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南泉：俄羅斯經濟轉型20年

　　·編者按·

　　「需要的是一次徹底的改革」。前蘇聯試圖激活停滯的經濟。1987年3月，關於《國營企業法》的爭論，引發了廣泛共鳴。1990年5月24日，蘇聯部長會議主席雷日科夫在第三次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上作了《關於國家經濟狀況和向可調節市場經濟過渡的構想》的報告。

　　1991年3月，中國國家體改委國外經濟體制司委託任職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蘇聯東歐研究所的陸南泉組織有關研究人員翻譯了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四個文件，以《蘇聯向市場經濟過渡文件彙編》供國內跟蹤研究蘇聯經濟體制改革進程作參考。四個文件包括亞夫林斯基於1990年7月制訂的《400天——使蘇聯經濟加速轉向市場原則的構想》，蘇聯總統委員會成員、經濟學家沙塔林院士牽頭起草的《向市場經濟過渡——構想與綱領》，它們被稱為激進的方案。

　　1991年10月-1992年4月，陸南泉先生作為蘇聯(俄羅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訪問學者，考察正處於準備與起始階段的經濟改革。

　　實際上，陸南泉先生對俄羅斯的接觸與研究還要更早。1956年9月-1960年底，他赴蘇聯莫斯科財政學院（現俄羅斯聯邦財政大學）讀研究生，並於1960年獲蘇聯經濟學博士學位。

　　今年是俄羅斯經濟轉型20周年。陸南泉先生特別為《東方早報·上海經濟評論》撰文，解析這段對中國具有重要借鑒意義的歷程。這也有助於我們了解普京-梅德韋傑夫組合的戰略選擇以及俄羅斯的發展趨勢。

普京(左一)當選俄羅斯總統時，面臨葉利欽（左四）未能解決的嚴重社會經濟問題。

　　俄羅斯於1992年1月2日正式啟動向市場經濟轉型。至今，已過了20個年頭。研究俄羅斯經濟轉型的複雜性在於：一是俄羅斯作為蘇聯繼承國，它是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的發源地，實施這一體制時間最長。因此，俄羅斯經濟轉型任務最為艱巨，在轉型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極為複雜，轉型危機也十分嚴重；二是俄羅斯經濟轉型與國家制度變遷緊密聯繫在一起，是同一過程，這樣，經濟轉型過程中參與了很多複雜的政治因素。俄羅斯經濟轉型任務遠未完成。普京在2008年的一次講話（編註：2008年2月8日，普京卸任俄羅斯總統前在俄羅斯國務委員會擴大會議上講話，題為《關於俄羅斯到2020年的發展戰略》）中尖銳地指出：「俄羅斯經濟今天所面臨的問題主要就是效率極低。」普京還指出：「國家管理的一個主要問題依然是權力過分集中。」俄羅斯經濟轉型在繼續進行之中，還在不斷深化。

　　深入研究俄羅斯經濟轉型進程與出現的一些重要問題，對正處於深化改革的中國來說，是值得關注的。

　　一、從俄羅斯經濟體制轉型的歷史條件說起

　　研究俄羅斯經濟體制轉型，如果不去研究蘇聯解體時俄羅斯所面臨的是什麼樣的體制模式與經濟，不去研究蘇聯歷次改革緣何沒有從根本上觸動蘇聯20世紀二三十年代形成的高度集權的行政指令性計劃經濟體制，以及由此造成的嚴重經濟後果，那麼，對研究俄羅斯經濟轉軌就難以深入，亦往往得不出符合實際的結論。

　　作為蘇聯繼承國的俄羅斯，不僅繼承了蘇聯的大部分領土（佔蘇聯總面積的76.3%）、經濟實力（占不包括土地、森林和礦藏在內的國民財富的64%）、生產固定基金（佔63%）、社會總產值與工業產值（均佔60%）、科技力量（佔64%）與軍事力量（佔2/3），而且繼承了傳統的經濟體制與極其複雜與嚴峻的經濟問題。

　　斯大林之後的蘇聯歷次經濟體制改革都未取得成功，原因很多。如果從經濟角度來看，最為重要的共同性原因是不把建立市場經濟體制模式作為改革目標。如果從政治角度來看，蘇聯歷次經濟體制改革都沒有與政治體制改革結合起來，政治體製成為經濟體制改革的主要障礙。

　　到了戈爾巴喬夫執政（編註：1985年3月11日，戈爾巴喬夫接替契爾年科出任蘇共中央第一總書記。）的後期，經過激烈爭論，「到（20世紀）80年代末，俄羅斯的大多數政治力量和居民在必須進行自由化和向市場經濟過渡方面實際上已達成共識」。（俄羅斯Л.Я.科薩爾斯等著，石天等譯：《俄羅斯：轉型時期的經濟與社會》，經濟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頁。）俄羅斯人普遍認為：「人類還沒有創造出比市場經濟更為有效的東西」，「市場經濟是人類在經濟運行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不應把它拒之門外」，經濟體制改革不能停留在繼續尋找計劃與市場經濟的「最佳結合點」上，否則，「對傳統體制起不了治本的作用」，因此，「除了向市場經濟過渡，別無選擇」。但是，戈爾巴喬夫還未來得及實施以市場經濟模式為目標的改革，他就下台了。這樣，當俄羅斯獨立執政後才決定推行以市場經濟為目標的改革。

