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宏傑 蒙古族,1972年生,1994年畢業於東北財經大學。就職於渤海大學中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所。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遼寧作家協會理事,遼寧文學院合同製作家。曾獲遼寧文學獎、東方文學獎、全國少數民族文學獎等多個文學獎項,出版有《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中國皇帝的五種命運》等多部著作。 一 乾隆十三年,入仕已四十七年的老臣張廷玉在漫長仕途上第一次遭遇到了處分。 十三年九月,「皇家出版社」文穎館修成了皇帝的《御制詩集》,進呈御覽。皇帝翻閱一過,發現了幾處錯別字,勃然大怒,遂命將大學士、文穎館總裁官張廷玉等三人「交部議處」。這是張廷玉有生以來第一次被「議處」,雖然處分不重,已足使他驚心。 這一年冬至那一天,翰林院按慣例,為去世不久的孝賢皇后寫祭文,文中用了「泉台」二字。尚未從喪妻之痛中解脫出來的皇帝又吹毛求疵,認為這兩字不夠「尊貴」,用於常人尚可,「豈可加之皇后之尊」,以大學士張廷玉為首的管理翰林院官員以「全不留心檢點,草率塞責,殊失敬理之義」的罪名,罰俸一年。此詔一下,張廷玉更是心膽欲碎。 二 張廷玉本來是中國歷史上最幸運的大臣之一。 雖然高處不勝寒,但張廷玉卻有本事在高層政治這一高危區域如履平地,步步高升,成為清代文臣最成功的代表之一。 張廷玉,安徽桐城人。他出身書香門第,二十九歲高中進士,並被點為翰林。三十三歲那年,他獲得了一次與康熙交談的機會,給皇帝留下了極為良好的印象,認為他持重得體,成為皇帝貼身低等小秘書。由於服務出色,四十五歲時升為副部級的禮部侍郎。 康熙去世,雍正登基,見他「氣度端凝,應對明晰」,迅速升他為禮部尚書,參與機密。雍正是中國歷史上有名難伺候的皇帝,對科舉出身的漢族大臣尤其缺乏好感,對他卻一見如故,欣賞至極。不論大事小情都要和他商量,凡有諭旨均由他繕寫。雍正與他君臣相得十三年,君臣感情至好,甚至一天也不能相離。雍正五年五月,張廷玉生了一段時間病,病好後進宮,雍正說:「我前兩天對近侍們說,我連日臂痛,你們知道嗎?他們驚問其故。我說,大學士張廷玉患病,此人如朕手臂,這不就是我臂痛嗎?」此事傳開,成為一時佳話。 雍正末年,張廷玉回家省親,皇帝寫信給他說:「朕即位十一年來,朝廷之上近親大臣中,只和你一天也沒有分離過。我和你義固君臣,情同密友。如今相隔月余,未免每每思念。」(以上皆見《張廷玉年譜》)深情義重之態,形於辭色。雍正累次升遷他為大學士、首席軍機大臣,兼管吏戶兩部,權傾朝野。為了表達對張廷玉的欣賞,雍正特別立下遺囑,要以最信任的兩位大臣,鄂爾泰和張廷玉在身後配享太廟,也就是死後與他一起到陰間做伴。這是一項極高的政治榮譽,整個清朝二百餘年,他是唯一享受到這個待遇的漢人。 乾隆即位後,對這位三朝老臣更是優禮備至,繼續奉為漢臣之首。一派儒雅的乾隆,一舉一動,無不效法唐太宗等歷代聖主明王。他對前代老臣尊敬有加,稱呼鄂爾泰、張廷玉二人「先生」、「卿」而不名。平時和張廷玉說話,從來都是和顏悅色,張廷玉上朝時,皇帝從來不忘提醒身邊太監上前攙扶,生怕老人家有什麼閃失。乾隆二年,皇帝特封張廷玉為三等伯爵,開了有清一代文臣封伯的先例,恩遇可謂至渥。在此之後,屢有加太保、加紀錄等獎勵。乾隆初政,每事均向他請教,出京時則留他與鄂爾泰二人在京處理日常政務,責任至重。為了表示信任,皇帝多次賜詩給他。漢大臣中,張廷玉地位、恩遇在有清一代,堪稱空前。 三 在傳統政治中,做皇帝近臣,特別是位高權重的近臣,絕不是一件輕鬆愉快的事。 由於專制制度的自私本性,君權表現出強烈的排他性和防範心理。這就決定了君臣關係,尤其是君相關係的脆弱性和暫時性。俗話說「伴君如伴虎」。確實,生活在專制政治的高層,處處都是陷阱,步步都是危機。一個人想始終得到君主的信任,真是難上加難。 如果你有心檢索一下,就會發現,中國歷史上那些聲名顯赫的文臣武將,大多數下場不佳。特別是曾經居大位、享大名者,幾乎沒有一個人是完滿收場的。比干被掏心而死,李斯易主則亡,韓信功成被滅,周亞夫絕食以終,岳飛血灑風波亭,于謙上了斷頭台,袁崇煥則慘遭凌遲。以魏徵之忠直,生前也被李世民懷疑有結黨之嫌,死後更居然被唐太宗「親仆其碑」。以寇準之功績,一生的結局卻是罷相遭貶,死在謫戍的路上。雖然許多君主為了讓臣下放心,向他們頒賜鐵券(所謂「鐵契丹書」),但最終還是沒有幾個人逃得過猛虎之口。即以清代而論,清代中前期出現過七位權傾朝野的權臣,其中除了明珠屬於善終外,都死於非命:鰲拜、年羹堯、和珅都被勒令自盡,索額圖於拘禁地餓死,隆科多死於監獄,肅順則被斬首。這就說明,君主與權臣之間這種潛在的緊張是專制制度的本質使然,並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事實上,清以前的幾千年歷史中,立有巨大功勛而得到善終的,只有郭子儀一人。後來的名臣曾國藩對此體認極深。