揮之不去的鄉情 ——齊白石、沈耀初繪畫初探
揮之不去的鄉情
——齊白石、沈耀初繪畫初探
□潘風全
在現代中國畫名家中,有兩位藝術家的印鑒款識尤為獨特——一位是齊白石,一位是沈耀初。齊白石的多方印章,如「中國長沙湘潭人也」「杏子塢老民」「星塘老屋後人」「湘上老農」等,都是為紀念家鄉而鐫刻的。沈耀初世居福建詔安城南士渡鄉,故以「士渡人」(70歲後改為「士渡叟」)自稱,並常將該款識用於作品上。
上述這兩位書畫大家的名號,沒有一點點的轉文和拗口。他們甚至把自己的出生地或年輕時候生活居住的地方作為印鑒款識出現。這在一般人看來還真是有點兒土味,似乎與他們當年的赫赫聲名相去甚遠。因為在世俗眼裡,大凡大家的名號、印章,用詞不能太過隨意、簡單,至少字眼兒應該文雅。但從以上兩位國畫大家的印鑒款識看,事實並非如此。在他們潛心於筆墨丹青的道路上,無論是創作取向還是表現題材,均反映出內心深處對故鄉淳樸生活的懷念、對家鄉風物的追尋。這一切的一切,成為他們一生書畫創作中永不消逝的印痕和揮之不去的情感,並最終轉化成筆下一幅幅生趣盎然的圖畫。那是一股撲面而來的田野風味,是一種獨特的關於鄉村文化的寫意抒發,更是一份對農耕時代的藝術感懷。
《葛園耕隱圖》 齊白石作
中國是一個由小農經濟構成的、歷史悠久的國度。從遺留下來的大量文藝作品中,我們可以感受到源於廣袤農村的點點滴滴。這一點上,就有別於西方工業進程中曾經大量出現的繪畫內容。所以中國花鳥畫的題材、內容是與西方靜物畫完全不同的。中國畫的取材特點和觀察方法,是將大自然中有生命的美好物象經過錘鍊、加工,而後轉化為托物言志的藝術形象。
齊白石的創作生涯可以以53歲作一划分。53歲之前,他基本生活在湖南湘潭。淳樸的農村生活是他筆下說不完的故事,山鄉農家的房前屋後永遠有他描不完的畫卷。1917年,53歲的齊白石來到北京,所見所聞已經完全不同於湘潭老家星塘。京華濃郁的文化藝術氛圍漸漸拓展了齊白石的繪畫視域,從而使得他的筆墨表現技法和藝術風貌逐漸走向成熟。然而,齊白石自身所具有的中國農民的那種忠厚性情,使他即使人在繁華京城,內心還時時刻刻不忘故鄉,懷念那些與小夥伴們盡情嬉戲玩耍的童真歲月。其對故鄉深深的眷戀之情,有畫有詩為證。齊白石曾作一幅《牧童紙鳶》,畫上只題一句「牧童歸去紙鳶低」,而後又寫「寄萍堂上老人白石題思回鄉句也」——意味深長,感人至深。「來時歧路遍天涯,獨到星塘認是家。我亦君年無累及,群兒歡跳打柴叉。」這是一首齊白石在外多年後回到家鄉觸景生情而作的詩,讓人不禁心生感傷。作於1933年的《葛園耕隱圖》題詩道:「黃犢無欄系外頭,許由與汝是同儔。我思仍舊扶犁去,那得余年健是牛?」以往文人士大夫畫山林歸隱圖,突出的是一種無奈、彷徨的矛盾心緒;而齊白石所作耕隱圖,卻不忘自己原來的農民身份。齊白石那一幅幅對鄉村風物的描繪,不僅是他藝術情感的自然流露,更飽含其對家鄉的深切思念。
那些生動有趣的題材,那些天真爛漫、別具童趣的色彩,那些富於民間審美旨趣的畫面,皆來自齊白石心底那些抹不掉的、對鄉村生活的感懷。他筆下的兔子、白菜、魚蟹、釣蝦、葫蘆、草蟲、群蛙、雛雞,以及既好笑又讓人討厭的偷吃百姓糧食的小老鼠等形象,都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株被飽滿顆粒壓得彎彎下垂的稻子,把農民豐收時的喜悅心情烘托得淋漓盡致。這些題材別具一格,充滿鄉野風味,與當時京城畫家慣用的傳統花鳥畫題材完全不同。陳師曾是當時京城藝術圈名氣很大、文人畫素養很高的一位畫家,但其在題材表現方面完全落入傳統俗套,難有藝術新意。陳師曾與齊白石亦師亦友。齊白石雖然接受他的建議,通過學習掌握了文人畫的表現規律,不斷調整舊有的筆墨程式,但同時又將這些筆墨與自己拓展的題材相結合,終於開創出屬於自己的一種明快清新又渾厚滋潤的筆墨語言。70歲後的「衰年變法」,意味著齊白石個人畫風的巨大轉變。這種畫風不僅有別於吳昌碩、八大山人和徐渭,且對後世寫意花鳥畫的發展有深刻啟示。齊白石摹古卻不迂腐。他以自己的心胸和膽識,加以嫻熟的筆墨技巧,終成20世紀一位影響廣泛的國畫大師。
