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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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圖為家父鋼筆畫之瀏陽祖宅及古楓樹，現宅樹均已不存）

石按：兩年前滯留京中主編雜誌，這篇是為某期雜誌寫的【主編的話】，轉來此地和各位分享。在我看來，文革無時無地不在，無所謂五一六。

我能記事以來最早一段關於政治的回憶，是3歲時。

我躺在床頭玩，嘴裡念叨著兩個領袖的名字：毛澤東，朱德。那是睡前受大人們閑談的影響。年幼的我把這兩個名字當無意識的發音練習，反覆在嘴裡念叨，最後簡略成：毛朱、朱毛，毛朱、朱毛，忍不住聯想到鄉下孩子常見的毛豬和豬毛，噗嗤一聲笑起來。

被驚到的父親一下走到床頭，按住我的嘴，警告我說不許瞎念。

父親沒有解釋理由，但自此之後，受到驚嚇的我再也沒念叨過這兩個詞。

那是1976年的夏天，文革在當年10月即宣告結束。這是這場運動對一個孩子所留下的具體而微的影響。

我們是一個八口之家。上有劫後餘生的老奶奶，下有五個孩子，父母作為承上啟下的家庭支柱，各自背著家庭成分的原罪。父親是右派兼反革命勞改釋放犯，母親是地主子女。雙料「政治賤民「的標籤，自然成為家庭孤立於周邊社區環境的最大特徵。

文革中最常見的政治場景是批鬥會，父親自然是批鬥台上的常客，不僅如此，被批鬥前作為苦力還要負責搭批鬥台，批鬥完還得和其他一起被批鬥的政治賤民拆台，搭台、上台、拆台，此謂「三台」。如何化解一個父親在孩子眼裡被當眾批鬥的屈辱和尷尬?他的文人習慣是賦詩自嘲，諸如「人生三台尋常事」之類。

我母親則極力約束五個孩子，不跟別家孩子發生任何衝突，甚至不到人多的地方去。她竭力在複雜多變的政治運動中小心翼翼地維繫一個家庭的平安。細心的主婦甚至能從過年時我們拜年掙回來的糖果里，判斷出各家各戶對我們這個家庭親疏遠近的關係調整。

在我四個哥哥姐姐眼裡，治保主任與生產隊長都是極威風的大官，可以決定一個家庭的喜怒哀樂甚至生死存亡。

到了1980年代之後，再回憶起文革以及之前的社教四清等，我母親習慣用一個詞來總結那段時光，叫「受打擊時」。這個短語用的是和受難者身份很相宜的被動語態，甚至找不到主語，自然就無所謂怨懟與仇恨。老人家也確實語調平和，聽不出有多大的哀怨。

這是文革對一個家庭的影響，連抱怨都會避免具體的指向，恐懼的記憶早已經化入血液。

想起2013年秋天，父親撰寫的回憶錄《蹉跎坡舊事》出版，在長沙開一個讀書座談會。座談會前一天的半夜，他突然打電話給我，問明天這個會是否要緊，公安局會不會來捉人。

又想起2012年秋天，我在港大新聞傳媒研究中心盤桓，父親也過來小住了幾天。錢鋼老師請我們父子吃飯，說我倆性格相似，文風也類似，開玩笑說千萬不要「滿門忠烈」。

編完本期封面，我發了一條微博感嘆政治歧視下的家庭環境對下一代人的性格影響。回想起來，雖然不能說鄉親鄰居們都是壞人，但在「受打擊時」，我們這個大家庭毫無疑問是孤立的，被打量的。

清高、潔身自好與小心謹慎、凡事退讓這些處事風格就成為父母安身立命的烙印，也順理成章地成為我們五姐弟的集體性格。

這是文革對幾代人的影響。我希望，能在我和我的女兒這一代之間，徹底斬斷。

石扉客

20140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