他說:「吾通閱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權勢,能保全善終者極少。」「立不世之勛而終保令名者,千古唯郭汾陽一人而已。」 而截止到乾隆十三年前,張廷玉在政治最高層一直穩如泰山,四十多年從沒有犯過任何錯誤,這在整個中國歷史上是十分罕見的。不能不說,這個人身上確有過人之處。 首先,張廷玉有過人的才華。張廷玉自康熙四十三年入值南書房,為皇帝起草文件起,就充分表現了出色的秘書天才。雍正即位之初,屢有詔命,皇帝「口授大意,(張廷玉)或於御前伏地以書,或隔簾授幾,稿就即呈御覽。每日不下十數次,皆稱旨」。每次雍正口述後不過片刻,張廷玉即可擬就,每日十數次從未出過差錯,其文思之敏捷實非常人所及。 張廷玉辦事非常勤勉,為皇帝服務不惜心力。史稱他晚上退朝後還要點雙燭治事,即使已經就寢,還經常在枕上思索所擬之文,或覺不妥,立即披衣起身改正。他心思縝密,記憶力極強,能將各部院大臣和全國疆吏的出身、經歷以及各司員府縣甚至胥吏的姓名、籍貫絲毫不差地說出來,就像一個活檔案庫。對其辦事能力,雍正帝曾這樣稱讚:「爾一日所辦,在他人十日所不能也。」(《澄懷園語》卷一) 當然,這只是他仕途成功的一半原因。另一半則與才華無關。 張廷玉是康熙時期的大學士張英的兒子,這是他人所不能及的先天優越之處。張英是清代著名大臣,因為「慎密恪勤」,深得康熙欣賞,被提拔為一朝「宰輔」,在政治高層安享尊榮數十年。為了讓張廷玉繼續光大家門,張英言傳身教,傳授給他做官的秘傳心法,所以剛剛進入仕途的他就以成熟老練的風姿展現在朝廷之上,引起了康熙皇帝的特殊注意。 在父親的啟示下,張廷玉年紀輕輕,卻已深通「為臣之道」與「保身之術」。 熟讀經史而又得到父親獨門密傳的張廷玉早就認識到,為臣之道不外兩個重點:一方面要能從君主那裡成功地獵取功名富貴,另一方面又要不為皇帝這隻猛虎所傷。 這就好比火中取栗,實在是一個高難度動作。 張廷玉深知,皇帝最防備的,是大臣的私心。在明主面前,只有以退為進,以無求為求,以無私來營私,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所以他為官數十年,處處事事都從皇帝的角度出發去考慮和判斷,從不露骨主動地為自己謀取私利。朝廷上下公認他為人淡泊寧靜,氣質和平。乾隆皇帝誇獎他「風度如九齡」。他平日生活無聲色之嗜,辦事出於公心,從來沒有貪瀆指控。他做主考官時,有人慾通關節,以微詞試探,他賦詩以辭道:「簾前月色明如晝,休作人間幕夜看。」 當然,越是這樣,皇帝越不會讓他吃虧。因為他清廉,雍正皇帝先後多次對他進行賞賜,賜銀動輒上萬兩,還給了一所當鋪,讓他補貼生活。因為他從不主動為自己親人謀取私利,所以皇帝對於他的子弟親戚的仕進也多有照顧。但皇帝越施恩,他就越謙退,皇帝每有獎賞,他必儘力遜讓。雍正十一年(1733年),其長子張若靄高中一甲三名探花,張廷玉聞知「驚懼失措」,立刻面見皇帝,「免冠叩首」,以自己家世受皇恩,科舉很盛,請求皇帝降低其子的名次。張廷玉說:「天下人才眾多,三年大比莫不望鼎甲,官宦之子不應占天下寒士之先。」雍正大為感動,經他懇請,特將張若靄改為二甲一名,並把此事前後情由在諭旨中加以公布,表揚張氏的公忠體國。 四 除了以上這些原因,張廷玉身上還有一個突出特點,就是「柔」與「順」。 張廷玉對歷代大臣得禍之由深有研究。他認為,做高級大臣最忌諱的有以下幾點: 一是性格過於剛直,比如比乾和海瑞。他們不講方式方法地與天子作對,下場當然悲慘。 二是做事過於講原則,比如岳飛。只從國家民族角度去考慮問題,卻不顧及帝王個人心理隱私,以社會正義去挑戰帝王的一己之私,終至不死不可。 三是權力過大,不知謹慎。歷史上倒楣的權臣多是由此。一旦位高權重,臣權與皇權必然會經常發生碰撞。皇帝與大臣考慮問題的出發點不同,性格、氣質、思維方式及個人偏好不同,不可能事事都想到一起。丞相們大權在手,不免氣焰日盛,言談舉止不再檢點。與皇帝意見相左之事既多,不免日久生怨,積隙成仇。 第四點則比較有清朝特色,那就是由於大臣們因為「好名」而獲罪。專制主義的歷史發展到清代,連儒學的人格追求,也成了專制極度擴張的妨礙。原因很簡單,儒學固然有維護「綱常」的一面,同時也有追求自我完善,要求人格獨立的一面。儒學一方面要求其信徒儘力為皇帝服務,同時也要求他們不能放棄對自己人格尊嚴的堅持和精神價值的追求。 清代前期帝王皆雄才大略,在統治術上大有創新。他們認為,一個大臣如果過於注重自身修養,過於在乎自身的名譽,也會妨礙他們全心全意地,不打折扣地為皇帝服務,妨礙他們成為繞指柔的奴才。為了徹底把大臣改造成奴才,雍正帝提出一個重要觀點,那就是大臣們不但不能圖利,也不能「好名」。雍正乾隆朝,都有大臣因為「好名」而被皇帝嚴厲打擊。比如雍正朝的楊名時,是一個有操守的政治家,在很多問題,比如打擊科甲朋黨問題上與皇帝意見不同。他做了很多減輕農民負擔的好事,卻忘了推功於皇上,遂引起雍正帝的惡感,說他「性喜沽名釣譽」,「欲以君父成己之名」,被尋故抓入大牢。 張廷玉在政治生涯中,全力避免犯以上錯誤。他的政治信條是絕不要因為政治思路的差異而與君主產生衝突。因此他不做政治家,而只做大秘書;不做思想者,只做執行人。他是那種有才幹,有風度,沒思想,沒堅守的奴才典型。