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純真年代》交給丹尼爾·戴-劉易斯，把女性自由的精神送給奧斯卡·王爾德

在開始正文之前，先簡單提一下幾位對本文主人公伊迪絲·華頓（Edith Wharton，美國女作家，代表作《純真年代》等）有重要影響的大 V 們：

維儂·李（Vernon Lee），原名Violet Paget，以其超自然題材小說以及美學評論文章流傳於世；

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美國作家，代表作《螺絲在擰緊》等；

沃爾特·惠特曼（Walt Whitman），美國詩人；

尼采（Nietzsche），德國哲學家；

約翰·阿丁頓·西蒙茲（John Addington Symonds），英國詩人、文學評論家；

以及最重要的一位，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愛爾蘭作家、詩人、劇作家，英國唯美主義藝術運動的倡導者。

那麼，你是否清楚，伊迪絲·華頓是何方神聖？

伊迪絲·華頓

伊迪絲·華頓出生於紐約名門望族。1880 年開始發表小說，1889 年第一部短篇小說集問世，獲得了意外的成功。1905 年長篇小說《快樂之家》出版，使她成了 20 世紀前二十年最受歡迎的美國作家。1920 年出版的《純真年代》為她獲得了普利策獎。她一共寫了十九部中長篇小說，出版過十一本短篇小說集，還有大量的非小說作品。

所以，即使你對她的名字可能略有陌生，但對大腕雲集的同名改編電影《純真年代》（The Age of Innocence）應該還是多少有點印象。如果沒有，不妨補看一下那部經典愛情電影。

《純真年代》（1993 年版）

導演: 馬丁·斯科塞斯

主演: 丹尼爾·戴-劉易斯 / 米歇爾·菲佛 / 薇諾娜·瑞德

伊迪絲·華頓 1862 年出身於紐約上流社會家庭，23 歲時結婚，丈夫比她年長 12 歲。因為缺少精神上的共通之處，她的婚姻很難稱得上幸福，這也直接導致了後來兩人的離婚。之後伊迪斯移居法國。

因為喜歡旅行，伊迪絲·華頓於二十世紀初期在義大利遇到了作家維儂·李，之後逐漸進入亨利·詹姆斯及其周圍的男同性戀作家圈子，並建立起親密的友誼。在他們的影響下，伊迪絲開始閱讀約翰·阿丁頓·西蒙茲、沃爾特·惠特曼和尼採的作品。同時，還與美國記者莫頓·富勒頓（Morton Fullerton）之間展開了一段戀情。

在上述幾個圈子的影響下，作為寫作愛好者的伊迪絲·華頓，漸漸把自己的創作角度和題材，從美國小說中關於「性」的傳統論調——在當時，不管男性還是女性作家，這一時期的小說通常是帶著濃厚的道德主義——中掙脫出來，轉向英國和歐洲正在興起的唯美主義和性解放題材。

提到唯美主義以及那個時代的性解放，

「王爾德」是個繞不開的名字。

於是，我們在伊迪絲·華頓的作品中看到了她對奧斯卡·王爾德的效仿，以及她在寫作技中體現出來的，對異性戀女性「接過唯美主義和性解放事業的旗幟後」會發生什麼變化的探討和試驗。

從 1905 年開始直到寫作生涯終止，雖然作品不少，但伊迪絲·華頓對王爾德的模仿不算太成功。在小說《果樹》（ The Fruit of the Tree，1907 年）中曾嘗試了王爾德式的悖論技法。小說中的主人公之一Ansell 夫人有句話說：「大多數離婚女性再次結婚，是為了獲得尊重」，而其中的父親角色 Langhope 先生給出了一種「王爾德式回應」：「是的——那是對她們的懲罰。」

華頓的短篇小說《另外兩個》（The Other Two，1904 年）講述的是一位女士與她的兩任前夫加現任丈夫的故事。它展示了一個後王爾德式的世界：父權掌控著性和經濟，而女性正在從這種掌控下嘗試逃離。小說中的女主角 Alice Waythorn 其實是這個家庭中性和經濟權力的實際掌控者，三個男人一定程度上都服從她的安排。