　　蘇聯時期歷次經濟改革的失敗，使其經濟日趨困難，經濟形勢十分嚴峻：長期實行落後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未能改變，導致經濟增長率遞減發展到危機；經濟結構嚴重畸形，比例嚴重失調；市場供應極度緊張，人民生活水平難以提高。

　　二、俄羅斯緣何最後選擇

　　「休克療法」式激進轉軌方式

　　關於這一問題在戈爾巴喬夫執政末期，即1990-1991年討論向市場經濟過渡時爭論已十分激烈，並提出了一些過渡方案。著名經濟學家、時任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經濟改革委員會主席的阿巴爾金院士，根據過去幾年經濟改革的經驗和其他國家改革的實踐，提出了經濟改革的構想，構想中提出了向市場經濟過渡的「漸進的」、「激進的」(後來被稱為「休克的」)和「適度激進的」三種方案。

　　時任俄羅斯財政部第一副部長的烏留卡耶夫認為，根據1991年底蘇聯解體時十分嚴峻的社會經濟情況，得出的結論是：「俄羅斯的經濟改革政策不是由改革家的理論思維確定的，而是由通貨膨脹危機（嚴重的宏觀經濟比例失調反映在公開的通貨膨脹加劇和所有商品市場嚴重短缺上）、支付危機（黃金外匯儲備嚴重短缺和國家貸款能力下降導致了被迫大量削減進口）和體制危機（各級國家權力機關喪失了調解資源配置能力）並發決定的，這些危機在外部表現為生產的急劇衰退。」因此，「在經濟和體制危機並發這種極為嚴重的情況下進行根本的經濟體制」，只能實行「由總統下令而不管蘇維埃的意見」的「激進改革。」（俄羅斯Л.Я.科薩爾斯等著，石天等譯：《俄羅斯：轉型時期的經濟與社會》，經濟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7頁）

　　實行激進的「休克療法」，其基本內容一般歸結為自由化、穩定化與私有化。俄羅斯在1992年初圍繞這「三化」推行的激進改革措施是：(1)俄羅斯實行「休克療法」最重要和最早出台的一項措施是，從1992年1月2日起，一次性大範圍地放開價格，結果有90％的零售商品和85％的工業品批發價格由市場供求關係決定。(2)實行嚴厲的雙緊政策，即緊縮財政與貨幣，以迅速達到無赤字預算、降低通脹率和穩定經濟的目的。緊縮財政的措施主要有，削減財政支出；提高稅收、增加財政收入，規定靠預算撥款支付的工資不實行與通脹率掛鉤的指數化。緊縮貨幣的主要措施是，嚴格控制貨幣發行量與信貸規模。(3)取消國家對外貿的壟斷，允許所有在俄羅斯境內註冊的經濟單位可以參與對外經濟活動，放開進出口貿易。(4)盧布在俄羅斯國內可以自由兌換，由原來的多種匯率過渡到雙重匯率制(在經常項目下實行統一浮動匯率制，在資本項目下實行個別固定匯率制)，逐步過渡到統一匯率制。(5)快速推行私有化政策。在1996年，私有化的企業和非國有經濟的產值分別佔俄羅斯企業總數與GDP的比重約為60%和70%。

　　1992年初，俄羅斯政府之所以最後決定實行「休克療法」式的激進改革，有些人認為，這主要是在政治上剛剛取得主導地位的民主派，為了在經濟轉型過程中取得西方的支持所決定的。還有人認為，這是民主派屈從於西方壓力的結果。實際上，當時以葉利欽（編註：俄羅斯聯邦首任總統，1999年底將權力移交給普京；2007年4月23日下午在莫斯科去世，享年76歲）、蓋達爾（編註：俄羅斯「休克療法」創始人、前代總理，2009年12月16日在莫斯科郊區因病去世，年僅53歲）為代表的俄羅斯民主派之所以選擇「休克療法」式的激進改革，主要是由當時俄羅斯的國內情況決定的。極其嚴峻的經濟形勢，是促使俄羅斯新執政者實行激進改革的一個最為直接的原因。蘇聯解體的1991年經濟狀況進一步惡化，國民收入下降11%、GDP下降13%、工業與農業生產分別下降2.8%和4.5%、石油和煤炭開採下降11%、生鐵下降17%、食品生產下降10%以上、糧食產量下降24%、國家收購量下降了34%、對外貿易額下降37%。1991年，國家預算赤字比計劃增加了5倍，佔GDP的20%。經濟狀況嚴重惡化，使得市場供應變得十分尖銳。1990年，在1200多種基本消費品中有95%以上的商品供應經常短缺，在211種食品中有188種不能自由買賣。在89個俄羅斯地區中，有60多個地區沒有糧食儲備和麵粉，都在「等米下鍋」。（參見俄羅斯A.B.烏留卡耶夫著，石天等譯：《期待危機：俄羅斯經濟改革的進程與矛盾》，經濟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8、20頁。）「社會局勢緊張到了極點，人們紛紛儲備唯恐食品完全匱乏。」（俄羅斯Л.Я.科薩爾斯等著，石天等譯：《俄羅斯：轉型時期的經濟與社會》，經濟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8頁。）1991年10月-1992年4月，筆者在蘇聯(俄羅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作為訪問學者考察當時正處於準備與起始階段的經濟改革，親眼目睹了這個時期蘇聯(俄羅斯)市場商品奇缺的狀況，它比人們想像的要嚴重得多，真是「空空如也」。

