早期中國社會學的發展繁榮做出了卓越的貢獻。這樣看問題可能是更符合歷史實際的。這也是「再認識」的一個內容。

在《中國社會學史新編》一書中我們提出，綜合學派是中國早期社會學的正統，綜合學派的社會學探索代表了中國早期社會學理論研究的最高成就，其影響甚至延續到中國社會學恢復與重建以後。孫本文先生是早期中國社會學綜合學派的集大成者，如果從他1916年在北大哲學門學習社會學課程算起，他在解放前的33年時間裡對中國社會學理論體系的探討逐步深入，代表著中國早期社會學理論研究的最高成就。

孫本文以「社會行為」為起點，在構建理論體系的方法論方面有所創新。一些人認為，孫本文深受美國社會心理學傳統的影響，過於強調文化和心理因素的作用，他以「社會行為」為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具有明顯的心理學派的傾向。實際上我以為這種觀點值得商榷，如果從社會學方法論角度來考慮的話可以會有一些新的認識。

作為一種工具理論，社會學方法論主要是探討與學科體系和基本假設有關的一般原理問題，即指導社會研究的原則、邏輯基礎以及學科的研究程序和研究方法等，一定的社會學理論背後都有其構建的方法論基礎。我們以為，無論是早期強調文化因素，還是後來強調社會心理因素，都只是孫本文進行社會學研究的一個邏輯起點，其目標並不是簡單地圍繞當代社會學意義上的社會行為概念徘徊不前，而是想藉由社會行為這一切入點來展現他對社會整體的認識，來構架他的整個社會學理論體系。

具體理由有三：其一，孫本文認為，社會學是一門普通性的綜合學科。孫本文借鑒孔德等人的科學分類法，把科學劃分為物質科學、生物科學與社會科學。他又把社會科學分為普通的與特殊的兩類，認為社會學研究社會的共通現象與共同原理，所以是一種普通的科學。既然社會學是研究普通和共通現象的，那麼它的研究對象就不會局限於當代意義上的社會行為層面。

其二，孫本文所講的「社會行為」實際上是對社會整體的一種統稱，比我們今天社會學所說的社會行為概念的範圍寬泛得多。孫本文認為，所謂社會行為，就是人與人之間所表現的相互關聯的行為，即社會生活和社會現象中所表現出的共通現象和共同規律。[4]實際上也確是這樣，孫本文在研究過程中不僅僅是探討當代社會學意義上的社會行為，他「重視文化，同時也重視心理因素，而且亦不蔑視其他如地境及生物因素」[5]，以他為代表的綜合學派「要點在於認識社會的整體性及其各種因素的複雜性，並欲確立社會學的體系」。[6]

其三，孫本文從社會行為角度出發，形成了完整的認識和分析社會現象的研究方法。孫本文在《社會學的觀點》（1945）一文中提出，在研究社會行為的過程中，社會學者要運用多種視角來研究社會：要用社會整體的觀點，從整個社會的角度來觀察社會；要用社會結合的觀點，把社會看成人與人的結合；要用社會有機的觀點，視個人與社會是一個有機的關係；要用社會演進的觀點，把社會看作是變動的而不是靜止的，要用歷史的發展的觀點來分析社會。[7]

由上可以看出，孫本文在研究方法論上有他獨到之處，他主張以全面地、動態與靜態研究相結合地、綜合地考察人類的社會行為。正因為如此，孫本文自認既非文化學派，也非心理學派，而「屬於綜合派之林。」[8]

孫本文從綜合的視角出發，構建起較為健全的社會學理論體系。正在上述這種方法論的基礎上，孫本文以社會行為作為研究對象，在《社會學ABC》（1928）、《社會學原理》（1935）、《社會學體系發凡》（1945）等論著中，建構出了一個完整的社會學理論體系。有關這方面的內容我在以前的論著中重點進行了分析， 這裡不再詳述。

簡單地說就是，孫本文從社會行為出發，提出有關社會行為的五類問題，即社會行為形成的因素（文化、心理、生理、地理等社會因素）；社會行為表現的過程（遠離或接近等社會過程問題）；社會行為表現的機構問題（基本的或複合的社會機構問題）；社會行為表現的功能（或社會控制問題）；社會行為變遷的內容與方向（或社會變遷問題）。[9]從上述五類問題出發，孫本文展開了他的整個社會學理論體系，從而把當代社會學的主要研究內容都囊括在內。

從今天看來，孫本文所構建的理論體系確有它的不足之處。如，在解釋對社會行為的影響要素時，排斥了物質生活狀況、經濟地位等的影響，使得其社會學體系的理論基礎較為薄弱。正因為如此，費老認為，孫本文的社會學體系，帶有「用西洋傳來的科學方法和已有的社會學理論去觀察與分析中國現實的」的印記[10]。但從當時的歷史條件來看，孫本文無論是在構建理論的方法論，還是在元理論和本理論的系統化方面都把中國社會學理論研究大大地向前推進了一步。