這是王爾德在自己作品中常暗示的「性的無政府主義」的體現，因此被當時社會上對正興起的女性主義持批評態度的那些人所畏懼，更是那些王爾德的反對者所擔憂的。

在華頓構建的小說世界，以往占統治地位的社會定律正在分崩離析。

在《道連·葛雷的畫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1890 年）中，亨利·沃頓勛爵說過個人主義和追求享樂是最重要的事情，他認為「享樂是天性測驗我們的試金石，是天性認可的表徵。我們快樂的時候總是好的。但我們好的時候並不總是快樂的。」這番話得到了畫家霍爾渥德的如下回應：「可是，亨利，人活著如果僅僅為了自己，不是要付出可怕的代價嗎？」（引自上海譯文出版社榮如德譯本）

類似關於個人主義以及其可能造成的代價的爭論，伊迪絲·華頓在另一個短篇小說中作了直白的探討。《估算》（TheReckoning，1902 年）在女性性自主這個問題上與王爾德形成了一種互動——或者說繼承。

伊迪絲·華頓被王爾德的性超驗主義（原文為：sexual transcendentalism）所吸引，但又對這種主張可能造成的影響力感到畏懼。在華頓的作品中，人們似乎可以聽到她懇求王爾德能進一步將性超驗主義理論化，從而為某些女性發聲——那些為了追求自己的生活理想，冒著懷孕的風險，可能會接受危險的非法墮胎，甚至染上各種性病的女性。《估算》的主人公 Julia Westall，是一名「新女性」，她信奉王爾德的性解放觀念，希望擁有一個自由的未來；但故事最後，同樣前衛的丈夫為了一個更年輕的女孩拋棄了她，Julia成了社會邊緣人，只能孤獨終老。

讓我們暫時回到十九世紀中期，看下於斯曼（Joris-Karl Huysmans）的小說《逆流》（à Rebours，1884），可以說，它對《估算》中的性別主張進行了一番全面解讀。

於斯曼的虛無主義小說意在探索為了一己私慾，不顧他人價值觀，對自己的感官刺激進行一種極為頹廢的追求，而得到的極端答案呢：主人公陷入孤獨、混亂的境地，感官刺激最終變成倦怠。

讓我們嘗試將《逆流》探討的主題放到男女關係中：假設男性在愛情中選擇退出，並且毫無收斂地對女性和家庭表現出敵意時，於斯曼所寫的那種極端的自私、混亂、不擇手段、不顧後果，有極大的可能就會出現在那個退出的男性身上。

與之相比，伊迪絲·華頓在《估算》中提出了一個女異性戀必將面臨的問題：如果你對自我追尋說「是」，那麼這種追尋的安全線在哪裡（如果有的話）？華頓想要知道：如果我們（女性）為男性打開了「自由」之門，擺脫了性別造成的雙重標準，甩掉了家庭負擔等，那是否會迎來一個自戀和孤獨的反烏托邦時代？

王爾德把性關係描述為一種智力的呈現和擴展形式。事實上，男性性超然主義者的魅力及其持久的影響力，源於對自我的超強自信，這是通過性覺醒實現的。

但是對伊迪絲·華頓這位異性戀女作家來說，文學中的虛擬世界和現實世界之間並沒有什麼區別，當女性對男性說話時，她發話者的地位和作為男性愛人的身份是相悖的。小說《夏季》（Summer，1917 年）中，女主 Charity 一次又一次地試圖和愛人 Lucius 溝通，想告訴他一些重要的信息，但他聽不見她的聲音——在Lucius 眼中，她渺小到根本不可見。在 Lucius 眼裡，他對 Charity 只有性慾。

在小說《夏季》以及華頓的私人信件中，和男性情人的對話、以及關於性的溝通，不幸地都只是一種互相傷害。

《夏季》中，Charity 年方 17，華頓把她塑造成一個堅持女性應該享有性快樂權利的人，她保護自己免受性騷然和亂倫的威脅。華頓創作的 Charity 幾乎可以被稱為是女性性權利的捍衛者。