　　對新上任的俄羅斯領導人來說，面對如此緊張的社會經濟局勢，實行漸進改革已不大可能。正如俄學者指出的：「在俄羅斯(蘇聯)利用中國改革經驗，也許在這一經驗出現前的十幾年是可行的。因為當中國改革的經驗出現的時候(1970年代末)，俄羅斯的原社會經濟體制已經病入膏肓，無法醫治，與其說是需要醫生，不如說是需要挖墳者了。（A.B.烏留卡耶夫著，石天等譯：《期待危機：俄羅斯經濟改革與矛盾》，經濟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6頁。）

　　再從歷史邏輯來看，以葉利欽、蓋達爾為代表的民主派推行的激進改革，是承襲了戈爾巴喬夫下台前的1990-1991年所形成和提出的改革設想。

　　經過激烈的爭論與鬥爭，在1990年蘇聯先後提出了四個向市場經濟過渡的文件。（1991年3月，中國國家體改委國外經濟體制司委託特約研究員陸南泉組織有關研究人員翻譯了這四個文件，以《蘇聯向市場經濟過渡文件彙編》供國內跟蹤研究蘇聯經濟體制改革進程作參考。）其中包括由沙塔林院士牽頭起草的《向市場經濟過渡-構想與綱領》（通常稱之為沙塔林500天綱領），在此前，還有時任俄羅斯部長會議副主席、38歲的亞夫林斯基於1990年7月制訂的《400天——使蘇聯經濟加速轉向市場原則的構想》(聯盟政府的綱領)。

　　不論是400天綱領還是500天綱領，都是快速轉軌的計劃。這說明，在戈爾巴喬夫執政後期，蘇聯各政治派別不僅就經濟改革的市場目標達成了共識，並且快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主張也已佔主導地位。因此，葉利欽、蓋達爾執政後，從歷史邏輯上來說，推行激進改革是順理成章的事。

　　上述分析說明，1990年代初，俄羅斯實行激進改革是由特定的歷史條件決定的。

　　被俄稱為「私有化之父」的丘拜斯（編註：歷任副總理、「統一電力系統公司」總裁，現任俄羅斯納米公司總裁）指出，蓋達爾政府開始的改革，「不是別人強加給我們的，不是有人從外面命令我們做的。這是已經成熟了的、使人困擾已久的變革。是由整個俄羅斯的歷史進程所準備好了的變革。這是我們國家命運中不能避免的轉折」。（阿納托利·丘拜斯主編，喬木森等譯：《俄羅斯式的私有化》，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頁。）筆者認為，對俄羅斯採取激進轉型方式原因的分析，應該從當時俄羅斯諸多複雜的主客觀因素去探究，切忌簡單化。

　　一般說來，一個國家採用激進式的過渡往往是不得已而為之。它們或者是在多次採取措施仍無法控制通貨膨脹時，而被迫一次性放開價格；或者是在國內市場極其不平衡、赤字龐大、通脹失控、國家行政管理體系完全崩潰的條件下，通過政府有效地控制、逐步地實行價格改革已不可能，而不得不採用激進方式。而蘇東國家在發生劇變時正處於上述情況，因此，除匈牙利、羅馬尼亞外，大多數蘇東國家都先後選擇了激進的「休克療法」。採用哪種轉型方式取決於當時的具體國情。俄羅斯實行「休克療法」的轉型未取得成功，不等於波蘭也不成功。波蘭1990年實行「休克療法」之後，在較短的時間內度過了最困難的時期，並較快地出現了經濟的增長，1992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2.6%，1993年增長3.8%，1994年增長5.2%。通貨膨脹也得到了遏制，1992年通貨膨脹率為43%，1993年為32.2%，1994年為29.5%。這表明波蘭實行激進式過渡，較快地取得了成效。

　　以上的分析說明，不要對激進與漸進轉型方式絕對化地理解。拿中國改革來說，一般認為是漸進的典型，而吳敬璉教授在分析中國改革戰略問題時指出：「不能用『漸進論』概括中國的改革戰略。」他自問自答地說，「『漸進改革論』是否符合中國改革的實際？是否符合小平同志經濟體制改革的戰略思想？我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解釋說，「從中國改革的實際情況看，在國有經濟（包括有工商企業、國家銀行和國家財政）的範圍內，改革的確是漸進的，15年來基本上只做了一些小的修補，而沒有根本性變革。……直到1993年黨的十三屆三中全會以後，都沒有採取實際步驟對國有經濟進行全面改革。」「從1981年開始，中國改革在國有經濟領域中實際上是停頓了。」因此，「中國改革舉世公認的成就，並不是因為國有經濟採用了漸進改革的方法才取得的」。中國改革取得的成就主要是由於在「1980年秋到1982年秋短短兩年時間內，就實現了農村改革，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取代了人民公社三級所有制。1982年以後，鄉鎮企業大發展，進而帶動了城市非國有經濟的發展。加上搞了兩個特區和沿海對外開放政策，使中國一部分地區和國際市場對接，而且建立了一批『三資企業』。……一個農村改革，一個對外開放，構成了1980年以後中國改革的特點。1980-1984年所取得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與這一特點有關」。（吳敬璉等著：《漸進與激進--中國改革道路的選擇》，經濟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3頁。）而搞農村改革、特區和對外開放，其速度都是快的，也並不是時間拖得很長的漸進式改革。傑弗里·薩克斯（編註：Jeffrey Sachs，著名全球發展問題專家，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地球研究所所長，哈佛大學國際研究中心主任，前聯合國秘書長安南的高級顧問，被稱為「休克療法」之父）也說：「我並不認為中國的成功是漸進主義發揮了特別的作用，真正起作用的是開放農村、開放沿海地區、鼓勵勞動密集型生產、允許外資與技術的輸入，等等。一句話，允許足夠的經濟自由，從而最好地利用了中國的結構。」（吳敬璉等著：《漸進與激進——中國改革道路的選擇》，經濟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66頁。）