孫本文並沒有完全擺脫西方社會學理論體系的束縛，但我們不應過於苛責前人，因為當時的中國社會學仍處於幼年時期，進行理論創新時可以參考的前人成果幾乎是一片空白。即使到21世紀的今天，中國社會學也不敢說完全擺脫了西方社會學理論思維框架和方法論的影響。如今，我們還能看到仍然有一些社會學者為能夠追蹤到西方社會學的最新成果而洋洋得意，並且不顧實際地把它套用到中國的實踐中，至於得出的結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夠解釋中國現實，對中國社會發展有多大的啟示作用，則似乎不在他們的視野之內，甚至不管不問。這是一種缺乏理論自覺的重要表現。

我一直強調中國社會學者要有理論自覺：要對自身理論和他人理論進行反思；要努力創造自己的有中國風格的理論，同時要正確地對待其他各種理論，特別是外來的理論；要加強自己在理論轉型中的自主能力，並取得社會學學科為適應新情況而進行的理論選擇、理論創造的自主地位；中國社會學要不斷進行思想解放，從西方強勢社會學理論和社會理論中解放出來、正確定位自己、加強自主性。如果從理論自覺性角度來看，六七十年前孫本文的理論自覺意識之強，是當代很多社會學者所無法望其項背的。

今天我們學習孫本文先生的社會學理論，不僅要學習他的理論內容，更要學習他在理論創新過程中所體現出來的那種強烈的理論自覺意識。因為理論內容總有陳舊和不適用之時，而理論自覺精神則能夠幫助我們不斷更新理論內容，創新理論學說。強烈的理論自覺會推動中國社會學者不斷嘗試對「中國經驗」進行理論提升、對「傳統資源」進行理論開發、對「西方學說」進行理論借鑒、對「學術話語」進行理論創新,通過「立足現實，高於現實；開發傳統，超越傳統；借鑒國外，跳出國外；以我為主，創造特色」，逐步推動中國社會學走向社會學世界格局的中心。

我們說孫本文是中國早期社會學的領軍人物，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孫本文不僅僅是一個在社會學基本理論及其應用方面卓有建樹的社會學家，他更是解放前推動整個中國社會學學科不斷繁榮發展的核心人物。作為一門新興的社會科學，社會學必須向國家、民眾和學術界論證清楚，社會學的存在有其合法性，從而為學科發展贏得必要的空間。

這種合法性辯護具體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方面，向其他學科展現自身元問題、基本問題和研究對象的獨特之處，從而在學科競爭中逐步鞏固地位，這是社會學存在合法性的理論根源；另一方面，向國家和民眾說清社會學與現實社會的契合性，這是社會學存在合法性的現實根源。與社會學本理論為社會實踐「立法」不同，這種合法性辯護是社會學元理論的一部分，它實際上是在為社會學「立法」，為學科的未來發展贏得新的、更為寬廣的空間。在為社會學立法方面，孫本文做了大量工作，進一步鞏固了他在中國早期社會學界難以替代的地位。

界定社會學的研究對象，使社會學能夠屹立於社會科學之林。孫本文以廣義上的社會行為為社會學的研究對象，主張社會學是對人類社會普通和共同規律的一種認識，這是它跟其他社會科學如法學、經濟學、政治學區別分開的基本標準。孫本文還認為，社會心理學是社會學最重要的一個部門，它的研究對象是個人在社會中的行為，或社會中個人的行為[11]，它跟專門研究社會行為的社會學的分工非常明確，這就進一步讓社會學的研究對象邊界變得更加清晰。儘管對於孫本文所說的社會學研究對象，至今仍然有很多異議，但當時的社會學家大多長年埋首於具體社會問題研究，極少有人對社會學研究對象進行討論，所以孫本文的這種通過析清研究對象來為社會學贏得發展空間的努力，說明他有很強的學科領導者胸懷，有推進學科發展的長遠眼光。

促進社會學的本土化，使社會學能夠獨立於西方社會學而發展。孫本文清楚地認識到，如果中國社會學僅僅是邯鄲學步，對西方社會學亦步亦趨，那麼最終的結果必然是東施效顰，貽笑大方，成為西方社會學在中國的翻版，甚至是西方利益在中國的代言人。因此，孫本文大力提倡社會學的本土化，推進中國社會學與中國社會相結合，讓社會學成為真正的中國學科之一。譬如，在《當代中國社會學》一書的結束語部分，孫本文分別從理論社會學和應用社會學兩個方面，詳細闡述了社會學中國化要著重做的工作。如，在建立中國的理論社會學方面，要整理中國舊籍中固有的社會史料，實地研究中國社會的特性、系統編輯社會學基本用書；在建立中國的應用社會學方面，要詳細研究中國社會問題、加緊探討中國社會事業（社會工作）與社會行政、切實研究中國社會建設方案。