有沒有和我一樣想到了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

然而一定程度上，《夏季》也是一個女性受害者的故事。故事從 Charity 的養父 Royall 律師開始說起：養父喝多了酒，試圖強行進入 Charity 的房間。Charity 面對亂倫或性侵表現得無畏，更重要的是，毫無自我愧疚。而當代年輕女性在類似情況下卻往往逆來順受、沉默不語。弗吉尼亞·伍爾夫在信中就有提到同母異父的兄弟曾對她性騷擾。你很難再例舉出哪部同時代的小說裡面，會有關於女性對性騷擾做出抵抗的描述。

不過在我看來，雖然 Charity 因為對性的自我主張付出了巨大代價，但這並不是一本關於受害者的小說，而是一本關於抵抗的小說。華頓不僅把 Charity 描繪成一個「用反抗和自衛」來進行性報復的女性，讀者還可以透過她的視角，理解女性慾望和藝術感知之間的聯繫。

將時間倒推到《夏季》完成的 20 多年前，在《無足輕重的女人》（A Woman of No Importance，王爾德的戲劇作品，1893 年上演）中，我們可以聽到王爾德說出了這樣的觀點：所謂「可敬的人」如果是指那些不公正、殘酷或者愚蠢的人，那實際上他們比單純的性侵犯更可恥，更骯髒。

在《夏季》中能看到華頓對此的呼應。華頓認為，正如王爾德在其 1893 年的劇本中所寫的那樣，所謂「正當的女性選擇」——強迫貞節，強迫婚姻奴役，或者僅僅是泛泛的虛偽——在道德上相較於以賣淫為生、但內心純潔的女性來說，其實更加骯髒。

一個男同性戀劇作家的筆在 1892 年就可以這樣激進，一位女作家在 1917 年也做到了。

Charity 的愛人 Lucius 最終離開了她。Charity 面對的現實是：自己變成了一個被中產階級男人誘惑，懷孕並拋棄的可憐女孩。但是她沒有為自己對性自由所做的追求後悔，哪怕考慮過賣淫來撫養孩子。她試圖逃回母親身邊，但母親也「病入膏肓」，因為彷彿Charity 的母親——而不是Charity 自己——是那個被折磨得精疲力竭的女人。至此，Charity 的人生出路其實已經完全被斷絕。

在華頓寫作的時代，如果文學作品中有一個女性敢於走出規定的性角色，那其實她就別無選擇了。危機之後，Royall 律師，那個施虐者（同時也身兼「父親 / 情人」身份的人）來找她，Charity 屈服了。她嫁給了他，在「不真實」的氛圍中完成了一紙婚姻的契約。

小說結局似乎不合情理：華頓讓 Charity 承認 Royall 律師終究還是個好人。就好像華頓無法給這樣一個勇敢、獨立的女主人公安排一個應許的結局。華頓放棄了，正如她的女主人公一樣。不過，在《夏季》最後的三四頁，當女性因為性主張而不可避免地遭到懲罰，華頓還是為女性性權利安排了一場激昂的論戰，並在小說中取得了紙面上的勝利。

「這就是一個男人的一生啊！他在每一個最重要的時刻總是那麼軟弱，空有滿腹的脈脈深情。在這蒼茫的世界上，這樣的男性實在是太多了，他們看上去擁有很多，實際上連自己也不擁有，渾身掛滿了種種未實現。」（摘自上海譯文版《純真年代》前言，文：梁永安）

在這裡插一句：如果沒有對王爾德精神的傳承，不知道伊迪絲·華頓是否還能在《純真年代》的最後，對男主角紐蘭作出那麼犀利的人性剖析。

伊迪絲·華頓（左，1890 年）和奧斯卡·王爾德（右，1882 年）

當伊迪絲·華頓創作出這些激進的作品時，王爾德已經去世了十多年了，而且沒有——其實也不可能——刻意或者公然地想要培養女性性革命繼承者。但是，華頓卻接過了這些激進分子的旗幟——我們現在還是會稱同性戀者為激進分子——運用他們的挑釁、挑戰和修辭策略，留給了後世一條出路，或許在藝術家意識覺醒的前提下，女性可以實現性解放。

（完）

本文編譯自：the-tls.co.uk

原文作者：Naomi Wolf