　　關於俄羅斯經濟轉軌過程中產生嚴重經濟轉軌危機的原因問題，有人僅僅歸咎於「休克療法」。筆者認為，葉利欽時期俄羅斯出現嚴重的經濟轉軌危機是各種因素作用的結果，因此，必須歷史地、全面地分析，切忌簡單化。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羅斯》一文（編註：發表於1999年12月30日。次日，葉利欽讓位普京）中，在回答這個問題時寫道：「目前我國經濟和社會所遇到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繼承了蘇聯式的經濟所付出的代價。要知道，在改革開始之前我們沒有其他經濟。我們不得不在完全不同的基礎上，而且有著笨重和畸形結構的體制中實施市場機制。這不能不對改革進程產生影響。」「我們不得不為蘇聯經濟體制所固有的過分依賴原料工業和國防工業而損害日用消費品生產的發展付出代價；我們不得不為輕視現代經濟的關鍵部門付出代價，如信息、電子和通信；我們不得不為不允許產品生產者的競爭付出代價，這妨礙了科學技術的進步，使俄羅斯經濟在國際市場喪失競爭力；我們不得不為限制甚至壓制企業和個人的創造性和進取精神付出代價。今天我們在飽嘗這幾十年的苦果，既有物質上的，也有精神上的苦果。」「蘇維埃政權沒有使國家繁榮，社會昌盛，人民自由。用意識形態化的方式搞經濟導致我國遠遠地落後於發達國家。無論承認這一點有多麼痛苦，但是我們將近70年都在一條死胡同里發展，這條道路偏離了人類文明的康庄大道」。與此同時，普京也寫道：「毫無疑問，改革中的某些缺點不是不可避免的。它們是我們自己的失誤和錯誤以及經驗不足造成的。」（《普京文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頁。）我認為普京從歷史與轉軌過程出現的失誤兩個方面分析俄轉型危機原因是符合實情的。

沙塔林·斯坦尼斯拉夫·謝爾蓋耶維奇

　　1990年為蘇聯總統委員會成員，「500天」經濟綱領的作者之一。「500天」經濟綱領分為採取緊急措施、開放價格和實行嚴格的財政限制、穩定市場、經濟開始增長四個階段。

尼古拉·伊萬諾維奇·雷日科夫

　　前蘇聯部長會議主席，1990年5月24日，在第三次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上作了《關於國家經濟狀況和向可調節市場經濟過渡的構想》的報告。

　　俄羅斯各個階段有其不同的經濟轉型任務與目標。

　　三、葉利欽時期解決制度變遷與確立市場經濟體制框架

　　葉利欽時期的轉型是與整個制度變遷同時進行的。就是說，當時俄羅斯新的執政者，通過政治與經濟體制的改革，要改掉在斯大林時期建立起來的、已失去發展動力和人們不再信任的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因此，當時俄羅斯需要確定十分明確的制度改革目標，即在政治上建立民主體制和在經濟上建立市場體制。

　　從經濟轉型來看，通過激進的改革方式，俄羅斯很快就衝垮了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模式。筆者認為，1996年形成了市場經濟體制的框架，主要表現在：

　　第一，通過私有化，打破了國家對經濟的壟斷，形成私營、個體、集體、合資、股份制與國有經濟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的多元化格局。俄羅斯的一些政要還認為，通過私有化較順利地實現了其政治目標：一是剷除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的經濟基礎，使經濟體制轉型朝向市場經濟體制模式變得不可逆轉；二是培育與形成一個廣泛的私有者與企業家階層，成為新社會制度的社會基礎的政治保證。1996年視為在俄羅斯形成市場經濟框架，其一個主要標誌是，1996年俄羅斯以轉讓國有資產為主要內容的大規模的產權私有化，已基本結束。私有化企業在俄羅斯企業總數中的比重與其生產的產值佔全俄GDP的比重分別約為60％與70%。

　　這裡應指出的是，在俄經濟轉型初期私有化政策也帶來了不少問題：

　　一是由於俄羅斯實行私有化首先考慮的是政治目的，因此，私有化是在丘拜斯為儘快實現摧垮社會主義經濟基礎這一主導思想下進行的。丘拜斯明確地說：「我們需要解決的一個問題是：凡是有助於使國家脫離共產主義，有助於在國內消除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和共產主義制度的基礎的東西，就應該能做多少，就做多少。」（《普京文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82頁。）從而俄羅斯私有化從指導思想與方法等方面，都存在嚴重失誤。例如，俄羅斯改革國營企業，採取強制的方法，人為地確定在每個時期要把國有經濟成分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下降到多少，等等；由於實行無償的證券私有化，產生的一個嚴重後果是，俄羅斯61%的新企業主曾經被列為黨、政府、企業的精英成員。就是說，私有化為原領導人和投機者大量侵吞國有資產大開方便之門。他們從事投機，大發橫財。