在明主身邊,他是一個襄贊有功的能臣;在暴君身邊,他也會是一個避禍有術的「態臣」。 張廷玉一生最突出的特點是周密小心,不圖虛名。張廷玉有一句名言,叫「萬言萬當,不如一默」。他一生為人,謹慎小心,緘默持重。這一特點直接遺傳自父親張英。《清史稿》稱「英性和易,不務表襮,有所薦舉,終不使其人知。所居無赫赫名」。專制政治是充滿風險的絞肉機,一有不慎,就會危及生命。在雍正這樣一隻「喜怒不定」的猛虎身邊,張廷玉恰如一個走鋼絲的演員,全神貫注,始終緊張,沒有一分鐘鬆懈過。每天退回到家裡,他都要把一天的大事小情細細梳理一遍,看看有沒有說錯的話,做錯的事,以為功課。他從不留片稿於私室,也不讓家人子弟得知。他很少交結外官,在朝中為官多年「無一字與督撫外吏接」。雍正對他極為信任,人事決策多向他諮詢,他卻從來不會透漏任何一絲風聲。他以皇帝之心為心,以皇帝之意為意,凡事默默去做,不事張揚。許多人經他推薦而受重用,卻終生不知道自己被起用的背景。 他襄贊雍正十三年,幾乎雍正朝的每一項重要決策他都參與過。但是《清史稿》的列傳提及他的功績卻只有三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比如建議對守節十五年婦女加以表彰之類。對此,他的學生汪由敦有這樣的解釋,他說張廷玉主掌樞府二十四年,「凡軍國大政,他都承旨商度,經常與皇帝造膝密談。至於他所籌畫者,我們卻舉不出一件事可以歸到他名下,他為國操勞一生,卻沒有留下什麼明顯的記載」。他又說:「雍正以來數十年間,吏治肅清,人民安樂……張氏從容坐而論道,享極盛之世……那麼張氏的慎密周詳,略可想見也。」(《張廷玉墓志銘》)那意思就是說,雍正以來的治績,多賴張廷玉的襄助。皇帝的軍功章里,沒有張廷玉的一半,也有張廷玉的一塊,只不過張氏自己不提而已,這正可見張氏的慎密周詳。 從康熙開始,三代皇帝都對他這點極為讚賞。乾隆描寫他這一特點時說:「不茹還不吐,既哲亦既明」。只有這樣的人,皇帝用起來才放心。 五 雖然把臣術練得如此爐火純青,進入乾隆時代,張廷玉還是感到了一絲絲涼意。他的第一感覺是,這個年輕皇帝太精明了,比他的父親實在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確實,剛剛登上皇位的乾隆處處效法皇祖的「寬仁」,對他和鄂爾泰兩個人十分敬重,禮貌周全得無可挑剔。對其他大臣,乾隆也儘力實踐「君使臣以禮」之原則。但是大臣們還是很快感覺到了皇帝滿面笑容背後那過人的精明。寬仁並不等於含混。在彬彬有禮地對待臣下的同時,他認真觀察著官員們的每一個表現,細心諦聽著官僚機器的每一絲異常響動,一旦發現問題,他絕不放過。 乾隆四年,工部奏報,為修理太廟裡面的「慶成燈」,申請領銀三百兩,並二百串錢。區區幾百兩銀子,對於費用浩繁的皇家來說,不過是九牛一毛。並且,這件小事夾雜在工部上報的幾十件大事當中,誰也想不到會被皇帝注意。孰料乾隆精力過人,雖然每天要閱讀上萬字的奏摺,從頭到尾卻不會忽略一字。看到這個數字,皇帝感覺這筆錢用於「粘補」燈具,似乎稍多了些,其中似有弊端,遂硃批詢問:此燈不過是小小粘補修理,怎至於用銀如此之多? 工部勾結內務府,在皇家工程中濫支濫報,已經成了慣例,多支個百十兩銀子,工部自己都沒有當回事。工部官員不知年輕皇帝的厲害,只含糊其詞地回奏說這是預支銀,將來按實用金額再行報銷,餘下的銀兩自會交回。他們的如意算盤是皇帝日理萬機,此刻支吾過去,第二天皇帝就會忘了。豈料乾隆登基以來,日夜提防的就是臣下的欺騙,他說:「萬幾待理,而甘受人欺,弊將百出。」更何況工部欺騙得如此明目張胆。他下旨說,凡有工程,都是先估後領,並不交還,查遍工部檔案,歷來也沒有交還余錢的記錄。「該堂官等竟以朕為不諳事務,任意飾詞朦混,甚屬乖謬。」 一番話說得工部官員啞口無言,就為太廟一燈幾百兩銀子的小事,乾隆小題大做,殺一儆百,整個工部衙門全堂都被降罪。尚書來保、趙殿最,侍郎阿克敦、韓光基等或遭降級,或被調用,最輕的也受到罰俸處理。此事一出,滿朝大臣都震悚一時,對年輕皇帝刮目相看。 乾隆皇帝的智商、情商都是尋常帝王所難及。那些讓其他統治者看起來頭暈眼花的官場詭計,根本逃不過他的法眼,更何況他越來越心存警惕。 乾隆初登基時,因為他人彈劾,以「因循不振,不求進取,屢誡不改」,罷黜了原工部尚書魏廷珍。這事過去幾年之後,皇帝因事召見大理寺卿陶正靖,談完正事,又問他最近朝政有沒有什麼不當之處,陶正靖遂做出一副仗義執言的直臣姿態,說他要為魏廷珍鳴冤抱屈。因為魏廷珍為人清正,沒有大過,丟官罷職,處理不當。陶氏所舉數條理由都十分光明正大,皇帝當即首肯,表揚了陶正靖的直言精神。 然而回過頭來,皇帝就開始琢磨陶正靖的動機是否像他的表情那麼純正。他暗暗調查陶正靖與魏廷珍是不是科舉同年,或者同鄉。一番摸底,皇帝果然發現,魏廷珍與禮部尚書任蘭枝是同年進士,而陶正靖正是任蘭枝的門生。皇帝由此認定,一定是任蘭枝為了袒護同年,指使門生代為奏請。於是任蘭枝被革職,陶正靖被降級。(《清史稿·魏廷珍、任蘭枝傳》)。 中國的官僚集團團結起來,曾經打垮了無數精明能幹的皇帝,因為一個人的智慧畢竟敵不過眾多人精兒的相互勾結,朋比為奸。不過乾隆卻有能力拆穿他們打的一個又一個馬虎眼。