彰顯社會學的應用價值，為社會學在政府和民眾中贏得合法性。孫本文非常關注和研究重大的現實社會問題，以體現社會學的應用價值。他「希望今後社會學者能根據社會學理論與本國社會事業，創建一種適合於中國社會需要的應用社會學，藉以促進國家民族的向上發展。」[12]為此，孫本文對當時政府和民眾面臨的主要社會問題如人口問題、家庭問題、貧困問題都進行了深入研究，引起政府和民眾的關注；其中尤其突出的是，他結合當時中國社會現實，大力提倡進行社會建設，並且對社會建設進行了深入分析研究。譬如，他在再版過11次的《社會學原理》一書中單辟「社會建設與社會指導」一節對社會建設問題進行討論，撰寫關於「社會建設」的專題文章，主持以「戰後社會建設問題」為會議主題的中國社會學社年會（1943），聯合中國社會學社和社會部合辦《社會建設》月刊（1944）。另外，他還具體研究中國社會建設具體方案，認為社會學者應當從社會組織、社會福利、社會服務及社會運動方面，詳細探討當前及今後全國的需要，審慎擬定各種改革方案。所有這些在當時都產生了很大的社會影響，讓政府與民眾認識社會學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其中的一些觀點甚至對於今天的社會建設都有較強的借鑒意義。

正是因此眾多中國社會學者的共同努力，中國早期社會學在世界社會學界曾經佔有很重要的地位。中國被譽為「生氣勃勃的社會學活動的中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除了北美和西歐之外，在思想質量上，中國是「世界上最繁榮的社會學所在地」。這是國際社會學界對中國早期社會學的一種承認。1941年，國民政府確定了包括所有文理學科在內的首批30名教育部部聘教授名單，孫本文先生作為社會學界唯一的代表獲此殊榮，同時獲聘的文史哲學科代表還有吳宓、陳寅恪、徐悲鴻、湯用彤、馮友蘭等人，這是當時的政府、學界和民眾對中國社會學學科的一種承認。總之，中國早期社會學成為西歐北美之外世界社會學的第三極、在中國學術界獲得一席之地，以及贏得政府和民眾的承認，所有這些都為解放前中國社會學的發展贏得了巨大的空間。可以說，在為社會學立法方面，孫本文先生功不可沒，甚至可以說是居功至偉。

任何一個學科都有它獨特的學科精神，都有它的核心理念。我一直倡導社會學要以「增促社會進步，減縮社會代價」為深層理念，就是本人對當代中國社會學學科精神的一種概括和總結。孫本文在美國先後取得了碩士、博士學位並且進行了博士後研究工作，是當時中國為數極少的學貫東西的精英，但回顧孫本文學成回國後的數十年工作經歷，我們可以在孫本文身上深深地感到那一代知識分子所獨有的精神氣質；孫本文數十年間一直以學者身份，致力於推動中國社會的發展進步，較為全面地體現了中國社會學學科精神。

報國為民精神。孫本文留洋之際，正是舊中國長期處於積貧積弱境地而無力自拔之時，所以孫本文是心懷報國為民的大志去「向西方尋求真理」的，「蓋正當民族生存危疑震撼之秋，……則社會學與有責焉者矣。」¹¹學成後他不為西方優裕生活條件所誘惑，毅然決然地回到貧窮苦難的祖國；他一生堅持學術研究不動搖，在1952年社會學學科被取消他被迫轉向其他學科後，仍然堅持研究人口問題，孜孜不倦地教書育人。他身上表現出來的強烈的振興中華的愛國精神，對真理的追求精神以及自強不息的奮鬥精神，都值得我們今天拿來激勵和引導青年社會學學子。

增促社會進步精神。正是由於心懷報國為民之志，孫本文從事社會學研究，並不僅僅是為學術而學術，他身上體現了強烈的推動社會發展進步的經世致用精神。他在《二十年來的中國社會學社》一文中就直接提出，中國社會學者要努力「促進國家民族的向上發展」，「進一步發展中國社會學，為民族作出貢獻，並在國際社會學界取得一席地位」¹²。正因為堅持理論聯繫實際，孫本文先生的「問題」意識非常強烈。譬如，在社會建設方面，他在《關於社會建設的幾個基本問題》（1936）一文開篇就提出：「近年社會建設的呼聲已漸漸引人注意。但社會建設的對象，究竟若何？其範圍若何？社會建設的目的何在？其標準如何？社會建設的途徑及步驟又若何？社會建設的計劃是否可以全部實現？其困難若何？」孫本文先生說：社會建設的目的就在於充實增進社會生活的內容，使全社會及各個人均得到健全而圓滿的生活，並向上發展，社會學者應當為此不懈努力，「我們不能因社會現象的難以完全控制而卻步，我們正應加倍努力，以期消除控制的障礙，而實現社會建設全部的計劃。這是從事社會建設者應有的態度。」¹³為此他提議，社會建設需要人才，資源，組織和機構四大基本要素，要從法令、教育和宣導三個方面進行具體建設。¹⁴孫本文的這種經世致用精神與我後來所提的社會學要有「增促社會進步，減縮社會代價」理念異曲同工，它應當是中國社會學學科精神的精髓所在。