　　二是國有資產嚴重流失。這是蘇東國家經濟轉型中普遍存在的一個嚴重問題。

　　三是國有大中型工業企業私有化後，經濟效益沒有提高或者變化不明顯。一個重要的因素是，俄羅斯私有化儘管是打著科斯定理的旗號進行的，即國家財產一旦私有化，它最終會落入效率最高的生產者手中。而俄羅斯實際上沒有按科斯定理推行私有化。私有化打破了國家的壟斷，但在某些領域又出現私人壟斷和行業壟斷。這些大財團，控制某個行業是十分容易的事。壟斷不打破，就不能通過競爭達到提高效率的目的。

　　四是產生的社會問題甚多。主要有失業人數增加，經濟犯罪日益嚴重。

　　五是通過私有化也沒有達到大量增加預算收入的目的。曾一度任葉利欽時期總理的普里馬科夫指出：「從1992-1998年，預算從大量的、全面的私有化中僅僅得到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1%的收入。其餘所有的全落入人數很少的所謂『寡頭』集團腰包。」（葉夫根尼·普里馬科夫著，高增訓等譯：《臨危受命》，東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183、33頁。）

　　六是國家政權的「寡頭化」。這是在1992-1998年與葉利欽一道共事的總統助理們寫的一本書中提出的看法。他們毫不隱諱1996年總統大選後，俄羅斯國家處在「寡頭化」時期。（格·薩塔羅夫等著，高增訓等譯：《葉利欽時代》，東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916頁。）因此，在談到私有化的後果時，不能不涉及到金融寡頭的問題。

　　第二，按西方國家模式，構建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宏觀調控體制。

　　在銀行體制方面，俄羅斯建立了以中央銀行為主體、商業銀行與多種金融機構並存的二級銀行體制。通過立法，明確了中央銀行的獨立地位，實行利率市場化。

　　在財稅體制方面，俄羅斯通過改革使國家財政向社會共同財政轉化，縮小財政範圍。財政職能轉變的重點是兩個：一是財政作為政府行為不再直接干預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主要是解決市場不能滿足的一些社會公共需要；二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調控宏觀經濟的方式由以直接行政方法為主轉向間接經濟方法為主，因此，要強化財政對宏觀經濟的調控作用。通過實行分稅制，在聯邦預算中建立轉移支付項目。聯邦、聯邦主體和地方三級稅收體制基本上已建立。

　　在外匯管理方面，由一開始實行的自由化轉向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第三，確立了社會保障體制改革的方向。俄羅斯在這一領域的改革是朝以下方向進行的：一是逐步放棄國家包攬一切的做法，實現社會保障的資金來源多元化；二是在處理社會公平與效率的相互關係問題上，重點由過去的公平而忽視效率轉向效率兼顧公平。

　　第四，在建設經濟法規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進展，制定了大量的法規。

　　但應看到，葉利欽時期形成的市場經濟框架，是極其不成熟的。由於俄羅斯市場是在蘇聯經濟的行政命令體制崩潰過程中產生的，產生於強大的國家體制削弱與瓦解過程中，這樣，國家調節市場的能力很差，加上在市場形成過程中，充滿著政治鬥爭，這使得市場經濟運行中出現無序、混亂、經濟犯罪和影子經濟。

　　葉利欽時期的經濟體制轉型，並沒有使俄羅斯擺脫經濟困境，而是給人民生活帶來了很大困難，為此，葉利欽在辭職講話中，「懇請大家原諒」。他說：「我苦思該採取何種舉措來確保國人生活得安逸，哪怕是改善一些。在總統任期內，我再沒有比這更重要的施政目標了。」

　　從1992-1999年的8年中，俄羅斯經濟除了1997年和1999年分別增長0.9％和5.4%外，其他6年都是負增長，1992年GDP下降14.5％，1993年——8.7％，1994年——12.7％，1995年——4.1％，1998年——4.6％。經濟轉軌以來，俄羅斯GDP累計下降40％。

　　很明顯，俄羅斯經濟轉型，從制度建設來看，取得了一定進展，但從經濟發展來看，改革是不成功的。

　　四、普京執政時期通過實行修補與整治等政策，使混亂無序的市場轉向有序

　　2000年5月普京任總統。為了解決在葉利欽時期存在的一系列嚴重的社會經濟問題，普京在建立強有力的國家，整頓權力機構的秩序的同時，繼續實行市場經濟政策。他強調的戰略是，通過政治上建立強有力的國家政權體系與加強中央權力，保證俄羅斯實現市場經濟的改革。1999年11月，普京就曾明確地說：「我相信，只有市場經濟能讓我們實現目標。政府必須把市場經濟改革一直進行下去，直至市場經濟能夠全面運作時為止。」（轉引自《開放導報》2002年第7期。）2000年1月18日，普京在新一屆杜馬的講話也表示了俄羅斯將廣泛實施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他敦促國家杜馬批准久拖未決的土地私有化。同時，普京強調，這種市場經濟不是像葉利欽時期那樣的野蠻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而是文明的、建立在法律與平等競爭基礎上的市場經濟，這也是一種符合市場經濟一般原則要求的「自由經濟」。普京認為，在保持強有力的中央政治控制下推行「自由經濟」，對推動市場經濟的改革與經濟發展可取得最佳效果。