有一次,一個大臣在奏摺中寫到,他秘密查訪,發現了地方上的一樁民間宗教案件,正要寫摺子報告皇上時,布政使和按察使也恰好向他彙報了此事,與他所了解的情況一樣:「正在繕疏間,據兩司道府揭報前來,與臣所訪無異」。 讀到此處,乾隆會心一笑。這就是地方大吏的「會做人」之處,也是他們「取巧欺君」之處。如果單單報告這件壞事,這位官員固然是立了功了,不過同為大吏的同省布政使和按察使卻有了失職失察的嫌疑。這位大員筆頭一轉,這樣一提,既保住了自己首先發現的「頭功」,又為布政使和按察使推卸了失察的責任,何其工巧,又何其隱蔽!乾隆揮筆在奏摺上「點」了這位大員一下:真有這種巧事嗎?怎麼回回都發生在你這裡? 剛剛登上皇位時,乾隆確實曾經相信「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的處事原則。他以為這些孔孟之書熏陶出來的官員們都和他一樣,願意為建設王朝的萬世太平而獻出自己的一切。隨著時間的推移,他發現事情不是他的想像。事實上,官僚們不但是他的政治工具,更是他的政治天敵。官僚體系本來是皇帝設立的,但它一旦運轉起來後,就成了一個難以控制的龐然大物。他們的利益關切與皇帝並不完全重合。皇帝關心的是天下長治久安,一家一姓的統治永遠不變;官員們更關心的是如何占皇帝的便宜,為自己和親人朋友撈取最大好處。官僚們最擅長把個人利益偽裝於國家利益之中,刻意把經念歪。基於利益最大化的原理,他們還會官官相護,相互通風報信,十分默契地協調行動。如果皇帝沒有能力控制局面,那麼在他們的集體努力下,國家政治很快會陷入腐敗的泥淖。 而清代官僚體系的問題更為嚴重。清代的官員已經沒有唐宋時代的清風逸氣。經過元代蒙古人的高壓,明代太祖皇帝的挫辱,清代開國過程中的屠殺,中國官僚集團的素質已經大幅退化,他們整體上放棄了社會理想,蛻變成了只知功名俸祿的「打工者」和唯利是趨的「奴才」。父祖遺留下來的這些官員們,幾乎所有行為的基本出發點都是自私的。他們於事毫無定見,只知做表面文章,迎合討好皇帝。乾隆皇帝的政治原則是寬嚴相濟,然而到了官員那裡,則變成了要麼寬要麼嚴,毫無原則,很顯然,他們對帝國沒有絲毫的責任心。 雖然儒家學說認為人性善,乾隆卻漸漸認定了「官性惡」。慢慢的,他對大臣們的態度,從推心置腹,變成了智力鬥爭。他越來越不憚以最大的惡意來推測他們的動機,對於他們的每一個字,第一反應就是從各個角度推測其中是否包含私心雜念。讓他失望的是,他所推測者,往往奇中。幾次交鋒之後,皇帝的精明就給官員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於有的官員對他作出了「自古人主患不明,惟皇上患明之太過。自古人主患不斷,惟皇上患斷之太速」的評價。 隨著時間的推移,乾隆很快掌握了駕馭清帝國這艘航船的高難技巧。剛剛握住舵把時的謹小慎微、提心弔膽很快就成為過去。他對大臣們越來越了解,對自己越來越自信。他發現,官僚們具有深刻的奴性,集體性格是「蹬鼻子上臉」,「給臉不要臉」。你對他們越寬縱禮貌,他們對你就越不客氣。從風霜嚴肅的雍正時期跨入寬大溫和的乾隆時代,一開始官僚集團確實曾經如沐春風,感激涕零,可是一轉臉,他們就開始故態復萌。康熙晚年的荒怠氣象迅速出現在國家政治之中。乾隆發現,只有把這些飽讀詩書的「大人先生」們準確定位為奴才,並且用管理奴才的方式來管理他們,問題才能迎刃而解。乾隆此時才真正明白了父皇雍正為什麼要那麼酷烈苛刻不留情面地對大臣們。他總結經驗教訓說:「執用兩中(中庸之道),必隨時消息,當臨御之初,因人命攸關,實切切不忍,寧失之寬。今閱歷既久,灼見事理,若一味姑息縱舍,則失之懦弱,裁度因時,方得權衡不爽。」 六 隨著時間的推移,皇帝對鄂爾泰和張廷玉兩位老臣的尊重中也加入了提防。因為他發現,這二人正在成為兩大朋黨的首領。 「朋黨」是專制政治的毒瘤。所謂朋黨,也就是官僚集團分裂成不同的山頭,展開內鬥。同一個集團的人,相互幫助,相互提攜,對自己的對立面,則會不擇手段,進行陰謀暗算,傾陷攻擊。雙方表面上握手言歡,桌子底下卻使絆子下死手。朋黨對專制政治的危害是十分嚴重的。一旦形成朋黨,官員們就會置國家前途命運於不顧,沉迷於相互撕咬,連皇帝也制止不了。這會使統治集團力量大量無謂消耗,皇帝的意志無法貫徹,政治機器高速空轉,最終導致國事一團亂麻。宋朝和明朝,敗亡的主要原因就是由此。 能人之間總是難於相能。鄂爾泰與張廷玉二人地位相當,性格不同,凡事都不肯居於對方之下。科名早、資歷深的張廷玉有點看不起後來居上的火箭式幹部鄂爾泰,性格倨傲、排序又居張廷玉之前的鄂爾泰也不買張的賬,因此二人關係十分冷淡,「同事十餘年,往往竟日不交一語」。這種狀況,正是開啟朋黨政治的最佳條件。雖然鄂張二人並無植黨的企圖,大臣們卻各懷揣度攀附之意,滿族大臣逐漸開始投奔鄂氏門下以求提拔,漢族大臣漸漸聚集在張氏之門互通聲氣。朋黨之雛形,漸漸出現。雍正皇帝一生以打擊朋黨為務,他一生打掉了諸王黨、年羹堯黨、隆科多黨,沒想到晚年卻在自己眼皮底下培育了鄂、張兩黨的苗頭。這正是專制政治的自我嘲諷之一例。 所謂「擒賊先擒王」,要打擊朋黨,必須從打擊朋黨的領袖入手。就如同如果要阻止珍珠的形成,就必須從貝殼中取出那粒沙子。只有讓大臣們認識到他們所依靠攀附的人物靠不住,朋黨才能不攻自散。乾隆五年開始,皇帝不斷地打擊鄂爾泰。