成就齊白石藝術風格的原因有很多方面,其中就包括他對湘潭杏子塢鄉村生活的深情眷戀。一幅幅生氣盎然、具有天真童趣的畫面,既是他對早年生活經歷的寫意感懷,也是他對千篇一律的傳統花鳥畫題材和程式化面孔的一種突破。
另一位整整遲於齊白石出生近半個世紀的沈耀初,在大陸解放前夕就去了台灣;直到兩岸開放探親旅遊,才於1990年初攜帶多年積攢的書畫作品和資金回到闊別已久的詔安老家士渡村,興建了以個人名字命名的美術館;後因身染沉痾,醫治無效,於同年10月病逝於家鄉。沈耀初在台灣是以畫花鳥蟲魚題材而獲得成功的,藝術聲名極大。其個人經歷與齊白石有不少類似之處。沈耀初有大量的以展現田野鄉間時令瓜果蔬菜為題材的作品,多以詔安老家的農村風味入畫。畫家借筆下風物抒思鄉之情,這可以在他作品的印鑒款識中一一領略。
《雙兔圖》 沈耀初作
清末詔安地區已經形成廣泛的民間書畫創作風氣,不時有畫家赴滬拜師學藝,故整體筆墨及構圖特點均出自於「海派」畫家吳昌碩、蒲華、王震和任伯年的寫意體系。在兩岸還處於封閉狀態的近四十年間,書畫創作得不到很好的交流,沈耀初只能對「海派」寫意畫的表現技法和構圖特點進行揣摩。沈耀初的用筆用墨特點多見於方塊形狀,墨色濃淡變化更講究單純、大方、明快,似乎融入了一種源自鄉間樸實而拙澀的藝術審美趣味,完全不同於吳昌碩的以金石、書法入畫的雄勁之風,也不同於齊白石的清新滋潤一體。他的作品更多是一種樸拙、沉雄風格的呈現,且又勾寫得輕鬆自如,沒有一般追求拙澀就很容易出現苦澀沉悶的通病。在保留文人畫筆墨和構圖特點的基礎上,沈耀初之作還多了許多平實的藝術況味及內涵,克服了另類筆墨一旦處理得俊逸瀟洒就易出現單薄油滑的不足。兩岸開放後,書畫交流平台得到擴展,沈耀初的作品不斷來大陸展覽交流。他的畫作與大陸花鳥畫總體藝術風格迥然不同,充滿視覺新意,令大陸同行肅然起敬。
一提到繪畫視覺新意,人們首先想到的就是把西畫現代構成意識滲入到東方繪畫審美結構中,認為只有這樣才能彌補傳統繪畫視覺上之不足。但齊、沈二人走的卻是民間喜聞樂見的,或計白當黑、或虛實相生的傳統章法布局的路子。比如齊白石作於1950年的《桃筐蜜蜂圖》,墨黑的籮筐與深紅色的蜜桃形成響亮的色墨對比。以荷為題材的寫意作品,均突出了畫面點、線、面的疏與密、濃與淡以及色與墨的對比關係。在沈耀初的中後期作品中,有一個顯明之處,即在表現生活現象的同時,又巧妙地運用諸多技法,使畫面產生一種歡快、熱鬧的節奏和調子,甚得平民喜愛。
齊白石與沈耀初均有過一段鄉村生活的經歷,熟諳平民百姓的藝術欣賞口味,又都是中年後開始在繁華的城市發展各自的寫意畫藝術(齊白石在北平而沈耀初在台北)。無論這些城市文化積澱如何深厚,物質生活如何富足,卻絲毫未改二人內心深處濃濃的思鄉情愫。由此,從題材拓展到筆墨運用,齊、沈終於探索並開創出屬於他們各自繪畫風格的、嶄新的寫意花鳥畫新天地,在現代中國美術領域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齊白石及沈耀初各自繪畫藝術的成功,固然得益於他們穎悟的資質、多方的文化修養及長期不懈的努力;但青壯年那段淳樸鄉村生活的經歷,尤其那源源不斷、鮮活生動的藝術感覺,才是催生畫家個人藝術成就的主要因素。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這些揮之不去的鄉情鄉戀,才成就了他們輝煌的寫意藝術。(來源:《中國書畫報》國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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