　　他在2000年的總統國情咨文中說：「我們極為重要的任務是學會利用國家工具保證各種自由：個人自由、經營自由、發展公民社會機構的自由。」「我們的戰略方針是：減少行政干預，增加經營自由——生產、買賣和投資的自由。」（《普京文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81、86頁。）2000年7月在對《消息報》記者談話時又強調：「應該保護經濟自由」。（《普京文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頁。）2001年7月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講：「我們明白俄羅斯努力的方向是什麼，即追求經濟的自由化，杜絕國家對經濟的沒有根據的干預。我要說明一點：只是杜絕沒有根據的干預，不是完全取消國家的調節職能。」他還接著說：在經濟領域，始終不渝地反對經濟官僚化，而主張經濟自由化。（《普京文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373、382頁。）在2001年10月的一次講話中指出：「我們主張經濟制度的自由化。」（《普京文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446頁。）

　　普京為了實現其「自由經濟」的改革方針，針對葉利欽時期存在的問題，特彆強調以下幾點：

　　第一，加強國家對經濟的調控。這一點，普京在其《千年之交的俄羅斯》一文中指出：「俄羅斯必須在經濟和社會領域建立完整的國家調控體系。這並不是說要重新實行指令性計劃和管理體系，讓無所不包的國家從上至下為每個企業制定出工作細則，而是讓俄羅斯國家成為國家經濟和社會力量的有效協調員，使它們的利益保持平衡，確立社會發展最佳目標和合理參數，為達到這一目的創造條件和建立各種機制。」他還強調，「在確定國家調控體系的規模和機制時，我們應遵循這一個原則，『需要國家調控的地方，就要有國家調控；需要自由的地方，就要有自由』」。（《普京文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頁。）

　　第二，在經濟轉型的方法上，今後「只能採用漸進的、逐步的和審慎的方法實施」，切忌1990年代機械搬用西方經驗的錯誤做法，強調俄羅斯必須尋覓符合本國國情的改革之路。

　　第三，重視社會政策。普京強調：「對俄羅斯來說，任何會造成人民生活條件惡化的改革與措施基本上己無立足之地。」因為，俄羅斯國內出現了十分普遍的貧困現象。1998年初世界人均年收入大約為5000美元，而俄羅斯只有2200美元，1998年金融危機之後，這一指標更低了。普京還指出：俄羅斯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是個尖銳的社會問題，政府應制定新的收入政策，新政策的目的是在增加居民實際收入的基礎上確保居民的富裕程度穩步提高。這幾年來，普京十分重視職工工資與退休人員養老金的提高。

　　第四，反對重新國有化。

　　第五，要有經濟發展戰略。過去沒有切實可行的長期的經濟發展戰略，對此，普京強調，為了使俄羅斯有信心走出危機，走向振興之路，增強國內凝聚力，需要制定經濟發展戰略。

　　普京執政8年，俄羅斯各領域中的消極因素日益得到抑制，政治秩序混亂、無序狀態有了根本性的好轉，加上多年來經濟發展保持了良好的態勢，人民生活水平有較大改善，8年間俄羅斯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了70％，年均增長率為6.9％，居民實際收入增加了1倍。

　　在總結普京執政期間經濟轉型特點時，筆者不贊成簡單地歸結為「可控的市場」。我想，如果說得簡單一點，「可控的市場」（有人指這是普京構建了可調控的市場經濟模式），它亦是針對失去國家調控的無序的與混亂的市場經濟而言的。可調控的市場經濟這個概念，在上個世紀90年代末蘇聯圍繞如何向市場經濟過渡時早就爭論過，當時就有人不贊成用這個概念，因為任何市場經濟都是可以也應該得到調控的。筆者認為，「可控的市場」是普京根據俄羅斯的具體情況所推行的在特殊歷史時期的一種特殊政策。所以，把「可控的市場」視為一種經濟體制模式，或視為俄羅斯社會的發展道路，筆者認為，這一提法是不妥的。

　　俄羅斯政府國民經濟科學院前院長、戈爾巴喬夫原經濟顧問，組成「調解委員會」，根據戈爾巴喬夫指示，就中央與各加盟國之間的經濟關係、穩定經濟的措施、轉向市場價格、改變所有制問題提出方案。

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戈爾巴喬夫

　　最後一任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1990年9月，根據各種方案提出了《穩定經濟和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基本方針》。

　　五、梅普組合與普梅組合時期俄羅斯轉型的主要任務是實現國家現代化

　　2008年5月7日梅德韋傑夫任總統，8日普京被俄國家杜馬批准為政府總理。這樣，「梅普政權」正式形成。

　　普京在其離任前的2008年2月8日在俄羅斯國務委員會擴大會議上作了題為《關於俄羅斯到2020年的發展戰略》的講話（以下簡稱《發展戰略》）。可以說，這為俄羅斯今後12年經濟社會的發展規定了大的框架。