因為鄂氏其人性格傲慢,行事張揚,結黨營私,常常被皇帝抓到把柄。皇帝多次降旨,指出鄂爾泰假公濟私之實跡,下令「嚴行申飭」。鄂氏黨羽被抓入大牢後,皇帝甚至說出「鄂爾泰應該自思:朕從前能用你,今日能寬你,難道將來獨不能重治你的罪么」這樣的重話。好在鄂爾泰福大命大,於乾隆十年幸運地病死了,總算基本上保全了名節,成了歷史上為數不多的得了善終的名臣。 在打擊鄂爾泰的同時,皇帝其實一刻也沒有放鬆對張廷玉的觀察和挑剔。幸虧張廷玉平時對於朋黨嫌疑懍如臨淵。作為官場中人,人際往來誰也無法避免,特別是作為相國,他的家是京城人際交往的核心。但張廷玉絕不輕易幫人說話,也絕不輕易介入人事糾紛,而是聽從花開花落。他的名言是:「予在仕途久,每見升遷罷斥,眾必驚相告曰:此中必有緣故。余笑曰:天下事,安得有許多緣故。」他從政原則是事不關己,則謹守本分絕不發言。有人因此指責他說:「如張文和(張廷玉)之察弊,亦中人之才所易及。乃畫喏坐嘯,目擊狐鼠之橫行,而噤不一語。」連乾隆皇帝都說他過於謙抑,說「張廷玉則善自謹而近於懦者」。在與鄂爾泰的鬥爭中,他始終處於下風,也始終不爭不怒,打太極拳。正因為如此謹慎,所以在鄂爾泰連連受到指責和處理時,他卻安然無恙。 然而,鄂爾泰死後,皇帝的注意力必然完全集中到他身上。樹欲靜而風不止,雖然他不想成為朋黨領袖,但是身處如此高位,想不被攀附是不可能的。主動要投靠他的人如蠅之附,驅而不走。同時,身處官僚政治的利益場中,他再擺出一副正大至公的神態,也無法完全掩飾自己手中巨大權力的偏向。幾十年間,他私下辦的事,偷偷送出的好處也車載斗量,雖然手腕高明,畢竟不能完全沒有形跡。所以,雖然皇帝的雷霆一直沒有落下,張廷玉的心卻無時不處於緊張之中。他知道,統治者是從來不講什麼恩義的,雖然自己給乾隆的父祖賣了幾十年的命,但如果政治需要,皇帝打擊起自己來並不會手軟。 七 張廷玉感覺,自己退出政治舞台的時間到了。 在乾隆即位之初,張廷玉確實是大清帝國不可或缺的政治元老。他頭腦中裝著大清帝國官僚體系中每一個零件的說明書和使用記錄。那個時候的乾隆一天也離不開他。不過,乾隆七年以後,皇帝對他的倚重卻越來越少了,不再事事向他諮詢。皇帝已經不再那麼需要這樣一個活檔案。雄心熾烈的皇帝急於進取,而張氏「穩重和平」、「八面玲瓏」的個性已經不太適合一個大刀闊斧,除舊布新的時代。 乾隆十年,鄂爾泰去世,皇帝起用三十多歲的訥親為軍機大臣。訥親是青年權貴,初獲任用,就位列於張廷玉之前,成為首席軍機大臣,這讓張廷玉心中不能不有些不舒服。乾隆十一年十月,皇帝又命:「大學士張廷玉服官數十年。今年逾古稀,每日晨興赴闕,未免過勞,朕心軫念。嗣後可仿此意,不必向早入朝。」這實際上是宣布,張廷玉不再參與核心機密,訥親獨自面承聖旨。很顯然,張廷玉在大清朝廷中的實際地位大大降低了。 皇帝的這個決定不是沒有理由。自然規律是不能抗拒的,雖然一直以精力充沛著稱,但從乾隆三年起,張廷玉已明顯感覺自己有些老了。乾隆三年他在給乾隆請辭兼攝吏部的奏摺中說:「今犬馬之齒六十有七,自覺精神思慮迥不如前,事多遺忘,食眠漸少。」不但眼睛花得看文件越來越吃力,寫字時手也開始打顫。年齡的增長使他在政治鋼絲上走得越來越費力了。乾隆十一年,他的長子內閣學士張若靄病故,這對他又是一個意外的打擊。白髮人送黑髮人,他倍覺傷悼,身體一下子大不如前。各種老年性疾病,慢慢都找了上來。這種身體狀況顯然已經不適於承擔帝國政治中樞的繁重工作了。 在這種情形下,皇帝對朋黨政治的不斷公開打擊,就如同在自己頭上懸起了一把沉重的達摩克利斯劍,隨時有可能落下來,讓一輩子沒有犯過錯誤的他陷於大戾。一是自己門下任何一個官員出了事,都有可能把自己牽扯進去。二是人一老,就容易糊塗,不知道會出什麼差錯,令自己晚節不保。 臣術中最重要的一條,是及時「抽身退步」,獲得平安降落。如果做不到這一條,那麼其他方面再成功,也不過是一場春秋大夢而已。歷史上有多少大臣,慾壑難填,戀棧難捨,最終大禍臨頭,不是身首異處,就是身陷囹圄。張廷玉希望自己不犯這樣的錯誤。退休的念頭越來越強烈地出現在張廷玉心中。給自己的一生畫上一個圓滿的句號,是他餘生最大的願望。 八 乾隆十三年正月,張廷玉進宮出席皇帝為近臣舉行的一次新年宴會,宴會後得到一次與皇帝私下談話的機會。乾隆十一年以後,這樣的機會越來越少了。機不可失,他趁皇帝情緒不錯,提出自己「年近八旬,請得榮歸故里」。 張廷玉認為,皇帝會順利批准他的這個請求。也許皇帝早就盼望著他主動讓位,好用來安排年輕人。 沒想到,皇帝拒絕了他。乾隆從來沒有想到一貫勤勤懇懇的張廷玉會提出退休的要求。雖然張廷玉已經不能承擔繁巨,但畢竟他政治經驗之豐富無人能比,在朝中作為顧問,對大清政治不無裨益。聽完張廷玉的請求後,皇帝回答說:「卿受兩朝厚恩,並且奉了皇考的遺命,將來要配享太廟的。豈有從祀元臣,歸田終老之理?」就是說,你死後享受配享太廟,和皇帝一起吃冷豬肉的最高榮譽,生前怎麼能貪圖逸樂? 太廟者,皇帝的家廟也,除了皇族,再就是被皇帝特批的功高蓋世、純無瑕疵的名臣,才能「配享」。一旦得到「配享」之榮,必然永載史冊。因此,獲得這項殊榮的人就應該死而後已,為國家貢獻出全部力量。 素來縝密的張廷玉對皇帝的這個問題已有所準備。他叩了一個頭,引經據典回答說,七十懸車,古今通義。