有學派無宗派精神。孫本文先生是當時中國社會學正統的綜合學派的代表，是民國時期名副其實的學術權威。但從孫本文身上我們看到的卻是他提倡學術上的平等爭鳴，提倡有學派無宗派的基本理念。當時，他不僅延請大量不同觀點的中外社會學家到中央大學任教，他還與潘光旦先生在《文化與社會》、上海《社會科學雜誌》、《社會學刊》等學術期刊上，進行了多次友好的學術爭鳴，引起很多社會學者參與討論，一時傳為學術界的佳話。今天的中國社會學也應當提倡這種有學派無宗派的精神，我一直強調在學術上要平等爭鳴，不要把學派庸俗化為宗派，那種認為「不跟我一起跳舞的人都是我的敵人」的狹隘觀念是千萬要不得的。所以我以為，這種有學派無宗派的精神也應當是中國社會學學科精神的基本內容之一。

勤奮治學精神。孫本文身上還體現了一種敬業勤奮的學者治學精神，這也應當成為中國社會學學科精神的一個組成部分。孫本文一生勤於筆耕，著作等身。據不完全統計，解放前，他共出版普通社會學著作25種，主編著作5部，發表學術論文近80篇；另外他還翻譯了14種世界社會學名著，其中譯自美國的6種，英國的2，法國的1種，日本的5種。為此，韓明謨教授曾經在《中國社會學史》中總結說，孫本文是解放前我國社會學界最有影響、著書最多的社會學者。在當時的中國，戰亂紛爭不休，學者長年顛沛流離，研究工作條件異常艱苦，要取得如此豐厚的學術成果，需要付出的代價遠非現在的人們所能想像。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孫本文先生是當時中國的名人，美國出版的《世界名人錄》（1948）和《中國手冊》（1947）都有他的簡傳，他還曾經出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長和中央大學校務維持委員會主任等職。但他對這些身外之物都看得很淡，他在《自傳》中寫道：「我是以社會學為專攻的學問，而以教育為我終身的事業。」¹⁵那種身為社會學教師和研究者的自豪之感溢於言表，至今仍然讓人感慨頗多。

* 在本文開頭，我必須感謝我的學術助手和合作者、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和方法研究中心兼職副研究員王道勇博士在本文寫作中的作用，他在我們進行的多次討論中，提出了一些給人啟發的觀點，他收集了豐富的的相關資料，使本文得以在很短的時間內能夠完成。無疑，本文若有不當和錯誤之處，該由我負責。

[1] 本文是作者2012年5月19日在南京大學「孫本文與中國社會學」學術研討會上的主題報告。後發表在《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年01期，並被收入2013年1月由學習出版社出版的《鄭杭生自選集》。

2鄭杭生（1936—），浙江杭州人，中國人民大學一級教授，中國社會學會名譽會長，博士生導師，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中國人民大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主任，主要從事理論社會學與應用方面的研究。

[3] 請參見鄭杭生、李迎生：《中國社會學史新編》，117—133頁，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以及鄭杭生、李迎生：《中國早期社會學綜合學派的集大成者——孫本文的社會學探索》，載《江蘇社會科學》，1999（6）。

[4] 轉引自劉洪英：《孫本文對社會學中國化的貢獻》，載《徐州師範大學學報》，1998（2）。

[5] 孫本文：《當代中國社會學》，下冊，第246頁，勝利出版公司，1948。

[6] 孫本文：《社會學的觀點》，載《社會建設》，1945年，第1卷第3期。

[7] 同上書。

[8] 孫本文：《當代中國社會學》，下冊，第242頁，勝利出版公司，1948。

[9] 詳見鄭杭生、李迎生：《中國早期社會學綜合學派的集大成者——孫本文的社會學探索》，載《江蘇社會科學》，1999（6）。

[10] 費孝通：《中國社會學的成長》，載《社會學研究》，1984（7）。

[11] 孫本文：《當代中國社會學》，下冊，第242—243頁，勝利出版公司，1948。

[12] 孫本文《當代中國社會學》，勝利出版公司1948年版，第286頁。

111215 轉引自孫世光：《我的父親孫本文》，社會學視野網，2007-3-24。

1314 孫本文：《關於社會建設的幾個基本問題》，載《社會學刊》，1936年，第5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