　　從推行經濟發展與改革層面來講，《發展戰略》朝著經濟更加自由化的方向發展。不論西方還是俄羅斯國內，普遍認為，2008年2月8日有關《發展戰略》的講話，「是普京近年來自由主義色彩最濃的一次講演，其社會領域的主張更加溫和。」他的戰略「重點是發展有競爭的市場經濟、強大的國家和負責任的社會政策」。（參見俄羅斯政治評論網2月11日刊登的政治藝術中心分析部主任塔季揚娜·斯坦諾瓦婭題為《集體普京的「集體計劃」》一文。）

　　應該說，梅普兩人的發展戰略目標是一致的，都要實行富民強國戰略，加速經濟發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強化市場化改革方向。梅德韋傑夫一再強調，將沿著普京的路線走下去，要繼續執行普京執政時期的政策。

　　2009年11月，梅德韋傑夫提出的總統國情咨文報告，正式提出俄羅斯將以實現現代化作為國家未來十年的任務與目標。他提出的現代化是「需要全方位的現代化」的概念。梅德韋傑夫說：「我們將建立智慧型經濟以替代原始的原料經濟，這種經濟將製造獨一無二的知識、新的產品和技術，以及有用的人才。我們將創造一個有智慧的、自由的和負責的人們組成的社會，以取代領袖思考決定一切的宗法式社會。」

　　2009年9月10日，梅德韋傑夫在俄羅斯報紙網發表長篇文章，概述了他對俄羅斯未來十年的看法。他在文章中說：「效率低下的經濟、半蘇聯式的社會領域、脆弱的民主、人口負增長的趨勢以及動蕩的高加索，這些即使對俄羅斯這樣的大國來說都是非常嚴重的問題。」普遍認為，梅德韋傑夫的文章，對俄羅斯的現狀做出了精確地「診斷」，並明確了未來的發展方向。

　　實現國家全面現代化，這是「梅普」時期提出的一項重大戰略性目標。

　　任何一個轉型國家最終的目標都是要實行國家現代化。筆者認為，這些國家必須在轉型的過程中解決七個問題：第一，從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第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第三是改變經濟發展模式；第四，調整不合理的經濟結構；第五，適應政治民主化，進入法治國家；第六，轉變文化、觀念和意識形態；第七，處理好與發達國家的關係，成為開放型國家。全面現代化包括經濟、政治、社會等領域的內容。政治現代化主要是要使俄羅斯公民感到自己生活在民主國家並享有充分的自由。經濟現代化主要問題是要解決俄羅斯經濟由資源型向創新型轉變。

　　梅德韋傑夫在《前進，俄羅斯！》（編註：發表於2009年9月）一文中說：「除了少數例外，我們的民族企業沒有創新，不能為人們提供必需的物質產品和技術。他們進行買賣的，不是自己生產的，而是天然原料或者進口商品。俄羅斯生產的產品，目前大部分都屬於競爭力非常低的產品。」「俄羅斯依靠石油天然氣是不可能佔據領先地位的。」「再過數十年，俄羅斯應該成為一個富強的國家，她的富強靠的不是原料，而是智力資源，靠的是用獨特的知識創造的『聰明的』經濟，靠的是最新技術和創新產品的出口。」為此，梅德韋傑夫提出，今後一個時期要在高效節能技術、核子技術、航天技術、醫學技術與戰略信息技術五個戰略方向展開工作，並在莫斯科近郊科爾科沃建立類似「美國矽谷」那樣的高科技園區，被稱為俄版「矽谷」。

　　在2012年3月競選總統過程中，反普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國家現代化沒有取得重要進展，長期來俄羅斯經濟發展過多地依賴於世界市場上能源價格的上漲。2009年，石油價格大幅度下跌，一下子使俄GDP下降7.9%。所以，普京勝選後形成的普梅組合，今後在經濟方面的一項重要任務是繼續推行現代化。普京在1月16日《消息報》發表的題為《俄羅斯正在養精蓄銳，以應對我們必須應對的挑戰》一文中指出：「現在原料型經濟的潛力即將枯竭，最重要的是，它缺乏戰略前景。」他在4月11日的政府報告中說，他在新的總統任期要比任總理期內更加強經濟，推動經濟現代化。實現上述轉變的必要性十分明顯，但將是一個緩慢的過程。俄羅斯現代發展研究所所長伊戈爾·尤爾根斯指出：俄羅斯「現代化、摒棄原料經濟向創新型經濟發展的過程過於緩慢」。（《俄羅斯報》，2010年4月14日。）之所以緩慢，是由多種原因造成的：

　　第一，俄羅斯企業缺乏創新的積極性。目前只有10%的企業有創新積極性，只有5%的企業屬於創新型企業，只有5%的產品屬於創新型產品。

　　第二，與上述因素相關，俄羅斯在實行由資源型向創新型轉變時，面臨著難以解決的矛盾：一方面反覆強調要從出口原料為主導的發展經濟模式過渡到創新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另一方面，發展能源等原材料部門對俄羅斯有著極大的誘惑力與現實需要。要知道，在俄羅斯國家預算中幾乎90%依賴能源等原材料產品，燃料能源系統產值佔全國GDP的30%以上，占上繳稅收的50%與外匯收入的65%。而俄羅斯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在全世界同類產品出口總額中佔0.2%都不到。據俄高等經濟學院盧列耶夫提供的材料：礦產原料出口佔俄出口總額從1995年的42.5％上升到2011年的72.2％，而機械與設備出口份額相應從10.2％下降到4.6％。機器、設備與車輛進口相應從33.6％上升到48.56％。