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只有及時退步,才能保此身榮。況且宋明兩朝也有享受配享榮譽的大臣,退休回家的,比如明太祖就允許劉基回了老家。 沒想到,這句話令皇帝的目光一下子冷了起來。 張廷玉的話令素性多疑的皇帝心中十分不悅。明初名臣劉基退休歸里,是朱元璋猜忌功臣的結果。據說,劉基後來就是被擔心功臣造反的朱元璋秘密殺害的。 皇帝敏感地認為,張廷玉要求退休,是因為在朝中受了冷落,所以心生不滿。同時也說明張氏對自己的忠誠度和個人感情,遠不及對雍正皇帝。正是因為把自己當成朱元璋那樣的刻薄寡恩之主,擔心會在乾隆朝落得「不測之局」,所以才要抽身退步,離皇帝而去。 這讓皇帝很不痛快。天生好辯的乾隆開始拿大道理壓人: 劉基並非主動求退,而是被明太祖罷斥回鄉。為人臣者,當法始終如一的藎臣。比如諸葛亮,就為皇帝效忠一生,這才是大臣的最高境界。 張廷玉奏對之際,總是思維敏捷。他立刻說,諸葛亮遇到了戰爭時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也是不得已。自己則幸遇到太平明主,不可同日而語。希望在太平時代,能享受到林下之樂。 張廷玉一貫溫文爾雅,惜言如金,今日這樣堅持己見,引經據典,讓乾隆覺得十分意外,也一下把他的辯興提起來了。乾隆又犀利地說,真正忠君之大臣,不論什麼境遇,都會一心不變。比如皋夔、稷契得遇盛世賢君,龍逢、比干則遭逢亂世暴君,處境不同,然忠誠之心相同。 張廷玉立刻聽出了乾隆的弦外之音,這不分明是說自己不夠忠誠嗎?皇帝出言如此之重,他不敢再接話茬兒了,於是「免冠叩首」,「嗚咽不能自勝」。 乾隆看他這個樣子,也不忍心再說什麼了。招呼小太監:「把張先生扶出去休息吧。」 九 乾隆皇帝與雍正皇帝的性格頗為不同,對張廷玉的觀感也大為不同。 雍正皇帝為人雖然陰鷙多謀,但是性格中卻有天真淋漓的一面,經常有衝動急躁之舉,與周密細緻耐性極好的張廷玉性格互補,因此君臣相得之感極強。他對張廷玉,不僅有才華上的利用,還有性格及人格上的欣賞,在他看來,張廷玉算得上是歷史上少有的忠心赤膽的純臣。所以,他在遺囑中給了張廷玉以有清一代漢族大臣從來沒有得到過的殊榮: 大學士張廷玉器量純全,抒誠供職……其功甚巨。大學士鄂爾泰志秉忠貞,才優經濟?……洵為不世出之名臣。此二人者,朕可保其始終不渝。將來二臣著配享太廟,以昭恩禮。 這是雍正對張廷玉情誼深厚的最好證明。 然而乾隆皇帝對張廷玉的印象與雍正相當不同。俗話說惺惺相惜,但精明人有時最排斥的就是和自己差不多精明的人。乾隆和張廷玉一樣,都是極為世故的玲瓏多竅之人。所以對於張廷玉,乾隆一眼就看出了他身上的「巧」和「滑」。 在清代帝王中,乾隆是對滿漢之分看得很重的一個。在他看來,滿族大臣雖然身上會有種種缺點,但是畢竟「純樸正直」,與皇帝一心一德,為主子死心塌地。而漢族人則心眼太多,居心巧偽,「習尚澆漓」,他們太會做官,太會做人。凡事都從自己出發考慮問題,總是把個人利益置於君主和國家利益之前,因此讓人不能完全放心。張廷玉就是一個典型代表。 張廷玉的應對進退,表面上淡泊大公,背後卻心機極深。他雖然勤勉盡責,功勞不小,但一舉一動,一言一行,畢竟是出於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慮,只不過這種動機被極高的手腕消弭得無形無色而已,因此算不上「純臣」。主動向皇帝請求退休這件事,就再分明不過地說明了這一點。 就像對父親的許多做法都不以為然一樣,對於父親給張廷玉如此高的政治榮譽,乾隆一直有些不舒服。乾隆表面上對父親的每一項遺命都奉之必謹,因此對鄂張二人刻意加以尊重,但是兒子和父親常存在著一種莫名其妙的競爭心理,父親在遺囑中公然為張廷玉背書「可保其始終不渝」,而在下意識里,乾隆一直在抓張廷玉的小辮子,以向父親的在天之靈證明:您老人家看走眼了。 十 張廷玉沒想到自己的請求遭到了皇帝如此明確的拒絕。他更沒想到的是,皇帝不僅僅當面拒絕了他,還在第二天,將君臣間的這一番爭論公佈於天下。 乾隆為人極其好勝。張廷玉一哭,讓皇帝準備好的滔滔辯詞卡在喉嚨,不吐不快。第二天,他遂降下長篇諭旨,向全體大臣詳細講述了此事,並將這件事提到了「臣節」的高度。 皇帝說,作為得到了配享榮譽的大臣,自然應該為國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不應該有任何私心雜念。如果把做官作為獲得個人利益的工具,時勢對自己有利,就全力營求,時勢不利於自己,就主動求去,以保榮避禍,這就是典型的巧宦行為,而不是純臣心術。 乾隆暗指張廷玉對自己感情不深:「日日同堂共處的朋友,一旦遠離,尚有不忍,何況君臣的情誼這麼多年,更應該不忍離去。張廷玉精采不衰,應務周敏,不減少壯,如果一心想以泉石徜徉為樂,怎麼對得起諸葛亮鞠躬盡瘁之訓耶!」 在這篇諭旨的最後,乾隆把這件事提到了君臣大義的高度: 「如果卿恐怕有人議論你戀棧,因有此奏,還可以理解。如果說人臣事君之義,就當如此,則大不可。……為人臣者,斷不可存此心。 如果預以此存心,必將漠視一切。於君臣之際,泛泛如秦越人之相視,年至則奉身以退耳!誰復出力為國家圖庶務者?此所繫於國體官方人心世道者甚大。」 這篇上諭,含量非輕。張廷玉萬萬沒想到,自己為愛新覺羅家族祖孫三代服務五十年,換來的是這樣一個評價。 十一 受到如此嚴厲批評,張廷玉心驚膽戰,只好打點精神,繼續到朝中點卯。不久之後,就遇到了開頭提到的乾隆十三年的政治風暴。 在乾隆十三年的政治風暴中,張廷玉只不過是被狂怒的皇帝揮舞的權力之棒不小心颳了一下。比張廷玉倒楣的人多得是。 乾隆十三年是皇帝政治生涯中最不順遂的年頭。在人生所有重大事件中,配偶的去世對人的打擊是最大的,何況乾隆和孝賢皇后富察氏恩愛無匹,伉儷情深。孝賢皇后的去世,讓皇帝悲痛欲絕。 誰也沒有料到皇后的葬禮會演變成一場全國官場的災難。皇后去世一個月後,皇帝閱看翰林院所制的皇后冊文,發現滿文譯文中將「皇妣」一詞不小心譯成了「先太后」,這一小小過失讓皇帝勃然大怒,命令把管理翰林院的刑部尚書阿克敦斬監候,秋後處決。消息傳出,全國官員都大驚失色。 然而大家的震驚剛剛開了個頭。喪偶悲痛中的皇帝事事橫挑鼻子豎挑眼。五月間,因為皇帝認為皇后的冊寶製造得不夠精良,「甚屬粗陋」,配不上皇后的尊貴,把工部全堂問罪。又因為祭禮所用的桌子不夠乾淨,把光祿寺主要官員一律降職。因為冊謚皇后時禮儀出現小小紕漏,禮部尚書也被降級。 事情到此遠遠沒有停止。清制辮髮,十天半月就要剃一次頭。按滿族舊習,帝後之喪,官員們在一百天內不能剃髮,以表示自己專心悲痛,顧不上收拾自己的儀錶。不過,這只是一種不成文的風俗,大清會典中並無記載,開國日久,漢官甚至一些滿族官員對此已不甚清楚。十多年前,雍正皇帝去世時,許多官員並沒有遵照舊習,百日內已經剃髮,朝廷並沒有追究責任。因此,皇后之喪中,許多人都剃了頭。皇帝發現之後,大動肝火,認為這是官員們對已故皇后「大不敬」,心中無哀痛之情。一品大員,江南河道總督周學健和湖廣總督塞楞額因此被賜令自盡,湖南巡撫、湖北巡撫因此革職。 和這些人比起來,張廷玉所受的處分實在是極為輕微,不值一提。然而,張廷玉卻從中看到了巨大的不祥。 從表面上看,這是一個鰥夫因為喪偶而導致的心理失常事件。皇帝在極度悲痛中,無法控制自己,不加節制地釋放自己內心的狂暴和仇恨,才造成了這樣的局面。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這場風暴實際上也是皇帝對官僚集團壓抑多年的整體不滿的一次總暴發。即位十三年來,皇帝對官僚集團的判斷越來越悲觀,敵意越來越強烈。他一直試圖警告官僚集團不要引發他的雷霆之怒:「若視朕之寬而一任屬員欺矇,百弊叢生,激朕將來不得不嚴之勢,恐非汝等大員及天下臣民之福。」「姑容於此日者,朕必綜核於將來。」乾隆早就蘊醞著對官僚機器來一次大震動,讓他們從渾渾噩噩中清醒過來,認清他並非一個懦弱可欺的庸主。今天,這個「算總賬」的日子終於來了。 從乾隆十三年的官場風暴開始,乾隆對大臣的態度從開始的「以禮待之」漸漸變成了頤指氣使,呼來喝去,動輒痛罵訓斥,任意挫辱。「乾隆十三十四年間,為高宗生平的第一變,由寅畏小心,一切務從寬大而一變為生殺予奪,逞情而為。」「彬彬有禮」的面紗從此被撕去,「君使臣以禮」這一詞條在乾隆的政治詞典中被刪掉。儒家理想中對人格的相互尊重完全消失,乾隆朝的君臣關係,從此變成了刁鑽刻薄的主子與屏息而侍的奴才間的關係,或者說嚴厲的班主任與小學生的關係。下面的小學生稍有小動作,額頭上就會遭到老師的粉筆頭。誅殺和折磨大臣,越來越成為乾隆發泄自己不良情緒的主要渠道。 只有對張廷玉,他還竭力維持著表面上的最後一絲禮貌。不過,乾隆十三年的兩次處分已經使張廷玉嚇破了膽。這兩次處分對別人來講,可能不算什麼,但是對做了四十多年官保持著未犯過一次錯誤紀錄的張廷玉來說,精神打擊卻分外沉重。他明白乾隆朝的官是一天難做於一天了,一旦開了頭,更大的打擊會隨時到來。因此日夜提心,時時吊膽,健康大減,老態更增。年近八旬的他牙齒掉得差不多了,老年斑已經遍布面頰。沒有人攙扶,已經無法長距離走路了。 張廷玉的身體變化,乾隆當然看在眼裡。他發現張廷玉這一年老得太快了,思維明顯不如以前清楚,說話有時也顛三倒四。乾隆皇帝看著張廷玉從警敏周密、精力超人的中年能臣變成眼前這個老態龍鍾,幾近廢物的老臣,心中也不免感嘆歲月無情。乾隆十四年十一月,在一次君臣談話中,皇帝關心地問起張廷玉的身體。張廷玉趁這個機會,詳細陳說衰疲之狀,再次試探著提出了退休。 乾隆沉吟了一下,說,我再想想,你先退下吧。 惻隱之心使皇帝破例改變了以前的決定。這個張廷玉,固然為人有取巧的一面,但是四十多年勤奮敬業始終如一,為愛新覺羅家的家業如此不惜心血,在史上也確實罕見。如今春蠶絲盡,不如放他歸去享幾年清福吧。於是皇帝發布諭旨:「(張廷玉)乃自今年秋冬以來,精采矍鑠視前大減,蓋人至高年,閱歲經時,輒非曩比。每召見之頃,細加體察,良用惻然。……強留轉似不情,而去之一字實又不忍出諸口」,因為「座右鼎彝古器,尚欲久陳幾席,何況廟堂元老,誼切股肱?」皇帝派人把這道諭旨送到張府,說是否真要退休,聽他自行抉擇。 這道諭旨典型地體現了乾隆的風格,即把所有的道理都把握在自己手中,讓自己處於永遠正確的進退如意之地,而置他人於極難應對的地步。文字中他既表現了對張廷玉身體的關心,又說「去之一字實又不忍出諸口」,表明了皇帝對臣子依依不捨。他想考驗一下張廷玉如何回復。 