　　第三，設備陳舊，經濟粗放型發展，競爭力差，這些是老問題又是需要較長時間才能解決的問題。在向創新型經濟轉變的條件下，俄羅斯更感到這些問題的迫切性。研究俄羅斯經濟現代化進程時，不充分考慮設備老化問題就不可能得出正確結論。

　　第四，投資不足。為了優化經濟結構，就需要大量增加在國際市場上有競爭能力的經濟部門和高新技術部門的投資。普京在這次競選過程中，提出以下四個途徑增加資金來源：吸引民間私人投資；通過提高國內市場容量吸引投資；改善投資環境；吸引外資。普京在競選期間，提出引進外資要佔俄GDP的25％宏大計劃也不易實現。俄學者葉夫根尼·別利亞科夫2012年3月15日在《共青團真理報》發表的文章中說：「2011年，中國引進外資逾千億美元，作為對比，同期有850億美元從俄羅斯流出。」文章接著說，出現這種情況，因為「放眼望去，俄羅斯到處是腐敗和行政壁壘」。

　　創新型經濟發展緩慢，經濟發展擺脫不了能源等原材料部門，這必然使俄羅斯經濟難以在短期內實現現代化與保證穩定和可持續發展。

　　普京為實現經濟現代化將在政策方面進行調整：

　　第一，減少或弱化國家對企業的不必要干預。要做的事是：減少國企比重，繼續推行私有化政策。普京時期推行了把原私有化了的企業（特別是像能源部門等有關國計民生的企業）收歸國有，又形成了國家對經濟的壟斷，2009年梅德韋傑夫在總統國情咨文中指出，目前政府控制著40%的經濟。而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低下，大企業領導人又都是由政府委派的，容易形成官商一體的壟斷組織，也是滋生腐敗的重要土壤。普京指出，俄羅斯政府將在2016年以前，減少所持一些原材料企業的股份，退出非壟斷性大企業及國防工業以外的大型企業，並將加速新一輪國有企業的私有化進程，準備出售石油公司、外貿銀行與航空公司等13家大型國有企業的全部國有股份。關於這一問題，普京在2008年2月8日之前，曾兩次談及俄羅斯不打算建立國家資本主義，並說：國家集團公司不應包攬一切，更不會限制實業界的利益或壓縮私營企業。

　　第二，大幅度降低稅負，以刺激投資，增加國內需求。普京在《發展戰略》的講話中提出：「必須積極地運用稅收機制來刺激發展人的資源的投資。為了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最大程度地減免公司和居民的稅收」。（《普京文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679頁。）與此同時，要創造條件發展中小型私營企業。普京指出，現在，在俄羅斯要做中小企業太難了。但要解決就業和發展經濟，也取決於從事小企業的條件有多便利。（《普京文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682頁。）

　　第三，擴大地方財稅方面的自主權，調動地方的積極性。辦法是提高地方稅的留存比例，現地方財政收入的70％要上繳聯邦預算。另外，各聯邦主體在聯邦預算支持下建立地方發展基金，用於發展供水、垃圾處理、修路、建幼兒園、修體育場等市政建設。

　　第四，儘管普京執政期間居民收入大大提高，生活有大的改善，但由於存在經濟壟斷、分配不公、腐敗嚴重等問題，仍導致貧富差距在不斷擴大，相當一部分人仍生活在貧困狀態，社會支出不足。這一問題如不解決，難以實現社會公正、公平，同樣會嚴重影響今後普京執政的社會基礎能否牢固。

　　第五，積極改善投資環境，更吸引外資，同時防止資金外流。普京提出，俄羅斯要實現投資規模性增長，將投資從目前佔GDP的20％提高到25％，在20年內，創造不少於2500萬個工作崗位。普京認為首先要為高學歷民眾提供就業機會，以便增加中產階級數量。據估計，目前中產階級佔俄居民總數的20％～30％。普京計劃通過提高醫生、教師、工程師與技工的工資及增加這一群體的人數來擴大中產階級，使其人數超過總人口數的一半，這是社會穩定和發展經濟的一個重要因素。

　　至於俄羅斯經濟發展前景，從普京在2011年9月在統俄黨代表大會上的講演來看，他不滿意目前4％左右的增速，他要求今後幾年經濟的年均增速能達到6％～7％。他在4月11日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又強調，加強經濟發展的「重點是提升經濟增長速度」。

　　俄羅斯2020年要達到的基本社會經濟目標是：經濟將進入世界五強，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GDP從目前的13700美元增加到3萬美元，增長1.2倍。三口之家的住房面積不少於100平方米。到2020年前中產階級在總的居民結構中最低限度不少於60%，也許不能少於70%（而全世界從目前的30%上升到2020年的52%）。在12年內，俄羅斯經濟主要部門的勞動生產率至少要提高3倍。人均壽命在2020年前提高到75歲，死亡率減少1/3。家庭收入差距要從現在不可接受的15：1的大幅度懸殊降到更為合適的程度，等等。上述目標將分三個階段實現：2008-2012年為跨越準備階段；2013-2017年為跨越階段；2018-2020年為鞏固與擴大階段。

　　而普京未來的政治生命，俄羅斯《專家》周刊3月12日的一期文章中說，主要取決於經濟能否高速增長，不論是實現國家現代化，兌現提高人民物質生活水平，還是強軍，都離不開經濟的發展。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