按乾隆的設想,老練過人的張廷玉接到這道諭旨之後,應該善加揣摸,寫上一道奏摺,一方面詳述自己確實老病,難於支持,另一方面又深切表達自己犬馬般依戀主人的心情,說自己也實在不忍離開皇帝,雖然身體衰弱如此,也決心守在皇帝身邊,直至死去。 如果這樣,乾隆就可以再發諭旨,說他讀了張的奏摺,十分感動,張的忠心可為天下人臣之表,而皇帝關心有功老臣,特命張榮歸故里,享泉林之樂。這樣,君臣一場,彼此應對都十分精彩漂亮,足以為天下後世所法。載入史冊,也是一段佳話。 怎奈張廷玉太老了,已經不復當年的精明。他見到皇帝的諭旨,以為皇帝已經默許了他的請求,大喜過望,當即上奏謝恩,說準備明年春天啟程。 看到張廷玉的回復,皇帝嘆了一口氣。這老頭是老糊塗了,還是對自己真的沒有一點感情?不過皇帝還是表現出難得的寬容和善意。畢竟,大清江山這麼多年的安定發展,裡面有他的綿綿心力。他想與張廷玉有始有終。因此,皇帝優詔褒獎了張廷玉,賜給他許多珍寶器物,准許他以「原官致仕」。在上諭中,皇帝還充滿感情地期待十年以後,「朕五十正壽,大學士亦將九十,輕舟北來,扶鳩入覲」,君臣重新見面敘舊。 十二 截止到這個時刻,張廷玉的一生可以說無可挑剔。享過榮華富貴,及時平安降落,死後名垂千古,這是幾千年來做大臣做到的最高境界。 可惜,人生往往就是那麼難於捉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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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朝第二大漢臣——張廷玉
張廷玉(1672-1755),字衡臣,號硯齋,安徽桐城人,清朝雍正年間的大學士,兼任軍機大臣,權位之重,一時無人出其右。
張廷玉身居高位達數十年之久,兢兢業業,思維嚴謹、頭腦清晰、文思快捷,是一個極其優秀的高級秘書。每當草擬聖旨時,當朝皇上坐在龍椅上口述旨意,張廷玉在一旁提筆記錄,話到筆到。皇上話音剛落,張廷玉就能呈上剛才皇上所傳達的御旨全文。而且遣詞準確,條款清楚、意完神足,皇上可以不加一個字的改動,直接將御旨下發給軍機處。因此,張廷玉深得三代皇上的寵信,尤其是立志改革,勤勉政事的雍正,簡直一刻也離不開他。
張廷玉身為御前重臣,兼管戶部、吏部、翰林院,又擔任國史館和其他好幾個修書館的總裁官,職務繁多,工作忙碌,卻又是皇上離不開的筆杆子,整天忙得腳不沾地。據他自己說,雍正經常召見他,一天召見二、三次,習以為常。尤其是西北用兵以後,「遵奉密諭,籌畫經理,羽書四齣,刻不容緩」。有時從皇上接見的內廷出來,來到朝房辦公,而下屬官吏們請求指示的常達幾十上百人。為節省時間,他經常坐在轎中批覽文書,處決事務。傍晚回到家中,仍然「燃雙燭以完本日未竟之事,並辦次日應辦之事,盛暑之夜亦必至二鼓始就寢,或從枕上思及某事某稿未妥,即披衣起,親自改正,於黎明時付書記繕錄以進。」
雍正八年,設立軍機處,由張廷玉負責制定軍機處的規章,可見張廷玉在雍正朝備受重用。據說有一次張廷玉生病,數日不得料理政事,雍正得知後十分焦急,對近侍說:「朕連日臂痛,汝等知之乎?……大學士張廷玉患病,非朕臂痛而何?」八年(1730),賞銀20000兩,張廷玉辭謝,雍正講:「汝非大臣中第一宣力者乎!」不許他推辭。當雍正身體不舒服時,凡有密旨,悉交張廷玉承領,事後雍正說:「彼時在朝臣中只此一人。」還賜給張廷玉春聯一副:「天恩春灝盪,文治日光華」。後來張家年年用這副春聯作門聯。
張廷玉任職年久,長期處機要之地,卻始終保持清、忠、和、厚的品質,雍正性猜忌,但獨獨相信張廷玉,可見對張廷玉人品信任之深。在雍正年間,他雖然「最承寵眷」,但持身嚴謹,凡是別人饋送之禮,價值超過百金則嚴詞拒絕。康雍乾三帝曾先後賜給張廷玉白銀近萬兩,他卻大多數將此銀兩或用於激勵士子發奮學習,或將其寄回家鄉購置公田以資助鄉里的窮困者和災民。康熙三十七年,桐城發生水災,張廷玉在其父張英的支持下在家鄉設立粥場賑濟災民。雍正十三年正月至乾隆二年六月間,張廷玉用雍正所賜白銀近五千兩在桐城東門外建石橋一座,大大方便了過往的商旅行人,從而得到鄉人的稱讚,此橋亦被人稱為「良弼橋」。乾隆五年二月,張廷玉聞知家鄉桐城一帶歉收,米價暴漲,便寄信回家,令家人捐谷一千石以救濟貧民。而張廷玉的平日生活檢朴,無聲色之嗜,一生遵循其父「讀不盡架上古書,卻要時時努力」的教誨,每日處理完公事歸家後便手持典籍,青燈古卷,獨處一室細心閱讀。
伴君如同伴虎,張廷玉長期在皇帝身邊服務,擔負的又是機要文字工作,深知言多必失的道理,因而處處小心謹慎,從來不多說一句話,。他對黃山谷說的「萬言萬當,不如一默」,極其傾倒,表示「終身誦之」。少說多做,既是他的為官之道,亦是他的立身之術。
張廷玉身為宰相,但是從不以權壓人,有這樣一件事情很耐人尋味,有一天在京城的張廷玉接到老家的來信,信上說,鄰居家裡正在蓋房子,擴建圍牆的時候侵佔了我們家的二尺地,請張廷玉為家裡人出頭。張廷玉立刻回了一信:「千里修書只為牆,讓他三尺又何妨?萬里長城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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